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出土简牍与西汉中期以前流传的“礼”书形态
“礼”是早期中国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形式，也实际上是中国最古早的学术总成。“礼”的文本，即今传本《周礼》《仪礼》《礼记》（包括大、小戴《礼记》）等“三礼”文本的定谳，学界往往将之系于东汉末年郑玄的校订整理，或将今传《仪礼》《礼记》溯源至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时的“另编新本”。由此上溯至先秦秦汉时期，“礼”书的文本形态在中西学界长期存在一些争议。幸赖地不爱宝，出土简牍为探索西汉中期以前流传的“礼”书形态提供了实物证据。如《周礼》在汉代原称《周官》，多见于《史记》《汉书》记载。据《汉书·河间献王传》，是书在汉初最早被献于河间献王，经整理之后藏入秘府，至新莽时经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得以重新传播。关于其成书、作者与流传，是学界长期探索的问题。学者多注意到《周礼》所载礼制与《左传》相合者共161例之多，说明《周礼》所载大部分内容与《左传》所记述的时代相去不远，反映的应是古礼的真实面貌。《左传》成书于战国。与之相应，学者也发现出土战国楚竹书，特别是清华竹书中《成人》《摄命》《筮法》《晋文公入于晋》《行称》《祝辞》诸多篇章，可与《周礼》所载制度系联；岳麓秦简（肆）简116规定亡失县官器者，价值在百廿钱及以上者，要“狱治”，即交由司法机关处理；不足百廿钱者“其官自治”，也就是说由各级行政部门自行处理。此即是《周礼》屡次提及的“附于刑者归于士”。就此意义而言，出土简牍为《周礼》的史料渊源和制度设计的探讨提供了重要依据。似因其长期藏于秘府，并未受到社会的特殊重视，出土简牍中尚未见到与今传本《周礼》直接相关的篇章，而《仪礼》《礼记》的篇章却可得见在西汉中期以前的广泛流传。本文拟由近年所见战国秦汉简牍典籍就此问题略做简单讨论，以供师友同好批评。作为一部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汇编，《礼记》在东汉经郑玄作注后始大行于世。“礼记”之名在秦汉时期并不专指《礼记》，如《史记·孔子世家》“故《书传》《礼记》自孔氏”。这里说的就是《礼》经，而不是今本小戴《礼记》。《诗·召南·采蘩》，郑玄笺：“《礼记》：‘主妇髲髢。’”所引文字即见于今本《仪礼·少牢馈食礼》。同样，古书中也不乏用《礼》指称《礼记》的例子。于此，学者多有关注，也逐渐认识到战国秦汉时期礼学的传授非常复杂，学者对于“礼”的认识也较为模糊，汉代流传的“礼学”有今古文《礼》、新制定的汉仪和“容礼”之别;。战国时期流行的“礼”类文献，也有“经礼”“曲礼”和“礼意”等三部分内容。为便于讨论，下文仍以今传本“礼”书为标准结合出土简牍所见情况来展开。郭店楚简《缁衣》、上博楚简《缁衣》《武王践阼》等存在今本大、小戴《礼记》中的篇章及其章序、异文，长久以来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不仅有助于说明《礼记》定本之前单篇并行的流传状态，由此对于今本《礼记》诸篇章的来源，特别是《汉书·艺文志》所云“‘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之“七十子”的时代跨度，也有了更加具体的认知。今本《礼记》中不仅保留有孔子讲学时的记录和传经遗文，还保留有许多孔门七十二子讲学的记录和传经遗文。如今本《大戴礼记》即保留有不少孔子讲学的记录，而《礼记》的《缁衣》《中庸》《坊记》《表记》等被认定为出于《子思子》，《乐记》出于《公孙尼子》，《大学》《曾子问》等则与《曾子》有关。这其中，汉儒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董理儒家经学、子学文献，在编辑这些不同文体的儒家文献时，也会加进自己的著作，其中一些还托名孔子及其门人。上述论断也日益得到新出简牍典籍文献的证明。首先可以战国楚竹书为例，《缁衣》《武王践祚》之外，郭店、上博楚简中还见有不少篇章与今本大、小戴《礼记》有关。如李学勤先生指出，郭店《尊德义》的句式类似《曲礼》，体例与《中庸》相近；《五行》的文字与《礼记》中不少篇近似，为七十子后学所作；郭店《性情论》、上博《性自命出》主要讲“乐”的上半部分，其根本思想与《乐记》也是一致的。上博《民之父母》的内容也基本见于《孔子闲居》。此外，上博《天子建州》第一章与《大戴礼记·礼三本》关系密切，《内豊》与《昔者君老》合编后的内容接近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和《曾子事父母》。这些与今本《礼记》篇章近似的文献分篇并行的情况，在西汉中期以前仍得延续。海昏侯刘贺墓中所出109枚木楬，其中编号81的木楬，原纵十余列文字可辨者存四：“燕礼”“芗饮酒”“乐记”“昬礼”等，可分别与今本《小戴礼记》中之《燕义》《乡饮酒义》《乐记》《昏义》一一对应。整理者已指出，海昏简本与传世本《礼记》和《大戴礼记》有关者共四组：第一组四道编绳的为《曲礼》；第二组有《礼记·祭义》《丧服四制》和《大戴礼记·曾子疾病》《曾子事父母》等篇；第三组有《礼记·中庸》和《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等篇；第四组则为《保傅》。