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古玩网瓷器、玉器、古币、银元、字画、文玩杂项、博物馆馆藏、古董收藏、古玩收藏
摘要：辛德勇先生指出，司马光采录王俭《汉武故事》刻意建构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资治通鉴》对武帝末年不少史事的记载并不可信，前辈学者因盲从《通鉴》得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政治转向的错误结论。辛先生文中有大量史料误读，其结论不能成立：（1）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2）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不容置疑；（3）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4）《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学界通常认为，汉武帝末年发布“轮台诏”与民休息，并适时调整治国策略，使混乱的政治秩序渐趋稳定，对西汉后期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①但辛德勇先生新刊长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以下称“辛文”）却提出：（1）“轮台诏”只是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等学者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以下称“《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史籍，而是出自王俭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刻意构建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汉武帝谓戾太子“不类己”在西汉历史上有故事原型可寻。[1]辛先生此论甫出即为学界注目，然详研辛氏全文，其主要论据及结论容或可商。兹略陈拙见于下，以就教于博雅君子。
一、史料的考辨与阐释：《通鉴》叙事未采《汉武故事》
综观辛文，“《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事的记载出自刘宋王俭的《汉武故事》，司马光采录该书刻意构建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完全不可信据”的断语实为辛氏立论之基，[1](15-20)然此观点大值商榷。辛先生断言《通鉴》采录《汉武故事》主要依据两位南宋学者的记载——吕祖谦《大事记解题》、王益之《西汉年纪》。今考吕氏《大事记解题》卷一二“《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此理之必然，盖可信也”云云，则东莱是认可司马光之记载的。实际上，《通鉴》用了两千七百多字叙述戾太子从降生到自裁的全过程，其中八成文字散见于《汉书》的《外戚传》、《戾太子刘据传》、《江充传》、《刘屈氂传》。吕氏仅对戾太子发兵过程中的两个细节提出商榷，以为“凡此类，皆不可尽信”。[2]王益之《西汉年纪》因袭吕氏之说，更是无所发明，他在“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后标“《汉武故事》”四字，[3]辛先生据此道：
文中“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不见于《汉书·戾太子传》等处，仅见于上引《资治通鉴》，而王益之在此特地注出语出《汉武故事》，说明王氏当时所见《汉武故事》尚有该项纪事，而今传本《汉武故事》与《西汉年纪》以外其他诸书所引《汉武故事》片段，已不见这条佚文。[1](17-18)
这是辛氏论“《通鉴》采录《汉武故事》”的重要证据，惟“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就在《汉书·刘屈氂传》中，[4](2281)辛先生的所有推论就此崩塌。更为有力的反证是，司马光《通鉴》全不取《汉武故事》之叙事，如元光四年（前131）“冬，十二月晦，论杀魏其于渭城”，《通鉴考异》（以下称“《考异》”）曰：
班固《汉武故事》曰：“······上不得巳，遂乃杀婴。”按《汉武故事》语多诞妄，非班固书，盖后人为之，托固名耳。[5](585)
元光五年（前130）七月追记董偃见武帝，《考异》曰：
《汉武故事》曰：“陈皇后废处长门宫·····主见所幸董偃。”按《东方朔传》：“爰叔为偃画计，令主献长门园，更名曰长门宫。”则偃见上在陈后废前明矣。[5](591)
元封五年（前106）卫青薨，《考异》曰：
《汉武故事》曰：“大将军四子皆不才······少子竟坐奢淫诛。”按青四子无坐奢淫诛者，此说妄也。[5](693)
征和二年（前91）戾太子因巫蛊之祸自裁，《考异》曰：
《汉武故事》云“······壶关三老郑茂上书，上感寤，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尉，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杀”。按上若赦太子，当诏吏弗捕，此说恐妄也。[5](733)
