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国祥：侵华日军对南京佛教事业的摧残与利用

一、对南京佛教事业的摧残与破坏

1.破坏南京佛教古建筑

佛教寺庙是文化的物化，是历史文化的象征，是精神与情感的维系，是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结合的产物。寺庙建筑其实是艺术的瑰宝，它融汇了建筑、绘画、书法、雕刻、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的艺术精髓。从这层意义上讲，日军的暴行，不仅严重伤害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最纯朴的情感，更给历史文物的保存，造成了无法估量又难以弥补的损失。

南京为六朝古都，宗教名城，“南朝四百八十寺”绝非虚传。1935年南京僧舍寺院尚有350余所，宗教古迹遗存比比皆是。然而，日军侵占南京及其所属江宁、高淳、溧水、六合等地，致使不少古刹在熊熊烈焰中成为断垣残壁。

位于南京南郊、江宁境内的牛首山，在梁武帝时期建立寺庙。一千多年来梵宫琳宇，佛寺相连。唐贞观年间，香火鼎盛，佛及四方，日本佛教大师最澄迈来南京，将“牛头宗”带回日本。全面抗战前，古寺仍有不少蔚为壮观的建筑。如公元459年始建的幽栖寺，天王殿高二层，回廊与大雄宝殿相通。天王殿后再拾级而上，为大雄宝殿，有三世佛、观音、十八罗汉，金身巨刹，殿宇轩敞。山中有文殊洞、观音洞，寺依山岩悬空而筑，飞阁逶迤，下临无地。牛首山翠谷丹崖，古柏掩映，“牛首烟岚”被誉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1937年12月10日，日军一把大火将牛首山历代佛寺和满山古树烧得一干二净，千年佛寺成了一片瓦砾。

普德寺位于雨花台西北的普德村，始建于梁天监年间(502-519年)，明代重修，系敕赐古刹。该寺原有殿堂四进，第一进为寺门。第二进为天王殿，殿内供弥勒、韦陀和四大金刚。第三进为大雄宝殿，内供金身如来，周列五百铁罗汉，形态各异。殿前东西两侧各有月门，东通大厅，为寺僧会客之所，厅前有小天井，内有雨花泉一眼，再东有小楼，为方丈楼；西通大院，有僧房十余间。第四进为无量佛殿，中供大铁佛一尊，高6米，人称伽蓝神。殿两角设钟、鼓楼。该寺原有基址l0万平方米。该寺亭台殿阁，层迭错落，寺内松柏掩翠。明清时期乃为南郊胜地之一。日军侵华期间，普德寺在大火中损失惨重，普德寺的500铁罗汉中有3尊被盗运日本，后代之以泥塑。

邻近光华门、通济门，毗连飞机场的佛教西方寺，1937年12月间遭日机轰炸，以致殿宇廊房为之震倒，梁榱倾颓，砖瓦粉碎，当年新建之屋也随灰烬。次年秋，罄其钵资，加以修理，然战后检视，原有房屋仅剩其半，内储什物被扫一空。

观音庵位于金川门外四所村，南京沦陷后为日军侵占，战后申报损失计焚毁平房8间，大殿瓦房6间，六角钟亭1间。

祖灯禅林庵位于城北镇江路，创自明代。日军冈村部队纵火将该寺大殿诸佛、菩萨、神像、南图契据、文约经典等全部焚毁。战后统计损失价值二万万元。

紫竹林禅寺，位于南京城区北部，始建于东晋时期（317-420）。太平天国时期，该寺遭到破坏。1876年，僧悟真重建大殿。1922年，僧果成筑围墙二百余丈。1930年，住持园修、监院悟开二人，重建大殿、厅堂、僧寮36间，山门题额“大紫竹林寺”。抗日战争中，寺庙又遭严重破坏。

位于南京长乐路的正觉寺，始建于南宋十二年（1142年），其后屡经兴废。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以三条营旧址上的水月庵拓建正觉寺。该寺在日军侵占南京时遭到较大破坏。

万福寺，位于钟山小茅峰南、永慕庐西北侧。该寺原有三茅殿、观音殿、吴帝殿及山门，寺院旁边辟有名僧塔林。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后，曾将万福寺修葺，辟为孙中山纪念馆。抗战时期，万福寺被毁，名僧石塔也散落林间。

真如禅寺，位于高淳县东南的游子山中，原名游子山真武庙，始建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原有三进二厢，近30间庙堂建筑，殿堂供奉地藏、观音、真武大帝、十八罗汉等。清咸丰年间，庙宇被毁。光绪（1875-1908）末年，住持僧觉朗募资重修大殿。抗日战争中，再次被毁。

位于江宁镇河东村山腰的净相寺，始建于唐大佑八年（916年），南唐给额“后篱寺”，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改名净相寺。寺门向南，前后两进，共10间，均为木桩瓦房。东西厢房各四间，中央为天井。寺院后进比前进高出1.5米左右，8级台阶。天井置高2.5米铁香炉一只。寺内有大肚弥勒佛、地藏、观音、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等泥塑像，并有高2米铁钟一口。1938年冬，该寺后进被日军烧毁，前进的弥勒佛和大鼓也被毁。