这无可辩驳地说明《礼记》诸篇在西汉中期以前单篇流传的形态，后两组的相关情况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三组《中庸》《曾子大孝》等出土时与《论语》诸篇混杂在一起，揭示的是西汉时期《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文本的流动形态。这也解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战国秦汉之际，流传着很多关于孔门言行的记述，有不少现在还保留在《韩诗外传》《说苑》《新序》《孔子家语》等各类传世文献中，除上述郭店、上博竹书之外，也见于定州汉墓出土的《儒家者言》、北大汉简《儒家说丛》等。它们的体裁和内容有很多与《礼记》《论语》有相似之处，却不属于今本《礼记》《论语》的范围。这些文献不仅可视作成型之前的《礼记》乃至《论语》等经传类文献的原始古本来源，也显示出孔子之后以迄西汉年间，儒家后学继承孔子的合经文、传记、诸子为一体的儒学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过程。海昏简本《保傅》的重要异文为这一历史过程的追索提供了可能。下文据整理者韩巍先生所言试举几例。第一，传世各本中殷周为天子“三十余世”的世代数，海昏简《保傅》作“累世相授”。这是海昏简与传世各本最大的不同之处。传世各本“三十余世”是指“在位”而言，而“累世相授”则是指君位传递而言，故传世各本“秦为天子，二世而亡”，海昏简作“一世而亡”。若就“在位”而言，秦朝为“二世”，若就“相授”而言，则仅为“一世”。第二，简本“天子”，《大戴礼记》《新书》《汉书》皆作“太子”。《保傅》讲帝王自幼的教育，是举周成王为例；而在文献记载中，成王即位时还是襁褓之中的婴儿，故有“三公三少”之设；此时的成王，其身份已经是“天子”而非“太子”。因此海昏简《保傅》全文均作“天子”，似与文意更为相符。第三，简本“选左右，蚤（早）隃（谕）教，万事要”，传世各本皆作“选左右、早谕教最急”。此句连用三个三字短语，句式整齐，且“教”“要”古韵同属宵部，形成韵文。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格言、成语、俗谚常常采用短小、整齐的韵文形式。而且此句前面的“故曰”二字，也是战国秦汉时人引用成语、格言时常用的套语。《新书》《汉书》将“故曰”改为“故臣曰”，其后的“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就变成了贾谊自己的语言。简本《保傅》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新书》的几处重要异文，说明《保傅》篇以及《贾谊书》的一些篇章在西汉时期应该有多个文本系统在平行发展，即使在文本基本定型之后，二者之间也仍然在不断互相参校而进行改动。综上所述，出土简牍使我们得以以《礼记》为中心，窥见早期儒学的文献体系和儒学思想学术的大体建构过程。这其中不仅有《缁衣》《中庸》等传统认识上所谓“孔门七十子”后学之作，还有海昏竹书《保傅》的发现，证明了其与贾谊《新书》的密切联系，也反映出《礼记》文本形成过程中的汉儒加工形态。简牍典籍中《仪礼》文本的发现，首推武威汉简《仪礼》，其内容包括甲、乙、丙三个文本。一是甲本，存与今本《仪礼》有关者七篇，包括：《士相见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均为木简。二是《仪礼》乙本，乙本仅存《服传第八》一篇，也是木简。三是《仪礼》丙本，丙本仅存《丧服》一篇，材质为竹简。甲、乙本中《服传》只有传文没有经文，丙本为《丧服》经文，没有传文。值得留意的是，甲、乙本诸篇目在篇首都存有题记和篇次，不仅可以根据这些内容判定七篇的次序，甲、乙本分篇并行与篇次本身也说明经过序次整理的《仪礼》文本在西汉中后期的流传情况。沈文倬先生曾比对指出，简本《服传》在汉初已经过隶写，形成接近于《仪礼》古文本的面貌，存西汉古隶较多，今本则以今隶书写习惯为主。而传文的叙述顺序，简本与郑玄注本接近一致。今本《服传》传文有：“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郑玄以为是《丧服》经文“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的传文，礼家多采此说。传文：“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杨天宇先生曾指出此句为武威汉简《丧服》所无，当属郑玄注文，而误入传文内。在简本《服传》中，“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与今传不一致，亦在传文“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之后。可见，武威汉简《服传》单传本改编为经传合编本后，传文虽然被编列至经文之下，但其顺序没有被更动过。沈文倬先生根据《隋书·经籍志》有马融注《丧服经传》，有郑玄注《丧服经传》，认定《仪礼》的合编始于马融，“为别行《丧服》作注，就今所知，始于马融”。其结论应是可信的。