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2022秋拍丨洹水之南，礼器之巅

北京保利拍卖
2023年2月08日10时

北京保利2022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中国古董珍玩专场日程安排

【预展时间】

2023年2月18日至各专场拍卖前一日

【预展地点】

北京国贸大酒店

【拍卖地点】

北京国贸大酒店

【拍卖时间】

2月24日（星期五）

09:30 稽古——紫砂茗具与酣楼集瓷 (A厅)

14:30 十面观止——诸家藏重要明清陶瓷 (A厅)

16:00 佞宋——诸名藏古陶瓷清翫 (A厅)

19:00破尘——雍正御窑妙境 (A厅)

19:30逍遥座Ⅰ——“遂性草堂”藏重要中国古典家具(A厅)

(顺延) 逍遥座Ⅱ——中国古典家具集珍(A厅)

(顺延) 禹贡——中国古美术的千年之旅(A厅)

10:00 熔金琢玉——古代风格铜镜、铜杂 (C厅)

13:30琳琅——当代茶器美学(C厅)

(顺延)百年薪火——近现代文人瓷画(C厅)

2月25日（星期六）

09:30中国古董珍玩 (A厅)

19:00挹古芳——宫廷艺术与重要瓷器、玉器、工艺品(A厅)

Lot 5708

商安阳时期（殷墟二期）公元前13至12世纪

黄伯川、冯洛侯、仇焱之、莫尔斯递藏青铜兽面纹斝

AN EXCEPTIONALLY MEGNIFICENT ARCHAIC TAOTIE-PATTERN BRONZE VESSEL, JIA

Shang Dynasty, Anyang Period, 13th Century to 12th Century BCE

通高 H：49.5cm，口径 D：22.5cm，重量 6.3kg

估价待询

铭文拓片

铭文

金文

来源：

1.黄伯川（1880-1951），尊古斋旧藏；

2.Hans Jürgen Von Lochow（冯洛侯，1902-1989），铙斋旧藏；

3.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旧藏；

4.仇焱之（Edward T. Chow，1910-1980），抗希斋旧藏；

5.伦敦苏富比《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专拍 1980年12月16日编号341；

6.纽约莫尔斯伉俪（Earl 1908-1988 and Irene Morse）旧藏。

著录：

1.黄濬，《邺中片羽第三集》，卷上，图版三十五，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影印本；

2.Gustv Ecke, Sammlung Lochow, Chinesische Bronzen I, Beijing, pl. XIX a-f,Peiping, 1943.（古斯塔夫·艾克，《铙斋吉金录》，北平，1943年，图版19，编号a-f。）；

3.Werner Speiser, Erich Kllmann, Ostasiatische Kunst und Chinoiserie, Ausstellung der Stat Kl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ln, 1953，No.44;（施维耐、埃里希·科尔曼著，《东亚艺术与中国风，科隆州展览》，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1953年，编号44。）；

4.Sotheby’s, The Edward T. Chow Collection Part Two: Early Chinese Ceramics and Ancient Bronzes, No.341，London, 1980;（苏富比，《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图录》，编号341，伦敦，1980年。）；

5.Robert L. Thorp and Virginia Bower, Spirit and Ritual: The Morse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r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over plate and the No.2, pp.18-19,New York, 1982;（杜朴、弗吉尼亚·鲍尔著，《精神与仪式:莫尔斯中国古代美术收藏》，图录封面及图版第二件，第18-19页,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82年。）；

6.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斝63，吉川弘文馆，1984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编号09144（铭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8.刘庆柱等，《金文文献集成》，第46册，第237-238页，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

9.王心怡，《商周图形文字编》，编号1030，第43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10.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编号109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1.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分期断代研究》，编号4486，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

12. 张懋镕主编、吴伟著，《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斝卷》，第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展览：

1.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东亚艺术与中国风，科隆州展览”，1953年。

2.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神与仪式:莫尔斯中国古代美术收藏”，1982年。

第一期（总四期）专家点评唐际根中国青铜文明中的【斝】

第二期（总四期）专家点评唐际根谈谈青铜【斝】的几点看法

第三期（总四期）专家点评徐坚谈谈青铜【斝】的流传

第四期（总四期）专家点评徐坚谈谈青铜【斝】的断代

目录table of contents

一、来源及重要信息、汇编类出版物选列

二、洹水南，殷墟上——回访中国青铜礼器之巅

三、专家点评

一、来源及重要信息、

汇编类出版物选列

黄伯川，《邺中片羽第三集》，1942年出版，封面及此件内文

黄伯川与邺中片羽

在1949年之前，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第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李济、梁思永以及董作宾等人的代领下开始了对于河南省安阳地区的正式科学考古挖掘。从遗物的发现和流传角度来看，安阳在史语所的科学发掘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多元的面相，黄伯川所著《邺中片羽》即从市场流散角度在资料上为民国时期殷墟的研究与安阳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补充。

自19世纪二十年代初起黄伯川的尊古斋便是北平琉璃厂一带最大的古董商行，1939年更名为通古斋，从几张民国时期保留下来的古玩行业合影中也能看出黄氏在北平业界的突出地位。在30年代的北京，曾有400余间古物店，6000余名从业人员，而海内外最负盛名的便有黄伯川、卢芹斋等。汉学家冯·爱登堡（Eleanor Von Erdberg）1934-1936年间数次陪同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逛访古物店，据其回忆如有友人向其咨询购置古物时，其会首先推荐他们去尊古斋找黄伯川。瑞典铁路工程师卡尔贝克 (Orvar Karlbeck) 亦在其所著的《中国寻宝记》（Treasure Seeker in China）中记述了拜访黄伯川的场景。

黄伯川凭借丰富的生意经验，深度参与了包括扩端方的陶斋在内的北京诸多大规模金石收藏的形成过程，与当时顶级的金石考古学家例如罗振玉、马衡、郭沫若等人交往颇深，是横跨古玩买卖与考古学树两界的古董商，同时亦与当时在京的各国收藏家均来往繁密。黄伯川不仅识物有方，在学术上亦颇有建树。由于经手和目睹了绝大部分自安阳发现的遗物，黄氏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器物属于学术上所称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并决定以集录的形式进行记录，遂形成了我们后世所知民国时期国内古物市场所见对安阳遗物最全面的记录——《邺中片羽》。

