“欧洲的人文学者发现中国的瓷器不仅质地精良，图案精美，而且这些图案反映的内容几乎都是民生而非宗教。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一种震撼。
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种世俗文化，政教分离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的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了人间世界。
这就是现代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要义。”
本文作者：张维
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一定听说过一个说法，叫做西方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主义。过去两三百年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崛起。特点是什么呢？一切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西方文明是优越的，西方文明是理性与民主。那么与之相对立是东方文明，东方文明是愚昧，是专制。我们国内学界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少人也是“言必称希腊”。在他们眼里，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不一样，中国一定是错的，西方一定是对的。中国要做的无非就是不断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接轨，甚至最后被西方社会所承认所接纳，这很关键对他们来说。我们叫做甚至不惜拆掉故宫，建一个白宫。好在中国今天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们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地、更加客观地、也更加实事求是地来看待这一切，来审视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指出它的问题所在，它的不实之处。我觉得，这是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过程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要从精神层面强健起来，所以我们要解构西方中心论。五年前我曾在荷兰，做过一个讲座，谈中国模式。互动的时候，有一位欧洲学者就问我，他说中国正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但是他说中国好像不愿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词，英文叫做modernity，在西方话语中它是神圣的，它一般指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这种理性思维，以及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我也讲过多次这样的观点，今天的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现代性。我当时对这位欧洲学者的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如果你要真的要了解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你要了解它是怎么形成的。我刚才讲了一个情况，我说我们今天这个会是在海牙，我说就离我们这会场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地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一个是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斯宾诺莎是荷兰17世纪的叫理性主义哲学家。另一个是荷兰的叫Delft瓷器博物馆。我说在斯宾诺莎的故居，你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是多么的渴望，他通过研究之后发现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欧洲当时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他能够讲这个话是很了不起的，是革命性的。在当时的欧洲，他说中国是一个遵循自然法的国家，就是中国人是相信自然规律的。他说这种国家的治理，是更符合人性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斯宾诺莎遭到了宗教迫害，他被基督教会除名，但是德国另外一位哲学家也是中国粉丝，叫莱布尼茨，他很有勇气，他专门到海牙，和斯宾诺莎悄悄地见了一面。他们共同的发现，就中国是个很独特的国家，它不像欧洲，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是世俗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采用了世俗的，贴近自然的，而非神权的方法进行治理，结果是成功的。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宗教哲学论文《万物的终结》提到，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受到过中国老子的影响。（图为斯宾诺莎）那么为什么要去Delft瓷器博物馆？因为它是荷兰的瓷都，就像我们江西景德镇一样，当然我们比它历史要长很多早很多。那么荷兰在17世纪的时候，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其最发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和中国进行大量的贸易，它把中国大量的瓷器运到欧洲销往欧洲各国，所以赚的盆满钵满。当时中国瓷器，有点像几年前的iPad iPhone。中国的瓷器贸易当时在17世纪是荷兰主导的，所以荷兰因此发了大财。那么中国瓷器给当时的欧洲带来的冲击，不仅仅是瓷器本身的品质质地精良，欧洲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他们花了上百年时间模仿，你要去他博物馆看，就做不像，一直到很晚，大概到19世纪，荷兰才终于掌握了制作瓷器的工艺，开始有自己的青花瓷。但是同时欧洲的人文学者还从中国瓷器中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发现中国的瓷器不仅质地精良，图案精美，而且这些图案反映的内容，和欧洲的艺术也不一样，欧洲艺术到当时17世纪，反映的主题主要还是宗教和上帝，而中国的瓷器上的图案反映的几乎都是民生，都是老百姓的生活、农夫耕作、老人垂钓、儿童嬉戏、多子多福，还有就是山水风光的大自然。用今天的话说就中国艺术的题材早就是非宗教的 ，接地气的人间的生活。所以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一种震撼，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种世俗文化，政教分离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的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了人间世界。这就是现代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要义。我对这位欧洲学者说，我说如果你要了解启蒙运动开始的，所谓现代性，一定要了解这种现代性的一个最重要的起点之一就是中国。我们现在可能都听到过一个概念叫做西学东渐，就是西方的各种各样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东方，传到中国，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实历史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学西渐”，就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影响了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有一位很优秀的历史学家，叫朱谦之，他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著书立说，他说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这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欧洲国家中和中国接触最多的是意大利，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物质商品和文化思想传到了意大利。