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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年间，福建建阳文人熊大木编撰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等历史小说，对嘉靖万历时期小说的繁荣产生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在熊大木诸种著作中，说岳题材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近年所受关注似乎最多，不少学者细致考论了说岳题材演变的各个环节。
清白堂刊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在说岳题材演变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环节——从《精忠录》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发展，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兴趣。
明代嘉靖三十一年，熊大木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作序，题“序《武穆王演义》”，曰：“《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余自以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哉。既而恳致再三，义弗获辞。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①
正是根据熊大木自序，学术界普遍认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以《精忠录》为底本演绎的。但《精忠录》到底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精忠录》，论者往往语焉不详。
2006年，石昌渝先生提供给我们二份重要资料，一是日本宫城县图书馆藏《精忠录》图像之照片，二是石先生发表于日本东北大学的论文《朝鲜古铜活字本〈精忠录〉与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②，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便利。
接着，我们又获得了日本学者大塚秀高先生的帮助，提供给我们李氏朝鲜铜活字印本《精忠录》的影印件，我们因此点校出版了《精忠录》一书，并发表了《精忠录：岳飞故事流传过程中一部重要的资料选编》一文，介绍《精忠录》的见存版本和版本流传情况。在此，特别要对石昌渝先生和大塚秀高先生的热情帮助表示感谢。
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进一步讨论这个具体而微的问题：《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精忠录》，《精忠录》对《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成书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试图借此还原《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编撰和刊刻的历史情形之一。
《精忠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在讨论它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关系之前，还是有必要略为介绍它的内容和文献来源。
《精忠录》辑录岳飞生平史实与著述、历代朝廷褒典和文人赋咏等，是明代增修刊行最多版次的一部岳飞纪念集。现在很难确知《精忠录》在明代增补重刊的版次，从现存刊本可知，景泰年间（1450-1458）汤阴县学教谕袁纯就已在旧本基础上重编《精忠录》，现藏于安徽省图书馆的《精忠录》是明代成化年间刊本。
弘治十四年（1502），镇守浙江太监麦秀又在旧本的基础上增集重刊《精忠录》。弘治刊本在我国未见收藏，但此本流传至朝鲜，今存以弘治刊本为底本的李氏朝鲜铜活字本（以下简称“朝鲜本”）。
朝鲜英祖四十五年芸阁铜活字刊本《精忠录》
正德五年（1511），镇守浙江太监刘璟又在弘治本的基础上厘正增补而翻刻《精忠录》。正德刊本今未见，但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刊刻的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附有《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以此保存了正德刊本的后半本内容。③
现藏于安徽省图书馆的《精忠录》图像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完全不同，而朝鲜本《精忠录》图像则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多有相同，因此，我们判断熊大木据以编撰小说的《精忠录》正德本与朝鲜本面貌相近，所以，以下，我们根据朝鲜本介绍《精忠录》的情况，并以朝鲜本《精忠录》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作对比。
