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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十九回有这么一条脂批：“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为更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因此，这位批书人说贾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贾宝玉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当时还处于“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状态，所以时人难以认识其思想的“理路”，而作者却从生活中把握了这种体现着那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民主主义思想”因素的人物性格。将之塑造成典型形象，并且写得血肉丰满，跃然纸上，进而褒扬之。可见作者曹雪芹，他不只是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位杰出的启蒙主义的先驱。
是故，贾宝玉作为小说的中心主人公，“今古未有之一人”，其思想性格有何特征？是怎么形成的？这在书中是否可以“追踪蹑迹”？凡此等等，也就不可不做番认真研究。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对作者的创作本旨与作品的思想底蕴的认识。
贾宝玉像
二、贾宝玉叛逆思想的主要特征
要把握贾宝玉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最好从解读他的一些“呆话”入手。因为这些“呆话”对于表现他的叛逆思想和行为，具有“点睛”作用。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是贾宝玉的“呆话”之一。
这一“呆话”，实际上道出了他的生活体验和人生信仰。何以言之？书中说宝玉：“并不想自己是丈夫，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更有个呆意存在心里。——你道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
因此，面对女儿，宝玉便不觉自惭形秽，纵然是对“身为下贱”者，也是如此。比如，旧时的优伶比贾府的下三等奴才都不如，社会地位是很卑贱的，而宝玉从芳官处知道了藕官烧纸钱的原因及其对感情和生死的看法后，“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说：‘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
因此，与《晋书·宣帝纪》所载“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遗帝巾帼妇人之饰”以示辱之含义相反，如果以“女孩儿一样的人品”说宝玉，则宝玉将视之为对自己的莫大褒扬。比如，书中写宁府为秦可卿出殡，道是：“凤姐儿因记挂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纵性逞强，不服家人的话，贾政管不着这些小事，惟恐有个失闪，难见贾母，因此便命小厮来唤他。宝玉只得来到他车前。凤姐笑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坐车，岂不好？’宝玉听说，忙下丁马，爬人风姐车上，二人说笑前来。”于“女孩儿一样的人品”下，有脂批云：“非此一句宝玉必不依，阿凤真好才情。”这对宝玉之心理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由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宝玉是个女性化的男人。这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我们知道，如果说《红楼梦》前五回是全书的序幕，则第六回便是小说的正式开端。可该回却不只浓墨写了、还赫然标以“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以为除了旨在写出早期的宝玉曾染有纨绔习气以外，还旨在说明作为“绛洞花主”的宝玉是个地地道道的正常男人：一也。脂批又告诉我们，在佚稿中当林黛玉泪枯而亡之后，宝玉还曾娶宝钗为妻，麝月为妾，可见他并不乏男儿情怀，绝不是一个女性化的男人：二也。足见，宝玉的喜以女儿自比，实源于他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而产生的人品上的追求，并非来自心理上的变态。
那么，宝玉的这一“呆话”其思想实质又是什么呢？从浅层面上说，是对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否定；从深层面上说，是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合理性的怀疑。因为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它的统治权力结构的，妇女在这个社会制度里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之权，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要是权柄旁落到妇女的手里，会被看成是纪纲毁堕的严重现象，所谓“牝鸡司晨，唯家之索”，便是指这说的；至于母鸡打鸣，便捉而杀之，更成为“众心所向”的民俗。今日视之，这意识是愚蠢的、可笑的，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权力的特点及女性的卑贱地位。可宝玉则曰：“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既然如此，那么，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秩序其合理性又何在呢？这就在对旧思想的矫枉过正中深深寄寓了这位“混世魔王”对男女平权的憧憬。而矫枉过正，则是早期启蒙主义者的共同思维方式之一，西方宗教改革时代的“上帝即人”、法兰西唯物论者的“人即机器”、正统派经济学者的“恶德即善德”，莫不如是。
骂“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甚至说“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这是贾宝玉的“呆话”之二。
这一“呆话”，实际上宣告了贾宝玉在人生道路和价值观念上与“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等正统教义的分道扬镳，从而使之成了个“于国于家无望”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作者于第二回中便曾故施狡狯，以甄（真）贾（假）合一的方法，借甄（真）宝玉的思想说贾（假）宝玉的信仰，道是：“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从而也就告诉我们：宝玉素日所以“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而“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甚至如傅家婆子所议论的，“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到了”，而他却还是那么“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此无他，主要是基于对他所心神往之的女儿人格的“敬”，而他所心神往之的女儿人格就是那未为“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等世俗思想所染的人格。
正因如此，所以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说：“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讲谈讲谈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他却不是即刻还击、斥为“混账话”，就是不无愤慨地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话，所以深敬黛玉。”这样，贾宝玉对女儿人格的崇尚，便成为他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贾宝玉对宝钗辈好说“混账话”的斥责，便成为他对世俗的批判、历史的批判、正统文化的批判。
然而，作为对“经济之道”的真正解构，还是宝玉的“文死谏，武死战……竟何如不死的好”之说。其主要理由是：“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其结论是：“趁你们在，我就死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这里所说的“你们”，是指花袭人等丫鬟。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反面春秋的说法。其真正意思是：既然“朝廷是受命于天”，就不会有“昏君”、有“刀兵”，就不会要求“文死谏”、“武死战”；既然有“昏君”、有“刀兵”，要求“文死谏”、“武死战”，就可见朝廷不是“受命于天”。因此，与其为那“不圣不仁”的朝廷去死于谏、死于战，倒不如为丫鬟们充役，死在丫鬟群中好。这就不只批判了“文死谏，武死战”这一封建文化的最高道德信条，而且还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讥弹了那“君权神授”说。其实，当作者说宝玉“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时，个中便已包含了他对君父观念的大不敬，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注意。
宝玉的生死观如是，也就决定了他要以“主持巾帼，护法群钗”作为自己的“一生事业”，其素日行为也就一如脂砚斋所说：“除闺阁外，并无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则天地阴阳，小则功名荣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随分触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当作有心则谬矣。”岂但如此，“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如宁府书房之美人轴），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是以“情不情”也就成为其思想性格的总体特征。这种“情不情”，警幻仙姑称之为“意淫”；而由于这种“意淫”是以“死名死节不如死于为诸丫鬟充役”为其哲学底蕴的，所以独得此二字的宝玉，“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今日观之，以“尊重”、“关爱”、“体贴”三义释贾宝玉的“意淫”而以“尊重”为骨，我以为是比较切合作者原意的。
贾宝玉的“呆话”之三，是以“爱物”论的形态出现的，道是：“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今日视之，这一“爱物”论是很不妥当的，可谓洋溢着浓厚的贵家公子气，但其主要的意思却是清楚的，就是尊重个性，尊重意志，而假若用当时的思想家戴震的话说，就是“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此有这位贾府的“金凤凰”平日怎么做人、怎么生活为证：
比如，第二十回写贾环与香菱、莺儿三个赶围棋作耍，输了钱耍赖，还哭。正好被宝玉撞见，而作为兄长，他是这么说贾环的：“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你别处顽去。你天天念书，倒念糊涂了。比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弃了这件取那个。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来取乐顽的，既不能取乐，就往别处去再寻乐顽去。哭一会子，难道算取乐顽了不成？倒招自己烦恼，不如快去为是。”正由于宝玉平日好以这种“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的道理律己并施诸子弟，“是以贾环等都不怕他，却怕贾母，才让他三分”。
比如，第三十六回“识分定”一段，说宝玉兴兴头头去梨香院找龄官，央她唱一套《牡丹亭》曲子“袅晴丝”。不想龄官见他到身旁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说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此景况，“又从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不一会儿，见贾蔷兴兴头头从外面来，龄官与之情切切、意绵绵的，遂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对龄官的个性、意志和她与贾蔷之关系的完全尊重。所以，兴儿当着尤三姐等的面是这么说宝玉的“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这就最好不过地说明：其所喜爱者，是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贾宝玉作为贾府的“金凤凰”，他的“不要人怕”、“只管随便”，实即反映了一种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意识，亦即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尽管还很朦胧，但色彩却是鲜明的。
