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清人对杜甫像的题咏及其意义

古籍
2023年1月12日12时

摘要：清人别集及总集中，有不少对杜甫画像或石刻像拓本的题咏。画像或为赵孟頫绘，或为清代画家作，而石刻像拓本多来自成都杜甫草堂和济宁南池杜公祠。清人题像时，除了关注杜甫所戴之笠及其形容癯瘦外，集中歌咏他的忧时、忠君以及有才而未尽其用。众多清人对于杜甫像的复制、珍藏以及带有宗教仪式般的礼拜，是杜甫在文学史上经典地位获得确认的清晰象征。清代杜甫画像的拥有者或题诗人多是杜诗的热爱者，而从题像诗的语言及写作技巧能够清晰看到，对杜诗的反复阅读和深入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清人的诗歌创作。就整个杜甫及杜诗接受史而言，清人题像诗中的杜甫外在形象及内在精神的挖掘并没有太多新意，但画像在清代的一再复制，充满宗教仪式感的观图，以及郑重其事的题咏，巩固了杜甫及杜诗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尊崇地位，是其经典化的一部分。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翰林院编修陈邦彦奉敕编纂《御定历代题画诗类》一书，书前康熙御制序文认为对于绘画而言，“而能搜抉其义蕴，发摅其旨趣者，则尤藉有题画之诗”，强调了题画诗的价值。该书将所辑八千九百余首题画诗划分为三十类，其中卷五十三“古像类”辑录了自宋至明咏杜甫画像诗六首，可略窥清以前对于杜甫画像的题咏情况。若翻检清人别集、总集，我们会发现其中也有不少对杜甫画像或石刻像拓本的题咏之作。学界目前已经注意到宋代图像传播对于唐代诗人和作品经典化所起的作用，也有学者通过北宋诗人题杜甫画像诗来探讨北宋诗坛对杜甫的接受，但尚无针对清人题杜甫画像诗展开的专门讨论。鉴于此，本文拟从钩沉清人题咏杜甫像诗入手，理清相关杜甫像的来源，探讨清人题像诗中所呈现的杜甫形象，并借此考察清人对于杜甫以及杜诗的接受情况。

一、清人题咏杜甫像诗概况

清人别集及总集中，有不少题为“题杜子美（少陵）像”的诗篇，但细读其内容，题咏的是杜甫的塑像或石刻像，并非画像或石刻像拓本。而本文讨论的“杜甫像”，指的是杜甫像的绘本或石刻杜甫像拓本。照此标准，剔除咏杜甫塑像或石刻像的诗歌，我从《清代诗文集汇编》及若干总集、别集中检得咏杜甫像诗二十九题，三十七首，详见下表：

序号	作者	生卒年	诗题	出处
1	魏裔介	1616－1686	《得杜子美像并诗，咏以志喜》	《兼济堂诗集》卷一，见《清代诗文集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56册第32页。
1	魏裔介	1616－1686	《申凫盟寄杜子美像二，一付勷儿供之》	《兼济堂诗集》卷四，见《汇编》第56册第87页。
2	施闰章	1619－1683	《杜拾遗戴笠图歌（赵子昂画，刘公崧、解公缙题，时称“三绝”）》	《施愚山先生学馀诗集》卷十五，见《汇编》第67册第359页。
3	王士禛	1634－1711	《题杜工部秦州像为梁大曰缉二首》	《带经堂集》卷六，见《汇编》第134册第49页。
3	王士禛	1634－1711	《为曰缉题杜子美先生像三首之一》	梁熙《皙次斋稿》附录，见《汇编》第79册第768页。
4	周仪	康熙时人	《费苇自成都归，携草堂石刻杜少陵像，集同人拜观共赋》	阮元《淮海英灵集》丙集卷三，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682册第168页。
5	沈德潜	1673－1769	《题杜少陵像》	《归愚诗钞》卷十三，见《汇编》第234册第168页。
6	吴廷华	1682－1755	《题杜文贞公小像》	阮元《两浙輶轩録》卷十五，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683册第521－522页。
7	沈起元	1685－1763	《题杜工部像》	《敬亭诗草》，见《汇编》第257册第42页。
8	韩骐	1694－1754	《杜少陵像》	《补瓢存稿》卷二，清乾隆刻本。
8	韩骐	1694－1754	《南池新刻杜少陵像为陈秀岩题拓本》	《补瓢存稿》卷四，清乾隆刻本。
9	顾诒禄	1699－1768	《题杜少陵像》	《吹万阁集》卷六，见《汇编》第289册第333页。
10	爱新觉罗弘曣	1712－1750	《题庆纯斋所藏李杜像》	《石琴室稿》，见《汇编》第332册第27页。
11	查礼	1715－1783	《题沈畹叔侍御所摹杜文贞公小像》	《铜鼓书堂遗稿》卷七，见《汇编》第338册第51－52页。
12	张埙	1731－1789	《杜文贞公遗像》	《竹叶庵文集》卷十七，见《汇编》第375册第107页。
13	刘堮	乾嘉时人	《杜少陵画像歌》	《挹秀山房诗集》卷一，见《汇编》第377册第218页。
14	翁方纲	1733－1818	《友人为摹太白少陵像于斋壁》	《复初斋诗集》卷六十二，见《汇编》第381册第577页。
15	秦瀛	1744－1821	《题杜少陵像二首》	《小岘山人诗集》卷五，见《汇编》第407册第182页。
16	吴锡麒	1746－1818	《杜文贞公遗像》	《有正味斋诗集》卷五，见《汇编》第415册第46页。
17	法式善	1753－1813	《诗龛十二像》其三《杜拾遗》	《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八，见《汇编》第435册第66页。
18	刘嗣绾	1762－1821	《题唐贤遗像·杜文贞公》	《尚絅堂集》诗集卷三十七第八页，清道光大树园刻本。
19	李兆洛	1769－1841	《李杜二公像》	《养一斋诗集》，见《汇编》第493册第410页。
20	曹宗瀚	1784－？	《题杜工部像四首》	《灯味斋诗存》，见《汇编》第557册第8页。
21	李彦章	1794－1836	《苏斋观太白少陵二像》	《榕园诗钞·薇垣集》卷上，见《汇编》第584册第386页。
22	马国翰	1794－1857	《二南先生属题少陵遗像，即集杜句应之》	《玉函山房诗钞》卷四，见《汇编》第586册第360页。
23	江开	1801－？	《题杜工部小像》	《浩然堂诗集》卷三，见《汇编》第608册第276页。
24	边浴礼	道咸时人	《题杜工部画像》	《健修堂诗集》卷十一，见《汇编》第659册第113页。
25	傅桐	1808－？	《蒋学博出所藏李翰林、杜工部小象索题，谨书二绝句》	《梧生诗钞》卷四，见《汇编》第669册第135页。
26	周家禄	1846－1910	《题杜工部遗象》	《寿恺堂集》卷十三，见《汇编》第762册第107页。

