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乃昌影刻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自从面世，近百年来被藏书家公认为民国时期第一流刻本，其写刻精良，版风雅致，是近现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之作。
《玉台新咏》书板甫一刻毕，就受到傅增湘、李紫东等人的追捧，纷纷以官册纸、开化纸附印。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说：“南陵徐氏以宗贤之故，始影写小宛堂本，付黄冈陶子麟精雕传世，并参考各本撰为校记。此本既出，风行一时，从此昌平覆本不得专美于前。”[1]又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说：“民国徐乃昌覆刻赵均本，以原书上版，镂刻甚精，所谓下真迹一等也。后附校记。余以旧文书纸附印一帙。”[2]傅氏赞誉此刻的两段话，显然有矛盾。前面一段提到“影写”付刻，后面却又说“以原书上版”，有欠妥帖。林石庐在其藏本跋曰：“此南陵徐积馀丈乃昌景明重刻本，春间积丈以初印见贻，镂版精绝，洵晚近家刻之冠，殊可宝也。”[3]魏隐儒在《中国古籍印刷史》评价：“陶氏一生刻书很多，其中以刘世珩的宋小字本《五代史记》和徐乃昌的《玉台新咏》为代表作。”[4]王汉章在《刊印总述》中评价徐乃昌：“近三十年来，木板家刻之最精者，……其在上海，刘翰怡之嘉业堂、求恕斋，徐积馀之积学斋……皆为近代中国木刻书之代表者。”[5]也正因为其影刻之精，在徐氏生前身后，不断有商贾抽去罗振玉题写的书名页和徐乃昌札记等部分，以充宋版、明版。笔者目验了国家图书馆所藏8部著录为徐乃昌刻本的《玉台新咏》，有徐氏赠送张元济之蓝印本，有美浓纸印本，非常精美，令人爱不释手。而其中有一部比较特殊，颇值得注意：即索书号79590本，开本略小，无书名页、札记等，且无第74叶末行“太岁在元黓阉茂南陵徐乃昌影明崇祯吴郡寒山赵均小宛堂覆刻本重雕”一行，亦无第75叶末行“黄冈陶子麟刻”一行，经仔细比对，板篇断裂情况与张元济旧藏蓝印本基本一致，而第75叶末行却有明显的挖板未彻底的现象，“刻”字下部的点画仍然可见，而再回过头来看74叶末行，其界栏则由基本完整变成几乎不存，也应该是挖板所致（见图1、2）。由此可以明确断定，此本当为徐氏板片流出后被故意挖去翻刻痕迹后刷印以充明本者。![]()
图1：徐乃昌赠张元济蓝印本
![]()
图2：挖去“黄冈陶子麟刻”而“刻”字下端未挖净本
侧观近年的古籍拍卖市场，徐氏刻本《玉台新咏》也是长盛不衰。经粗略统计，此本在近年各大拍场出现40馀次，行情较好时达十多万元，行情一般时也在三五万元间，其中颇具特点的有：徐恕批校蓝印本96800元（北京德宝2006秋拍，泰和嘉诚2010年春拍再次上拍，成交价436800元），乾隆官册纸本154000元（中国书店2007年秋拍），林钧旧藏、王真过录纪晓岚批校本230000元（上海博古斋2015年秋拍）[6]，这些高额数字足以说明徐氏影刻本《玉台新咏》在当代藏书家心中的特殊地位。此外，对徐氏刻本的研究，学界也有长期关注。如林夕《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玉台新咏〉版本之谜》[7]、孟宪钧《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徐乃昌》[8]、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张敏慧《徐乃昌刻书的文化价值和意义》[9]、王海刚《近代黄冈陶氏刻书略考》[10]等都有所涉及，尤其是傅刚教授《〈玉台新咏〉赵氏覆宋本的刻印》[11]一文，细致辨析了徐乃昌刻本与小宛堂本不同印本的区别，指出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所据底本并非徐乃昌影刻所用底本，切实更正了学界长期的误会（详下文）。然而，由于对此书刊刻流传细节研究尚不深入，关于此本的刊刻经过、刻印方式、印刷数量、销售流转等非常模糊，有些拍卖品的描述粗糙、乃至个别图书馆著录等仍存在诸多疑点。因此，本文以整理《徐乃昌日记》[12]所理出的有关刊刻、校勘、赠送、销售《玉台新咏》的详细记录，结合近年披露徐氏相关信札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试图对其进行全面细致地梳理，以期厘清影刻本的相关问题，还原这一民国刻印新善本的清晰面貌。![]()