《邺中片羽》共三集，初集出版于1935年，二集1937年，三集1942年，此件斝整器器影及铭文拓片收录于第三集之中。全书的辑录方式秉承不释名、不阐发，力求最真实准确地反映器物特征的原则，兼用珂罗版印刷和拓片，代表了当时制作古物收藏图录的最高技术标准，端方、容庚等诸家收藏借用此体例，如此可见，《邺中片羽》系列无疑成为了管窥三、四十年代北平古董市场与安阳遗物最好的材料之一。同样著录于此书的商代青銅人面盉，直至今日，在已知传世或新出土的青銅器中也仅此一例，后经卢芹斋手于1942年由弗利尔捐赠基金购买进入美国弗利尔美術馆馆藏，现已成为美国国立亚洲艺术研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此件青铜饕餮纹大圆斝为《邺中片羽》三集中所著录总共6件青铜斝中唯一一件大尺寸的青铜斝，也是整个邺中片羽著录器物中体量最大的一件藏品，应该说是市场上唯一一件有明确著录出自安阳的大尺寸青铜斝，是可流通青铜器中难以匹敌的杰作。

《邺中片羽》所著录六件青铜斝，此件为尺寸最大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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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冯洛侯（Sammlung Hans Jurgon von Lochow, 1902-1989）铙斋主人

右图：冯洛侯，《铙斋吉金录》，1943年出版，出版物封面及此件内文

斝至迟于1943年为“铙斋”收藏，并著录于1943年出版的《铙斋吉金录》。铙斋主人冯洛侯（Hans Jürgen Von Lochow）为铁道大亨，曾于1934年至1949年期间居住于中国，并帮助中国政府从事铁路建设。其个人收藏了许多十分重要的青铜器，并由著名的汉学家古斯塔夫·艾克博士（Gustav Ecke，字锷风）收录编著成册，由商务印书馆经理、藏书家北平孙壮题名，成《铙斋吉金录》一书。此书是当时少有的探讨了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演变，并以多角度照片和拓片的形式表现一件器物的著作。全书仅录器22件，而

斝是其中尺寸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书中记录了

斝侧面、正面、以及鋬上三维立体羊首的三幅细节照片，器身纹饰、铭文、足、鋬以及口沿两柱的柱身与柱顶的六幅拓片，多方位立体的展示了器物的真实面貌。冯洛侯1950年离开中国后将其收藏全部带回德国，并一直储藏于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库房之中，直到其收藏中数件精品，包括此件斝才首次于1953年举办的展览“东亚艺术与中国风，科隆州展览”中露面，后其收藏一直借展或陆续捐赠给科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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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苏富比1980年12月16日拍卖图录《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拍卖图录封面及此件内页

仇焱之（Edward T. Chow，1910-1980）抗希斋

抗希斋主人仇焱之13岁跟随上海大古董商朱鹤亭学艺；民国34年结识英国古董商厄宝德，为其在沪办理古玩出口托运业务；民国35年以200万法币独资开设“仇焱之文玩会”；民国38年赴港发展，带动了香港的文艺风尚，很快就成为了上海滩商贾云集的十里洋场中的风云人物。1949年，仇焱之移居香港继续经营中国古董珍玩，并致力于提升西方收藏界对中国艺术的了解和认知水平。闻名遐迩的大卫·珀西瓦尔爵士、瑞典国王古斯塔乌·阿道尔夫、乌尔渥斯的女继承人——芭芭拉·哈顿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陶瓷精品中，有许多都是通过仇焱之昔日的牵线搭桥或“捐赠”之物。1967年，仇焱之移居瑞士日内瓦，或因此地理优势而得以购入数件冯洛侯收藏之高古青铜器物，其中即包括此件青铜斝。纵观其收藏，此斝应是其经手与收藏过的高古青铜器中尺寸最大的一件，并一直宝藏，直至其于1980年在瑞士日内瓦的居所中安详辞世。此斝唯一一次出现在拍卖市场即1980年冬天于伦敦苏富比举行的《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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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神与仪式:莫尔斯中国古代美术收藏》，1982年出版，出版物封面及此件内文

1982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展览“精神与仪式：莫尔斯中国古代美术收藏展”，此次展览中展出的59件中国高古美术作品中涉及了青铜礼器、陶俑、三彩、石雕以及宋元木雕等各个艺术门类，难得的是均为各中精品，极富代表性，是掀起美国收藏中国高古艺术品的里程碑式的展览，此斝即为此次展览图录的封面作品。此次展览的59件器物全部来自美国著名收藏家莫尔斯伉俪，而截至1982年展览付梓时，其对于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历程已有35载，可回溯至中国古董在美国鲜有人问津的1947年，同样是一件商代早期的青铜盉，将莫尔斯伉俪正式引入中国艺术品收藏这一领域。莫尔斯应于1980年伦敦苏富比太仓仇氏抗希斋遗珍专拍中竟得此斝，并将其作为此次展览图录的封面作品，可见其夫妇二人以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专门对此斝的学术地位之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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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林巳奈夫（1925-2006）

右图：《殷周青铜器综览》，封面及此件内文

林巳奈夫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著名考古学家，其所著《殷周青铜器综览》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是商周青铜器考古学研究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也第一次以国际视野，最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青铜器发现、蒐集与研究史，并且在青铜器分类、定名上，博引传世与出土的文献资料，讨论器物名称（特别是自名）与形制、用途的关系，在深度与详尽程度上，均超过以往同类著作。这部著作的下册图版部分，列举了4600余器的图像，其中有众多海外藏器，依器类编排，对时代、型、尺寸、出土地作摘要说明，极便于读者对照阅读。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研究世界范围内所收藏的商周青铜器的图像资料。此件青铜斝即被林巳奈夫收录于其中，并认定属于商代殷墟二期器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中华书局，1984年