需要说明的是，清集如海，仅李灵年等《清人别集总目》及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已著录的就达四万余种，《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出版的仅仅是四千余种而已，因此上表所列清人对杜甫像的题咏显然并非全豹。

从表中诗题来看，清人对杜甫像的题咏，多为专咏，但也有兼咏李、杜像的。至于所咏杜甫像的来源，大致有二：一为石刻拓本，一为绘本。

石刻拓本的来源，主要是成都杜甫草堂和济宁南池杜文贞公祠。成都杜甫草堂现存四通石刻杜甫像碑，其中清康熙十年（1671）王邦镜刻碑与康熙十一年金儁刻碑很可能都是根据明万历三十年（1602）何宇度刻碑重刻的，三碑造型风格相同，所刻杜甫像较为雍容；另一通则是清光绪间张骏根据南熏殿本杜甫像摹刻的，所刻杜甫像较为清瘦。康熙时周仪《费苇自成都归，携草堂石刻杜少陵像，集同人拜观共赋》诗中说“饭颗之嘲殊不尔，高颧广颡神清扬”，可见费苇从杜甫草堂带回来的石刻像拓本中的杜甫像并不瘦，很可能是拓自前三碑中的某一碑。不过，恐怕并不是直到清末草堂中才有清瘦版石刻杜甫像。清人朱樟（1677－1757）《白舫集》卷上《草堂别杜工部遗像》云：“唐碑存古貌，形影得相依。流寓何多难，诗人例不肥。”诗中提到当时草堂还有“唐碑”，上面所刻的杜甫像保存了古貌，样子也“不肥”。

济宁南池杜文贞公祠，钱泳《履园丛话》卷十八“古迹”类“南池”条云：“山东济宁州城下有南池，因《杜少陵集》有《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诗而得名也。故今东偏小室中塐一工部像，而以许主簿配之。城上有太白酒楼，前工部尚书和公为巡漕御史时重建。”南池这一杜公祠，清乾隆十年（1745）由御史沈廷芳在山东巡视漕粮时主持修建。沈廷芳（1702－1772），本姓徐氏，因其父出嗣沈氏，改姓沈，字畹叔，号椒园，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官至按察使，有《隐拙斋诗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等。生平详见其门生汪中《述学·别录》中《浙江杭州府仁和县忠清里沈廷芳年七十一状》。沈维材（1697－？）《樗庄诗文稿》文稿卷八“铭赞”中有《遥题杜文贞公祠（侍御弟廷芳奉使巡漕时创建祠堂，复奏请赐额）》，提到“祠堂今特创”之后，除了“立石镌碑词”外，还“请于朝廷题赐额”。实际上，沈维材这篇赞文只是沈廷芳广征诗文中的一篇，钱载（1708－1793）《箨石斋诗集》卷九中也有《南池杜文贞公祠诗为沈侍御廷芳作》。除了在杜公祠给杜甫塑像，沈廷芳还摹刻了赵孟頫所绘杜甫像上石，朱休度（1732－1812）《小木子诗三刻·壶山自吟稿》卷下《題南池》中有“新祠邀得宸章宠，旧像镌来妙笔挥”，前一句说的是乾隆给南池杜公祠题匾额，后一句则注云“壁有近刻赵松雪画少陵像”。除了上表中韩骐、查礼、傅桐所题杜甫像明确说是来自南池杜公祠外，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五十三《杜疏苌太守晚凉洗马图用少陵韵二首》其二诗注里提到“昨以南池石刻少陵像见惠”，可见他也得到了杜甫像的石刻拓本。

