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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欣于所遇——宋元名迹三种”学术座谈会在北京新保利大厦举办，20余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共同探讨的方式，聚焦本次北京保利拍卖2021秋拍的三件重磅拍品：《宋御府拓定武兰亭卷——游相兰亭甲之一》、宋人写本《续高僧传》，及元代王振鹏《锦标图》。
宋御府拓定武兰亭卷——游相兰亭甲之一（以下简称“游相兰亭甲之一”）的现身可谓石破天惊，这是宋高宗赵构一行南逃途中，向宗室赵子昼借的定武兰亭重刻。帖后刻宋高宗赵构绍兴元年（1131年）跋，引《世说新语》王羲之同谢安登冶城语，并说明翻刻定武本问题。游似题后有同时人何处恬题：“源流之自，摹刻之精，至是不可以有加矣，是宜冠诸篇首。”
此件宋拓精品著录于桑世昌《兰亭考》卷二及卷十一、胡世安《禊帖综闻》卷五、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第五、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六十、吴升《大观录》唐贤法书卷二。明清历经朱棡、徐树谷、查莹、英和、李意西、李慎、爱新觉罗·岳琪、崇恩、魏今非递藏，高士奇、瑛宝、英和、佚名题跋。
此本既珍且罕，深入研究可解决诸如定武兰亭在南宋独尊、领字从山本兰亭、颍上兰亭、褚临兰亭、五言兰亭诗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版本价值与艺术价值。对此，多位与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甲之一”展开了讨论。
定武兰亭反映了宋高宗对《兰亭序》书法的热爱，以及他将《兰亭序》与朝政绾结的政治意图，通过临摹、拓刻，真正做到了“一代操觚之盛”。
——虞云国
这本游相兰亭，可以说是第一流的重量级文物。
——梁少膺
“游相兰亭甲之一”是定武本第一代翻刻本，或者至少认为是定武本上乘的第一代翻刻本的翻刻本，相当接近定武本的原貌。
——陈一梅
“游相兰亭甲之一”，因系直接从真本“定武兰亭”经意重摹，故能下原本一等，在数量庞大的两宋重刻兰亭石本中，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田振宇
“游相兰亭甲之一”是与众不同的，它很可能是《兰亭序》在南宋传刻的开篇之作，经过宋高宗宣取翻刻，在时空上有特殊意义。
——方爱龙
“游相兰亭甲之一”是不同时代印鉴的层层组合，它是古书画碑帖鉴定史上最没有鉴定难度的一例，印章是真的就是真的。
——赵 华
游相本非常忠实原作，像定武本那样清晰、好看，裂缝这些部分也都原汁原味描摹出来。
它是游相藏、高宗跋、晋府装、宋人题的名品。绍兴元年的高宗跋尤其既有非凡的历史文献价值，又有动人的艺术价值。
——孙 田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虞云国认为，定武兰亭反映了宋高宗对《兰亭序》书法的热爱，以及他将《兰亭序》与朝政绾结的政治意图，通过临摹、拓刻，真正做到了“一代操觚之盛”。
在“游相兰亭”宋拓甲之一御府本上，宋高宗御笔题跋如下：
王连起先生推测：“他出生后三个月就被授为定武军节度使，定武兰亭被发现和得名就在定武军，而定武含有结束战争的含义，正是赵构此时此刻最企盼的”，这一推断不无道理。这里试从驻跸越州绍兴府期间宋高宗的朝政活动，来说明其时摹刻甲之一本《兰亭序》的时代背景与客观条件。
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九月决定放弃中原，“廵幸淮甸”。十月初一登舟南下，二十七日抵达扬州。驻跸一年有余，对战局却忘乎所以。直到建炎三年二月初三，接报金军逼近，才仓皇渡江到镇江。十三日抵达杭州，但次月初四，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苗刘之变”，胁迫其退位。
十月初八，高宗返抵临安，当日即定策东撤。十五日渡过钱塘江，十七日抵达越州（今浙江绍兴）。十一月二十五日，高宗得知建康沦陷，预判金军将渡江来袭，便继续东逃。十二月二日逃至明州，八日决定下海避敌。
其后，御舟南下，辗转台温沿海，次年二月十七日才驻跸温州州治。三月十八日御舟离开温州，仍由海道折回，四月十二日归抵越州。
上述记事表明，高宗即位以来，除扬州一年多耽乐声色不思战备外，其他时段都惶惶如丧家之犬，确无可能过问文事。
再次驻跸越州当月，韩世忠以黄天荡之战重创金军；五月，金帅完颜兀术渡江北撤，岳飞收复建康。这两大事件标志着宋金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局面下，驻跸越州的宋高宗得以从容理政。
五月，朝廷宣布宽贷越州官员的降金行为，意在安抚当地官民。六月初一，高宗蠲免绍兴府下辖三县的租米，同时下诏侍从、台谏与诸将集议驻跸事宜，颇有久驻越州、以观大局的意向。
在此期间，他在礼仪文化上也频出诏令，颇有举动。八月，下诏从海道将原为安全而安置福州的景灵宫祖先神御迎至温州奉安。这年冬至，高宗亲率百官遥拜徽钦二帝，是为南宋立国后的首次遥拜。次年正月初一，在行宫北门外再行遥拜之礼；高宗未按朝仪接受臣僚正旦朝贺，仅在常朝殿受朝参官起居之礼，但其后每月朔望都行起居礼，朝仪渐趋正常化。
这天宣布改元绍兴元年（1131），改元德音宣布：恢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让有关部门上报尚未褒赠的元祐党人。二月，首次确定岁祀天地、社稷的礼仪；恢复设立秘书省，这是掌管图书、国史、实录与天文、历算等文化事务的国家机构之一。
四月，应秘书少监程俱之请，下诏修《日历》；七月，命秘书省长贰一起参与加紧修撰。五月初一起，宋高宗御正殿，朝仪至此完全恢复正常。六月初一，下诏自后遥拜二帝时，皇帝在殿上行家人礼，百官在庭下行臣子礼；因太庙神主寄寓温州，便在绍兴大善寺临时设立祖宗寓室，行礼如仪。八月，下诏将存放御舟的天章阁祖宗神御移置绍兴法济院，南宋时不仅宋朝历代皇帝像与宗室名册，包括图籍、宝玩、符瑞等也都藏于天章阁，或即沿袭驻跸越州时的旧规。同月修成《绍兴重修勅令格式》726卷。