铭文编号09144，集成封面及此件内页附于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一书，作为国家“六五”、“七五”期间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于1984-1994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以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曾先后荣获多种奖项。这是我国古代铭刻资料的又一大型集录，是中国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此件青铜斝之铭文收录于其中，编号09144。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012年，集成封面及此斝内文，编号10932

吴镇烽所着《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出版于2012年，2016年增补续编，收录作者所见有铭青铜器，其中许多为未发表的私人藏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前的金文著录书，如《三代吉金文存》《殷周金文集成》《金文总集》，只收录青铜器铭文拓本，并不收录青铜器的图像。《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汲取《三代吉金文存》和《殷周金文集成》的优点，拓本采用原大付印，为此书之最大特色；同时将释文和相关背景资料编排在一起。这给古文字研究者以及考古、历史学者，提供了一份较为完整的资料，对商周史和古文字研究有所裨益。此斝同样收录于其中，编号1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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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洹水南，殷墟上

——回访中国青铜礼器之巅

北京保利拍卖2022年秋季拍卖将为全球藏家带来一件代表着中国青铜文明之巅的商代殷墟时期青铜礼器——商代安阳时期（殷墟二期），暨公元前十三至十二世纪，青铜斝。1982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对中国高古美术收藏界影响深远的、里程碑式的展览——“精神与仪式:莫尔斯中国古代美术收藏展”，此件斝正是是次展览图录的封面作品，且在展览之后的数十载一直借展于大都会，是西方世界收藏中赫赫有名的殷墟礼器——“国之重器”。

一. “

斝”

此件青铜

斝，形体硕大，通高49.2厘米，挺拔秀美，铸造精良，纹饰精美，整器锈色自然厚重，尤显岁月沉淀之美。器身侈口长颈，口沿上有一对束伞形柱，扁腹，扁环形兽首鋬，兽首高耸，器底近平，三棱锥足外撇。伞形柱饰云雷纹和三角云雷纹，口下饰仰三角云雷纹，颈部和腹部均饰卷角夔龙纹，三足饰三角云雷纹。综合参考殷墟青铜礼器四期划分方法，与青铜斝器型之流变，其时代为典型的商代安阳时期，即商代殷墟二期，与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在其所著《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中所认定时期相同。

此器铭文为

，极为罕见，于斝身内底，其字形属于

类，为古代酿酒器具之经典造型。酿酒器之所以做成如此（尖底）造型，是为了方便酿造过程中酒糟的沉淀和清酒的上浮，因为当器物做成倒锥形或漏斗形时，会比方形或筒形或上小下大之形更容易使酒渣下沉，使清酒水液上漾或积澄。铭不同于的地方在于，铭文硕大，上部为开口，张开的大口下的腹部广而巨，如同大型斝巨大的盛酒器身；立起的两柱向外延伸，象斝口沿之两柱，又似“商”字上立起的“柄形器”。故而有学者进行搜集类比，其中将区分于铭，却又纳入酒器属的铭文。故此铭文的意象应近“广巨的酒器”之义，不曾见于他器，似为此斝专属之铭。

此器出身显赫，近百年流传有绪，出入皆为世界一流的藏家、古董商与博物馆。最早，此斝传出于河南安阳地区，1942年时已由民国时期传奇古董商尊古斋黄伯川先生著录于其经眼录《邺中片羽》第三集，为尊古斋所藏器物中体量最大之一，约1943年由当时旅居北京的德国收藏家冯洛侯（SammlungHans JürgonvonLochow，1902-1989），即铙斋，收藏后出版于《铙斋吉金录》，为“铙斋”所藏第一重器，带回德国后进入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其后再次进入近代中国传奇古董商兼收藏大家仇焱之的抗希斋收藏，直至仇焱之于1980年去世后再次现身于其《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遗珍专拍。之后便为美国莫尔斯夫妇收藏并借展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数十载。此斝近百年的流传经历精彩非凡，为国内拍卖界首见。

铭文拓片

铭文

金文

此器铭文为，已知他器中罕见，铭文铸于斝身内底，其字形属于酉字类，为古代酿酒器具之经典造型，而此铭不同于其他酉字类铭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铭文硕大；其次，上部为开口，张开的大口下的腹部广而巨，如同大型斝巨大的盛酒器身；第三，立起的两柱向外延伸，像斝口沿之两柱，又似“商”字上立起的“柄形器”。故此铭文的意象应作“广巨的酒器”之义，不曾见于他器，似为此斝专属之铭，或可期待未来的出土资料能够揭示更多关于字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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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斝”，在殷商祭祀中

斝这一器型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公元前十六世纪），盛行于殷商，延续到西周早期（公元前九世纪），西周中期后不见，发展存续历经七百余年，在商代流行时间最长，且多用于宗庙祭祀之礼，在商代青铜酒器中地位极高。这一器型的核心特征为：长颈、鼓腹、三足、有鋬、口沿各立一柱，其造型与其最初的功能有极深的渊源。

在先秦文献中，斝多认为用于祼礼，如《周礼·春官·司尊彝》：“秋尝，冬蒸，祼用斝彝黄彝。而对于礼的具体流程与意义，学者说法不一，较为通行的解释是指祭祀完毕之后以酒洒地，即“不饮而灌于地的一种祭名”，而斝在祼礼中应当用于和酒和滤酒。《礼记·明堂位》中亦载有，“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从斝的器型来看，其高耸的三足利于生火，长颈、鼓腹有利于煮酒留香，而商人煮酒有残渣，需要过滤才能饮用，其口沿的两柱在功能上则刚好可以栓挂过滤囊口，然后以手执鋬自以包茅为材而制成的过滤网中倾倒而出，浑浊的液体经过过滤后即成为酒色清明且能直接饮用或者祭祀神明的清醴，这一颇有仪式感的祭祀场面正是斝这一器型诞生且存续的核心价值。其功能需求使得斝在结构上较一般的青铜器设计更为复杂，每一个零部件都有其存在的切实的功能性意义，虽然与爵相似，但又比爵更庞大，尤其在祭祀场合上，其对于比例与细节的要求更加严格，一件制作精良的青铜斝能够完美的展现中国青铜礼器中所蕴含的方方面面的设计逻辑与工艺匠心。即便在商代如此高度发达的冶铸业大环境下，此种体量巨大的青铜斝在铸造时也有相当大的难度。于是，斝与其所代表的这种古老而庄严的祭祀仪式，在商代晚期就已经成为只有王和贵族才能拥有的礼典宗庙重器。

