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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从书籍形式和知识制作的角度切入，以《皇明通纪》、《皇明英烈传》为中心，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史上历史演义的生成变化及其文化意涵，并进一步就相关书籍通过多种手段进行阅读协助的行为进行研究，探寻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的“再制”所发挥的作用在民众“国朝意识”的形成中的体现。在此基础上，作者也就书籍史视野的空间扩展与问题的提出进行了展望与分析，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问题的深度。
摘要：由书籍形式与知识制作的角度切入，本文以广泛流行于晚明，陈建(1497-1567)编写的国朝通史《皇明通纪》，以及作者不详讲述明代开国事迹的《皇明英烈传》为中心，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史上历史演义的生成变化及其文化意涵，并进一步分析《英烈传》这类书籍如何透过图文合作、符号运用、排版方式等设计，整理、简化知识讯息以协助阅读，如此同时满足读者“认识”我朝历史“知”的欲望以及对于英雄崛起、布衣发迹故事的喜好，于“再制”知识以利书籍行销传播的过程中，形成某种“国朝意识”。
前言
书籍史研究自上世纪后期从法国史学界开始发展以来，影响广泛。相对于传统思想史、文学史、古典学研究以作者及经典内容为关注重点，书籍史将视角转至书籍的生成、制作、流通与传播。在费夫贺为《书籍的出现》一书所撰的写作计画大纲中，他以“书籍商品”和“书籍酵素”的概念架构书中的两大部分：“书籍商品”考察书籍生产的技术层面和经济活动；“书籍酵素”则特别注重探查书籍作为“思想的辅助器”、“思想的工具”，其文化作用与影响。其中后者对于阅读史、心态史、文学文化生产、公共论域、文化资本等议题的研究影响尤深，发展至今结合副文本、图像分析、符号学、书籍形态学、书目学、文学批评理论，在欧美学界已累积相当研究成果。
中国自西汉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作《七略》以来，版本目录、文献学传统深厚；日文学界长久以来重视汉籍版本考察，从中脱化开展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要论迭出。在前述基础之上，学者们兼採、结合东西方研究视野，开始考察中国（特别是自宋代以降）古籍的社会和文化面向：包括书籍作为商品、讯息媒介、实用指南、娱乐性文本、艺术品，在思想形塑、知识传播、社会生活、文学表述、政治论域等方面如何发生作用。如同法国书籍史研究由史学界开始，继而与文学领域结合，汉学研究这点走向大致相同，目前着力较多的领域包括宋至清代书籍的刊刻、出版与流通，书籍出版与地域认同或跨地域集体意识之形成，明清时期知识型态的重组变化，传媒形式如何改变社会政治与帝国运作的权力结构；文学研究者则着重探究通俗文学的阅读群体，小说戏曲精刻本所展现的美学意涵，以及文本拼贴、不同正副文本关系隐含的多样阅读可能性。
书籍史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相互资益的方式多样，开展空间仍大。由书籍形式与知识制作的角度切入，本文将以广泛流行于晚明，广东士人陈建（1497-1567）编写的国朝通史《皇明通纪》，以及作者不详讲述明代开国事蹟的《皇明英烈传》(以下简称《英烈传》)为中心，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史上历史演义的生成变化以及文化意涵，并进一步分析《英烈传》这类书籍如何透过图文合作、符号运用、排版方式等设计，整理、简化知识讯息并协助阅读，如此同时满足读者“认识”我朝历史“知”的欲望以及对于英雄崛起、布衣发迹故事的喜好，于“再制”知识以利书籍行销传播的过程中，形成某种“国朝意识”。
过去对于《英烈传》的研究，多聚集在其作者、版本、取材来源以及艺术性的评价。早期学者或依循近乎现代“小说”的标准，批评其过度拘泥史实，缺乏文学创意。但近年日本学者透过扎实的版本考察和文献比对，已经确立了《英烈传》在明代历史演义中特殊的重要性。川浩二便指出，郭勋（1484?-1542）于嘉靖年间编写《英烈传》，与当时因“大礼议”而起，连带牵动国朝祀典、开国功臣祭礼的政治因素有关。而嘉靖本《英烈传》今虽不存，其于万历年间经南京、建阳书坊吸纳《皇明通纪》内容重制刊刻，对于形塑晚明所认识的开国英雄，影响颇大。明末至清代，《英烈传》一再由不同书坊改版刊刻，同时与大量晚明其他通俗历史演义传播至日本，改题为《元明军谈》，依然畅销。如此看来，过去纯然以艺术成就为标准，或者以书坊射利，拼贴抄袭看待此作的研究取径，似乎并未能把握到这类书籍在当时文化环境中产生的意义？倘若我们同意“新读者成就新文本，而其意义乃是新文本形式作用的结果，那么针对《英烈传》，也许更需要我们探问的是：如何解释这类书籍的流行？当时的读者在这类的书籍中，读到了什么？明代中期以来历史演义书籍的兴起，究竟是为了回应什么样的读者需求？理解这些需求，以及书籍形式本身暗示的阅读方式，又如何可能深化我们对当时文化情境与文学用途的理解？