朝鲜本《精忠录》现见存李朝宣宗（1567-1608）印本和李朝英宗（1724-1776）印本。我们阅读的底本日本埼玉大学图书馆藏《精忠录》为李朝英宗己丑（即清朝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铜活字本④，卷首题“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版心镌“精忠录”。
书前有：《精忠录肃庙御制序》，《当宁御制后序》，《御制永柔县卧龙祠致祭祭文》，弘治十四年陈铨《精忠录序》，万历十三年李山海《精忠录序》，《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目录》及图三十六幅：《武穆像》一叶，半叶一图，半叶像赞；《精忠录图》三十五幅，上文下图，第一幅为岳飞座像，半叶一图，其馀三十四图皆全叶大幅。
卷一宋史本传；卷二武穆事实，武穆御军六术，武穆诸子，吕东莱先生评；卷三武穆著述；卷四古今褒典、古今论述；卷五古今赋咏，分：古诗，词，绝句，歌行；卷六：律诗。书后有：弘治十四年赵宽后序，万历十三年柳成龙跋。以下论及《精忠录》，若无特别说明，均指此本。
关于岳飞生平的历史事实，见于《精忠录》正文之卷一和卷二。其中卷一《宋史本传》出于元人脱脱所编《宋史》，即《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四的岳飞传。卷二《武穆事实》基本内容与《宋史本传》相同，编年叙事的顺序完全相同，不少事件的叙述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很多事件叙述详略不同。
这两卷内容皆为岳飞生平事迹，篇幅、字数差不多，《宋史本传》约九千多字，《武穆事实》略少几百字。大体而言，《宋史本传》叙事更为详尽，多细节，更生动，事件叙述都比较完整、比较连贯。而《武穆事实》多梗概，事件叙述不如《宋史本传》详细，却加入了不少奏章制词。
《武穆事实》标题下的双行小字注说明了编辑者将两卷相似的内容置于一书的用意：“按此编与本传互有详略，今两存之，以备参考。”
此二卷互有详略，考察二者详略不同的部分，即《宋史本传》详于《武穆事实》的部分，或者《武穆事实》详于《宋史本传》的部分，都见之于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
《鄂王行实编年》
事实上，《鄂王行实编年》必然是《精忠录》之“宋史本传”和“武穆事实”的来源。在岳飞身后二十年间，由于秦桧的淫威，大量关于岳飞的文字资料佚失或被销毁了，秦桧之子秦熺主编《高宗日历》，恣意纂改官史。
宋孝宗平反了岳飞的冤案后，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之后其次子岳珂整理还原岳飞历史 ，“考于闻见，访于遗卒”，最终由岳珂完成《鄂国金佗稡编》二十八卷和《鄂国金佗续编》三十卷，成为最重要、最详尽的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
后来，南宋史官章颖撰写《南渡四将传》中的“鄂王传”，基本照抄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个别史实的补充；元人脱脱编《宋史》，其中的“岳飞本传”又抄自章颖之作《南渡四将传》。⑤而《精忠录》之《武穆事实》，必然也是直接或间接来自《鄂王行实编年》。
《精忠录》正文前三卷的内容，包括附于《武穆事实》之后的“武穆御军六术”、“武穆诸子”，以及卷三之《武穆著述》，也都基本来自《鄂国金佗稡编》与续编⑥，文字或略有差异。
朝鲜本《精忠录》正文卷四至卷六的内容，则是迄于明代弘治十四年，宋元明三代对于岳飞的朝廷褒典、历代论述和文人赋咏。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嘉靖三十一年（1553）杨氏清江堂、清白堂刊本⑦（以下简称为“嘉靖本”，本文所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都指此本）。此本与《精忠录》之间密切的关系，最为直观地体现在小说正文之前的图像和正文之后附录的《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
1、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之图像
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在“序”和“凡例”之后有图二十四叶，这些图像大多同于《精忠录》之图像。
《精忠录》目录后首为“武穆像”，为头部肖像。B面为赞语。版心题“武穆像”。次为武穆坐像。次为三十四幅战功图，都是两个半叶为一幅。每幅上文下图，图右上角题画题。从武穆坐像开始三十五幅图版心都题“精忠录图”，且顺序标着页码。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没有武穆头像和赞语。于“凡例”之后的二十四叶，或半叶一幅图，或两个半叶合为一幅图，共三十幅图。首叶A面岳飞坐像上文下图，上文为赞词。后面二十九幅图每幅的右上角均题有画题，但无上层解说之文。版心第一叶题“精忠录”，第二至第二十一叶，除第十三、十六叶版心为一墨丁，其余版心皆题“图”。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叶版心未题。
《精忠录》武穆坐像
两书的岳飞坐像相似。图像的人物形象、座椅、屏风大体相似，但人物服饰、相貌、神情稍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岳飞坐像的座椅屏风图饰比《精忠录》图更为繁杂。图像上方所题赞词相同，赞词六行，每行八字，排列也相同。为：
维武穆王天锡勇智
气吞强胡力扶宋季