南池的杜公祠此后成了文人乐意前往瞻仰的胜迹，常常被拿来和成都杜甫草堂作比较。例如，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十录盛锦《题杜文贞公南池新祠（沈菽园侍御建，肖公像，配以许主簿）》，尾联云：“玉貌仰瞻如旧识，忆曾亲拜草堂祠。”而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十《杜文贞公祠》尾联亦云：“南池再拜瞻遗像，宛到成都旧草堂。”乾隆除了题额外，南巡路过此地，虽然口口声声“斯人前岂易言诗”，却也一再写诗凑热闹，《御制诗集》三集卷五十、卷九十六，四集卷三十六、卷七十四，以及五集卷九、卷五十五中共有八题十四首诗为南池少陵祠所作。由于南池杜公祠旁边有太白楼，乾隆还在诗里一再抑李扬杜，说“李杜优劣何以见，一怀适己一怀君”，在他这个帝王眼里，时时“怀君”的杜甫自然优于只求“适己”的李白。

清人所咏杜甫像的绘本，施闰章《杜拾遗戴笠图歌（赵子昂画，刘公崧、解公缙题，时称“三绝”）》提到他们所见画像为赵孟頫所绘，图杜甫“短衣戴笠荒山里”，图上有刘崧、解缙题识。在《蠖斋诗话》“戴笠图”条中，施闰章说此图为“西昌萧伯玉太常旧藏”，他在湖西为官时，“从萧氏孟昉见之”，后来他归田时，萧氏将此图赠与他。施闰章诗中注语提到，“周伯衡命工临摹”，可见这幅杜甫戴笠像很受大家喜爱，有不少临摹本。而据杨翰《息柯杂著》卷二《记申凫盟画杜子美小像》，申涵光也曾缩临赵孟頫绘本，“高五寸有余，右录刘子高一绝于上，左书‘杜子美先生小像，赵文敏笔，后学申涵光摹’”。因此，申涵光寄给魏裔介的杜甫像，极可能也是赵孟頫绘像的摹本。学界有研究者撰文提到，成都杜甫草堂藏一杜甫像，上面有刘崧题诗及跋语，跋语称“右草堂杜拾遗戴笠小像，吴兴赵文敏公所画”，但该文并未提及解缙题识。若非该文遗漏，则杜甫草堂现存这幅杜甫像与申涵光所临像一样，上面只有刘崧所题绝句，因此与施闰章等人所见恐怕不是同一幅。此外，上文述及的南池杜公祠壁上杜甫像，也是根据赵孟頫绘像勒石的。而翁方纲在得到南池杜公祠石刻像拓本之后，还请好友在其苏斋壁上临摹李、杜像，所临极有可能就是石刻像拓本。

除了前人绘本及相关临摹本，清人所咏杜甫像也有当时画家创作的。例如，梁熙（1622－1692）曾请人绘制杜甫像，汪琬（1624－1691）《钝翁前后类稿》卷四十六《杜少陵像赞（并序）》于序中称：“然则梁子之好先生也，必于其人有取焉，当不独以其辞采之工、音节之壮而已。于是命工绘先生像，而索其同年生汪琬为赞。”王士禛为梁熙题咏的杜甫像，其一题作《题杜工部秦州像为梁大曰缉二首》，所谓“杜工部秦州像”，很可能梁熙请人绘制的是杜甫在秦州时期的画像。不过，顺治十三年（1656）宋琬（1614－1673）在秦州重修杜甫祠并集二王诸名家书法镌刻杜甫秦州诗碑，该诗碑前有杜甫石刻像及宋琬所撰像赞。梁熙与宋琬同时，他也可能拥有秦州杜甫石刻像拓本。再如，法式善诗龛里绘有十二诗人像，其三为杜甫像，其《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十二有《姚伯昂元之孝廉为画靖节以下至西涯十二人像》一诗，可见绘画者是姚元之。姚元之被《国朝画征补录》卷上赞为“画笔绝妙，诗亦佳”，法式善找他绘制诗人像可谓用得其人。姚元之外，《国朝画征补录》卷上载邹扩祖也曾画杜甫像，“神气、衣纹亦古雅”。

杜甫像的获得，除了朋友间的馈赠或请人绘制、临摹、拓印外，也有人直接购买。例如，叶自庄（1793－1841）《忆山书屋遗稿》卷末所附行状称其“夙爱杜诗，尝购工部戴笠图，而以诸名家咏杜诗书诸上下四旁”。

二、清人题像诗中的杜甫形象

清人题像诗中的杜甫形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图中所呈现的杜甫外在形象，二是清人所体认的杜甫内在精神。

如上所述，清人所题杜甫像，有不少是元代赵孟頫所绘或赵孟頫画的临摹本。赵孟頫所绘杜甫像，其“短衣戴笠”的造型依据主要是唐末孟棨《本事诗·高逸》中所载据说是李白嘲戏杜甫的诗作：“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有的赵绘杜甫像旁还有明代刘崧、解缙题诗，二诗均就李、杜间此事敷衍，而刘诗为短句，仅提及“杜陵短褐髩如丝”以及后来杜对李的忆念；解诗则为长歌，认为杜之愁缘于时乱而非作诗，所谓“吟诗未遣髭须愁，愁绝胡尘暗河县”，李、杜二人伯仲之间，李似不应作诗嘲杜，李、杜“诗卷长留两不灭，玉颜癯骨俱清绝”。二诗主要关注的还是杜甫的外在形象，即短衣与癯瘦，仅解诗稍稍涉及杜甫内在精神。