九月，派遣宗室代表朝飨温州太庙；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配祭；高宗“亲书明堂及飞白门榜”，秀了一把御笔书法。十月二十六日，越州升为绍兴府，高宗似有在此长期驻跸的考虑。但十天后就下诏移跸临安，给出的理由是“以会稽漕运不继”。绍兴二年正月十四日，朝廷回跸临安府。
综上所述，在结束流亡、驻跸绍兴的一年多里，随着宋金战局明显好转，立国环境暂趋稳定，宋高宗已有余暇腾出精力，重振南宋立国之初无暇顾及的文治。在这种情势下，“宣取”赵子昼家藏定武本《兰亭序》，御笔为之题跋，指令“刻之”行世，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在刻拓御府本《兰亭序》的活动中，还应充分考虑宋高宗极具素养的书家因素。关于其书法造诣，书法史界多有研究，这里略作申论。
宋高宗著有《翰墨志》，其品评书家，平章帖学，纵论书史，探究笔法，不乏真知卓见，此不赘述。据其自述，“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自诩“众体皆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而“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即没有利害攸关的重大事变，每天都临池不辍。从扬州之变起，他颠沛流离，保命不暇，大概也只得捐弃笔墨了。
但记载证明，自回跸越州起，他就重拾嗜书之好，耽于翰墨。绍兴元年十月，新任中书舍人廖刚进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览群书，亦可谓之好学，然帝王之学与文士异”，劝谏他治国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诚意，愿去末学之无益，坐进此道，则可以复群生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这段进谏足资旁证，驻跸绍兴期间，高宗亲濡翰墨广为人知，以致侍从也劝他舍去“末学”，以复甦群生为念。这也能解释，为何高宗对随从家藏的定武本《兰亭序》会有那么强烈的兴趣。
宋高宗不仅精通书艺，还是王羲之尤其《兰亭序》的超级拥趸，这在《翰墨志》里多有坦承。他自述钟情右军法书说：“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蔗，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对右军法书，即便罗致一本智永临摹的真草《千字文》，也珍重记入《翰墨志》。
当然，更受高宗珍爱的是各本《兰亭序》。绍兴十年，他作《复古殿兰亭赞》推崇备至道：“右军笔法，变化无穷。禊亭遗墨，行书之宗。奇踪既冺，石刻亦工。临仿者谁，鉴明于铜。”晚年自道沉醉其中之感：“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他临摹过多少本《兰亭序》已难确考，《辍耕录·兰亭集刻》即记有“髙宗临定武米友仁跋”本。
这一时期，宋高宗热衷《兰亭序》与他刻意改变自己以往书体也大有关系。建炎四年七月，伪齐建立，刘豫命人模仿宋高宗的黄庭坚体行间破坏。其具体年月不详，当在南宋政权立足未稳时；而建炎末至绍兴初最有可能，因处于流亡状态最易行间，及至驻跸临安，南宋立足趋于稳定，伪造其手迹行诈便非易事。在侦悉刘豫伎俩后，高宗就转学王羲之体。
南宋名臣楼钥说，当时“伪齐尚存故臣郑亿年辈密奏，（刘）豫方使人习庭坚体，恐缓急与御笔相乱。遂改米芾字，皆夺其真。”（《攻媿集·宋髙宗赐胡直孺御札》）南宋俞松在宋高宗赐郑谌本《兰亭序》跋语里也说，“思陵本敩黄书，后以伪豫遣能黄书者为间，改从右军。而绍兴之初笔势已如此，乃与《戒石铭》字体顿异，殆天纵也。”（《兰亭续考》卷2）
既然绍兴三年御赐郑谌《兰亭序》临本已与上年六月颁下的《戒石铭》笔势迥异，有理由推断，自驻跸绍兴府不久，宋高宗就已主要改临《兰亭序》。当然，作为推崇王羲之的书家，宋高宗此前肯定也已临过《兰亭序》，但平日作书则主黄山谷书风，在转向王羲之体的过程中也改学过米芾体，这与他从绍兴初年起更多临摹《兰亭序》并不相悖。正是同一时段，他获知随从家藏有定武本《兰亭序》，“有旨宣取”、御笔题跋并“令精意钩摹，别付碑板”以广流传，也可谓情之所钟而理有必然了。
宋高宗在《翰墨志》里承认：“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也就是说，他有意把书法活动与“鼓动士类”的政治绾结起来。由此再看他为甲之一御府本的题跋，政治用意便一目了然。
尽管在令东晋转危为安上，谢安的历史贡献远非王羲之所能望其项背的，但御笔题跋却一味推许王羲之，无非看重他批评谢安之际说的“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这也是其时南宋朝廷面临的局势与他迫切要求随驾群臣效法的，也就是“不忘忧国之心”，虚谈浮文都“非当今所宜”。
当然，“忧国”只是堂皇的号召，“勤王”才是切实的目的，“宜思自效”仅针对臣下，他绝不会反躬自问在扬州如何纵情声色的。
《兰亭考·睿赏》说，“思陵（宋高宗陵名）在御，临赐不一。”高宗把赏赐《兰亭序》作为笼络朝臣的惯用手段。据记载，受赐《兰亭序》的先后有吕颐浩、孙近、向子諲、钱端礼、米友仁、刘光世、郑谌与陈康伯等，既有老臣、爱将，还有侍从、宦官，大都是御笔亲临的“宸翰”，而获赐的朝臣大多郑重刻石，以示光宠。
宦官郑谌与老臣吕颐浩获赐，尤见宋高宗的政治机心。郑谌乃“寺人中之粗能诗者”（《兰亭续考》卷2），也擅长书艺，高宗曾命他书写《盘庚》《无逸》《车攻》等《书》《诗》名篇与《孝经》“治章”，陈列御座左右，“尝以谕辅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庚子）。
次年，高宗在颇自赞赏的定武《兰亭》拓本上御书“复古殿书”四字，钤印“御书之宝”，赐给郑谌以为恩赏。此帖后归俞松入藏，其《兰亭续考》说：“惟定武石本，典刑具在，展玩无不满人意。此帖所宜宝也。”