桓桓师旅元戎是寄
行将恢复遭谗所忌
生既无怍死亦何愧
万古长存惟忠与义
《精忠录》岳飞坐像后的三十四幅图顺序题为：“祀周同墓”、“战汜水关”、“张所问计”、“战太行山”、“战竹芦渡”、“战南薰门”、“战广德”、“两战常州”、“战承州”、“次洪州”、“战南康”、“次金牛”、“蓬岭大战”、“次虔州”、“复邓州”、“复郢州”、“渡江誓众”、“襄阳鏖战”、“战庐州”、“湖襄招降”、“复蔡州”、“归庐复请”、“屯襄汉”、“破杨么”、“破刘复雄”、“大举伐金”、“都府议事”、“贷谍反间”、“战郾城”、“拐子马”、“遣云援王贵”、“战卫州”、“战朱仙镇”、“伪诏班师”。
每图上层有文，解说图像内容之梗概。如“祀周同墓”：“王名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乡豪周同，能尽其术。同死，朔望祭其墓。”
又如“伪诏班师”：“秦桧力主和议，欲画淮以北弃之。闻王功将成，大惧。遂讽台臣力请于上，下诏班师。王上疏曰：‘虏人屡战屡奔，锐气沮丧，天时人事，强弱已见，时不再来，惟陛下图之。’桧闻益惧，乃先诏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各以本军归，而后言王孤军不可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王嗟愤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朝。’乃自郾城引兵还。民大失望，遮马恸哭。”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插图《岳飞奉诏班师》
标题解说文字简明扼要，令人览三十四幅战功图而概知岳王之功绩。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第二至第二十九幅图，右上角的画题分别为：“祀周同墓”、“战汜水关”、“张所问计”、“战太行山”、“战竹芦渡”、“战南薰门”、“战广德”、“两战常州”、“战承州”、“次洪州”、“战南康”、“次金牛”、“蓬岭大战”、“次虔州”、“复邓州”、“复郢州”、“渡江誓众”、“战胜归舟”、“襄阳鏖战”、“战庐州”、“湖襄招降”、“岳飞击走金兀术于郾城追至朱仙镇大破之”、“岳飞奉诏班师”、“岳飞行次河南军民痛诉遮道留之”、“诏张俊同岳飞如楚州阅军”、“岳飞辞解兵权”、“岳飞父子归田”、“诏取岳飞就职”、“岳飞登金山寺”。
这些图无上层解说文字。二十九幅图当中，前十七幅和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幅图版式、画题与《精忠录》基本相同，只是其中有几幅图像有差异。第十八幅、第二十二图至最后一图则与《精忠录》不同。
朝鲜内府写本《精忠录》
《精忠录》在“湖襄招降”一图后，还有十四幅图，即“复蔡州”，“归庐复请”，“屯襄汉”，“破杨么”，“破刘复雄”，“大举伐金”，“都府议事”，“贷谍反间”，“战郾城”，“拐子马”，“遣云援王贵”，“战卫州”，“战朱仙镇”，“伪造班师”。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没有这十四幅图。
通过对读可见，两书图像关系密切，其版式、画题、画面形象以及图像所反映的内容多有相同相近之处。可以看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相似的那些图，有着明显的依从关系，所存在的差异是摹刻时的细节差异。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有些半叶之图同于《精忠录》同题图中的一半，则显然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截取《精忠录》图之部分摹刻。⑧
2、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录“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与《精忠录》后三卷的关系
《精忠录》卷四“古今褒典”与“古今论述”、卷五“古今赋咏”、卷六“律诗”，这些内容在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是作为小说的附录，在小说正文八卷终卷之后，题为“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小说附录的“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没有分卷，但从卷端卷末的题目看来，实分为三部分（三卷）。
第一部分卷端题“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署“赐进士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海阳李春芳编辑”“书林杨氏清白堂梓行”。卷终题“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这一部分包括“古今褒典”、“古今论述”。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精忠录》
其中，“古今褒典”同于《精忠录》卷四之“古今褒典”。“古今论述”比《精忠录》卷四之“古今论述”多三篇文章，即陈铨序、赵宽后序、王华《重修敕赐忠烈庙记》，列于卷末。而陈铨的《重刊精忠录序》，即见于《精忠录》卷首之“陈铨序”，赵宽《精忠录后序》则见于《精忠录》卷之六“赵宽后序”；唯王华所做《重修敕赐忠烈庙记》不见于朝鲜本《精忠录》。