认为“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是贾宝玉的“呆话”之四。
这一“呆话”，直接反映了他对程朱理学以及孔孟之道的态度，所以不可不辨别清楚。由于书中一则说宝玉认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二则说宝玉认为“只除‘明明德’外无书”，而“明明德”语出《大学》，三则说宝玉因宝钗等好以仕途经济相劝而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一些研究者便认为宝玉的思想并没有突破儒家思想的樊篱，他对《四书》还是推崇的。我不敢苟同这一看法，道理有三。既云“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实际上也就将程朱理学视为杜撰之作，即所谓“虚比浮词”，一也；既云“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焚的当然也就包括二程和朱熹著作，二也；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大学》所言的“明德”是指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之性”，宝玉所言的“明德”是指“异端之尤”李贽所说的“童心”，二者在“明德”观上是异质的，三也。这前两点易明，后一点又是怎么说的呢？
却原来《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条目，成了南宋及其后理学家讲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而一以贯穿这一基本纲领的人性论，便是孟子的“性善”说。故而朱熹《大学章句序》云：“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宝玉呢？如果说，他对《大学》所弘扬的仕途经济学问是斥之为“混账话”，那么，他对书中所倡导的“明明德”则在“明德”一义的内涵上报之以偷梁换柱。这有他的与此相属的另一“呆话”可证，即：“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了？”这当然指的不是形体，而是思想与为人。那么，“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了”呢？作者的答案显然是现成的，那就是李贽在其《焚书》卷三《童心说》中所言：“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人，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这就是说：“童心”是种天赋予人的美德，它与外铄于人的“道理”如纲常名教之言和世俗利弊之识是不相容的，因而不是人皆能葆之的；但个体的失却“童心”又有个“其始”、“其长”、“其久”的过程，因而也就出现了宝玉所谓“宝珠”、“死珠”、“鱼眼睛”三样的变化。如果说，李贽的“童心说”是贾宝玉这一“呆话”的哲学基础，那么，无善不归人的天赋、无恶不归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则是贾宝玉这一“呆话”的思想指归。所以，这位“混世魔王”所致力的“明明德”与《大学》之道实际是南辕北辙的。
凡此说明：贾宝玉所以推崇《四书》，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为了打鬼而不得不借助钟馗。诚然，宝玉对中国古代文化这一总的认识和评价显然是过激的。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反思，它对帮助人们摆脱程朱理学观念以及孔孟之道程度不同的思想桎梏，在当时却有其积极的价值取向。
贾宝玉还有个重要“呆话”，就是他和袭人说的：“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此外，“化灰化烟”，也几成他的口头禅，他还两次到释老门前求解脱，致为不少研究者所诟病，甚至被看做是“地主阶级没落思想的反映”。
其实，贾宝玉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表明，儒家的仁政理想已在他心中消解，而他理想中的社会又十分朦胧。贾宝玉的精神悲剧是地主阶级贤明派的进步性已经所剩无几，而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胎动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因此，贾宝玉的怀疑论和悲观论虽则与释老的虚无主义划不清界限，却有本质的不同：一个教人消极厌世，寻求内心的调和与自我麻醉，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1]，“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2]；一个属于“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乃执著的求索精神、明确的是非观念、强烈的爱憎感情，真可谓“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3] “苦恼”之极，想解脱于佛门，那也只是“一时感忿”。这正是早期启蒙主义者的惯常心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苦痛心理。
《绣像红楼梦》序
三、贾宝玉叛逆思想的社会基础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贾府的大观园里为什么会出现贾宝玉？这不妨结合《红楼梦》所提供的典型环境来考察。需注意者有五：
其一，贾宝玉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这个贵族世家，正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是“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二是“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以致“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聪明灵慧，略可望成”。随之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管教这个“命根子”？“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这就引起贾政和贾母之间的矛盾。
贾政作为程朱理学的虔诚信徒，强调的是“不严不能成器”。“严”，就是在德育上要贾宝玉懂得：“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5]，从而做一个忠孝双全的人。“严”就是在智育上要贾宝玉做到：通明世事，练达人情，把《四书》讲明背熟，精通时文八股，从而跃马仕途，光宗耀祖。因此，一旦发觉贾宝玉身上有叛逆思想的萌芽，便火得连绳子都用上。
然而，尽管贾政暴跳如雷，宣称若“明日酿到他弑君弑父”，“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我们却不必为贾宝玉的生命担忧，这是由于：就贾政与贾宝玉的矛盾性质而言，从本质上看，是封建主义思想和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这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是封建大家族内部两种生活道路和两种政治前途的斗争，他们各自代表了根本对立的不同的历史方向，这当然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后者尚未酿到公然要“弑君弑父”的地步，还只是社会阶级矛盾和封建宗法社会的政治危机在这豪族世家内部的反映，故而贾政对贾宝玉的恨，主要是恨铁不成钢的性质，恨至深，也是期望过于殷切的变相表现。其所以一杖下一道血地打贾宝玉，全然是由于封建教育的违反人性决定了他要使贾宝玉循规蹈矩，不得不靠“打”。
正因为那管教从严是落在一个“打”字上面，而贾母作为利己享乐主义者又以嫡孙绕膝为乐，所以也就必然要强调“过严恐生不虞”，直把贾宝玉宠得“无人敢管”。
其实，贾母作为贾府全家上下所尊崇的最高权威，她对贾宝玉的管教从宽，这种“宽”也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撕毁温情脉脉的封建礼教的面纱作为前提的。这位“老祖宗”不是说嘛：“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容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可见她对贾宝玉的溺爱是具体的、有原则的，不是抽象的、无缘无故的。这种缘故又不能停留在这段话的表面看，还须探究一下她所说的“生的得人意儿”，指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指贾宝玉体态的风流俊美？不，贾府的“玉”字辈和“草”字辈除了贾环以外，都是英俊少年。贾母所说的“生的得人意儿”，应该用她自己的话来作解释：“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这玉儿还像他爷爷。”贾母这段话又是由张道士的一段话引起的：“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张道士这么说，实指贾宝玉将来有出息，而这正说在贾母的心坎上。
显然，贾母这位利己享乐主义者对贾宝玉的疼爱，与封建卫道主义者贾政对贾宝玉的恼恨一样，也是以维护封建主义的根本利益为基础的，它们实质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贾政强调“不严不能成器”，管教从严，是出于“望子成龙”、光宗耀祖心切；贾母强调“过严恐生不虞”，管教从宽，是出于“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思想——照封建“恩荫”制，反正像他们这样人家的子孙，“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二者的矛盾又统一在贾府的家族利益之上了。
尽管如此，这种矛盾对于形成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却是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贾政强调“不严不能成器”，妄图以野蛮的打骂来强使贾宝玉“就范”，其客观效果是使贾宝玉对他犹如“避猫鼠儿”，当然也就不能够叫贾宝玉亲之敬之，接受他的影响和教育了。贾母强调“过严恐生不虞”，唯恐逼贾宝玉“念书”逼出病来，其客观效果正如同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贾宝玉是个“杂学旁收”、博览群书的人。兴儿这里所说的“书”，显然是指《五经》、《四书》与时文八股。照李贽的说法，此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6]。贾宝玉自幼“没有上过正经学堂”，“不习文也不学武”，这意味着他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封建教育，因而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打算，也少受一层那潜流于家塾中的淫风恶习的感染。
然而，贾宝玉既没有因贾母的溺爱，“无人敢管”，便仗着国公府的势力，像薛蟠那样到处“斗鸡走马，游山玩景”，染上封建上层社会的种种恶疾，变成恶少；也不曾成为贾琏式的“于世路好机转”的淫棍；反倒成了“百口嘲谤”的逆子、丫鬟和优伶等奴隶们的“良友”，这又可见贾母和贾政在管教问题上的矛盾，仅给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前提、一个空隙，它本身却不是形成贾宝玉叛逆性格的现实土壤。
其二，正如恩格斯所说：“最初的阶级压迫是跟男性对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7]这种“男性对女性的奴役”，也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封建等级压迫的特殊形式。贾宝玉所生活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便是这样一种现实。它一经作者的艺术处理，遂形成两个相互对照的世界：一边是居于统治地位作威作福的男子，一边是居于被压迫被牺牲地位的少女。
贾府的男性贵族虽有贤愚不肖之别，其共同特点是：品格虚伪、思想贫乏、识见浅陋、精神空虚、行止污浊、生活奢靡。要之，都是“泥做的骨肉”，堂堂世袭一等将军贾赦，是色中厉鬼，年已昏聩，尚垂涎鸳鸯，真是一腔欲火，满身俗骨，却偏要附庸风雅，想以重金购买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弄得人坑家败业”。其子贾琏平日也“似饥鼠一般”，“脏的臭的都往屋里拉”；此人还有一个特性：于世路上好机转，油锅里的钱都想捞起来花。现任族长贾珍及其子贾蓉，平素更是“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以致使赫赫宁国府“除了两个石头狮子以外，没有干净的”。贾政是贾府的旗帜人物，却内不能刑于爱妾，外不能驾驭豪权，庸陋若此，又焉能御于家国？
别以为这是“运终数尽”的贾府所特有的现象，当时各世家子弟莫不如是。正如清朝二知道人所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8]国丧期间，诸世家子弟麇集宁国府，在吃喝玩乐上搞“临潼斗宝”，这便是明证。
