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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出土简牍与西汉中期以前流传的“礼”书形态

  • 古籍
  • 2022年11月25日12时
“礼”是早期中国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形式,也实际上是中国最古早的学术总成。“礼”的文本,即今传本《周礼》《仪礼》《礼记》(包括大、小戴《礼记》)等“三礼”文本的定谳,学界往往将之系于东汉末年郑玄的校订整理,或将今传《仪礼》《礼记》溯源至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时的“另编新本”。由此上溯至先秦秦汉时期,“礼”书的文本形态在中西学界长期存在一些争议。幸赖地不爱宝,出土简牍为探索西汉中期以前流传的“礼”书形态提供了实物证据。如《周礼》在汉代原称《周官》,多见于《史记》《汉书》记载。据《汉书·河间献王传》,是书在汉初最早被献于河间献王,经整理之后藏入秘府,至新莽时经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得以重新传播。关于其成书、作者与流传,是学界长期探索的问题。学者多注意到《周礼》所载礼制与《左传》相合者共161例之多,说明《周礼》所载大部分内容与《左传》所记述的时代相去不远,反映的应是古礼的真实面貌。《左传》成书于战国。与之相应,学者也发现出土战国楚竹书,特别是清华竹书中《成人》《摄命》《筮法》《晋文公入于晋》《行称》《祝辞》诸多篇章,可与《周礼》所载制度系联;岳麓秦简(肆)简116规定亡失县官器者,价值在百廿钱及以上者,要“狱治”,即交由司法机关处理;不足百廿钱者“其官自治”,也就是说由各级行政部门自行处理。此即是《周礼》屡次提及的“附于刑者归于士”。就此意义而言,出土简牍为《周礼》的史料渊源和制度设计的探讨提供了重要依据。似因其长期藏于秘府,并未受到社会的特殊重视,出土简牍中尚未见到与今传本《周礼》直接相关的篇章,而《仪礼》《礼记》的篇章却可得见在西汉中期以前的广泛流传。本文拟由近年所见战国秦汉简牍典籍就此问题略做简单讨论,以供师友同好批评。