本文分三节探讨上列问题。由于《英烈传》版本众多，与《皇明通纪》关系密切，本文于第一节先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说明《英烈传》的版本系统、本文讨论所依据的主要版本，及其引用、改写《皇明通纪》材料的方式。第二节重新思考明代历史演义模彷通鉴类史书，此类做法标榜的知识摄取模式及其文化意义。第三节中，有见于近年来历史、小说学者利用书籍史和版本学方法，分别对《皇明通纪》和《英烈传》二书提出重要观察与重新评价，可惜彼此对话不多，笔者将融贯双方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此二书如何交互影响，共同带动晚明“阅读国史”的风潮，“国朝意识”的建构。
《皇明通纪》、《英烈传》文本关系概述
陈学霖讨论明代朱元璋形象建构时已指出，除了历朝皇帝造神的传统，环绕太祖的神异传说与朱棣合法化其政权的作为，关系密不可分。后者为掩饰篡位之实，透过《实录》特别美化、神化太祖，以制造其乃承先父开国伟绩继统的形象。这些记述之后逐渐流出宫中传播于世，不仅为私家撰著之国史所採用，亦复进入《英烈传》等小说中。近期，戴彼得从出版文化的角度切入，也注意到《皇明通纪》与《英烈传》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并对晚明出版文化促成“国史”编写丶传播脱离中央掌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刺激对国史之议论的现象，做了细致的阐说。此二书皆初刊于嘉靖年间，之后在原本的基础上不断被重编翻刻，版本众多。钱茂伟梳理了《皇明通纪》的版本演变，并论述其历史叙事学价值。戴彼得以“品牌”或“撰史体裁”描述《皇明通纪》各本内容虽不尽相同，却承袭同样编纂理念，使读者易于把握其内容梗概和写作方向的现象。
另方面，《英烈传》在晚明流行的程度，就其复杂而众多的版本关系中，可见一二。目前学界一般同意，郭勋（1475-1542）于嘉靖年间曾刊刻《英烈传》，郑晓《今言》记载称之为《国朝英烈记》，今不存。学者考察，现存万历以降刊刻的《英烈传》，往往提到一“旧本英烈传”或“原本英烈传”，所指可能便是郭勋所刊者，抑或与之相当接近的版本。万历时期刊刻的《英烈传》应是取用原本、旧本再加以重整改造，与郭勋嘉靖年间之作，有一定的距离，不应混淆。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将现存《英烈传》版本分为三个主要系统：（一）以余君召三台馆《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6卷）和杨明峯刊本《新镌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8卷60则）为代表的系统。此二本(以下分别简称三台馆本和杨明峯本)的文字内容相同，但版式、图像不同，大塚秀高推断应是依据同样的祖本，分别针对南京、福建市场改版新编；其中三台馆本虽未标示刊年，但据此本明显自我标榜征引《皇明通纪》的作法，且经仔细比对书籍形式及内容，当最接近嘉靖“旧本”《英烈传》，也是本文讨论的主要依据。（二）《全像演义皇明英烈志传》4卷，第四卷不全，推估约共112则。（三）《云合奇踪》，或20卷80则，或10卷80回，万历44年序刊。此为清代以降最为流行的版本，相较于前两个系统“几乎用史料编缀成内容”，透露出近似“编史”的态度，此一系统的叙事明显大幅发挥延展，神异元素大增，正如书名所标榜尚“奇”。
现存最接近嘉靖旧本的三台馆本《英烈传》，每卷首页皆标明“按皇明通纪演义”，内文中多处以长方匡线特别标示征引《皇明通纪》、《皇明启运录》、《旧本英烈传》、《原本英烈传》、《今献彙言》、《西樵野记》、《圣政记》、《遵闻录》等书，当中以《皇明通纪》(包括《皇明启运录》)最多。大塚秀高推论，三台馆本很可能是在原本、旧本的基础上，取当时新近刊行如上列《皇明通纪》等史书，加以校正改写而成。川浩二进一步比对三台本《英烈传》与《皇明通纪》的叙事，结论此本整体叙事轴线大体依循《皇明通纪》洪武朝部分，虽然为了增添功臣人物的活跃性，不无脱逸史实之处，但相当程度上取材确实来自《皇明通纪》以及类似性质的书籍。除了上列诸书，三台馆本《英烈传》中记述鄱阳湖大战，郭英射死陈友谅 (1320-1363)的叙事和对话，应是取自弘治朝黄金(生卒年不详)所编撰的《皇明开国功臣录》，而此书亦名列《皇明通纪》正文前的〈採据书目〉中。