清人题像诗中，提到图中杜甫戴笠的，除了前文提到的施闰章诗，沈德潜《题杜少陵像》其二中有“千秋传带笠，想像鬓毛残”句，查礼《题沈畹叔侍御所摹杜文贞公小像》中有“披襟戴笠历险夷”句，江开《题杜工部小像》中也有“飘然一笠归何处，应在浣花溪上还”句。

关于杜甫的外在形象，清人题像诗中关注较多的另一特点是图中杜甫的胖瘦问题。这一问题同样与上述据称是李白的嘲戏之作有关，很大程度上因为这首诗，后人心目中对杜甫外在形象的预期是“瘦”，对于观看杜甫像的人们来说，这构成了类似文学阅读的“期待视野”。魏裔介《申凫盟寄杜子美像二，一付勷儿供之》其二云：“谁为公留照，应知想象中。须眉千载肖，遇合一时穷。”得到杜甫像的魏裔介很清楚，图中所绘杜甫应该出自画家想象，但他觉得隔着遥远时空的后人追摹与千载之上杜甫的样子很像，实际上这只是印证了他自己心目中杜甫的样子。因此，展图拜观之后，如果期待视野获得满足，清人会在题像诗中突出这一特点。例如，张埙《杜文贞公遗像》写道：“天宝诗人杜夫子，结喉长颈瘦于柴。”而吴锡麒《杜文贞公遗像》也写道：“兵戈满目感时危，瘦骨高颧心自悲。”傅桐《蒋学博出所藏李翰林、杜工部小象索题，谨书二绝句》其二也说：“神传太瘦赵王孙，森木南池石墨存。”诗人都在强调图中杜甫的瘦。面容瘦削的杜甫，自然显得憔悴，因此江开慨叹：“杜宇空山啼碧血，豺狼当道悴朱颜。”自然，如果发现所绘杜甫居然不瘦，与之前的期待不符，更是得在诗里说明，如前引周仪题杜甫像诗便直接否定了“饭颗之嘲”。

对于绘画艺术而言，传神要大大难于摹形。查礼题像诗说“隐拙斋头摹写工，写貌还如写隐衷”，可实际上是写貌容易，写隐衷太难。沈德潜《题杜少陵像》其一便感慨：“道子久不作，何人画少陵。……忧时蕉萃意，貌出竟谁能。”同样，顾诒禄《题杜少陵像》也认为：“丹青纵有长康手，难写忧时涕泪情。”在沈、顾看来，无论是“蕉萃意”，还是“涕泪情”，都缘于杜甫“忧时”，而杜甫这种对于时事的深沉忧念，其实是很难借助画笔丹青传达出来的。不过，绘画艺术局限的边界，恰恰是以语言为媒介的题像诗的起点。对于题像诗来说，揭示图中所绘人像隐而不见的精神世界才是其真正的重点所在。

在清人题像诗里所展现的杜甫精神，明确提到次数最多的就是“忧时”。除了上述沈、顾二诗，施闰章题像诗有“丈夫失路多慷慨，忧时万事悲填膺”句，周仪题像诗有“草堂寄迹何穷孤，忧时愤俗诗千首”句，沈起元《题杜工部像》有“杜陵一野老，天宝独忧时”句，查礼题像诗有“千四百篇诗即史，忧国忧时托微旨”。此外，还有的清人题像诗中用了与“忧时”近似的词语，例如，韩骐《杜少陵像》首联云“恍睹伤时目，欣瞻绝代人”，吴锡麒《杜文贞公遗像》首联为“兵戈满目感时危，瘦骨高颧心自悲”。

缘于对杜甫忧时精神的体认，与明代解缙类似，清代一些诗人认为杜甫的瘦并不是因为吟诗太苦所致，而是因为天宝末年之后杜甫亲身经历了战乱，四处奔走，生活潦倒，忧患丛生，最终变得空存皮骨而无肉。例如，吴廷华《题杜文贞公小像》云：

长乐坡前白讥甫（自注：饭颗山，《唐摭言》作长乐坡），太瘦生缘作诗苦。我闻斯言不谓然，是亦群儿谤伤语。三人各瘦公有云，诸弟岂尽能诗人。《唐书》文苑传可考，丧乱饥饿丛一身。自公莅官天宝季，渔阳鼓鼙势何炽。陷贼归来忧患亲，老瘦当知从此始。乾坤疮痍劳至尊，苍茫家室空柴门。三年奔走益潦倒，一身皮骨憎空存。我读公诗见大略，浩气纵横非束缚。况闻下笔如有神，豪吟安得身如削。披图恍遇山泽癯，聊存诗案明其诬。闻说李侯亦憔悴，千首敏捷终何如。