一、“礼记”的单篇并行

作为一部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汇编,《礼记》在东汉经郑玄作注后始大行于世。“礼记”之名在秦汉时期并不专指《礼记》,如《史记·孔子世家》“故《书传》《礼记》自孔氏”。这里说的就是《礼》经,而不是今本小戴《礼记》。《诗·召南·采蘩》,郑玄笺:“《礼记》:‘主妇髲髢。’”所引文字即见于今本《仪礼·少牢馈食礼》。同样,古书中也不乏用《礼》指称《礼记》的例子。于此,学者多有关注,也逐渐认识到战国秦汉时期礼学的传授非常复杂,学者对于“礼”的认识也较为模糊,汉代流传的“礼学”有今古文《礼》、新制定的汉仪和“容礼”之别;。战国时期流行的“礼”类文献,也有“经礼”“曲礼”和“礼意”等三部分内容。为便于讨论,下文仍以今传本“礼”书为标准结合出土简牍所见情况来展开。
郭店楚简《缁衣》、上博楚简《缁衣》《武王践阼》等存在今本大、小戴《礼记》中的篇章及其章序、异文,长久以来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不仅有助于说明《礼记》定本之前单篇并行的流传状态,由此对于今本《礼记》诸篇章的来源,特别是《汉书·艺文志》所云“‘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之“七十子”的时代跨度,也有了更加具体的认知。今本《礼记》中不仅保留有孔子讲学时的记录和传经遗文,还保留有许多孔门七十二子讲学的记录和传经遗文。如今本《大戴礼记》即保留有不少孔子讲学的记录,而《礼记》的《缁衣》《中庸》《坊记》《表记》等被认定为出于《子思子》,《乐记》出于《公孙尼子》,《大学》《曾子问》等则与《曾子》有关。这其中,汉儒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董理儒家经学、子学文献,在编辑这些不同文体的儒家文献时,也会加进自己的著作,其中一些还托名孔子及其门人。
上述论断也日益得到新出简牍典籍文献的证明。首先可以战国楚竹书为例,《缁衣》《武王践祚》之外,郭店、上博楚简中还见有不少篇章与今本大、小戴《礼记》有关。如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尊德义》的句式类似《曲礼》,体例与《中庸》相近;《五行》的文字与《礼记》中不少篇近似,为七十子后学所作;郭店《性情论》、上博《性自命出》主要讲“乐”的上半部分,其根本思想与《乐记》也是一致的。上博《民之父母》的内容也基本见于《孔子闲居》。此外,上博《天子建州》第一章与《大戴礼记·礼三本》关系密切,《内豊》与《昔者君老》合编后的内容接近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和《曾子事父母》。
这些与今本《礼记》篇章近似的文献分篇并行的情况,在西汉中期以前仍得延续。海昏侯刘贺墓中所出109枚木楬,其中编号81的木楬,原纵十余列文字可辨者存四:“燕礼”“芗饮酒”“乐记”“昬礼”等,可分别与今本《小戴礼记》中之《燕义》《乡饮酒义》《乐记》《昏义》一一对应。整理者已指出,海昏简本与传世本《礼记》和《大戴礼记》有关者共四组:第一组四道编绳的为《曲礼》;第二组有《礼记·祭义》《丧服四制》和《大戴礼记·曾子疾病》《曾子事父母》等篇;第三组有《礼记·中庸》和《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等篇;第四组则为《保傅》。这无可辩驳地说明《礼记》诸篇在西汉中期以前单篇流传的形态,后两组的相关情况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三组《中庸》《曾子大孝》等出土时与《论语》诸篇混杂在一起,揭示的是西汉时期《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文本的流动形态。这也解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战国秦汉之际,流传着很多关于孔门言行的记述,有不少现在还保留在《韩诗外传》《说苑》《新序》《孔子家语》等各类传世文献中,除上述郭店、上博竹书之外,也见于定州汉墓出土的《儒家者言》、北大汉简《儒家说丛》等。它们的体裁和内容有很多与《礼记》《论语》有相似之处,却不属于今本《礼记》《论语》的范围。这些文献不仅可视作成型之前的《礼记》乃至《论语》等经传类文献的原始古本来源,也显示出孔子之后以迄西汉年间,儒家后学继承孔子的合经文、传记、诸子为一体的儒学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过程。海昏简本《保傅》的重要异文为这一历史过程的追索提供了可能。下文据整理者韩巍先生所言试举几例。
第一,传世各本中殷周为天子“三十余世”的世代数,海昏简《保傅》作“累世相授”。这是海昏简与传世各本最大的不同之处。传世各本“三十余世”是指“在位”而言,而“累世相授”则是指君位传递而言,故传世各本“秦为天子,二世而亡”,海昏简作“一世而亡”。若就“在位”而言,秦朝为“二世”,若就“相授”而言,则仅为“一世”。
第二,简本“天子”,《大戴礼记》《新书》《汉书》皆作“太子”。《保傅》讲帝王自幼的教育,是举周成王为例;而在文献记载中,成王即位时还是襁褓之中的婴儿,故有“三公三少”之设;此时的成王,其身份已经是“天子”而非“太子”。因此海昏简《保傅》全文均作“天子”,似与文意更为相符。
第三,简本“选左右,蚤(早)隃(谕)教,万事要”,传世各本皆作“选左右、早谕教最急”。此句连用三个三字短语,句式整齐,且“教”“要”古韵同属宵部,形成韵文。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格言、成语、俗谚常常采用短小、整齐的韵文形式。而且此句前面的“故曰”二字,也是战国秦汉时人引用成语、格言时常用的套语。《新书》《汉书》将“故曰”改为“故臣曰”,其后的“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就变成了贾谊自己的语言。
简本《保傅》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新书》的几处重要异文,说明《保傅》篇以及《贾谊书》的一些篇章在西汉时期应该有多个文本系统在平行发展,即使在文本基本定型之后,二者之间也仍然在不断互相参校而进行改动。
综上所述,出土简牍使我们得以以《礼记》为中心,窥见早期儒学的文献体系和儒学思想学术的大体建构过程。这其中不仅有《缁衣》《中庸》等传统认识上所谓“孔门七十子”后学之作,还有海昏竹书《保傅》的发现,证明了其与贾谊《新书》的密切联系,也反映出《礼记》文本形成过程中的汉儒加工形态。