《通鉴》在正面意义上使用《汉武故事》仅两例：（1）“元鼎四年春二月”条言栾大能使“□自相触击”，“□”字《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作“棊”，《史记·孝武本纪》作“旗”，《汉武故事》则作“旍”，温公据后者判定“□”当从《史记》作“旗”；（2）“元封元年十月”条臣下答武帝“何以黄帝有冢”之问，《史记》、《汉书》皆云“或对”，温公据《汉武故事》定“或”为公孙卿。[5](661-667)由上可见，温公对“《汉武故事》语多诞妄”有着明确的认知，故对它的叙事绝不采录，并反复在《考异》中斥其为“妄”，明乎别有所本。然伪书中亦有真材料，故司马光以《汉武故事》证正史之名物，此虽无关历史叙事之宏旨，然足见温公之识。司马光处北宋承平之世，修《通鉴》又得翻阅馆阁秘书，有大量优质的人力、物力资源，其叙事细节较正史丰满处必有所本，但绝非《汉武故事》之流，吕祖谦、王益之生赵宋南渡、书缺简脱之世，又不审《通鉴》采摭史料之体例，遂致厚诬温公。②辛先生以南宋人不经之议论疑未采录《汉武故事》之《通鉴》，其结论之准确性亦可想而知了。
“《通鉴》采《汉武故事》”之说不能成立，辛先生重点演绎的“王俭在《汉武故事》中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亦属悬拟。[1](39-46)盖《汉武故事》之作者、创作年代迄无定论，辛氏从余嘉锡先生说定为王俭作，但余先生同时承认孙诒让的“葛洪依托说”亦言之成理，而今人则多视《汉武故事》为建安前后之书。[6]更重要的是，“元凶”刘劭弑父篡位、众叛亲离，与被迫起兵自卫的戾太子没有可比性。辛先生字里行间似有厚诬戾太子之嫌，如谓 “江充在戾太子宫中掘得桐木蛊人”，“戾太子并没有当面否认他有埋藏桐人的举措，这就说明他以桐木人偶诅咒汉武帝速死当属事实”，又云“戾太子先行巫蛊，再继以兵戎犯上，正符合所谓‘不悔前过曰戾’的特征，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戾太子确实有过施行巫蛊的事情”。今考《汉书·武五子戾太子据传》云：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4](2747)
是则戾太子无巫蛊诅咒之事明矣。车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旬月取宰相封侯”正因武帝“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寤”。[4](2884)当车千秋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时，武帝报书自责曰：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4](2886)
一向追求长生不死、喜欢声色犬马的汉武帝每天只吃一顿饭、不听音乐，痛定思痛，戾太子冤狱对他晚年心态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武帝末年政治之转向于此已见端倪。至于刘据谥“戾”，注家早有定论：
臣瓒曰：“太子诛江充以除谗贼，而事不见明。后武帝觉寤，遂族充家，宣帝不得以加恶谥也。董仲舒曰‘有其功无其意谓之戾，无其功有其意谓之罪’”，师古曰：“瓒说是也。” [4](235)
辛文复谓“汉武帝谓戾太子‘不类己’出于虚构，其故事原型是刘邦与汉惠帝、汉宣帝与元帝父子间的微妙关系”，[1](47-50)但辛先生忽略了一个强有力的反证，即《汉书外戚传》明言“后卫太子败”、“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 [4](3956)。据此，武帝确有过子嗣是否“类己”的判断，绝非“故事原型”四字可以一笔抹煞的。事实上，古代执政时间长的君王喜欢幼子（或正受宠的嫔妃之子）、厌恶太子、认为太子“不类己”之例不胜枚举，难道皆可套用叙事学理论加以阐释吗？以某种预设的理论凭空质疑“喜新厌旧”的真实人性显然是无力的。③
二、新见抑或误读：罪己、亲耕与封禅的历史阐释
辛先生否定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向源于他对《通鉴》卷二二“征和四年（前89）三月”条记载的怀疑：
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己，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5](738)
辛文指出：（1）堂堂天子用“向时愚惑”、“所为狂悖”这种辞句来悔过在中国历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用法，如此背离常理，其是否出自信史实录，未免令人疑虑；（2）汉武帝刚刚禅祀完有求仙意味的石闾山便严厉自谴，瞬间变脸于理不合；（3）汉帝“亲耕”应在毗邻京师城垣的地方，后世天子亦无不如此行事，而“巨定”远在渤海岸边，武帝于此耕作违背礼制，故该行为是在向海外仙人示好而非劝农。[1](6-7)上述三点使辛先生对《通鉴》所载西汉史实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否定前贤对武帝末年政治转向的论述。
实际上，辛氏的三点疑问都能得到合理解答。其一，帝王悔过自责，武帝非特例，武则天坐稳江山后就曾自省酷吏政治乃“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7](3022)唐德宗“罪己诏”直言“（小子）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7](339)崇祯遗诏更是自陈“凉德藐躬，上干天咎”、“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8]显然，武帝悔过之语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用法”，不当以此疑《通鉴》。其二，方士劝武帝封禅皆以成仙飞升为说辞，但董仲舒、倪宽等经世之儒鼓吹天子封泰山显系出于儒家王道思想，所谓“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 [4](1215)。对一代雄主汉武帝而言，封禅绝不仅是个人的求仙行为，还有强烈的政治隐喻意味。封泰山、坐明堂、会见诸侯、群臣、四夷使者是昭示受命于天、大一统帝国秩序完全确立、“功成封禅，以告太平”（《白虎通义·封禅》）的政治行为，对此学界向无异议。