《礼记·礼运》：“盏斝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用通俗的话来讲即，祭祀时都用盏斝向尸君祝酒，不符合礼制，是僭越了君王的表现，故而可见，斝在商代礼制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商晚期的安阳，世风渐趋奢华，此时作为被认为是先王贵重的酒器——斝，如果被发现为诸侯所使用，也会被认为是僭越天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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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斝”，在“金石学风”中

青铜器取名的根据，首先是“自载其名”，即根据青铜器铭文上的自称来确定名称，也就是学界常说的“自名”，而对于没有“自名”的器类的命名则多是由宋代学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所框定的，对于“斝”之认定即属于此类。两宋时期，金石学兴起，青铜斝开始成为大量彼时涌现的金石学著作中浅尝辄止的研究对象。由宋徽宗敕撰，北宋王黼编撰之宋代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中著录有十六件青铜斝，应是已知最早对于斝这一高古礼器进行定名的著作。这一时期对于斝的研究仍是基于有限的器物所进行的一种学术上的探索，断代通常有较大偏颇，形制也略有差异，诚如王国维所言，“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

清代金石学再次兴盛，诸多著作中均有对于青铜斝的研究，例如乾隆年间梁师正编纂的《西清古鉴》等，断代上仍然存在谬误，“斝”常被定为周人之器。直至民国时期，可兹研究的器物不断出土，相应的金石图录及考释著作亦纷纷出版，学界对于青铜斝的研究取得了全新的进展，例如，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已经将斝这一金文与器型之间的对照关系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卜辞斝字作，上象柱，下象足，形似爵而加硕，甚得斝柱。知许书从作者，乃由而讹，卜辞从，象手持之，许书所从之斗，殆又由此转讹者也”；同时，王国维还曾以“斝”为研究对象著有《说斝》之专论，其中，对于斝的器型、功能、断代等皆有明确论述，并且厘清了“斝”与“散”、以及“灌尊”之间的讹误，主要即将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原端方旧藏之柉禁上的器物与文献记录相对照进行排除，并与其所见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住友男爵家藏之斝进行参照，对青铜斝的器型做出了较为强有力的学术论证。

除此之外，由宋至清，青铜斝也一直为历代学者所重视，且一直被视为最为经典的三代青铜礼器的造型代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博古雅集图像中窥知一二。清宫旧藏《四朝选藻》册中旧题为《赵昌南唐文会》一页，按画面呈现应是“西园雅集”中苏东坡“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这一情节，东坡先生正前方就放置着一件斝形器，看色彩应是一件高古的青铜斝。此作的画法与赵昌无关，但树石有“李、郭山水”遗风，人物则受到南宋“院体”画风的影响，应为宋人表现西园雅集这一主题的代表作而青铜斝的出现或许正是对宋代高层文人之间赏玩高古礼器的一种真切的见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元代张雨题《倪瓒像》则以绘画的形式为这位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的“元四大家”之一——倪瓒，保留下了其最真实的生活场景。画中，倪氏以维摩诘居士的坐姿自然倚靠于凭几之上，其右侧几案上清晰可见一件青铜斝，由此亦可知，这位出身豪门世家，以云林自号，“只傍清水不染尘”的“高士”是有多么好古爱器。而同为清宫旧藏、或许是有清一代最著名的文人博古图，则莫过于着汉人服装坐于榻上观赏自家收藏的各类古器物的《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轴》，其镜像般新颖别致的画中画构图方式可谓乾隆皇帝肖像画中极为独特的一例，而画中右侧巴洛克风格的圆桌上所放置的数件青铜器中同样有一件青铜斝。斝之于古代的金石学家而言的确是绝对的学术空白，但却是他们怀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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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斝”，在当代学术研究中

三千多年后的今日，立足一百余年的殷墟考古挖掘成果，结合容庚先生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先生《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以及李济《青铜斝形器的形制与花纹》等著作，我们已经可以确信：斝用于宗庙祭祀，在商代酒器中地位极高。

我们已知，可搜集到的出土与传世的青铜斝，大约有三百余件，其中一百余件为出土所得，而另外不到两百件为传世遗珍。在吴镇烽所著2012年出版《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中，记录有铭青铜器共19505件，在这之中有铭青铜斝则共184件。而遍览这184件青铜斝，此件

斝的尺寸仅次于两件亚矣斝（侯家庄西北岗武丁墓出）、妇好墓中所出的六件大型斝（其斝、亚其、四件妇好、两件司母）、以及2001年在安阳花园庄殷墟宫殿宗庙区内发现的亚长斝，且这三组器物均为考古发现。

而在公私收藏中，除以上三组，可与此件斝之尺寸相比较者也至多三件而已，且均为49年以后始见于著录：1.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镇馆之宝“戊斝”（著录于62年出版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2.现藏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的“臣斝”（无更多著录）；3.车北斝（纳尔逊博物馆藏，著录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其余相较此斝略小且近50厘米者，有铭者仅见爰斝一件（现藏日本出光美术馆，相传出于殷墟侯家庄）；妇好墓发现的另外两件圆斝，编号781、782，尺寸均小于此件斝。

据考古材料研究考证，体量超过40厘米的青铜斝仅在大型墓葬中有所发现，体量小于35厘米的青铜斝则有可能出现在中小型墓葬中。而体积大于45厘米的斝，仅见于王陵（妇好墓与宫殿宗庙区两处）。