二、“仪礼”文本的多种形态

简牍典籍中《仪礼》文本的发现,首推武威汉简《仪礼》,其内容包括甲、乙、丙三个文本。一是甲本,存与今本《仪礼》有关者七篇,包括:《士相见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均为木简。二是《仪礼》乙本,乙本仅存《服传第八》一篇,也是木简。三是《仪礼》丙本,丙本仅存《丧服》一篇,材质为竹简。甲、乙本中《服传》只有传文没有经文,丙本为《丧服》经文,没有传文。值得留意的是,甲、乙本诸篇目在篇首都存有题记和篇次,不仅可以根据这些内容判定七篇的次序,甲、乙本分篇并行与篇次本身也说明经过序次整理的《仪礼》文本在西汉中后期的流传情况。
沈文倬先生曾比对指出,简本《服传》在汉初已经过隶写,形成接近于《仪礼》古文本的面貌,存西汉古隶较多,今本则以今隶书写习惯为主。而传文的叙述顺序,简本与郑玄注本接近一致。今本《服传》传文有:“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郑玄以为是《丧服》经文“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的传文,礼家多采此说。传文:“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杨天宇先生曾指出此句为武威汉简《丧服》所无,当属郑玄注文,而误入传文内。在简本《服传》中,“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与今传不一致,亦在传文“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之后。可见,武威汉简《服传》单传本改编为经传合编本后,传文虽然被编列至经文之下,但其顺序没有被更动过。沈文倬先生根据《隋书·经籍志》有马融注《丧服经传》,有郑玄注《丧服经传》,认定《仪礼》的合编始于马融,“为别行《丧服》作注,就今所知,始于马融”。其结论应是可信的。由简本所见《服传》虽然有不少传本,传本之间也有古隶今隶混杂但郑玄却没有为其出注的情况,可见当时学者看待《服传》的态度,到了东汉末期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仍然不将其视为《仪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只是看作类似《礼记》的篇目,这与后来学者看待合在《丧服》篇中《服传》的眼光很不相同,反映出西汉时期的《仪礼》文本形态。
《仪礼》在汉代还有《士礼》之名,但其并非专记士礼,还有天子、诸侯各种礼仪,故其得名原因尚难确证。蒋伯潜先生提出“《士礼》以首篇得名”,因其“首篇为《士冠礼》,遂通称全书为《士礼》”,或可为一解。而其所记对汉人而言多为古礼,确是不争的事实。前文已略述汉代流传的“礼学”有今古文《礼》、新制定的汉仪和“容礼”之别,简牍中也有此类形态的文本发现,如睡虎地汉墓M77出土的《葬律》,就是有关诸侯王丧葬制度的规定。海昏简牍中更有两种“仪”类文本的首次发现。
第一种为昌邑王的“会饮仪”。其中类似篇名的“右方王会饮义(仪)”,前有一墨点提示。属于“王会饮仪”的简,多记载参与者的站位元、进退,主持者的号令等。其中相对较为完整的简文如:“……践登东堂。宾者、吏大夫皆反走复立(位)。王西乡(向)定立。”
第二种文献与诸侯王主持的祭祀仪式有关。有一枚记载总字数者:“……史、祝赞曰:嗣王某□尽如义(仪)。·凡八百六十五字。”《礼记·曲礼下》有云:“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38]简文的“嗣王某”即可能涉及昌邑王主持的祭祀礼仪。
整理者田天先生指出,简文用词与内容,与《仪礼》中《乡饮酒礼》《燕礼》等篇十分相似,是一种记录、指导礼仪行事的文本。篇题“王会饮仪”之“仪”,即是此类文本的名称。这类被称为“仪”的文献,内容可能主要为进退容止、站立位次。西汉初年,诸事均属草创,叔孙通为高祖拟定朝会礼仪的故事常见于学者引用。《史记·叔孙通列传》有“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叔孙通拟定的礼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即以秦代仪节参合古代礼书,拟定一套行事规范。此处“秦仪”之“仪”,应当指文本。文献中更常见的说法是“如仪”,如《叔孙通列传》后文有“至礼毕,复置法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又如《汉书·武五子传》记载刘贺奔丧,将至未央宫东阙,郎中令龚遂劝他下车。刘贺“到,哭如仪”。此“如仪”之“仪”,也应该是文本已经写定的行事规范,而不应是泛泛的“礼仪”或“仪节”。简文中“嗣王某□尽如仪”的“如仪”,类于传世文献中的“如仪”,均指符合“仪”类文献的规定。由此似可推断,至迟至武帝中后期,诸侯国内的各项礼仪的施行,都有成文的“仪”类文献规范和文本存在。
综上所述,自先秦至于西汉中期之前,以进退容止为核心的容礼,一直是儒家礼学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海昏简本的发现,学者有可能认识西汉“仪”类文献的形态,也为“容礼”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可能。故由武威汉简《仪礼》与海昏竹书《王会饮仪》诸篇,不仅明了《仪礼》的西汉文本形态,亦可得见《仪礼》衍生且与叔孙通所制朝“仪”同类之篇章的流传。

结 语

出土简牍为西汉中期以前流传的“礼”书形态的探索,提供了实物证据。“三礼”定本虽均肇基于西汉,但其初始文本至迟在战国时期出现,已为20世纪末出土的郭店楚简所证明;而西汉中期以前《仪礼》《礼记》等“礼”书文本形态的不均衡性,亦日渐由层出不穷的出土简牍典籍所揭示。
清华竹书《成人》《摄命》《筮法》《晋文公入于晋》《行称》《祝辞》等篇中蕴含的史迹,岳麓秦简中的相关法律条款,均可得见与《周礼》有关的史料依据和制度设计理路。郭店、上博以至海昏竹书《缁衣》《中庸》《保傅》诸篇,使我们得以以《礼记》为中心窥见早期儒学的文献体系和儒学思想学术的大体建构过程。这其中不仅有《缁衣》《中庸》等传统认识上所谓“孔门七十子”后学之作,还有海昏竹书《保傅》的发现,也证明了其与贾谊《新书》的密切联系,反映出《礼记》文本形成过程中的汉儒加工形态。武威汉简《仪礼》与海昏竹书《王会饮仪》诸篇,不仅有助于明了《仪礼》的西汉文本形态,亦可得见《仪礼》衍生且与叔孙通所制朝“仪”同类之篇章的流传。
今天对“礼”书经典文本的订正辨伪工作,实际上都是以恢复郑玄等整理校订的原貌为最终目标,“一般而言,无法再追溯到郑玄等人校订以前的状态”。这是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比郑玄他们更早的、完备的文献资料可以拿来对照,进而判断他们的正误,但是日渐丰富的出土简牍典籍似乎为了解郑玄以前的“三礼”文本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新发现的“先秦遗物细节和屡经历代学者改造的传世文献”能否建立密切的学术联系,需要更多的方家来批评指正。
作者杨博,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州学刊”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州学刊》2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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