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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文教融合平台专家委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双一在福建师大召开的第三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上指出，“日治”和“日据”一字之差，台湾有人加其沉重的政治意涵，宣称1895年日本是依据清廷和日本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而合法地“领有”、“治理”台湾而非武力侵略、占领，因此只能称“日治”而非“日据”。此说无视日本通过战争手段侵占他国领土的非法本质，特别是抹杀了台湾民众浴血奋战、武装抗日的历史意义，称颂殖民者“合法”等于贬抗日者为非法，由此暴露了其宣扬者的亲日附日立场。另一论调宣称“日治”下台湾人就是日本人，他们当“皇民”、为日本效力是“善尽国民之责”，无可指摘。此说肆意往抗日先贤身上涂污抹黑，污蔑台湾民众全都“皇民化”。两种论调都为了鼓动“亲日仇华”情绪而不惜扭曲、虚构历史，是当前影响台湾民众国家民族认同的最严重问题之一，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加以严肃的清理和批判。
一、“日据”和“日治”之争：日本殖民台湾“合法”吗？
称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为“日据时期”或“日治时期”，原本并未有多少政治色彩。两者相较，“日据”也许能更贴切地说明日本侵占台湾的实质；而“日治”如果作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简缩语，似乎也无不可。然而近年来“日据”或“日治”的问题被赋予了十分沉重的政治意涵，成为“台独”派鼓动“亲日仇华”思潮的一个抓手和工具。台大历史系教授周婉窈在《从“日治”到“日据”再到“日治”》一文中，从1951年国民党一份要求报刊改“日治”为“日据”的公文谈起，写道：
从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党将日本统治台湾看成“因甲午战争我国战败”，所以台湾“遂为日本占领”，完全不顾史实。台湾是清廷在甲午战败之后的谈判中，被割让给日本，日本根据马关讲和条约，在和清廷正式换约后，来领有台湾，不是该改造委员会所称“此系侵略行为武力占领之所致”。日本人领有台湾的确是靠武力，那是因为台湾人不愿接受被割让的命运，台湾底层人民基于保乡卫土的强烈信念，起而反抗外来强权入侵，撑了四个多月。如果不是被割让、被朝廷（国家）放弃，如果日本真的是“侵略行为武力占领”，那么，清廷应该派官兵来帮忙抵抗、来保卫国土才是，但是没有，光绪皇帝命令“文武官员内渡”，台湾人民在没有国家保护、没有正规军队的情况下，自己拿起武器（很多时候只有菜刀、木棍、锄头），对抗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近代军队！先民无助的惨烈牺牲，被作此呈现，是对历史的巧妙曲扭和挪用。
作者说得“理直气壮”，但却颇多逻辑混乱之处。首先，所谓日本因清朝甲午战败而得以占领台湾的说法“完全不顾史实”，日本根据马关讲和条约来“领有”台湾并非“侵略行为武力占领之所致”云云，其悖谬之处在于隔断、颠倒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众所周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是甲午战争的结果，或者说日本通过发动战争，打败了清军，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根据全世界追求和平正义、反对恃强凌弱的“普世价值”和“公理”，这条约本身很难说是合理和合法的。因为双方如果是在平等的条件下，你甘我愿，交换物品，互惠互利，这样的协议、约定自然是“合法”的；但如果是强盗抢劫财物，先将人打倒在地，抢走其贵重物品，然后拿张字条，强迫被抢者摁下手印，宣称被抢物品是自愿赠送的，则完全无法改变强盗抢劫的事实。周婉窈不顾之前强盗打人抢劫的事实——日本不仅经过长期预谋备战，主动挑起战端，而且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中国领土疆界，攻击中国军队，占领中国土地，所以是“强盗”无疑——而只讲后来逼迫摁手印的字条，好像这张字条就能掩盖其杀人越货的事实，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其实不管是否有《马关条约》，都无法改变日本武力侵占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的历史真相和本质。