吴廷华认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杜甫不可能因为写诗变瘦削，他联系杜甫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指出杜甫瘦的真正原因是“丧乱饥饿”。而沈起元题像诗所谓“苍茫立歧路，瘦岂为吟诗”，同样质疑苦吟致瘦说。在提出质疑之前，他在诗里提到杜陵野老在天宝年间忧时伤世，“涕泪江山满，风尘鬓发丝”，这其实是在暗示，杜甫的瘦是忧时所致。而前引沈德潜题像诗里，“忧时”也是与“蕉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清人在题像诗中一再提到杜甫精神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忠，相关词汇有“忠爱”“忠义”“不忘君”“孤忠”等。例如，魏裔介《得杜子美像并诗，咏以志喜》有“如何忠义性，百死不能淆”句，而在他另一题题像诗中，又出现了“涕泣馀忠义”这样的诗句，可见，在他心目中，杜甫是忠臣义士。又如，刘堮《杜少陵画像歌》有“猗嗟天植忠义性，颠沛流离天所命”句，而法式善《诗龛十二像》其三《杜拾遗》则有“天与愁苦辞，一吐忠爱气”句。与“忠义”稍有不同的是，“忠爱”一词，除了强调杜甫的忠君，也注意到杜甫的仁爱之心。此外，李兆洛《李杜二公像》说杜甫是“侧身乱离中，眷眷不忘君”，诗句隐括的是苏轼对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的评价。曹宗瀚《题杜工部像四首》其一称杜甫“满腔忠爱”，江开题像诗则称赞“此老孤忠未等闲”，而秦瀛《题杜少陵像二首（像为杜畟山吏部所藏）》其二中则干脆直接引用了杜甫自己的诗句“心肝奉至尊”来赞美杜甫忠君。

与杜甫忠臣形象相关，清人题像诗中有不少认为杜甫本是社稷之臣，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窃比稷与契”得到他们的高度认可，但可惜的是杜甫最终未能得到朝廷重用。在清人这些题像诗中所呈现的杜甫，是一个有安邦经济之才却未能获得充分施展的悲剧形象。魏裔介是清初名臣，他在三首题像诗中，一再感慨，先说“惜哉不再用，幕府老江郊”，又认为杜甫“虽将诗度日，却以道匡时”，最后又说“流风追大雅，漫认作诗翁”。在魏裔介看来，杜甫并不仅仅是个诗人，虽然因为未获重用，杜甫只能以写诗度日，但杜诗中蕴含着的儒道精神能够匡救时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杜诗上追大雅，地位堪比被奉为“六经”之一的《诗经》。此外，施闰章题像诗有“嗟公自负比稷契，谁令公不久朝列？拾遗朝拜夕批鳞，依旧麻鞋甘百折”句，感慨杜甫在朝日子太短。而韩骐题像诗说杜甫“名是文章伯，心同社稷臣”，李兆洛题像诗则将李杜二人并举，“太白真达者，忼慨负经纶。……子美乃志士，稷契思致身。……两贤展所志，房魏斯其邻”，认为二人如果志向获得实现，其功业当不在房玄龄、魏徵之下。

实际上，清人题像诗里所展现的杜甫内在形象的三个方面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度，尤其是忠君与忧时，在杜甫身上几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内在形象与外在形象之间，联系也很紧密，在很多人心目中，杜甫相貌上的瘦削缘于他遭逢乱世，漂泊中既心系君王，又忧念时政，不瘦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从清人题像诗看杜甫的经典化

画像这一传统，可上溯至战国时期。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像设”条云：“古之于丧也有重：于祔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而春秋以后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而王逸《楚辞章句》卷三《天问》解题中也提到屈原放逐时“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可见，战国时这类画像多是为了追思先人，或绘其人形貌，或图生平行事，功能上主要是服务于祭祀。后来给圣贤绘像往往成为象征国家褒赏尊崇的礼仪性举措，著名的如汉唐时期的图画麒麟阁、凌烟阁等，都是为了纪念、表彰于国家有大功的勋臣。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凌烟阁上所绘功臣中，像魏徵、虞世南等均有诗作传世，这虽然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绘像，但客观上也可以视为唐代诗人绘像的开始。从贯休《观李翰林真》及徐夤《咏写真》等诗来看，“唐末社会上已经流传李白写真了”，而进入宋代以后，“宋代诗人兼擅画事者甚多，他们与文人画师一起往往以图绘唐代诗人与作品作为认知、解读、接受唐代诗文化的一种手段，部分民间画师亦热衷此道，使相关作品大量增加”。也正是从宋代开始，产生了不少题杜甫像的诗，例如欧阳修有《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而王安石《杜甫画像》则尤为人们所熟知。

中国古代文人在创作时有明显的自传性特征，杜甫尤其如此。我认为，杜诗这种自传性更容易激起读者“读其书想见其人”的热切心理需求。杜甫像的产生以及传播与这一心理有很大关系。塑像或图像的直观性会让观者获得一种与心仪者跨时空的接近感，这种亲近感与阅读作品时经由语言获得的心灵沟通可以相互验证。成都杜甫草堂以及南池杜公祠里的杜甫塑像和绘像石刻，因为本来就在祠堂中供人参拜，其祭祀性质不言而喻。但这些塑像和石刻被安置在固定的空间里，因此在传播的广度上受到一定限制。比较而言，画像或绘像石刻拓本能够打破空间限制，传播得更为广泛。而且，随着崇拜对象的存放位置从公共空间转移到私人空间，崇拜者可以与心中偶像朝夕亲近，其心理需要也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画像、藏图以及邀集一众同人观像等行为，类似于宗教信徒对圣像的供养与礼拜，在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仪式中，很好地表达了对于诗人的接受与尊崇。

