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古玩网瓷器、玉器、古币、银元、字画、文玩杂项、博物馆馆藏、古董收藏、古玩收藏
关于“兀术致书秦桧”及岳飞之死的研究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在宋金绍兴和议期间，“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记载深信不疑，皆认为兀术（宗弼）曾致书秦桧，要求杀死岳飞之后方能议和，秦桧正是按金兀术的要求才杀死了岳飞。万口流传，成为传统定论。赵翼在研究宋金关系史时，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质疑。
首先，他认为“兀术致书秦桧”是不可信的。他说：“世谓秦桧私通于金，力主和议，自是实事”，但“桧所私结者挞懒而非兀术也”。确实，秦桧在北宋灭亡被金人掳去以后，一直在挞懒（完颜昌）帐下，曾做挞懒的任用（任用者，犹执事也）、参谋军事、随军转运使等。
后来，秦桧南归宋朝，也是“由挞懒纵之归”，秦桧归宋后，主要同挞懒进行联络。绍兴八年（1138年）的宋金议和及归宋河南陕西之地，金方“皆挞懒主之，一一如桧所请”，“其时挞懒以尊属主国政”，当时兀术没有掌握主要权力，极力反对把河南陕西之地交还南宋。“及兀术揣知挞懒意私于宋，尽发其奸”，揭露了挞懒与宋“交通赂遗”，“遂以河南、陕西与宋”之事，“奏请诛挞懒，复旧疆”，终于杀死了挞懒，并于绍兴十年（1140年）“再兴兵取河南陕西”。
赵翼以上述史实为根据，说明秦桧主要是同挞懒交结，并没有同兀术交结，根本不会有兀术致秦桧书之事。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赵翼还指出：“或谓挞懒诛后，兀术主兵事，安知非桧之再结兀术，始定和议之局。不知挞懒主和则以陕洛偿岁币，兀术主和则陕洛之地尺寸不与，所归者仅徽宗、郑后、邢后之丧及韦后一人，而宋之称臣、岁币如约，是金直以三柩一老妪坐致其称臣纳币，此亦何乐不为而必待桧之私结于兀术哉。”又引《金史·郦琼传》：
“宗弼（兀术）谋再伐江南，与郦琼议，琼曰：秦桧老儒，亡国之大夫，仅仅自守，吾以大军临之，彼君臣方且哀鸣不暇。”说：“据此亦可见桧与兀术本无素约，而《宋史》兀术致书秦桧之语之未可信也。”此推论，理由虽不够充分，但比较符合事实，是有道理的。
赵翼从秦桧始终没有同兀术交结的考证中，得出了“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的结论，那么，“兀术致书秦桧”说又是怎样出现和流传的呢？赵翼又进行了考证分析。他认为《宋史·岳飞传》的记载是“《金佗稡编》等书的附会之词”。《金佗稡编》是岳飞的孙子岳珂为申其祖父之冤所编，难免有些溢美和虚构之辞，兀术致书秦桧说当属岳珂虚构或个人揣测。后来一些史书间有记载兀术致秦桧书者，皆为孤零零一条，均不记秦桧与兀术来往交通之事，所以说《宋史》等书关于兀术致书秦桧的记载，皆为附会岳珂《金佗稡编》之辞，实属谬误。这一观点，已为今人何忠礼先生详考所验证。
其次，赵翼对岳飞的死因进行了探讨。关于岳飞之死的问题，传统的看法认为，秦桧一伙秉承金兀术“必杀飞，始可和”的旨意，给岳飞罗织罪名，附会成狱，终于置岳飞于死地。认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而宋高宗赵构在秦桧致死岳飞之初并不知情。赵翼认为兀术致书秦桧纯系子虚乌有，就排除了秦桧按兀术之意杀害岳飞的可能。
那么，岳飞之死又是怎么回事呢？是秦桧陷害岳飞、高宗开始不知道呢？还是高宗也参与了此事呢？赵翼在旁征博引、全面考证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他认为，岳飞是由秦桧等人陷害致死，但与宋高宗也有关系，并非是“帝（指宋高宗）初不知者”。他指出：“岳忠武之死，固由贼桧陷害，然亦必因思陵（高宗）有所疑忌，故谗言得以中之”，“则忠武之死，帝固与知之”。主要理由是：第一，岳飞资历尚浅，谗言容易得中。第二，高宗疑忌武臣，容易相信秦桧等 人对岳飞图谋不轨的诬蔑。正由于岳飞资历较浅，手握兵权，又不私营良田美宅，高宗甚不放心，“是以桧与张俊谋陷忠武（岳飞），欲其部将自相攻击，因及忠武父子，使帝不疑，乃手自具狱，谓岳云致书令张宪营还忠武兵柄。万俟卨治狱又诬飞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以为有不臣心。证佐即定，思陵亦不能不信之，而忠武之死决矣”。这种认为岳飞之死，是由秦桧等人发其端，最后得到宋高宗批准的观点，纠正了以前“帝初不知者”的传统观点，进一步接近历史真实，已为今天许多学者所接受。
对宋金“绍兴议和”的评价
关于南宋对金议和之事，史家皆以南宋主和为非，主战为是，并以此为根据作为评价南宋人物的标准，认为凡是主战者皆为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凡是主和者皆为民族败类或投降派等。毫无疑问，主战是一种爱国之举，愿望是好的，应该肯定。但认为凡是主和者都是民族败类，而不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具体分析，确有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病。
赵翼在他的史论中分析了宋金议和问题，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看法。
赵翼认为，宋金议和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宋金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在宋金战争初期，金强宋弱，“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金朝“人皆鸷悍，完颜氏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数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
当时，宋朝由于长期没有战争，人不知兵，加之政府没有认真组织抗金，韩世忠、岳飞等大将亦未成熟起来，同金国相比，军事力量显得弱一些。赵翼认为，在这种金强宋弱的形势下，南宋主张同金议和不应该非议。他指出：“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
赵翼认为，在金强宋弱的形势下，根本不可能收复失地，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同金议和并非错误。同时指出，当时主战的人物，也不全部反对议和。如，早在秦桧主张议和之前，洪皓使金被留，就曾“以乐天、畏天语悟室（完颜希尹）”，要求议和。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遽绝，是（张）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赵翼又引《宋史·陈与义传》说：“赵鼎言于高宗曰：‘人多谓中原可复，宜便进兵，恐他日咎今时失策。’上曰：‘今梓宫、太后、渊圣（宋钦宗）皆在彼，若不议和，断无可还之理。’（陈）与义曰：‘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以此来说明“当时诸君子亦未尝必以和议为非”。