梵天禅寺，位于六合横梁镇方山林场东侧，原名兴云寺，建于南朝梁天监元年。战前有大雄宝殿和望江楼上下18间，全毁于日本侵华战争。

江宁县湖熟镇西河里的天隆寺，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战火。梁台的城隍庙，也被日军连同昭文书院（昭明太子读书处）一起拆毁。珠峰寺曾为汪伪警卫师的驻地，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位于江宁陶吴镇北、建于宋代的栖隐寺，房屋有50多间，也毁于沦陷期间。

南京沦陷期间遭破坏或全毁的其他宗教建筑林林总总，如地处望江矶附近的花神庙，清同治年间重修的北极阁真武庙，钟山的三茅宫，建康路东端的火星庙，下关鲜鱼巷内的古财神庙，狮子山西南麓的静海寺，汉中门内蛇山的古灵应观、诸葛武侯祠，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太平南路的圣保罗堂。遭破坏的清真寺就有：璇子巷清真寺、中华门外西街清真寺、下关二板桥清真寺、浦镇东葛乡清真寺，以及溧水县小西门街清真寺。

2.杀戮与迫害佛教信徒

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 嗜杀成性的日本侵略军, 连出家的僧人、尼姑也不放过, 不及躲避或留寺看护寺院的僧尼教徒, 不少成了日军的刀下之鬼。以下几例, 便足以证明日军的野蛮与凶残:

1937 年12 月10 日, 僧人道纯在养回红村被杀。12月10日，僧果诚在中华门外窑湾避难室被日军刺死。12月12日，僧宗法在雨花台被枪杀。

12 月12 日, 日军侵临南京通济门外四方城一号的龙华寺, 将躲藏在该寺地下室的僧人心慈及当地百姓30 余人枪杀。12 月12 日, 僧人松泉、道人胡德奎在中华门外鸡鹅所三元巷大殿中被杀害。

东波和尚目睹“农历 11月13日，日军将三茅宫和尚文海、恒周二人及避难于此的市民8名，一并以机枪集体射死”，东波和尚本人也被日军枪击腿部。

1937年12月，日军冈村部队进入南京的城北校门口的祖灯庵，纵火焚烧，并枪杀住持师弟宏定、宏开及其他避难者。

1937年12月13日下午2时，日军官兵8人持枪闯入南京市门东小心桥38号消灾庵搜查，因言语不通，未经讲话即将慧定师徒等4人赶入后门外防空洞内，先用枪击，复以刀刺。“小尼师太真行年65岁，胸部中弹，当即殒命。小尼大徒登元年10岁，腰部中弹，脑部刀刺，二徒登高脑部中弹三枚，面刺三刀，于该寇走后两徒即行毙命。并查防空洞内除小尼师徒4人，另外尚有5人，共计9人俱死于洞中”。尼姑慧定侥幸活了下来，“但腹部、腿部中弹，不得行动，在防空洞住十余日，后因市面稍静，始转到鼓楼医院治疗，经3次剖割方得就痊，但腿部已成残疾，行路维艰。”鼓楼医院美国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1938年1月1日的日记也印证此案：“下午，一个尼姑被抬到医院，她两周前穿破骨折。日本人进城时她和其他3个人躲在防空洞里，日本兵进入防空洞，一个士兵向防空洞深处开了火，其他3个人被打死，她的伤口严重感染，病情严重。”

12 月13日, 日军中岛部队士兵闯入武定门444 号的正觉寺，在该寺空地将看守寺院的僧人慧光、慧兆、德才、德清、宽宏、道禅、刘和尚、张五、源谅、黄布堂、晓侣、慧璜、源悟、能空、倡修等15人，以步枪射死，或用刺刀戮杀。同时并有不知姓名躲难者30余名。

战后宝林禅寺住持隆海控诉：12 月12 日, 日军来到南京南门外方家巷长生寺，“将长生寺出家人计19 名集体以步枪射杀。尚有左近老百姓被无辜枪杀不计其数。同时在各处纵火焚烧房屋。本人见烧杀可怕, 嗣后身躲本寺内地藏王菩萨龛中, 幸免于难”。

日军屠城时, 百姓慌乱之中藏入寺院避难, 残暴的日军又在以慈悲为怀的庙堂大开杀戒, 于是圣洁的僧舍寺院成了日军集体屠杀的场所。如三汊河放生寺及佛教慈幼院内外, 平民遗尸四五百具。又如南京东郊灵谷寺一带, 尸体遍野,白骨累累, 古刹名寺成了荒冢。1939 年1 月, 日伪南京市督办高冠吾派员将灵谷寺一带的遗尸残骸三千余具, 收葬于灵谷寺东, 并立“无主孤魂碑”一方。又如1947 年1 月29 日, 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为确证战犯罪行, 在普德寺后发掘被害者残骸, 结果发现一处就被害280 人。