清人题像诗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多少反映了他们对杜甫宗教式的尊崇。例如，周仪题像诗结句径云“俎豆斯图传不朽”，“俎豆”即意味着祭祀。但这只是泛泛而言，未必能当真。相较之下，翁方纲请友人在其“苏斋”壁上临摹杜甫与李白像后，题诗一首，其中的宗教色彩更为明显些：“角弓嘉树丹初誓，瑶艸青精米一稊。稽首焚香怜钝滞，傥分大药乞刀圭。”这里的角弓、嘉树、瑶艸、青精米、稽首、焚香均与祭祀有关，在翁方纲看来，借助这些祭品与仪式，或许能获得李杜垂怜，分得一些灵丹妙药来一改诗思的钝滞。联系翁方纲在苏斋举办苏轼生日集会时陈设供品加以祭祀的做法，以上陈设虽不宜一一坐实，但翁方纲在李、杜二像之前举行过类似祭祀仪式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此外，法式善将其书斋取名为“诗龛”，后来又请姚元之绘包括杜甫在内的十二位诗人像悬挂其间，“龛”本来就是用来供奉佛像、神位等的小阁子，因此绘诗人像以便供奉之举，使得“诗龛”名副其实。虽然诗龛是属于法式善个人的，但杜甫的画像与其他诗人像一道被供奉在诗龛上，以及其他众多清人对于杜甫像的珍藏与礼拜，实际上是杜甫在文学史上经典地位得到确认的一个再清晰不过的象征。

值得附带着一说的是，清人也有为杜甫生日举行集会的。马国翰《玉函山房诗钞》卷三有《四月十九日为唐拾遗杜少陵生辰，诸同人循鸥社故事，集北极台酹祭，便就会饮，诗纪其事》，提到山东济南一群诗人成立鸥社，“独推少陵奉法矩”，在杜甫生日这天“虔设豆笾及甖甒”，焚香祭祀之后设席欢宴，“席间拈韵征新歌”。这种杜甫生日雅集，与观杜甫像的雅集一样，反映的也是清人对于杜甫的接受。给前贤诗人过生日，是清人很热衷的一种风雅时尚，除了学界注意较多的苏轼生日会，还有给白居易、欧阳修、黄庭坚、苏辙、陆游等人过生日的，甚至还有给像王士禛、厉鹗这样的当代诗人过生日的。这种风雅时尚的背后，是不同诗学取向的清人对于前代诗人的仪式性追认，有些甚至在不断的重复中形成某种传统，对于某些诗人的经典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从题像诗看清人对杜诗的接受

对于绘画、塑像这类视觉造型艺术而言，描摹人物外在形貌比起传达人物内在精神世界显然相对较容易做到。如果要想在传形的同时做到传神，需要的就不仅仅是艺术技巧，还需要对所要表达对象有深切了解与同情。具体到杜甫像，无论是绘像还是塑像，都需要对杜甫生平以及杜诗内涵有较为充分的了解，才有可能做到传神。清宣鼎（1832－？）《夜雨秋灯录》卷八“塑少陵像”中，普通塐师因为并非读书人，所塑杜甫像“非富贵气，即尘俗气与枯瘠气，终不足为忠君爱国者写照”，后来应募的塐师本来是“儒生久困场屋者”，“由幼至壮且老，惟熟读浣花诗集，读‘野哭’‘长欃’诸句往往掩卷深思，泪涔涔下”，因为他熟读杜诗，且体认深刻，梦中经常见有“白晰长须者立几案间”，于是照此塑出，结果之前一再不满意的制台一见便惊呼：“是真饭颗山头戴笠真容也！”虽然这是小说家言，但很好地说明了后人对于杜甫形象的想象，与杜诗中杜甫塑造的自我形象密切相关。

类似地，清人题像诗中对杜甫形象的塑造，虽然是由杜甫画像引发，但也不限于画像中的杜甫形象，尤其是对于杜甫内在精神的发掘与突出，更多是来自于他们平时对于杜诗的反复阅读与深刻理解。从清人题像诗中，我们发现很多杜甫画像的拥有者或题诗人正是杜诗的热爱者。

例如魏裔介，他得到申涵光（1620－1677）寄给他的两幅杜甫像，欣喜欲狂，除了自己留一幅外，还把另外一幅交给他儿子供养。在给申涵光《说杜》一书做序时，魏裔介回忆道：“余幼习举子业，不暇事诗，自先外祖张公处得杜诗钞本，盖高邑赵侪鹤先生评本也。自是而稍知沉酣其中。先子拙庵公复喜读杜诗，有《杜陵诗话》之集，谈诗者以为脍炙云。”可见，魏裔介的外祖父、父亲都喜爱杜诗，受家学影响，他也沉浸其中。在魏裔介所撰《白居易论》中，他质疑《长恨歌》，断言“诗人之义，必当以子美为正”，高度肯定了杜诗的价值。而魏裔介的朋友申涵光，同样是杜诗的推崇者。魏裔介在《说杜序》中引述了申涵光“杜诗如海，终身说之不尽”的原话，可见申涵光对杜诗的崇拜及钻研。不仅如此，在给申涵光做的传里，魏裔介还提到申涵光在诗歌创作上以杜诗为取法对象：“盖凫盟之于诗，一以少陵为宗。”

而在施闰章题像诗中有“周郎乞取摹粉本（周伯衡命工临摹），谓与此老尤亲切”句，这里提到的周伯衡即周体观，施润章《愚山先生文集》卷七《周伯衡南州草序》中称其 “好读左、国、晋、魏之书，唐以来文词，独爱柳子厚，于诗酷爱杜子美。……予尝论其诗朴而秀，直而雅，颓唐而蕴藉，而其清真一气，则得之子美为多”。可见，周伯衡之所以一见杜甫戴笠图就让人临摹复制，就是因为他酷爱杜诗，在创作上也是学杜，在情感上觉得与杜甫格外亲近。

