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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重臣李鸿章十分重视对《兰亭序》的临习传承。他早年学习书法启蒙于家馆庭训，最喜赵孟頫书法，进京后又得益于曾国藩指授，由赵溯王，中年以后师法桐城派作家江有兰，书风为之一变，然不离“二王”正脉。其时尤其重视教育兄弟子侄辈学“二王”、赵孟頫帖派，以为制艺之基。李鸿章兄弟李翰章、李鹤章也十分重视文墨修养。李鸿章子侄“经”字辈囿于李氏家学传继及科考之需，以传承王、赵帖派为正统，矢志不渝、传薪继焰。由此，合肥李氏家族甲第之盛，其来有自。至李鸿章“国”字孙子辈书法，由于近现代“邓包书风”在合肥的流衍，加之科举制度的废止，帖派渐趋衰微，碑帖结合日受尊崇。由合肥李鸿章家族对《兰亭序》传承，可窥测近现代碑帖书风的转捩。
《清史稿·李鸿章列传》曰：（鸿章）居恒好整以暇，案上置宋搨《兰亭》，日临摹百字，饮食起居皆有恒晷。长于奏牍，时以曾、李并称云。
李鸿章雅好文墨，喜临王羲之《兰亭序》一事被《清史稿》正史记载，实为晚清中兴名臣中所仅见。那么，李鸿章及其李氏家族的书法传继又是怎样呢？李鸿章与《兰亭序》又有怎样的亲缘？近现代以来李氏家族书风传承又是如何受到地域书风侵染而转变的？拙文予以初步研探。
合肥李鸿章家族“自慎所公（一世祖）以来，耕读相继，世敦孝义，潜德涵育”，至“刑部公（文安，七世祖）乃用文学崛起，通籍登朝”。合肥李氏字辈“文、章、经、国、家、道、永、昌”。李文安、李鸿章父子，是“文”字辈、“章”字辈中唯一的两位进士。李氏家族成为“江淮第一望族”起于“文”字辈李文安，盛于“章”字辈李鸿章、李瀚章、李鹤章等兄弟，承于“经”字辈李经方、李经畬、李经羲等一批才俊，而于“国”字辈已渐衰落，“家”字辈更是趋新适时了。合肥李氏家族书风转捩盖与淮军-淮系集团兴起、地域书风侵染、科举制度废止和大清国消亡等时世变迁有重要关系。
一、李鸿章的书法师承
（一）李鸿章早年书法启蒙
合肥李氏“其先本姓许”。先祖许昌原籍江西吉水，元末明初迁湖口，再迁安徽潜山，再迁至合肥东乡永安乡许槽坊村。李鸿章的一世祖慎所公为合肥李氏继别之祖，至六世祖殿华，为合肥武生，课子耕读，其四子即李文安。
李文安（1801—1855），字式和，号玉川，又号玉泉，别号愚荃，榜名文玕，县学优禀生，以课馆为业。李文安生子六，长子瀚章，鸿章居二。李文安33岁（1834）举于乡（道光甲午科江南乡试第96名举人），又四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与曾国藩同登道光戊戌钮福保榜进士（第112名），殿试三甲，朝考以主事用，由是与曾国藩有“同年”之称。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文安二子李鸿章生于安徽合肥东乡祠堂郢村，李氏由此兴旺发达起来。合肥李氏家族对《兰亭序》传承最大推动者是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晚号仪叟。五岁时跟随父亲李文安上蒙学于家馆棣华书屋。稍长，拜堂伯仿仙为师；又馆聘桐城名塾师周菊初讲授《四书》《五经》。至道光十四年（1834），李文安到合肥东乡撮镇“费氏墨庄”就馆时，11岁的李鸿章仍随父就读。
家贫，课徒十余年。指画耳提，寒暑罔倦，多所成就。
又拜“庐阳三怪”之一的徐子芩读闱艺之学。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读书，被选录优贡生。李鸿章进取科第，意气风发，讲求义理之学，读经书以成功名。此时的李鸿章书法处在启蒙阶段，限于口传手授，并没有多少名师指教，然其早年为功名所下临摹书法功夫自不待言。
（二）李鸿章科第时期书法师承