侵占南京的日军, 还恣意凌辱女教徒。日军数万起的强奸案中就有出家的尼姑。如一名叫松泉的女尼, 即于五福横首(现五福里)24 号内被中岛部队的士兵轮奸而死。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John Magee）在1937年12月19日给妻子的信中，也记录了日军追逐、强奸女僧尼的事实。他写道：“日本人以最无耻的方式干这些勾当，街上到处是找女人的日本兵。我们存放物品的房子里住满了妇女，有的甚至睡到了我们的饭厅里。她们终日惶惶不安，惊恐万状。前几天，隔街一个小寺院的和尚过来说，日本兵带走了两个尼姑，他恳求我让几个尼姑也来躲躲，我照办了。

更有甚者，日军还逼僧奸少女，以供取乐，如有违抗, 即遭杀戮。如1938 年1 月, 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装扮成男子, 想从中华门出城, 寻找她的父母, 不料在城门口为日军看破, 当即被拖进卫兵室轮奸了。此时, 来了一个和尚，日军“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

3. 掠夺佛教文物，破坏佛教教育

宗教文物具有特定的文化蕴含，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不仅是宗教的表征，而且有着精神和情感的维系。数千年来，佛教文物对弘传佛法与传播东方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日本宗教界内的侵华势力随日军来华，在支持侵略的同时，觊觎中国宗教文物，使中国宗教文物遭受一次浩劫。

在南京，“同文同种”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宗教器物情有独钟，凡视为有价值而能携带者，均在劫掠之列。战后，正觉寺损失调查发现，该寺财产器物“被掠一空，不可胜计”，寺内一尊缅甸白玉菩萨佛像，体态自然，衣着简疏，肌理细腻，面目慈祥，衬以缠枝宝相花和莲瓣佛座，更显法相庄严，是极难得的珍品，在日军洗劫中不知去向。

战时，日军大肆搜刮中国铜铁，铸造军火，因此，南京寺庙内的铜铁法器难逃厄运。南京市民陶秀夫在《日寇祸京始末记》一文中说，“僧寺之大钟铁鼎，以及文德桥之铁栏”等物，也都“置以汽车，运至车站，载于火车而往。”在日军的大肆搜掠中，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傅厚岗34号所保藏物品85件又一箱被掠，其中有南京刻石佛一尊(由栖霞山寺塔内出土)、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存于南京阴阳营23号的经典器物，原为刘铁云藏物，如敦煌千佛洞唐人写四分戒经一卷、壁画天女像等物，均成了日军囊中之物。

1946年1月3日，时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基鸿致函教育部文化损失调查接收管理委员会，请予查找发还其大光路110号住宅被日军大森毅掠夺文物，所列损失佛像类古物有：居正所赠龙门石佛一尊（有座），德化磁白观音一尊（长1尺余，为珍品），古铜佛一尊，银塔一座（内藏舍利子5粒）。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在汤山古物损失，计有民国纪元前200年至千余年间所造印度西藏之佛造像百余尊、印度西藏之画像百余轴。

就连南京市府路伪政权要员陶锡三所拥有的佛象、经卷，也不能幸免。南京沦陷初期，陶锡三出任伪南京自治委员会会长。他的住宅也被日军洗劫一空，其中有经书佛像。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拾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伪机关查询时特别指出，室内有价值者“被劫一空，尚不足惜，惟内有佛堂一间，供奉老祖乩笔画像及神圣佛像，并道院传授《太乙北极真经》及《午集正经》、《未集经髓》与各种经典，为修道以来16年身心性命所寄托，今竟全行被劫，闻之伤心涕泪，悲泣如丧考妣，痛不欲生”，并乞盼日军将“代为收存”的“经像法宝”返还原主。结果日方回复“无从查询”。

在战火中，佛教经典多有损失。如1937年12月6日下午日机轰炸，公园路的西方寺损失佛经30部；因日机轰炸，下关仪凤门外祥泰里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市分会所属下关支会，损失五教经典及书籍5箱；日军入城时焚毁房屋，普善庵损失佛经50部；日军拆毁房屋，致雨花门内观音庵损失佛经50部；1937年12月，中国佛教会南京分会、三藏殿、大报恩寺被抢宋版兼颜经（祖遗）经典7套20部；由于日军进攻，南京佛教居士林损失经版数千块、经籍数百部。

