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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岳飞传》记载了“莫须有”故事，大意是说，岳飞被害，韩世忠挺身而出，质问秦桧，有什么证据证明岳飞谋反？秦桧做贼心虚，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莫须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故事流传了八九百年，并被多种岳飞传记采用，人们都信以为真。
本文立足时代背景，经过周密考证，确认这故事是人为编造的。
真实的历史是，高宗与秦桧合谋害死岳飞，韩世忠在当时高压的形势下，赞同这一举措（见1158年《韩世忠墓志》）。到高宗在位末年，金撕毁和约，兴兵南侵。1163年孝宗继位，为重振抗金士气，需要为岳飞平反。同时，孝宗需要为太上皇高宗开脱罪责，韩世忠之子需要为其父重塑光辉形象。孝宗命赵雄另撰碑文，于是，在岳飞被害三十多年之后的新碑文中有了“莫须有”的故事。
凡是稍涉史书者多知道，《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莫须有”故事：
“（岳飞）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字数不多，画面感很强，只见在万马齐喑之时，抗金名将韩世忠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质问秦桧：有什么证据证明岳飞谋反？奸臣秦桧做贼心虚，既不愿承认毫无证据，也不敢说铁证如山，躲躲闪闪地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莫须有”。韩世忠毫不客气的地说：“莫须有”三字，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
“莫须”本是宋人常用的口头语，“须”表示肯定，“莫”是疑问，莫须二字连用，表示不太确定之意。现代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应的语句，“莫须有”，勉强翻译成现代汉语，大约相当于“莫不是有吧！？”，“大概有吧！？”
定罪需要有确凿证据，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定死罪，怎么能令人信服。看了这个故事，不需要任何文字说明，人们即可判断岳飞之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以致后人写作岳飞的传记，都要写入这一精彩的故事。后世每逢遭受冤屈之事，往往会说：那是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整、被杀的。
故事精彩，从未见有人怀疑。但是，当我们展开视野，发现两个碑文前后矛盾，再看其不同的政治背景，有理由怀疑晚出的“莫须有”故事系后人编造。尤其是当我们对于当时外敌压境、权奸当道、贵胄倾轧，政局险恶的形势有了全面清晰的了解，所谓“惊天大案”就不再神秘。
一、最早记载莫须有故事是淳熙三年（1176）赵雄《韩世忠碑》
《宋史》是元人根据宋代史料编写的。遍查宋代史料，记载此事的书有多种，其中最早记载莫须有故事的是赵雄（1129—1193）为韩世忠撰写的神道碑，全称为《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勲之碑》。（下引此文简称赵碑）文云：
“岳飞之狱，王不平，以问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王艴然变色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淳熙三年（1176），韩世忠之子彦古趁生母去世之机，特地请求孝宗，允许为其父重立新碑。二月十八日，宋孝宗命赵雄撰写。碑文云：
“上缵祚之十五年……二月甲午（十八日）制曰：‘韩世忠感会风云，功冠诸将，可特赐謚忠武……’时王子彦古方居蕲国夫人忧，闻诏感泣继血，即拜疏谢，又拜疏请曰：‘草土臣彦古谨昩死言：臣之先臣世忠……陛下悯念勲劳，固尝爵以真王，锡之美谥，独墓道之石无名与文，惟陛下哀矜，究此光宠……。’天子……乃亲御翰墨，大书曰：‘中兴佐命定国元勲之碑’……既又诏礼部尚书臣雄曰：‘汝其铭世忠之碑。’臣雄以谓圣主褒崇元臣，兹事体大，顾末学弗称，且祖讳与王名谥适同，寻上书恳辞，上遽批出，略曰：‘君前臣名，临文不讳，不许辞免。’臣雄于是惶恐奉诏，谨拜手稽首上故太师蕲忠武王遗事。”（同上）