还应该看到，贾府这个“诗礼簪缨之族”虽则“儿孙不肖”，但“家无犯法之男”。它的儿孙们的胡作非为，均在封建国家所给予他们的特权范围以内，这里不存在高衙内和严世蕃式的人物；衣冠禽兽如贾珍父子，人前也是知书识礼，既没有在外强抢民女，也不曾在内强奸丫鬟。所以这个贵族世家的子孙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还算是佼佼者，比如较之王府的王仁就要懂得些廉耻。程高本借冷子兴的口，说贾赦其人“为人却也中平”，贾政其人“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实则反映了时人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统治阶级社会真是“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9]。
旧社会不是有“赤子之心”说吗？说的当是小孩子人世不深，所受社会影响较浅，因而能够有一些识辨是非善恶的初步能力。《红楼梦》强调地写了贾宝玉的聪慧和早熟，因此所谓“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实即那污浊的男性贵族社会在他幼小心灵里的反映，而他早期身上的纨绔习气，如与袭人云雨偷试以及撵茜雪等等，则又是由于蒙受这一男性贵族社会的影响。
假若说，自幼摆在贾宝玉面前的以男性贵族为中心的统治者世界犹如鲍鱼之市，那么，同时摆在他面前的以丫鬟为主体的女孩子世界则宛如芝兰之室。贾宝玉实际是在哪一个世界里长大的呢？是在这后一个世界里。其中许多女孩子服侍他，看护他，各以一颗真挚的心围绕着他。贾宝玉从小不止在生活上跟她们亲密，内心深处也是亲爱着她们的，“利女子乎即为，不利女子乎即止”[10]，几乎成了他的行动准则。
在社会上与那以男性贵族为中心的“上层”社会相对抗的，当然是由农民和新兴市民等所构成的“下层”社会。而反映到贾府的后院，便出现了以女奴为中心的被压迫者的反抗。贾府的奴婢有三种：一是“家生子”，即奴才们的子女；二是“买来的”，即破了产的农户的女儿；三是从苏州采办来的优伶，即属于市民最下层的戏子。这样，就使这种反抗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
贾府女奴们的反抗并不是由于衣食无着，铤而走险，向往“清官政治”。谁要以为贾府的黑暗是黑暗在“为富不仁”，那就错了。它的黑暗是黑暗在“富而好礼”，“礼”就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贾府对奴才们的基本态度，不是奴役加践踏，而是奴役加保护。其主子们一面把奴才们看做猫儿狗儿，一面给他们锦衣玉食，还按月发给“月钱”。把奴才们看做猫儿狗儿并予以奴役，是“霸道”和“王道”的共同特点。其理论依据是圣贤们的良法美意：“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11]“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是在对这些“猫儿狗儿”的具体态度上：奴役加践踏，是谓“霸道”；奴役加保护，是谓“王道”。所以贾府对奴隶们实施的是“王道”，而不是“霸道”。它主要是以仁义道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用贾政的话来说就是：“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
贾府的女奴们之所以起而反抗，并且“一处不了又一处”，是由于她们朦胧地意识到自己是“人”，不是会说话的“猫儿狗儿”；既然是“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主之权，就应该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和行动，并且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这种想争到“人”的价值的要求，就与封建主义的人身关系，与贾府所代表的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已后儿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念荣宁”，也就随之而成为人间喜剧、人生悲剧。晴雯、鸳鸯、龄官等的遭际正说明这一点。还是拿鸳鸯来说吧，作为“家生女儿”，其社会地位又低于平民出身的奴隶；而由于获得贾母的倚重，成了贾府最有脸面的奴婢。照当时世仆制规定，“家生女儿”的婚姻问题应由主子说了算；照封建婚姻制规定，男女婚姻问题应由家长做主。贾赦想收鸳鸯为妾，并且让邢夫人亲自出面说合，并且获得鸳鸯兄嫂的赞同，可谓合法合理，合乎世态人情。照时人的看法，这对于一个“家生女儿”，真是“又体面又尊贵”，是“天大的喜事”。然而，鸳鸯却公然一反封建社会的“事体情理”，抱定“不论尊卑，惟我是主”的思想，坚定沉着、按部就班地谱写了一曲奴隶反封建的正气歌。
其他女孩子一般也都有她们勇敢无畏、自由不羁的一面。比如司棋在凤辣子搜出了她的情书之后，“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当被周瑞家的奉命撵出大观园之时，还要求能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辞一辞”。可见她是如何置封建道德于脑后，而自认为并没有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芳官挨了赵姨娘的打，蕊官、豆官、葵官竟“只顾她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窝蜂赶去打群架，全不受封建礼法的拘检。
晴雯被称为贾宝玉的“第一等人”。贾宝玉自幼便和鸳鸯、司棋十分亲近。龄官“画蔷”曾“痴”及贾宝玉。贾宝玉对藕官的“痴理”曾予“真情”揆度。芳官派给怡红院后还曾和贾宝玉发生亲密友情。因此，她们的混和着血与泪的身世经历，她们的杳渺而惨淡的未来命运，她们所处的被奴役、遭蹂躏的客观社会地位，她们所蕴涵的为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等而勇猛抗争的主观思想情绪，在耳濡目染中当然也就会给贾宝玉以深远的影响。
需强调指出的是：与奴婢们的思想品格给予贾宝玉的影响相比，奴婢们的社会存在给予贾宝玉的影响尤为重要。思想上接受了奴婢们思想品格熏陶的贾宝玉，反过来再看看奴婢们的社会存在，就不能不发他深省，从而容受着更大的教益。晴雯等反抗者的遭际且不必说，它一次又一次地使贾宝玉直接感受到封建统治者以“理”杀人的罪恶。比如，平儿是个“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12]。她本人的思想对贾宝玉的影响，其积极面并不显著。然而她的境遇也引起子贾宝玉由衷的同情，使贾宝玉从中看出了她与贾琏夫妇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深深感到“此人薄命比黛玉尤甚”，明确地表露了自己对贾琏夫妇之淫暴威权的不满，察觉出封建秩序的腐朽和不合理。
贾府丫鬟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世遭遇给予贾宝玉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些小姐们的命运遭际给予贾宝玉的影响又是如何呢？也是深刻的。这些贵族少女，虽然莫不过着“饫甘餍肥”的生活，却同样是所谓“有命无运”之物，不仅才智被埋没，甚至连生命也操纵在男性贵族的手里。
不是吗？元春贵为贵妃，实质上只是金丝笼中的小雀，荣华富贵并不能代替她内心的怅惘与悲凉，在供最高统治者淫乐的后宫里，默默无闻地埋葬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李纨的生活早已枯死，吃人的礼教观念把她的灵魂禁锢在僵死的躯壳里，将自己的唯一希望寄托于“从子”，也只落得个“梦里功名”而已。“浑名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的迎春，实际上是被贾赦以五千两银子作为身价卖给了一个像恶狼一样狠毒的男人，婚后不到一年便被折磨而死。探春空有“才干”，终是个女子，“出不去，走不了”，只好任由远嫁异乡，成为男人的附庸，在“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的赫赫豪门，过着“芙蓉开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的凄凉生活。“勘破三春景不长”的惜春，要想不蹈三个姐姐的覆辙，也只好“缁衣顿改昔年妆”。湘云婚后不久，便“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劳燕分飞。黛玉更是由于惨遭摧残，泪枯而殁。横行半世的王熙凤，最后也“身微命蹇”，被贾琏休弃而“哭向金陵”。真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13]。
一支王道曲，千红无孑遗。黛玉的葬花是牵动女儿们命运的。是故，《红楼梦》的悲剧是美之被毁灭的悲剧。
要而言之，贾府是个“礼法王国”。这个王国里有两个天地：一是以男性贵族为中心的封建统治者的天堂，以及与此相联的仕途经济的道路；一是以女性奴隶为主体的被压迫被牺牲者的地狱，以及与此相联的为争取自由而勇猛抗争的道路。这种奴役与反奴役的斗争，其斗争方式虽然与社会上的奴役与反奴役斗争有所不同，然而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却是一样的，即；是维护封建制度，还是反抗封建制度，或怀疑这个制度的永恒性。因此，从小就在丫鬟群里长大的贾宝玉，是既不能不受男性贵族们的思想影响，也不能不受奴隶们的思想熏陶。就其实质来说，双方都在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着贾宝玉，而不论其自觉与否。
正是女奴们的优良品质和反抗精神，正是女奴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世境遇，正是贵族少女们为封建礼教所播弄的悲惨命运，时时刻刻在作用于贾宝玉的思想意识，熏陶他、教育他、震惊他、策励他，从而培植着他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嫩芽，并进而发展为对封建“仕途经济”的憎恶，因为这种仕途经济集中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因此，与痛绝“仕途经济”相对照而存在的独喜“内帏厮混”，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主要表现，是贾政之所以火得要勒死他的根本原因，也是形成他叛逆性格的基本土壤。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在以此为中心的两个世界、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中滋生和发展的。
其三，社交活动，特别对贵族子弟来说，是组成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社会生活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到底是让贾宝玉与上层贵族社会交往，还是由着他与下层平民社会交游，这对他性格的形成当不无作用。
贾雨村为了讨好贾政，借以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每访贾府，“回回定要”见贾宝玉，贾政也敬重贾雨村，把他看成是贾宝玉社交活动中的良师益友，很希望贾宝玉能多多与他接触，以期“通明世事，练达人情”。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北静王向贾政笑道：“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众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颇聚。令郎常去谈会谈会，则学问可以日进矣。”这使贾政受宠若惊，“忙躬身答应”。
贾政不学无文，却颇爱自充风流名士，甚至自称“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此，携儿辈应酬，亦常赴诗坛文会。其实，贾政所说的“深精举业”固然是“经济学问”，贾政所说的“诗酒放诞”也是种“经济学问”，甚至还被看做是条“终南捷径”。这也就是他有次赴诗坛文会回来何以兴兴头头命宝玉兄弟、叔侄作首《姽婳词》，以志“姽嫡将军”林四娘之“忠义”而呈请“恩奖”的真正原因。
凡此，说明贾政所提供给贾宝玉的社交路线，是一条以“经济学问”为枢纽、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社交路线。
然而，贾宝玉除了贾政所要求的社交活动以外，还有自己的社交活动，这就是喜与秦钟、蒋玉菡和柳湘莲等社会上的中、下层人物交游。这是一条以平等观念为基础、以个性解放为枢纽的社交路线。
贾宝玉的第一个朋友是出身于“清寒之家”的秦钟，这也是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清寒子弟，故而曾使他耳目为之一新，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贾宝玉在比自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面前的自惭形秽，正反映了他对封建等级制度合理性的深刻否定。
元春“晋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全府上下莫不“洋洋喜气盈腮”，忙于“谢恩”，独贾宝玉一个“皆视有如无”，却成天惦记着秦钟和智能儿的命运，足见其把民间的男女私情、朋友之谊看得比皇家的新婚大典、君臣之义还重。贾宝玉与秦钟的关系就建立在这种公然弃置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诚然，秦钟对“举业”的看法与贾宝玉是存在着潜在的分歧的，然而，秦钟的社会存在却给予贾宝玉以深刻的教育。后来，只因无力为秦钟护墓，又使他深恨自己“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