此王华所作没有署时间，但提到刘公璟牵头修缮“忠烈庙”时，距麦太监修葺岳王坟庙“寒暑仅馀十稔”。麦太监修葺岳王坟庙在其刊行《精忠录》之前不久，也就是弘治十四年（1501）之前，则刘太监修缮忠烈庙大概就在正德五年（1510）前后，正德五年也正是“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末尾所附李春芳“重刊精忠录后序”所署时间。
由此可见《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编撰时所据之《精忠录》，至少清白堂刊刻《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之时所据之《精忠录》，并非弘治十四年刊本，而是正德五年刊本。
清白堂书坊牌记
对岳飞的题咏代有其人，陈铨序中称麦公重刊《精忠录》时“增集古今诗文凡若干篇”，而此“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所据之《精忠录》显然在麦公弘治刊本基础上又有所“增集”，第一部分增加了王华《重修敕赐忠烈庙记》，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诗词也都增添了不少。
“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第二部分卷端题“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第二行题为“古今赋咏”。卷终题“新刊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古今赋咏”内容大体同于《精忠录》卷之五，但有所增补。如“古诗”增加了晋陵段金的诗，“词”增加了陈璟和陈珂之作，卷末还增添了李春芳所作歌行。
“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 第三部分卷端题“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 卷终题“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同一页有书坊牌记：“嘉靖壬子年秋清白堂新梓行”。此为“律诗”部分，但其卷末比《精忠录》卷六多了十四位诗人的十九首诗，这十四位诗人为：陈鼎、李赞、邵宝（李赞与邵宝联句）、欧阳旦、刘琬、边宪、彭泽、杨旦、陈珀、谢朝宣、杭淮、陈良器、陈璟、陈珂。
第三部分后附“重刊精忠录后序”，署“正德五年岁次庚午秋八月哉生明 赐进士巡按浙江清戎监察御史海阳李春芳序”。此序不见于朝鲜本《精忠录》。⑨
“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比朝鲜本《精忠录》多出的诗文，其作者皆为正德年间官员，且以浙江官员为多。
从以上对读可以看出，小说附录之“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与《精忠录》关系密切，但其底本不是朝鲜本所据之弘治本《精忠录》，而是正德五年刊本，比之于弘治本又有新的增集。
日本宽政七年写本《精忠录》
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小说正文之前的图像和正文之后的附录，与《精忠录》多有相同，关系密切。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小说的正文，则与《精忠录》有着明显的差异。很显然，虽然都以岳飞为题材，但是二书文体性质完全不同，《精忠录》属于历史资料的编集，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小说。
当然，作为历史小说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必然要以历史资料作为编撰素材，但从素材到小说，历史资料演化为文学作品，必然也需要经过综合分析、提炼变形的创作过程，小说才成其为小说。所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
作为小说素材的历史资料，主要指的是《精忠录》正文前三卷的内容，即卷一《宋史本传》，卷二《武穆事实》，卷三《武穆著述》。
若从事件整体来说，《精忠录》卷一卷二所叙岳飞之事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中基本都写到了，当然，事件前后顺序不完全一样。
若从文字语段的一一对应来说，小说有完全同于《精忠录》的文字，但更多的是以《精忠录》文字为枝干加以改写，或把文字变得更通俗，或增加细节描写，有的融合其他材料而叙事，有的根据事理逻辑进行适当的情节改写。
小说完全同于《精忠录》的片段其实不多，只有岳飞的二段奏章和一段“吕东莱先生评曰”。奏章一为绍兴七年高宗问岳飞中兴之事，岳飞慷慨手疏上言，一为绍兴九年岳飞称和议未便之意所上表文。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完全相同的文字是疏表、评语一类的资料性文字，而不是叙述性文字，这是比较符合小说编撰运用历史资料的规律的，因为小说和史著毕竟是两种文体，小说之所以为小说正在于叙述性文字的生发，若连叙述性文字都完全照抄史实材料，则小说难以成小说。
但一方面因为历史小说艺术发展阶段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资料本身所具有的叙事性，所以，我们仍然读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精忠录》相接近的很多叙述性文字。