其次，不说19世纪以来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西方列强与东方弱小国家签订的无数不平等条约，由于其违背人类基本良知和追求和平正义的“普世价值”，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被废除殆尽；单就《马关条约》而言，就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政府迅即正式对日宣战，根据相关国际法，战争双方此前签订的所有条约即行废止；此外还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诸多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归还所有通过战争手段侵吞的岛屿土地。因此《马关条约》即使曾有“合法”基础，也早已不存在。中国在战后称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为“日据时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尽管“台独”派在进行思想动员时口口声声要建立台湾的主体性，但周婉窈的说法却是将台湾民众排除在历史的主体之外。在她眼里，台湾人民只是无关紧要的群氓，无辜、悲惨的牺牲者，他们的行为甚至鲜血和生命，都毫无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只有日本和清朝政府的所作所为才代表着“历史”——由于清政府的不抵抗，所以日本并非“占据”而是“领有”、“治理”台湾，至于台湾民众的“抵抗”，在周婉窈眼里是不能作为日本武力侵占台湾的史实依据的。其实台湾民众乃至海峡两岸人民合力抵抗日本侵占台湾何止仅“撑了四个多月”！1906年，洪弃生在其《瀛海偕亡记》的自序中写道：“自和约换，敌军来，台湾沉沉无声，天下皆以蕞尔一岛，俯首帖耳，屈服外国淫威之下矣；而乌知民主唐景崧一去，散军、民军血战者六阅月；提督刘永福再去，民众、土匪血战者五越年……”“血战者”中包括号称“抗日三猛”的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等。除了这“六阅月”、“五越年”外，还有1912年的苗栗事件，1915年的礁吧年事件……即使不算后来的雾社起义等，汉族民众的武装抗日斗争也整整延续了20年。其领导者不仅有台湾人，也有来自大陆者，如苗栗事件的罗福星，为广东嘉应客家人、中国同盟会成员，于1912年11月赴台从事抗日活动，事败被捕，“临刑时不但了无惧色，犹慷慨激昂，并书‘不死于家为子孙祭奠，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之遗言”。由此可知，周婉窈所说仅有“台湾底层人民”“撑了四个月”云云，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说日本人“进入” 台湾是“合法”的，那台湾民众的拼死血战、抵抗自然就是“非法”的。其实这种视“抗日”为“非法”的说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殖民者对于抵抗者就一概以“匪”称之，并因此颁布了“匪徒惩罚令”等律令；而清政府有时也被迫顺从日本要求。如淡水人简大狮因妻子姐妹遭日军奸淫杀害，奋起抵抗日军，在台湾无法立足后，潜回漳州。日寇获知，胁迫清廷将简大狮抓获并“引渡”给日人，最后为日人所杀。尽管台湾抗日民众被视为“非法”，但是他们超过20年的“血战”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已足以证明日本统治台湾“系侵略行为武力占领之所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周婉窈却认为这种铁板钉钉、毫无疑义的说法“是对历史的巧妙曲扭和挪用”。究其原因，就在于周婉窈是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日本殖民者自然认为他们是“合法”进入台湾的，周婉窈也就这样认为；台湾民众的浴血抗日活动，作为历史学者的周婉窈不会不了解，但出于某种预设立场，她将海峡两岸的抗日民众排除于历史的主体之外，这样，台湾民众为了抵抗日军而做出的“惨烈牺牲”，在周婉窈眼里全都化为乌有，至多有如群氓的无谓牺牲，不足以作为日军“侵略行为武力占领”的证据，这难免有佛头着粪之嫌，是对抗日先烈的极端不尊重。
笔者相信，如果起长眠于台湾的青山绿水的抗日英灵而问之，在“日据”和“日治”两者之间，相信必定选择“日据”而不会是“日治”，因为如果说日本占领台湾是“合法”的，这些抗日英灵岂不真的成了杀人放火的非法之徒？当然，有台湾学者会说，所谓“日据”过于单一、简单化，“日治”才能更好地反映日本统治台湾的多个面向以及台湾人的复杂心态。我们认为，台湾人民的多种感受、复杂心态固然应该充分认识和重视，然而这并不必以否认日本武力侵占台湾、大规模屠杀和奴役台湾民众为代价。“日据”台湾既然是以众多抗日英灵的鲜血书写下来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和篡改的。
周婉窈文章的另一个要点，在于说明“日治”本是一般俗称，经由国民党官方发文加以“矫正”后的“日据”，乃“统治集团规定的用语”，代表着官方的史观；“解严”后改回“日治”，现在有人又要恢复“日据”，此乃“党国”的魔咒又要回来了。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同样并不新鲜，因为近年来台湾各类媒体上，将事情归结为国民党的“灌输”和“强制”结果的，层出不穷——如陈芳明宣称台湾民众表现出的“中华民族主义”，乃国民党长期灌输、教育的产物；笔者曾在三立电视台的新闻评论节目中看到一群“名嘴”争相说：我们都是南岛语族人，却长期误以为自己是汉族人，这是国民党“灌输”的结果……其实一种说法的好坏，关键在于它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它是否“官方”的、国民党的说法，否则很容易陷入逢中必反、逢国民党必反以及为反对而反对的泥沼中。