经常照看秦钟的孤坟，未到节期就“打点下上坟的花销”者，是“一贫如洗”、被贾琏看成“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曾挥拳痛打薛蟠却“最和宝玉合的来”的柳湘莲。其实，柳湘莲敢于抡拳苦打呆霸王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冷”的；而对亡友秦钟的坟却护理备至，唯恐为雨水冲坏，这又是“热”的。不知尤三姐的品行，鉴于她是宁府的亲戚并住在宁府，决意“不做这剩忘八”而断然要求解除婚约，这是“冷”的；既知尤三姐为人，便不计其以往是否有失贞节，口唤“刚烈贤妻”，抚尸拊棺大哭，这又是“热”的。因此，这位“冷二郎”的“冷”，是“横眉冷对权贵指”的“冷”，实际上却是个热心热肠、多情多义的人。“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则显然是出于反封建思想的一致。因此，“冷遁子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当然也就更使贾宝玉要难过得“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
贾宝玉和秦钟、柳湘莲友善，与忠顺王府的优伶蒋玉菡也是至交。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优伶与娼妓同列，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可蒋玉菡并不安于自己的命运，而力求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桎梏，也曾一度逃出忠顺王府，过了几天“自由民”的生活。贾府的奴隶在反抗，忠顺王府的奴隶也在反抗，这说明奴隶们反封建贵族的斗争乃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贾府的优伶龄官等在强烈地向往着人身自由，忠顺王府的优伶蒋玉菡则以逃跑来取得人身自由，这说明奴隶们要求人身解放已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贾宝玉在认识蒋玉菡以前，便以“无缘一见”为恨；偶然相遇，即一见如故，互赠“汗巾”，聊表爱戴，终至酿成他大承笞挞的重要原因之一，虽被打得寸骨寸伤，却毫不后悔，反而宣称“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而从脂批得知，贾宝玉后来落人“贫穷难耐凄凉”境地，蒋玉菡也一直给他资助和慰藉。凡此，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的友谊是一种心灵上的默契，所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贾宝玉不是曾经宣称要放出怡红院的丫鬟们“与本人父母自便”吗？在这里，我们不只看到他的叛逆思想与作为新兴市民阶层代表人物而出现的蒋玉菡的“作反”精神之间的血肉联系，而且看到了他的这种思想是如何地符合时代要求。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即云：石头上所记“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人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人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史湘云在劝贾宝玉也该常常地会会那些为官做宰的人们时，不是真心希望他日后能“有个朋友”吗？从脂批得知，贾府“树倒猢狲散”之际，贾宝玉从贾雨村之流那边看到的是落井下石，从蒋玉菡等辈——其中包括为他所撵出的茜雪——这边获得的是救援。难道还有比这更巨大、更切实、更深刻的教育吗？这也可见，童年时期的贾宝玉所说的“男子是泥作的骨肉”，这“男子”二字越到后来就越显出其实际上是男性贵族和达官贵客们的代称。
概而言之，自幼接受了丫鬟们思想品质和社会存在影响的贾宝玉，随着齿序日增，在社交活动中“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而喜同社会中、下层人物交往，这是他处于萌芽状态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在交往的过程中，又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品格与社会存在的影响，反过来又加速了他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促进着他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因此，同与贾雨村之流相对立的所谓“游荡优伶”交往，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重要特点，是贾政之所以气得要勒死他的重要原因，也是形成他叛逆性格的又一现实土壤。
其四，贾政想通过贾代儒的口教贾宝玉好好攻读《四书》，社会却经过茗烟的手给贾宝玉捎来了种种“杂书”。这种“杂书”和《四书》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文化思想的对立。《西江月》说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薛宝钗笑贾宝玉“每日家杂学旁收”，足见贾宝玉并不是不喜读书，而是学有偏好。
何谓“杂学”？清人章学诚《章氏遗书·答沈枫墀论学》云：“自雍正初至乾隆十年许，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文’，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章学诚所闻的“老生宿儒自尊所业”，实即《儒林外史》里王仁之流所说的“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
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而“每日家杂学旁收”，正说明他是个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怕读”的只是《四书》，厌为的是八股制艺那一套，论真才实学，倒是贾政之流所望尘莫及的。试看《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个是那么才华横溢，思想清新活泼；一个是那样心思干枯，学识浅陋迂腐。一“试”之下，也就比出了优劣。
贾宝玉读的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诗词曲赋小说，二是佛老的著作，三是《五经》、《四书》等等。这些书对于他叛逆性格的形成，曾起过不同的作用。这里只想谈谈“杂书”对宝玉的影响。
《西厢记》和《牡丹亭》是两部具有强烈反封建礼教倾向的古典戏曲。这两部作品着力描写了爱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力地批判了程朱理学所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说教。《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写贾宝玉偷看《西厢记》，并对林黛玉说：“真真这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第三十六回又写贾宝玉“想起《牡丹亭》曲来，自己看了两遍，犹不惬怀，因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龄官最是唱的好”，便特意跑去央求她“唱‘袅晴丝’一套”。显然，这两部作品对于他和林黛玉的爱情关系，曾起过促进作用。
然而，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其一，贾宝玉在向林黛玉表示爱情时曾两次自比张生，却从未把自己比做柳梦梅。原因何在呢？照我看，就在于：在爱情生活问题上张生的主动性甚于柳梦梅，在仕途经济问题上柳梦梅则远比张生热切。这就决定了贾宝玉对张生和柳梦梅的实际态度是右张而左柳。其二，不论是张生和崔莺莺，还是柳梦梅和杜丽娘，他们在婚姻问题上虽是封建礼教之道德规范的叛逆者，而在人生道路问题上却又是封建礼教之社会规范的遵循者，特别是柳梦梅和杜丽娘。柳梦梅不必说，其人生抱负便是“必须砍得蟾宫桂，始信人间玉斧长”。要是把杜丽娘的婚姻观与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婚姻观做一对比，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杜丽娘对柳梦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具有爱情生活上的自主性，其所期望于柳梦梅的是：“盼今朝得傍你蟾宫客，你和俺倍精神金阶对策。”薛宝钗对贾宝玉，“莫言绮榖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在婚姻问题上也具有自主性。其所期望于贾宝玉的是：能改弦易辙，成为蟾宫之客。林黛玉对贾宝玉，“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在爱情生活上更始终是具有自主性，却“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不难看出，杜丽娘的婚姻观与薛宝钗颇类，同林黛玉则大相径庭。贾宝玉否定“金玉良缘”，肯定“木石前盟”，这正反映了他的叛逆不仅仅是婚姻上的叛逆，更主要的是人生道路上的叛逆。所以，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与柳梦梅和张生相比，虽有相通之处，却存在着质的不同。
《西厢记》和《牡丹亭》只是贾宝玉“拣了”带进怡红院的“文理细密”的“几套”书中的两套，还有“许多”“粗俗过露”的“传奇角本”和“古今小说”“都藏在外面书房里”。这些书都是茗烟为使贾宝玉“开心”买来的。照茗烟私下嘱咐贾宝玉：“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传奇角本”和“古今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常常把其中的女子描写得比男子出色，亦即妇女观往往比较进步。这当然并不等于说都是市民思想的反映。然而，像拟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它“对男女爱情有它的特别的看法，提倡什么‘帮衬’，说‘只有会帮衬的最讨便宜’……那就的确只能用市民思想来解释了。”[14]何谓“帮衬”呢？这在它的“入话”里有解释，就是对女方能“服小”、善“体贴”的意思，实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仅不鄙视妇女，不把她们当做奴隶看待，相反地倒极其尊重她们的人格尊严，极其尊重她们的意志自由。这类作品的妇女观和爱情观对于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显然是起着良好的作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传奇角本”和“古今小说”里，那些把女子描写得比男子出色的作品，其中与女子成对照的一般都是学养迂腐或品格不端的某类男子，而不是整个男性社会。那些提倡所谓“帮衬”的作品，其所主张的“帮衬”一般也只囿于处理性爱关系，并未作为一种处理社会伦理关系的准则。《红楼梦》则不然，反映到贾宝玉身上，就是既继承了这些民主性的思想，又把这些民主性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特征是：一方面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一方面是对于女孩子特殊的体恤和尊重。如上所述，这种与对女孩子的特殊的体恤和尊重相映衬的对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实质上反映了贾宝玉对现实社会统治秩序的否定，因为封建主义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其统治权的，妇女所受的压迫实际上反映了宗法等级的压迫。所以，我们说贾宝玉性格的主要特点即所谓“情不情”，就其社会意义说，实则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与人权思想，亦即初步民主主义精神。
由此看来，贾政和贾宝玉在《四书》和“杂书”问题上的对立，具有双重意义。第一，这种对立是历史上，特别是明中叶以来，推崇理学与反对理学斗争的继续。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为前提”[15]，这种思想资料又是那么丰富，甚至包括儒家经典如《诗经》等的合理内核。第二，这种对立又是现实社会中的民主性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的尖锐反映。
然而，无独有偶，薛宝钗也是个“杂学旁收”的人物，可在思想上却与贾宝玉相对立。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里面传统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文化思想，尽管对于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但作为思想资料，它毕竟只是促成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流”，而不是“源”，只有时代潮流和现实生活才是“源”，并且是唯一的“源”。贾宝玉遇到这种思想资源其所以犹如磁场之遇到铁，就在于他的心灵深处已经滋生着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就是所谓“内帏厮混”和“游荡优伶”等所受的思想影响和教益。
其五，《红楼梦》里有贾宝玉和甄宝玉，就像《西游记》里有孙悟空和六耳猕猴。甄宝玉与贾宝玉童年时代宛若一人，而成年后却截然各别，一个成了地主阶级的接班人，一个成了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存在决定意识，封建统治者直接地损害了贾宝玉自身的利益，他的知音、理想伴侣——林黛玉的悲惨遭遇使他有切肤之痛，使他由贵族地主的宠儿一变而成为受害者。所以，我认为宝、黛的爱情悲剧是促使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不断巩固和发展的一种牵引力。