《精忠录》之卷一《宋史本传》的叙事较为完整，与卷二《武穆事实》相比叙述岳飞言行较为细致，已经略具小说性质。如宣和四年，“相有剧贼陶俊、贾进和，飞请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飞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佯北。贼来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
类似这样的片断很多。但《宋史本传》若与《鄂王行实编年》相比则较为简略。
武穆像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叙述较为简略的部分就与《宋史本传》很接近，如卷一的《岳鹏举辞家应募》一段：
却说相州汤阴人姓岳名飞，表字鹏举，世以农为业。其父岳和能勤俭节食，以济饥者。耕田有侵其地界，和即割与之，亦不与辩。人借钱谷有负其债者，再不索取。由是乡人皆感德之。其妻姚氏尤贤。生岳飞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满月，黄河内决，大水暴至，飞母抱飞坐在瓮中，随水冲激及岸边，子母无事，人皆异之。飞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生有神力，十二岁时，能拽三百斤弓、八石之弩，尝学射于豪士周同处。
与此相近的内容也见于《精忠录》之“武穆事实”与《鄂王行实编年》，但“武穆事实”所述过于简单，《鄂王行实编年》又过于琐碎，《宋史本传》叙述则较为全面而又不失简洁，小说的叙述更接近于《宋史本传》。《宋史本传》叙述如下：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贷其财者，不责偿。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
安图本序
由于《精忠录》中的《宋史本传》和《武穆事实》互有详略，所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往往结合二者叙述加以展开。比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六《岳飞奏请立皇储》绍兴七年一段叙述，前半段多同于《武穆事实》，后半段则近于《宋史本传》。
引文对比如下：
《武穆事实》
丁巳七年春三月。扈从至建康，诏王德郦琼曰：“听其节制，如朕亲行。”时韩世忠张俊皆久贵立功，而飞少事俊为列将，一朝拔起，爵位与齐。俊深忌之。飞数见上，论恢复之略。以为刘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然后可图。因慷慨手疏言：“臣自国家变故以来，从陛下于戎伍，实有致身报国，复仇雪耻之心。仗社稷威灵，粗立薄效，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踰涯分。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臣实何人，敢不报称。臣谓金人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而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望陛下假臣日月，得便提兵，直超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害，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然后分兵浚滑，颈略两河，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复召至寝阁，命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飞遂图大举。会秦桧主和议，忌之。言于上，请诏诣都督张浚府议事。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归庐山，庐于周国夫人墓侧。
《宋史本传》
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善。”进拜太尉，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幸建康。以王德、郦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江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令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日刺，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命节制光州。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会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朝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六《岳飞奏请立皇储》
绍兴七年正月，有徙都建康之命，作太庙……高宗召岳飞赴行在。春三月，岳飞扈从至建康，帝升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使，进拜太尉，以王德、郦琼兵属之。诏德、琼曰：“卿听飞节制，如朕亲行。”时韩世忠、张浚皆久贵立功，而飞少曾事俊为其列将，一旦拔起，爵位与齐，俊深忌之，始与之有隙矣。岳飞每朝见，数以恢复为意，以为刘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然后可图。帝详问其进取之机，飞因慷慨手疏上言。