梁熙也让人画了杜甫像，除了让王士禛等题诗外，还让汪琬作赞。在《杜少陵像赞（并序）》中，汪琬说梁熙“闲居为诗，独爱杜少陵先生”，原因除了杜诗“辞采之工、音节之壮”外，还因为诗中一再体现的杜甫“爱君忧国之心”。汪琬所论，实际上是后世对杜诗高度接受的两方面原因：一是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二是诗歌中蕴含的伦理价值。梁熙《皙次斋稿》卷一有《抄杜诗了咏怀》，诗中称“佣抄乏小胥，手录资强记”，即他亲自抄写杜诗，以资记诵，他对杜诗的喜爱于此可见一斑。

同样的，周仪题像诗中说从杜甫草堂带回杜像石刻拓本的费苇“君家诗律法少陵，诵法时时不离口”，而韩骐题像诗中说从南池杜公祠拓得杜像的陈秀岩“瓣香亦为苦吟诗”，可见二人也都是诵读、学习杜诗的。

除了题像诗中提供的这些直接信息，我们也可以从一些题像诗的语言及技巧运用方面，间接看出清人对于杜诗的学习与接受。

最为明显的是在题像诗中直接用杜诗成句。例如，秦瀛题像诗中的“心肝奉至尊”出自杜甫《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其二，江开题像诗中的“诗卷长留天地间”则出自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清人题像诗中用杜诗成句的极致是整首诗集杜句而成。马国翰《二南先生属题少陵遗像，即集杜句应之》云：

人间长见画（《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第二首），夫子独声名（《赠陈二补阙》）。存想青龙秘（《寄张十二山人彪》），能添白发明（《月》）。褰裳蹋寒雨（《贻阮隐居》），倚杖背孤城（《独坐》）。逸气感清识（《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悠悠沧海情（《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集句诗，实际上是将前人诗句从原来语境中抽取出来，断章取义之后重新组接，属于典型的“夺他人酒杯，浇我胸中之块垒”。集句性质的创作可以追溯到先秦，现存最早的完整集句诗是西晋傅咸的《七经诗》，但集句诗创作真正成为风气则始于宋代。集杜句成篇的创作，北宋孔平仲最先染指，南宋末年文天祥《集杜诗》尤为著名，此后代不乏人，作品层出不穷，及至清代，“中国集句诗发展达到高潮，集杜诗也走向了顶点”，不少诗人集杜诗积成卷帙，其中黄之隽《香屑集》卷十八集杜诗为艳体尤为创格。我认为，集杜句题咏杜甫像，以杜写杜，并不是卖弄学问广博的文字游戏，而是大有鲁班门前不敢耍大斧之意的特别致敬：杜甫乃诗中圣者，也许只有他自己的诗句才能更好地传达他的形象。毫无疑问，集杜句成篇需要对杜诗反复涵泳，需要对整个杜诗非常熟悉。因此，集杜句题咏杜甫像，无疑从一个侧面很好地反映了诗人对于杜诗的学习与接受程度。

其次，有些题像诗中的句子很可能是从杜诗化用过来的。例如前引韩骐“名是文章伯”句，与杜甫《旅夜书怀》“名岂文章著”相似度较高，但韩骐把杜诗里愤懑的反问句改为陈述句，充分肯定了杜甫的文章事业。

除了直接用杜句或化用杜句入诗，有的题像诗中的语词明显与杜诗中的语词有关。例如前引翁方纲题像诗中的“青精饭”“大药”，也见于杜甫《赠李白》，该诗有“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句。而吴锡麒题像诗中的“广厦万间徒有愿，更无人寄草堂赀”显然是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及《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不寄草堂赀”等诗句生发出来的。张埙题像诗“老无衣食葬麻鞋”句、秦瀛题像诗“不見杜陵叟，麻鞋想像中”句、吴锡麒题像诗“千里麻鞋豺虎险”句及曹宗瀚题像诗“本是麻鞋谒帝身”句中的“麻鞋”，源于杜甫《述怀》诗“麻鞋见天子”句。此外像“乱离”一词，检索杜诗，前后共出现了十五次，显然属于杜诗中的高频词汇。而清人题像诗中，也有不少使用了“乱离”或“离乱”，如王士禛《题杜工部秦州像为梁大曰缉二首》其一以及秦瀛题像诗其二均有“离乱经天宝”句，韩骐题像诗有“乱离穷出处”句，张埙题像诗有“离乱心情世俗乖”句，吴锡麒题像诗有“妻子空山哭乱离”句，刘嗣绾《题唐贤遗像·杜文贞公》有“诗篇足离乱”句，李兆洛题像诗有“侧身乱离中”句。虽然“乱离”这词并不属于杜甫独创，但由于它在杜诗中出现次数多，与杜甫身世遭遇密切相关，几乎是熟悉杜甫及其诗歌的后人在想到杜甫时下意识跳出来的一个词。

