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是辛教授根据《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论文扩充而成,主要是说,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其实未根本改变,理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用的《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等史料存在严重问题,司马光是在“制造汉武帝”。
虽然辛教授很勤勉地搜集史料、不断修改补充,然而很可惜,“前后花费五年多时间”(《撰述缘起》)的作品,却经不起几条证据和逻辑的反扑。
有趣的是,辛教授在《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一文中说:“若非你根本不想取得真知,就不能一味自说自话。在这一点上,诚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因此,我愿意写一点讨论,“予岂不得已哉?予好辩也。”
一、关于汉武帝诏书的性质
书中第一章“论轮台之昭的性质”。辛教授针对《汉书》中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颁布的轮台诏书,谓:
“我认为对轮台之诏所蕴含的内容,完全可以做出不同于市村瓒次郞和田余庆等人的理解,即轮台诏所针对的内容,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而不是朝廷根本性的大政方针。”
但汉武帝的这篇诏书明明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也在引用这份诏书后,记载“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可见,不论是“诏书”所说,还是《汉书》所载,都显示汉武帝这时已经开始改变穷兵黩武的大政方针,而要与民休养生息了。
然而,辛教授无视这些证据,反倒坚持主张汉武帝没有改弦更张,理由是“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具体军事部署的收缩调整”,并举了前128年、前120年的史例“说明汉武帝依然奉行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但这些证据是不相干的。因为前面纵有“类似的具体军事部署的收缩调整”,也绝不能等于后面就没有改弦更张。
辛教授要推翻市村瓒次郞和田余庆等人的观点,也应该论证诏书发布后汉武帝没有“不复出军”、没有与民休息,而是继续在穷兵黩武、继续在横征暴敛。但辛教授并未举出这方面任何证据,事实上也不可能举出。
不过,他倒是举了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会议上一些发言材料和若干文学贤良“丑化前国家领导人”的话语,以反证“一点也看不到汉武帝晚年有过大幅度调整其政治取向使之转而‘守文’的迹象。”
表面上看,这一反证颇为聪明。但辛教授似乎忘了:汉武帝轮台诏是前89年下的,两年后即前87年,汉武帝就“挂”了,也就是说,汉武帝改变苛暴擅赋、穷兵黩武的大政方针不过区区2年时间,自然不足以代表汉武帝在位54年、“师行32年”的特色了,故此一论证欲振乏力。
事实上,除了不复出军外,武帝晚年不再苛暴擅赋的情况,《汉书·食货志》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民不益赋而天下用绕”,这不是很明白的的证据么?
由此可见,辛教授论证“司马光制造汉武帝”,从一开始的“轮台之昭的性质”就出了问题、在全书中心内容上就出了问题。
二、关于司马光史料采用的问题
第二、三、四章,主要是“论述司马光对汉武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的问题,不足凭信。”
也许在辛教授看来,这一发现是很得意的,因此他不断反复陈词,并引用清四库馆臣认定《汉武故事》“晚出伪书,不足为据”以为佐证,但我奇怪他竟然不知道,早在清朝初年,姚际恒就已对这部书做过考证。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一书中明白指出——
“汉武故事,汉班固撰。然与汉书绝不同,一览可辩。晁子止曰,唐人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
姚际恒的考证,虽然失之简略,但已明指其为“伪书”“与汉书绝不同”,辛教授作为古代文献学、目录学专家,竟对这一“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张之洞语)的书如此陌生么?
至于司马光采用《赵飞燕外传》里“祸水灭火”一语,辛教授引证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语“采用这一说法,就可以说是一个失误”,以证其说,并自我感慨地说:“晚近以来,中国专门论述《通鉴》史料价值的学者……不仅未能识及于此,而且……完全没有提及《通鉴》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的做法”(页104),而“相比之下,日本学者的情况,就要比中国好得多”(页105),这就有点厚诬前人了。
事实上,中国学者也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
例不必远求,“晚近”时期,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一书中就指出,《飞燕外传》“其文固不类西汉体,其事亦不能为外人道也。通德拥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祸水灭火’一语,司马温公已载之通鉴中,在文士取资藻采,原属常事,而司马公反引其最纰漏语,以入史籍,则不能不谓曰失考之甚矣。”
至于司马光为何要将《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这些有问题的史料写入《资治通鉴》,辛教授一方面说“只能是如‘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所示”,“用来提醒当政者”(页110),另一方面却又说“只能是通过有选择地记述历史事实,来证释和阐扬他的政治主张,尤其是针对王安石一派与其直接对立的施政方针”(页115),这不是很随意吗?
前一个理由可以理解,后一个却大有问题。从辛书来看,司马光引用《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的地方,主要是斥方士、戾太子以及博士淖方成骂赵飞燕姊妹“此祸水也,灭火必矣!”,试问这三件事如何与王安石的变法能联系上?如何与其“直接对立”?根本毫无根据。相反的,若按辛教授的推论,我们更可以说司马光其实是赞成“变法”的,因为他在《资治通鉴》里提到汉武帝“晚而改过”,藉以表达自己赞成变法这一大政方针,这通吗?论史可以如此牵强么?
三、关于辛教授的“推测”
第五、六章,其实主要是猜谜。辛教授自己说“至于我的推测是否能够取信于所有读者,那是另一个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信不信由你的事情”、“这一点也不是用实证的方法所能够获取读者认可的,信与不信,还是由你。”(《撰述缘起》)
这话说得很老实,很逗。他等于是在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与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可谓无独有偶的一对!既然是猜谜,则其学术价值可想而知。
并且,在猜谜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史实上的错误。例如,他把《汉武故事》的作者锁定在王俭,说王俭“卒于南齐开国未久之武帝永明五年(487)”(页133),又说王俭在“南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去世”(页155),事实上,据《南史》记载,王俭死的时候是永明七年(489)!又如他说王俭“写成目录学名著《七志》三十卷进献”,事实上《七志》是四十卷!这些问题,虽然是小的问题,但亦不能粗疏行事。
书尾收录了一篇辛教授写的《田余庆先生印象》,提到乃师田余庆曾“关切地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考虑选择重大问题,写一两部放得住的书”。可惜,辛教授“花费五年多的时间”,不过“书,六章耳”,却两章猜谜,其它几章也多“放不住”,且文字冗长不清,实在是辜负了师教。
我建议辛教授自罚三杯,以告慰乃师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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