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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是欧洲印刷业的摇篮时期，泛指于1450至1500年间在欧洲用活字印刷的任何西文书籍，这一时期所印书籍被称为“摇篮本”，版本非常名贵。
当时欧洲刚刚出现的活字印刷工艺仍具有小规模手工作坊的许多原始特征：如印数少，印刷和装帧质量精良，手绘句首大写字母，等等。然而到了15世纪末，威尼斯、里昂、巴黎和科隆等活字印刷术发达的中心城市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随着机械装置的应用，印刷业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大批量印刷的商业性书籍逐渐失去了作为手工艺术品的价值。科内利乌斯·伯克汉姆于168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一部15世纪活字印刷书目中首先采用了“摇篮本”这个术语来描述早期的西文印刷书。而著名意大利印刷商阿尔德斯·马努蒂乌斯1501年为廉价书专门设计的斜体活铅字正好标志着西方印刷史上一个摇篮本时代的结束。
摇篮本因印数少、装帧精美，在字体、标点符号、版式与纸张等方面均与后来的印刷物有所不同，且因其稀少而弥足珍贵。
一、国外摇篮本收藏情况
现今世界上保存下来的珍稀摇篮本的数目究竟有多少呢？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知道精确的数字。自从18世纪以来，不断有新的摇篮本被发现。20世纪初的大英博物馆印刷书籍部主任A.W.波拉德曾经断言15世纪手工印刷作坊的全部产品不会超过四万种，总数近20万册。但至今已经发现的摇篮本已经超过了48,000种，比19世纪德国著名的摇篮本权威路德维格·海因所记录的数目要多出近两倍。
绝大部分的摇篮本都集中在欧美的一些历史悠久的著名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如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等。如英国的不列颠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均藏有1万种以上的摇篮本。
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书约650万册,其中包含现代人文、期刊、自然科学、稀有书籍等,包含东、西方手抄本16万册,摇篮本约6,500册,另有现刊5万余种,地图约117万件.数量庞大,珍藏无数.是世界上收藏书籍和手稿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巴西国家图书馆藏书145万册，珍善本60,000册，其中216本摇篮本学位论文60,000件；乐谱150,000件；图象及图片200,000件，其中地图26,000件；缩微平片9,439张；16/35电影胶片26,000卷；录音29,000件。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始于19世纪,现在有70,000卷,大约6,000卷为摇篮本,这批书装帧精湛,是研究15世纪以来西方印刷史的绝佳资料。斯拉夫文摇篮本书多为16世纪用西里尔文印制的,分别在巴尔干和威尼斯等地印刷。
阿尔巴尼亚国家图书馆馆藏有本国文字的早期(16-17世纪)出版物、摇篮本、手稿及古代希腊和拉丁作家的著作共2,050卷,其中包括善本珍藏和最早的阿尔巴尼亚文报纸。
比利时皇家图书馆现有馆藏合订本约有400万册；现刊21,100种；手稿300,000件；摇篮本4,750卷；学位论文5,000件；政府文献305,000件；乐谱100,000页；地图140,000张；视听资料16,000件；录音6,000件；钱币、徽章205,000枚；善本书35,000卷。
希腊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强项是纸莎草和拜占庭手稿、欧洲和亚洲语言文字的手稿、拜占庭文件等共有4,500件；摇篮本图书200部堪称希腊之最。其首版印刷书,包括著名的1476年拉斯卡里斯在米兰印制的希腊文法,以及16世纪以来的许多古旧和善本。
阿根廷共和国国家图书馆藏书190万卷；现刊22,000种；摇篮本21卷；学位论文20,000件；乐谱40,000件；地图30,000张；录音30,000件。
智利国家图书馆藏书160万卷；现刊942种；摇篮本83卷；学位论文40篇；乐谱6,373件；地图10,331张；缩微平片20,000张；16/35电影胶卷5,500件；视听资料300件；录音2,013件；CD-ROM36张；文献11万件；录像带115盒。
墨西哥国家图书馆馆藏书刊200万卷；现刊3万种；手稿6万件；摇篮本180部；学位论文3000件；政府文献70万件；乐谱13700件；地图14000张；缩微品37500件。
