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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是辛教授根据《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论文扩充而成，主要是说，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其实未根本改变，理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用的《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等史料存在严重问题，司马光是在“制造汉武帝”。
虽然辛教授很勤勉地搜集史料、不断修改补充，然而很可惜，“前后花费五年多时间”（《撰述缘起》）的作品，却经不起几条证据和逻辑的反扑。
有趣的是，辛教授在《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一文中说：“若非你根本不想取得真知，就不能一味自说自话。在这一点上，诚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因此，我愿意写一点讨论，“予岂不得已哉？予好辩也。”
一、关于汉武帝诏书的性质
书中第一章“论轮台之昭的性质”。辛教授针对《汉书》中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颁布的轮台诏书，谓：
“我认为对轮台之诏所蕴含的内容，完全可以做出不同于市村瓒次郞和田余庆等人的理解，即轮台诏所针对的内容，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而不是朝廷根本性的大政方针。”
但汉武帝的这篇诏书明明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也在引用这份诏书后，记载“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可见，不论是“诏书”所说，还是《汉书》所载，都显示汉武帝这时已经开始改变穷兵黩武的大政方针，而要与民休养生息了。
然而，辛教授无视这些证据，反倒坚持主张汉武帝没有改弦更张，理由是“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具体军事部署的收缩调整”，并举了前128年、前120年的史例“说明汉武帝依然奉行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但这些证据是不相干的。因为前面纵有“类似的具体军事部署的收缩调整”，也绝不能等于后面就没有改弦更张。
辛教授要推翻市村瓒次郞和田余庆等人的观点，也应该论证诏书发布后汉武帝没有“不复出军”、没有与民休息，而是继续在穷兵黩武、继续在横征暴敛。但辛教授并未举出这方面任何证据，事实上也不可能举出。
不过，他倒是举了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会议上一些发言材料和若干文学贤良“丑化前国家领导人”的话语，以反证“一点也看不到汉武帝晚年有过大幅度调整其政治取向使之转而‘守文’的迹象。”
表面上看，这一反证颇为聪明。但辛教授似乎忘了：汉武帝轮台诏是前89年下的，两年后即前87年，汉武帝就“挂”了，也就是说，汉武帝改变苛暴擅赋、穷兵黩武的大政方针不过区区2年时间，自然不足以代表汉武帝在位54年、“师行32年”的特色了，故此一论证欲振乏力。
事实上，除了不复出军外，武帝晚年不再苛暴擅赋的情况，《汉书·食货志》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民不益赋而天下用绕”，这不是很明白的的证据么？
由此可见，辛教授论证“司马光制造汉武帝”，从一开始的“轮台之昭的性质”就出了问题、在全书中心内容上就出了问题。
二、关于司马光史料采用的问题
第二、三、四章，主要是“论述司马光对汉武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的问题，不足凭信。”
也许在辛教授看来，这一发现是很得意的，因此他不断反复陈词，并引用清四库馆臣认定《汉武故事》“晚出伪书，不足为据”以为佐证，但我奇怪他竟然不知道，早在清朝初年，姚际恒就已对这部书做过考证。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一书中明白指出——
“汉武故事，汉班固撰。然与汉书绝不同，一览可辩。晁子止曰，唐人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
姚际恒的考证，虽然失之简略，但已明指其为“伪书”“与汉书绝不同”，辛教授作为古代文献学、目录学专家，竟对这一“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张之洞语）的书如此陌生么？
至于司马光采用《赵飞燕外传》里“祸水灭火”一语，辛教授引证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语“采用这一说法，就可以说是一个失误”，以证其说，并自我感慨地说：“晚近以来，中国专门论述《通鉴》史料价值的学者……不仅未能识及于此，而且……完全没有提及《通鉴》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的做法”（页104），而“相比之下，日本学者的情况，就要比中国好得多”（页105），这就有点厚诬前人了。
事实上，中国学者也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
例不必远求，“晚近”时期，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一书中就指出，《飞燕外传》“其文固不类西汉体，其事亦不能为外人道也。通德拥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祸水灭火’一语，司马温公已载之通鉴中，在文士取资藻采，原属常事，而司马公反引其最纰漏语，以入史籍，则不能不谓曰失考之甚矣。”
至于司马光为何要将《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这些有问题的史料写入《资治通鉴》，辛教授一方面说“只能是如‘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所示”，“用来提醒当政者”（页110），另一方面却又说“只能是通过有选择地记述历史事实，来证释和阐扬他的政治主张，尤其是针对王安石一派与其直接对立的施政方针”（页115），这不是很随意吗？
前一个理由可以理解，后一个却大有问题。从辛书来看，司马光引用《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的地方，主要是斥方士、戾太子以及博士淖方成骂赵飞燕姊妹“此祸水也，灭火必矣！”，试问这三件事如何与王安石的变法能联系上？如何与其“直接对立”？根本毫无根据。相反的，若按辛教授的推论，我们更可以说司马光其实是赞成“变法”的，因为他在《资治通鉴》里提到汉武帝“晚而改过”，藉以表达自己赞成变法这一大政方针，这通吗？论史可以如此牵强么？
三、关于辛教授的“推测”
第五、六章，其实主要是猜谜。辛教授自己说“至于我的推测是否能够取信于所有读者，那是另一个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信不信由你的事情”、“这一点也不是用实证的方法所能够获取读者认可的，信与不信，还是由你。”（《撰述缘起》）
这话说得很老实，很逗。他等于是在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与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可谓无独有偶的一对！既然是猜谜，则其学术价值可想而知。
并且，在猜谜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史实上的错误。例如，他把《汉武故事》的作者锁定在王俭，说王俭“卒于南齐开国未久之武帝永明五年（487）”（页133），又说王俭在“南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去世”（页155），事实上，据《南史》记载，王俭死的时候是永明七年（489）！又如他说王俭“写成目录学名著《七志》三十卷进献”，事实上《七志》是四十卷！这些问题，虽然是小的问题，但亦不能粗疏行事。
书尾收录了一篇辛教授写的《田余庆先生印象》，提到乃师田余庆曾“关切地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考虑选择重大问题，写一两部放得住的书”。可惜，辛教授“花费五年多的时间”，不过“书，六章耳”，却两章猜谜，其它几章也多“放不住”，且文字冗长不清，实在是辜负了师教。
我建议辛教授自罚三杯，以告慰乃师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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