徐乃昌对《玉台新咏》一书版本流转情况有广泛的调查和充分的研究，于1920年二月廿六日和1921年五月十三日先后两次购买“寒山堂”本《玉台新咏》，并通过向友朋借阅善本，补钞赵跋并且走过了一段“描润”弯路后，彻底更换底本。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徐乃昌与著名写手魏小溪对补钞赵跋和“加墨”经过在日记中有记录：一九二一年七月朔（8月4日），至王雪澄处谭，假阅《玉台新咏》，亦无赵跋，虽钞赵跋，实假自翰怡，即向翰怡假出，系叶林宗石君校本，遂交魏小溪影钞（魏在葱石书写书样。饶星舫已辞翰怡，就董授经处事）。初四日（8月7日），晨，魏小溪来，将《玉台新咏》刘本取回，另将缪本交其，字之残缺及模糊者一一描摹，又以旧藏本付之，以便查勘（付车费一元）。初七日（8月10日），还翰怡《玉台新咏》（赵刻本）。十五日（8月18日），魏小溪来交《玉台新咏》缪本，已将旧藏本比对缪本，字模糊者一一加墨，费工十二日，连前给一元，再给九元，共十元。据上文记载，徐氏本旧藏小宛堂本缺赵均跋语，借王雪澄本补钞，发现王本也系钞配，而原跋存者刘承幹处有藏，即向其借用。其内文有残字模糊者，以借来“缪本”（缪荃孙藏本）比对描摹，共计用时12天，费用10元。但是，这个本子后来没有成为徐氏影刻的底本，却成为了后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底本[13]。由于文学古籍刊行社在1955年影印明小宛堂本《玉台新咏》所用底本为徐乃昌旧藏，学界多据以利用，并相当一段时间以之为徐乃昌影刻之底本。后来陆续有学人发现二本不合之处，但认为是徐氏描改者居多。近年来，傅刚系统研究了国家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多家单位的十数种赵氏覆宋本，厘清了小宛堂本的初刻初印、初刻修字、修板后印等几种情况，并认为徐乃昌影刻所用底本，并非北大藏徐氏旧藏本，而是另有一个“二印本”[14]。其实，在《徐乃昌日记》1924年五月廿九日（6月30日）中，清楚记录了这个本子的来历：赵刻本初刻（翰怡藏是初刻，棉纸印）卷四廿一页无误字（此本，缪氏藏本，后归。余以此上板重刻），后刻（此本今藏于家，为振绮堂汪氏旧藏）有误十五字，七十四页花间作花苗（初刻作花间），纪容舒曰此一板宋刻讹舛特甚，乃出补刻，疑纪当日所见非真宋本也。在这里，徐乃昌透露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后印本有误字，并举出“七十四页花间作花苗（初刻作花间）”的例证（这也是后来魏隐儒、傅刚等研究者注意到的明显特点之一），此本即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北大藏本；二是刘承幹原藏的赵刻本为棉纸初印本（实际为初刻修字印本）正是他重刻所据之底本。按，刘承幹藏赵刻本《玉台新咏》二部，均见录于《嘉业堂藏书志》卷四集部，其关于此部云：“《玉台新咏》十卷，明寒山赵氏刻本。……又崇祯癸酉吴郡寒山赵均刻书序。……此本为叶石君旧藏，复过录京山李维桢用朱笔校宋本异同于眉端，石君复借冯二痴校本、道人法顶校本，以墨笔过录，亦著其异同于上。并补潘黄门一首、昭明太子四首。其可宝贵，岂减宋本哉。”[15]与徐乃昌日记所记刘藏本特征相合。据傅刚调查，此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书前附书影一页，正是此本）[16]。检《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八号工作报告》（1941年5月3日）所购刘氏书，有：“《玉台新咏》一册（赵氏刊本，叶石君校并跋）。”[17]可知其流转入台之经过。更早一些，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916年八月廿六日，亦载有帮刘氏审定此二部《玉台新咏》的情况[18]，特征与《藏书志》相合，可知刘氏得书大致时间。又，刘承幹所藏另一部赵刻本《玉台新咏》今在浙江大学图书馆，蒙张鸿鸣先生赐示书影，与《缘督庐日记钞》《嘉业堂藏书志》所载吻合。这些史料无疑佐证了当下学界研究的成果，并可理出清晰定论：刘承幹曾有二部《玉台新咏》，后一归浙大；一通过文献保存同志会收购归台湾“中央图书馆”，即徐氏影刻底本[19]。同时，也可以看到徐乃昌在影刻过程中的严谨态度。徐乃昌决定翻刻《玉台新咏》后，于1921年六月初六致信陶子麟，询问工价等，到全书刻完，1923年七月初三日收到书板，印前工作持续两年有馀，兹将日记中相关条目迻录如下：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六日（7月10日），致陶子麟书，询刻《玉台新咏》工资，……另交瑞阳丸带去赠子麟宣纸《徐公文集》（连合），又明本《玉台新咏》。廿六日（7月30日），陶子麟交瑞阳丸带来明刻《玉台新咏》二本，云是书约五万四千字左右，翻刻连板约二百十元，若影写付刻，酌给写价，能以原本翻刻，较写刻为佳，可以不走样也。廿八日（8月1日），覆陶子麟书（《玉台新咏》决定翻刻）。九月十一日（10月11日），寄陶子麟《玉台新咏》，属其影刻。廿一日（10月21日），至陶子麟（询《玉台新咏》已否收到）书。十月初九日（11月8日），陶子麟来书，明本《玉台新咏》收到照办（九月十七日发，廿六日到）。廿五日（12月23日），函陶子麟，询《玉台新咏》已否刻竣。