对于地下的佛教文物，日军也不放过。1942年11月，日军高森部队派人在南京天禧寺（明代称报恩寺）东冈平整土地，准备建造“稻荷神社”，发现地下洞内石函藏有玄奘顶骨及随葬珍品。日军竟将部分顶骨弄到日本，藏入崎玉县那座与西安一座寺庙同名的慈恩寺中。在藏入该寺前，“大陆浪人”水野梅晓又将其中一部分装入瓶中，藏入三番町自己家中。后来由于空袭紧张，他把这些东西疏散到位于琦玉县饭能市西北名栗河上游，名栗村字鸟居的平沼弥太郎府中。战后，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还在平沼家中见到玄奘三藏法师的舍利及掠夺自中国的古籍。抗战胜利后，中国驻日代表团根据伊东弥会治记录、水野梅晓口述的 《玄奘三藏遗骨分骨渡日经纬》一文，要求日方查寻归还。上世纪60年代，日本佛教界将玄奘遗骨送往台湾，其中的一部分现供奉在日月潭畔玄奘寺的石塔中。

佛教教育事业也遭受严重损失。战前南京寺庙纷纷办起佛学院或学校，以弘扬佛教，培养后继人才、服务社会为目的，主要有金陵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古林佛学院、普德佛学院、栖霞佛学院、毗卢佛学院和大雄中学。南京沦陷时，佛寺僧舍受到摧残，佛学教育被迫中断。

南京刻经事业也因战祸遭致重大损失。金陵刻经处位于南京市淮海路与延龄巷交叉处，为晚清著名佛学家杨仁山所创建。战前，有71间房屋及院落6亩多。除刻经书外，还刻印佛像。院内有深柳堂、祗洹精舍、像版楼，它是我国独一无二的木刻佛经流通场所。1911年秋，杨逝世后，为纪念其功德，在刻经处后院建杨仁山居士墓塔。1937年12月14日，即日军在占领南京的第二天，便烧毁了深柳堂及谭嗣同赠送的一套红檀木家具、黎元洪赠送的匾额“法幢持世”，深柳堂后的居士塔和院落也同时被损。刻经处任日兵占据，糟塌不堪。

支那内学院经书和经版损失。金陵刻经处在杨仁山居士的苦心经营下，刻经弘佛，发扬广大。1911年杨去世后，欧阳渐（1871－1943）主持刻经处的事务。1922年7月，欧阳渐离开金陵刻经处，在公园路创办支那内学院，以育通才、宏至教为主旨。院务分学事两科，设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以理之。取名“支那内学院”，是考虑到佛学源自印度，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佛学是心灵之学，又称“内学”。支那内学院主要从事佛学教育，同时也着手刻经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居士欧阳渐借助其子欧阳恪在国民政府海军任职之便利，乘军舰率院众将所刻经版迁往四川江津，而留南京无法运走的经书等遭到严重损失。1946年1月20日，支那内学院摄理院长吕澄在四川江津填报损失时写道：“窃本院自民国十一年在南京公园路成立以来，购筑院舍收藏图书并雕印佛学典籍，流通十余年间，致力文化事业从未稍懈。乃于二十六年十二月间日寇入侵，军事紧急不获已仓（黄）惶避地入蜀，暂住江津，所有院中设备藏书等项，因缺少工具无法迁移，竟随同房屋遭兵燹，成为灰烬，损失之巨难以缕述。”而1942年《支那内学院简史》记述，“至二十六年夏，欧阳先生讲晚年定论，乃立涅槃义，以明佛学究竟，兼摄儒宗焉。讲毕，倭患日深，院舍及图书三十万卷悉付兵燹。”战时，运至江津的经版为避日机空袭轰炸，藏入山洞中。洞中潮湿，经版霉变，难以保存。战后学院将所剩经版运存金陵刻经处时，已几成废物。

1．日本宗教纳入战时体制

日本有本土的神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佛教在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当局始终沉靦于对中国侵略的迷梦之中。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有意识地强化和规范宗教的社会功能。战时日本的宗教就成了为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效力的工具。不少教徒不惜抛弃教旨，为之圆梦。如日本东本愿寺教化研究院住持河崎显了述居然引经据典，撰写《佛教经典战争观》，把侵略杀人说成是“圣战”。诚如日本著名佛学家道端良秀所言，“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像发了疯一般。”

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1937年7月17日，东本愿寺宗务总长关根仁应就向门徒“训谕”，说卢沟桥事件是“为了生命线不受威胁” ，“确保东洋永远和平、继承世界人类文化是我帝国的责任”。千叶康执行长在西本愿寺训话称“作为国民的本分”、“作为奉行王法为本的一代僧侣”，宁可“一亿玉碎”，也要“感谢皇恩”。7月22日和23日，东、西本愿寺相继设置“奖励事务局”和“事变服务事务管理所”，规定慰问军队、随军传教、授予军人名号、现场慰问人联系、往现场运送物资等。为顺利开展这些事务，便在中国设立分寺。日本佛教的一切活动，都置于军部的指挥和统制之下。