此外，牧师会图书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马德里宫廷图书馆、班贝格州立图书馆、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马耳他国家图书馆、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危地马拉国家图书馆等都有摇篮本的收藏记录。
二、国内摇篮本收藏情况
摇篮本在西方尚属罕见，在遥远的中国收藏情况如何呢？
16世纪后期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发现，当时中国在经济文化领域属于强国，在中国传教根本不能像在日本或者东南亚那些小国那样通过武力达成，因此制订了通过先进学术影响中国的策略。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正是这一策略的积极实施者。他从中国回到欧洲后，两次周游西欧，募集了他所能募集到的当时最好的图书。它们用羊皮做封面，书页上刷着金粉，有些还镶嵌着珠宝，流传至今已经可以说是无价的艺术品。金尼阁在欧洲募集的书籍质量之高，达到当时欧洲的最高水平，其中包括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书籍。他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建设一所足以和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图书馆媲美的图书馆。这是鸦片战争前，中国文明最接近西方文明的一次。
金尼阁费时两年在西欧大陆上募集到的装帧精美的7000多部书，在前往北京的过程中，这批书常常被留一部分给沿途的教堂，用于支持当地传教。最后到达北京的，只是这批书的主要部分。这些书在各地教堂之间不断的辗转中也不时发生损毁。根据1949年的统计，当时金尼阁带到中国的7000部书剩余629册，藏于北京西什库教堂。在1958年的“献堂献庙”运动中，西什库教堂被上缴国家，教堂收藏的教会藏书，包括中、日、梵、德、英、法、荷、意、西班牙、波兰、希腊、拉丁、希伯来、佛兰芒、叙利亚、马来、大宛、藏、满、蒙等语种的“摇篮本”早期印刷图书和和一批稀见文献，被运出教堂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1958年存入北京图书馆，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400年前从欧洲抵达中国的这批欧洲古书，清晰地记载了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历程，意义非凡，对学术界来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宝藏。很多珍品书在欧洲已失传,这些保存在中国的欧洲古书，已经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目前国内唯一有关欧洲古书保存的记录，是国家图书馆的北堂书目，但即使是这个书目，也是非常不完整的。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外文善本主要由西文善本组成，共有5,600余种，2.5万余册，2010年我馆基藏书库对西文图书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点整理，发现1850年以前的西文图书667册，梁启超藏书599册，1900年以前普意雅赠书2148册，穆林德赠书720册，共提西文转善本15740册，今年还在继续整理、陆续提善中，这样我馆西文善本图书数量已达到4万余册。
西文善本中，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文献占有相当地位。例如，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人类思想和实践的革命》（1849年伦敦出版）、《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1889年3月23日写于伦敦）、1566年巴塞尔版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等等藏品，弥足珍贵。
收藏于我馆善本阅览室的北堂藏书中有四种（五册）于1500年以前刊印出版的珍贵摇篮本。它们是：
1.（802）《安哲罗全集》（Angelo Carletti di Chivasso, Summa angelica, Venice: Georgius de Arrivabenis, 1492）──这是一部宗教著作，作者安哲罗是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曾因放弃政治生涯而成为方济各会的会长。他在当时竭力反对意大利北部主张改革教会和取消神职的韦尔多派，并以其伦理神学而著称。该书是一部伦理神学的典籍，共分659个条目，按字母顺序排列。
