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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望野博物馆的《李训墓志》，是见证唐代中日交往的重要文物，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以辛德勇教授为代表的真伪质疑。本期，就其质疑的所有关键点，结合唐代史料阐述下看法。
前些年，出土了一方唐代《李训墓志》，现展出于深圳望野博物馆。这方墓志的珍贵，在于书写者是著名的遣唐使吉备真备，这是唐代中日交往的重要见证，引起了两国学界的热烈关注。
重要文物的出现，往往会带来质疑，多年来，一贯都是这样。
前些天，有人询问我对《李训墓志》真伪的看法，并转来辛德勇教授《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此文篇幅很长，揶揄很多，直指《李训墓志》为当代赝品，理由是墓文有若干“不通”。他是“反方”的主要代表，拥护者甚众。
辛德勇教授的质疑，从现代人的常规角度，听起来有道理，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赞扬。但是，一件真实的文物，有自己的历史环境，未必可以用现代思路来理解。如果《李训墓志》超出了辛德勇教授的现代认知范围，出错就是必然的。
今天，我基于唐代的历史环境，简单说说对《李训墓志》看法，也算为真迹辩护。本文以史料列举为主。本期所有配图，俱来源于网上。
需要说明的是，今年初，馆藏方出版了一本研究文集。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下文也许会和学者们的成果重合，朋友们可以随时留言指出，我们会第一时间公开。
多年前，《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已经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其中写道：“陇西李公（李训），兴圣皇帝十叶孙也”，《李训墓志》说“出自陇西，为天下著姓”。辛德勇认为，李姓是“天下第一姓”，说“著姓”，文辞拙劣。
唐朝皇室血脉出自陇西，……《旧唐书·高祖本纪》即谓“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嵩七代孙也”，所以，李训这个“兴圣皇帝”十世之孙，岂不是地地道道的龙子龙孙，乃是天下第一姓，何止仅仅“著姓”而已。其文辞之陋劣，超乎想象。在我看来，对于稍读过唐人墓志、唐人文章的人，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事实上，所谓“天下第一姓”，是现代思维下的伪概念，真实的唐代根本不是这样的。
沈括《梦溪笔谈》之《族望》论唐代著族云：
迁易纷争，莫能坚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甲族。唐高宗时又増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谓七姓。然地势相倾，互相排诋，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撰定，而流习所狥，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
“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末。所以，李训自称“出自陇西，为天下著姓”，是符合史实的正当表述。
辛德勇认为，墓志阐述的李训仕晋之路，实在是“不通”。唐代进士当官，尚且十分困难，李训弱冠，且未经科举，怎么可能给他当县尉？不是天上掉个“纯猪肉大馅饼”嘛？
……可下面却是“弱冠以辇脚调补陈留尉”。这是什么概念？须知唐朝那些青灯黄卷长年苦读才考中进士的书呆子，入仕之初得到的，最高不过是个县尉，往往还不能很快走马上任！
这方墓志的持有者，在其书的前言中提到，李训去世那一年，颜真卿以二十六岁的年纪“进士及第”登甲科，而《新唐书·颜真卿传》记述其起家官职说：“开元中举进士，又擢制科，调醴泉尉”。唐代另一大文豪白居易，“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县尉、集贤校理”（《旧唐书·白居易传》）。须知这两个人都是在常科进士考试中式后再参加制科考试，才获取一个县尉的。
相比之下，李训以弱冠之年而又未经科举，就轻轻松松地就“调补”到了同样的官职，还是在中原腹地陈留这么好的地方——那你小子究竟还想咋样，还有什么时人之“测”与“不测”可言？一定要说“不测”，只能说是天上掉下来一块谁也没想到的纯猪肉大馅饼，这显然不是志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在我看来这实在“不通”之至！
唐人当官，并非只能如颜真卿、白居易那样走科举道路。李训是靠门荫入仕。《李训墓志》说：“弱冠以辇脚调补陈留尉”。出身给他带来的仕晋起点，无数士子寒窗半生恐也不易得到。且看下面的唐代史料。
唐代杜祐《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云：
文武贡士及应制、挽郎、辇脚、军功……诸以亲荫并艺术百司杂直，或赏赐出身不可受职不为常员者，不可悉数。
《通典》卷17《选举五杂议论中》云：
今贵戚子弟，例求早官。或龆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卯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
另如名相李岘，也是宗室，曾在洛阳任鸿胪寺丞，是李训的继任者。他的墓志，2000年出土，现藏西安长安区博物馆，由大书法家徐浩书写。李岘就没通过科举，“起家左骁为兵曹、太子通事舍人、鸿胪丞……”
李训活了52岁。《李训墓志》说：“天与其才，不与其寿”。辛德勇认为，在古人看来，不能称之为“不寿”。
这五十有二的年纪，在古人的眼里，称得上是′不寿‵么？《礼记·王制》记古代养老之制云：′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养于乡。‵活到五十二岁的李训，怎么还能说苍天苛待其人而′不与其寿‵呢？须知这篇墓志铭文所标示的执笔人′秘书丞褚思光‵，正是′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的官员，岂能不明《礼记》的典制？