那历史的真相究竟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亲历者最有发言权。曾长期担任林献堂秘书的叶荣钟的著作中，就有《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下）和《日据下台湾大事年表》等两种重要史著，其书名采用“日据”这一词汇。即如有台湾文坛“台独”派“大佬”之称的叶石涛，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数十年笔墨生涯中，一概使用“日据”、“（日本）窃占”、“（台湾）光复”等词汇，对于海峡西岸，也称之为“大陆”而非将“台湾”与“中国”对称。在台湾光复后两三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也已一年多的1948年4月16日的《台湾新生报》上，叶石涛发表《一九四一年以后的台湾文学》，文中以“帝国主义”称呼日本，说它“像虎狼一般地向南方弱小民族侵略”，“用凶暴的手段来榨取强夺”，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造成台湾一种“伪乐园的现象”，最后并写道：“无疑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弹压下，台湾文学走了畸形的、不成熟的一条路。我们必须打开心窝，自祖国文学导入进步的、人民的文学，使中国文学最弱的一环，能够充实起来。”此文写在周婉窈所谓国民党当局1951年将“日治”改为“日据”之前，可见与官方的要求无一丝一毫的关联；又在二二八事件台湾人遭受打击而产生悲情之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叶石涛也没有改变他对日本统治性质的认知和对祖国的认同。由此可见，叶石涛对于“日据”的认定来自他的亲身经历，而非外在的强迫。这种视日本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视中国为台湾人的祖国，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一环的基调，此后长达半个世纪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1965年11月叶石涛的被视为乡土文学当代再出发之重要标志之一的《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中，“日据”和“祖国”两词各出现了6次，而“光复”一词更达9次之多。作者反复强调台湾文学受五四运动以来祖国文艺思潮的深刻影响，乡土文学“真正属于中国文学的一环”，“可以给我们中国的文学添加更广的领域”；并相信台湾文学“必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永恒的一页”。综观叶石涛众多文章标题都有“日据”、“光复”、“与大陆交流”等字眼，如《整理日据时期新文学遗产》（1978）、《光复前的台湾乡土文学》（1980）、《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1983）、《日据时期的杨逵——他的日本经验和影响》（1985）、《回忆光复前后》（1985）、《与大陆文学的交流》（1987）、《日据时代的抗议文学》（1989）等等；即使到了90年代初期，也仍是如此，如《日据时代台湾与大陆的新文学交流》（1990）、《日据时代的在台日本人文学》（1991）等等，不胜枚举。
当然，90年代中期之后，情况有了明显变化。最初叶石涛用“战前”、“战后”这些中性词代替“日据”、“光复”，如《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1995）、《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化再构筑》（1996），后来就干脆采用“日治”，如《日治时代新文学作家的战后命运》（1996）、《日治时代的小说》（2001）。1990年叶石涛曾发表《接续祖国的脐带之后》一文，但1993年的《接续“祖国”脐带后所目睹的怪现状——台湾人的谴责小说〈怒涛〉》，文中的“祖国”、“光复”等，都加上了引号，且“祖国”已成为一个会引起“怪现状”的负面词汇。这时的叶石涛不再致力于彰扬“日据时代”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史实，而是津津乐道于所谓台湾人的“民族的双重性认同结构”以及“本土化”，宣称“台湾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这个转折在时间点上与台湾整个社会思潮的转变紧密相连，其中包括民进党在1991年10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推出“台独”党纲之事件。由此可知，由“日据”向“日治”的转变，并非只是一个学术上的字词选择的问题，而是成了一个攸关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问题。