2.（886）《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Aristotles Stagirita, Ethicorii Aristotelis opus, Florence: Argyropylo Byzantina, 1480）──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从梭伦到德谟克里特的幸福论思想，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伦理学思想体系。他认为人的灵魂分为理性感情和非理性欲望这两个部分，人的理性既能沉思真理，又能调节欲望，从而能获得德行。亚里士多德批判伯拉图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成分，认为幸福是合乎理性的活动，“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这种对于现世幸福和快乐的肯定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曾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是阿吉罗皮娄·比赞廷诺翻译成拉丁语，并于1480年首次在佛罗伦萨刊印的。书的封面呈青灰色，是布包木板，并非原始的装订。大概是由于封皮破损而在19世纪后期或20世纪初进行了重新装订。该书没有带标题的扉页，最前面的空白纸上有两个醒目的圆形印章，其中一个带十字图形的是北堂图书馆的印章，上面的文字为法语。文本保存了早期活字印刷书的许多特点：如没有页码，大写字首绘有单色的装饰性图案，正文每页分两栏印刷等。纸张较薄，有竖形水纹，说明这是对折本。在历经500多年以后，纸已经发黄，但幸而未遭虫蛀。书中铅字分大小两等，字体介乎于哥特体与罗马体之间，接近意大利人斯韦恩海因与帕纳茨于1465年所铸的铅字风格。书中已标有帖码（a6,aa4,b-z6,A-B6,C7），在a帖和aa帖上印有索引、目录和前言，正文从b帖开始，前面有两幅木刻插图，刀法古朴凝重，内容是一位老师在给学生上课，另有两名学生正在受试。此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它跟另一本题为《黄金著作》（Almain, J. Aurea opuscule, Parrhisiis, 1517）的书合订在一起。
3.（2553）《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Johnnes Regisomontanus, Epitome in Almagestun Ptolomei, Venice: Joh. Hamman de Landoia, 1496）──托勒密是古希腊著名天文学家，曾于公元127至151年间在埃及的亚力山大城进行天文观测。他发挥杰出的数学才能，把自阿波隆尼以来用偏心圆或小轮体系解释天体运动的地心说加以系统论述，所以后人均以他的名字来代表天文学中的地心说。他的13卷巨著原称《数学论集》，后改称《大天文学家》。九世纪阿拉伯的天文学家对这部巨著冠之以希腊语中的最高级称谓“Magiste”,前面又加了定冠词“al”，故此书以《大成》之名传世。
《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有棕色牛犊皮封面，可能也不是原始装订。空白页上能看清由三个花盆状图案呈三角形烘托出一个大写“P”的水印图案。文本中也有单色的装饰性大写字首，但与前面那本书不同的是，它的正文已用单栏印刷，并以人工手写的方式标上了叶码。标叶码是中世纪手抄本的惯例，即在每张羊皮纸的正面标上数码，并以“R”（recto）表示正面，“V”（verso）表示反面。书的纸张厚薄适中，因是对折本，所以也有竖纹。字体属不规范的罗马体铅字，其中保留了一些哥特体的字母形态，但就整体来说，大部分字母都已呈圆形，接近于斯韦恩海因和帕纳茨的字体。书中的众多图例都画在书页旁的空白之处，还有一些用钢笔补画的图例。书页空隙间还可见用几种不同手迹写下的心得评语。书帖的纸张数目不甚规则（a10,b8,c6,d8,e6,f8,g6,h8,j6,k8,l6,m8,n6,06,p8），书页右下端尚无早期印刷书中常见的导词，但已有注明卷数的页头标题。书尾提署中带有一个代表印刷商的漂亮图案，还注明该书为1496年出版。
4.（2948、2949）《反异教大全》（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Venice: Franciscus von Hailbronn and Nikolaus von Frankfurt, within 1473-77）──该书与《神学大全》齐名，是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的名著。阿奎那于1244年就读那不勒斯大学时就加入了多明我会，并从1252年领受神职起，先后在巴黎大学、教皇亚力山大四世、乌尔班四世、克雷芒四世的宫廷和罗马圣撒比拿得多明我会研究院中从事神学教学、研究和论述。四卷巨著《反异教大全》是作者应多明我会会长佩那福特的雷蒙德之请求而撰写的。它对天主教神学信仰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将其与伊斯兰教的信仰加以对比和分析，以求证明前者的无比优越性。从北堂图书馆藏有该复本这一事实中足以看出教会对它的重视。