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是从叛逆思想出发的，她使自己的爱情化作一股叛逆性的力量，推动贾宝玉坚定地走自己的叛逆道路，成为“于国于家无望”的贰臣逆子。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爱是以夫贵妻荣为指归，她想使自己的爱情变为一座强力的吸盘，吸引贾宝玉离开自己的叛逆道路，成为贵族世家的继业者。因此，宝、黛、钗的纠葛就不仅是爱情问题，而是人生道路问题。
贾宝玉的爱情生活，开始时并不专一。刚向林黛玉起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一转身见到薛宝钗“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在梦游太虚幻境时他所见到的“乳名兼美字可卿者”的仙子，“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便是这种现实心理的反映。
贾宝玉终于“只念木石前盟”，这是由于薛宝钗爱说“混账话”，屡屡规劝贾宝玉走封建主义的仕途经济道路，用阴柔的手腕对他进行着无休止的“争取”，其结果是导致贾宝玉的嫌厌，日益加深着二人思想上的鸿沟；而林黛玉从不劝贾宝玉去“立身扬名”，且其身份是小姐，才貌似宝钗，身世似香菱，思想品格似晴雯和龄官……要之，在她身上集中了大观园里所有女孩子们使贾宝玉关心、钦羡、悲悯、亲爱的一切客观与主观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贾宝玉必然会随着他思想的发展而把对姊妹们的尊重与体贴、对丫鬟们的同情与爱护越来越汇集到林黛玉身上，从而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生死不渝的爱情。
说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既不同于张生和崔莺莺，也不同于柳梦梅和杜丽娘，还由于无论是张生和崔莺莺，还是柳梦梅和杜丽娘，都是所谓“一见钟情”，导致他们相爱的起因是“郎才女貌”，促成他们最后结合的基础是“金榜题名”。因此，这种婚姻在性爱问题上虽则有悖于封建礼教，在价值观念和人生道路问题上却符合彼此的家世利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则不是如此。第一，双方在经过一段相互了解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以互爱为前提的爱情关系，既与封建婚姻所必须遵守的“父母之命”的包办性质截然相反，也和一见钟情式的单纯情欲婚姻不同，这种恋爱过程本身便符合人权思想。第二，双方的爱情生活并不以追求单纯的性欲为目的，而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为基础，且以拒绝仕途经济即人生道路上的叛逆为枢纽，同时把彼此的社会地位和财产占有情况以及体质条件等等一概置之度外，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理想性质。第三，双方的爱情关系具有自主性和平等原则，既不容许男尊女卑，也不容许任何外来条件的干预，并且这种爱情达到如此猛烈和持久的程度，以致如果不能结合，那在双方看来，就是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即使为此而献出生命、与家庭诀别，也在所不惜，这具有家庭世法变革的性质。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近代社会的性爱，是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下要求婚姻制度变革的一种反映，是反封建的追求个性、解放思想的显著表现。尽管与尤三姐和司棋等的婚姻观相比，还蒙着一层较为浓重的公子小姐的思想色彩，但与张生和崔莺莺、柳梦梅和杜丽娘的婚姻观相比却有质的不同。
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封建贵族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16]。恩格斯这一精辟论断，指明了封建社会统治者之间婚姻关系的阶级实质。贾府究竟是娶薛宝钗，还是娶林黛玉，或者另找，归根结底，则应由这个封建大家族的“家世的利益”来决定。《红楼梦》自第三十四回以后，宝、黛爱情关系一经确定，便再也不写宝、黛、钗三者之间的爱情纠葛，而集中笔力去展示贾府的日用排场与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是种很高超的写法，它令人信服地写出贾宝玉的婚姻问题是“中原得鹿不由人”。清人诸联说得好：“宝玉之于黛玉，木石缘也；其于宝钗，金玉缘也。木石之与金玉，岂可同日语哉？”[17]这倒并不是由于贾母等人生就一副势利眼，须知“金钱”是巩固“权势”的后盾，“权势”是捍卫“金钱”的前矛。“贵”而不“富”，“贵”难持久；“富”而不“贵”，“富”必难保。贾府的特点是威名远震而内囊空虚，薛府的特点是门庭冷落而家资殷实，因此，借新的联姻以结成“权势”和“金钱”的同盟，也就势在必然；更何况薛宝钗的好说“混账话”及其所独具的“小惠全大体”的“治才”，又完全符合贾府改造宝玉和治理家政的需要。
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的产生是必然的，贾宝玉和薛宝钗婚姻悲剧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就历史渊源来说，后者是前者的直接继续。就性质来说，新生力量因一时的弱小而无力抗御旧势力的迫害，产生子贾宝玉的爱情悲剧；旧势力又由于自身内在的虚弱而无力彻底压服新生力量，反遭到它的一再抗击，又产生了贾宝玉的婚姻悲剧。就当事者来说，宝，黛是在反封建的战斗中牺牲，宝钗是在帮助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秩序的过程中自挖墓穴。就社会根源来说，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既是由贾、史、王、薛这四大家族兴衰与共的家世利益所造成，同时又反映了这四大家族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情由动摇而专一而生死不渝，对薛宝钗的感情由爱慕而不满而疏远而于婚后又离弃了她，这是他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而两次悲剧的产生，反转来又加速了他叛逆性格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便以遁人空门的形式来向他所出身的阶级诀别。而这种诀别形式虽则是消极的，却也使宁、荣二公之灵所寄予他的“略可望成”的殷切期望，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绣像红楼梦》
四、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发展历程
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形成，不但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其具体的发展历程。随着贾府的衰亡，它有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其标志是“不肖种种大承笞挞”。这是贾宝玉与贾政之间的一次正面冲突。其酝酿过程是：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在家喜“内帏厮混”，在外爱“游荡优伶”。“愚顽怕读文章”已使贾政积忿于膺；“游荡优伶”则有“蒋玉菡情赠茜香罗”，则有同情并支持蒋玉菡逃离忠顺王府，则又有王府长吏官登门索人给贾政以难堪；“内帏厮混”则有与金钏儿笑谑生灾祸，则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则又有“手足耽耽小动唇舌”。这次大承笞挞，使贾宝玉从严父的道貌上看出了狰狞，从卑贱者的反抗中发现了曙色，故而宣称自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从而在人生道路上坚定地迈出了叛逆性的一步。具体则表现在他于鞭痕痛楚时所做的三件事上：一是“情中情因情感妹妹”，毅然唾弃了家长们所散布的“金玉良缘”之论，与在叛逆道路上往往较他先行一步的知音林黛玉赠帕定情。二是求莺儿打两根络“汗巾子”的络子，而从指定的配色上，则知一根是留给自己用，络蒋玉菡送给他的大红汗巾子，一根是送给蒋玉菡，络他送给蒋玉菡的松花汗巾子。三是曲意要金钏的妹妹玉钏“亲尝”他所爱吃的“莲叶羹”，以表他对金钏的死“又是伤心，又是惭愧”之情。从此，他一扫以往那种与袭人云雨偷试、与秦钟疯言疯语之类王孙公子的纨绔习气，一扫撵茜雪、骂晴雯、踢袭人之类富贵公子的暴戾脾气，而与女孩子们的关系更严肃、更纯洁了，对她们也更敬重、更体贴，其精神境界获得了一次升华。“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他的心理活动，便足资佐证，显然是作者的着意敷彩。
第二个阶段，其标志是“痴公子杜撰芙蓉诔”。这是贾宝玉与王夫人之间的一次正面冲突。其酝酿过程是：贾府的奴婢们自觉不自觉地想摆脱封建礼法的束缚，直发展到“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而怡红院里的“作反”则直接获得了贾宝玉的同情和支持。邢夫人作为贾府的长房儿媳以不能染指家政心怀不满，想利用绣春囊事件打击王熙凤，同时也给王夫人以一点难堪；王夫人以为贾宝玉所以“愚顽怕读文章”，是被丫鬟们“勾引坏”的，当她知道绣春囊并非王熙凤之物后，便决意在奴婢们中间查个“谁青谁白”，其结果是导致“惑奸谗抄检大观园”，导致“俏丫鬟抱屈天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导致大观园中的青年女子首次风流云散。这次奴婢们的风流云散使贾宝玉又从慈母的笑脸上发现了血污，从“华林”中呼吸到“悲凉之雾”，从卑贱者的血泪上看到了火爆的反抗，也使他认识到同是“巾帼”却有“鸠鸩”和“鹰鸷”之分，而同是“闺闱”又有“ 薋葹”和“茝兰”之别就在王夫人一口咬定晴雯是“狐狸精”的时候，他却一字一血地写下了《芙蓉女儿诔》，一面用金玉、冰雪、星辰、花月等来赞美晴雯的高洁，一面宣称“钳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明显地表露了他对诐奴及其主子的愤怒情绪。这表明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化，不再认为自己对晴雯的死犹如对金钏的死一样有什么责任，也说明了在他的内心深处，实质上已经撕掉了他和王夫人之间那层封建宗法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不再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这位“大善人”身上了。
第三个阶段，其标志当是脂批所示佚稿中的“宝玉砸玉，黛玉泪枯”，以及接踵而来的宝玉被关入“狱神庙”，黛玉“魂归离恨天”。“宝玉砸玉，黛玉泪枯”，显然是由于贾府为维护家族利益而决定与薛府结成新的联姻，这是贾宝玉和贾母之间的一次正面冲突。贾府被查抄当然是这个百年望族的内部矛盾以及与忠顺王府等的外部矛盾交错作用的结果，然而导火线则有可能是贾宝玉所作的那首力贬天子百官而独褒“姽婳将军林四娘”的《姽婳词》”[18]；这位“怡红公子”所以与放高利贷和包揽词讼的王熙凤同入囹圄，其中原因恐怕也就在此。这次灾难，使贾宝玉又从老祖母佛面常笑的牙缝里发现了被食者的鲜血，从锦衣卫寒光闪闪的刀尖上看到了本阶级的真相，而宝钗于婚后又一再劝他“重振祖宗基业”，从而也就促使他登上那人生“迷律”中由“木居士（指‘草木之人’林黛玉）掌舵，灰侍者（指死后焚化成灰的晴雯）撑篙”的“木筏”，成为“于国于家无望”之人。即：“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致因“情极之毒”而遁人空门成为“情僧”。
还记得吗？贾宝玉曾和林黛玉说：“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誓。”哪知“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亦即贾府的三位“仁者”，竟是贾宝玉人生历程中要过的三座关卡！这三座关卡，实际上又形成了贾宝玉叛逆思想发展的三个层面。今日观之，这三个层面，实际上又莫不由封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封建正统势力和叛逆者三组矛盾交织组成。其中，前两组矛盾是基础，后一组矛盾是主导，而焦点则汇集在贾宝玉身上。庚辰本第十五回有眉批云：“《石头记》总于没要紧处闲（用？）三二笔写正文筋骨，看官当用巨眼，不为彼瞒过方好。”上引贾宝玉的那段话除了有他向林黛玉表露感情的意义之外，倒可作为这条脂批的有趣例证。于此可以看出，作者写贾宝玉叛逆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是自知的、有意识的。
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发展。不只轮廓清楚，而且脉络分明。这不仅表现在他与黛玉、宝钗关系的演进上，而且表现在他与晴雯、袭人之前后亲疏厚薄的变迁上。
黛玉与晴雯、宝钗与袭人，就社会地位来说，当然是不一样；但就思想倾向来说，却是两两站在一起的。因此，袭人得到贾母与王夫人的赏识，被默认为宝玉的未来侍妾，是贾府日后必娶宝钗的前奏；宝玉对袭人的态度由亲而疏，由疏而断然与她断绝关系，是他婚后必然要离弃宝钗的征兆。“俏丫鬟抱屈夭风流”，是“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序幕；“痴公子杜撰芙蓉诔”，是贾宝玉必将与本阶级诀别的先声。“袭人娇嗔箴宝玉”，是她直接参与统治者的行列对宝玉进行改造；晴雯对袭人的嘲讽，是对宝玉叛逆性格的支持和鼓励。袭人与宝玉有垢，却得到王夫人的青睐和信任；晴雯与宝玉无染，却被王夫人视为“狐狸精”而遭逐致死。两相对照，突出了封建礼教及其维护者的虚伪、荒谬、残暴和昏聩，给宝玉上了一堂极为生动而具体的反面教育课，催他觉醒，并坚定了他前进中的叛逆步伐。