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鸿章抵京入国子监学习。同年开科，李鸿章参加顺天乡试，中第84名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出任会试同考官，李鸿章参加了这次恩科会试，未中，但他的诗文被曾国藩青睐，“初次会试，另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遂得经世和括帖之学问。道光丁未年（1847），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中二甲第36名进士。殿试朝考一等，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李鸿章可谓少年科甲得志，而其成功之途得益于曾国藩指授。李鸿章早年书风的基调由此确定，亦多受曾国藩影响。曾国藩取法柳公权、赵孟頫，为“二王”帖派，实为大臣台阁体；李鸿章取法欧阳询、赵孟頫，也是“二王”门径。李鸿章在其《致鹤章弟》家书中，详细论及他的书法主张，对“二王”书法进行了深入剖析。
致鹤章弟：
羲、献父子书法,自唐初君相推崇,遂风行千古，唐代诸贤其孙曾,而赵宋诸家以下,无非其娶礽（云仍）也。顾世人徒占占于转展翻刻之诸丛帖中,袭取其面目,而不知探取本原,学古人之所学。故惜阴先生既述其逸事,而兄以经验述其涂（途）径及方法,以授诸弟。
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夫字,先须引入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意气。”兄少时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涤笙夫子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于五十三岁时改本师,于众碑学习,恐风烛奄及,聊遗教于子孙耳。
又《笔势论》云，穷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专,形彰而势显,存意学者,半载可见其功。如吾弟笔性灵敏,旬月亦知其本。
羲之《笔阵图》云:“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若直点急牵急裹,此暂看似书,久味无力。仍须用笔着墨不过三分,不得深浸毛弱无力。墨用松节研之,久久不动弥佳矣。”直点急牵急裹,俗书类然。教者学者,或且以为能事,此宜切戒者也。其“十迟五急”云云,首句极言运笔宜缓,万勿轻率,此最宜解者也。“十藏五出”,则谓用笔务取中锋迎入,此必多习籀篆分隶乃悟。如世所传二王及欧、褚诸家书法佳拓,其圆浑藏锋之笔,多从篆分得来。不习篆分者,每苦不得其门而入。今兄授诸弟,若从籀篆隶入手,再学欧、虞诸家,神似不难。区区藏锋之法,何足为奇。其“十起五伏”之法,则必虚掌、圆腕、悬肩者能之,盖执笔法不讲,任令五指如猢狲爬树,手腕如乌龟上阶沿,恶能[态]如矛发戈斫。盖执笔贵有力,而运笔贵灵活。果能使笔如优于技击者之用器,则方圆屈伸,自无不神似矣。至“十曲五直”之法,向苦不得的解,盖世俗通行之正、草、隶、篆,无不绢光削滑,从未有凹凸作钱串形。见钟鼎、石鼓、石门诸拓本乃恍然“十曲五直”者,“直”以笔著纸之后,竖则一左一右,屈曲则向左行去,横则一上一下,屈曲则向右行去,而笔满画中之义，亦悟。夫用此“十曲五直”之法以行笔,笔势不必凹凸如钱串形也。而笔量之沉厚,自与轻牵急裹者迥别。兄意用笔着墨不过三分,不可深浸毛弱之利病,兄以为不易之法，用长锋羊毫最妙。涤笙夫子曰:“写字不熟则不速,不速则不能敏以图功。”吾弟其细察而仿行之。
这封信是李鸿章认知和学习“二王”书法的重要史料。李鸿章在信中与三弟李鹤章详细论及学书心得，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信中主要论及学习“二王”书法的门径，遵循从八分、章草和隶书中寻其源流，穷研篆籀，功省易成。然后详细传授学书中的“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问题。最后强调:写字不熟则不速,不速则不能敏以图功。那么，“图”什么“功”呢？显然是“科名”“仕进”之功。