他认为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许多重要的发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到了欧洲，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外大家也知道威尼斯的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回到欧洲之后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一时洛阳纸贵。欧洲人通过这本游记了解到了原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如此富庶的大国，商人发现了财富，哲学家发现了思想。我们现在讲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多数人说是林则徐，也有人说是魏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魏源的《海国图志》对当时的中国，对当时的日本，都产生了一种震撼。特别是日本的崛起，应该说这本书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一下子让很多亚洲的知识界人士，发觉欧洲已经明显地领先亚洲了。作为比较，我们也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在欧洲出版的时候给欧洲人带来的震撼，可能会大于当时《海国图志》给亚洲人带来的震撼。所以《马可·波罗游记》，一下子翻译出了无数的版本，欧洲人突然意识到，原来在东方还有这么发达的，这么了不起的文明和国家，所以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探险冒险，想到中国来想追求财富，也有些人想追求思想。17、18世纪的时候，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大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充满了敬意。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和传播，确实是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对欧洲方方面面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大家一定知道，法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是伏尔泰，他是中国中华文明的铁粉，他说过很多赞美中国文化的话。他曾经这样写道：“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我们一些学者说，伏尔泰可能对当时中国真实情况不了解，所以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向往。其实我们只要还原历史，我们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还原到伏尔泰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和那个时代的中国，进行客观的比较。这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欧洲整个17世纪，乃至18世纪上半叶一直在打仗。有学者做过统计，整个17世纪，欧洲大约只有三年，一百年中只有三年没有大的战争，前50年1年没有战争，后50年2年没有战争，德意志民族经历了30年的宗教战争，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死亡人数不计其数。一般认为至少1/4的人口，因为战争而消亡，那么当时中国是什么情况？是康乾盛世。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100多年，不管当时中国存在多少问题，但中国是规模最大的统一的国家，总体和平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欧洲则天天在打仗，所以伏尔泰把他的目光，投到远方的中国，我想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另外当时欧洲多数国家，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战乱不断的原因就是宗教之间或者同一宗教下不同教派之间无休止地打仗，而中国早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当时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歌德也赞美中国的东方，中国和东方。他说在那可爱的东方，我感到月的光辉，树枝飘动的湖面上的幽光，在夏日中带来沁人肺腑的清凉。所以中国古代月光这种意境就这样传到了欧洲。伏尔泰当时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可以看作是对歌德这个诗句的注解，他说欧洲的君主和商人在东方发现的仅仅是财富，而我们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一个新的物质的世界。可以说整个16到18世纪，我们看到的是“中学西渐”，也就是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随着中国的物质文明不断地涌入欧洲，影响了欧洲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刚才提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他就非常渴望得到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和知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说我准备自己的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就所有关于中国的信息都汇总到我这儿。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有着自然神论的哲学。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的创立，他说是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莱布尼茨还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是占有明显的优势，但他也觉得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还是领先的，所以他觉得可以双方优势互补，组成一种世界文化。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提到：“中国人以观察见长，而我们以思考领先，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这句话也被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在布鲁塞尔出席中欧工商峰会时所引用。政治上我们看到启蒙运动提倡的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偶像，往往就是孔子。中国有位学者叫楼宇烈他是这样概括，他说从某种角度来讲，现在西方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而发展起来的。它促使西方社会，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以神为本，神本主义，转向以人为本，人本主义。那么在伏尔泰眼里，理性使中国摆脱了战乱。与频繁战乱的欧洲相比，中国当时的社会的安定，确实是令人羡慕，令人崇拜。所以他认为中国是由哲人，哲学家的哲，哲人统治的。哲人统治大家知道，实际上是，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他觉得理想的国家应该哲人来统治。中国学者朱谦之经过考证也认为，从16到17世纪，欧洲来华的来中国的许多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宋儒理学传入了欧洲，影响了一大批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理性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一统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他们把中国的理性，把中国的大一统看作是中国和平强大的根本原因。