由此可见，三台馆本《英烈传》之作无论在编写内容或行销概念上，多有取资于《皇明通纪》之处。两书参考的资料来源性质相近或重叠，但编写实际操作方式不同。如《皇明开国功臣录》记载陈友谅中矢死事：
上亲征伪汉陈友谅，大战鄱阳湖，相持连昼夜。英时金疮未瘳，力疾乘海船鏖战，败贼于禁江口，烧没伪寇蒋知院船。已而友亮中流矢死，有言英之功者。上问之，英曰：“天威神算，臣何力焉？”
川浩二推测，既然陈建将《皇明开国功臣录》列于〈采据书目〉中，应当知悉此段记述，但于《皇明通纪》仅录陈友谅“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未言发箭者为谁，可能是因爲陈建虽人在广东，但对于当时郭勋在朝的争议性作为，多少已有所知；且究竟大战混乱中射死陈友谅者究竟为谁，史料记载不同，多有异说，故慎重起见，下笔节制。相对地，三台馆本《英烈传》则铺陈人物行动、感受之细节，描述郭英和康茂才 （1313-1370）拦截乘船逃离的陈友谅，一旁张定边救主，“忙弯弓箭射中郭英左臂，郭英忍痛拔箭，血透素袍，亦用箭射之，正中陈友谅，贯眼及颅而死。”《皇明开国功臣录》中“金疮未瘳，力疾乘海船鏖战”一句，在小说中转为强化感受性(忍痛拔箭)和视觉性(血透素袍)的叙述；“有言英之功者”如此记述保留的冷静、模稜，在小说中被全然聚焦于郭英危急中作为的紧张急迫取代、确认。《皇明通纪》与三台馆本《英烈传》二书关系之近与叙事性质之异，由此可见一斑。
川浩二并洞见指出，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二书间具有一种相互补充的机能。史书为小说补充“史实”，小说亦可作为史书的参照资料之一。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皇明通纪》大量被重新编排、增补的版本系统中，《新锲李卓吾先生增补批点正续合併通纪宗统》一系在反黑“正”字符号下，排放《皇明通纪》原文，在反黑“续”字符号下，补入摘自《英烈传》的文字。（图1）如此原来《皇明通纪》是《英烈传》的史料来源，此本中《英烈传》又成了《皇明通纪》的续补。在这自嘉靖以来，以《皇明通纪》为代表所带动的刊刻、编写、阅读国史的风潮中，此二书如同两大讲述国史的姐妹品牌：史书更为近实，讯息丰富；小说提供以人物、事件为中心，更容易引人进入历史情境的叙事，合作回应读者的不同需求。
（图1）
面对史书与小说互补、互塑甚至交缠的关係，尝试划分二者恐怕徒劳。笔者认为，这些历史演义的大量繁衍刊刻，固然有书坊牟利的商业面向在，但销售量加，蔚然成风，无论是成功创造抑或敏锐回应了读者需求，都代表此一现象背后连结着一股新兴的阅读习惯与知识态度。上述《皇明通纪》与《英烈传》关系的考察，更应该带出的问题是：两书各自衍生又相互影响的生态，如何共同构成一个有别于以往的知识场域？当中书籍提供的知识型态为何？读者如何从中形成某种对于国朝历史的认识？
“通鉴”图书与历史演义
我们不妨从嘉靖以来“通鉴类”图书的勃兴切入，先思考当时出版环境中，史籍与演义分枝共生的现象。众所周知，朱熹（1130-1200）编纂《资治通鉴纲目》，由于其标举纲目，以简驭繁的作法，极有助于面对卷帙浩繁通史之作的读者，把握叙事要点与历史要义。加上其理学宗师的地位，此书体例广为后世学者沿用，成为重要的史书写作范式。〈《皇明通纪》凡例〉便明言其精神乃“彷《资治通鉴》而作，凡群书所载，必有资于治者，方采录之。细故繁文，无资于治者，弗录”，而其体例“纪事多首擧其纲，后乃详其事目。联书之，彷张光啓〔笔者按：永乐间进士，生卒年不详〕《通鉴续编》例也，不敢显拟朱子也”。虽谦称“不敢显拟朱子”，言下实不无暗中追步之意。书籍市场上，明代立理学为官学，利禄所趋，各种化繁为简、标示重点，有助于知古论今、准备科考的“通鉴类”书籍，随着明中后期出版业的发达，大量刊刻。学者研究明代建阳书坊的小说刊刻已指出，许多书坊主往往同时刊行通鉴类图书与通俗历史演义：例如嘉靖三十一、三十二年分别刊刻了《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以下简称《大宋英烈传》)和《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的杨氏两清堂(兼指杨氏家族连锁书坊清江、清白堂)，在正德和嘉靖前期，便已经刊刻了商辂等所撰《续资治通鉴纲目》(27卷)及《续编资治宋元纲目大全》(27卷)、朱熹《新刊资治通鉴纲目大全》(59卷)等书。就知识原料而言，后者的编写往往便自前者取材，方便二次利用。就产品路线而言，通鉴类图书与通俗历史演义带有高下进阶关系，前者针对阅读能力较高的读者，往往标榜有助科考；后者则调整编年体图书内容全面但零碎，一般读者难以消化的问题，从中拣择拉出清晰的事件发展脉络，同时部分袭用宋代以来讲史平话的内容，再制出以人物、事件为主轴，较为生动引人的叙事。