综合上述，

斝应为民国时期安阳地区所出体量最为震撼的有铭青铜斝，是市场上唯一一件在器身、鋬、足、柱等，每一处细节均满工满地，且在鋬上带有三维立体兽首浮雕的青铜斝。是全球艺术品市场上，具有1949年之前著录中，可见体量最大的青铜器。同时也是可见的公私收藏中，具有1949年之前著录、除了亚矣斝外体量最大的青铜斝。秘藏四十载，集真、精、稀、生、传承为一体，是可流通的青铜器之王。

宋徽宗敕撰，北宋王黼编撰之宋代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书影

清梁诗正等奉敕纂修《西清古鉴》书影

《观堂集林》卷三王国维《说斝》书影

元张雨《倪瓒像》（局部）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宫旧藏《四朝选藻》册中旧题为《赵昌南唐文会》一开（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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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斝”，的背后，安阳与殷墟

此件斝诞生于商代晚期，即安阳时期，也就是学术上界定的殷墟二期，公元前十三至十二世纪，即武丁、祖庚、祖甲时期。所谓殷墟，字面来看，不过是对殷地久废为墟的一种历史称谓。而实际上，我们现在在考古语境下所谓的“殷墟”是指我国商王朝后期的王都，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老城西北郊，遗址以小屯为中心，横跨洹水南北两岸及其附近的2020多个自然村落，面积约40平方公里。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近代学者多认为“七”当为“二”之误。）自盘庚迁殷至帝辛覆亡，共经8代12王，历时273年。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后经有关学者查访，弄清了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点，即今安阳小屯村。小屯村一带的地望又与《史记·项羽本纪》中“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相符合，从而证实安阳小屯及其附近的洹滨一带是商王盘庚所迁的殷墟。

20世纪30年代的考古发掘确定了商代晚期都城殷墟遗址的具体位置。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文简称史语所）是中国第一个以科学方法做考古学研究的机构，而其成立后的第一件田野工作是进行安阳殷墟的考古，据傅斯年《本所发掘之安阳殷墟之经过》所记载，从1928年开始，至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史语所先后在殷墟进行过十五次重要挖掘，共计发掘出青铜礼器170余件，兵器约1340件，其后，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停止考古工作的情况下先后出版了《小屯》、《侯家庄》及《古器物研究专刊》等多部著作，此前挖掘出的重要器物几乎全部收录于这些研究著作之中，这些挖掘成果与著作是史语所可以时至今日仍然傲立于中国考古学界的最重要原因。

而与官方发掘同步进行的还有民国古玩市场的商业活动，而这也是安阳在史语所的科学发掘之外在国际古玩市场中崭露头角的另一面相。据不完全统计，海外至少有80多家博物馆、基金会、拍卖行和私人机构藏有殷墟文物，收藏不少于五万件殷墟文物，其中包括了日本收藏的一万片甲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瑞典、俄罗斯、丹麦、日本各地收藏的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石器等，在这其中，青铜器的数量最为稀有，这些殷墟遗珍几乎全部出于20世纪初，经由外国传教士、探险家之手，背井离乡、流失海外，较为知名的、可以确定为殷墟时期文物的例如，日本根津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三件青铜饕餮纹大方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引以为傲的——商代雕花虎膊骨刻、以及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收藏的——殷墟骨尺等。时过境迁，正是这些流失海外的殷墟器物使得中华民族悠久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被一代又一代的世人所了解并关注，正是这源远流长的青铜冶铸工艺与殷墟文化风貌震撼了全球的艺术品收藏界，并使得中国的高古青铜礼器成为世界古代美术收藏中最为重要的品类之一。

而在49年之前，史语所也不是安阳考古的全部。从遗物的发现和流传角度来看，安阳在史语所的科学发掘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多元的面相，在资料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本著作，就是日本学者梅原末治的《河南安阳遗宝》与尊古斋主人黄伯川先生所著之《邺中片羽》。从梅原末治的《河南安阳遗宝》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发现的安阳之遗物主要来自于洹水北岸，即从大、小司空村，经侯家庄一直到孝民屯一带。而《邺中片羽（唐宋之邺郡即民国时安阳县治地）》所记载的铜器则均为殷畿内发现，故而民国学者认为：“以其地为殷畿旧壤，及周邢、卫疆索……实不易定其年代为殷为周，以邺中赅之，尤存谨慎之意。”可见当时《邺中片羽》所记载的皆为殷墟所发现，掇拾邺中散佚，其中亦不乏周代遗物。不同于《河南安阳遗宝》，前者在山中商会的支持下，梅原末治几乎穷尽地搜索了散布在欧美与日本的安阳遗物。而黄伯川的《邺中片羽》则记录了民国时期流经北京市场的安阳遗物，由于黄氏在北平古董商中的突出地位，他可能经手和目睹了绝大部分自安阳发现的遗物，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同时也是国内古物市场所见安阳遗物最全面的记录。此套经眼录第三集中就著录有此件青铜斝。

商代司巧母大铜圆斝殷墟妇好墓出土 H66.5公分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代戊斝 H52.8cm 62年著录图片