绍兴七年，老臣吕颐浩赴建康入觐，陛辞时获赐宋高宗御书《兰亭修禊序》，即上表称谢：“被宠锡之非常，觉衰残之有耀”，感激涕零地歌颂皇帝“乘中兴之运，躬抚六师，志戡多难”，“还以人文化成天下，宝书传美”（《忠穆集》卷7《御书兰亭后序》）。
既然是宋高宗的最爱，吴皇后也临摹《兰亭序》，摹本传出宫掖，恰被韩世忠获得，时在绍兴十五年，韩世忠上表献进，验明玺文，确是皇后临本，宋高宗转手赐给吴皇后之弟吴益，这位皇帝小舅子郑重其事地将其刻石。
在宋高宗朝政治里，《兰亭序》竟有如此不容小觑的政治功用，也确如其自我标榜的，达到“一代操觚之盛”。
书画篆刻家、美术史论家梁少膺认为，遍览《兰亭序》临本、摹本、拓本多个系统，“甲之一”作为御府本是重量级第一流的文物。
传世《兰亭序》有三个系统：一是临本；二是摹本；三是拓本。
临本系统形成于唐太宗时期。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尤其喜爱《兰亭序》，他命欧阳修、虞世南、褚遂良来临写。这三个人在唐代为楷书的法度树立了典范，他们临《兰亭序》不是一丝一毫地摹，而是体现各自书写风格、习惯和性情。这与冯承素在弘文馆摹《兰亭序》是不同的。
冯承素当年对《兰亭序》进行摹勒，是一笔一划每一个细节还原出来，技术高超。因此，现在认为最接近王羲之《兰亭序》本来面目的就是冯承素本，这是《兰亭序》的摹本系统。
与定武兰亭有密切关系的甲之一御府本则来自《兰亭序》拓本系统。
关于定武兰亭具体流传，说法很多，但究其大概的脉络，可追溯至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当时契丹人想把《兰亭序》石刻运到老家北方去，最后留在定州（现在河北）。宋庆历年间被李学究所得，后来原石又留在军库。
熙宁年间，薛师正守定州，他的儿子薛绍彭翻刻一本之后把原石拿回了自己家，再后来又将原石呈给南宋御府收藏。桑世昌在《兰亭考》卷五记载了他的考察，认为当世所见定武本出自欧阳修。
基于宋时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欧阳修、赵明诚兴起的古风和欧阳修所著《集古录》催化了宋代金石学的勃兴，宋人非常重视兰亭，留下了诸多兰亭拓本和文字。在这之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兰亭书法符合士大夫阶层的喜好，特别是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大力推动。
宋高宗赵构本身是非常了不起的书法家，他还著有《翰墨志》，这是书法史上非常重要的理论专著。
出于个人爱好、对王羲之的推崇，加之“定武”对赵构政治抱负的标志性意义，赵构不但收集前代定武兰亭，还大力发展，要形成他自己的定武兰亭摹本、拓本系统。
他不但提倡定武本，还赐给大臣。王连起先生有研究文章也指出这一点，认为赵构推崇定武本，此举既能满足他的个人爱好流露、书法理论输出，还能表达他的政治愿望，即希望社会政治安定。赵构在定武兰亭中追寻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使得兰亭拓本系统迎来极大的扩充。
南宋理宗时期公元1225年至1265年，四十年间，内府收藏到拓本多达117本，此际朝中权臣收藏《兰亭》拓本更多，丞相游似是当时其中一位，收藏百种，以天干为编次，标明帖名。
《宋史》卷一七《游似传》，记录了丞相游似不但是政治家，还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端明殿学士等要职，他在这样的身份背景下收藏了大量兰亭。
在保利拍卖现身的这本游相兰亭则编订为“甲之一”，其中还有非常重要的纪年信息，“绍兴元年秋八月十四日刻”。这一信息与《兰亭考》的记载吻合，《兰亭考》卷一《传刻》：“御府：一本。绍兴元年秋八月十四日刊。定武本，后有宝字方印，及御制诗。”此中所记之本应是游相所藏的“甲之一本”。
《山谷题跋》卷七《跋兰亭》：“定武本则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犹可想其风流。”后世认为定武《兰亭》存“肥”“瘦”两种。
譬如，孙承泽《庚子消暑录》卷四有“定武《禊帖》肥本”“定武《兰亭》瘦本”，并说：“姜白石言《兰亭》石本似有锋芒棱角为上。此本群、带、右、流、天五字已缺而锋颖神采奕奕，拓法最工者也。”这里所指五字已缺，此“缺”字当作“残损”理解。
《兰亭考》卷五《临摹》：“定武本以损带、流、右、天四字为真。”此本亦存在这种情况。因此，这次展出的游相兰亭“甲之一”，属南宋御府藏之一本。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一梅认为，游相兰亭甲之一是定武本第一代翻刻本，或者至少认为是定武本上乘的第一代翻刻本的翻刻本，相当接近定武本的原貌。
这本游相兰亭甲之一，后有目前所见纪年最早的赵构传世书迹，明确署款“绍兴元年秋八月十四日书”。
定武兰亭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一个刊刻精良的兰亭刻本，由于定武对于赵构而言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他所推崇的书法家黄庭坚又有一系列论述，最终将定武兰亭推上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因此，可以说高宗对兰亭的看法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书法偶像黄庭坚的影响，综合政治需要、个人喜好成为高宗推崇定武兰亭至高无上的双重动机。那么，今之所见游相本与定武本有怎样的关系？
定武本的特点一般要看这三个字的写法，即：“会”字只剩半撇、“激”字中间为“身”；“聽”字耳旁下无“土”。此外，还要看字的缺损情况。
这些特点，在保利征集到的这本游相兰亭里都符合，此外还有五字缺损。“殊字蟹爪”、“八阔九修”、“崇山字下三点”、“金龟卧顶”，都符合。但其他一些拓本里有的缺损，如“仰字针孔”、“欣字螳肚”、“裂字损钉头”，保利本则无。
按《兰亭考》的记录，游相兰亭“末后空一行，亦验定刻之一助”，保利本游相兰亭有空一行，这也是符合的。曾宏父《兰亭审定诀》有说“书家一词称定本，空一尾行意不尽”，可见后代文献当中讲到“空一行”，与前人的记载是呼应的，但现在很少见到实物能反映这样的特点。