现在大家普遍把亚当斯密当做是经济学之父，而经济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是，就是亚当斯密的背后还有一位很伟大的法国的经济学家叫魁奈，他被当时的欧洲学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那么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叫自由放任，这个概念是法文来的，现在也是用法文，法文叫Laissez-faire，一般认为这个是魁奈用法文对老子的“无为”这个概念的翻译。此外，魁奈还专门谈到了中国的皇帝，如何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要到社稷坛主持亲耕大典，以示重视农业和民生。所以后来法国的国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也亲自效仿，奥地利的约瑟夫国王也亲自效仿参加，表示亲近农业的耕作仪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有一本名著叫《旧制度与大革命》。他里面也提到，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国，他有这么一个描述，他说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那么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的举行亲耕礼，一切官职均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这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叹为观止，心往神驰，这是当时托克维尔的描述。当然，现在我们回头看18世纪欧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数对中国持比较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们把中国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他们的观点随着欧洲经济地位的上升，随着中国和亚洲经济地位的下降，逐步变成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影响至今 。但我们今天回头看一看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中国的批评，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个话语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正好是欧洲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正好是种族主义理论，在欧洲兴起的过程。种族主义理论就认为欧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种都不如欧洲人优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种族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而黑格尔他是哲学家，他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出发，故意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对立面，中国是停滞不前的，没有历史，是东方专制主义，是历史停滞的国家，以反衬西方的所谓自由、文明和进步。这种虚构出来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也影响了不少中国人，一直到今天。对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观点，很多人都提出过质疑。比如严复，早在1906年就写过文章，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上是反自由的，同时带有以进步和历史规律的名义，对落后民族进行征服的理由。我国另外一位思想家章太炎也对黑格尔提出批评，指出中国的庄子哲学才真正的具有自由精神。这些观点与后来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哲学家杜威反思德国古典哲学，与第二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哲学家罗素反思德国古典哲学，也是大致一致的。中国还有位学者叫刘梦溪，有一本专著，专门考证中国历史上的“狂”，疯狂的狂，狂飙的狂，他说这个狂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由，而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是源远流长的。他说中国很早就有武侠文化，这是一种超然的自由。我们还有自由文人的传统，“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们还有绘画中的大写意，书法中的狂草，我们道家崇尚自然，佛家崇尚顿悟，这些都是真正的崇尚自由的表现。这些是真正的知识和精神的自由，而这种传统在欧洲是很少的。背后经济制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内，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在欧洲是不一样的，欧洲多数时间内政治上是政教合一的。而欧洲的土地多数时间内，是不能自由买卖的。而我们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它是每家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虽然不是很大，但属于自己。所以把中国说成是专制，把欧洲说成自由，应该说是张冠李戴 ，欧洲人确实当时的自由太可怜太少太少了，所以拼命争取自由。回头看这一切黑格尔也好，孟德斯鸠也好，应该说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如果古代中国，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会产生这么多的创造与发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真实情况确实是这样，在过去2000多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几乎是全面领先当时的欧洲。孟德斯鸠，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皈依天主教而移居法国的福建人黄嘉略。孟德斯鸠对中国持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却强调自己的视角是客观的。今天我与大家一起在这里回望历史上的这场声势浩大的“东学西渐”或者“中学西渐”运动，一方面是有感于今天西方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比方说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中国起点，一方面有感于不少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外国学者，还是陷在西方中心人而难以自拔。我们国内一些所谓自由派学者、公知，还动不动鼓吹要给中国人启蒙，其实现在最需要被启蒙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所崇拜的西方。我这几年在西方做讲座，我经常提出非常善意的建议，希望他们借鉴一些，中国人的经验或者智慧。比方说我们讲的解放思想，他们需要解放思想，我们讲的实事求是，他们需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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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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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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