无愧“天下文章出桐城”。曾国藩少年私塾先生周菊初也为桐城人，盖曾、李二人皆得益于桐城文派，其书风自视以“二王”帖派为正脉。李又得益于曾氏亲传，故其书本于“二王”阁帖一路。在旅京准备应乡试和会试期间，即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七年（1844-1847）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指授下对书法有了系统的认识，在他的家书里存有不少反映李鸿章中进士之前的书学主张，即以“二王”、欧、赵为基础的帖派书风，尤以喜爱赵孟頫书法，曾、李皆誉之为“集古今之大成”。
（三）李鸿章军幕时期书法艺术
李鸿章于咸丰三年（1853）回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此时戎马倥偬，性命难保，无暇顾及书法艺术。作战空隙，时有题壁书，如《丙辰夏光明镇旅店题壁》二首，潇洒倜傥，直抒胸臆。此时李鸿章书法仍以赵体面貌出现，清丽秀逸，书生阁帖气息未脱，其在咸丰六年（1856）写给安徽巡抚福济的《回埠札》（图1）中可以看出其时的书法风貌。咸丰八年（1858）冬，李鸿章投曾国藩江西建昌大营，留军幕草拟文稿、奏章，襄办军务。此时，曾国藩对李鸿章文墨多有赞许。谓：
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李鸿章1856年书《回埠札》
“平吴”期间，李鸿章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组建淮军，三月署江苏巡抚，四月实授，驻节江宁（今南京）至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署两江总督，至同治五年（1866）九月携带两江总督印绶北上“剿捻”， 再至同治九年（1870）八月调任直隶总督，这期间延桐城名士江有兰入军幕师之，使李鸿章书风为之一变。江有兰书法师承“二王”及王铎，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李鸿章浸染多年，故其书法由此增加刚健洒脱之气，拓而能大，藻采纷披，书风为之一变。（图2）
李鸿章致吴赞诚信札
二、李鸿章对家族成员的书法指授
李鸿章为晚清重臣，军政外交、洋务运动和北洋海军建设，皆为当世所瞩目。其一生勤于任事，尽忠敢为，其家族兄弟子侄除长子李经方外，大都不在身边，故从李氏家书中可窥其教习书法之门径。
李鸿章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赴京参加北闱乡试以后，常年随父并问学于曾国藩，家族兄弟及子侄大都随其长兄李瀚章、三弟李鹤章生活，故李鸿章在其书法得到曾氏传授后，即写信给兄弟李瀚章、李鹤章及诸弟传授学书之法。如：
致弟：
三弟笔性颇佳,习颜、柳各体似太拘束,活泼之气不能现于纸上,最宜改习赵字,而参以北海之《云麾碑》,则大有可观。
致弟：
三弟来函,既改习赵字,慰甚。惟以功夫太浅,不能深得其意,此天然之理,不足道。只须有恒,不必多写。多写则生厌,厌则无功。每日临赵松雪《道教碑》三页足矣。尚有一言相告:临过之后,默思赵字之结构,以指画之。多看亦易进步。所临之字不可废,至朔日齐集订成一册,以之比较,自有心得。
以上两封信是李鸿章写给其三弟李鹤章的。李鹤章（1825—1880），文安三子，号继泉，又号季荃，别号浮槎山人。以国子监生在京应试，两次不利。又于江南乡试不利，遂绝于科举。李鹤章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文墨兼善。第一封信李鸿章要求三弟李鹤章书法由习颜、柳拘谨，缺乏活泼之气，改学赵孟頫，参以李邕《云麾碑》。同时注意学书临习不宜过多，要注意多思考，并注意收集自己的临作、多多体悟。（图3）
李鹤章致刘秉璋信札
又有《致瀚章兄》信三封。李瀚章（1821—1899），文安长子，鸿章兄长。府学廪生，道光己酉科（1849）拔贡，朝考一等第五名，分发湖南以知县用。后官至湖广总督、漕运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光绪十五年（1889）调两广总督。（图4）
李瀚章致刘秉璋信札
致瀚章兄