《宋史》卷三四页661《孝宗本纪》：淳熙三年二月，“赐韓世忠谥忠武。”孝宗于绍兴三十二年即位，至此时为十五年，故碑文云：“上缵祚之十五年。”赵雄大约用心写了一个月才完成，随后，宋孝宗命周必大书写，周表示推辞，“四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周才接受。据此，赵雄写成碑文应在淳熙三年三月底，周必大书则在四月初。
宋代墓志与碑铭，都是由死者的家属或亲友提供素材，作者据以撰写成文。此文的素材应是韩世忠子彦古（？—1192）提供的。孝宗钦点的作者赵雄，时任礼部尚书，二年后为右丞相。孝宗亲书碑额，碑文则是周必大的书法，必大后来成为名相。有这样大的背景，此文一出，很快流传于世，“莫须有”的故事随即为诸多史家所接受、引用。
从史家求真的角度，有必要一探究竟。我们首先问：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是韩与秦在路上偶遇时？还是韩世忠到秦桧衙门，或是去秦桧家？不论在何处，在举朝噤声之际，如果确有身据枢密使高位（地位仅次于宰相）的韩世忠质问秦桧之事，那是轰动朝野的大事，立马会传遍京城内外，喜爱写作野史、笔记的宋人，怎么会轻易放过？如果说，秦桧在世时，曾禁野史，人们不敢写，那么在秦桧死前夕，高宗命秦桧与其子、孙同时致仕，并不断清除其党羽，起用被秦桧排挤的人上台，总该没有顾忌了吧！但仍然没有记载？为什么？如果岳飞冤案全是秦桧干的，与高宗无关，为什么高宗在秦桧死后乾刚独断时，仍不愿为岳飞平反？难道他甘心情愿为秦桧背黑锅？
韩世忠对岳飞冤案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不妨往更早的史料中去追寻一番。
二、比赵碑早十八年的《韩世忠墓志》却是完全相反的记载
带着问题去观察史料，一个完全相反的记载出现了。那就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孙觌（1081—1169）写的《韩世忠墓志》（以下简称孙志）。志云：
“主上英武，所以驾馭诸将，虽隆名显号，极其尊荣，而干戈鈇钺，亦未尝有所私贷，故岳飞、范琼辈皆以跋扈赐死。惟公进而许国，杖一剑戡除大憝，为社稷之臣；退释兵柄，以功名富贵始終……泽流子孫，书勋竹帛，追配前哲，可谓贤也已!”
同样是给韩世忠书写的神道碑与墓志，却出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韩世忠：
赵碑的韩世忠，是与岳飞站在一起，与秦桧对立的韩世忠。
孙志的韩世忠，是与宋高宗站在一起，与岳飞对立的韩世忠。
到底哪个韩世忠才是真实的韩世忠？孙志明明白白的举出好坏两类武将：一是紧跟皇上的贤将韩世忠，另一类是被皇上处死的跋扈将军岳飛、范琼。
前一个墓志（孙志），是韩世忠刚死不久，其子彦直（1131—约1194）请大笔杆子孙觌写的。孙觌推辞了七年之久，在韩家不断催促之下才动笔。志云：
“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三。……彦直等以其年十月庚午，举公之柩，合祔於平江府吴县胥台乡灵岩山秦国夫人之墓。於是寺丞过余请铭。某曰：‘太师咸安王，中兴名将，盍奏乞本朝有名位、能文章名公卿大夫功德者为之辞，以诏后世?余方以罪斥，辞不敢。’距今七年，韩氏书谒无虚月，请益坚。会余蒙恩除罪籍，遂不辞，乃即平日所見闻，志其大者，而系以铭。”
试问与岳飞并列的范琼是什么人？
靖康时，金兵围攻开封，范琼率勤王兵一万人赶到开封救驾，被封为京城都廵检使。“屡与大金战，皆身先士卒，数破之，由是显名。”其后，开封失守，金虏走徽、钦二宗，立张邦昌为楚帝，范琼摇身一变，积极参与其事，擅杀抗金将领吴革。南宋高宗即位后，范参与平定群贼孙仲等，升任侍卫步军司统帅，这是三支中央军中的一支，居第三位。在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高宗退位时，“与傅书问往来。不肯进兵。张浚十一檄令会合勤王，琼终不进。”苗、刘兵变失败后，又要求释放参与兵变的主将左言。建炎三年七月，“以范琼跋扈无状，收下大理狱”，“赐死。”将英勇抗金的岳飞与反复无常的跋扈将军范琼归为一类，最清楚地表明韩家的立场，是与杀岳飞的高宗站在一起的。如果真有韩世忠为岳飞鸣冤之事，其子怎么会让墓志中写上相反的一笔，不怕担当不孝之名？这样做能使死者在地下安息吗？