十二月初十日（1月7日），陶子麟来书，寄《玉台新咏》刻样（陶移居平湖门正街十八号）。十五日（1月12日），覆陶子麟书（《玉台》刻样收到，尚欠精神，须选好手精刻）。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一日（3月9日），致陶子麟函，催覆刻《菉斐轩词韵》三十九叶并《玉台新咏》（十七日在魏小溪处取到补刻《词韵》一叶）。三月廿一日（4月17日），致陶子麟书，催刻《玉台新咏》。闰五月廿四日（7月18日），昨，陶子麟寄新刻《玉台新咏》样本廿三叶。八月初九日（9月29日），寄陶子麟《玉台新咏校记》。十月廿一日（12月9日），致陶子麟书（催写《玉台新咏札记》样）。十一月廿九日（1月15日），昨，陶子麟寄新刻《玉台新咏》样本全。十二月廿三日（2月8日），函陈少舟，托汇陶子麟洋贰百元。致陶子麟书（告由汉口黄陂街财神庙下首对门义康隆陆德泽先生转交刻资二百元。又催《玉台新咏札记》写样）。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2月28日），陶子麟寄来《玉台新咏札记》写本。二十日（3月7日），函陶子麟，寄《玉台新咏札记》写样，又《徐公文集校记》《补遗》稿本，请饶星舫写样并行格样。廿九日（4月14日），致陶子麟书（催写《玉台新咏札记》稿样、《徐公文集校记》稿）。三月二十日（5月5日），致陶子麟书，寄《玉台新咏札记》《徐公文集校记》写样，并告蒋孟苹刻书，为之绍介。六月初十日（7月23日），致陶子麟书（寄《玉台新咏》卷十第七十四页刻样，补末一行。约期瑞阳丸船取书版。快信）。七月初三日（8月14日），覆陶子麟书（收到《玉台新咏》板片）。一是明确记载了陶子麟刻书的价格，是研究民国刻书史的珍贵资料（详见下文分析）。二是明确地表明徐乃昌是影写翻刻，傅增湘所言“以原书上版”有误。对翻刻古籍的著录，前人多用仿刻、影刻、覆刻加以区别，借以表述翻刻本相较于原本的忠实程度。但是，在具体使用中又比较随意，给读者造成不少困扰。今人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黄永年[20]、姚伯岳[21]、郭立暄[22]三种。综合三人的阐述，我认为在具体案例上区分覆刻与影刻还有必要参考姚伯岳先生的界定，简单地说就是：覆刻是以原书叶上版雕刻；影刻则指临摹原书写样后上版雕刻。在徐氏日记中，1923年“十月十四日（11月21日），函刘翰怡，交还《玉台新咏》赵刻本”，证明其所用原本完好无损。他所翻刻《玉台新咏》，显然是后一种做法。这一点提示我们，在过去大家认识里面的“覆刻”古籍，不可轻易地认为就是将原书拆开上版，更多的属于“影刻”“仿刻”范畴。这个原因可以想见，被“覆刻”的本子一般都是比较珍贵的，原书上版意味着将其毁掉，需要翻刻者做出巨大的利益牺牲。由于高超“写手”的存在，虽然说民国时期照相技术和珂罗版印刷已经比较广泛的应用，但在将其用于“覆刻”古籍的实例，凤毛麟角。无怪乎一些“覆刻”古籍一旦与原书比对，即可发现两者的差别。三是徐乃昌对刻书质量的严格要求，跃然纸上。在十二月十五日（1月12日）收到陶子麟寄来的刻样后，徐乃昌评价为“精神欠佳”，要求陶子麟“选好手精刻”。从九月收到底本，到寄来刻样，过去三个多月，侧面反映出陶子麟刻书业务的繁忙。陶子麟是近代四大刻书家之一，所设书坊除了他作者主人外，职员尚有陶雨麟、陶仓郎、陶长发等二十多人[23]。徐、陶二人的合作，至少从清光绪十三年（1887）徐乃昌刊刻《南陵徐氏随庵丛书》之《离骚》[24]就开始了，到刻《玉台新咏》，已经有30多年历史。按常规推理，刻样是最需要赢得雇主倾心的环节，需要由技艺精湛的刻工来操刀，加之二人数十年的交往，陶子麟不会草草应付，起码应该达到“形似”的水平。即便如此，徐氏还是认为精神不足，令其换更好的刻工操刀。从后来印刷出来的书看，徐氏的严格要求显然是起到了作用，让这一刻本成为近代“神品”。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不但对原书有惟妙惟肖的版刻风格追随，而且有着更高远的文献价值上后出转精的追求。既然要最大限度反映赵刻本的面貌，自然要避免在刊刻时进行干涉和改动，因此撰写校勘记附于书后是一种最为科学的做法，既保留底本风貌，又集合众本之长。徐乃昌在所作《玉台新咏札记》序中说：“明吴郡赵氏小宛堂覆宋刻本《玉台新咏》十卷，半叶十五行，行三十字，后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序，赵氏宋本后归钱遵王，今不可见，明以来传刻者有五云溪馆活字本，正德甲戌华氏兰雪堂活字本、万历中华亭杨玄钥本、康熙丁亥孟绿本，皆逊于此本。又有二冯评点本，纪氏考异本，吴氏笺注本，则各以己意校改。敦煌唐写本颇足以订宋本之讹，惜仅存四叶耳，他若《汉书》《东观馀论》《西溪丛语》《坦斋通编》《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文选》《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古乐府》《诗纪》《古诗类苑》《沧浪诗话》，诸书所引各有异同，合而校之，成《札记》如左。