四弟来示言书法云:钩联顿挫,纯用孙过庭草法,而间架纯用赵法,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动合自然等语，弟亦欣慰此说。子昂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以上窥二王、下法庭间,此一径也。唐中叶师李北海,参以颜真卿、季海之沉着,又径也。晚唐师苏灵芝亦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以及六朝诸家,世称南派。由李北海以溯欧阳询、褚遂良及魏北齐诸家,世称北派。欲学书者,须先明二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之苏东坡、黄山谷,似近南派,米襄阳、蔡襄,似近北派。子昂合二派而为一。嘱四弟从赵法入门,他日趋南派或北派，庶不迷于所往也。望将此意转告三弟。大哥于公退之余,可随时指导诸弟侄。甚盼。
第一封信中李鸿章详细论述“由赵溯王”的学书方法，并盼望大哥指导、教育、督促四弟、三弟照此门径学好书法。此信为李鸿章接受曾国藩书法观点的一篇重要书学理论依据。写信时间不详，但从信中讲述书法的文字看,与曾国藩于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谕纪泽》一信曾国藩于此信中明言与少荃 (李鸿章)、次青（李元度）、许仙屏讲论书法事,故李鸿章有可能将曾国藩信中书学观点转告其兄弟。写信时间当在曾国藩家书《谕纪泽》之后不久。
后两封信是分别教育其子经述、经方要重视书法学习。
致瀚章兄：
桂儿尚未开笔,孔桂轩喜与讲典,故史、鉴略解一二,而书不能熟,又因气弱未肯严督。弟公冗不暇兼管,伊等读书亦觉文、诗、小楷无甚用处。每忆髫龄,仰蒙严亲日夕督责,乃底于成,今竟不克施于儿辈,有愧庭训多矣。
桂儿指李鸿章之子李经述。李经述（1864—1902），鸿章次子，字仲彭，号淡园，正一品荫生。年十二，写字笔力遒劲，尤工古今体诗。应光绪乙酉科（1885）江南乡试中第20名举人。李鸿章在信中回忆他当年受其父的严督而现在其子竟然不重视“文、诗、小楷”的学习，感慨系之。
致瀚章兄：
我辈自十六岁后,即无专师课读,每以此义论之,尚知奋发。腹筍甚富,只要伏案无外务,当可有成。方儿洋文语久已入门,仍令常习经史,朱法一如朱教。畬侄何时回鄂?匆匆手肃,敬叩母亲大人福禧。
这封信写于光绪六年（1880）十月十二日，是要求其子李经方即便是学习洋文，也要常习经史书翰。李经方（1855-1940），鸿章长子（胞弟昭庆长子过继），府学廪生，光绪壬午（1882）江南乡试第38名举人。
李鸿章在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初七日《致张佩纶》书信中，还谆谆教诲李经方：
方儿十月间回津，督令日写大卷，略效时趋。述儿下帷甚勤，文字过于瘦硬，容令寄呈大教，但不敢以溷公务耳。
信中李鸿章督促李经方写大白札，并且要趋于时风；对李经述的字认为过于瘦硬，要求女婿张佩纶亲自教一教。
李鸿章还有一封信是写给其六弟李昭庆的，时间不详。李昭庆（1835—1873），文安六子，鸿章幼弟，号幼荃，国学生。
致昭庆弟：
兄从涤生夫子游时,授书法云,其落笔结体,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前以“活”字济弟不足,今后以“圆”字成其功。欧、虞、颜、柳四大书家,如天地之日星江河也。弟有志学书,须窥寻四人门径,用油纸临摹间架,则易进。
信中叙及书法要追求曾国藩倡导的“珠圆玉润”四字，要学“欧、虞、颜、柳”四大家，并且要注重临摹之法。
从以上几封李鸿章家书中可以窥知李鸿章非常重视兄弟子侄家族成员的书法学习，其中李鸿章书法以行楷书见长，笔酣墨畅，筋骨内敛，具台阁风范；李瀚章书法行笔流畅，娴静端庄；李鹤章书法深得赵孟頫精髓，刚劲秀美，潇洒畅达。总而言之，李鸿章是教诲兄弟子侄重视书法学习，要尤重帖派，由赵孟頫上溯二王，可期大成。
三、李鸿章对王羲之《兰亭序》的挚爱
李鸿章不仅注重经史，而且喜欢艺文。他讲究书翰文墨，其于直隶总督时期即将王羲之《兰亭序》《圣教序》置于案头，尤以习《兰亭序》视为“养心字”，终身不懈，孜孜以求，为书坛佳话。
据清代叶眉撰《皇清书史》记载：
李鸿章，字少荃（一作泉），号仪叟，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官大学士，封一等肃毅侯，谥文忠。