叶石涛随着台湾社会“台独”势力迅速高涨而见风使舵，因此被陈映真称为“机会主义的变色虫”。1987年其所著《台湾文学史纲》正式出版时，将几年前连载于《文学界》时的《序言》中，原本充斥着的“台湾重回祖国”、“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一环的文学”、其“（中华）民族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风格皆未改变”，因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紧密的一支流”等表述全部删除，但即便如此，叶石涛在具体行文中还是采用了“日据”、“光复”等词汇。叶石涛是亲历了日据时代的过来人，到底是日本侵略占据台湾的“日据”或是日本依法治理台湾的“日治”，他的内心最清楚，一位绝非“祖国统一派”的作家，数十年来一直沿用“日据”而非“日治”，说明“日据”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台湾广大民间真正的“俗称”，并不因是否官方钦定而有所改变。
“日据”和“日治”虽然仅是一字之差，却说明了使用者对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那段历史的看法和立场。如果连基本历史事实的“日据”都不忍讲，可谓对日本人仁慈至极，然而对于日本侵略者的“仁慈”，却是对台湾乃至两岸的抗日先辈的“残忍”——将他们从原本抗日英雄的定位，矮化、贬低为违抗“合法”政府之“匪徒”。当然，未必所有采用“日治”说法的台湾学者都有此隐秘的动机，我们的批评仅针对给“日治”加上政治意涵，用来否认日本统治台湾是一种侵略的行为，并进一步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行径。对于一般学者出于他们的学术认知而采用“日治”，我们应给予必要的理解。
二、台湾人当“皇民”是善尽“国民之责”吗？
另一种流行论调宣称，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的法定身份就是日本国民，他们如果当“皇民”、替日本人做事，写“皇民文学”，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是无可厚非的。这一论调与周婉窈上述说法可谓紧密呼应，都是媚日“皇民史观”的典型表现。
叶石涛于1998年4月15日的《民众日报》上发表《皇民文学的另类思考》，文称：台湾自古以来是“无主之国”，历史上一向由外来民族所统治，因此台湾人的祖先曾经是荷兰人、明郑人、清朝人、日本人、中国人，每一代祖先的国籍都不同，“我父当然效忠过清朝，经过正常的国际公法，台湾被日本领有时候，我父才舍身一变为日本人。那么我是日本人……做为一个国民，效忠当时被统治的国家没什么不对。”“因此，把日治时代的皇民文学暗地里讽刺为‘汉奸’文学的论调是错误的。周金波生来就是日本人。所以写了些小说，希望台湾人真正日本人化。他以为台湾人日本人化之后可以有现代化的进步生活，这是他的理想。在日治时代他是日本人，他这样写是善尽做为日本国民的责任，何罪之有？这不是我们这一代台湾人有没有宽容心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彻底反思过台湾人在历史遭遇上的定位问题。”很显然，这一论调乃史明“台独”史观在文学领域的演绎和翻版。
应该说，有关“皇民”、“皇民化”、“皇民文学”以及日据时期台湾人的主流是“抗日”或是“奴化”了的问题，从光复之初即已浮现，并贯穿于当代台湾历史进程中。它关系着台湾民众的国家、民族认同，是当代台湾社会思想领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对此有着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光复初期，国民党政府收复台湾后，对于台湾的历史——特别是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了解相当不够，因此错误地认为殖民统治下台湾人“奴化”十分严重，不适合担任公务员而极力排斥之。而台湾人（特别是其知识精英）则满怀着为国家、为乡梓服务的热情和期待，争辩着自己并没有被“奴化”，希望能所有作为。这其实正是当时官民矛盾激化，终致发生二二八事件的关键原因之一。事件发生后，当局为了推卸责任，更将事件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和台湾人留存的“殖民遗毒”。然而，不管是台湾人自己还是许多跨海而来协助文化重建的大陆文化人，却极力反对这种说法。一些曾与“皇民文学”有过瓜葛的作家陈火泉、王昶雄等，或“强辞饰辩”，或大幅修改其作品，可见光复以后，“皇民”行径遭到文坛的同声谴责和批判，曾经写过“皇民文学”乃是令其作者极感羞耻、极力加以掩饰否认之事。