壬春三月南陵徐乃昌撰。”小序中既点明了以赵刻本为底本的理由，也罗列了校勘所参考的各种版本和相关文献，除了不同版本比对，还包罗了诸多类书、总集，其校勘范围不可谓不广，其价值无需赘言。在《日记》中，徐氏则清楚记录了他校勘众本的过程，并透露出陈乃乾参与其中并代撰《札记》的事实，具体条目如下：一九二二年二月朔（2月27日），致陈乃乾函，以张嗣修本《玉台新咏》校寒山堂本。廿六日（3月24日），陈乃乾来，《玉台新咏》校毕（《徐正字集》过校，《南陵艺文志》）。五月初二日（5月28日），同陈乃乾商定《玉台新咏》校记。初三日（5月29日），同陈乃乾商定《玉台新咏》校记毕。端阳节（5月31日）,沈乙盦尚书去腊廿八日假孟璟刻袖珍本《玉台新咏》，已校毕入札记并跋卷后，今送还。十三日（6月8日），函陈乃乾，交还前假王培孙《玉台新咏考异》。廿六日（7月20日），陈乃乾来……交陈乃乾赵刻《玉台新咏》二册，又新刻廿馀叶，又新撰札记。七月初十日（9月1日），陈乃乾来谭……。又交校新刻《玉台新咏》样本（原刻寒山堂本未还）。廿四日（9月15日），陈乃乾来，……又《玉台新咏校记》稿（寒山堂本亦交还）。廿六日（9月17日），邀陈乃乾来，商订《玉台新咏校记》。一九二三年二月初七日（3月23日），陈乃乾来，交翰怡假《玉台新咏》，校新刻。廿九日（4月14日），命崇儿至陈乃乾家，询其夫人疾，陈乃乾交所校《玉台新咏》刻样并明赵氏刻本二部（一自藏本，一刘翰卿怡藏本）。六月廿二日（8月4日），陈乃乾来。重校《玉台新咏》新刻毕。从以上日记记载，可以看出徐乃昌对《玉台新咏》校勘工作的重视，陈乃乾则是其得力助手。《陈乃乾日记》[25]在这段时间残缺严重，已经找不到具体校勘《玉台新咏》的痕迹[26]，以上内容可以补二人交游之细节。同样，其中提到借校沈曾植（乙庵）袖珍本《玉台新咏》一事，也不见载于《沈曾植年谱长编》[27]。徐乃昌与陈乃乾合作，据《日记》载，始于1920年十月，“廿一日（11月30日），至古书流通处，商约陈乃乾校书、授读事。”此后数年，徐乃昌编纂《南陵县志》，编刻《徐公文集》等书，多赖陈氏协助。首先请陈乃乾用借来作影刻底本的刘承幹藏本和自己的旧藏本对刻样进行反复校对，确保与翻刻底本的一致性，为影刻成为“新善本”奠定坚实基础；其次，广罗众本，并且充分利用前人的“考异”等成果，以补底本之不足；第三，经过长达一年半的校勘过程，并与陈乃乾切磋往复，方成《札记》定稿。从今天来看，也许书商看中的是影刻与底本之神似，以得高价，但实际上《札记》为翻刻工作增色良多，是一项具有富有学术价值的重要成果。徐乃昌的翻刻过程，始终伴随着严谨的校勘行为，为今天从事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提供了鲜活的借鉴。![]()
在传统雕版印刷状态下，一部书的诞生，起码要经历写样、刻板、刷印、装订等几个环节，牵涉用纸、用墨等材料。一段时期内这些环节和材料的价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日记》详细记录的《玉台新咏》具体的成本价格，不但对研究这段时期内雕版印刷的成本、定价机制有实际参考意义，更对研究民国刻书史以及探索在西方印刷术传入数十年后传统雕版仍然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具有启发意义。上文提及，参与《玉台新咏》影刻的写工应该先后有魏小溪和饶星舫二位。魏小溪（黄冈人，陶子麟伙友[28]）负责前期的描润，其用时及价格上文已述。后来，由于更换底本，这部分前期工作宣告终结，但费用“十元”理应算入《玉台新咏》的制作成本。后来的写样工作，参与者可能还有饶星舫，但具体价格没有记录，仅有陶子麟信中所言“酌给写价”的模糊算法。饶星舫“又名香舫，陶湘《百川学海序》云：‘星舫曩客艺风，多识古籍。与湘游亦十稔，所刻诸书，皆出其手。……’陶心如有《悼星舫诗》，注有云：‘饶写日可得六千字，其捷尤为惊人’。”[29]饶书陶刻，盛名一时。关于刻工，陶子麟首次估价为“约五万四千字左右，翻刻连板约二百十元”，这个价格指赵刻本原书而言，且无赵跋，共计74叶，约为2.838元一叶书板。除此之外，日记中涉及刻版价格处还有：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廿三日（2月8日），函陈少舟，托汇陶子麟洋贰百元。致陶子麟书（告由汉口黄陂街财神庙下首对门义康隆陆德泽先生转交刻资二百元）。一九二三年九月廿四日（11月2日），送陶子麟之侄修补《玉台新咏》板片洋十元。十二月十九日（1月24日），覆陶子麟书，告交陈少舟汇刻工价一百零二元（《玉台新咏》二百廿元，《札记》六千七百廿六字，《徐集札记、补遗》一万〇七百卅三字，内重刻二千八百四十字，[四五]合洋七十八元五角六分五，板四十一号[八分]，三元二角八分，统共三百〇一元八角四分五，收过二百元，净找一百〇二元）。