朱孔彰撰《功臣别传》云：每日昧爽起，案上有一宋拓《兰亭》，必临摹百字。吴汝纶与李季皋尺牍云惠书并寄示师相临摹圣教一册，宝气怪发，照耀池馆，真旷代奇珍也。往年与曾栗諴私论吾师书法，栗諴以为最有驱迈淋漓之气，吾尝叹为知言。今又垂二十年，师门老而好学，日进无疆，近年所见人家屏幛，辄疑是唐人手笔，不惟功伐盖世，即偶尔飞翰，故亦当代一人 。【吴挚甫尺牍】
李季皋指枕流公寓主人李经迈（1876—1940），字季皋，李鸿章的小儿子。曾栗諴指湘乡曾纪鸿,曾国藩次子,以贵介嗜学,能名其家。吴汝纶记述：李鸿章每天黎明起床就临写《兰亭序》百字。曾栗諴称誉李鸿章书法为“最有驱迈淋漓之气”；吴汝纶更是认为其师李鸿章书法为“当代一人”。
李鸿章日临《兰亭序》百字，喻为养心字，其源也是受知于曾国藩。如李鸿章在旅京期间有《寄弟》信一封，云：
日前寄母亲大人一禀中，言及文墨能定人生夭寿，想两弟均能神会。盖长于新奇藻丽，短于含蓄雍容，以之取科第则有余，享天年则不足。譬如出水芙蓉，光华夺目，曾几何时，无复当初颜色；苍松翠柏，视似平常，而百年不谢也。此外于写字一层，极宜留意，如有始无终，则迟暮之年难得善果。此曾夫子时时论及，因转告吾弟，望善自为之。
李鸿章认为“文墨能定人生夭寿”关乎人的寿命长短。“盖长于新奇藻丽，短于含蓄雍容，以之取科第则有余，享天年则不足。”他反对雕章琢句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赞赏以委曲婉转、平易流畅的文体宣扬纲常伦理、孔孟程朱之道的唐宋八家和桐城派古文。他把两者比喻为“出水芙蓉”和“苍松翠柏”。
桐城派作家姚永朴在其《旧闻随笔》中也强调了曾、李传薪。
公（指李鸿章）在军中，每日临《兰亭序》百余字，以定心气。后督畿辅，清晨阅公牍虽多，必尽视之，目力极速，故无留事。每日见客必有常期，犹是曾文正公遗法云。
李鸿章是把每日临摹《兰亭序》作为一种最有仪式感的文房书斋文化，文墨相兼，心手双畅。这种文化体验，纯化向善意志，修为人生，提升品格，“从心所欲不逾矩”。李鸿章是深深地理解了其中的艺术妙味和魏晋风流，并将之升华为人格修炼、怡性养心和延年益寿的高度，以至成为李鸿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李鸿章将临摹《兰亭序》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开写字养生之生面，丰富了独特的“兰亭文化”。
李鸿章临《兰亭序》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在李鸿章去世五年之后，他的孙子李国杰将《李鸿章临<兰亭序><圣教序>二种》（图5）刻石，并将其拓本送呈与李鸿章私交甚密的姻亲、乡前辈孙家鼐，请他题跋。孙家鼐欣然命笔，作《合肥李文忠公墨宝跋》，曰：
太傅李文忠公以汗马功削平寇乱，出入将相垂四十年，世皆艳称公之勋业，而公之风雅文章遂为勋业掩。
公治军吴、鲁时，每亲身督战，敌势之变幻、战士之勇怯皆目击之，首敌获胜即下马作露布，洋洋千万言咄嗟立就；虽幕府多才，而公文章之敏，世盖鲜知之者。公于军书旁午及总督江南、直隶时，公余之暇，必阅书史十余篇或作书数百字，最喜临《争座》及《兰亭》《圣教》序。
兹文孙伟侯世兄以公所临禊序二帖全本付诸贞珉，精神秀拔，深得右军三昧而结体缜密，魄力沉雄，直从性情中自然流出，足与事业相称，盖非文人学士专工笔墨者所能及也。
光绪丙午清和月，姻年晚生寿春孙家鼐谨跋。时年八十岁。
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县人，字燮臣，号蛰生，又号澹静老人。咸丰九年（1859）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傅，后累迁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为管学大臣，主办京师大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晋升武英殿大学士。