第四回，贾宝玉改花珍珠为花袭人，反映了他对袭人的尊重与喜爱；第六回，贾宝玉与袭人所发生的不正当关系，反映了他对袭人的热络与亲近。这两回既写出了宝玉的纨绔习气，也写出了他识别力甚低，认不清袭人的思想面貌。第十九回袭人对宝玉的“规劝”和第二十一回袭人对宝玉的“嗔箴”，反映了宝玉与袭人的感情达到了相当程度，因而袭人敢于通过“情”对宝玉的叛逆行为进行斗争，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引起宝玉的嫌隙之心：“自思道：‘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然而在第十九回里还只限于这种“自思”，并未意形于色；到第二十一回里，他就借题发挥了，向蕙香说：“明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但是还只限于指桑骂槐，到第七十七回里，宝玉由于晴雯被撵，就当着袭人的面，正面地表示了自己对她的怀疑：“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不说，又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问得袭人“心内一动”，“低头半日无可回答”。自此，宝玉对晴雯的情分，不但瞒住了袭人，就连和袭人思想一致的麝月、秋纹也不让知道半点儿。这说明他已认清了袭人的思想本质，提高了警惕。
贾宝玉在与袭人由亲而疏、由疏而任其择嫁的同时，却同晴雯由疏而亲、由亲而结成生死不渝的情谊。第三十一回，写晴雯替他换衣服，失手跌断了扇骨，他就“蠢才”连声地骂个不停。晴雯驳了他和袭人几句，他就“气黄了脸”，非要回明贾母撵走晴雯不可，直到众丫鬟跪着求情，才“叹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实在是富贵公子的气焰十足。宝玉要撵走晴雯，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向来就嫌晴雯口齿锐利。第二十回，他对麝月说晴雯“满屋里就只是她磨牙”，便是明证。我们知道，晴雯的“磨牙”，乃是她嫉恶如仇、不受封建礼教拘检的个性反映。而宝玉却迷惑于袭人的柔媚，嫌恶晴雯的率直，这是由他贵族公子习性所决定的，也是他富贵闲人的生活所要求的。因此，这次要撵走晴雯，乃是他平时亲袭而疏晴、喜袭而厌晴的贵族公子感情的总爆发，也是他向来对晴雯和袭人的思想本质缺乏认识的集中表现。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全府骚动，人们的不同情绪和态度，各自披露了自己的思想面貌。这就给他以深刻的教育，促成了他思想的第一次飞跃。其总的标志，便是存在于他身上的纨绔习性和暴戾脾气从此消失了，并且，对处于被压迫受蹂躏地位的女孩子们的同情和体贴之心，也更为纯洁，更为深切，更为周到，更为无微不至了。第三十四回，宝玉“因情感妹妹”，“满心里要打发人去，只是怕袭人。便设一法，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袭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来，交给她两块旧手帕，托她为自己去向黛玉传达爱情、递送私物。这说明他在与黛玉肯定关系的同时，也把晴雯当做了自己的知音，并且把袭人划到爱说“混账话”的宝钗线上去，而和她疏远了；这说明他对黛、钗和晴、袭的思想面貌已经有了初步认识，而在心里分出厚薄来了。第五十二回，写“晴雯病补孔雀裘”，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宝玉与晴雯感情的深厚与纯真。第七十七回，写宝玉于晴雯含冤而死的前夕，排除万难，偷偷私访，并于患难中交换了信物，则是他与晴雯生前友谊发展的顶点，而这正是由精神上的共同追求和对封建压迫的抗争所凝成的。王夫人咬定晴雯是“狐狸精”之时，贾宝玉则用金玉、冰雪等来赞美晴雯的高洁，这本身就是对封建主义的亲权和孝道的一种严重挑战。更有甚者，他还公然提出要“钳诐奴之口”和“剖悍妇之心”来替晴雯报仇；而即使这样，还“忿犹未释”。这种严厉的叱骂和愤怒的声讨，锋芒所向，正是以王夫人为代表的封建正统势力，因而《芙蓉女儿诔》是一篇讨伐封建的檄文。然而在做了一番认真的声讨之后，他却又一丝不苟地去做晨昏定省去了。这种语言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正表明了他民主主义思想的柔弱，还在发展，直至因“情极之毒”而“弃宝钗之妻，麝月之婢”，遁入空门。
《红楼梦》的文化精神是寓杂多于整一，它取于儒释道而又跳出儒释道，融入了新兴市民思想而又扬弃了其间的极端利己主义成分，从而培育出贾宝玉鲜活的个性，使之成为“今古未有之一人”。
作者对张道士之流的老道是憎恶的，更不相信什么“导气之术”，但对道教尊为祖师爷的老庄却报以青睐。《老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唐代称之为《道德经》。其十八章云：“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实则旨在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该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因而也就从理论上否定了儒家的仁义道德。贾宝玉对忠君思想的嘲讽与对孝悌观念的冷漠，显然在理论上有取于此。道家另一经典著作《庄子》实乃我国叛逆文学之先河，唐代称之为《南华经》。其中《外篇·胠箧》着力发挥了《老子》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的思想，认为儒家所提倡的“圣法”是乱天下的原由，因而主张莫如绝圣弃智礼法以免为窃国大盗用作防身的名器，道是“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然而，曹雪芹在将这一想想注入笔端时却施了一点狡狯，一面让贾宝玉于极端苦闷时到《南华经》里去求解脱，酒后乘兴提笔以“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云云续其“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一段，一面让林黛玉看了续文作诗嘲之曰：“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这种以林黛玉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的做法，既表露了他对庄子的反仁义思想的认同，又表露了他对庄子的虚无主义思想的扬弃。
作者对圆静之流的老尼是厌恶的，但对佛教思想却青睐有加。佛教对其思想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所谓积极的一面，是指某些思想帮助了“意淫”说的形成。因为这是作者提出的新的人伦观念，所以也是深层面的。比如，“佛法平等”之于“意淫”说的平等意识，“慈悲为怀”之于“意淫”说的博爱意识，便不无文化渊源的关系。特别是作者以“情不情”作为贾宝玉思想性格的核心和总体特征，令人感到只要大观园里还有一个“女儿”没有脱离苦海，这位“怡红公子”自己就不能从苦海里获得解脱。这与佛教哲学在人生观上“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19]的思想，显然是一脉相承的。所谓消极的一面，是指色空观念点染了作者的思想，致使其不时地产生一种虚无感。但这是浅层面的，因为书中那些渲染虚无思想的情节，其深层面亦是为作者的因情而起并因情而止的“意淫”观念所贯穿。何以言之？“金陵十二钗”中有两个相辅相成的佛门子弟，一个是妙玉，其特点是，身在佛门而心在红尘，最后走出了佛门；另一个是惜春，其特点是，身在红尘而心在佛门，最后走入了佛门。可作者却欣赏妙玉的“坐破蒲团终彻悟，红梅折罢暗销魂”，而对惜春的为当“自了汉”而甘作“狠心人”，不顾入画的死活则持贬抑态度。此其一。贾宝玉两次到释老门前求解脱，林黛玉皆报之以嘲讽，不是嘲之以“作践南华《庄子因》”，就是讥之以不知什么叫做“了”。此两处皆是宝玉后来“悬崖撒手”的伏脉，而黛玉的思想亦即作者的思想。由此可知遁人空门后的宝玉，也是“云空未必空”，与妙玉彼此彼此。此其二。甄士隐是贾宝玉的影子人物，但他俩的遁人空门却同中有异。相异者何？甄士隐是由一僧一道度出“迷津”的，一僧一道是“色空”和“虚无”的象征。贾宝玉是由“木居士”和“灰侍者”度出“迷津”的，“木居士”和“灰侍者”即“魂归离恨天”后的林黛玉和晴雯，黛玉思想性格的核心和总体特征是“情情”，而晴为黛之影，则知遁入太虚幻境后的贾宝玉即开卷第一回楔子中所说的那最后易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此其三。楔子中又说得明白：空空道人闻“石兄”之言，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在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不是情僧抄录了《石头记》，易名为空空道人，而是空空道人抄录了《石头记》，易名为情僧，盖谓其不灭于“空空”者，宝玉之“情不情”思想而已。正因如此，所以序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否则，“一把辛酸泪”又从何而来呢？此其四。凡此，不难看出作者压根儿不愿意让自己的主人公遁入空门，却又不得不让他遁入空门，想全力扬弃色空观念和虚无思想，而虚无思想和色空观念却又总噩梦一般地萦绕在自己的脑际，这便是曹雪芹的大悲苦。而一注入笔端，当然也就成为身在佛门心在红尘——作为“情僧”的贾宝玉的大悲苦！
作者批判儒家思想最力，但对儒学义理的精华汲取亦最多。这是由儒学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不同于西方中世纪文化的政教分离，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中国儒学的特征是在半宗教半哲学的道德主义的律令言辞下全力推行“内圣外王之道”，将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既管上帝的事，又管恺撒的事，而管好上帝的事，又是为了管好恺撒的事；虽则在名义上也注意分道扬镳，然而实际上却常常是一体两面。其最典型的例证，莫若孔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而孔子这将伦理和政治交融混同的看法又是有所本的：“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正因如此，纵然是这属于“内圣”系统的“孝悌”，亦常被“外王”系统的当权者直接田作杀人的名器，嵇康之为以孝治天下的晋武帝所杀，便是明证。凡此，就是曹雪芹之所以要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根由。然而，这种“内圣外王之道”又毕竟有其弥足珍贵的合理内核，那就是独步世界中世纪的朴素民主思想。比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己所不欲，毋施于人”，“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这种“情本体”思想，显然含有朴素的博爱意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甚至陆九渊也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这种对人格尊严的强调，虽则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化为美丽的幻影，但个中所包孕的朴素的人格平等和意志自由意识却是清晰可见的。比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反映的对人生意义的执著和探究；“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以及“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体现的对人的主体性的深刻肯定；“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所显示的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和对王权的鄙夷，凡此，只要对孔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做一解构，那么，其合理内核则可以成为曹雪芹之建构“意淫”说和人格论的文化源头之一，明矣！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虽不是个以“礼乐兵农”为事业的“文行出处”论者，可却是个以“护法群钗”为事业的新型伦理关系的上下求索者，纵然遁人空门，亦最后自号为“情僧”，则其所接受的也是儒家的人世思想，并用其作为批判释道二教的色空观念和虚无思想的武器，不意却属铅刀一割，亦明矣！
作者还直接汲取了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们“经世致用”和“以情抗理”等思想，特别是吸收了冯梦龙的“情教”说，并把这一新兴市民思潮作为其“意淫”说的首要文化渊源。何以见得？事实为证。说这是新兴市民思潮，并非我的想当然，请看冯梦龙在《广笑府序》中对梵音圣曲之祝的嘲讽：
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和尚们去打木鱼，弄几穷活计。那曾有什么青牛的道理，白象的滋味？怪得又惹出那达摩老臊胡来，把这些干屎橛的渣儿，嚼了又嚼，洗了又洗。又笑那孔子这老头儿，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百地把些活人都弄死。