由上述文字，可以得出，按字计算，刻工每字四厘五，其中《玉台新咏札记》6726字，小计30.267元，用版20号（书面、赵跋、札记等20叶），每号8分，计1.60元，共计31.867元。《玉台新咏》正文实际版刻（含板）为220元，又修补板片10元，如此总计约为261.867元。加上魏小溪阶段的10元间接成本，刻板工料共计约271.867元。到刷印阶段，成本主要由纸张、墨、印工、装订等成分构成。在《日记》当中，有关《玉台新咏》印工情况记载也很详细：蒋春槐（九月廿二日来。每千页五角，宣纸。蓝印《玉台新咏》料半、罗文各廿部；又墨印净皮卅部；夹宣一部；美浓二部；六吉棉连一百廿部；料半五十部；官册五部；旧纸一部。九月廿二日付一元，十月初八日付一元，廿一日付一元，卅日付八元〇二角九分三厘，存一元作扎蓝帚。十月卅日止，共刷靛墨二百十九部，九三，加书面，九四页，计二万〇五百八十六张，统计十元〇二角九分三厘。十一月十四日先付八元，找付二元，两讫。共印二百四十九部，每部连书面共九十四页。同日付来青阁荐印书人烟煤五元）。为徐乃昌印制《玉台新咏》的为蒋春槐，此人应是当时比较熟练的印书工匠，惜未见更多文字记载。第一次集中印刷，从1923年九月二十二日开始，“先印蓝色《玉台新咏》廿部（料半纸），董焕成荐”，到十月三十日止，共印各种纸张、墨色的《玉台新咏》249部，单价按“千页”计算，每千页费用五角，共计十元〇二角九分三厘，平均印一套4分多，即便是推荐印书人之人，尚且得到了五元的好处费，相对于其他成本，印匠工价之低廉，可见一斑。关于刷印《玉台新咏》用纸，徐氏及其友朋至少用到官册纸、开花纸、夹连、皮纸、旧纸、美浓纸、罗纹纸、棉连纸、料半、连史、宣纸、六吉棉连、白纸、本生棉连、棉连纸等十多种细分品种。在当时，棉连、料半、罗纹、宣纸等纸张，大约2—3元每刀，印一部《玉台新咏》大约用纸半刀，费用用1—1.5元左右。此外，有一处提及“美浓纸”的价格：一九二三年11月初九日（12月16日），购东洋美浓纸五百张，价洋玖元（备印《玉台新咏》十部，文路永田商店）。用美浓纸印一部《玉台新咏》，仅正文纸费即1.8元左右，高出其他纸张20%—30%。从印量来看，为数甚少，所以近年拍卖行上美浓纸本《玉台新咏》颇为罕见，2011年泰和嘉诚秋拍曾拍到172500元之高。一九二五年三月廿九日（4月21日），付来青阁代做《玉台新咏》书衣廿套洋五元。五月朔日（6月2日），至来青阁，……又书套卅付六元八角。六月十一日（7月31日），李紫东来谈，……宣纸《玉台新咏》二部（每部八元，共十六元，外套二付、洋五角）。可知《玉台新咏》书衣、函套价格大概为0.5元左右。此外，《玉台新咏》额外成本还包括放置书板的书架费用：“一九二四年四月初五日（5月8日），付《徐公文集》《玉台新咏》《续随庵丛书》板架十二架价洋五十元。”三种书平分，《玉台新咏》约占一架均摊4.2元。根据上面两部分的各个环节费用的分析，《玉台新咏》在印刷之前花费的成本约为276.067元（刻工、板片、板架等），从下文附印、徐氏赠送和销售情况推测，在徐氏手上先后印刷近400部，按400计算，每部书前期成本约0.69元。印工4分左右，普通纸张成本1—1.5元之间，不含封面、装订和函套、板片邮寄等费用，每部成本在1.73—2.23元之间（加上书衣、函套，则要2.23—2.73元左右），美浓纸本则至少要2.49元一部（加上书衣、函套，则要3元左右）。那么，徐氏又是怎么定价和打折的呢？看《日记》中记录：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初四日（1月9日），覆傅沅叔书（墨印廿部[寄售，每包三部，共装七包。书价一百六十元，甲子二月廿四日收一百元]）。初九日（1月14日），以《玉台新咏》（墨印本）同李紫东换《海州志》，值洋十元。二十日（1月25日），付来青阁经售北京富晋书庄《玉台新咏》（棉连、料半）共拾部，定价每部十元，实收八元。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九日（3月23日），至博古斋，……又赠《玉台新咏》一部，作价八元。廿一日（3月25日），至来青阁，晤杨寿祺，收王富晋代售《玉台新咏》价八十元（只十部，另十部未算）。十月十六日（11月12日）,购朱瑞祥（杭州抱经堂）真雷峰塔经二卷，内一卷约缺四分之一，作价五十元，一卷残损太甚，作价二十元。……另以旧纸印《玉台新咏》四部、料半纸印一部，作价五十元抵之。十月廿五日（11月21日），昨至博古斋，取诗选及《传经堂诗钞》，今还之，又取《历数考》正集闰集（朱彝教，钞本，码洋十二元，康熙间。十一月十九日以旧纸印《玉台新咏》冲帐）。十一月十九日（12月5日），至博古斋，以旧纸印《玉台新咏》作价十五元，抵换各书。通过摘抄的几处文字，可清晰得知《玉台新咏》一般码洋10元，这个定价，与成本的比例比较合理，但在当时出图书中，属于定价很高的，这点从徐氏以之抵扣所购之书的价格即可看出，如上文中与李紫东所换《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卅三卷，是清嘉庆刻本，共十册，交换的条件是新刻“墨印本”《玉台新咏》二册。徐乃昌给书店销售大致按8折8元计算，用其抵书款，则比较灵活，有时打折，有时原价。而其旧纸印本，定价则高出不少，对外抵扣价格在12—15元间。根据这些，徐氏定价与成本的比例，也可由为研究当时雕版印刷图书的成本与定价之关系提供实际案例。附印是近代分担主印人风险、又从而分享利益的一种图书出版参与模式，在《徐乃昌日记中》屡次见到，有些情况属于友朋跟印，用于把玩当作礼品；有些则类似于今天的“众筹”，各自按出资比例分得相应样书。《玉台新咏》也不例外，《日记》提到的附印情况可列表1如下：