疏曰：臣自国家变故以来，（从）陛下于戎伍，实有致身报国复仇雪耻之心。仗社稷威灵，粗立薄效。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逾涯分。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臣实何人，敢不报称。臣谓金人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而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望陛下假臣日月，得便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
帝览疏大悦，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复召至寝阁，命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飞退出，遂图大举。会帝以秦桧为枢密使，欲专主和议。及闻岳飞陈北伐之计，深忌之，言于帝曰：“岳飞所志，宏略过人，陛下可诏之诣都督府措置边务，必见成效。”帝从之，即下诏着令岳飞诣都督府参赞军事，自是岳飞见上有常也。飞因至都督府来见张浚，张浚与之握手极欢。二人依次序坐定，交论边务事。浚谓飞曰：“副统制王德总戎已久，淮西军所信服，吾欲以为淮西都统制，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足下以为如何？”飞曰：“昔刘光世所部之兵，俱淮西反叛逃亡之徒，若调治制驭非其人，致变作乱如反掌之易耳。况王德统制郦琼，并列辈也，岂肯相让。一旦使居其上，必然不服，致生争端，悔之晚矣。且吕尚书终是书生，未曾惯习军旅，不足以服众。若依飞论，当于大将中选名高望重能服诸将者委任之，方得妥帖。”浚曰：“既王德、吕祉不足任，然则张俊、杨沂中其人如何？”飞曰：“张宣抚飞之旧帅也，飞足晓其人，暴而寡谋，郦琼平昔所不信服。沂中比王德才相上下，岂能御此军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受斯任也。”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愚情以对，岂以得军为念哉！”张浚不悦。岳飞即辞而出，自度有忤张枢密意，乃再上表乞终母制。
表曰：草土臣岳飞札子奏乞终守服，奉圣旨不允。伏望圣旨检会所奏，特许臣终制取进止。 绍兴七年某月日臣岳飞谨言。
表上，朝廷见其哀切再三，准其终服。诏下，岳飞以张宪于鄂州总摄军事，即日与子岳云回至江州庐山，仍守母丧服，不在话下。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并不只是把《精忠录》改写得更通俗些、更多一些细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很多情节段落，都在《宋史本传》和《武穆事实》的枝干上丰富了事件的叙述，大量铺展情节。这是小说编撰所必然具备的创作因素和想象能力，但从具体的语段对比可见，小说编撰者其实是更直接的参考了《鄂王行实编年》。
与《精忠录》对比，《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文字语段往往更接近《鄂王行实编年》。如《岳飞用计破曹成》中“破曹成”一段，岳飞故意装作没看见被捉的探子，询问粮饷，并下令连夜回驻茶陵就粮，小说写道：“分付已毕，回身遇见曹成打探人，岳飞慌把双手搓其两耳，跌脚。”相近的表达，在“宋史本传”中是“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而《鄂王行实编年》卷二绍兴二年的记载是：“已而顾见成谍，捽耳顿足而入”。小说的“双手搓其两耳，跌脚”显然是“捽耳顿足”的直译。
上文已述及，无论“宋史本传”还是“武穆事实”之稍有细节者，大多出于《鄂王行实编年》，《鄂王行实编年》的叙述比“宋史本传”、“武穆事实”二者详细。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像《岳鹏举辞家应募》这样更近于“宋史本传”简洁叙述的片断其实不多，《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的叙述绝大多数都要比“宋史本传”和“武穆事实”更为详细，因而更接近于《鄂王行实编年》的叙述。
小说往往在《鄂王行实编年》的基础上更详细地铺展情节，增加叙述语言，增加人物动作和语言细节，使事件叙述更为具体生动。比如“讨李成”、“降张用”一段，《精忠录》之《宋史本传》和《武穆事实》所叙都较为简单、概括，《鄂王行实编年》则更为详细，多细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四《岳飞用计破曹成》应该就是在《鄂王行实编年》的基础上加以生发的。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武穆坐像
其他如小说卷三《高宗车驾走杭州》之“破王善等五十万众，擒贼杜叔五、孙海等”，卷五《镇汝军岳云立功》之岳飞计废刘豫，卷六《小商桥射死再兴》之兀术欲撤兵、一书生进言称岳飞将退兵，等等，在《鄂王行实编年》、《宋史本传》、《武穆事实》中都有相似的叙述，故事情节、人物语言均极为相似。
但《鄂王行实编年》的叙述比“宋史本传”和“武穆事实”繁杂些，相比之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较为铺展的小说叙述似乎就更接近于《鄂王行实编年》了。类似的片段很多，《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岳飞的故事基本上就是由这样的片段顺序完成的。