三、“莫须有”故事细节辨析之一：韩世忠会为岳飞鸣冤吗？
这一问题，需分几个层次来分析：1、为岳飞鸣冤需付何等代价？2、韩世忠与岳飞的关系究竟如何？3、韩世忠与张俊、高宗、秦桧的关系如何？4、韩世忠的处境是否到了可以挺身而出的地步？
1、为岳飞鸣冤需付何等代价？
在岳飞被害时，凡为岳飞鸣冤的布衣、小官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判刑、整死。
例一：建州布衣刘允升上书，论死。
《宋史》卷365《岳飞传》：“建州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寃，下棘寺以死。”
《万姓统谱》卷59：“刘允升名阶，以字行。允升，建州布衣也，闻岳武穆被逮，诣阙上书讼其寃，秦桧大怒，下棘寺论死。”
例二：汾州进士智浃上书，决杖编管，在编管地被整死。
《宋史》卷200：“汾州进士智浃上书讼飞寃，决杖编管袁州。”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绍兴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庚戌，“和浃上书辩岳飞之冤，编管袁州。和(按当作知或智)浃字巨源，汾州人。知书通春秋《左氏传》，有识，性不喜阿随，好直言，岳飞以宾客待之，飞死，浃上书辩飞之冤，事下中书，秦桧怒送袁州编管，袁州官吏以浃取怒时相，全不少假，监系其严，浃不堪死。”。
例三：文林郎湯某上書論列，并受害。
元虞集《题岳飞墨迹》：“武宁汤盘，藏其先世文林君军中文书，岳武穆王绍兴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学生上书论备御之策，﨑岖兵间,以功致文林之命，观此牒，知文林倡忠义，击叛溃，保乡里，甚直而壮。……盘言：武穆之死,文林上书论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尝题其家之堂曰忠节。”这位有正义感的小官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至于地位极高的皇族为岳飞说话，亦没有好下场。
最典型的是判大宗正事赵士（1084-1153)，他是宋太宗后裔，允让的曾孙，高宗则是允让的玄孙，高宗尊称他为皇叔，在宋皇室中地位最高，又曾拥立高宗为帝，平定苗、刘兵变，使高宗得以复辟，对高宗是有大恩的。他接触过岳飞，深知其为人，决定“以百口保飞无他”，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上奏，风声传到台官耳中，弹劾他“有不轨心”，立即被免职，随后遣送建州居住（软禁），至死不能回杭州。其弟同知大宗正事士樽也受牵连，被免职。至此，宋高宗已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
2、韩世忠与岳飞的关系究竟如何？
韩世忠与岳飞并没有太密切的关系，南宋初各路家军都是在中央军全面崩溃之后，凭借个人的努力，在无数战斗中逐渐发展壮大以后形成的。主要的家军有刘（光世）家军、张（俊）家军、韩（世忠）家军、岳（飞）家军、吴（玠）家军等。各军只听从领头人的命令。各军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皇帝指挥他们协同作战，甚费周折。
绍兴十年（1140）闰六月十八日庚寅，王之道（1093—1169）《上皇帝书》:“……今日之兵，分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分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分隶杨沂中者则曰杨家军，分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自不能奉公，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轧于己也。”
在各家军中，论年龄岳飞最小，论资历岳飞最浅，他比刘、张、韩晚一辈。张比岳大18岁，刘、韩比岳大15岁。由于岳在战斗中屡建奇功，很快升迁到与张、韩平起平坐的地步，这使得张、韩很不快。为了改善与张、韩的关系，岳飞听从参谋薛弼（1088—1150）的建议，多次写信通好，但未见效果。后来，在绍兴五年（1135）平定杨幺之后，特地将最好的战利品送给他们，韩世忠领情了，改善了关系，而张俊依然如故。岳飞也不再低三下四，与张俊的矛盾加深了。对此，薛弼之侄薛季宣（1134—1173）有如下的记载：