书籍形式上，“仿史”正是这些历史演义的卖点。嘉靖年间刊刻的早期历史演义小说，多不以“回”分章，而是以“节”、“节目”区隔叙事段落。以前文提及的《大宋英烈传》为例，此书正文起首标示“起建康元年丙午岁，止建炎元年丁未岁，首尾凡一年事实”，次行注明“按宋史本传节目”，接着便是综述夏商周三代至五代历史纲要，以协助读者进入南宋中兴故事的诗歌一首，如此先行编年、次注明演义叙事所据史书、再以一篇“古风”类韵文做历史回顾，前情提要并预告正文要点的“前置”表述形式，大体成为较早期通俗历史演义书籍的定式。（图2）《大宋英烈传》是熊大木(1506?-1578?)与书林清白堂合作成功的第一部畅销书。它标志着宋、元讲史平话之后，嘉靖期间书坊作家在《三国》故事之外，借力于“通鉴类”书籍，找到了编写历史演义的新题材、新模式。些通俗演义，几乎都标榜其史书依据(“宋史本传”、“唐书实史”、《春秋左传》等)，完整书名中亦常见特别表出“按鉴”演义、志传者。“通鉴”史书中的纲目，经小说编作者取用调整，则往往便成了通俗演义中，作为段落标题的“节目”。三台馆本与杨明峯本英烈传亦是如此：正文首页标示“起元顺帝至正元年辛巳岁至元顺帝至正五年乙酉岁，首尾凡五年事实”，注明“按《皇明通纪》演义”，接着“词曰”以一首七言诗歌勾勒全书大纲。（图3）稍有不同的是三台馆本《英烈传》先列出了“目录凡五段”，也就是小说前五节的“节目”，更仔细协助读者明暸即将展开的叙事，在元顺帝至正五年期间，主题、要事为何。
（图2）
（图3）
小说编作者如何剪裁制作各部历史演义，需要个案考察。就《大宋英烈传》和《英烈传》而言，过去文学研究者如陈大康批评熊大木编写《大宋英烈传》引用奏章、题记、檄文、信件、历史人物所作诗词比例过高，“呆板生硬”，“硬性镶嵌”；赵景深批评“《英烈传》写得很坏，事实多而描写少……其病就在于受了正史的束缚”；反过来看，正说明了这类书籍倾向保留素材“原味”，使读者感受其“近于史书”的特质。而其编作者撰写的序文、叙事体例的设计，一再凸显其与“通鉴史书”的亲近性，以此行销，且广受欢迎，复可见这些历史演义所回应的，是读者对于各朝开国史事、朝代兴衰的兴趣和“知的欲望”。这并不表示读者对于叙事的流畅度，引人入胜的技巧全不在意，而是相对而言，文学感发人心，带领受众身历其境的作用，当时读者可能更习于从听戏、听书等表演活动中，得到这方面的满足；而书籍中透过纸张和印刷文字、图像“演史”，此一媒介特色，更在于能够捕捉、具象化在“听”史过程中有声无字的人名、地名，一溜而过的知识讯息，以及因为沉浸在情绪感染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事件全局。这便解释了为何这些历史演义书籍并不特别着意于艺术性的文字经营。书坊营利，畅销商品需要把握时机出版，无暇经营文字深化内容，固然是原因之一。然而就小说史发展进程来看，从“按鉴演义”到白话叙事美学，本需要长时间的实验、练习以致精熟；大约到十六世纪末叶及十七世纪，成熟的长篇白话小说方陆续出现。而嘉靖、万历时期这些历史演义所致力的是提供一种可与“通鉴类”史书关联类比，但语言、叙事、形制更为平浅亲切的书籍。书中各类插图，将人名、地名、朝代、征引书籍等专有名词反白、加圈、框线，正文前提供帝王世系、历史人物表——种种协助读者阅读的作法，才是这类书籍吸引读者的特色及作用之所在。而那些稍嫌生硬插入的奏章、檄文、诗词，对读者而言可能也是难得能接触历史“原料”的机会。无论读者是否逐字细读这些“原文”，将之包覆在白话讲史叙事中，无疑能造成一种更为“近实”，更接近知识出处的效果。
以三台馆本《英烈传》为例，此书于序文和正文之间，设计了“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首录”，罗列书中出现的重要人物。起首当然是“太祖高皇帝”，书中以约一面的篇幅，简介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生于何时、何地，何年初次起兵，进兵统一天下的征战路线(“将兵渡江取太平、集庆、江州、南昌、武昌、两淮、两浙”)，即位、驾崩于何时，徽号、庙号为何。次列“功臣封爵位次元功十二人”：魏国公徐达(1332-1385)、开平王常遇春(1330-1369)、韩国公李善长 (1314-1390)、刘基(1311-1375)(因辞爵封诚意伯)、曹国公李文忠(1339-1384)、卫国公邓愈(1337-1377)、信国公汤和(1326-1395)、黔国公沐英(1345-1392)、保国功冯胜(1330?-1395)、武定侯郭英、颖国公傅友德(?-1394)、德庆侯廖永忠(1323-1375)，并说明“以上功臣十二人，太祖名为十二英”；每位功臣名下皆简要叙述其出身、与太祖遇合因由及其重要功勳。接着列出“列侯五十二人”人名和爵位，以下再分类罗列“守御郡邑及阵亡、出使死节忠义文武功臣追封列爵共七十五人”、“廷佐辅文武功臣自列侯而下者共二十八人”。（图4）
（图4）