传世重要的定武本中末尾空一行十分罕见，在甲之一之外，有这种特征的游相兰亭只见到一本，藏于日本，就是玉泉僧本。
再看纪年，绍兴元年，这是《兰亭考》所记录的宋高宗跋甲之一的时间，这时赵子昼仍在世，信息互相印证。
因此，我们可以对保利本游相兰亭有一个初步判断：它是定武本第一代翻刻本，至少可以认为是定武本上乘的第一代翻刻本的翻刻本，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大一些。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这本游相兰亭都是相当接近定武本原貌的刻本。保利本游相兰亭里，“岁”字有一点，比较少见。在海山仙馆翻刻的一本游相兰亭双钩字本里，也出现了这样的“岁”字，这个特点在刻本兰亭当中非常少见。
海山仙馆翻刻的点离得非常远，保利这一本里“岁”字的点离那一横非常近，如果石头残掉一点，就跟横画变成连在一起。启功先生对落水本进行过非常详细的研究，他提到约在五六十年代时，落水本曾出现于吴门一带，在世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目前看不到原迹。
落水本兰亭曾入过乾隆内府，有翻刻本传世。乾隆内府翻刻本相对比较可靠，可以作为依据来分析。后面还有翁方纲双钩填墨本，翁方纲也是见过落水兰亭。如果与保利本比对，则可看出保利本中有五字已损，落水本五字不损。
定武兰亭九字损的部分，在落水本则唯“殊”字未损，前面七个字残损位置比较吻合，后面两字“群”字样貌比较接近，分岔、位置比较接近。“殊”字最后一笔“蟹爪”，乾隆内府的翻刻比较夸张，保利本相对比较自然。
至于定武本的“后一行空处”，落水本没有原迹，只能从乾隆内府翻刻、翁方纲的双钩填墨本来看，那么反映出来就是这一特点在落水本上也许不够清晰。乾隆内府翻刻没有这一行，可能是翻刻的时候没有把空行翻刻进去，翁方纲本是隐隐约约有空一行，也可能是当时拓本已经模糊，最后一竖栏不是特别清楚，翁氏摹本在最后一行上下边栏线都有一定的延伸。在赵孟頫十三跋当中第二跋有写到独孤本与落水本无异，非常接近。周密《云烟过眼录》进一步证明落水本跟独孤本很像，则可以再将保利本与柯九思本、独孤本作比对。
现在传世被认为定武本的一般称“一本半”，即柯九思本加上独孤本，其实独孤本不到半本，只有60几个字。柯九思本是目前传世最全的定武本兰亭，我在研究柯九思本时分析过，柯九思本和独孤本是同一块石头的拓本，只是独孤本在先，柯九思本在后，这是我根据比对上面石头断裂的纹路和字清晰、残损程度得出来的结论。
与柯九思本比对，可以清楚看到除了“群”字之外，残损的位置和程度非常吻合。只是保利本笔画比较清晰、瘦一些，原因应该是石头残多以后会显得笔画更粗。关于“群”字，上面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是柯九思本看不到分岔，在保利本上则能够清晰地看。
落水本的翻刻也可以跟柯九思本有一个比对，差别在“殊”、“群”。
明代上海潘氏翻刻过的吴静心本和柯九思本后面都看不到末尾空一行，柯九思本这一处是不是被裁掉了？也有这一可能。
再看“岁”字，字的下半部分本来应该有一点，保利本有，离横画比较近。但在另外几个重要传世刻本中，如独孤本、柯九思本、落水本，则看不到这一点，但横画收尾地方相对比较粗。从这里可以看到，翁方纲的双钩填墨本跟柯九思本、独孤本很接近。
当然，这里也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石头残掉了，所以直接连了过去，横画末尾比较粗。然而，这在乾隆内府翻刻的落水本上看不到，那一横很正常，没有特别粗。
上海潘氏吴静心翻刻本这个点非常明显，也许翻刻的时候特别夸张了一点，或是拿到的并不是吴静心本，都有可能。翁方纲对此也有研究，他在《苏米斋兰亭考》里写有这样一段：“按岁字，今所传定武派之本，实皆无点。虽落水旧本淡拓，亦无点。惟上海潘氏所祖石本，及所翻刻吴静心本，皆有点。”
对于落水本没有这一点，翁方纲认为：“然则落水本所以不见此点者，盖石质轻微所致。……落水本经白石珍赏，而白石独表此有点者，盖白石必尝别见原石拓本，曾与落水本对验，知此间之有点也，非专疏此落水本也。不然，何以贵白石偏旁之考耶。和字口横出，亦当以此意求之。”
所以我认为，保利本与落水本、柯九思本、独孤本应该同出一个系统，甚至落水本、柯九思本、独孤本可能就是同一本，只是捶拓时间有先后，顺序为落水本——独孤本——柯九思本，而保利本所据赵子昼本很可能也是与落水本、独孤本、柯九思本为同一刻石的拓本，但迟于落水本，早于独孤本、柯九思本。
最后再看保利本细节上的一些特征，如“群”字笔画上的分岔，这些比对能让我们认识到在冯承素本、双钩摹本、乾隆内府翻刻本、柯九思本中反映出来的一个渐变的过程。我将它理解为一开始刻的时候，比如冯本存在这种分岔，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石头残掉了，磨灭了，慢慢就看不到了。
再看“也”字，冯承素本“也”字的钩非常明显，保利本尽管是石刻拓本，也能很明显看到是有钩的。这也符合拓本与墨迹本的不同之处，如褚遂良本完全没有太多钩起来的笔意，而这在保利本则是很明显的。
虞世南本里面，“也”字也没有钩起来，而“群”字在虞世南本里已经不见分岔了。再比如“观”、“在”字的特点，都能支持我的观点，因此我认为保利本的祖本应该更接近于冯本。宋高宗题跋里提到这个祖本是从赵子昼那里借来，如果赵子昼本是原石拓本，那也应该是与冯本更加接近的版本。
通过跟传世最重要的三个墨迹本——冯承素本、褚遂良本、虞世南本中的两个特别的字“群”、“也”的比较，“观”字、“在”字也更接近冯本。褚本“群”字符合，“也”字不符合，虞本“群”、“也”都不相符合这样一些客观依据，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保利本与冯本的关系更为密切，很可能翻刻自冯本系统的相关版本或直接出自冯本。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田振宇认为，“甲之一”系直接从真本“定武兰亭”经意重摹，故能下原本一等，在数量庞大的两宋重刻兰亭石本中，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张葱玉先生著名的《木雁斋书画鉴定笔记》中著录了很多古代名迹，唯一一件宋拓本就是这本“游相兰亭甲之一”。
