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与真相：革命视野中的郭沫若

2018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邀请我演讲，题目为《如何正确评价郭沫若》；翌月，“女神读书会”微信群请我讲《后革命时代的郭沫若评价》。两次演讲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女神读书会”将我的演讲整理成文字在微信公众号上刊布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林凌兄读后很感兴趣。他刚好来北京出差，我们在北京大学见面。他约我8月份去上海一趟，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与观察者网合作主办的“观天下讲坛”第30期做《谣言与真相——纪念与重新认识郭沫若》的演讲。演讲在哔哩哔哩直播，腾讯、优酷视频都有转载。演讲稿整理后在“观学院”微信公众号以《究竟谁在抹黑郭沫若？为什么？》刊发，多家网站和一些内刊转载。此后，我还以同样的主题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等学校的课堂上和同学们交流，也在杭州、宁波一些高校做过演讲，得到了较多好评。每次出席会议或友朋聚会，都有学者主动和我谈起有关郭沫若的“谣言”，或认可我的观点，或提出疑问，切磋砥砺，我对此的思考也逐渐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王兆胜先生读了我刊发在“观学院”上的演讲整理稿后，鉴于此文没有正式在学术刊物发表，建议我整理好后交给《中国文学批评》，这就是发表于该刊2019年第2期的《有关郭沫若的五个流言及真伪》。此文在“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刊发后，包括“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内的十多家公众号转载。“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微博转发后，获得了上百万的点击量。很多学界前辈发来鼓励信息。一位我所尊敬的学部委员敦促我编一本批驳有关郭沫若流言的书以正视听，他说你在郭沫若纪念馆，你们不承担这个责任让谁去承担呢？我把这当成一项重要任务。

郭沫若故乡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的领导读了《有关郭沫若的五个流言及真伪》后，请我给中共乐山市沙湾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做一次同题报告。报告结束后，沙湾区委袁仕伦书记请我将这次报告拓展，写一本批驳郭沫若流言的书，由他们资助出版。我略作思考就答应了下来，因为这次演讲其实是我很多文章的浓缩，把这些文章组织构架起来，是可以成为一本书的。这就是本书的出版因由。

给本书取了这个标题后，不禁忐忑不安。这标题听起来响亮，征求策划者的意见，他们也同意，而我也确实以这样的题目做个多次演讲，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我担心，很多人看见标题会掂量：这是学术著作么？流言一般传于大众之口，大众不明真相，但对于学者来说这不就是常识么？这本书只是把学术常识讲给大众听的普及读物吧？读者如果这样想，我未免有点冤。本书的每一节都是严肃的学术文章。最早的文字是关于“《女神》形象”生成的，写于我初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工作的2011年秋天，以《郭沫若心中的<女神>》为题发表于《郭沫若学刊》2012年第1期。讨论郭沫若批评沈从文的部分，写于2012年，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与《郭沫若学刊》2013年第4期。《余论》中的部分文字曾以《对“非郭沫若”认识装置的反思》为题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发表于《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关于《李白与杜甫》的讨论发表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五章曾分别发表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与《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前言》曾以《“妖魔化”郭沫若就是拒绝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为题发表于《东方丛刊》2018年冬季卷。第四章第一节以《“做学问的革命家”：郭沫若的治学目的与成就》发表于中国历史研究院新创办的《历史评论》上。最后完成是《张治中与<洪波曲>的修改》与《郭沫若的党籍与党龄》，写于2019年夏天，前者发表于《传记文学》2019年第11期，后者发表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当然，随着认识的深入，以及从本书的整体性、统一性出发，我对上述文章都做了补充或删改。

上述文章刊发后，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郭沫若研究年鉴》转载，很多微信公众号主动联系推送。在此，我对邀请我做相关演讲、刊发和转载、推送这些文章的王锦厚、陈俐、廖久明、张中良、傅光明、王兆胜、罗岗、何吉贤、张洁宇、崔柯、刘艳（首都师范大学）、姚丹、周群、林凌、李音、陈艳、向芬、窦兆锐、赵雷、俞武松、张勇、晏洁等诸位师友表示敬意。也对支持本书出版的中共乐山市沙湾区委尤其是区委宣传部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对高雁编辑的辛苦付出致以谢意。在此，还要感谢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下推荐语的张伯江和王兆胜先生。郭平英老师通读了书稿，指出了一些错讹，这是值得铭记的。