由简本所见《服传》虽然有不少传本，传本之间也有古隶今隶混杂但郑玄却没有为其出注的情况，可见当时学者看待《服传》的态度，到了东汉末期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仍然不将其视为《仪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只是看作类似《礼记》的篇目，这与后来学者看待合在《丧服》篇中《服传》的眼光很不相同，反映出西汉时期的《仪礼》文本形态。《仪礼》在汉代还有《士礼》之名，但其并非专记士礼，还有天子、诸侯各种礼仪，故其得名原因尚难确证。蒋伯潜先生提出“《士礼》以首篇得名”，因其“首篇为《士冠礼》，遂通称全书为《士礼》”，或可为一解。而其所记对汉人而言多为古礼，确是不争的事实。前文已略述汉代流传的“礼学”有今古文《礼》、新制定的汉仪和“容礼”之别，简牍中也有此类形态的文本发现，如睡虎地汉墓M77出土的《葬律》，就是有关诸侯王丧葬制度的规定。海昏简牍中更有两种“仪”类文本的首次发现。第一种为昌邑王的“会饮仪”。其中类似篇名的“右方王会饮义（仪）”，前有一墨点提示。属于“王会饮仪”的简，多记载参与者的站位元、进退，主持者的号令等。其中相对较为完整的简文如：“……践登东堂。宾者、吏大夫皆反走复立（位）。王西乡（向）定立。”第二种文献与诸侯王主持的祭祀仪式有关。有一枚记载总字数者：“……史、祝赞曰：嗣王某□尽如义（仪）。·凡八百六十五字。”《礼记·曲礼下》有云：“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38］简文的“嗣王某”即可能涉及昌邑王主持的祭祀礼仪。整理者田天先生指出，简文用词与内容，与《仪礼》中《乡饮酒礼》《燕礼》等篇十分相似，是一种记录、指导礼仪行事的文本。篇题“王会饮仪”之“仪”，即是此类文本的名称。这类被称为“仪”的文献，内容可能主要为进退容止、站立位次。西汉初年，诸事均属草创，叔孙通为高祖拟定朝会礼仪的故事常见于学者引用。《史记·叔孙通列传》有“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叔孙通拟定的礼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即以秦代仪节参合古代礼书，拟定一套行事规范。此处“秦仪”之“仪”，应当指文本。文献中更常见的说法是“如仪”，如《叔孙通列传》后文有“至礼毕，复置法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又如《汉书·武五子传》记载刘贺奔丧，将至未央宫东阙，郎中令龚遂劝他下车。刘贺“到，哭如仪”。此“如仪”之“仪”，也应该是文本已经写定的行事规范，而不应是泛泛的“礼仪”或“仪节”。简文中“嗣王某□尽如仪”的“如仪”，类于传世文献中的“如仪”，均指符合“仪”类文献的规定。由此似可推断，至迟至武帝中后期，诸侯国内的各项礼仪的施行，都有成文的“仪”类文献规范和文本存在。综上所述，自先秦至于西汉中期之前，以进退容止为核心的容礼，一直是儒家礼学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海昏简本的发现，学者有可能认识西汉“仪”类文献的形态，也为“容礼”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可能。故由武威汉简《仪礼》与海昏竹书《王会饮仪》诸篇，不仅明了《仪礼》的西汉文本形态，亦可得见《仪礼》衍生且与叔孙通所制朝“仪”同类之篇章的流传。出土简牍为西汉中期以前流传的“礼”书形态的探索，提供了实物证据。“三礼”定本虽均肇基于西汉，但其初始文本至迟在战国时期出现，已为20世纪末出土的郭店楚简所证明；而西汉中期以前《仪礼》《礼记》等“礼”书文本形态的不均衡性，亦日渐由层出不穷的出土简牍典籍所揭示。清华竹书《成人》《摄命》《筮法》《晋文公入于晋》《行称》《祝辞》等篇中蕴含的史迹，岳麓秦简中的相关法律条款，均可得见与《周礼》有关的史料依据和制度设计理路。郭店、上博以至海昏竹书《缁衣》《中庸》《保傅》诸篇，使我们得以以《礼记》为中心窥见早期儒学的文献体系和儒学思想学术的大体建构过程。这其中不仅有《缁衣》《中庸》等传统认识上所谓“孔门七十子”后学之作，还有海昏竹书《保傅》的发现，也证明了其与贾谊《新书》的密切联系，反映出《礼记》文本形成过程中的汉儒加工形态。武威汉简《仪礼》与海昏竹书《王会饮仪》诸篇，不仅有助于明了《仪礼》的西汉文本形态，亦可得见《仪礼》衍生且与叔孙通所制朝“仪”同类之篇章的流传。今天对“礼”书经典文本的订正辨伪工作，实际上都是以恢复郑玄等整理校订的原貌为最终目标，“一般而言，无法再追溯到郑玄等人校订以前的状态”。这是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比郑玄他们更早的、完备的文献资料可以拿来对照，进而判断他们的正误，但是日渐丰富的出土简牍典籍似乎为了解郑玄以前的“三礼”文本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新发现的“先秦遗物细节和屡经历代学者改造的传世文献”能否建立密切的学术联系，需要更多的方家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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