1937年8月11日，日本佛教界向上海方面特别派遣慰问士和上海分寺主持，陆续从日本内地抽调僧侣随军传教。这些随军传教僧从攻占上海开始到占领南京的战斗，一直跟随部队并一起进入南京城。在进入南京城后的12月18日，各宗派随军僧便在南京中山路国民政府中央医院三楼举行“谈攻破南京”座谈会，交流战地传教心得，明确今后的任务。参加会议的有日莲宗结城瑞光，西本愿寺横汤通之、上山显次，东本愿寺小出唯信、山忠雄，净土宗村田显承，曹洞宗中泉智法、藤原哲应，临济宗南禅寺派前山义补，临济宗妙心寺派小田雪窗，以及随军记者评田吾一等11人。

日本随军僧在攻占南京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真宗大谷派随军传教僧岛如龟雄报告说：“我常在第一线和士兵一起行动，在嗖嗖飞来的弹雨中给倒下的士兵念经，其战友也就放心地去追击了。随军僧作为非战斗员和士兵一起出生入死，很受士兵们的欢迎，随军僧认识到自己只给士兵们传教不行，还要当勤务员。”东本愿寺随军僧取访部宪人参加了争当攻占南京“第一登”的行动。他夸耀道：“各部队某时对准南京市内猛烈炮击。炮声中听取战况时，叮铃、叮铃、叮铃，电话来了。‘部队已到西华门’，再往前到了山丘的××寺就看见南京市内到处起火，一片火海，看见轰鸣的战车队，‘喂，我争当第一名’强烈要求搭乘两公里多，面前是三丈高的城墙，我找了一根悬吊绳，到处都是攀登的敢死队员。看！那城门上已经高高飘着日本国旗不是登上去了吗？‘万岁，万岁’欢呼声好像能传到祖国日本。笔者内心充满感激，敬仰这些神速的忠勇双全的士兵。”

在侵占南京的第二天，即12月14日，西本愿寺特派参加“中支皇军慰问”的法主大谷光照就到达南京光华门外。“法主”是约一万个寺院一千万信徒的最高领导者，和天皇制一样，实行世袭制。大谷光照慰问光华门的日军第9师团、在国民政府和基督教青年会馆的第16师团、在南京市政府的第11师团，还到城内各部队及参谋本部、中山码头、中山门、紫金山慰问，在土水镇、明故宫机场参加对日军战死者的慰灵祭。法主慰问军队是对侵略战争的无条件的肯定，从精神方面给予支援。

南京沦陷后，日本“僧侣亦连翩而至，占有中山东路原佛教会房屋，改为东本愿寺，为总枢，企图侵略南京各寺之庙产，及从宗教方面，伸展其势力。有时街上发现如水浒中鲁智深型之凶相僧徒，手持皮鼓一面，随走随击，三步作二步走，横冲直撞而行”。

日军在攻占南京、摧残南京佛教事业的同时，便着手利用南京佛教界的败类为其统治服务。英国曼切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1938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之南京暴行》一书中，在“甜蜜的欺骗和血腥的暴行”一章中揭露，南京沦陷之初，有一中国逃生的难民叙述，他在被押解到五台山上一个庙宇对面房屋，看见许多中国和尚与一个日本和尚苦苦祷拜，并在庙门口铺着长长的纸条，当时心里就很惊骇……几天后在上海路看到这样的和尚。中国守军营长郭歧，南京沦陷后曾躲进难民区，于三个月后逃离南京。他以亲历见闻写成《陷都血泪录》，其中专节写了日军“利用和尚调查一切”，“和尚有当汉奸的可能”。他写道，随日军侵占，“他们就带来一批日本和尚专门调查庙宇之和尚，并似把他们组织起来一样。我常看见很多中国和尚与日本和尚坐了汽车，城内城外忙个不了，有时步行在街中互相讨论着，十分亲近的模样。兽兵供给他们给养，保护他们庙宇，要知是利用他们来调查一切。”

2.极力扶植伪化宗教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历史悠久，东汉起取经印度，梁朝后传日本，影响甚远，东南亚人民自然不会轻易受骗。于是，日本又把自己打扮成佛教事业的代表者。土肥原在《为创造新文化而战争》一文中大言不惭地吹嘘：“东洋文化之代表佛教，支那文化代表儒教，十分维持实行于国民生活中者，不在印度，不在支那，实在我日本帝国。” 为利用佛教为侵华服务，1934年7月，日本东京成立了日华佛教研究会，拼凑了“东亚佛教会”、“佛教兴亚会”、“国际佛教协会”等组织。“东亚佛教会”的宗旨也定为“发扬佛教真理，团结佛教信徒，铲除共产邪说，恢复东方文化。”

日本为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便拉拢和胁迫宗教界少数上层分子和失意政客，在沦陷区成立各种伪宗教组织。为使中日佛教一体化，1938年11月，中国沦陷区建立日华佛教研究会分会。在日本佛教界某些人的策划下，在中国还建立了日本佛教协会，由中国僧界败类铁禅任会长，成为臭名昭著的伪佛教组织。“日华佛教联盟南京总会”设于南京利济巷知恩别院内，日本佛教净土宗僧胜田圆成等任理事长。扬州、镇江、上海、无锡、常熟、南通、九江、芜湖、蚌埠、合肥皆有分会。伪南京佛教会作为日华佛教协会的支柱，其恶劣影响则更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又在中国成立“大东亚佛教总会”，西本愿寺僧光冈良雄为该组织的主干。