但小说中岳飞故事的叙述也并非尽同于《精忠录》或《鄂王行实编年》，小说编撰者有时出于对事件合理性的考虑而改变一些基本的情节。比如对于叛将戚方的处理，《鄂王行实编年》与《精忠录》的记载都是由于张俊的恳求，岳飞不杀戚方。
汤阴岳飞庙
而小说卷三《岳统制楚州解围》对这一情节的设计不同。面对张俊的求情，小说写道：
岳飞起谓曰：“招讨钧命不敢不从，只是他跟我在建康时，无故背了朝廷反将出去，聚众剽掠村落，我曾再三使人劝他竭诚报国，勿为贼盗偷生，他全不听信，恣意放肆，抢夺州县。然后朝廷差人赍榜前去招谕，彼亦拒命不降。此贼处心不忠，难与别贼比。昔我在广德与虏对敌之际，他暗射吾一箭，即今不令人知，藏之囊中，待彼有逆意必令折之以就戳，今日果然。”即令人取过箭付与张俊，看有戚方名字，俊曰：“汝既叛主将，复为盗贼，罪不容逭矣。”又谓飞曰：“请统制依军令发落。”飞曰：“非某不从尊命。军中若留戚方，则众军视以为例，故方尊命。”于是岳飞叱左右推出戚方斩之。岳飞又分付众军曰：“汝等各宜奋力尽心，以图报效，毋学戚方，致有今之祸。”众军喏喏连声，愿从钧旨。
这样的改写显然是出于小说编撰者对这一事件的认识：戚方跟其他反贼不同，为了严肃军纪，不可不杀。且不说这一情节处理是否有利于岳飞与张俊形象的塑造，但至少对于戚方这段故事来说是较为合理的一种结局安排。
从以上对读看来，《精忠录》的叙事都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所包容，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具体的情节描述却未必尽出于《精忠录》，原因在于《精忠录》叙事的简略未能满足小说编撰的要求，小说编撰者在参考《精忠录》的同时，在《精忠录》之外还找到了细节更为铺展、事件描述更为详尽的叙事文本，那就是《鄂王行实编年》，也就是小说小字注所谓“岳飞行状”——它也正是《精忠录》主要的文献来源。《鄂王行实编年》对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编撰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天德堂刊本《武穆精忠传》
四、《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精忠录》的依承与扩展
从以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图像、附录、小说正文各部分与《精忠录》的比较可见，《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直接依承《精忠录》而来的。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还有二个细节说明它与《精忠录》的直接依承关系。
一是熊大木在《序武穆王演义》中说：“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而朝鲜本《精忠录》卷二“武穆事实”标题下小字注曰：“按此编与本传互有详略，今两存之，以备参考。”熊大木之语应该是对《精忠录》的模仿。
二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吕东莱先生评”和“岳王著述”的处理。小说卷八第一则《秦桧矫诏杀岳飞》，叙岳飞死后，插入一段“吕东莱先生评曰”，次后为“岳王著述”，小字注：“愚以王平昔所作文遗迹，遇演义中可参入者，即表而出之。有事不粘连处未入本传者，另录出于王之终传后，以便观览。”
清刊本《武穆精忠传》
次后录岳飞著述五篇：《御书屯田三事跋》、《东松寺题记》、《题翠岩寺》、《寄浮屠慧海》、《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这样的编排顺序和编排内容是遵从《精忠录》而来的。朝鲜本《精忠录》卷二“武穆事实”之卷末有一“吕东莱先生评曰”，文字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八之“吕东莱先生评曰”完全一样；朝鲜本接着编排的是卷三“武穆著述”。
从以上二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到熊大木编撰小说时因循《精忠录》几乎是亦步亦趋，其实是带着学究气的著史方式。
石昌渝先生对《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版本进行细致的研究后认为，“清江堂刊本原书只有八卷，现存本是拿了清江堂刊本与清白堂刊《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合而为一书，在合刊时对清江堂刊本正文卷一首叶做了替补（或挖改），换上清白堂的坊号”⑩。
石先生所说是现存版本的构成情况，而从当时小说编撰的角度，我们认为，从熊大木对待“岳王著述”的态度可见，他编撰小说应该是完整地袭用《精忠录》的，他以《精忠录》前三卷“演出辞话”，而后三卷属于非叙事性文字，很可能本来就是处理为小说附录的。从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和朝鲜本《精忠录》二书的内容编排顺序就可见，二者结构相对应而极为相似。
《精忠录》在序言和目录之后，全书主体可分为三部分：一图像，二岳飞事迹及其著述（卷一至卷三），三古今褒典及后人吟咏（卷四至卷六）。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在《序》和《凡例》之外，全书主体亦分为三部分：一图像，二小说正文，三附录《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三卷》即古今褒典与后人吟咏。
日本埼玉大学藏本《精忠录》