在我所见的清人题杜甫像诗中，曹宗瀚《题杜工部像四首》最能看出题诗者对于杜诗的涵泳之功：

此老悲歌笃性情，许身稷契见平生。

一朝诗笔垂惇史，万古风骚启正声。

荐士不闻严仆射，论文欲掩李长庚。

满腔忠爱关家国，寂寞徒伤后世名。

本是麻鞋谒帝身，谁知歌哭老风尘。

艰难忍弃中兴主，衰病惟思报国臣。

万古云霄汉诸葛，三湘哀怨楚灵均。

空传蓟北收诸将，狂喜难逢故国春。

同谷秦州宗寓公，百花潭水亦飘蓬。

无家弟妹干戈里，多难亲朋涕泪中。

诗赋飘零悲庾信，功名寂寞老扬雄。

极天关塞江湖阔，谁识扁舟又欲东。

抚公身世论兴亡，怅望千秋涕欲滂。

天宝乱阶终属相，陈芳诗国合称王。

经天日月孤忠耿，到海江河万派忙。

独立苍茫遗像在，瓣香何敢拜苏黄。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麻鞋”以及地名、人名等专名外，诗里还有很多语汇在杜诗中也出现过，如“悲歌”“许身稷契”“风骚”“歌哭”“艰难”“中兴主”“衰病”“万古云霄”“哀怨”“诸将”“飘蓬”“无家”“弟妹”“干戈”“多难”“亲朋”“涕泪”“诗赋”“飘零”“功名”“寂寞”“极天”“关塞”“扁舟”“怅望千秋”“独立苍茫”等，近乎无一字无来处。

除了语汇，一些诗句也是从杜诗夺胎换骨而来，如“寂寞徒伤后世名”化用了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中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空传蓟北收诸将，狂喜难逢故国春”则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而来，“诗赋飘零悲庾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中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极天关塞江湖阔”则浓缩了《秋兴八首》其七中的“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怅望千秋涕欲滂”则是《咏怀古迹五首》其二中的“怅望千秋一洒泪”改易数字而已。

此外，四首诗连贯而下，在述杜甫身世、论其心迹的基础上，表达了作者对于杜甫的异代同情、对杜诗成就的高度认可以及因此产生的对杜甫的深深崇拜，在整体风格上显得老健苍郁，颇有几分杜诗神韵。每首诗歌颈联和颔联属对精切，像“艰难忍弃中兴主，衰病惟思报国臣”“无家弟妹干戈里，多难亲朋涕泪中”等联语，融汇了杜甫多首诗中语汇之后自铸新句，尤为显得斐然可诵。而“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恰恰是元稹认为杜诗艺术远胜李白的一个方面，因此曹宗瀚这组诗充分展现了他学杜的深入程度。实际上，曹宗瀚《灯味斋诗存》中还有不少其他诗歌能够明显看出杜诗的影响。

结语：杜甫及杜诗接受史视域下的清人杜甫像题咏

中唐之后，杜甫因其诗歌艺术上集前代之大成而又有新创以及诗歌内容里所展现的情感的伦理示范价值，逐渐被人们奉为“诗圣”。宋代所谓“千家注杜”现象的背后，正是人们对于杜诗广泛的喜爱及深入的研究。到金元，元好问《杜诗学》一书正式确立了“杜诗学”名称，而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四月丁酉“谥唐杜甫为文贞”，更标志着官方对杜甫的正式认可。明清之际，因为时代动荡等因素，杜诗再次激起人们强烈的共鸣。有清一代，产生了很多杜诗注本，像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都极为有名。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杜诗的接受与对于杜甫的尊崇是高度重合的。

如果将清人对杜甫像的题咏置于上述整个杜诗接受史上，我们会发现清人题像诗中对于杜甫内在精神的挖掘并没有太多新意，无论是说杜甫忧时、忠君，还是说杜甫未尽其才，都是宋以来阅读杜诗、研究杜诗的人已经说过的。这可能反映了杜甫作为诗中圣者的形象在清代已经定型，受到人们普遍认可，清人不太可能、也很难在这上面有所突破。当然，这也可能是受制于题像行为的尊崇性，而偏于抒情的诗歌在文本容量上相对有限，不太可能像叙事文本那样有足够的空间去重构一个更为新颖的形象。因此，我认为，清人题像诗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提醒我们，在杜甫经典化的过程中，图像传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其二是它们在一个绵延的杜诗接受史上补上属于自己时代的一环，或者说在整个杜诗接受史的大拼图上贴上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杜甫画像的一再复制，充满宗教仪式感的观图，以及郑重其事的题咏，这些行为汇合在一起，在现实中固化了杜甫以及杜诗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作为经典的存在。

至于清人题像诗中大量存在的对于杜诗语汇的嵌用乃至诗句的直接运用，从创作者主观意图看，很可能是他们想以此表达对杜甫以及杜诗的最高崇敬，但在客观上却很好地反映了他们对于杜诗的接受程度，从中能够看到对杜诗的反复阅读和深入研究是如何影响了清人的诗歌创作实践。需要注意的是，清代杜甫像的题诗者不少是学者，以学为诗的倾向使得他们更乐于在此类诗中展现他们对杜诗的精熟，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样本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总之，虽然清人对杜甫像的题咏，仅仅是清诗中受杜诗影响的作品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因其与杜甫更为直接的关系，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观察清人对杜甫的尊崇以及对杜诗的接受的很好样本，虽然只是管中窥豹，但多少也构成了整个清代杜甫及杜诗接受史的一个侧面。

作者简介：李鹏，中央财经大学文学院。文章原刊：《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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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清人对杜甫像的题咏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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