为利用佛教 “促进日满华合作”，日军占领南京不久，就恢复了南京残存佛教寺院的宗教活动。日本当局不仅让各届伪政权大力倡导佛教，还不断地组织日本各宗的僧人到南京访问交流与讲经说法，拼凑南京宗教代表团到日本访问。经日本一手策划，1941年4月8日在南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导演了一出中日两国的所谓佛教信徒为“祈祷全面和平早日实现”的闹剧。

3.修补佛教建筑，力促日伪佛事合流

为扑灭沦陷区人民反抗侵略的怒火，麻痹中国人民，日本大造舆论，散布日本是一个极虔诚的佛教国家，对华战争是为了“弘扬佛教的圣战”，劝导中国老百姓“观音菩萨是慈善的，是我们东方固有的道德”，中国人民要慈爱、忍让，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为煽惑人心和争取佛教徒的支持，日伪当局在南京精心策划了些许与佛事相关的活动：

修复几处为日军毁坏的南京佛教建筑。1941年，伪南京市政府还在南京东郊修复了为纪念六朝梁代高僧宝志和尚的宝公塔与志公殿。如前所述，日军在占领南京的第二天，位于南京市淮海路与延龄巷交叉处的金陵刻经处就遭到严重破坏。该刻经处为晚清著名佛学家杨仁山所创建，它是我国独一无二的木刻佛经流通场所。杨仁山被公认为近代复兴佛学的一代宗师，在亚洲乃至日本等地有着广泛影响。为掩饰日军烧毁深柳堂的罪行，加强对南京民众的欺骗，日本驻汪伪大使重光葵乃与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商量，重建被毁房舍。1943年褚民谊以伪中日文化协会名义拨款2000元，由费友记木器厂承包，修建复原深柳堂和墓塔。落成时，褚民谊、江亢虎等汉奸和日军还恬不知耻地举行庆典，褚并亲自撰书 《修建纪念塔纪念堂记》，勒石于塔院后墙右边。该石碑长110厘米，高55厘米，是日本侵华罪恶伎俩的写照。现照录碑文如下：“修建杨仁山居士纪念塔纪念堂记，石埭杨仁山居士既舍金陵延龄巷所居为经坊，传刻佛经，传扬法宝。灭度之后，门人诸子即坊建塔，以葬以旌。丁丑‘八·一三’之变，烽燧迫都门，塔损而堂毁。癸未春月，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诗人今关天彭念居士为有清一代学人，埋骨浮屠讵宜长圮?谋予为理，以事建修。予以彰隐扬幽，文教极则，因由中日文化协会任其资，课役缘存，成其事，未几而仁山堂塔，焕然皆新。遂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廿九日，即癸未二月廿四日举行落成典礼。两国贤硕，多士孔休；居士英灵，格其来享。爰书始末，用勒贞珉。吴兴褚民谊撰书。中华民国卅二年三月吉日。”抗战胜利后，此碑即被石灰封没，藏封于院墙里面。据说，当年深柳堂修复后，堂内曾悬挂重光葵书写“池水微波，我思吉士”字样的条幅。

在日伪双方频繁的佛事交流活动中，日本名古屋与南京互赠“东、西观音佛像”曾喧嚣尘上。1941年2月，日本以“超度两国阵亡将士”、“保护世界和平”为幌子，把供奉在名古屋东山公园的一尊十一面观音像弄来中国，安放在南京毗胪寺。十一面观音原为日本佛教信徒伊藤和四郎所建，由雕刻家门井耕云按照唐代密宗像谱，用台湾桧木雕刻而成，像高三丈三尺。送来中国，称之为“东来观音”。为造声势，2月28日，在名古屋东山公园举行赠送仪式，赠送状由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中将阿部信竹、坂西利八郎、名古屋市长等署名。正是这个松井石根，战后因其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而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

汪伪政府为接赠观音，大小头目亲自出马，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赶到日本接迎。在南京，还成立了逢迎“东来观音”的筹备委员会，以法币4万多元修葺毗胪寺。汪精卫、周佛海、梁鸿志舞文弄墨，撰书楹联，汪伪显要也紧跟其上。日本驻南京大使本多也撰赠了楹联。3月30日，又拼凑三教九流500多人，在毗胪寺举行所谓的奉安仪式。一时间，日本特务、 汪伪官员、中日僧侣，上香、献花、行礼。日本各宗尼姑100多人绕佛像诵经。