这些列表暨人物要述，一方面具有“人物简介”的功能，向读者预告此书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依序为哪些人，辅助阅读；另方面，人名与爵位并列，简介中一一注明各功臣是否进入“肖像功臣祠”、“配享太庙”，次分类中注明哪些功臣“塑像于豫章忠节庙”，哪些“追封于康即山忠节庙”，如此这份正文前的“首录”，形式上宛如一份“纸上忠烈祠”，数页篇幅便将由“太祖”领军的一百六十七位英烈据功勳、事蹟、辅佐性质依序排列。刊刻于崇祯元年，以三台馆本为底本进一步精緻化、抬高书籍档次的《玉茗堂批点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除了保留这份正文前的“首录”，更在每卷首页，以更近于碑版的样式，上栏以大字呈现功臣爵位，如“魏国公徐”、“郑国公常”，下栏三到四行的空间以赞词文体，叙述其功绩。如此每卷都是抢眼的三至五列功臣爵位和赞词开篇，继以五至十幅精美全页插图表现此卷将讲述的重要战役或事件，之后再进入文字叙述。相对于祠庙固定的实质空间，可携带流通的书籍文本将“我朝功臣”个个安放位置表列化，带给读者。这正文前的“首录”，制造出宛如进入“我朝开国神殿”的文本空间，带领读者先环览整齐罗列的众英杰神主牌，随后接续“按鉴演义”的图像及小说正文，进入神主牌背后的历史情节、事件始末。
《英烈传》中的插图及其标题，往往与文中的“节目”同样具有类似提纲、标示重点的效果。钱茂伟分析《皇明通纪》的成功，指出此书在书眉上以短句拉出小标题，宛如现代“关键词索引”的作法，极有助于读者在长篇叙事中，抓住要点。《英烈传》的图像，也有类似的效果，《皇明通纪》中的文字标题，不时可见在小说中转化为与图像同时出现的版画标题。例如太祖击败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1356)，拿下金陵，自然是开国战事重要的一役，《皇明通纪》此段书眉标“取金陵谕安人民”，三台馆本《英烈传》版画标题“太祖兵取金陵府”更为简单扼要；陈友諒陷太平府，守将花云(1322?-1360)力战守城不屈而死一段叙事，陈建予以“花云夫妇死节”、“侍婢存花云孤儿”、“神救孤儿”三个小标题，三台馆本《英烈传》亦铺陈此段叙事，以“花云妾双全节义”插图。另如《皇明通纪》中太祖“征聘刘基宋濂”一段，杨明峯本以“太祖迎接刘基宋濂”插图，配合太祖亲迎刘、宋、章溢(1314-1369)、叶琛(1314-1362)“四贤”，宋濂(1310-1381)讲陈治道的文字内容（图5）；《皇明通纪》中“洪武元年”开篇记：“正月四日乙亥，上亲为文祭告天地于南郊”，其上书眉标“即皇帝位”，杨明峯本以“太祖登坛祭天地”为插图标题，版面上方配图，下方以文字描述进行中的祭天仪式，以及刘基诵读的祭文内容（图6）。不同版本插入的图像大小、精粗不同；所选择的标题与调整处理的方式也各有考量；但文图并置增添阅读趣味，吸引读者往下翻览，并且作为阅读指标突显重点，协助理解的作用近似。
（图5）
（图6）
回到当时文化生产场域重新思考这些历史演义，我们必须留意到，它们不仅是较为生涩的白话文学作品，也是当时新兴的知识媒介。其生产、传播以及书籍本身的样态，背后牵连着当时读者吸取历史“知识”、认识过去之方式的变化。此处“知识”并不意味全然“真实”，而是任何“为一或多个社会群体接受为真实的观念及观念套组。”因此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必在于这些书籍中的历史讯息是否全数正确无误，而是它们如何建构出一个文本空间，令读者接受当中的内容是“近于”史实的，是可与“通鉴类”读物类比的。读者透过这类读物的帮助，增广见闻，把握历史人、事的基本资讯，各朝兴亡之来龙去脉，重要人物的作为，由此进入(即使只是擦边而入)过去一般只限于上层社会阶级、高阶读者的知识领域。除了自元末以来刊行不辍的《三国志传》，嘉靖至万历时期《大宋中兴演义》、《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东西晋志传演义》、《英烈传》密集问世，再版，改编，重刊。在这股“演义热”中，原本对于“非”精英而言，仿佛飘浮于时间之流的历史人、事，透过印刷技术被收纳、系年、排列，进入具体可以入手展读的书页空间。先秦到明代开国这一段长长的“过去”，被赋予秩序，以“节目”定位，图像、表格、特殊标示辅助指南，使读者进入时间之河有所依傍，不致如堕五里雾中。可以说，通俗演义书籍以一种新的形式包装、再现“过去”：相对取得容易，图文并茂的“掌中古今事”，降低了进入“历史”知识圈的门槛，或者至少制造出读者自认可以进入这个圈子的感觉。
国朝意识的形成
相较于前朝历史演义，《英烈传》与《皇明通纪》互为羽翼，讲述“我朝”皇明开国故事，意义又自不同。钱茂伟已指出，陈建作《皇明通纪》，有强烈的“致用”意图，其目的“不是为了全面阐述、展现明朝历史”，而是希望通过整理国朝自初建立至当代的重要事件、政策、历史经验，以回应、思索当前的社会问题。陈建序文自言此书之作，始于其“每繙阅我朝制书，洎迩来诸名公所撰次诸书……取其有资于治，可为通鉴者，编年次之，参互考订，正其舛疑”；邓元锡评价《皇明通纪》“于人才、风俗、政体、边防三致意焉”，皆说明此书“用世”之心。陈建如此看待明朝的历史进程：