及美国国立亚洲艺洲艺术研究博物馆馆藏图片

商代青铜饕餮纹左中右大方盉三件一组 H70cm

现藏于日本根津美术馆

商代青铜人面龙纹盉 H18.2cm

民国著录摄影图片及美国国立亚洲艺洲艺术研究博物馆馆藏图片

1929 年河南安阳殷墟考古挖掘遗址李济和董作宾在压道车上

自二十世纪初起黄伯川先生所经营的尊古斋便是北平琉璃厂一带最大的古董行，1939年改为通古斋。前文所提及的《邺中片羽》三集印于1942年，由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作序，里面所涉及的铜器除一件蟠螭钟形制较晚或为周器之外，几乎均为殷畿内出土。黄伯川凭借丰富的生意经验深度参与了包括端方的陶斋在内的北京诸多大规模金石收藏的形成过程，与当时顶级的金石考古学家例如罗振玉、马衡、郭沫若等交往颇深，是横跨古玩买卖与考古学术两届的传奇古董商。他不仅识物有方，在学术上亦颇有建树，由于经手和目睹了绝大部分自安阳发现的遗物，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器物属于学术上所称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并决定以集录的形式以作记录遂形成了我们后世所知民国时期国内古物市场所见安阳遗物最全面的记录——《邺中片羽》。此件斝为《邺中片羽》中体量最大的藏品。同样著录于此书的商代青铜人面盉，直至今日，在已知传世或新出土的青铜器中也仅此一例，后经卢芹斋手于1942年由弗利尔捐赠基金购买进入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馆藏，现已成为美国国立亚洲艺术研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对于中国的考古学来说，河南安阳拥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而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中国艺术品收藏来说，殷墟则有着扛鼎之功。随着解放之后殷墟地区考古挖掘的不断深入，并经历了划时代的1976年妇好墓的科学挖掘之后，我们再次环顾全世界范围内的殷墟器物，他们的特征也变得更加的清晰而可辨认。所谓殷墟二期，文化上指的就是整个商文明社会最为稳定、经济最为富足、手工业最为发达的时期，而在器物学上则指的是中国冶铸领域精密铸造技术发展的巅峰时期。当我们站在三千年后一片沉默的废墟之上时，这些精密铸造的青铜器比甲骨上晦涩而难以辨识的文字更加直观而富有视觉冲击力，此件青铜斝上仅有一个象形感极强的金文，但其纹饰丰富而细腻的层次、饕餮纹神秘又凌厉的质感正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三千年后的我们：古商文明虽然遥远，却与当下的我们一样，浪漫且雄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此伟岸而精妙绝伦的青铜酒器是商文明富庶美好之景的见证，商王朝“荡析离居，罔有定级”的宿命在安阳、在殷墟得到了彻底的救赎，至此，，“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于是“藏礼于器”，“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礼记·十四·明堂位》）斝乃为“郁郁乎文哉”的三代礼乐文明超越三千年岁月仍葆光夺目的金石物证。自1942年此斝离开北京漂泊欧美恰已80周年，此次亮相于北京保利秋拍，可谓盛世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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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家点评

唐际根

1993-2017年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队长

现为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字根据采访视频整理）

▌斝

是青铜时代的一种器物，它的流行年代大概是从二里头晚期，经过商代到西周初年，但是它的黄金时期是商王朝的早中期，特别是中期，以及晚期的偏早阶段。像我在安阳工作这么多年，当然见过很多商代的斝，其他地方也参观过其他地方的斝。

▌商代的斝

特点是早晚有变化的。二里头时期的斝，斝的外表没有什么装饰，比较简单，胎体比较薄，到了商代早期偏晚或者是中期阶段，这个时候斝比较多，大量生产。现在发现妇好墓有斝，54号墓有斝，这些斝都做的很庄严、很宏厚，画面很漂亮也很丰富。到西周时候斝就基本上很少见了，商代晚期斝的形体发生很大的变化，纹饰仿佛简单化了。所以斝的黄金时间就是商中期或者是偏早一点，或者是偏晚一点，这是黄金时期。

妇好墓阶段是一期、二期，也是斝的黄金时段。考古发现的斝，一般情况下斝体量比较大，斝的整个特点是口部有两个立柱，腹部比较深，底下有三只腿，跟爵貌似很像，最明显的区别是没有流、没有尾，它中间是无流、无尾的器物。斝有方斝、圆斝，圆斝居多，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斝之所以命名为斝

像《宣和博古图》提到斝的定名，实际上甲骨文里也有斝字，甲骨文的斝字出现不是很多。比如说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就有斝字，我们一看见斝字就能知道说的是哪一件，因为它是非常明显的象形字，这是甲骨里的斝。

▌斝的使用

因为斝的体量比较大，妇好墓出土有12件斝，有的40多公分，有的60多公分，那个算是很高了，算上通高，加柱也很高，这样的斝端不起来，特别重，只能是拿一个东西去舀或者是搅和一下舀出来，它的功能主要是盛酒的。那么斝的原始用途（或者说本来用途）是盛酒、盛香酒。现在考古发现的斝按道理有机会应该做一些分析，到底盛过什么，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考古研究，主要是根据过去经典的说法，以及出土的情况推断它是一种酒器。

说到斝的功用的时候，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是《周礼·司尊彝》里边的记载“秋尝,冬烝,祼（灌）用斝彝。”斝彝是包括斝在内的彝器或者是礼器，但是怎么用呢？如果是灌礼，灌用斝，在灌礼之中用斝彝，灌字的话要从甲骨文里去找了，一般的情况下，文字学家把甲骨文的灌礼的灌字拿出来，灌字的写法跟斝好像貌似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斝是有三个足的，可是灌呢，右边是个“雚”左边是三点水，把雚里的液体洒出来叫“灌器”，所以如果要把斝跟灌器联系在一起，就是把斝里的液体或者是酒舀出来，进行灌礼，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细节我们今天还是很难去确凿的描述它。但是斝的功用，它本质上不是只强调它的基本用途，而是它背后的社会用途，就是斝可以用来辩明身份。

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我们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首先一座墓地有青铜器就很重要，如果墓里头有很多的青铜器，那就更加重要，但是这是个表面的说法，如果掰开揉碎了说，一般情况下，青铜器是以觚和爵配套，觚和爵为核心开始来组合的，一个觚、一个爵叫一套，两个觚、两个爵叫两套觚爵，三个觚、三个爵叫三套觚爵，觚爵的套数越多，墓主人的地位越高，但是觚和爵，看起来跟斝没有关系，可其实是有关系的。一般情况下，一个觚、一个爵，斝是不会出现的，如果两个觚、两个爵就有可能出现斝，一般三觚、三爵，特别是十觚、十爵或者是九个觚、九个爵的时候，斝必然出现，也就是说，觚爵是核心，觚、爵是饮酒用的酒器，加上盛酒的斝、盛酒的尊、瓿、盉、罍，这就把酒的喝和酒的存储结合起来了。如果再加上鼎和甗、簋，炊器，那么这个墓葬里的青铜器的组合就完备了。所以斝的出现，它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表现，这是它辨明身份的用途。