紧接着，汪伪政府便将毗胪寺藏经楼上的千手观音佛像送往日本。千手观音坐像，高一丈余，有48臂和3只眼，以樟木雕刻贴金而成，工艺精美，造型生动，为南京寺庙之珍品。日本方面称之为“西来观音”。4月14日，在毗胪寺举行赠送典礼，并计划由褚民谊在出任汪伪驻日本大使之际带往日本。日本方面认为如此“献之无名，礼之不恭，号之不响”，于是电令南京伪市长蔡培在南京组织一个“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5月15日，在名古屋日逻寺举行了安座典礼。日本外相也到场亮相。“中日亲善”、“欢迎西来观音”之类标语到处张贴。

为了麻痹人民，在日本投降以前，汪伪政府和在南京的日本机关每年都要在毗胪寺举行纪念“东来观音”的活动。1941年秋，还在这里举行“十一面观音万佛大戒”。对中日互赠观音的闹剧，大汉奸褚民谊说得明白，“无非想借佛教的关系，来沟通中日双方感情，获得真正的亲善的效果。”日本要“以华治华”，汉奸要卖身投靠，于是拿观音菩萨说事。这是对宗教精神的亵渎，也是对中国人民的精神侵略。战后，中国政府要求归还千手观音佛像。1948年，盟军总部回复，鉴于该佛像非为劫物，日方“恳免于归还，以示宗教上之睦谊。”如今该佛像座落在日本名古屋郊外的和平堂，“虽然历经数十年无人问津和整修，但光彩依旧，特别是镀在面部的金依然金光闪闪，头部上方的千只手，只只栩栩如生。但由于年久失修，佛像底座已经腐烂破损，靠另一根木棍支撑才未倒下。受重力的影响，佛身稍稍倾斜。”

4.导演玄奘遗骨“接收”“奉安”闹剧

唐玄奘在公元664年圆寂于长安慈恩寺，其舍利后迁于终南山之紫阁寺，该寺后毁于兵火。公元1027年金陵僧人可政收拾到玄奘的头顶骨，带到南京天禧寺（明代称报恩寺）东冈建塔埋葬，1386年又迁葬南冈，建塔筑殿。太平天国战乱中，殿塔均毁。洋务运动时，这里建成金陵机器制造局。战时金陵兵工厂陷于日军之手，被辟为日军的军工修械厂。1942年11月的一天，日军高森部队营造厂派人平整土地，准备建造所谓“稻荷神社”时，发现地下有一洞，洞内石函正反两面刻文说明玄奘遗骨辗转来宁迁藏的经过。石函内有一铜制小龛，龛内的琉璃香炉装有玄奘顶骨。同时挖出的还有金质佛像一座、金银制箱、石匣、黄铜佛器、玉饰珠宝、古钱等附葬珍品多件。日本方面认定这是对华进行宗教欺骗、笼络中国民众的绝好机会，“友邦方面（指日本）亦以玄奘法师西涉流沙，求经印度，归译佛舆，有功于东方古代文化，力主将全部发掘品由大使馆交还外交部接收后送到本会。”于是，日、伪双方一起行动起来，为日本移交唐三藏顶骨鼓噪。

1943年2月3日，南京伪《民国日报》对日军发现玄奘“佛骨”事首次加以报道。接着，“落水文人”顾天锡、日籍研究员谷田阅次等人相互配合，撰文、演讲以造势。顾天锡，字蔗园，号白莲华庵主，江苏昆山人，1938年8月，任《南京新报》总编辑。1939年1月，调任《苏州新报》社长。兼任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研究部总干事。他为此专门撰写了《唐玄奘骨塔发现后根据事实作考证之考证》（《中报》1943年2月9、10日），《奉迎玄奘法师佛骨记》（《中报》1943年2月24日）。1943年2月21日，顾天锡、谷田阅次于中央广播电台广播 “唐三藏法师玄奘遗骨发掘之经过”，2月27日以同题讲演于江南史地学会，3月21日又于西本愿寺南京别院圣德太子奉讃会中演讲圣德太子与飞鸟朝文化，以及唐朝文化。

谷田阅次撰写题为《三藏塔遗址之发掘》的长篇报告。报告内容分为：三藏塔建筑遗迹之发掘（地形、大报恩寺诸遗迹、历史之变迁、发掘之经过、发掘结果、发掘之成果）、三藏塔埋葬品之发掘（关于三藏塔之诸说、发掘之结果、发掘之成果）、结论及附记。

为显示日本当局对中国宗教的爱护和对中国政府主权的尊重，日本方面决定将玄奘遗骨及附葬品移交汪伪当局。为扩大影响，日伪双方精心策划了“佛骨”移交、“奉安”、建塔安葬等系列活动。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驻日本大使褚民谊亲撰请柬，恭请日伪军政要员参加。