2015年，《中国书法》故宫王连起先生针对甲之一和游相兰亭作了典范式的考证，是目前看到最为详尽的一篇论文，也是讨论游相兰亭甲之一的时候无法绕过去的。
前几天观赏这本游相兰亭甲之一时，鲁大东老师特别提出来，其中最后一段题跋，之前没有找出作者，现在找出来了，是来自清同治时期的官员李慎，这是很重要的发现。
“宋御府拓定武兰亭卷——游相兰亭甲之一”卷后游似及何处恬题跋
“游相兰亭甲之一”有一段何处恬的题跋，“源流之自，摹刻之精，至是不可以有加矣，是宜冠诸篇首，端平乙未八月下澣”，这段题跋则能表明甲之一成为游相百种兰亭之首的原因。
先从这本游相兰亭的源流说，看甲之一为什么可称“源流之自”。
由理宗时期丞相游似跋文可知高宗所得定武兰亭来自赵子昼。在宣和初，赵子昼做的是详定《九域图志》编修官，至建炎四年迁吏部员外郎，后以公族为侍从，及改官制后都承旨用文臣，皆自子昼始。
再看定武兰亭原石的流传，桑世昌《兰亭考》记述了原石的流传顺序，称原石是石晋之乱时，被自中原辇宝货图书而北的契丹人遗在了真定，即定州。当地有个“李学究者”将之据为己有，不以示人。
后来韩献忠在这做太守，李氏就将原石藏起来，做了个刻本献给他。等李氏死了，他的儿子又把原石拿出来摹拓卖钱，直到宋景文来定州做官，原石被征入军库。定武军继任者薛向的儿子，正是后来的书法家薛绍彭，他翻刻一本，替换了原石。
为了区别翻刻本，薛绍彭将原石凿损五字：“湍”、“流”、“带”、“右”、“天”。
大观间，宋徽宗下诏获取薛氏藏石，薛绍彭的弟弟就将原石献给了宋徽宗，定武兰亭放置在宣和殿内。
在靖康之乱时，这块原石与《岐阳石鼓》一起被抢走。之后，宗汝霖重新得到原石，想献给宋高宗，结果战乱之中，原石遗失。
这一流传本末，与《兰亭考》对五字损之前就有九字损的记载结合起来看，揭示了定武兰亭的特征，可确认出定武原石本的次序：最早是九字未损，其后九字已损、五字不损，最后是五字已损。
“甲之一”则是九字损、五字损都有，那么赵子昼所提供的这个版本，是在薛绍彭凿损原石之后。因此也大致可以确认，赵子昼得到拓本的时间，与他在宣和初年担任《九域图志》编修官期间相吻合。
这一个时间段里，原石已进献到宣和内府，已经有薛家拓过多本，因此才有了赵子昼手上的五字损本。
对于高宗而言，在绍兴初年，内府收藏尚未完成重建，其中并没有定武兰亭，所以才需要借用赵子昼藏本用来摹刻。绍兴之后，更多的《兰亭序》刻本、摹本，陆续进入绍兴内府。
高宗时期，刊刻了多种兰亭，高宗还喜欢用自己临写的兰亭拓本赏赐近臣。桑世昌《兰亭考》记载了御府所刻兰亭五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其中的第一本、第三本和第四本，第一本即是“甲之一”。
高宗绍兴时期收藏的兰亭包含有传虞世南本、传褚遂良本、传冯承素本，这些摹本上都有“绍兴”相关印章。其中传冯承素本与真正的冯承素本不是同一本。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有提到冯承素摹本，后面有“贞观五年冯承素摹款小开二行及米友仁鉴定跋书”，米友仁鉴定跋书——确定是绍兴内府藏品。
此外还有领字从山本，这是绍兴御府曾经收藏过并刻过的版本，在清代由孙承泽翻刻的《知止阁本》就是从游相兰亭里的领字从山本翻刻的。第二次翻刻则是出了绍兴内府之后由张澂完成。第三次主要的刊刻是明清的时候改装半行本，渤海藏真、山左吴氏、海宁查氏翻刻本。
再有缺字本，如游相甲之五御府本，后面有小篆“绍兴”连珠印。还有定武本，包括宝晋斋本，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十卷孤本，后面有“绍兴”连珠印。前有定武本兰亭小字，高宗御笔表明定武本来自内府，刻完游相兰亭甲之一，内府得到多件定武兰亭。
除以上内府收藏的兰亭，又有多种高宗临赐群臣本，刘光世家族有吴皇后的临本，向子諲、吕颐浩所藏都是高宗临写本。清代蒋元诚收藏，蒋光煦翻刻有向子諲那一本。
两宋时期，兰亭翻刻风气非常之盛。在南宋，游相兰亭就达100种，理宗内府更有117种，贾似道收藏各种各样兰亭版本，号称收有800种。仅仅以游相兰亭来看，不包括甲之一在内，定武本大致还有20多种，占所有存世游相兰亭绝大多数。
俞松《兰亭续考》谈到了定武兰亭翻刻本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性，使得从宋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整理兰亭审定的标准。诸如南宋单炜《定兰审定诀》、姜夔《兰亭考》、桑世昌《兰亭考》、俞松《兰亭续考》、王柏《考兰》，还有尤袤、王厚之、楼钥等。清代学者翁方纲著有《苏米斋兰亭考》，历代学者都做了很多分析和自己的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游相兰亭当中有一个本子现在叫玉泉僧本，实物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后面也是有何处恬的一段长跋。
何处恬对于兰亭的审定提出了一种观点：
有以形似求之者，如八字、葫芦之类，有以漫漶求之者，如湍流带天右之类，有以刻画求之者，如蟹爪针眼之类，然皆可伪为，不足凭，要知见多则识明，惟求诸精神之表，即可真赝判矣。克斋所藏多善本，固尝评其一二至如此本亦未易多得，故表而出之以竢具眼之君子。乙未重阳前五日，栝苍后学何处恬拜手敬。
在柯九思本中，黄石翁跋文也表达了自己对定武兰亭的考察：
贞观所刻宋人摹拓诸本，犹有尖嫩锋芒者，必非定武旧石也。此本浑古特胜，又“趣舍所遇”破裂处，石之高低不齐，故墨有浓淡，非完石镵成裂文之比，此辨定武之一验。
黄石翁本身是定武兰亭收藏者，收藏五字未损定武兰亭原石本。因此，衡量定武兰亭刻本是否原石，或者是判断翻刻本品质的高下，大致可据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
首先是看单字完损情况。从原石源流本末看，完损情况可以告诉我们刻本与原始的时空关系。