武帝每五年修封一次泰山，太初三年（前102）又定石闾山为禅的对象，此后遂封泰山而顺带禅石闾。征和四年（前89）武帝亦是先修封泰山，次祀明堂，最后禅石闾，并非如辛氏所言纯为“考神仙之属”。《史记·封禅书》所以给人武帝“尤敬鬼神之祀”的感觉乃因太史公以“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故仅“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9](1404)事实上，即便对武帝颇有微词的司马迁亦言“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徧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絶，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9](1403) 裴駰《集解》于“然其效可睹矣”引徐广曰：“犹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9](486)是则天汉二年（前98）后，武帝对方士的信任急剧下降，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乃是态度转变过程中应有的现象，此后尽管“方士言神祠者弥众”，但武帝的狂热已逐渐淡去，“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9](1405)巫蛊之祸后，一向追求长生久视的汉武帝追悔“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4](2885)武帝晚年渐淡求仙，其后“昭帝即位，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亦是承接此一变化。[4](1248)辛先生过于强调封禅的求仙意味而淡化其政治色彩，并进而推测武帝不可能悔求仙，恐非笃论。其三，天子籍田是为了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但帝王亲耕劝农未必需在京师。《后汉书·明帝纪》载“帝耕于下邳”，[10](118)《后汉书·章帝纪》谓帝东巡“耕于定陶”，北狩“耕于怀”，其地皆远离京城。[10](149-154)考《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自元封二年（前109）[5](682)武帝亲临指挥堵塞黄河决口后，“用事者争言水利”，而“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是“穿渠为溉田”的典范工程。[9](1414)因此，武帝“耕于钜定”并不违反礼制，他的意图的确在于劝农而非辛先生所认为的“示好仙人”。要之，就辛先生质疑的征和四年（前89）所载之事而言，《通鉴》并没有重构历史，它与《史记》、《汉书》所记武帝末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行为是契合的，若以司马光在行文过程中的某些具有叙事色彩和“借鉴史学”意味的词句进而质疑“马”、否定武帝末年的战略调整，恐于义未安，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还要谈到。
三、汉代文献所见武帝末年政治之转向
“轮台诏”颁于征和四年（前89），全文载《汉书·西域传》。[4](3912-3914)学界通常认为此诏意味着武帝末年政治倾向的转变，即由穷兵黩武、锐意拓边调整为与民休息、巩固统治。辛先生称“轮台诏”关涉的只是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其性质与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元朔三年（前126）、元狩三年（前120）的军事策略调整相似，并非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针。[1](9-13)我们认为，辛先生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乃因他对史料的解读出现了偏差。辛氏以武帝在“轮台诏”中仅对马（莽）通、开陵侯、李广利的进军失利或投降进行检讨，而对一路顺利进兵、“杀伤虏甚众”的商丘成军只字未提，得出“像是总结教训、伺机再战”的论断。[1](9)考《汉书·匈奴传》，商丘成进军顺利是因扑空“无所见，还”，撤军过程中被匈奴追击，“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4](3779)在武帝看来这根本算不上胜利，是以只字未提，至于“总结教训、伺机再战”云云更难令人信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汉武拓边是以文景之治积累的大量物质财富为基础的，而至征和中，“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4](3914)这决定了武帝已不能仅靠单纯的军事策略调整渡过危机。《汉书·食货志》谓“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4](1139)《汉书·西域传》明言“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4](3914)《汉书·匈奴传》也说“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4](3781)均系明证。至于辛先生称“（诏书）所说令郡国二千石献策蓄马等事，就应该是为重新征战而预做准备”亦属误读，武帝诏书说得很清楚，“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4](3914)。自武帝末年“不复出兵”，终昭帝朝对四夷都是采取羁縻政策，后元二年（前87）、元凤元年（前80）、元凤三年（前78）、元凤五年（前76）边疆战事皆系匈奴主动挑衅或乌桓反叛，汉朝自卫反击而已。[4](3783-3784)辛先生引为证据的“在霍光主政的昭帝时期，甚至连汉武帝在所谓‘轮台诏书’中一度停罢的屯田轮台之事亦‘用桑弘羊前议’而复行之”系曲解文意。[1](49)《汉书·西域传》载此事谓：