这么一口气挖苦了儒释道三个教主，能属于地主阶级或农民阶级思潮的作品吗？真有点西人所说的“哲学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的味道。纵观明清文学，唯以诮儒诽僧谤道为其特征的《红楼梦》可与之异曲而同工。冯梦龙不只讥讽挖苦了梵音圣曲，还打着“六经皆以情教也”的旗号，别出心裁地宣扬他的“情教”说。其于《情史序》中作“情偈”曰：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如睹春花发，齐生欢喜意。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佛亦何慈悲，圣亦何仁义。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法。
冯梦龙的这一“情教”说之发展为曹雪芹的“意淫”说，真可谓是水到渠成！证据呢？能坐实吗？能。别的不说，单说最简单的事实：二者都是着眼于伦理关系谈问题，并以此表露对现实伦理关系的不满，一也。都是在反程朱理学，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捣其以“天理人欲”为核心的心性本体论，二也。《情史》分二十四类，《红楼梦》第五回正面提及的为“金陵十二钗正册和副册”，共二十四钗，三也。《情史》编者詹詹外史为冯梦龙的又一别号，其《序》云：“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法。”是为曲终奏雅，盖谓“有情人”舍我其谁欤！《红楼十二支曲》是《红楼梦》的主题歌之一，其《引子》云：“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是谓开门见山，盖言古今堪称“情种”者，宝玉一人而引四也。最后，我曾说过，谁能把握住“情僧”之名的含义，谁就把握了书中的色空观念或虚无思想与“情”的关系，谁就把握了《红楼梦》思想性质的总体特征，今以《情史序》中的“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十字说之，又何其确也，又何其确也！
然而，请注意中国哲学史上一个严肃的事实。孔子虽则以“仁”作为道的最高原则，却没有来得及从人性论上为它找出理论根据，所以他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情本体论。最能代表这一情本体论的，是《论语·颜渊》中子夏所说的一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率先从人性论上为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理论根据并从而将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学说的，是孟子。其“性善”说，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的美德。其后，与孟子的“性善”说唱对台而亦旨在从人性论上为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理论根据的，是荀子。其“性恶”说，认为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仁义礼智”之成为人性须经外铄。因此，孟子和荀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实际上是情性本体论。因为孟子认为“性善”，所以他的学说基本上走的是“内圣”路线，荀子认为“性恶”，所以他的学说基本上走的是“外王”路线。一个提倡个体自觉，直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一个提倡强制教育，对孔子“仁”的学说有所偏离而开了法家思想之先河。二者在维护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程朱理学则将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合二而一，建构了以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为其两大内涵的人性论，易“内圣外王之道”的孔子的情本体论和荀孟的情性本体论为心性本体论。其目的是想从人性论上说明“纲常万年，磨灭不得”之理，所以，“以理杀人”便成为它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具体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上。这一口号，博得了明清两代君主集权主义者的格外青睐，却同时也引起了进步思想家们的一致反击。李贽所提出的“童心”说，便是对程朱理学的“天命之性”说的一种直接否定，真不愧为“异端之尤”。冯梦龙所提出的“情教”说，则是针对程朱理学“灭人欲”思想而来的，但却未能摆脱其“存天理”思想的樊篱，所以经过他加工并编人“三言”的小说，大多是在歌颂具有“常心”的“常人”。曹雪芹一面直接继承并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一面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冯梦龙的“情教”说，将其合二为一，建构了以情性为本体的“意淫”说，并从他的理想世界太虚幻境中发出一个不同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继往开来的伟大声音，那就是：“四海之内，皆姊妹也。”从而，宣告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哲学的突破”。这又何以言之？
因为，旧时所谓的五伦或五常，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法定关系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一个“长幼有叙”，就决定了兄弟之意关系的法定不平等。姊妹关系不入五伦，其社会地位的分野是婚后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未出嫁前彼此之间是平等的、自由的，且相亲相爱的程度一般都胜于兄弟之间的感情。曹雪芹以太虚幻境中仙姑们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理想的伦理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对封建纲常观念的一种深刻解构。此其一。警幻仙姑说：“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这就奇了，宝玉的“意淫”为什么是“天分中生成”，而且惟他“独得此二字”呢？却原来“这人来历不小”。书中说得清楚：宝玉本是太虚幻境赤瑕宫神瑛侍者。神瑛侍者，乃灵性已通之似玉美石化为人形也；赤瑕者，玉有赤疵也，怜红也，惜花也，引日以甘露灌溉为务，而尤惜绛珠草一株也。书中同样说得清楚：通灵玉本是大荒山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此顽石是女娲炼石补天时自经锻炼而灵性已通的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中剩余的一块。青埂者，情根也，女娲炼石补天以拯救生灵之所因，顽石自经锻炼而灵性已通之所由也。凡此，这就说明：天地间生生不灭者，“情”而已；女娲炼石补天，乃“情不情”。赤瑕宫的神瑛侍者也罢，青埂峰的顽石也罢，都是不知富贵贫贱和尊卑上下为何物的“原人”，其所知所识，所作所为，亦惟情之动于衷而已！凡此，这又说明：宝玉之“含玉而生”，亦即含“情根”而生；宝玉在怡红院以“护法群钗”作为自己的“一番事业”，只不过是神瑛侍者在赤瑕宫引日以甘露灌溉花木为务之重演而已，不意却成了诗礼簪缨之族中的“混世魔王”而为万目睚眦，可见“王道”是如何在灭绝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性情。此其二。正是这种“天分中生成”并为宝玉“独得”的“意淫”，决定了宝玉：认为以建功立业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念应予摒弃，尽管他不知在摒弃这一价值观念后自己的恰当人生位置在何方；认为以戕残人之天性为务的“三纲五常”等封建法典不应尊从，尽管他不知在亵渎这类封建法典后自己的真正立足之境在何方；认为以维护封建等级制为前提的儒家仁政思想应予弃置，尽管他不知在弃置这种仁政思想后“天不拘兮地不羁”的人间乐园在何方；认为那在“体仁沐德”的匾额下畅饮“群芳髓”的场面必须扫荡，尽管他不知扫荡这些食人者的得力武器在何方。于是，他呐喊，他苦闷，他彷徨，他求索。因而，他的最后遁入太虚幻境，便多少有点与卢梭的呼喊“回归自然”相若，成了他“意淫”的涅槃。此其三。论者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20]这看法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红楼梦》里写了三个世界。一是贾府围墙外面的世界。这是个如同《水浒传》中所写的霸道横行的世界，花袭人、晴雯及芳官等十二个优伶之被卖入贾府，以及刘姥姥的忍耻到荣国府打抽风，个中给我们传来了消息。作者在前八十回中虽只作随笔点染而已力透纸背；从脂批得知贾府被查抄后其子孙曾四散流落，则知在佚稿中作者对这一世界还可能有正面描写。二是贾府围墙里面的世界。这是作者以现实社会中鲜有的地主阶级的积善之家为原型并益之以孔孟的王道理想而构建的世界，是个王道荡荡的世界，其主子是世上少见的大善人，其奴隶是人间少有的幸运儿。那大观园是贾府围墙内的世外桃源，人们想象中的王道乐土的投影。作者所以构建这一世界，旨在写出：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规范下，其大善者亦不善，其大幸者亦不幸。三是山在虚无缥缈间的太虚幻境，是作者的“游仙诗”和理想世界，它以“四海之内，皆姊妹也”为其特征，是个自由、平等、和谐的美妙社会。那贾府围墙内的大观园，便是它在人间的某种投影。正因为大观园交织着如此两种投影，所以它也就成为贾宝玉的“意淫”观念和孔孟的“仁政”思想之不见刀光剑影、不闻战马悲鸣的无声战场。其结果，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曲终人不见”者，是纲常教义与贾府家世利益的结为神圣同盟，将花柳繁华的大观园变为白杨萧萧的大“花冢”。“江上数峰青”者，是在白杨萧萧的大“花冢”那边，依然隐显着引入遐想的太虚幻境。由此也就出现了《红楼梦》结构学和主题学上的总体特点，那就是我在拙作《<红楼梦>结构论》中说的：贾宝玉“祖住‘赤瑕’——历劫‘怡红’——返回‘赤瑕’——魂系‘怡红’”，是为“情僧”。顽石“祖居‘青埂’——历劫‘怡红’——返回‘青埂’——记述怡红”，是为《石头记》（或名《情僧录》）。二者相辅相成，合二为一，是为《红楼梦》的主要思想线索和情节线索，其哲学精神亦寓焉。此其四。由此观之，盖“情僧”者，贾宝玉“意淫”观念之涅磐，以“情”立“教”之谓也。
是故，我的结论是：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主人公，作者所讴歌的人物，其身上的叛逆思想对古来中国传统文化，是“超越的突破”、“哲学的突破”。质之方家，以为何如？
《绣像红楼梦》
六、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历史限度
贾宝玉是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启蒙主义的先驱，所以，在他身上既有寅时的晨曦，也有丑时的夜雾：
他一方面坚决否定“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拒绝封建仕途经济，把它说成是国贼禄蠹所干的勾当，嘲笑“君子杀身以成仁”的最高封建道德信条，把封建统治者目之为天经地义的“文死谏，武死战”说成是“胡闹”，并且，在视元春那种皇家婚事如浮云的同时，却为智能儿那样的民间恋爱而牵肠挂肚，这就不只否定了封建主义的“君臣之义”和政治道路，而且否定了体现封建帝王淫威的宫廷生活，还对“君权神授”说不无怀疑；另一方面，却又不敢正面否定“君权”本身。
他一方面痛恨自己所出身的侯门公府，把它说成是荼毒人生的牢笼，这就直接否定了封建主义的门阀制度；另一方面，听人说到宁府的腐败又会脸红，并不能忘怀宗族观念。
他一方面迫切地要求婚姻自主，并且热烈地进行了自由恋爱，殷切地向往个性自由，并曾有“放出”怡红院的女奴们“与本人父母自便”的打算，这就直接否定了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和奴婢制度；另一方面，却又浅尝辄止或不尝而止，并不敢在行动上与封建家长发生正面冲突，反而幻想和期待封建家长的主持或批准，不敢公然越礼、直接违犯封建伦理的亲权。
他一方面追求着比较合理的家庭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平辈、小辈，对下人不拘礼法，“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从来“不要人怕”，尊重意志，尊重个性，想“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这就直接否定了作为封建社会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礼教观念；另一方面，却对长辈，对外人，礼数正经，“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下人来传亲长的话，必起立回答，晨昏叩省，恪守不渝，甚至连走过父亲书房门前定须下马这一礼节也予遵守，不敢公然撕毁温情脉脉的封建礼教的面纱。
他一方面热烈赞美为封建正统人物所不齿的小说戏曲，称《西厢记》和《牡丹亭》等书是真正的好文章，深恶为封建正统人物所顶礼膜拜的时文八股，斥之为“国贼禄蠹”的“饵名钓禄之阶”，并由此而“祸及古人”，把历代那些所谓代圣贤立言的书籍一烧而光，这就不只彻底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科举制度，实际上已经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孔孟之道；另一方面，却又不敢公然否定《四书》和反对孔子，而只敢“跪着造反”。