“初，岳侯以列将拔起，时张俊、韩世忠等已皆建立功効，至大官，内不能平。伯父劝岳屈已下之，书凡三十七通，俱不之答。岳破幺贼，遣大将俘献楼船各一，卒徒战守之具毕备，韩始大说定交，而张忌之益甚。岳名日盛，幕中之轻脫者教岳勿苦降下，于是始隙。”
岳飞与韩世忠的关系好了，但他们各在自己的驻地，并不在一起共事，谈不上有多密切的关系，远没有达到结义兄弟生死与共的地步。这从以下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岳飞连韩家军大概有多少人都不清楚。直到绍兴十一年六月，去楚州查看军籍时，才惊讶地发现，韩家军才三万人，比岳家军少的多。如果关系非常密切，怎么连这一点最起码的信息都不了解呢？
《要录》卷140：绍兴十有一年夏四月癸未，“张俊、岳飞至楚州……飞视兵籍，始知韩世忠止有众三万，而在楚州十余年，金人不敢犯，犹有余力以侵山东，可谓奇特之士也。”
3、再比较一下，韩世忠与岳飞、张俊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韩、岳是一派，张俊与秦桧、高宗是另一派，前者主战，后者主和。这样的认识太简单化了。张俊与秦桧、高宗的关系好，是事实，但一般人不明白的是，韩与张的关系其实远比与岳的关系好。有一事为证。韩世忠的次子彦朴娶张俊的女儿，张俊的第五子子仁娶了韩的女儿，他们是双重儿女亲家。
周麟之（1118—1164）《张循王（俊）神道碑》：“四女：……次适直徽猷阁韩彦朴。”孙觌《韩世忠墓志铭》：“四男子：……彦朴，右奉议郎、直显谟阁。”
孙觌《韩世忠墓志铭》：“八女：……右承事郎、充秘阁修撰张子仁，其婿也。”周麟之《张循王（俊）神道碑》：“五男：……子仁，秘阁修撰。”
官员间的婚姻往往是政治联姻。儿女的婚姻都由父亲决定，没有韩与张的亲密关系，不会成为双重儿女亲家。而韩与岳则毫无婚姻关系。
以上可知，从关系密切程度上讲，韩世忠与张俊的关系远比与岳飞的关系密切，张俊紧跟高宗、秦桧的立场不可能对他没有一点影响。
4、韩世忠的处境是否到了可以挺身而出的地步？
从当时韩世忠面临的处境看。他正处于如履薄冰的状况。宋廷对岳飞痛下杀手，有杀鸡儆猴之意。谁最可能是“猴”呢？三大帅中，张俊最受朝廷信用，可能为猴的除了韩之外，别无他人。消除军阀割据的隐患，乃是宋初一开始就实行的家法，略有不同的是，北宋初主要对象是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和亲戚，所以采取的是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手段。南宋初面对的是各路家军，私家军队是军阀割据的基础，对付他们就不会那么手软了。
宋高宗对他们是又利用、又警惕，因为中央禁军已垮，不能不靠各路家军维持政权，当生存环境好转，朝廷就开始考虑收拾，首先向刘家军开刀，绍兴七年（1137）免去刘光世（1089—1142）军职，派文臣吕祉（1092—1137）取代，料部下不服，郦琼杀死吕祉，带5万多人叛变投敌。摆在东线的三路家军，一下子损失了三分之一。朝野震惊。高宗只好收手。
到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朝廷又开始考虑解决家军问题，这一次，换了高明的花招。四月，晉升三大将为枢密使、副使，使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地方到中央，实际上是剥离他们与部下的联系，同时将三个家军一分为二，分成六支，由资历稍浅的偏裨掌管，直属中央。四个月后就动手了。八月，罢免岳飞。九月，岳飞部将王俊告发岳飞爱将张宪，十月十三日逮捕张宪、岳飞入狱。二十八日，罢免韩世忠。这本身已是对韩的警示。十二月，岳飞被处死，同时严惩为岳飞鸣冤者。此时，韩如若站出来为岳飞说话，势必成为岳飞第二。因为各路家军成分非常复杂，既有抗金志士，也有见利忘义的小人。早在绍兴九年（1139）就有韩世忠的部将温济公然告韩的黑状。只是时机不到，温济卖主求荣没有成功。韩世忠要求处死他，朝廷也没有答应。只将温济贬斥了事。《宋史》卷29：绍兴九年九月丙申，“以威州防御使温济告韩世忠阴事，勒停，南剑州编管。世忠又奏欲杀之，诏移万安军。”朝廷此举，或许有预留一手的考虑。