其次是考察笔画的肥瘦（定武肥瘦本之分），翻刻时是否保留住了原石锋芒。还包括刻石的泐缺情况，如第六行“盛”字头上有“金龟”，古人称之为“金龟卧顶”，也是鉴别定武兰亭的标准。
还有石面自然形成的裂痕造成的拓片墨色浓淡之别，如黄石翁所述，“又‘趣舍所遇’破裂处，石之高低不齐，故墨有浓淡”。以及很多重要版本特征：“崇字三点”、“激字从身”、“听字缺耳”、“八阔九修”，第八根线比其他线粗一点，所谓的“八阔九修”等等，这些都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关于鉴别定武兰亭的标准。
相较于其他版本，甲之一做到了尽可能忠实还原到原石的感觉，边缘上的石花非常完整地摩勒下来，可见御府甲之一下了非常大的工夫，称得上是何处恬所说“摹刻之精”。
因系直接从真本“定武兰亭”原石拓本经意重摹，故御府甲之一能下原本一等，在数量庞大的两宋重刻兰亭石本中，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方爱龙认为，“游相兰亭甲之一”是与众不同的，它很可能是《（定武）兰亭序》在南宋翻刻的开篇之作，经过宋高宗宣取翻刻，在时空上有特殊意义。
高宗在其中题跋的时间为绍兴元年八月，参看与这一时间相近的高宗书迹，如“绍兴二年六月”和“绍兴三年”，时间较为相近，从中可见赵构在这一时期的风格。
高宗在其中题跋的时间为绍兴元年八月，参看与这一时间相近的高宗书迹，如“绍兴二年六月”和“绍兴三年”，时间较为相近，从中可见赵构在这一时期的风格。
熟悉书法史的人都会看出，高宗“绍兴二年六月”所书颁赐《戒石铭》手诏和“绍兴三年六月”的御书《佛顶光明塔碑》都是典型的用黄庭坚书体，加上最近发现的“绍兴三年正月”《绍兴恤刑手诏碑》，这些碑刻上的高宗御书在字势写法，乃至御押、钤宝等都相同，其中绍兴三年的二碑都有“御书之宝”。
绍兴之初，高宗《殄灭群寇敕》是比较典型的黄庭坚体书迹。大约在绍兴四年到五年期间，他开始从使用黄庭坚体转向用米芾体。在取法米芾书法的同时，高宗开始大量临摹内府所藏的王羲之书札和《兰亭序》。
必须要说明的是，高宗赵构对《兰亭序》的学习，很可能在他康王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绝不是学了黄庭坚以后再学米芾、再学《兰亭》这样简单、截然的过渡，也不是早前没学过钟、王，而可能是这样的学习在风格转变之前已经开始。
“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这是赵构对书法的核心主张，也是他对书法史的贡献。传世《翰墨志》一卷记载有他晚年的书学观，也是他一贯书学观念，即“推崇魏晋六朝笔法，尤以羲、献为学书圭臬。”
以上观念是讨论赵构书法时常常会注意到的，另外有一点在《翰墨志》也有记录，即赵构早期的论书主旨：一是鼓动士类。要鼓舞士气，文士、武士都要鼓舞，不一定是武士，是文士、士大夫为主。二是礼赞王羲之。这所反映出在对书法教化功能的重视上，赵构在位与不在位时看法不一样。
这些考察与今天我们从御跋内容去看“甲之一”本的价值，是有必要的。鉴于此，我有三个方面的体会。
其一，“甲之一本”可能是《兰亭序》在南宋传刻的开篇之作。宋代“祖宗”重视文物之治，于书法推崇二王。按照姜夔《禊帖源流考》的说法：“《兰亭》真迹隐，临本行于世；临本少，石本行于世；石本杂，‘定武本’行于世。”宋代最终形成鉴赏高峰，当时是士大夫家藏一石为贵，最终形成了两宋“兰亭学”。
其二，“甲之一本”是由宋高宗宣取翻刻，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有特殊意义。绍兴元年（1131）正月一日，高宗下诏改元，升越州为绍兴府，以越州为行都。五月，时高宗驻跸绍兴府，寓火珠山巷，秘书省初复。前一年（建炎四年），宗室赵子昼应召从衢州来到高宗身边“侍从”。而“甲之一本”正是高宗“宣取”赵子昼家藏《定武兰亭》，命精心摹刻于禁中（故称“御府本”），摹刻的地点恰恰正是永和九年《兰亭序》的诞生——山阴（绍兴）。时历接近13个甲子之后，《兰亭序》在时空上又在绍兴作了一次邂逅。
自由学者赵华认为，“游相兰亭甲之一”是不同时代印鉴的层层组合，它是古书画碑帖鉴定史上最没有鉴定难度的一例。
赵孟頫（1254-1322）在《兰亭十三跋》中概要介绍了《定武兰亭序》在两宋的流传与翻刻情况，北宋时“士大夫人人有之”，原石既亡，宋室南渡后，“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
各种版本的《兰亭序》翻刻兴盛，也带来拓本收藏考证的繁荣，大的藏家往往家藏《兰亭》百种以上，南宋淳祐间丞相游似（？-1252）即众多藏家之一，所藏多达百种，被称为“游相兰亭”，据王连起先生统计，历代著录中所记近四十种。
“游相兰亭”的显著标志六要素是：特有的装潢格式、天干编次、游似题识、游似藏印、赵孟林骑缝印、明朝晋王朱棡收藏印。
“游相兰亭”由宋到明末的稳定、完整流转，元人赵孟林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有必要重新梳理考证。
清朝以来，关于赵孟林的身份，存在种种猜测，秦明在《由宋拓赵侍郎不流本游相兰亭想到的》一文中已有较全面总结，摘要梳理，主要有3种观点：
1、不知何许人
明末清初，晋府收藏流散，最早有胡世安在顺治时期购得“游相兰亭”18册，他在《褉帖综闻》中记载“后池有赵孟林印，不知何许人”。
宋犖（1634-1713）得“游相兰亭”3种，并引用卞永誉（1645-1712）的说法：“又卞令之中丞书考载：赵孟林为游丞相装潢人，未识何所据，附记以广异闻。”宋犖并未认同“赵孟林为游丞相装潢人”，仅仅是“附记以广异闻”。
全祖望（1705-1755）认为赵孟林是“天水诸孟”之一，即赵孟林是与赵孟坚、赵孟頫、赵孟籲比肩的收藏大家，亦不知何据。
2、游丞相装潢人
赵孟林为游丞相装潢人的说法，最初来自卞永誉，支持者有金农（1687-1763）、翁方纲（1733-1818）、成亲王永瑆（1752-1823）等。
3、晋府装潢人
王澍（1668-1743）曾见“游相兰亭”20余种，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盖有明时曾入晋府者，其‘赵氏孟林’印，则当时装潢款也”。持相同观点的有安岐（1683-1745）。