他一方面把对女性的赞美建立在对男性的贬斥之上，这不只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的一种反叛，实际上也是在否定男权的合理性，并通过对男权的否定从而否定以男性贵族居中心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却对晴雯存“共穴之情”，心里总想能有几个女孩子与自己同死同归，并不否定封建臣妾制的合法存在，实际上这又是对“男尊女卑”和男权观念的一种肯定。
他一方面极力反对封建宿命论，连在梦中也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强求不得，承认宿命论的合理，并且自己最终还是遁入空门。
他一方面在思想上是个敢于造反的“混世魔王”，几乎批判了整个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尽管是很不彻底；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只管安富尊荣”，是个十分怯懦的“富贵闲人”。
他一方面从奴隶们的反封建斗争中汲取着思想营养，并给予其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却不是于斗争中从被压迫者身上获得力量以形成自己的行动能力，而是把自己的权限挂靠在封建家长的欢心上，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偷偷地给予被压迫者以庇护和温情，因此，也就易于成为梁上君子，从而也就加重了思想上的感伤情调。
他一方面在批判旧世界中培育着思想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观念的幼芽。显现了自己叛逆性格中的近代因素；另一方面，在陷入困境时却又常到佛老门前去求解脱。而思想上的感伤情凋，一经与佛老学说相接触，便很自然地蒙上了一层虚无主义的色彩，以致他往往错误地把社会悲剧理解为个体化的人生问题，而把对现实社会的否定时而归结为对个人人生的否定，这就不时地消磨着他思想的斗争性和进取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1] 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不只是对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民主性文化思想的批判继承，同时也是接受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思想影响的结果。而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是作为封建主义经济的否定物而出现的，另一方面还不能离开封建主义经济这一母体而独立发展。与此相适应，代表着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市民阶层思想意识，一方面是作为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另一方面还不能冲破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母体而独立存在。这便是产生贾宝玉叛逆思想内在矛盾的时代根源。
七、后四十回的贾宝玉
《红楼梦》后四十回对贾宝玉形象的描写，在情节上与前八十回是颇多“前后关照”的。然而，一经高鹗辈的这种“前后关照”，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也就出现了逆转，渐渐地“改邪归正”了。
比如，原著写了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神游”的结果是使他堕入了“迷津”，亦即日益坚定地走上了叛逆的道路，成为不为封建礼法所化的“顽石”。续作中也写了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神游”的结果是使他“悟仙缘”、“断尘缘”，亦即由于识破了“世上的情缘，都是些魔障”，从此“乃忽改行，发愤欲振家声，次年应乡试，以第七名中式”[22]。
又如，原著写贾宝玉人家塾，是出于能和秦钟“常相聚谈”，即所谓“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贾政要他“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他却当耳边风，结果书没有读成，倒把学堂闹得地覆天翻。续作写贾宝玉人家塾，是由于贾政要他“学个成人的举业”，结果是日渐“就范”，“天天按着功课干去”，忙得连林黛玉吐血也顾不得去探望。
再如，原著写贾宝玉为了应付贾政的“盘考”而连夜读书，可又从何读起呢？“若温习这个，又恐明日盘究那个；若温习那个，又恐明日盘驳这个。”结果书没理熟一章，倒把怡红院闹得人仰马翻。多亏晴雯灵机一动，让贾宝玉装病，这才混了过去。续作写贾宝玉为了完成贾代儒留的作业而彻夜读书，尽管他“觉得微微有些发烧”，还是把念过的《四书》拿出来，“翻了一本看去，章里头，似乎明白；细按起来，却不很明白。看着小注，又看讲章”，自恨“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袭人怕他累坏了，哄他睡觉，可他躺在床上还在想功课，简直成了个“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的人物！由此，也可见他评价《列女传》直讲得巧姐不觉“肃敬起来”，实非偶然。
还如，原著一再写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从没“成篇潜心玩索”过一篇时文八股。续作在回目上仅原著的三分之一，却让贾宝玉作了四篇八股。第一篇，题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第二篇，题曰《人不知而不愠》，第三篇，题曰《则归墨》，第四篇，题曰《惟士为能》。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四篇八股有内在的联系，是出于高鹗辈的精心安排，要旨是教人们相信“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而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个“圣人之徒”，就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道学家。贾宝玉写得如何呢？贾政的评语是：“初试笔能如此，还算不离。”并且认为一篇比一篇好。这种一篇比一篇好，实质上是反映了贾政对他的“洗脑”，也为他后来的“以第七名中式”铺平了道路。不少人认为《中乡魁宝玉却尘缘》中贾宝玉中举后一走了之，是对科举制度的嘲弄。我感到假若孤立地看他的应试，未尝不可得出这个结论。然而，假若注意到后四十回中所出现的贾宝玉思想性格的种种逆转现象，恐怕不能不认为他的应试是顺应着薛宝钗的一种愿望：“但能博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换言之，贾宝玉的“应乡试，以第七名中式”，实则是他“乃忽改行，发愤欲振家声”的显著表现。这使他还不如第二回中所提及的倪云林，当然也就不可算“今古未有之一人”了。
问题是，贾宝玉作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这种思想上的逆转是否符合曹雪芹的意图？或者，能否说它是贾宝玉叛逆思想内在矛盾之消极面的反映？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拒不“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这是曹雪芹所赋予贾宝玉叛逆性格的质的规定性，也是贾宝玉区别于张生和柳梦梅的地方。随着贾府的衰败和大观园里种种悲剧之不断出现，朝着“叛逆”的方向而不是朝着“改悟”的方向，这是曹雪芹所赋予贾宝玉之思想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把贾宝玉性格发展的趋势写成“浪子回头”，则歪曲了贾宝玉性格的这一基本方面。
其次，“情不情”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内核，也是他的“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的显著体现形式。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两个叛逆者心灵的默契，彼此都“不是为自己而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个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时也只有在这另一个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他自己”[23]。贾宝玉的出家，是由于他所追求的美好的东西为封建势力所毁灭，乃情极所致，因而是他堕入“迷津”的一种更为深刻的表现形式，它使贾府失去了最后一点复兴的可能。把贾宝玉的出家写成是由于他识破了“世上的情缘都是些魔障”而“改悟前情”，认为“一子出家，七祖升天”，这决不符合曹雪芹的意图。
最后，写贾宝玉为贾政所迫而留意于举业也直接与第七十八回关于贾政的思想描述相抵触。第七十八回明明写道：贾政“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归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既然贾政已“不强以举业逼他”而寄希望他能“发迹”于终南捷径，当然也就不应有什么“奉严词两番人家塾”、“老学究讲义警顽心”，以及“试文字”和“中乡魁”之类的情节了。顺理成章的似乎应该是：贾政把贾宝玉的《姽婳词》和他自己的“一篇短序”进呈礼部，以与同僚们竞请“恩奖”；其政敌们则在《姽婳词》上做文章，说“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云云乃心存“唐突朝廷”，从而点燃了贾府被抄的导火线。贾政自己固然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贾宝玉也因此而被关进了“狱神庙”。
顾颉刚先生说：高鹗“他也中了通常小说‘由邪归正’的毒，必使宝玉到后来换成一个人”[引自俞平伯《红楼梦辨》，第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我认为这是有眼光的。贾敬羡慕的是白日飞升，贾政羡慕的是金章紫绶；贾宝玉兼而有得，真堪光贾府之门楣！然而，这绝不是曹雪芹的思想。
注释
[1]《唐高僧传》卷十九，引自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2]参见《庄子·齐物论》。
[3]《鲁迅全集》第8卷，第1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5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
[5]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二。
[6]《焚书》卷三《童心说》。
[7]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8]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引自一粟：《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02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0]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引自一粟：《红楼梦卷》第一册，第90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11] 《左传》昭公七年。
[12]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3] 《鲁迅全集》第9卷，第2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何其芳：《论<红楼梦>》，见刘梦溪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卷，第68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5]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7] 诸联：《红楼评梦》，引自一粟：《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1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18]详见拙著《红楼十二论》之《论<姽婳词>在<红楼梦>悲剧结构中的地位》，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9]仁德：《佛教与中国文化·代序》，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20]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3l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32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载张锦池先生《中国六大古典小说识要》第二十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
作者简介
主编：戴莉 刘旭展
学术支持：许隽超
来源：乾嘉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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