现在形势大变，韩稍一不慎，再出一个温济式的小人，很难想象，那会是什么结果，韩岂能不考虑？他选择了“明哲保身”（赵碑），主动辞职，然后“杜門谢客，绝口不论兵……平时将佐部曲，皆莫见其面。”（孙志）不敢与部下见面，还不是因为怕有人诬告他与部下合谋叛变，成为岳飞第二？
四、 “莫须有”故事细节辨析之二：假定韩世忠会为岳飞说话，他该找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弄清制造岳飞冤案的主角究竟是谁？宋代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讲法治的朝代，它不像秦始皇想杀宰相李斯，自己下一道命令就办了，明朱元璋也是如此，下一道命令就将成千上万的大臣及其下属亲人杀了。宋代讲究法治，即使是有意整人，也得走法定的程序。像岳飞这样的大案，在宋代叫做诏狱。其程序是：
第一步，由皇帝下诏，组成特别法庭，御史中丞牵头，会同大理寺官员审判。
第二步，御史中丞上奏审判结果：罪行，证据，判决。
第三步，皇帝批示。
皇帝的批示是最后的裁决，一般是从轻发落，或同意，极少有加重发落的。从下诏到最后裁决，皇帝掌握着主动权，案子对与错，主要责任人应是皇帝。
具体到岳飞案，下诏并作最后裁决的是宋高宗，在幕后筹划的是秦桧，站在第一线审讯逼供的是万俟卨（1083—1157）。显而易见，制造这起冤案的首犯是宋高宗，主犯是秦桧。或以为宋高宗是傀儡，这是低估了宋高宗，如果是傀儡，只要画圈就可以了，但是当万俟卨呈上判决意见时，他作了如下更改：
对岳飞，由“决重杖处死”，改为“赐死”，让他死的稍微体面些，表示了一点皇恩，但本质上仍然是死。可是对岳飞之子岳云，却无限的加重，由“徒三年”改为“斩”。
显然他深怕三年后岳云活着出来，万一率领岳家军与他作对，事情就难收拾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痛下杀手。这一更改说明他不是傀儡，他在充分运用最终裁决权。再说，事过十几年，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宋高宗在其临死前下诏，让秦桧祖孙三人同时致仕，并清除秦党，起用被秦桧排斥的官员，将权力全部收到自己手中，如果他真是傀儡、如果冤案完全是秦桧办的，此时岂不是给岳飞平反、表自己清白的绝佳机会？然而他没有作，直到绍兴三十二年退位，依然没有作，这不是清楚的表明冤案是他们共同制造的吗？区别只是站的位置不同，他在前台下圣旨，秦桧在幕后出点子。
如果韩世忠真要为岳飞说话，就得找高宗，虽然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历史上也有稍见效果的事例。宋神宗听说赵世居长得像赵匡胤，可能会影响它的皇位，于是制造了一起冤狱，说世居企图谋反，赐死，理由是与其有交往的几个人，有谋反的意图，罪证则是随意拼凑的。其中一人李士宁，罪状两条：一是送给世居一把雕有龙纹的宝刀，二是赠世居母一首诗。前者纯属牵强附会。后者最终查明，诗是从《宋仁宗御集》中抄来的。李士宁是王安石的座上客，王对他的为人很了解，便与神宗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最终神宗因为要依靠王安石搞改革，不得不让步，李士宁由“当诛”改判为流放。
韓世忠身为枢密使，官位仅次于宰相，真要为岳飞说话，是有机会的。按宋朝决策层的议事规则，有关政务事，皇帝与宰相、参知政事商讨，军事则与枢密使、副商议，商议毕，大臣有事可以单独留下，与皇帝谈，称之为留身奏事。由于是两人之间的交换意见，即使皇帝不爱听，不接受，后果也不至于太严重，更不会下狱。但韩世忠没有这样作，他怕引火烧身，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后，他一看形势不妙，接连上奏辞职，于二十八日归家。此后，自称清凉居士，优游林下，为了避免岳飞的下场，他不与旧部见面，不问世事。
墓志：“公受命已，杜門谢客，絶口不论兵。时跨一驴，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操酒壺，为西湖山水之游，解衣藉草，命酒独酌，兴尽而返。平时将佐部曲，皆莫见其面。”在杭州游览之时，还留下了题名：“绍兴十二年（1142），清凉居士韩世忠因过灵隐，登览形胜，得旧基，建新亭，榜名‘翠微’，以为游息之所，待好事者。三月五日立，男彦直书。”事在其辞职后数月。可与墓志互证。
辞职以后是否还可以为岳飞说话呢？那只有上书了，这可是比留身奏事危险得多的选择，韩世忠没有那么傻。从史料看，韩并没有上奏。