|
|
|
|
|
|
|
廿二日（1月27日）交付：上开花3、次开花6、料半1、薄东洋皮2（洋一百元）1924年二月十九日（3月23日）交1部，共13部。
|
|
|
|
|
由上表可以看出，与其他书不同，附印《玉台新咏》多为“玩票”性质，从附印者来看，傅增湘、李紫东、沈醉愚三人与徐乃昌来往密切，非一般朋友关系。傅增湘与徐乃昌早年在北京结识，一直保持密切往来，在徐氏存世19年的日记中，“沅叔”一词出现近百次。《日记》所载，傅增湘1920年近半年时间住在上海，二人交往更为频繁。傅增湘以乾隆官册纸附印，赶在了最初印一批。《日记》载：1923年十月“二十日（11月27日），傅沅叔来，未晤，留字并官册三本，拟印《玉台新咏》四部，纸仅二百七十页，印三部尚不敷，以前存者勉可凑印，如印坏即难成矣。”官册纸数量紧张，不足以印出三部，但从后来印刷情况看，实际印刷五部，先后交给傅增湘4部，或许是傅氏后来增加了纸张所得。傅增湘用官册纸附印徐乃昌刻书，《玉台新咏》不是孤例，此前的《徐公文集》，他也用官册纸印了三部[30]。李紫东是忠厚书庄主人，也写作“子东”，他于1914年在上海开设忠厚书庄，原址在南市带钩桥路(今山东路)一家客栈内,1932年迁汉口路708号。是北方古书业到南方收购古书最早的一家。李紫东以精于鉴别宋、元善本书而著称，他经手的宋、元旧刻，名人抄校本难以数计。1941年更名为忠厚合记书庄。1956年并入上海古籍书店[31]。徐乃昌是忠厚书庄的常客，二人图书交易频仍，在《徐乃昌日记》中，紫东及书庄出现100馀次。李紫东印刷的十多部中，有上等开化纸本，乃是代北京方面附印，其具体去向虽不可知，但基本可以断定，这些印本可以算作《玉台新咏》的豪华印刷本。沈醉愚即沈焜（1871—一九三八），嘉兴石门（今桐乡）人，“淞社”著名诗人，从1909年馆于刘承幹。著有《一浮沤斋诗选》[32]。刘承幹与徐乃昌频相往还，而“醉愚”在《日记》中出现也达近百次之多，足见他与徐乃昌之关系也非同一般，故而以旧纸附印《玉台新咏》一部。![]()
徐乃昌刻书在近现代出版上，属于以一己之力刊刻数量多、质量品味高的，尤其这部影刻本《玉台新咏》，被誉为民国刻本之“白眉”。关于其刊刻缘由，按照文字开始所引傅增湘的说法是“宗贤”，这与刊刻《徐公文集》以彰徐铉同样，是徐氏对先贤徐陵表达敬仰与致敬的一种特殊方式，所以其刊刻尤为用心，在当时石印已经比较普遍的环境下，不惜工本，请最好的写手刻工操刀，用工用料均非常讲究，以求达到制作“精品”的效果。这样一部刻印俱佳的好书，自然很受市场欢迎，1924年一月十九日（3月23日）日记载：“晤傅沅叔，告前寄《玉台新咏》廿部已全售出。”此时距1923年十二月初四日（1月9日）寄出仅仅两个半月，足见其销售速度。然而，徐乃昌翻刻这部书却并非为了盈利，而是另有目的。从1923年十月书初次印好到现存日记最晚1938年五月十馀年之间（这段时间日记基本保存完整，仅有1936年缺三至六月），徐氏赠送《玉台新咏》给友人236位，机构11处。按照年限，1923年89部，1924年46部，1925年24部，1926年24部，1927年7部，1928年24部，1929年11部，1930年17部，1931年20部，1932年10部，1933年15部，1934年1部，1935年2部，1936年2部，共计292部，退1部，实际为291部。不难发现，1923年刚刚印好时为赠书最高峰，其后三年次之，四年即送出183部之多。这些数据不能代表全部，即便如此，其所赠人数之多，牵涉地域、行业之广，直观地反映出了徐氏广泛的交游圈子。以机构而论，除了“金州图书馆”为罗子经代为征集，东方图书馆、安徽大学图书馆等为友人执掌。受赠人个别情况为他人代索，如1923年十一月十九日（12月26日），“崇儿索《玉台新咏》三部，分赠张宗炎、陈含光、何昉孙”，是其子要去赠送友朋之用。其他200多受赠人大多与徐氏有直接交往，其中177人在日记中出现十次以上。按照执业划分，受赠人群大致可以分为：