孙家鼐在跋文中较为真实形象地概括了李鸿章生平事功，对这两幅临摹王羲之碑帖的来历和李鸿章的书法艺术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李鸿章临王羲之《兰亭序》《圣教序》“精神秀拔，深得右军三昧而结体缜密，魄力沉雄，直从性情中自然流出，足与事业相称”，决非一般文人学士对《兰亭序》的传承仅仅局限于字形、笔画的临摹上。的是之言。
四、李鸿章子侄辈制艺之学与书法风貌
科举制度“以文取士”，仅凭程式化八股文难以衡量其高下优劣，故考官极重视卷面的整洁和书法的工拙。明清两代更为严格，有人说：明清科考实际上是“以书取士”，故而科考高中者均精于书法，即所谓“能文章未有不娴翰墨者”。这可从李瀚章致时任四川总督刘秉璋的书信里可以窥测。
令郎少良兄功夫想愈臻纯熟，书法宜及时讲究，翰林本领从秀才时做得，愿寄语勿自忽焉。
李瀚章在信中寄语刘秉璋小儿子刘诒孙（字少良，娶李蕴章女儿）于秀才时就要用工夫练好书法，指出“翰林本领从秀才时做起”，书法是科举的“敲门砖”，一语中的。
而赵孟頫一生倡导复古，崇尚魏晋，对王羲之《兰亭序》极为推重，曾反复临写，其对《兰亭序》书法之认识，主要在其《兰亭十三跋》里。赵孟頫书法灵秀而雍容，流变而畅达，尤其行楷、行书自然流畅，秀美飘逸，实阁帖之一大宗脉，为历代仕进举子所尊崇追捧。
晚清书家叶德辉在《郋园山居文录》中说：“碑体至宋而微，至元而绝。……自后《兰亭》、阁帖执耳主盟。终明之季，虽董文敏负书圣之名，于碑法实未梦见。有清一代，百学复古，惟书法一道，陷于禄利之境，虽豪杰不得不随朝廷风气而转移。”书法“陷于禄利之境”，不可谓不深重。
咸、同以后，合肥李氏已然江淮望族。李氏尤重家塾，延请名师勤督子侄，求义理、读经书，成经世之学，期望闱事获捷。李府著名的塾师有徐子芩、余榜、蔡邦甸、王尚辰、孔桂轩、马其昶、张子开、李恩绶、方澍、姚芷轩、杨德炯、陈云章、刘龙慧等。而其李氏一门，自李文安、李鸿章成进士之后，其“经”字子侄辈、“国”字孙辈于闱艺科举也是青出于蓝，代出才俊。如：“经”字子侄辈中，有进士李经畬、李经世，举人：李经湘、李经方、李经述、李经钰、李经藩，拔贡李经滇。“国”字孙辈中，有举人李国蘅、李国松、李国筠、李国棣、李国栋等。还有一大批秀才子侄、孙子辈，庠序盈庭，至有高中同捷者。
南闱榜发，伯行、新吾兄弟同捷，仰见德门积庆。
伯行指李经方，李鸿章长子；新吾指李经畬，李瀚章长子。兄弟同中光绪壬午科（1882）江南乡试举人。
李氏“经”字辈中，在李鸿章的督导指教下，他们日趋功名仕进，书法自然取王、赵帖派，书写快速，字体流美，注重书法的实用、美观、快速。即便是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擅长洋文，其书法也清丽流畅。（图6）。而李鸿章女儿辈，也是不忘“女红”。如李鸿章女儿李经璹（1866—1912），字菊耦，别号兰骈馆主，清流派健将张佩纶继室，娴书史，能诗文。（图7）藏宋拓《兰亭序》多部，张佩纶也有收藏，李鸿章特意为他们书斋题名“兰骈馆”，故李经璹别号“兰骈馆主”。“兰”者，王羲之《兰亭序》也。
李经方致刘秉璋信札
李鸿章对《兰亭序》版本也深有研究。在李鸿章等修、黄彭年等纂《畿辅通志》中，分别有对《国学本兰亭序》和《定武本兰亭序石刻》的案语，认为：《国学本禊叙》，“列于北宋东京数石之后，庶好古之士有所折衷”，又将《定武本兰亭序石刻》列在“开元之末”，体现出李鸿章对王羲之《兰亭序》的究心。
李经璹致父亲李鸿章信札
郑孝胥说：“盖以书取士，启于清代乾隆之世，尔时盛用赵孟頫，间及颜清臣，一时名流，书体大率相似，方板纤弱，绝无剑戟森森之气。自兹以后，杂体并兴，欧、赵、颜、柳、诸家并用，体裁之坏，莫此为甚。”（《海藏书法抉徵》）郑孝胥也是感叹于“以书取士”书风帖盛，反映了清代书风的大概面貌。
李鸿章、李瀚章勤于公务，当朝宰相、督抚大臣，兄弟连襟，时人称羡。合肥李氏家族自“经”字子侄辈科考连捷，名重江淮，其时已是晚清末世了。其后由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的废止，推广新式学校，括帖小楷逐渐失去科举功用而日趋式微。
五、近现代合肥“邓包书风”流播对李鸿章家族成员的影响
清代的碑派是以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文为标志，前碑派以“以碑破帖”为特征，后碑派以“扬碑抑帖”为特征，再到康有为发展为“尊碑贬帖”的程度，已带有其维新政治思想。前碑派和后碑派在对待传统帖学上有借助和贬损程度上的差别。但碑派大师们也兼收并蓄以王羲之《兰亭序》为代表的帖学。如碑派大师何绍基在其《跋国学兰亭旧拓本》说：