“天与其才，不与其寿”和“不寿”，两个寿字的词性不同，两个词也有着不同含义，本不可混为一谈。但我们不纠缠词义，只看看，在唐代，50岁以上去世的人，真的不可以称之为“不寿”吗？兹举两例：
卢弘宜《唐故右金吾卫仓曹参军正府君墓志铭并叙》：
“享年五十七。……卑秩不寿，岂天之为？”
——《全唐文新编》第741页
《唐故太中大夫行殿中省尚药奉御孙府君及二夫人墓志铭并序》：
“（孙府君）春秋七十九……天降鞫凶，斯人不寿。”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辑》第295页
因避讳故，《李训墓志》对“世”字做了“缺笔”和“换字”的两种处理。辛德勇感到奇怪，说这是作伪者拼凑的“杂烩乱炖”。
辛德勇说：
我感到奇怪的是，这篇铭文中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做了两种不同处理：一是阙笔，如“能文不以曜世”和“道足经世”的“世”字；二是换字，如“当用人之代”和“弃代云亡”句子里的“代”字，显然都是替换“世”字。同一篇文字，为何把平平常常的避讳搞得这么复杂？若不是有意做得更花哨一些，就是在仿自或是录自不同来源的唐人碑刻，把不同文稿中不同的避讳方式拼凑到同一篇墓志铭中，才会出现“杂烩乱炖”。
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同样的“世”字，一块墓志两种避讳，在唐志中，不是孤例。兹举和《李训墓志》一模一样的，“世”字阙笔和以“代”字换“世”字的唐志一种：
《大唐刘弘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上册弘道002号），其中“惟君之英，世济其美”的“世”字阙笔；“汉中山靖王胜即君之十二代祖”，以代字换世字。
李训死后五天下葬，辛德勇认为这太仓促，不合礼法与人情。
辛德勇说：
此志文称李训“权殡于洛阳感德乡之原”并附有正式的墓志，则应该是下葬于唐东都洛阳郊外的墓地。问题是，其一，若是以“殡”称葬，唐墓志中虽亦间有其例，但极少见，这不符合韩愈所称唐制。其二，若谓李训“权殡于洛阳感德乡之原”是正式下葬，那么，在他故世之后十六年死去的夫人王氏，却是被安葬在关中的郿县，夫妻一直东西分葬于两地，这很不正常。王氏去世之前，长子李侹一度“徙居东洛”，完全有机会迁葬乃父于关中却未迁，很不合情理。
其次，李训以“开元廿二年六月廿日”逝世，仅仅五天之后的同月二十五日，即被“权殡于洛阳感德乡之原”，这实在太过于急促了。通观唐人墓志，不管是传世文献中留存的文稿，还是从地底下挖出的刻石铭文，都很难看到这种情况。检《礼记·王制》所记古代丧葬礼节，是“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述，与此稍有不同，乃谓“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二者殡柩之日长短的差别，只是士人的殡期是三月或是一月。再参照《旧唐书·吕才传》的有关记载，可知李训仓促下葬，明显违背当时的礼制和习俗，也不合人情。
《李训墓志》说，李训“权殡于洛阳感德乡之原”。何谓权殡，不能及时归葬祖茔的死者，在短时间内浅埋安厝，以待将来正式迁棺。这本是权宜之计，在唐代，没有所谓的“三月或一月之期”，几天内下葬，符合当时习俗。
唐志中权殡并“仓促下葬”的例子，兹举两例：
《卢道助墓志》：
"在洛州遇疾，大唐武德六年二月六日亡，即以其年其月十四日，权殡于州河南县千金乡老子里。"
——《全唐文补遗》第7集第240页
《唐故昭武校尉右金吾卫司戈梁府君墓志铭并序》：
“以天宝七载七月十七日奄终于西京岩寿里之私第，春秋四十有九，即以其月权殡于秦郊。”
——《全唐文新编》卷404
多年前，《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已经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内说李训死于“鸿胪丞官舍”，这种表述，和《李训墓志》说他“以疾终于河南圣善寺之别院”不同。辛德勇认为，这是赝造的铁证。
辛德勇说：
《李训墓志》说他“以疾终于河南圣善寺之别院”而没有其他说明，殊为可疑。堂堂朝廷命官，又不是出家僧人，怎会无缘无故命终于佛寺？更为重要的是，《李训夫人王氏墓志》明确记载说：“开（元）廿二载，李公无忧卒于鸿胪丞之官舍。”即李训本来是猝死（这是我对“无忧”的诠释，可能并不准确）在长安城中鸿胪寺的办公室里，根本不是“以疾终于河南圣善寺之别院”。这可以说是所谓《李训墓志》出自今人赝造的一项铁证，足以彻底戳穿这通刻石的真相。
隋唐时代，鸿胪寺在洛阳，一直派驻有机构和官吏。李训生前，鸿胪寺不独管理外交，《新唐书》说，“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隶鸿胪寺”，还掌管“宾客及凶仪之事”。洛阳还是遣唐使的必经之路，比如日本名僧宗睿，就曾在洛阳圣善寺求法。
鸿胪寺官舍和圣善寺别院，完全可以是同一处地方。在唐宋时代，在寺观置官舍，例子是有的。如陆游《渭南文集》卷20有《诸暨县主薄厅记》，云：“郡县吏寓其治于邮亭民庐僧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
另外，唐代还有种习惯值得注意，人得病未亡时，会移寝寺院禳灾。兹举一例。
《大周常州司法参军事柳君故太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铭并序》：
“粤以永昌元年秋九月遘疾于常州之廨宇，寻又移寓於天兴寺之别院，廿一日终于其所”
——《全唐文补遗》第3集第483页
所以，李训死于圣善寺别院，是正常事。
剩下的还有些质疑，如《李训墓志》的“套话多”“牵强”，事实上，唐志大多如此，读多了就习惯了。
又如说这位日本留学生地位低下，不足以写墓志。哎呀，唐代“微不足道”的人为官员书写墓志的例子太多，甚至连名字都署不上，就不一一列举了。
最后，关于墓志书写人“日本国朝臣备”，是否是吉备真备的问题，我再说两句。《李训墓志》既为真，我们又只能从史料中，找到李训时代，唯一叫“备”的遣唐使，那么，他只能是吉备真备。还有其他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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