此后历经白色恐怖，相关问题成为禁忌，台湾民众的抗日事迹长期遭受尘封湮埋。直至1970年代乡土文学时期，长期以来不能谈论的台湾史被重新放到台面上，赖和、杨逵、吴浊流等众多日据时期作家的抗日事迹和民族精神重新得到光大彰扬。光复之初因抗日而入祀忠烈祠，却因“台共”问题在50年代被清出的赖和，也在70年代出版了《赖和全集》，并经过王晓波、侯立朝等多年努力，于1984年重新进入忠烈祠。这说明，直至1980年代，“抗日”仍是光荣的、受到尊敬的台湾社会正面价值。
曾几何时，1990年代以后的部分台湾政治人物和知识“精英”并由他们影响诸多台湾民众，已经不再以“抗日”为荣，以当“皇民”为耻，显示了基本价值和良知的巨大扭曲。这里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1945年光复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说台湾人被日本殖民者“奴化”、“皇民化”了，留存有“殖民遗毒”，因此排斥台湾人担任公职；而当时的台湾人则争辩着自己并没有被“皇民化”，而是保有汉民族意识历50年而不变。此后这种自我定位和认知一直保持了数十年。然而近年来，部分后辈台湾人却试图替他们的父祖发言，宣称日本统治下所有台湾人都被“皇民化”了，仿佛当“皇民”成了光荣之事。问题在于张良泽、叶石涛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替日本的侵略行径涂脂抹粉，为鼓动亲日仇华的集体情绪寻找“历史根据”——百年前台湾人早就是日本人，都是认同日本、仇视中国的“皇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往所有的前辈作家、抗日先贤的脸上泼污抹黑，并宣称国民党到台湾后，用威权统治手段，硬将台湾人从当“皇民-日本人”中拉回来当了中国人；而现在“民主化”了，台湾人要自主选择重新当“皇民-日本人”。绕了一大圈，说穿了目的不过如此，但也因此具有相当的迷惑性，能够利用长期以来不少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将国民党等同于“中国”，由此煽动亲日仇华思潮和情绪，并反过来倒打一耙，攻击统派人士缺乏对台湾人当“皇民”的“宽容心”，在历史观上犯了大错误。
这种“亲日仇华”的社会氛围，显然是部分别有用心者通过各种手段精心建构起来，是当前影响台湾民众国家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皇民文学”是日本殖民者用来维持和加强其殖民统治的工具，也是殖民者对殖民地子民精神加害的一个重要方面。固然真正被“皇民化”并写作“皇民文学”的台湾作家数量极少，他们在特定环境中的某些迫不得已的作为也应得到理解，但对其错误的思想仍须进行坚决的批判、严肃的清理。这是因为此类思想如果没有加以认真的清理，将对现实产生深远影响和作用，近年来“亲日仇华”思潮的高涨即与之紧密相关。这正是海峡两岸进步思想界展开对“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的重要现实意义之所在。
宣称日本统治台湾是“合法”的因此应称“日治”而非“日据”，以及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是日本人，当“皇民”是善尽“国民之责”等论调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为了达到“亲日仇华”的目的，不惜否认日据时代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史实，以建构日本人统治之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只是由于“中国”的到来，才破坏了此幸福“乐园”的历史论述。然而，这纯然是一种扭曲历史真相的别有用心的谎言，对于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正确的国家民族认同，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将成为祖国统一的巨大障碍，甚至对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安全产生潜在的威胁，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史实俱在，不容颠倒和扭曲，但关键在于我们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与“台独”派争夺历史的阐释权和话语权，向台湾青年展示历史的真相。尊重历史、服膺真理毕竟是人类的良知所系，更是青年们尊奉的准则和价值。当他们了解了历史的真相，并运用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加以烛照，相信在是是非非面前，就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由此我们也才能建立起两岸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牢固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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