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惟于《定武兰亭》最先见韩珠船侍御藏本，次见吴荷屋中丞师藏本，置案枕间十日，至为心醉。近年见许慎生尚书所得游似本，较前两本少瘦而神韵无二，亦令我爱玩不释。
碑派大家何绍基也“至为心醉”《定武兰亭》。
在近现代合肥书法史上，流传最久、影响最深远的当属邓石如一脉的包安吴书风，并且传承有绪作为“邓包书派”在合肥流衍。这个流派的领袖人物是包世臣嫡传弟子合肥沈用熙。还有沈用熙的一批弟子，如靳理纯、张文运、张琴襄、刘泽源、高世贤、葛钟秀、刘石宜等的推助，使得合肥俨然形成了一个以“邓包书派”为流衍的“合肥书派”，这个书派是以尊碑为尚的。
沈用熙（1810—1899），安徽合肥人，字薪甫，一字石坪，八十岁号石翁，外号“沈二菩萨”，岁贡生，官宁国训导。学书于包世臣，初喜汉分，六十岁后，复辍汉分，一意真草，临摹晋唐北朝碑刻，秒黍不失，以致八十岁后精能至极，乃趋简便，人如得之，珍若拱璧。沈石翁素心直坦，与人寡合，加之其业精之时已入暮年，足不远出，故知者甚少。《清史稿》载：“合肥沈用熙最后出，至光绪末始卒，年近八十。毕生守师法，最为包门老弟子。”沈用熙为地方名儒，其书派虽得包世臣真传，但仍不排拆阁帖。沈用熙60岁以后专注于帖派，其传世名帖是其86岁所临写并出版的一部《沈石翁临<稧叙><书谱>合册》（图8），为沈石翁晚年所临王羲之《兰亭序》、孙过庭《书谱》二帖合册，作草如真，神意飞动，堪称沈用熙临习晋唐碑帖的精品力作，流传深广。
沈用熙临《兰亭序》
《沈石翁临<稧叙><书谱>合册》为石印本，出版于1922年，前有桐城派作家马其昶撰《沈石翁传》，合肥张文运撰《述沈先生书学》，后有郑孝胥、吴昌硕、缪荃孙、马其昶、张文运、刘泽源、李国松、李国筠、刘慎诒、李详、端方、陈三立、狄平子等寓居海上的诸家名流题跋、和诗。全帖基本反映了近现代合肥书法传承流播情况。以合肥沈用熙、靳理纯、张文运为代表的“邓包书派”，倡导“以碑写帖”“作草如真”，孜孜以求从《兰亭序》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书法内涵。
由于刘泽源是合肥李府大管家，加之马其昶、张文运、刘启琳等为合肥李氏家庭西席，李鸿章家族成员也深受这一“邓包书派”的影响。李鹤章之孙李国松、李国筠兄弟饱受浸染。在这部《沈石翁临<稧叙><书谱>合册》中就有李国松的题跋一篇和李国筠赠诗一首，弥足珍贵，反映出合肥李氏“国”字辈的《兰亭》观及书法审美取向。
李国松（1877—1950），经羲长子，初名国桢，榜名松寿，字健甫，又字木公，号槃斋，县学优廪生，李鹤章之孙，光绪丁酉科（1897）江南乡试第46名举人，著《集虚草堂丛书》甲集10种。
李国松在《沈石翁临<稧叙><书谱>合册》题跋中云：
访渠藏其师沈石翁《稧叙》《书谱》临本，装背成册俾余题其后。余不及见翁，自内交访渠就询笔法。访渠时时为述师门绪论，又益以其所自得者告余。余因以窥寻翁书深处，心笃嗜之，凡零缣片楮多方购求，必得为快，故余藏翁书特富。翁躭书逾六十年，寒暑无间，七十后临写《稧叙》《书谱》不下数十本而此独首尾完具，视余所藏者过之。盖晚岁尤精到之作，甚可珍也。夫书一艺耳，其业成乃可以自怡身，虽往矣，犹足动后人之韵慕，况其进于此矣者乎？然非殚毕生之精力，为之至专且勤，未有能成其业者也。余是以反复兹册尤不能不抚然兴欵也。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夏四月朔 李国松（图9）
李国松于1906年题沈用熙临《兰亭序》
从以上题跋可以看出，李国松藏有沈石翁书法作品“特富”，对沈用熙临《稧叙》《书谱》二帖给予很高的评价，喟叹古人有一艺名天下之不易。《合肥诗话》载其“少从桐城马通伯先生游最久，探综经史，工古文辞。复即同县张子开、刘访渠诸老深研书法……”，盖国松于碑派浸染有年了。
李国松之弟李国筠在《沈石翁临<稧叙><书谱>合册》中有题诗一首：
国朝书法吾皖宗，惜抱宕逸怀宁雄。
安吴设坛傲百世，一鹗侧目横秋空。
门墙闻者十余子，朴卓无如沈石翁。
三十从游八十悟，行年九十意逾共。