1943年2月23日上午10时半，“佛骨”交接仪式在中华门外发掘现场举行。日本方面出席者有：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清水书记官、原田特务机关长、宪兵队代表、报道部鹰尾中尉、日军总部代表、高森部队全体官佐、谷田阅次，及中日有关方面及僧侣达500多人。行礼如仪后，由日本僧侣诵经，中日僧侣上香，主祭者高森部队长高森隆介宣读祭文后，向重光葵递交移管文物目录，重光葵再转交给褚民谊。移交付之发掘品目录为：顶骨一部分，金佛像1座，纳骨小龛及银制、锡制箱3个，石龛 1个，黄铜佛器4个（香炉1个，容器1个，烛台2个），瓷陶佛器5个（花立2个，容器2个，钱香立1个），锷形玉饰1个（实35件之一），珠玉其他杂品 35件，古钱322枚，破片38个，供养麦粒 1包。重光葵致词指出，三藏玄奘遗骨之发现，“实为世界之大事”，“正象征东方前途之光明”。12时移交仪式结束。接着，玄奘“佛骨”与其他随葬品，被迎至鸡鸣寺文物保管委员会大礼堂举行临时奉安典礼仪式。褚民谊主持，接着行礼、上香、诵经，高森部队长、褚民谊先后致词。汪伪文化代表有汪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伪考试院院长江冗虎等，在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任职的日方人员，研究部副部长清水董三，研究员谷田阅次，专员小山秋平，干事福崎峰太郎、福冈重德、藤谷释男、森川光郎等还撰写了颂文。

为进一步扩大此事的影响，汪伪政府宣布：把石函、铜盒、佛像、古钱等随葬物交给 “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长期保存，择机向外展出，“再择地中华门外普德寺设计建塔安养，俾垂久远”。自3月起，博物专门委员会将玄奘法师顶骨石函及遗品之陈列于2号馆2楼陈列公开展览。此外，另设香炉1个，以供各参观者上香之用。

为广布福音，扩大汪伪政权的影响，1943年12月28日，由褚民谊将玄奘“佛骨”打碎后分为五份处理：除一份留南京外，一份送洛阳白马寺，以示玄奘魂归大唐；一份送广州，合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内；一份送北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放于北京广济寺；还有一份则交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转送日本琦玉县佛寺慈恩院。日、伪当局为呈送唐僧“佛骨”，在明故宫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典礼，特派中将参赞武官张恒为伪政府代表，南京宝华寺妙原和尚为南京佛教界代表，白坚居士为南京居民代表，护送“佛骨”，乘专机去北京等地。南京城内外与上海、杭州、苏州、扬州各地赶来的僧侣和居士，以及日本的佛教徒，伏地三叩拜，佛号声震云霄。

对留在南京的那份玄奘“佛骨”，日伪当局宣布要在南京择地重新安葬。为此，成立“重建三藏塔筹备委员会”，开展“选址”和“重建”。重光葵与褚民谊还为建塔联名向社会发起“募捐”。他们在《重建三藏法师顶骨塔募捐缘起》中，强调高森部队的美意，遗骨发现及安葬的意义，“乞十方居士，中外名人，作慷慨布施……襄千载一时之盛！”。1943年仲春，“玄奘法师顶骨奉安筹备处”编印发行《唐玄奘法师骨塔发掘奉安经过专册》，该专辑除介绍发掘考证经过、玄奘生平事迹、玄奘法师与《西游记》、玄奘法师与唯实学外，还刊布了日本驻汪伪使馆、汪伪政府外交部、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为移交“佛骨”的往来文件。

接着，又在遗骨择地建塔安葬问题上做足文章，运作媒体，广泛讨论，向有关各方筹商。原先预定在中华门外普德寺设计建塔安养，最终改在玄武湖畔的九华山顶，仿西安兴教寺玄奘塔的形式，建造五层楼阁式砖塔，是谓“三藏塔”。塔于1944年9月间完成，日伪当局选定在1944年10月10日“双十节”，大张旗鼓地举行玄奘“佛骨”的“奉安典礼”。博物专门委员会将顶骨及旧有全部附葬品分装合金盒1件，又木箱9件，点交重建三藏塔筹备委员会查收，奉移入塔。

由上可见，侵华日军对南京佛教摧残与利用的种种表现，是战时日本对华宗教政策的体现与缩影，它是战时日本宗教本质所决定的，无论破坏抑或利用，都是服从于日本侵华的总目标。南京沦陷期间日军对南京佛教“友好”表现，也只是怀柔与利用，是为软化中国人民的斗志，并不真心要保护南京宗教，南京佛教教也无须日本来保护。佛教本派的《中国事变本派奉公记要》坦陈了对华举行宗教活动的目的，即 “向占领地区之民众阐述帝国之理想，纠正其以往错误的对日观念，使彼等民众成为日本帝国最优秀的合作者。完成此项事业是至关重要的出师目的。”由于日军血腥屠城，南京佛教业遭受的巨大破坏， 在血写事实面前，日军的宗教欺骗就不攻自破。沦陷时期南京的几场 “盛大”佛事活动，不过是日伪自编自导的闹剧。事实上，南京佛教界爱国人士对日本侵略的抗争从未停止过。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1期，注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