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的最后几天，竟然出现了这样一幕：秦、韩两家喜事连连，岳飞一家倒了大霉。真个是两家欢喜一家愁。
《要录》卷143：绍兴十有一年（1141)十有二月戊子（二十四日），“直祕阁、新知温州秦梓试祕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梓、桧皆引嫌辞，上不许。右承务郎韩彦质、彦朴并直祕阁。二人皆世忠子也。”二十九日，岳飞父子被处死。全家被流放。
秦桧之兄秦梓（？—1146）刚任命知温州，还没有到任，就升至中央当官。韓彥質、彦朴是韩彦直之弟，是年韩彦直才12岁，其弟不过十岁或不足十岁。对比一下，北宋时杨业为国捐躯，宋太宗恩赐其子官，其中最小的两个儿子因为不足十五岁，按惯例都没有赐官。现在韩世忠尚健在，并没有为国捐躯，两个幼小的孩童却得到分外优厚的待遇，而且与岳家的悲惨命运几乎同时出现，如果韩世忠在岳案的立场上，不与高宗、秦桧保持一致，能有此等好事吗？
五、 “莫须有”故事细节辨析之三：韩世忠如果质问秦桧，秦桧会回答“莫须有”吗？
前面已经说过，从法制的程序上，审判之事不由他结案，最后批示则在皇帝手里，此事找他没有道理，他完全可以不管。考辨至此，本来可以画句号了，不过，为了说的更透彻一点，不妨再推论一下，假如韩世忠敢于质问，秦桧会不会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按：其第一句话有点答非所问，岳飞的罪状主要是：指斥乘舆、抗拒诏命。至于岳云与张宪书，乃是用来定张宪与岳云之罪的。秦桧怎么会避开岳飞之罪，去谈岳云与张宪书呢？
《要录》卷143：绍兴十有一年十有二月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飞以众证坐尝自言已与太祖俱以三十岁除节度使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敌犯淮西前后亲受札十三次，不即策应，为拥兵逗留，当斩。阆州观察使、御前前军统制、权副都统张宪坐收飞、云书，谋以襄阳叛，当绞。”
王明清曾看过这案卷，他在《挥麈录余话》卷2中说：
“明清入朝，始得诏狱全案观之，岳侯之坐死，迺以尝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以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师者凡十三次，以为抗拒诏命，初不究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之义。又云：岳云与张宪书，通谋为乱，所供虽尝移缄，既不曽达，继复焚如，亦不知其词云何，且与元首状了无干涉，锻炼虽极，而不得实情，的见诬罔，孰所为据，而遽皆处极典。”
秦桧的第二句话“莫须有”，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他说话非常果断，决不会吞吞吐吐地说句模棱两可的话。其子秦熺写的相关史论，代表了他的思想。
“史臣秦熺等曰：……十一年果竭众以犯淮西，必欲以全取胜，时遣三大将领兵进击，而岳飞阴有异谋，迁延顾望，拒命不进，……岳飞拥重兵据上流者累年,稔成罪衅,日图反叛,至是皆暴章首告继踵，逮核实于天狱,悉得其情,逆状显著,审谳无异,飞与子云及其党张宪皆赐死。”这里的用词：“核实”、“悉得”、“显著”、“无异”。无不斩钉截铁，不留余地。
如果韩世忠真的质问过秦桧，并且当场勃然大怒，秦桧会就此善罢甘休吗？不可能。这里举两个秦桧亲信的例子即可证明。
其一是何铸（1088—1152），他在任御史中丞时，秉承秦桧的旨意弹劾岳飞，免去岳的枢密副使之职，十月高宗命他主审岳飞案。此人还是有点良心的，审了一个多月，发现构不成重罪，一直拖着，不愿按照高宗、秦桧的意图结案。此时，高宗、秦桧感到为难，免他的官找不到借口，于是想出一招，提拔他为签书枢密院事，让他出使金国，处理和议事，腾出御史中丞的位置，让更中意的亲信万俟卨担任，这样审判权就转移到万俟卨身上。
果然，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万俟卨搞定了这一冤案。第二年，万俟卨以何铸“党恶”为由进行弹劾，何铸仅仅当了八个月的执政官，便下台了。万俟卨因此晉升为参知政事，继续充当秦桧整人的打手。有一次，万俟卨出使金国，返回后，秦桧让他将金人赞美自己的话转达给高宗，万俟卨一看是秦桧自己编的，大概觉得太肉麻了，没有照办，秦桧立马指使御史中丞李文会弹劾，免去其职。这条乏走狗只当了一年半执政官，就回了家。