编号为2948的《反异教大全》有蓝色的封面，是用布包的硬纸板做成，所以也不是原始装订。扉页上有一个带十字的印章，上面用拉丁语写有“Bibliotheca Domus S. S. Salvatoris”等字样，可能它原属于某位西方传教士的私人藏书。这部书的印刷年代比前两部都早，因此其特征更接近于中世纪的手抄本。既找不到有标题的扉页，也没有标叶码，就连帖码也看不见。书中纸张较厚，其链纹和水印清晰可见，因是四开本，故均为横纹。虽然有些地方已遭虫蛀，但可以看出纸的质量不错，历经五个多世纪之后，其颜色仍然较白。此书最大的特点是正文中手工彩绘的大写字首非常漂亮，用红、蓝两色相间勾出，并用金粉作为底色，酷似手抄本。铅字风格也近似斯韦恩海因和帕纳茨的字体。书中虽然记载了两位出版商的名字，但却未标明确切的出版日期。根据资料记载，印刷商弗朗兹·冯赫尔布朗于1471－1483年间在威尼斯开办活字印刷所，并于1473－1477年间与另一位印刷商尼古拉斯·冯弗兰克福特合伙经营。据此推断，该书的出版时间应在1473至1477年间。
我国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有八部摇篮本。台大的前身是日本人侵占台湾后于1929年建立的台北帝国大学，台大图书馆藏书就是当时帝国大学图书馆的藏书。1945年，中国收复台湾后，才将这个学校更名为台湾大学。西方耶酥会传教士到日本传教是在他们来中国之前，所以日本人拥有摇篮本就不足为奇了。
台湾大学特藏部陈列室的展示柜里摆放着八部摇篮本。它们是：
1.普林尼的《博物志37卷》（Plinius Secundus, Caius. Naturalis historiae libri XXXVII. Venetiis, Michael Manzolini de Parma, 1479.）──普林尼（23－79）是古罗马的著名作家，他唯一存世的《博物志》网罗了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同时评述了古代许多优秀艺术家及其作品，堪称为在古代和中世纪最流行的百科全书。该书于1479年在威尼斯出版。
2.圣格列高利一世的《对话录4卷》（Gregorius Magnus. Dialodorum libri IV.Venetiis, Hieronymus de Paganinis Brixiensis, 1492）──圣格列高利一世（约540－604）出身罗马贵族，曾任罗马行政长官，后被选为教皇。他于公元586年派主教奥古斯丁率教士前往英格兰，使基督教在那儿扎下了根。他的《对话录》系拉丁语布道文集，在中世纪极为流行。该书于1492年刊印于威尼斯。
3.圣伊西多尔的《语源学20卷及三卷名言集》（Isidorus, Episcop. Etymologiarum libri XX et de summo bono libri III）──圣伊西多尔（约560－636）是中世纪早期颇负盛名的西班牙基督教神学家，曾任塞维利亚大主教。他的《语源学》是从以往的拉丁语名著中摘录而成的百科全书。《三卷名言集》是他的一部神学著作。该书没有注明在何时何地刊印出版，但根据书的各种特征被认定是15世纪末的版本。
4.阿维森纳的《医典》（Arnaldus Villanovanus Avicenna. De virtutibus herbarum. Venetiis, Simon Bivilaqua Papiensis, 1499）──阿维森纳（980－1037）是波斯人，在哲学和医学上均有很高的建树，在西方被奉为医圣。他的《医典》也是中世纪的医学名著。该书于1499年在威尼斯刊印出版。
5.波伊提乌的《哲学的慰藉》（Boethius, Anicius Manlius Serverinus. 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e, cum commento angelicidoctoris Thome de Aguino）──波伊提乌（？－524）是古罗马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曾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译成拉丁语。约在520以后因通敌罪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哲学的慰藉》。他以柏拉图思想为依据，认为善主宰宇宙。该书还附有托马斯·阿奎那的注释，并由15世纪纽伦堡最著名的印刷商安东·科伯格于1495年刊印出版。