（1）藏书家、出版家，如李拔可（宣龚。闽县，藏书家、出版家）、吴寄尘（兆曾。镇江，实业家，藏书家）、刘慧之（晦之，体智。庐江，实业家，藏书家）、刘健之（体乾。庐江，实业家、藏书家）、刘十枝（实之，体信，声木。庐江，藏书家）兄弟、刘翰怡（承幹。南浔，藏书家）、罗子经（振常。上虞，藏书家、学者）、顾鼎梅（燮光。会稽，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刘葱石（世珩。贵池，实业家、藏书家，出版家。徐乃昌内弟）、周梦坡（庆云。南浔，实业家、藏书家）、丁仲祜（无锡，藏书家，出版家）、刘公鲁（之泗。贵池，藏书家）、张菊生（元济。海盐，出版家、教育家）、陈绳夫（准。瑞安，藏书家。为徐氏抄书）、宗子戴（舜年。上元，藏书家）、蒋孟苹（汝藻。南浔，藏书家）、徐行可（恕。武昌，藏书家）、王雪澄（秉恩。华阳，藏书家、书法家）、傅沅叔（增湘。江安，藏书家、版本学家）等等。（2）书店店主，如金颂清（兴祥。食旧廛店主，后开设中国书店）、杨寿祺（来青阁店主）、李紫东（忠厚书庄店主）、陈立炎（古书流通处）、钱昌美等等。（3）实业家，多与徐氏有经济合作，如张退公（詧。南通，实业家、教育家）、张啬公（謇。南通，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陈一甫（惟壬。石埭，实业家，启新洋灰公司经理）、丁子盈（传科。丹徒，实业家）、李季皋（经迈。合肥，实业家。李鸿章三子）、倪远甫（镇江，金融家）等等。（4）诗人、学者，如陈乃乾（海宁，文献学家，曾馆于徐乃昌）、恽季申（毓龄。无锡，书法家）、汪甘卿（钟霖。吴县，报人）、鲍扶九（鼎，丹徒，音韵学家）、李元之（兆偁。馆于徐乃昌家）、张仲炤（志潜。丰润，张佩纶子）、狄楚青（溧阳，近代报人）、杨云史（朝庆。常熟，诗人、藏书家，徐乃昌妹丈）、李审言（详。兴化，文学家、学者）、夏剑丞（敬观。新建，词人、画家）、赵叔雍（尊岳。武进，词学家）、章一山（梫。三门，学者、书法家）、姚虞琴（瀛。仁和，书画家、收藏家）、陶拙存（葆廉。秀水，学者）、沈醉愚（焜，嘉兴石门，诗人、画家）、朱古微（孝臧。归安，词人、书法家）等等。（5）安徽尤其是南陵同乡，如翟展成（凤翔，泾县，裕中纺织厂）、程演生（怀宁，巴黎中外贸易公司董事长）、李木公（合肥，收藏家）、徐静仁（国安。当涂，实业家）、江彤侯（暐男。歙县，安徽教育厅厅长）、张和声（安徽省政府财政厅第一科科长）、吕皋俞（安徽义振会）、俞峻韵（南陵县志编辑）、杨芷青（福葆。南陵县志编辑）、徐慕邢（南虎。南陵，集邮家，徐乃昌侄）等等。此外，还有著名艺术家程玉霜（砚秋）、梅畹华（兰芳）等人。其中尤以李拔可、陈乃乾、吴寄尘、刘慧之、健之、十枝兄弟、翟展成、程演生、刘承幹、罗子经、刘世珩、刘公鲁父子、张謇、张詧兄弟、陈一甫、周庆云、张元济、丁福保、杨寿祺、金颂清等人与徐氏交往最为密切。
|
|
|
|
|
|
|
|
|
|
|
|
|
1924年二月廿一日（3月25日）收10部80元，另10部未算。
|
|
|
|
|
|
1924年四月初九日（5月12日）交三十六元作前赠价；次日补送4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中所记，虽然不能说是销售置换的全部，但也基本不会有大的差距。检以上几家书店留存之售书目录，北京《富晋书社旧书目录》卷四集部八“总集类”著录有徐乃昌刻宣纸印本，标价为十二元[33]；上海《来青阁书目》“寄售”中也有，标价实洋十元[34]；上海《博古斋书目》（第十三期）著录白纸本价廿元（但标明按码洋五折）[35]；朱瑞祥《杭州抱经堂书局临时书目》著录旧皮纸印本，与赵刊一式，一册并红木箱一只，未标价格[36]。可与此表略相佐证。66部，其中王富晋可能还有10部未计算，一并算上，也不过70多部。这样的数据显然是无法收回其成本的，而主要用于徐氏置换其他书籍或者抵消书账的一种方式。赠送是销售的4倍还多，称《玉台新咏》是礼品书，大致不会有错。当然，礼品书应当具有的刻印精良，内容上乘等特征，此书也全部具备。通过对细碎记录的梳理，和徐乃昌《日记》中细节的详细记录，基本厘清了其影刻本《玉台新咏》的几个问题：一是徐氏以“宗贤”为目的，通过广泛调查比较，严谨审慎地选择出一个比较好的底本，并且以之影刻，并非众所周知的“覆刻”，当代研究证明，他选择的此本远比自藏本要好得多。最好的写手、最优秀的刊刻团队、负责的印书人，加上徐氏与陈乃乾广罗众本作出的《札记》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材料配备，都是这部书成功的必备因素。二是《徐乃昌日记》对刻印《玉台新咏》细节和精确数字的记载，提供了鲜活而详实的出版史料，值得深入发掘其价值，进而对民国刻书史有更为全面和细致的了解。作为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五股主要力量之一的藏书家传统私家刻书[37]，其独特风格值得深入研究。三是作为礼品性质大于“商品”性质的《玉台新咏》，为徐乃昌的交游提供了些许资料，也能够为今天鉴定徐氏影刻本和确定收藏者提供有益参考。
转载自《文献》2020年第4期
[1]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09页。
[2]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2009年，第1510页。
[3]孔夫子旧书网拍卖公司联盟http://pmgs.kongfz.com/detail/6_661585/（2019-07-09）.
[4]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202页。