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杅弥，杅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4](3916)
不难看出，昭帝“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正是以西域人经营西域的羁縻政策，并非有意拓边，故龟兹王擅杀赖丹后，昭帝未加征讨。至宣帝即位，才又凭借着武帝末、昭帝朝休养生息所造就的良好基础主动经营四夷，命常惠“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4](3914)辛先生复疑《汉书》武帝“悔远征伐”、“深陈既往之悔”的记载“可能受刘向《新序》或与《新序》同源的某一著述描写的影响”。考辛氏所引《新序》之文除“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句将前线总指挥记错外④，九成以上内容见于《汉书·韩安国传》。辛先生为证成己说，无端怀疑《汉书》大段记载之真实性，无法令人信服。武帝为落实轮台诏中“方今之务，在于力农”的指令，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实行“代田法”，“用力少而得谷多”，“一岁之收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4](1139)但辛先生据《汉书·食货志》“课得谷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的记载指出“这种促进农业生产的举措，目的并不是想要恢复‘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而是如同‘搜粟都尉’这一官名所显示的那样，意在为朝廷增加搜刮民脂民膏的数量”。[1](49)案辛氏此论不确，“课得谷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之“课”与《汉书·匈奴传》“课校人畜计”用例同，乃计算之意，汉时“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淮南子·主术》）[11]，岂有每亩赋税加收“一斛以上”之理？除施行“代田法”外，武帝复“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盐铁论·未通》），[12]改小亩为大亩、评税率等藏富于民的举措为“宣帝中兴”奠定基础。
辛先生又云《汉书·武帝纪》篇末的赞“显然是在指斥汉武帝暴虐子民的一生，值此盖棺论定之时，亦略无一语提及他在晚年对此行径有过罪己悔过的举措。这更进一步显示出，在班固的眼里，汉武帝并没有改变过他的基本政治取向”。[1](12)然古书本有互见之例，班固对武帝武功的盖棺定论见《汉书·西域传》赞，其辞曰：
孝武之世，图制匈奴······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4](3928-3929)
“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八字足破辛先生之说。辛氏又谓“汉武帝临终前精心安排的托孤诸臣”“后来实际上都是在继续执行汉武帝一以贯之的施政方针”，“汉武帝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绝没有在刘彻去世前发生过根本性转变，并且一直延续到昭帝时期”。[1](11)案武帝晚年改辙易途之举已见上文，考之《汉书》，昭帝朝沿续了武帝晚年的战略转向。始元元年（前86）春二月，昭帝亲耕于“钩盾弄田”以劝农，[4](219)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霍）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⑤霍光虽然不喜欢儒生，但在反拨武帝朝过于有为的政治、轻徭薄赋上与儒家士大夫仍有共识，异于代表武帝中年政治倾向、坚持扩张主义的桑弘羊。随着桑弘羊、上官桀元凤元年（前80）被诛，霍光更得以贯彻武帝遗志，《汉书·车千秋传》称“讫昭帝世，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4](2886)《汉书·食货志》云“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4](1141)《汉书·昭帝纪》则盖棺定论道“孝昭幼年即位”，“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⑥又，《汉书·王吉传》讲到宣帝即位后“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4](3062)亦可反窥昭帝朝之状况。如上文所示，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在《史记》、《汉书》诸多《列传》、《志》中都可以得到互相印证、补充，遗憾的是，辛先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史记》、《汉书》、《盐铁论》这些原始史料，并由误解《通鉴》而疑及《汉书》，不无疑古过勇之嫌。
四、关于历史阐释与历史重构的界限问题