这两个亲信一直为秦桧效劳，从来没有与主子发生过正面冲突，仅仅因为稍微跟得不紧，马上摘掉乌纱帽。要是韩世忠真的敢质问秦桧，还敢勃然大怒，那恐怕天大的祸患就会降临头顶。然而，在岳案期间及以后出现过什么灾祸吗？没有，完全没有。有的只是韩世忠的两个幼儿与秦桧之兄一起升官的美事，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反证吗？
这里再举一个韩世忠非常敬畏秦桧的例子。《东南纪闻》卷1第10条：“汪勃（1088—1171），歙人也。仕州县，年踰六十，犹未调，官满趋朝，试干秦桧，求一近阙，秦问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举者几人？曰：三人耳。于是遣人导之往谒张、韩，时二公皆以前执政奉朝请，闻有秦命，倒屣出迎，执礼甚至，勃得改秩，秦后擢寘台省。”
《挥麈后录》卷11：“绍兴壬戌，罢三大帅兵柄，时韩王世忠爲枢密使，语马帅解潜曰：虽云讲和，敌性难测，不若姑留大军之半于江之北，观其衅。公其爲我草奏，以陈此事。解用其指为札子，韩上之，已而付出，秦会之语韩云：何不素告我而遽为是邪？韩觉秦词色稍异，仓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识字，此乃解潜为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贬潜单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竟死岭外。”按：此条记载不完全准确，但说明在人们心目中，韩世忠是惧怕秦桧的。
为什么会如此敬畏、惧怕？朱熹说得好：“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髙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疎，髙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
直到临死，韩世忠仍对秦桧有恐惧之心，他知道，自己一死，按惯例，皇帝要到家里临奠，他留下遗嘱，一定要恳辞。果然，不出他所料，秦桧派人威胁韩家，必须恳辞。韩家怕有后患，照办了。
赵雄《韩碑》：“属纩之际，神爽益清，冠佩脩然，合掌而逝。有诏择日临奠，桧遣中书吏韩城以危语胁诸孤，令必辞，诸孤亦缘王遗意，不敢屈勤君父，上表恳免至再，太上黾勉从之。”
此表，是以韩世忠妻子名义上的。《宋会要》礼四一之二三：“绍兴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故太师、通义郡王韩世忠妻魏国夫人茆氏(壮)[状]：‘亡夫世忠身薨，恭闻车驾将欲临奠，经由道路窄隘，不敢仰勤清跸临幸，乞赐寝免。’诏依所乞。”
这就不难理解，韩世忠死后，为什么还要在墓志中对岳飞案表态，明确与高宗立场保持一致。
六、是谁编造了莫须有的故事？
凡作伪者都是为了得到好处，因此故事的编造者必定是得益者。此举的得益者有：
韩世忠家属：韩世忠在当时没有站出来为岳飞说话，怕殃及自己和全家，这是可以理解的。韩世忠死后，其子请孙覿撰墓志，竟然赞美高宗英明，处死跋扈的岳飞，当时，大概觉得这是多数官员共同的看法，他们一家因为立场站在高宗一边而得到好处。但是，当孝宗为岳飞平反之后，韩家就尴尬了。韩、岳都是抗金英雄，韩怎么能这样对待岳飞呢?这太有损韩的形象了。现在编出这么一个故事，一举两得，一方面，韩的形象全变了，另一方面，害岳飞的的责任全归到秦桧头上，他们得以平息孙覿撰墓志的影响，树立韩世忠抗金英雄的正面形象。从与岳飞对立转变为站在岳飞一边共同对付奸臣秦桧。韩世忠的后代也会因此而沾光。为此，家属不惜以重金酬谢撰者与书写人。墓碑的素材历来都是死者家属提供的，他们应是故事的编造者。此碑一出，将孙志谴责岳飞跋扈之说掩盖掉了，只有岳飞的孙子岳珂还记住这笔账，在《金陀粹编》卷23专门批判其孙志跋扈之说，为祖辨诬。