夫自古国家，莫不有创业垂统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朝洪武开国四十余年事，无非所为创业垂统也，《启运》一录备矣。继自永乐，下迨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事，无非所谓持盈守成也，则今《通纪》具焉。
表面上，“创业垂统”与“持盈守成”两部分似乎安放了国朝生命的统序，但陈建真正的关怀所在，更在于他入仕、写作于嘉靖朝期间，观察、感受到的“世变”。序文中，陈建继续以“祖宗时”边烽少警，风俗淳美，财用有余，法度昭明对比于“迩来”胡骑侵边，风俗浇漓，度支不足，法度废弛。这当中或许不免因深感当世之症，对“祖宗时”溢美太过，但也正是这般理想化的国初投射，透露出当前国事之堪忧：“是果世变成江河之趋而不可挽与，亦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不可挽”俨然过于消极，剖析“人事之得失”以挽回国初盛势，乃陈建“所深愿焉”而虑仅凭一己“力莫之能与也”，于是希冀透过《皇明通纪》之作，“为当世借箸之筹”，鼓励“有志于世道者，尚相与商之”。可以说，陈建所选择的，提纲挈领择要去繁的述史模式，与其序文中“相与商之”之言，共同表现出一种邀请、参与的意态。方便检读的文本迎纳读者进入书中，而除了阅读、照鉴，作者更期许读者“相与商之”，将阅读历史转化为参与社会、国事的言说行动。
《英烈传》仅涵盖《皇明通纪》“创业垂统”的部分。其讲述开国故事的主题，不免予人为帝王“歌功颂德”的联想。然细读其文图，太祖神武与开国群英实为交织并重的主轴。序文开篇罗列三代自汉唐君臣遇合，归结“盖君必得是臣而后翊谋效用有所资，臣必得是君而后启沃匡辅有所主”。从君臣概论起首，再具体转至明朝君臣：“我太祖高皇帝……倡义于濠梁，而英雄豪杰闻风向慕者如云，斯集文谟武略卓然盖世……观其一时佐理之功……同心协力，尽瘁鞠躬，积十年而辅成一统太平之业”，一方面以太祖为中心陈述众豪杰应和相从，另方面同时强调文武群英协力“佐理之功”，“辅成”之太平大业。太祖与群英，在开国叙事中乃一个整体。稍晚《英烈传》再经改写并改题为《云合奇踪》，“云合”二字所取正是“群英向慕聚合如云”之意。
小说内容的设计，亦是以平衡呈现太祖与“群英”事蹟为原则。就节目与插图中标举的人名看，太祖之外，李文忠、徐达、胡大海(?-1362)、常遇春、汤和、刘基、宋濂、朱亮祖(?-1380)、花云、郭英、傅友德、王禕(1322-1374)等，都是整个开国叙事中指标性的人物，至今仍在通俗历史知识圈中为一般大众知悉。为突显“群英”作为，如朱亮祖降归一段特别得到铺陈。《皇明通纪》中书眉标示“朱亮祖之勇”，主要介绍“亮祖……初为元义兵元帅，上渡江克太平，亮祖来降。上喜其勇悍，赐以金币，俾仍旧官。居数月，复叛归于元。”之后太祖遣徐达、常遇春讨之：
常遇春被创而还，上自往督战，达[笔者按：徐达]奋攻之。亮祖败，获于城下，缚以见。上曰：“尔将如何？”对曰：“是非得已，生则尽力，死则死尔。”上壮而释之，使从征。
整段叙事以太祖为中心(上渡江、上喜亮祖勇悍、上遣将讨之、上自督战、上壮而释之)。《英烈传》则将叙事主轴转至朱亮祖与“世为农家”的常遇春身上，先设计朱亮祖当朝直谏元顺帝应当“开府库发仓廪以济军民之饥”，不应重赋厚敛，使“州郡多置贪官酷吏，刻民膏脂，民尽贫饥，赋税无措，因此逼迫为盗”，因此触怒顺帝遭贬于宁国。其后太祖率将士取宁国，朱亮祖迎战刺伤常遇春，擒获太祖阵营数千人，诸将不敌的战况，此段大致依《通纪》略加发挥。
最大的改动在于最后朱亮祖终于遭擒，受缚所见者非太祖，而是先前遭之刺伤的常遇春，借此小说戏剧性升高，同时常、朱两人转为此段主角：
遇春令左右推朱亮祖至，亮祖不跪。遇春怒叱曰：“匹夫无知，敢以鎗刺我，幸有护甲不敢重伤。今日被拿又如此抗拒，复人何说焉？”亮祖曰：“二国交锋，岂避生死。今我不幸既以被执，愿请一死足矣。”……遇春见其勇壮，乃谓众将曰：“朱亮祖言词相貌，诚有大将之才，况临死不惧，实为大丈夫之志。昔日张翼德义释严颜，乃成收蜀之功，我今义释朱亮祖，以取江西，若何？”
此处略过了《通纪》中所载，朱亮祖曾降而复叛、再降的转折，而重在描绘其勤政爱民，骁勇善战，直谏不得志于元廷的遭遇、心境。双雄相会，突显朱亮祖沉着无畏，常遇春化怒气为揽才之心，发挥“英雄惜英雄”的主题。三台馆本更为此一幕制作了细致的全页插图（图7）。图中朱亮祖立于常遇春面前，平顺略为上扬的五官与脸部线条，表现其从容不屈；常遇春手握绑缚朱亮祖的绳链，位置极为接近后者下颚，形成视觉焦点。胜者朝上的手掌既是握绳，又似将承托败将之颜面，隐含和解之势；两端几乎等长下垂的绳鍊，透露对等甚于威逼的关系，以至于绳鍊原本压制的目的，转而更像连结起两位豪杰。相对太祖的角色则在此隐身。
（图7）