辛先生在文末重申 “整个昭帝以至宣帝两朝，尽管在某些具体施政措施上曾经略有调整，但从总的方针路线上来说，都在一直坚定地执行武帝以来的内外国策”，“直到后来元帝继位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样的指导思想，纯用儒家理念治国，从而真正转向所谓‘守文’之路”。[4](49-50)我们认为，这种直线演进的叙述模式多少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正如徐兴无先生所说，汉帝国经过武帝朝的锐意进取，其建构与扩张能力已臻极限，国内政治已进入凝固、调整与修补的时期。刘彻晚年认识到了这点并做了相应的政治部署，霍光继承武帝遗志，以效法文帝无为政治的方式与民休息。尽管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的言说表明儒家在雄主去世后欲全面践行王道思想，政见与霍光有异，但在反对桑弘羊的扩张主义、主张减损武帝朝过于有为的“王霸”政治的利益诉求上与霍氏仍有共识。[13](1-16)武帝末、昭帝朝的战略转向是统治阶层自我总结、反思、呼应底层民众愿望的结果，其决策者是刘彻及其内朝私臣霍光，武帝末年劝农、休兵、轻徭薄赋等一系列见诸《汉书》的政治转向举措因霍光和外朝儒家官僚的妥协、合作得以在昭帝时继续贯彻执行。其后霍氏虽灭，但宣帝行事效法中年之武帝，这使儒家试图将汉帝国转换为符合王道思想的文化帝国的努力又被推迟。降及元、成，雄主消失、醇儒当政，士大夫遂得“要求大汉帝国的文化建构从武帝时期铺张、创造、开拓式的制礼作乐转向内敛、深沉、长久的道德建构；要求儒家思想从缘饰吏事的政治工具变成帝国的政治灵魂”。[13](141-153)实际上，元、成时士大夫对武、宣“王霸政治”的系统审视与回顾正是武帝末、昭帝朝政治反思的延续，其不同在于，当他们使用“法太宗之治”这一话语时，其实质是要施行有为的儒家“王道政治”，异于霍光的以无为政治休养生息。辛先生据宣帝修“修汉武故事”、元成时治国理念始由“王霸”转为儒家“王道政治”否定武帝末、昭帝朝的政治转向，恐于理未允。
“历史故事的内容是真实的、实际发生的而非虚构的、叙述者发明的事件。这意味着，历史事件向一个将来的叙述者呈现自身的形式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建构的”。[14]就辛先生所论的范围而言，《史记》、《汉书》、《盐铁论》等汉代文献的记载始终制约、限制着《资治通鉴》历史叙述的边界，⑦司马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上完全遵循了上述汉代文献的记载，其对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的评骘与班固“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的盖棺定论其揆一也，⑧并不像辛氏所认为的“司马光建构了符合自己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并加以阐释”。温公在叙事中对某些细节进行了丰富、补充，但这是经过严格考辨的，《通鉴》叙事不取《汉武故事》即是明证。司马光对不少事件如“萧何营造未央宫过丽”、“叔孙通谏立原庙”、“贡禹劝谏元帝”、“诸葛丰对大臣前誉后毁”的个性化评论属“借鉴史学”的应有之义。⑨《通鉴》之细节叙述、史事臧否异于前人处仅是不同视角的史学观照，属历史阐释而非历史重构。辛先生十分强调“史源”的概念，史源学巨擘陈垣先生开设课程时，“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即使研究唐史，引《通鉴》而不检寻两《唐书》及别的书，又不说明那段材料确不见于两《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册府元龟》等书，也不能通过。” [15]研究汉代历史不以《通鉴》为主要依据系学界通识，真正建构了今人对汉代的认知的主要是汉代的文献而非《通鉴》。换言之，即便我们抛开《通鉴》而仅以《史记》、《汉书》、《盐铁论》、汉简立论，同样可以得出“武帝末年有明显得政治转向并深远影响了后世政局”的结论。司马光的历史考证和评论只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段汉代历史，而不能另起炉灶，重构一段没有发生过的历史。前贤行文中的某些具体论述可以补充、丰富甚至修订，但他们对历史大势的把握确系不刊之论。
注释：
① 辛先生在文中对市村瓒次郎、吕思勉、徐复观、唐长孺、田余庆等前辈学者的说法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梳理，兹不赘述，详见氏著：《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6页注①至注⑥，第10页注①至注④。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西汉年纪”条谓“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书（案文溯阁本《提要》‘汉书’作‘汉事’，甚确），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余鲜所采掇。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 广征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见《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6-427页。由此观之，广采异书者恰是王益之而非温公，王氏误认“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语出《汉武故事》，亦因好异而反失考于正史。
③ 孱弱如汉元帝也曾以汉成帝“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为嗣。赖侍中史丹护太子家，辅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无废”，见《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01页。