从早期的不确定，到后来的众口一词，赵孟林的身份被锁定为装潢人，近年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赵孟林是哪一家装潢人的选择性问题，只要否定其中一家，即可确定为另一家。
何碧琪、秦明从装潢钤印定式本身入手，否定了游丞相装潢人一说，主要证据有：
1、故宫藏《勾氏本》，游似“景仁”印被截去部分，以蓝签纸叠压，而“赵孟林氏”印骑缝钤盖在“景仁”之上，两纸之间，印面完整。
2、故宫藏《卢陵本》《春草堂本》上只有“赵孟林氏”骑缝印，而无游似任何信息。
3、“赵孟林氏”印的钤盖格式、位置、印色、印风等都与游似用印有较大差别。
否定游丞相装潢人的理由为坚实的图像和统计逻辑，允为定论，但就此将赵孟林身份改换为晋府装潢人，证据并不充分。
首先，如果赵孟林是晋府装潢人，晋府“游相兰亭”以外的其他藏品上也应该有赵孟林痕迹。这是个概率型入门条件，必要而不充分。
也就是说，其他藏品如果有赵孟林痕迹，并不能说明赵孟林是晋府装潢人。但其他藏品没有赵孟林痕迹，从概率来说，赵孟林就不可能是晋府装潢人。
目前“赵孟林是晋府装潢人”这个假说，暂时没有达到入门条件，但并不妨碍追究其他情节，“数罪并罚”。
钤盖顺序上，无外乎赵孟林先钤印、晋王后钤印，或者相反，只要赵孟林有固定习惯，无论他是或不是晋府装潢人，都可以有固定格式。
从印色上看，赵孟林与朱棡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印泥。
晋府印泥似乎不太讲究，用油过重，普遍在纸上形成较大浸润，可以说是比较失败的。这个失败，在本色纸上不易察见，在蓝签纸上则较为突出。蓝签纸为染料染成的颜色，而晋府印泥的印油有较强氧化性，导致签纸上的蓝色染料大面积褪色。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兰亭图典》众多“游相兰亭”均可见之，而以新近保利拍卖所见“甲之一御府本”较之出版印刷更加清晰。
游似，字景仁，号克斋，四川南充人。嘉定十四年（1221）进士，嘉熙三年（1239）为端明殿学士，签枢密院事，同年八月又拜参知政事。淳祐五年（1245）拜右丞相。从端明殿学士到拜右相封国公死，都一直位列“宰执”。
赵孟林与李秉彝（1223-1287）交接后，李秉彝转建德路，至元二十年（1283）升两浙都转运盐使，以绩优升正议大夫、工部尚书，才半年，再出两浙盐运，成为杭州、湖州收藏圈重要藏家乔篑成和鲜于枢的上司。至元二十四年（1287）四月李秉彝去世，赵孟頫为作《故两浙运使李公挽诗二首》，见《松雪斋文集》，诗中回忆，“公来作守时”二人“暇日每娱嬉”以及诗酒、弦歌、书画交游之乐，“敝庐曾寓止”，李秉彝甚至还曾寄宿赵孟頫家。约至大元年（1308），赵孟頫为李秉彝书写传记，即《闲邪公家传》，见《快雪堂法帖》。李秉彝出守湖州时，赵孟頫才二十六岁，二人相差三十一岁，忘年之交，必有异能，青年赵孟頫作为“吴兴八俊”之首绝非浪得虚名。
杭州、湖州交游圈中很大一批由蜀东迁的世家，如牟巘家族、邓文原家族等，都与游似家族有非常深厚的渊源。
要取得“游相兰亭”，必然与整个湖州文人鉴藏圈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通传情报，交流心得，而赵孟林作为一郡之长，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一切便利。
而赵孟林和赵孟頫的审美观点也是一致的。赵孟頫在《印史序》中批评，“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壹是以新竒相矜。鼎彛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保利拍卖“甲之一御府本”上“赵孟林氏”印右下何处恬的“智夫”印即其所言“新竒相矜”的“鼎彛壶爵之制”。
赵孟頫引领文人篆刻新风，创立元朱文，推崇“汉魏而下典刑质朴之意”，亦有汉魏样式的印章，赵孟頫八弟赵孟籲在《人骑图》上的“赵子俊氏”印即可见其典型，此印与“赵孟林氏”印如出一手，赵孟林的用印明显受到赵孟頫印学思想的影响。
通过元代官员俸禄收入和藏品交易价格计算，赵孟林作为三品大员，在良好的交游条件下，整体收购“游相兰亭”并不意外，也足以保证这些藏品数十年或近百年传承不致散失。
“甲之一御府本”中有一个折叠的痕迹，显示出当时可能存在未装裱的情况。结合“勾氏本”的骑缝印问题，今天的“游相兰亭”范式应为赵孟林所定，而赵孟林的装潢人显然未在藏品上留下印记。
另外，由《志雅堂杂钞》记载可知，赵孟林，号“小山”，与宋末元初姚勉、熊不易等人有交往。《延祐四明志》中还有一个赵孟林，官至中顺大夫（正四品）浙东宣慰副使（正四品），无任职离任时间，从位置排列上比较靠后，似在至大、延祐时期，但考虑到《延祐四明志》职官记载较为混乱，如张伯淳出任被记载为“奉议大夫，至大二年五月之任，当年受除”，完全不靠谱，这个赵孟林暂时无法与湖州路总管赵孟林对接。若为同一人，按官品从低到高，则应在至元十六年前，是浙东宣慰司经历鲜于枢的上司，待考。
总的来看，与赵孟林相关的文献仍然稀少，从图像和逻辑可以证知赵孟林既不是游丞相装潢人，也不是晋府装潢人，天时、地利、人和、性近、财力都完全具备的赵孟林，作为“游相兰亭”的元代递藏者，是当前学术条件下的最优解。
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大东认为，游相本非常忠实原作，像定武本那样清晰、好看，裂缝这些部分也都原汁原味描摹出来。
从书体的角度，王羲之的行书是两种体，一种称之为行楷书，一种称之为行草书。讨论王羲之书体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把《丧乱帖》拿出来做例子，认为王羲之写不出来像《兰亭序》中“永和九年”这样的风格。其实，王羲之的楷书和行楷书之间是相通的，但是行楷书和行草书之间不相通，草书和行草书之间也不太相通。
王羲之的行楷书，可以《兰亭序》、《何如帖》为代表。字形比较小，每行达到十字以上。以《兰亭序》为例，前两行就可以看到是这种风格，一行约在十个字左右。兰亭称之为行书，实际上前三行只有很少的字有连带的笔画，似乎是以楷书的状态来书写的，只不过后来的书写速度逐渐加快，行书笔意越来越强烈。