▌斝

这是考古的一个背景。具体到这次的这个斝，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首先这个斝的流传，我们叫流传有序，从黄伯川第一次记录它，到最后经过买卖，不断地著录，在很多的展览里出现，是所谓的流传有序。

那么从器形上来看，它有两个伞状的立柱，收腹，底下几乎是个平底，再底下是三个足——这个形态，现在看，和甲骨文里的斝字真是一模一样。

再看花纹，花纹其实有很多可以掰开来说。比如说腹部，花纹分三节，上面一节是蕉叶纹，中间一节掰开看左右是夔纹，放在正面看是饕餮面，两个夔纹组合成一个面，底下那节也是一样。但是如果再仔细看的话，底下那一节的夔纹和中间那一节的夔纹不一样，那个角不一样，底下是C形角，中间那节是几字形角，在同一件器物上，都是夔纹，但是它的角不一样。还有一点，夔纹的尾巴是向下卷的，两个都是向下卷的，因为商代的夔纹，如果是商早期、商中期的时候夔纹会上卷，尾部会上卷，这个是下卷，下卷就意味着年代偏晚了，但也不是很晚，晚到刚好跟妇好墓这个时代差不多。还有呢就是斝的上部那个蕉叶纹，蕉叶纹也是妇好墓这个时代的特征。一般看到这件斝就会想起他的年代跟妇好墓的年代几乎差不多。

这一件器物的腹内部有一个铭文，这个铭文其实很少见，有人把它当成卣，确实甲骨文有这样的。它像一个尖底容器，但这个字是不是那个尖底容器的甲骨文字呢？我觉得还要讨论，因为这个字它有一个特点，口部出来有两个“几字形”的角，这个角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那个卣的一部分还是卣的额外的东西，这个还是要讨论。这两个犄角，跟青铜器的葵龙纹那个龙的角，其实很像，所以到底有什么讲究，其实还要进一步论述。

再看它的体量，这件斝的体量，通高49公分，这个大小就算是很大的。因为妇好墓里出的两个大斝是60来公分，一般像这种将近50公分的属于很大的，由此看来这件斝原来的主人是个地位非常高的人。

在商王朝这个社会，一般情况下，王室成员它可以随葬比如说十套或者是九套以上的觚爵，然后配上斝、尊、罍。像这件斝这么一个体量，以及它的纹饰、年代相当于武丁时期或者是妇好时期，那么他的地位应该就是王室成员或者是接近王室成员，最差也是一个族尹，就是一个族的族长，他至少是这个级别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类似现在的省部级、省长这个级别的。他的地位非常高。

另外，从工艺上讲，这个斝你要仔细看的话，它的鋬跟一个足是对应的，它明显是叠压了上面的蕉叶纹，以及底下的一组夔龙纹的尾部，也就是说，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出鋬是后加的，二次铸造铸上去的，所以工艺也是典型的商代的工艺，没任何问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讲，这件斝不管是从器形上，纹饰上，工艺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件商代的典型的作品，由于它的体量很大，它的主人、社会地位很高，再加上它的功能是用来装一种高规格的香酒的器物，所以它当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能够拥有这样一件斝的主人就是我说的族长或者是族尹或者是王室成员这么一个级别，所以这件器物特别的重要。

徐坚

上海大学

文化遗产与信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文字根据视频整理）

▌斝

这件青铜器叫斝，斝不是自名，器物上没有出现过斝这个称谓。这是北宋金石学家给它的名称，但是斝这个字出现在甲骨卜辞中间，所以这也是让金石学家猜测斝和爵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认为斝是爵之大者。但是现在的青铜器的发掘情况和研究情况显示出斝可能跟其它的器物有更密切的关系。

一件青铜斝为什么我们说它跟爵相似？是因为它们有基本的形态部件，那么我们看一件青铜斝它大概的组成的部件包括一个斝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的部分，上面有一个敞口，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敕口”，然后中间有一个腹部，然后下面有三个足，同时带有一个鋬，在口沿上有一对柱。但是各个部件、各个部分的名称实际上是没有统一命名的。

比如我们在这个斝体的部分，按照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的定义，他会把上面这个部分称之为“斗”也就是颈部，但是我们今天可能界定的它的颈部和李济先生界定的颈部是不太一样的。

斝的足常见的有三足，也有四足。斝体的部分有圆形，也有方形。然后两个柱，两个柱实际上每个柱又是分两个部分，它的下部，每个柱的下部是一个方体的柱状体，然后上面有一个帽子，当然关于上面那个帽子叫什么不同的学者又有不同的定名，然后到底那个帽子的形态如何分类，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比如说常见的大家可能说像窝纹帽、伞状帽或者是有立形帽。比如说李济先生可能在两柱的柱顶的形态他曾经区分了四个形态，但是可能大部分学者并没有遵循李济先生的定名法。这是斝的一些基本形态。

▌纹饰

同时斝的外部我们能够看到它是有纹饰的，然后这一件青铜斝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纹饰分别出现在四个部分：

第一，柱。那么柱上面主要的纹饰是出现在柱的帽上，这个帽上面的这个纹饰是分成大约三层。

第二，斝。斝体上面的纹饰也是分成三层，一个是最上层是大约是由11或者是12个三角形的纹样，当然有时候我们把这个称之为蕉叶纹，有的时候称之为蚕纹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纹样构成的一圈。现在的研究会认为它的腹部是分为上腹部和下腹部，那么上腹部和下腹部分别是两个条带状的兽面纹或者被称为饕餮纹。

底部，斝体的底部这是一个微弧、微凸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第三，三足，现在看到的这件青铜斝的足是一件三角形或者是略呈棱形的这样的一个足。这个足的最外面有纹样，我们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蕉叶纹，有的学者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蚕纹，无论是蕉叶纹还是蚕纹中间都能看到兽面的一个变体。