6.《健康指南》（Regimen Sanitatis cum expositione Magistri Arnaldi di Villa nova Cathellani. Venetiis, Bernardinus Venetus de Vitalibus, 1480）──该书的著者不详，它于1480年在威尼斯刊行。
7.兰德里的《城楼骑士论兵法，及伊索道德寓言》（Landry, Geoffroy de la Tour. Le chevalier de la Tour, et le guidon des guerres, par Geoffroy de la Tour Landry, & Les fables d’Esope moralisees, mises en vers francais）──这部书其实并非摇篮本，而是14世纪的羊皮纸手抄本。它为两本书的合订本。前面是部兵法书，后面部分是伊索寓言。该书所用语言为古法语。第一本书的序言开头就告诉读者该手抄本完成于1371年。类似的羊皮纸手抄本在内地还未有记载。
8.《奥里巴修斯医书17卷》（Oribasii sardiniane collectorum medicinalivm libri XVII. Ioanne Bapt. Rasario interprete. Venetiis, apud Paulum Manutium Aldi F. absque anni nota）──奥里巴修斯（325－400？）是四世纪的著名医生。该书在威尼斯刊印出版，但未注明出版年份。台大图书馆以为这是15世纪的印刷本。但实际上应是一部16世纪的书，因为联名刊印该书的是大名鼎鼎的阿尔德斯·马努蒂乌斯（1449－1515）和保罗斯·马努蒂乌斯（1512－1574）父子，其中儿子出生在16世纪，而老子仅是挂名而已。
三、我国摇篮本的新发现
在中国嘉德2006秋季拍卖会上，推出古籍善本等17个专场。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征集到了1074部（由1300余种合并而成）的西文书籍，这批西文图书的年代从15世纪到20世纪，跨度500多年，文字种类众多，涉及拉丁文、古希腊、德文、法文、希腊文、俄文、意大利文、日文、荷兰文、科普特、阿拉伯，以及中国满文、藏文，内容涵盖哲学、文学、考古、天文、数学等，包罗万象，海内外罕见。其中就有两部成书年代分别是1483年和1485年珍贵的摇篮本，这两部摇篮本占据中国现有摇篮本年代排名的第三、第四位。
2010年西泠印社秋季艺术品拍卖专场，推出一批西文古印本图书，为400年来欧洲“中国学”最重要的著作。其中的“摇篮本”堪比宋版，这些珍贵古籍均来自国内著名收藏家，多为国内“孤本”与“极罕本”，其总体水平堪称国内私人收藏之冠。
2010年初，上海图书馆成功引进的“罗氏藏书”中，有两本弥足珍贵“摇篮本”，也改写了上海图书馆无“摇篮本”的历史。这两本摇篮本是：1477年意大利威尼斯版《世界概况》，描写了印度和中国的游历，是和《马可波罗游记》同年印刷出版的两种东方游记之一；1480年意大利米兰版《曼德维尔游记》，是和《马可波罗游记》齐名的中世纪中国游记。
此番落户上图的两本“摇篮本”不但有文物价值，也有学术价值。这批罗氏藏书，可能会解开15世纪到19世纪间，西方是如何逐步了解中国之谜。
《金言集》题名页
最近国家图书馆发现唯一存世的“天下孤本”《金言集》（APHORISMI CONFESSARIORUM），为16世纪耶稣会士、神学家、圣经学者、葡萄牙人Manuel de Sá（c. 1528 - 1596）撰写的拉丁语宗教书，内容包括对在日本活动的神甫提出的具体建议，例如信徒下杀人罪行时应如何应对等。第一版于1595年在威尼斯出版。作者去世后，此书曾多次再版，极为畅销。“基督版”《金言集》是以1600年马德里版为基础，于1603年在日本长崎印刷出版的。二十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金言集》存世状况不为人知。经过中日学者不懈努力，终于发现并确认：唯一存世的“天下孤本”《金言集》，即藏于国家图书馆。
这样我国摇篮本的数量已接近20册左右。偌大的中国应该有更多的西文摇篮本，因为北堂图书馆的收藏毕竟只是当年耶酥会传教士带到中国成千上万册西文书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些书几百年前就已经随着传教士的足迹散失到了全国各地。在我国某个大图书馆的角落里或是在某个穷乡僻壤的阁楼或木箱里一定还会有一些摇篮本在灰尘中被人遗忘。
写《玫瑰的名字》的大作家艾柯在访谈中说，他有五万册藏书，其中有三十来本“印刷初期的珍本”，古登堡的四十二本圣经印刷年份为1452-1455年，嘉德和西泠拍卖行的摇篮本，需要关注，需要考证，需要锲而不舍的追求。上海图书馆经过两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地引进“罗氏藏书”，得到珍贵的摇篮本，对我们不无启发和帮助。
参考文献：
沈弘：中国究竟有多少“摇篮本”？《中华读书报》1999.1.13
王燕亭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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