王羲之的另一种书体，现在称之为行草，以《丧乱帖》、《得示帖》、《孔侍中帖》尺牍为代表，字形稍大，每行六到八个字，书写的速度比较快，和《兰亭序》行楷书书写的速度和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再看兰亭序临本、摹本系统中反映的笔顺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是临摹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笔法的核心是时间性，笔画和方向的前后顺序是不可逆的。如果顺序发生混乱，书写的路径就会偏离，会影响到整个结构和字与字之间的关系，笔顺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破译古代大师书写密码的重要一环。
但从书法史上来讨论这一问题，可以发现日常书写的笔顺是宋代以后才固定下来，南北朝楷书刚刚在形成时期很多笔顺是隶书时代的遗留。就兰亭序所反映的历代书家对王羲之的钻研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例如，“左右”二字的写法，可以在游相本、柯九思定武本、虞摹本中比较。
墨迹本中的“左”字明显先是一横，接着是后面长的撇，这个撇在“永字八法”来说做“掠”，再去连带横。在柯九思的本里本身是比较含混的。
在游相本里，这个部分点划不清晰，不是笔画。而“右”字，在柯九思本中也不清晰；游相本中的“右”字还能看出一些笔画特征，起头部分有一点淹墨的痕迹，墨渗进去，起头露锋，可能是纸有一点摺皱，拓墨起头时，这一笔被淹掉了。比较可以大致看出，在笔顺上，原作“左”是先横后撇，“右”字是先撇再横，这与现在的书写习惯不同。
从墨迹摹本也能看出，王羲之在写“戈”这个笔画的时候并不遵循一种原则。有一些笔画顺序值得讨论，比如“岁”字，当时第一笔往往先写竖折，再写中竖，再写短竖收笔。下半边的笔顺也有争议，第一步先写斜钩，一横之后一般情况下是接小短横，下面三个直笔，上挑写斜钩，先撇后点比较明显。在墨迹本中，这一点多是甩到外面，最后写。
游相兰亭“甲之一”是现在所见拓本里，唯一能看清楚“岁”字上的那一点的。
“或”字的笔顺则是先写的横、钩，再写左边，然后先撇后点。另外比如“盛”、“感”字，先写撇和横，写完左边再写钩，最后点和撇。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盛”字，上面的一点与横钩、斜钩略有重合，所以要清晰的印本才能看清楚。王羲之写折钩的笔顺虽无一定常规，但是点和撇的笔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先点后撇。
虞摹本里，第一个“盛”字，点和撇之间似乎有牵丝，第二个“盛”字，点和撇之间的牵丝很清晰，这是虞摹本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信息。游相本的“盛”字损应是原来定武本就有，所以也如实摹刻下来，点和撇之间收笔部分是像一笔短撇，它们之间有一个很强烈的笔意连接，这是游相本的特征。
还有一些值得对照钻研的笔画，放在一起看可以品味兰亭的美。比如“暮春”的“暮”字，它的草字头按照王羲之固定的笔顺来写，就是横-竖-横-竖，这个写法基本没有变化。
在神龙本里，这里的两个短横之间位置基本上是在一条斜线上，在其他的版本当中，比如说虞摹本，会有一点点错位。“甲之一”的“暮”字也有这个特点，草字头的笔画不是完全同一方向，由此也产生了错落之美、主次之美、轻重之美。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孙田认为，它是游相藏、高宗跋、晋府装、宋人题的名品。绍兴元年的高宗跋尤其既有非凡的历史文献价值，又有动人的艺术价值。
“甲之一御府本”本幅兰亭序后空一行是高宗的跋，上海图书馆藏“癸之十唐司议兰亭诗”有“几暇清赏”引首印和后面的两方“绍兴”连珠小印，也是高宗曾经经手的本子。
目前能够同时看到“甲之一”和“癸之十”两件游相兰亭，有首尾俱全之感。除了“癸之十”之外，上海图书馆还藏有“辛之六”、“辛之十”、“壬之五”，从目次来说都是偏后的。
这件“游相兰亭甲之一”，有高宗御府的痕迹，因为是游相兰亭，也有理宗朝的气息，后面有何处恬的跋，在1235年。13世纪这一时期有好几件重要的兰亭出现，其中包括《宝真斋法书赞》记载的岳珂在1222年三易所托，从循王后人处收得的一件冯承素摹“兰亭”。
同时我也研究过上海图书馆藏南宋张澂摹勒本兰亭，刻石的时间1240年，是何处恬题跋的后五年，何处恬题跋之时，在游相做宰相已经十年——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框架。
“甲之一”祖定武兰亭，御府领字从山本是另一个系统。“甲之二”除了明显的“领字从山”特征，无界格，无刻跋，“崇山”之间有竖裂痕，帖末行“斯文”下存“绍兴”连珠小印，十五行有“僧”字。
另外还有一件游相兰亭丙之四《向氏刻高庙本》，这件在“甲之二”之后出现，也是领字从山本，是高宗所临领字从山本。高宗绍兴七年赐向子諲，无界格，三行无“崇山”，十五行無“僧”字。
“丙之四”中，有向子諲的跋和游似的跋，提供了高宗寓目领字从山本的时间的框架，是在绍兴七年三月己巳之前；游似认为高宗所临就是“甲之二领字从山”本。
绍兴七年三月，跟兰亭修褉的时间相合，高宗在此时赐向子諲御临领字从山本，并由向刊石，印证领字从山本在这以前已入御府，同年老臣吕颐浩也获赐御临兰亭，说明此时高宗的兰亭临书活动频密，在“甲之一”之后，《兰亭》也成为君臣相得的媒介。
游相兰亭“丙之四”宋刻宋拓本清代曾由胡世安收藏，今未存，但有蒋光煦重刻本，蔣刻原石十八行今存杭州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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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相兰亭”的地位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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