④ 古人论述多有概而言之者，故看似不如今人严密，然“马邑之围”本经武帝首肯，将刘彻视为总指挥亦无不可。详见《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第2398-2404页。
⑤《汉书》卷六〇《杜延年传》，第2664页。案杜延年“宜修孝文时政”云云与贡禹劝汉元帝“醇法太宗之治”如出一辙，二人都把汉文帝生活俭朴、与民休息的“故事”作为表达政见的话语资源，但贡禹使用这一话语时，其实质是要施行有为的儒家“王道政治”，异于霍光的以文帝无为政治休养生息，见《汉书》卷七二《贡禹传》，第3079页。
⑥《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33页。案《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亦云“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师旅之后，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至于始元、元凤之间，匈奴乡化，百姓益富，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于是罢酒榷而议盐铁矣”，第3624页。
⑦辛先生自陈《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有“后现代”意味。诚然，后现代史学的洞见启示我们：历史、叙事文学同样以文字书写，同为一种叙述话语，我们与“过去”之间隔着“并不完全等于过去”的历史文本。但历史与叙事文学毕竟有着根本的不同，诚如徐兴无先生教示：历史与文学都是用语言叙述，但历史必须叙述过去的事情，而文学可以想象或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情，若过度强调历史叙事的“文本性”而一味疑古，只会导向极端怀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这是需要警惕的。关于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葛兆光先生曾有详细的评述，详参氏著《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5-136页；《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4-96页。
⑧语见《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正月”条“臣光曰”，第748页；班固《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赞，第3928-3929页。
⑨即以“贡禹劝谏元帝”为例，司马光认为“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资治通鉴》卷二八“汉元帝初元元年九月”，第896页）温公此处批评不免过于苛刻，一则贡禹本系石显举荐，于情自不可能谏罢佞幸，二则元、成以后的醇儒们“不再充当中枢政治的角斗士和推算天道的占星士”，而是“把眼光转向了整个国家和民间社会”，他们不惜与外戚、宦官、佞幸虚与委蛇以收长久之效。（徐兴无：《刘向评传》，第141-153页）温公对上述两点自不会全然不知，其议论仅为一种历史阐释，是借鉴史学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5-50.
[2]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873-874.
[3] 王益之撰，王根林整理.西汉年纪[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337-338.
[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 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5：480.
[7] 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 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35.
[9] 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华书局，1959.
[10] 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 刘安撰，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307.
[12]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191、197.
[13] 徐兴无.刘向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 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35.
[15] 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A].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86.
作者简介：李浩，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文章转发自古籍，版权归其所有。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和任何投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