赵翼在对宋金和战的问题上，注意对时势进行分析，指出在金强宋弱的形势下，宋人“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应该说这是一种正确的看法。但他没有指出，议和也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达成真正的议和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力量软弱的一方，一味主张议和，而反对抗战，不注意发展自己的势力，就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议和。其结果，不但和议难成，还会削弱自己的势力，而导致国家的灭亡。消极被动的议和，实质就是一种投降行为。相反，在自己力量弱于对方的时候，力图通过议和以松懈对方斗志，从而争取时间，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和图强，以便在自己力量强大之后，寻找时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议和。这种积极主动的议和是不能否定的。只有积极主动的议和才会缩小双方力量的差别，和议才有成功的希望。事实正是这样，正由于南宋军民的抗战，沉重地打击了金人的势力，才使南宋的势力逐步强大起来，到了绍兴七年（1137年）以后，南宋的力量有了一定发展，宋金双方形势开始向均衡方面转化，宋朝逐步有了超过金朝力量的趋势。但由于南宋统治者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发展大好形势，相反却迫害岳飞等抗战派，宋强金弱的形势转瞬间再变为均衡状态。在双方力量均衡阶段，谁也消灭不了谁，议和就成为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主张议和也不错。但也有积极主动的议和与消极被动的议和之分。如果某一方在议和时不是完全放下武器，而是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及时抓住战机，使和议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达成，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议和。反之就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议和。宋金绍兴年间的议和，就是宋金双方力量均衡的产物，议和是不能否定的。但南宋统治阶级执行的是一条消极被动“议和”的路线，使和议在不利于南宋的条件下达成（如宋向金称臣纳贡并失去陕西河南之地等），是应该受到指责的。
赵翼看到了当时议和的必然趋势，是一种进步。他虽然没有指出议和有积极主动议和与消极被动议和之分，但他也认为南宋“未尝无可乘之机”，认为南宋没有抓住可乘之机，非常可惜，实际上已揭露了南宋统治者消极被动议和的本质。他认为，“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是一次重要的可乘之机。他指出，当时“宋则刘锜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泇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颍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颍、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吴璘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郯家湾、腊家城之捷。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认为这是宋朝的一次重大失误。这实际上是对南宋统治者消极被动议和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
由于赵翼认为宋金“终归于和”是当时“时势”所决定的，所以，他又主张对议和之人做重新评价。王伦是当时主张议和的人物，并多次充当使者同金人商议议和事宜。当时，反对议和的胡铨曾提出杀王伦、秦桧、孙近等人，以绝和议之念。此后，王伦一直“被视为狎邪小人，市井无赖”。赵翼认为：“此特出于一时儒生不主和议者之诋 ，而论世者则当谅其心，记其功，而悯其节也。”他认为王伦是一位有功劳有气节之人，主要功绩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王伦“奉使在建炎元年（1127年），是时，金人方掳二帝北去，凶焰正炽，谁敢身入虎口，伦独慷慨请行，其胆勇已绝出流辈”。在无人敢于出使金朝的时候，王伦慨然请行，确实反映了王伦具有不怕死的精神。第二，王伦使金被扣留，向金人要求议和，后来往返宋金之间，商议议和之事，在绍兴九年（1139年）年初终于收回了河南陕西之地。这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第三，金兀术（宗弼）撕毁和议，再次发动侵宋战争，王伦使金再次被拘留，“被拘六年，金人欲用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其时，两国和议久成，化仇为好，即受金官职，亦非反颜事仇，况家本莘县，乡土已属于金，于私计已甚便，乃力据不受，甘被其缢死”。这是一位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英雄，不应否定。
对秦桧的评价，赵翼亦未认为秦桧主和为非，但对他在金废弃刘豫之后，没有抓住大好战机，相反迫害抗战派的消极被动议和予以否定。赵翼认为，秦桧的罪过，主要不在于议和，“惟其心迹奸险，欲借和议为擅权怙势之渐”，并把和议归为自己的功劳，“至劫持人主，诛锄善类，流毒遍天下”；“尽揽威福，怀无上而觊非常”，具有“大奸稔恶之处心”。他指出：“论者徒以主和议责其辱国事仇，转为末减矣。吾故揭而论之，使之桧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认为秦桧的罪行不在于是否主张议和，而在于心迹奸险，擅权不法。
本文节选自赵永春教授《金宋关系史研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初载《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历史学》1999年第8期全文转载。
赵永春，男，长期从事辽金元史、宋金关系史、东北民族关系史教学与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教育部社科规划基金《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研究》、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等项目多项。
文章转发自古籍，版权归其所有。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和任何投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