这裡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小说中常遇春明白引述《三国演义》“张翼德义释严颜”事，作为一己效法对象，如此语言行动的作用和意义。过去较为简单的看法，多视此为不具文学创造性的袭仿。学者也已指出，《英烈传》中，太祖亲请徐达，至其所居永丰乡“下马步行入村，访问至徐达门首，忽听得门裡有弹剑作歌之声”；鄱阳湖第三战，刘基以火攻陈友谅“联船结寨”；打苏州，刘基筑台，仗剑祭风；这些叙事细节多可见《三国演义》的影子。然而，倘若我们留意到，汉代开国与三国蜀汉在《皇明通纪》和《英烈传》中特别的参照关系，后者“袭仿”当中所隐含，我朝“追步”乃至超越前代之意，便自浮现。《通纪》记述太祖大封功臣，为说明“铁卷之制”，引用李善长铁卷内容，文中太祖将李善长之功比之于萧何。陈建随后按语：
汉高祖谓：“吾能用三杰，所以有天下。”元功封侯，十有八人而已。我明聿兴，李韩公之勳烈，无异萧何；徐魏公之将略，逾于韩信；刘诚意之智计，埒于张良。若乃常遇春、李文忠、傅友德诸人，皆非三杰之俦匹，而视十八将瞠乎其后。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尤有光矣。
明太祖布衣起兵，“朕本淮右庶民”、“微寒”、“朕本农夫”一类措辞，充斥各类诏书之中，乃朱元璋自我形象定位的重要元素。也因此当盱衡古今，回视前代开国君主时，“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241-195)，及其自草莽追随建业的袍泽，成为前者特别认同与比较的对象。陈建按语进一步对两位君主的开国文武团队，加以类比，结论“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尤有光矣”。《英烈传》最末一节太祖依功封赏，赞誉诸将言：“汉之高祖有三杰而定天下，朕有十二人乃十二英也，岂在三杰萧何、韩信、张良之下”，也是同样思路。
而在小说末段平蜀叙事中，三国蜀亡的前例，复成了太祖阵营用以劝降敌方之史鉴。其时四川已由明玉珍(1329?-1366)之子继位为王，丞相戴寿(?-1372)专权。杨璟(?-1382)奉太祖命入蜀劝降，戴寿以卧龙自比，杨璟则指出不仅戴寿无卧龙之才，且“昔之据蜀最盛，莫如刘备。诸葛亮佐之，调练士卒，财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犹朝不谋夕，仅能自保。”在此《三国》故事不再是大明阵营效法的对象，而是勉力支持不免凋微的前例。换言之，尽管在叙事细节、典故上，《英烈传》常有模彷、征引《三国》故事之处，但其模仿背后的精神，实偏重于“我朝更甚前代”的超越之感。《英烈传》编作者的策略，不仅是袭仿，更是“置换”：将读者熟悉之历史人物的智略、义举，调动补充嫁接于我朝人物身上。在此英雄形象、作为的本质大同小异，但当豪杰人物转为我朝元勳时，“历史”与读者的距离便大幅拉近。相对于前朝历史演义，《英烈传》中所开之国仍为进行式：读者读的不完全是“过去”，而是“此刻之所由来”的时间连结，“我朝”诞生的故事。这种“我朝”的现在性、优越感，配合太祖及群英的平民出身，对于读者的吸引力，可以想见。首先，小说从太祖自言“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的同乡近邻聚合结义叙起，赋予于国朝地位崇隆的开国太祖、功臣，早期发迹如布衣豪杰的形象。开国叙事纵然不乏推尊揄扬之辞，但读来同时也是一群平民弟兄发迹，封侯成王的故事。其次，三台馆本《英烈传》的“近实性”，将读者带入一种前所未有，“亲近”我朝历史的关系中：不仅国朝人物言行跃然纸上，书中穿插织入叙事的诏书、铁卷文、太祖诗赋，将政治中心、朝廷大内製作的典章文献，带出宫廷汇聚一处，来到读者手中眼前。百多年前大明开国种种人物、事件，透过书籍媒介的物质性，涵纳于数卷书册当中。阅读这样的书籍，进入当中的世界，仿佛也就“与闻”了“大明”成立的过程，进入“国朝”的生命史。无论是《皇明通纪》的“用世”意图，抑或《英烈传》的通俗演义，两书文类别异，作法不同，但协助读者把握本朝大事，拉近国史与当代的距离，形成某种读者“参与感”的效用却近似。而如《英烈传》这般“纸上”开国叙事，更可能改变了时人认识、想像“国朝”的方式。现代读者习于大量印刷书籍、文字讯息，初看《英烈传》这类描述“我朝光荣”的历史演义，往往不以为意，甚至不以为然。然而对于十六世纪中国的许多读者而言，相较于碑刻、壁画、祠庙等存在于特定空间的朝代、文化认同建置，图文并茂，配备各种阅读辅助，内容亲切的携带型通俗演义国史书籍，在当时应是相当新颖的文化商品兼知识媒介。其流行以及之后晚明其他小说对于本朝故事、乃至时事的高度兴趣，必须由此理解。
余论