殚心师说绝他好，到死曾无一笔慵。
吾友传翁旧衣钵，出示墨迹惊蛇龙。
行则《禊序》草《书谱》，体势标分意趣同。
两本临过百遍外，神明运徹规矩中。
使臂使指皆血脉，一点一画无偏锋。
有如老将阅兵卒，魄力沈毅神从容。
又如人师训弟子，义峻辞严道气冲。
翁之得天固独厚，及以鲁钝彰人功。
鹿裘带索市皆笑，退笔凝尘塚已封。
岁月不居名字贱，常人到此心先穷。
优游片艺犹多障，寂寞千秋孰与从。
掩卷还君三叹息，古来大匠多拙工。
访渠以石翁所临《稧帖》《书谱》属题，诗成两月余，以书拙，怯未题报，明日之昆明省亲，倚装写成，殊用颜汗。
宣统庚戌三月十七日 李国筠记（图10）
李国筠1910年题诗沈用熙临《兰亭序》
李国筠（1878—1929），初名国鋆，榜名筠寿，字斐君，号浩存，县学优廪生，李经羲次子，光绪壬寅（1902）江南乡试第六名举人。李国筠对沈石翁书法推崇备至，他的书法已经是很明显的碑书风貌了。
合肥李氏家族“国”字辈中还有一位叫李国杰的，是李鸿章的孙子。杨云史在李国杰《蠖楼吟草序文》中云：
伟侯妹丈，少年才智，白皙通侯，门第清望甲天下，王谢家人物也。然文忠家法，子弟读者，勤学如寒素，故君可善属文，工书法，擅笔札，虽早贵盛，不得以科名进，而高自标致，不废文墨，清誉斐然也。……
李国松的长子李家煌，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卒年不详。字元晖，别号饮光。幼承庭训，能为古文；复受学于张子开先生，为高弟子。弱冠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院预科，兼通英、法两国语文，家藏金石至多，擩染探摩，并工篆刻，安吉吴缶翁见其所作，极叹异焉。……
李家煌的书法得到“安吉吴缶翁”的赏识，自是碑派风范。至此，李鸿章家族从李文安通籍至李家煌，历经五世，时逾百年，其书法传承从二王帖派至邓包碑派，可见近现代书风转捩之一斑。
结语
大要言之，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书法史以碑帖并重为时代特色。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帖派书家，书风取向认同“二王”及《兰亭序》其源在篆分，提倡取法乎上、取法高古，不与碑派抗论争辩，但与其自身的书法实践并不相侔。晚清重臣曾、左、李、胡等台阁大臣，向以帖学为宗，但在乾嘉碑学兴盛之浪潮下，以其学识、见解、气节和审美自有标格，不同凡响，其书法艺术以笔札小行书最具性情，最有影响力。这些台阁大臣坚守帖学正统，并耳提面命，薪火相传。李鸿章才情并茂，钟情于翰墨，他的书法理论和实践能言行合一，学贯中西，而能始终对国粹书法以崇敬态度，坚守自我，赓续弘道，以书交友，广布汉学，让人叹服。李氏家族“经”字辈，以阁帖科考为务；至“国”字辈，由于“邓包书风”的影响，碑帖并蓄，以碑为尚。至于科举废止，西学东渐，书法的实用功能大为削弱，加之钢笔书写的流行、西洋硬纸的普遍使用，则无论是帖派、碑派，皆非昔日可比。趋变适时，与时推移，岂止在书风？又岂止在《兰亭》？
地域书风对于文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像书法这样以口传手授为承继方式的中国传统艺术。近现代合肥书坛以包世臣嫡传弟子沈用熙为代表的合肥“邓包书风”确实在地方产生很大影响，但这批碑派书家并不排斥“二王”帖派，尤其是临习王羲之《兰亭序》，兼收并蓄，不遗余力，即便是沈用熙也不能外。至于科举小楷帖括之学具有仕进“敲门砖”的功用岂能小觑？！至少在科举未废止之前，书法的主流仍然以帖学为正脉。据考证，在清代碑学日炙之时，清代的丛帖中载有《兰亭序》的就有120余种。
今人观王羲之《兰亭序》，分析近现代以来合肥李鸿章家族传承《兰亭序》的书风转捩，以艺术的立场重新审视已有千年历史的《兰亭》书风，探其渊源，析其流变，传其派脉，确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文艺生活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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