本书中的部分文字在上述刊物发表后，李松睿兄在《守成与创新的变奏——2018年度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中认为“郭沫若研究无疑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亮点”，具体来说：

在2018年度，最引入瞩目的郭沫若研究成果当属李斌的《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晚年郭沫若”研究》、《陈明远与层累的“郭沫若现象”》、《“妖魔化”郭沫若是拒绝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等论文。这一系列文章均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用扎实的史料和事实说话，对诸如《蒋委员长会见记》的写作背景、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中所收郭沫若致陈明远的57封信的真伪问题、伪诗《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等广为流传的谣言进行辨析，试图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郭沫若形象，并为净化网络生态、廓清谣言以及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李斌还对形成使这类伪史料能够流传甚广的社会氛围的原因予以分析，并指出其对学术研究的危害。这类辨伪的研究虽然只是抵制了谣言的流行，并没有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知识，但其意义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特别是对郭沫若研究来说，由于这个研究对象长期被刻意抹黑，使得相关研究的推进较为困难，也很少有新的研究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去。只有驱散围绕在郭沫若身边的种种谣言，才能吸引新的研究者参与到郭沫若研究的事业中来，为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提供健康的社会氛围。

在我的研究尚有争议的情况下，作为著名青年学者的李松睿兄对我的研究做了公开的充分肯定，让我十分感动。松睿兄的评论我绝大部分都赞成。但松睿兄认为我这三篇文章“没有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知识”，我得稍微申辩一下，也请松睿兄理解我的苦衷。我对“新的知识”的理解可能和松睿兄稍有不同，在我看来，“新的知识”是个相对的概念：既可以是“新材料”，也可以指“新观点”；对于部分学者来说不是“新的知识”，但对于另一部分学者来说可能就是“新的知识”。我这三篇文章的确“新材料”不多，但对于很多学者来说，他们通过这三篇文章第一次知道郭沫若研究中居然存在如此严重的伪史料，而且知道了这些伪史料的产生和传播过程，这对于他们也就是“新的知识”了。

而且我担心有些人会误读，以为我这本书也没有“提供新的知识”。这也需要我有所声明。从“新材料”的角度来说，本书很多章节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知识”。比如在学界首次对沈从文《从现实学习》这篇文章的初刊文和全集本做了校勘，得出了沈从文对此文的关键改动，对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进行钩沉，并首次披露了王康的《沈从文批判》这篇重要文献；首次将《李白与杜甫》放在1949年后的杜甫研究谱系中，并详细比较了郭沫若与萧涤非、傅庚生、冯至等人的杜甫研究的异同以及郭沫若写作这本书的心态；首次揭示了郭沫若为将张治中的信作为《洪波曲》的附录所写的《附录》；首次披露邓颖超和聂荣臻办公室有关郭沫若的党籍和党龄的信。除了“新材料”，本书也为学界提供了很多“新观点”。本书中所界定的很多“流言”并非来自大众的一知半解，而出自著名学者。关于郭沫若修改作品是“媚俗”“投机”、《李白与杜甫》是为了逢迎领袖、《斥反动文艺》导致沈从文改行等观点都出自著名学者。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郭沫若的流言，学界长期以来缺乏建立在第一手资料上的系统澄清，以至于以讹传讹，对郭沫若研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书有感而发，辨别真伪、澄清流言，指出目前绝大部分对郭沫若的“反思”都是虚假的，我们需要深入与20世纪中国对话，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反思郭沫若，这也算得上提供了“新的知识”。

作为年轻学者，我这些观点也受到了一些误解、批评和质疑，承担了相当的压力。但学术研究总不能一团和气，应该敢于挑战前辈，敢于在扎实材料基础上提出独立见解。而且我还得再次申明，郭沫若并非不能反思，我也不是要将郭沫若再次“神话”，相反，我觉得真正反思并充分汲取20世纪中国的经验教训并将之作为构建我们新的主体的重要资源，离不开对郭沫若的深入反思。只是我们的反思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可靠的、丰富的材料基础之上。对于真正反思郭沫若，本书所做的工作虽然只是廓清迷雾，但也算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本书的写作时间前后长达八年，关于成书的想法是最近才有的，故而本书在整体性、前后照应上可能有些地方还不圆熟。同时，囿于见识和材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和论述也可能会有所不周。这些都欢迎师友们批评指正，以便于以后有机会继续完善。

2019年9月10日初稿

2020年2月27日修改

2021年8月13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