宋孝宗有雄心大志，想恢复中原，因此为岳飞平反，以鼓舞士气，但这样一来，太上皇宋高宗面子就过不去了，孝宗虽非高宗所生，但毕竟是高宗立他为太子而后继位的，与亲父无异，按儒家的传统，理应为尊长避讳，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现在莫须有的故事一出，将冤狱的责任全部推给秦桧，这个问题就全办妥了。秦桧本来就是个大奸臣，害人无数，将全部罪过堆到他头上，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孝宗看过赵雄碑文非常满意，特意下诏命周必大书写，周推辞，孝宗再下诏，周不得不接受，下足了功夫，到八月交卷，二十三日奉圣旨交给韩家，韩世忠子彦古上劄子，奉送润笔费“二百金器”，周必大上奏推辞，孝宗“御笔批依例收受，不须恳免。”孝宗对此小事如此上心，一再下旨，不难看出他兴奋之情已难以言表，他是故事的得益者。不过，依他的身份当然不至于下圣旨造假，但他的心事一定会在赵雄面前有所表示，让他去细细体会。
赵雄得益甚大，他在奉孝宗之命，撰成此文后，好事不断。同年七月，即跳过两个台阶，由礼部尚书直接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四年十一月升同知枢密院事。五年六月又升参知政事，十月晉升为右丞相。他应当参与了故事的编造。故事中用了宋人俗语“莫须有”，显得更像是真的对话，显然是精心策划的结果。
七、结语
韩世忠质问秦桧，秦桧回答莫须有的故事，完全是杜撰的，编造者就是韩世忠的儿子彦古和碑文的作者赵雄。
韩世忠与岳飞都是抗金英雄，他们在抗金上是一致的，两人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但不算太密切。韩世忠与张俊则是双重的儿女亲家，关系密切。韩、张与高宗的关系都相当好，岳飞则比较疏远。张俊与岳飞的关系不好，最后对岳飞落井下石。秦桧与宋高宗在与金议和与收兵权上完全一致。宋高宗的目的是消除内忧外患，稳坐宝座。秦桧则是通过掌握台谏势力，为高宗消除忧患，排除异己，操控朝野，实现权相梦。他们通过制造岳飞冤案，为实现各自的目标扫清障碍。
岳飞被害，抗金派受压，韩世忠为明哲保身，在岳飞案上与朝廷保持一致，所以在最早的墓志中写下了赞美高宗处死岳飞之词。
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撕毁和议，南下伐宋，抗金派重新抬头。但岳飞冤案的副作用非常严重，不仅岳家军军心涣散，举国将士均受影响，将军也不敢尽全力，因为立功升官，难免遭忌，落得岳飞的下场。金的南侵，因金国内乱而暂时告一段落，但谁能担保不会再来呢？岳飞冤案不平反，谁为朝廷出力呢？高宗自己作了亏心事，又死要面子，不愿承认与纠正，于是将宝座传给孝宗，自己作一个逍遥自然的太上皇。
孝宗有恢复中原的雄心，他需要岳飞那样的抗金英雄，因而积极为岳飞平反，然而平反以后，高宗的面子需要寻找合理的办法照顾。而岳飞的平反，使韩家非常难堪，因而乘着为韩世忠作新碑之机，韩彦古与赵雄合作编造了莫须有的故事，既使韩世忠保持完美的形象，也让高宗盖住了颜面。
莫须有的故事编成，社会影响极大。碑竖在韩世忠墓前，而碑额乃宋孝宗亲笔题写。碑文的作者与书写人都是先后当上宰相的名人，此碑所记自然被看作最真实的信史。于是“莫须有”的故事被许多史书所采用，最后写入了《宋史》。
此碑文为所有涉及高宗与秦桧共同干的坏事定了调：那都是秦桧干的，与高宗无关。以后许多著作多依此执行。事实可以改编，只要编得高明，有权威撑腰，就会变成信史。有这个榜样摆着，于是新的故事一个一个地被好事之徒编造出来。
如在岳飞墓前应该跪的是高宗和秦桧，却成了秦桧与王氏。智商不高的王氏被升格成比秦桧还阴险的狐狸，高宗与秦桧密谋转换成秦桧与王氏，密谋的地点由西窗变为东窗，最后，经过上百年的加工，一个完整版的“东窗事犯”的故事终于出笼，并且流行开来，成为新的掌故。历时三个月的诏狱，公开下的诏书：赐岳飞死，却变成秦桧一个纸条付狱吏处死。历史就这样被改写，人们依据这样的“信史”，去评头品足，去抒发感情，去编写符合时人胃口的新史，后人就这样被愚弄着。
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假货太多了。尤其在社稷鼎革期，政治斗争残酷复杂，冤假错案扑簌迷离。史学工作者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有广阔的视野、敏锐的目光，洞察史料的诡异，运用严谨科学的方法，追寻历史的真相。
作者简介：李裕民, 男, 浙江桐乡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本文原刊于《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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