[5]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363—364页。
[6]拍卖数据采自孔夫子旧书网拍卖公司联盟http://pmgs.kongfz.com/（2019-07-09）。
[7]《读书》1997年第7期，第145—148页。
[8]《收藏家》1998年第3期，第36—40页。
[9]《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2期，第123—126页。
[10]《出版科学》2007年第6期，第80—83页。
[11]《文献》2013年第4期，第38—54页。
[12]《徐乃昌日记》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本文所引各条，据笔者整理未刊稿，为节约篇幅，不标注影印本页码。其中括号里的引文，为原稿中的小字。公历时间为笔者所加。
[13]此本即文学古籍刊行社所据徐乃昌旧藏今，藏北大本。《徐乃昌日记》1924年五月廿九日（6月30日）：“刘翰怡藏赵刻《玉台新咏》有赵跋，今为影刻，其上方有二冯评点，未暇过录，仅录其徐釚、冯舒、李维桢道人、毂道人、钱大昕、潘祖荫跋语于旧藏赵寒山刻本后，亦补印赵跋一页于卷末。”这与傅刚教授对北大本描述（傅刚：《〈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18年，第153页）完全一致。
[14]傅刚：《〈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第142—164页。
[15]见缪荃孙、吴昌绶、董康撰，吴格整理点校：《嘉业堂藏书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28页。
[16]傅刚：《〈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第152—153页。
[17]陈福康：《郑振铎等人致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续》，《出版史料》2004年第1期，第118页。
[18]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
[19]以上材料经董岑仕女士提示补充，专此致谢！
[20]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21]姚伯岳：《中国图书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22]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中西书局，2015年，第21—22页。
[23]郭立暄：《陶子麟刻〈方言〉及其相关问题》，《文献》2011年第1期，第70页。
[24]王海刚：《近代黄冈陶子麟刻书考略》，《出版科学》2007年第6期，第80页。
[25]陈乃乾著，虞坤林整理：《陈乃乾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
[26]虞坤林整理：《陈乃乾文集》收录了《玉台新咏札记序》，末署“代徐乃昌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
[27]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
[28]刘承幹著，陈谊整理：《嘉业堂藏书日记抄》，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14页。
[29]吴则虞撰：《续藏书纪事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523页。
[30]《徐乃昌日记》载：1920年七月初四日（8月17日），“菊生来书，沅叔附印《骑省集》，寄来官册纸一千二百十四叶”；初六日（8月19日），“又沅叔印《骑省集》三部，官册纸不旉，再补寄”；廿四日（9月6日），“菊生来书，沅叔补寄印《徐公文集》官册纸四百廿三叶。”
[31]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235-1236页。
[32]蔡圣昌：《诗人性本爱疏狂——记民国诗人沈醉愚》，《书屋》2018年第3期，第47-50页。
[33]王富晋：《富晋书社旧书目录》，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
[34]杨寿祺：《来青阁书目》，民国十九年（1930）石印本。
[35]《博古斋书目》（第十三期），民国石印本。
[36]《杭州抱经堂书局临时书目》（第五号），民国十五年（1926）铅印本。
[37]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