第四，斝的鋬部，鋬部上面一般是一个兽面，当然我们看到这一件斝的鋬是一个装饰的比较繁缛的一个鋬，因为它除了一个兽面之外、它还有两个立耳或者是鬓毛这样的一个装饰形象。

▌断代

这件青铜斝的断代并不算困难，这主要归功于在最近的一个世纪，我们已经积攒了大量的有准确出土信息的青铜斝，从1928年开始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已经积攒了来自不同等级墓葬中形态各异的青铜斝的一个庞大的资料库。

现代学术中，我们将器物的年代和地点的研究统一称之为“来源研究”。那么针对这一件青铜斝的来源，可以说并不是很困难，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面予以讨论。

第一是通过艺术史方法进行讨论。

第二是通过考古学方法进行讨论。

在艺术史方法上，1953年罗越发表了著名的《安阳的五种风格》，因此界定了早期中国青铜器从纹样分析上如何进行断代，那么按照罗越的安阳五种风格的分析，我们来看这一件青铜斝，这件青铜斝的斝身部分分成三个纹饰带组，即最上面的三角形纹饰带、中间和下面的兽面或者是饕餮纹饰，这种纹饰分布法我们把它叫布满型分布法。同时我们注意一下纹样的层次，尽管我们在中层和下层看到兽面，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隆起的鼻梁、兽面的鼻梁和两个眼睛，但是整体上说起来，这个兽面仍然是单层纹样，所以单层布满型，那么这一个就是罗越所区分的安阳第三风格，大概对应的是殷墟早期。

第二种方法是考古学方法。自1928年以来中央研究院开始在安阳殷墟进行发掘，安阳殷墟的发掘一直持续到今天都没有间断过，那么在殷墟里边，无论是高等级墓葬还是中等墓葬都出现了大量的有准确年代和组合关系的青铜斝，资料已经非常之丰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参照方法能够准确的将这一件青铜斝推定到大约是跟妇好墓同期的殷墟二期。

▌铭文

这件青铜斝的内底有一个铭文，这个铭文应该是一个族属的标志，这个也符合晚商青铜器上的铭文特征，在整个晚商虽然青铜器上出现铭文，但是铭文都不长，多半为族属名称。

目前在青铜斝上我们也发现了多个铭文，但基本上这些铭文都是人名或者是族属名，铭文的出土位置各不一样，有的出现在内壁靠近口沿的部分，有的在内底中央。

▌功能

从考古资料显示年代最早的青铜斝在二里头文化晚期，最晚的大约到西周中期。其中晚商是青铜斝使用的最为广泛的一个时期。晚商的墓葬中最常见的是酒器组合，在酒器组合中偏早一点的是爵斝组合，偏晚一点的是觚爵斝组合，总之爵和斝看起来是密切相关的，也许暗示了他们在功能上有关联性。另外的猜测认为斝是一种滤酒装置，是一个滤酒器。有人猜测认为斝的两个柱正好是能够卡住滤网，然后通过加热进行滤酒，那么这个猜测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

▌等级

根据考古发掘情况我们可以知道青铜斝一般处在高等级墓葬之中，即使出现在那些墓葬之中，青铜斝的数量也并不多，所以可以推之这是一类比较珍贵的器物，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很多青铜斝上的铭文中间出现了“亚字铭”，而亚字铭文是指晚商那些拥有军事特权的贵族，所以这也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和等级。而现在我们根据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所积累的青铜斝的情况，以及我们在妇好墓中所看到的青铜斝的情况，我们可以大致地区分青铜斝的使用等级。总体上来说在圆斝之中，越高、越大的表明他的等级地位也就越高、越显赫。

▌流传背景

这件斝的流传过程应该说非常清晰，因为本身这件器物的制造非常精良，因此，无论在任何收藏之中都显然是会被当成收藏之中的亮点、精华予以陈列，也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阶段之中，这件斝分别在不同的收藏之中，这件斝最早出现在黄伯川的《邺中片羽》第三辑，这是1942年出版的一本图录。随后不久他就进入到整个青铜研究非常熟悉的一个收藏——冯洛侯收藏，随后有迹象表明它存在于科隆的东亚艺术博物馆之中、科隆之后进入到仇焱之收藏，之后转入到莫尔斯收藏，然后莫尔斯长期这把件东西寄存在大都会博物馆之中。所以从历史上看，这件青铜斝从1942年开始到今天的整个流传过程应该是非常清晰的。

说到这件青铜斝在1942年之前的情况，我们就不得不聚焦于黄伯川和他的尊古斋。黄伯川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在整个北平古董圈里声名显赫的一位人物，他的尊古斋长期以来以聚集了大量的优质艺术品著称。而《邺中片羽》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出版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黄伯川的尊古斋的销售目录。以图录的形式印成销售目录，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整个国际上最优秀的、最好的艺术商人常常采用的一种推广形式，所以无论是日本的山中商会，还是中国的卢勤斋，都采用过这个方法。因此，《邺中片羽》可以说主要是黄伯川收集到的来自安阳的一幅销售目录。但黄伯川有另外的个人爱好，或者说某种意义上体现他的文人雅趣，就是他会把不是在尊古斋里销售，但是可能在北方的其它同行的销售，通过他的私人关系，可能能够借到那些器物，他会制作拓片、然后拍摄照片，也加入到《邺中片羽》之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邺中片羽》是汇聚了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曾经出现在北平的古董市场中，很可能是出自于安阳殷墟的那些器物的留影。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记录。

这件青铜斝出现在《邺中片羽》第三辑之中，那么《邺中片羽三辑》的运行时间是1942年，黄伯川总共编辑过三辑《邺中片羽》，分别是1934年、1936年和1942年。

但是这并不是说明这件出现在《邺中片羽》第三辑之中的青铜斝，它的出现年代在1936到1942年之间，因为他很可能早已出土，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流传了有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在尊古斋之中。

所以无论从形态特征，纹饰特征，流传历史，多个方面判断，这件青铜斝都是一件非常标准的晚商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