透过审视《英烈传》的书籍形式，其与《皇明通纪》的关系，以及促成此书之作的出版文化脉络，本文立论：相对于过去强调“艺术性”的评价标准，由书籍史角度切入理解《英烈传》这类历史演义，或许更能把握到其文化意义，以及当时读者社群的需要与心态。无论就内容或引用史籍出处的标示而言，三台馆本《英烈传》编作者皆刻意突显其“近实”性，以此为卖点。书籍版式、图像和各种符号列表协助读者提取重要历史讯息，进入叙事；书籍内容既张扬国朝光荣，亦不乏平民豪杰发迹的色彩。整体而言，这样的书籍满足读者认识本朝开国史事，同时享受英雄战争故事的欲望。透过灵活的纸张印刷，功臣爵位、事迹介绍、姓氏列表、时间序列等聆听讲史说书时较难把握的知识讯息，被固着于书页之上。对于“非”士人，“外”于上层知识圈的读者而言，这样的书籍将“历史”具体化成为方便携带、翻览、进入的物质性存在，如此逐渐改变了读者认知过去的方式，增强其参与感，丰富开国想象，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有别于前代的国朝意识。其后针对明代其他的重大历史事件，如靖难、郑和下西洋、土木之变，抑或时事如倭寇问题、魏忠贤乱政所编写的小说之作，皆可置于此一脉络下看待。
由此我们尚可进一步思考，书籍史视野可能为明清小说研究，开拓出哪些空间？明代中叶之后，出版业大盛，编写、刊行小说蔚然成风，此已为文学史之定论。在此类型、数量众多的出版品中，符合“经典”评价标准之作，其实有限。也因此除了“四大奇书”以及“三言”、“二拍”之外，学者分析较为成熟的小说作品，大多写成于清初以降。面对晚明这批数量庞大、“艺术性”有限的通俗小说书籍，近年来由于出版文化研究的兴起，学者已较为全面地勾勒出当时的出版环境、商业操作，针对书籍形式种类之繁，城市环境之下读者与市场的需求，做了初步讨论，大体仍较偏向文学性书籍的生产製作与流通传播。笔者以为，倘若我们抱持理解晚明“文学生态”的心意，更进一步考察个别书籍组成的元素，细审有形的书籍文本如何调整、形塑抽象的概念与认知，发掘书籍的编作与读者需求(兼含经济实用与内在心理)、文化意义的生成彼此间的关系，那麽尽管这些作品并非奇花异草，其通俗务实的存在仍然发散价值，足供我们理解明清小说进入成熟期之前，在晚明此一“实验性”阶段，种种成功与不成功的尝试，背后牵连的编/作/读者心态，以及当时社会文化风气、社群自我意识之变化。换个方式说，这些书籍若单独视之，或者阅读现代点校本，往往无足可观。然而一旦将之放回其原本的生态圈，其原初制作的用途，面对的读者，种种细微而有趣的讯息，便能逐步透现。
而当我们更仔细观察这个“文学生态圈”，便会发现：书籍传播、吸纳不同阶层读者的力量，不仅牵涉经济模式和文化活动型态的改变；读者的数目、背景、需求发生变化，连带也改变了“文学”的内质。除了“缘情言志”的抒情传统，典册高论代表的古典实用文类美学，晚明的文化生产场域中，一种游移于史传与虚构，试图中介雅与俗，兼顾知识和娱乐性的写作，繁盛(也不免杂乱地)生长着。这当中隐含文本作用、文学感性、伦理价值观、自我与世界认知想象的异动，是“商业”模式之下，更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人心思维、感知样态变化中的面貌。就历史演义而言，过去文学研究者多偏重注意其宣扬儒家忠君思想的“说教性”，然而当我们将早期讲史平话中相对轻乎儒家正统观的“草莽气”，本文所论嘉靖朝历史演义生成的环境因由，以及之后成熟历史小说文人化、儒家化的现象并置综观，则其“说教性”形成的理路及内中的复杂性，便能得到更为恰切的理解。与其将“说教”归因于士人阶层作者的保守，儒家思想经由朝廷官员、菁英阶层自上往下的“灌输”，历史演义的兴起所诉说的，或许更是一个外于菁英阶层的读者向慕知识社群，希冀经由“通俗”书籍商品得到文化提升和“历史”参与感的故事。这或许并不改变后期历史小说教化色彩浓厚的特质，但却能使我们对于此一现象从何而来，有更深刻的理解，而免于简单的贬抑。此外，生态圈的观察，让我们看到，现代学科分野区分为二的“文学”和“历史”，回到晚明出版文化圈中，其实曾有过形同“姐妹商品”的关系。这提醒着：欲更精准地把握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演化过程，除了过去对于中国广义史学传统和“小说”一词的溯源探析，宋元明出版文化之间承继转化的现象，通鉴叙史模式与历史小说意识形态、叙事笔法之间的关系，亦值得留意。
最后，《英烈传》与国朝意识这样的题目，或许予人强调“中华”，无关“海外”之感。然而若我们退一步涵摄内外，应当注意到晚明的世界认识与自我意识，其实是相互影响彼此形塑，一体两面的课题。《英烈传》以及其他同时期历史演义中对于北方异族、忠烈元臣的描写，值得进一步探讨；而如《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义》这般以“海外”为主题之作，当中亦不乏纠结的“大明”意识。边陲与中心，从来不是二择一的立场，而是必然牵连，必须同时关照两端，不断对谈，以深化理解的过程。
文章来源：《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2020年第1期，第4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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