从这样的内容结构和顺序安排就可以见出小说刊本与《精忠录》关系之密切。小说刊本其实就是改换了序言，加了凡例，从岳飞坐像到附录“后集”几乎是《精忠录》六（以弘治本为底本的朝鲜本）的翻版，其中小说正文为《精忠录》前三卷的扩展版。
所谓“扩展”，就是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素材远远不止于一部《精忠录》。事实上，只记录岳飞史实的《精忠录》、以及比《精忠录》更详细的《鄂王行实编年》都远远无法满足编撰岳飞题材历史小说的需求，要讲清楚岳飞故事的来龙去脉，必然要把岳飞放置到他所处的时代，必然需要更丰富的历史素材支撑历史面貌的还原。关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素材来源，小说作者在《序》、《凡例》、小说正文各部分曾多次提到。
如《序武穆王演义》，谓“《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此提到素材来源之三者：《武穆王精忠录》、“王本传行状”、《通鉴纲目》。对于后二者，小说正文小字注中亦多次提及：“出岳飞行状”、“出通鉴”。
此“王本传行状”和“岳飞行状”即为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即使后来还有类似的编撰，但也肯定出于岳珂此编。《通鉴纲目》则应该为商辂《资治通鉴纲目续编》，此书杨氏清江堂曾刊刻；有些研究者认为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这是错误的，因为朱子纲目起讫时间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未及于宋代。
另外，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多处不同题名亦可见其题材来源。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开卷为“序武穆王演义”，图像首叶版心题“精忠录”，卷一题“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其他各卷题“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如此多的题名可能有其版本沿革的复杂原因，但其实亦可见题材来源与编撰主旨之变化。
《精忠录》必然是小说编撰之重要来源，编撰者熊大木最初因《武穆王精忠录》之盛名，想把《武穆王精忠录》演义成“辞话”，因而最早为小说定的题目应该为“武穆王演义”。
但是，在参考《精忠录》的同时，“以王本传行状之实际，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这些历史资料提供了更为纷繁的历史事实，熊大木的编撰思路发生了变化，虽然仍以岳飞故事为中心，但或认为岳飞之事不可脱离历史背景而存在，或因为无力剪裁，或是在编撰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主旨，因而所编成的这部小说实际上演义了宋室南渡之“中兴”事实，如其《凡例》所说：“宋之朝廷纲纪政事”，广涉“中兴”诸英烈之事——将“历年宋之将士文臣入事”，“是书演义惟以岳飞为大意，事关他人者不免录出，是号为中兴也”。
因此，“武穆王演义”又有“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题。
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取材也不只限于已进入正史的这些历史资料。关于岳飞的故事，早在南宋就已在说话艺术中广泛流传，《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记载南宋咸淳年间有说话人说《中兴名将传》，《醉翁谈录·小说开辟》里列举“新话说张、韩、刘、岳”。
《梦梁录》
元明两代演岳飞故事的戏曲也不少。《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编撰在参考正史的同时吸收“小说家言”，对此作者多有明确说明，如《宋康王泥马渡江》一节，有一小字注曰：“即今磁州夹江傍，有泥马庙，乃宋康王所建遗迹在焉。愚参考《一统志》，磁州无夹江，及考相州，俱与此说不同，今依来本存之，以俟知者。”
这正是作者在书首序言中所言：“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今天的学界对《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庞杂的来源已多有考论。
总之，嘉靖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刊行的本意是推出《精忠录》的普及版，因此沿袭《精忠录》的图像与后三卷，而把前三卷的内容加以演义，演义方法主要是补充历史背景，力求完整全面地叙述岳飞时代的政治军事情形，把岳飞作为将领的故事置于南宋初年宋金相争的历史图卷之中，同时，吸收融合当时流传的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创造，通俗演绎，详细铺展描述，从而把《精忠录》这样的“英雄史传”演变成了“历史演义”，书名也就从最早设想的“武穆王演义”变为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注释：
相关链接：涂秀虹：《精忠录》——岳飞故事流传过程中一部重要的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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