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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张闻玉教授的《铜器历日研究》出版，这是一部从青铜器铭文历日出发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成果。
张闻玉教授撰写此书的目的，主要是为西周铜器铭文所载历日，寻找一个可靠的断代方法，从而系统地解决西周年代学问题。书中，他另辟蹊径，直接取证于器铭历日，再校以实际天象，核之文献记载，以这三重证据法为依据，借以考证铜铭历日，从而谋求西周年代研究的重大突破。
在他看来，出土铜器历日的年、月、月相、日干支，都是铸器人自己明明白白写上的，用历日勘合实际天象，以此确定铜器的绝对年代，难道不更为可信？
年代学是极具客观性的学问，理想可靠的结论，必须做到到天象与文献、出土器物“三证合一”。三者之中，实际天象最为重要。因为实际天象是天上的材料，没有任何人为的臆度，取信度显得更高。古人观象授时，太阳的出没，月球的盈亏，星辰的隐现，都是观测和记录的对象，也是安排年月日的依据。至于文献的利用，尽管存在取舍决断的问题，仍不能为曲就己说置文献于不顾，更不能动辄就以推翻古人之说为今人之荣。
张闻玉教授严格遵从自己的一以贯之的“门法”，具体考证蹄讯进方鼎、小盂鼎、善夫山鼎、鲜簋、晋侯苏钟、虞侯壶、子犯和钟等，均能就其所载历日谈出新颖的看法，不仅正确判断了历法，同时也有助于铭文内容的释读。
为什么要将原书名中的“断代”二字去掉？
文 |张闻玉
这部旧稿原名“西周铜器历日断代研究”，为了收进两篇涉及春秋时代的文字，辑录成集，就先去了“西周”二字。
在书稿编审中我又决定改为“铜器历日研究”，其主意是1999年2月初在北京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文献、金文历谱两会期间就萌发的，并非多了“断代”二字有什么不妥，而是想让当今的青铜器专家们更看重这“历日研究”四个字。
治青铜器的专家，比古董鉴赏家自是高出许多，他们毫不动摇地以器型类比法对铜器进行分类断代。
由于出土的青铜器越来越多，大的小的，有铭的无铭的，有历日的无历日的，历日年、月、月相、日干完整的与历日不完整的……要判断铸器的时代，的确要依赖类型学，舍此别无其他。
笔者受条件限制，不能接触这些铜器，更不要说大量接触，只能就专家们的介绍以及从拓本、拓片中摸索理会出一些不能条贯的道道。
十多年来，我从文字中感到当今青铜器专家们开始注意到器铭历日，他们中大多数还是沿用王国维先生的方法，用“月相四分”解说历日，借以推断年代，并希望解释得更为具体。
只是因为难以兼通历术，他们对历日的解说就大失水准，让人难以接受。
由于他们以器形学为基准，对自己的解说(往往是误说)反而充满自信，这就大大妨碍了铜器断代的深入研究。
扬长避短，我从1985年冬开始对青铜器铭文中的历日进行研究，初衷不外是考求铜器的绝对年代，使铜器断代能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也细读铭文，但更看重历日所反映的实际天象，因为天象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我以“历日”进行的“断代”与青铜器专家利用类型学的断代往往结论相左，他们自然视我为外行而对我的结论不屑一顾。而我也是不甘浅薄的人，在学术问题上不愿意违心地去迎合名人大家的观点。
我的幸运在于师从张汝舟先生，学到了国学研究的方法，又得天文历术之真传，早早地就对西周年代有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考求铜器历日，能做到得心应手，绝不糊涂。
面对任何一件铜器上的历日，一开始我就不是孤立研究的，而是融入整体的研究之中。这样，可以做到一以贯之，任何例外都会一目了然。有了这个“战略”的高度，我当然就对历日研究充满信心。
虽然我尽力避免与青铜器内行专家的直接争辩，长期只取一个“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但还是躲不开文字上的交流。
关于卅七年善夫山鼎，关于鲜簋，关于吴虎鼎，我从历日角度考求，与铜器专家的结论都不一样。
后来我逐渐明白，铸器时日与器铭历日不能完全等同。自作用器自述行事，铭文历日可视为铸器之时。而追述先祖功德，犹如叙说历史，器形即使是西周晚期，铭文也可能是中期甚至前期的史文。这一点本是很好理解的。不知为什么，青铜器专家并不理会，总是视器铭历日为铸器时日。
从晋侯苏钟铭文的讨论可以看出，固执这样的偏见，不可能讨论出一个像样的结果。又如十八年吴虎鼎，历日与厉王十八年天象完全吻合，专家们毫不犹豫地视为宣王十八年器。川大一位教授告诉我，铭文有“王申厉王令”，这不是宣王又是谁?我细读原文，释为“王命……申厉王令”，我的理解是“厉王让……申厉王令”，即“他让……传达他的命令”。前一“厉王”蒙后省作“王”，并非是“宣王申厉王令”。铭文中虽有厉王名号，并非就是宣王十八年器。
王国维先生“时王生称”说当不是臆度。历日吻合厉王十八年天象，作器在厉王、在共和、在宣王甚至再后都有可能。结论只能是：器属西周晚期，历日吻合厉王十八年天象。断为宣王十八年作器是失之偏颇的。
又如此鼎，器形归西周后期，而历日吻合穆王十七年天象。这仅是从历日角度研究的结论。
铭文有“王在周康宫宫”，理解为“宫”就是夷王庙，只能是厉王器。厉王十六年十二月乙卯朔，厉王十七年十二月己卯朔。断此鼎为厉王器，就必须改动历日乙卯为己卯，或改十七年为十六年，还得以“既生霸为既死霸”变例解说。
我早就注意到铜器专家们的见解，但我还是依据历日，归属穆王。这毕竟只是“铜器历日研究”，因为改动铭文，尤其是改动历日，得有万全的理由，否则宁可就历日本身勘合天象进行解说。
铜器专家们切不可因归之穆王而嗤之以鼻，要是你对历术有通透的认识，你自会理解这其中的酸苦。老实说，我胡乱改动历日，归此鼎于厉王获得专家们的认可，岂不更为轻松?
又如番匊生壶，历日唯合成王二十六年天象。考古界认定此器为西周后期器。我早注意李仲操先生把此器列入平王。而平王二十八年才有十月己卯朔，列为平王器就得改动历年。
考古界的朋友认为我“断代不当”，那是误解。我若视其为成王器，自然愚蠢之极。我只是说，历日与成王二十七年天象吻合，并不涉及器形，也不会否定器形的归类。
由于器形与历日并不划一，在铜器的具体王世判断上，我常常是扭秧歌——进退两难，顾了器形就顾不了历日，顾了历日又顾不了器形，我最终还是选定了以历日作为考求的主要对象。
这样做，可供铜器专家们进行断代时认真思考，不要将器铭历日与铸器时日完全等同起来，由此而进入深层次的研究。
这本书名为“铜器历日研究”，也仅是取“铜器历日”这一个角度，并不想替代铜器专家们的类型学断代。我只是研究铭文中的历日，而历日并不一定是铸器时日，就与“断代”不是一码子事。
我将原书名中的“断代”二字去掉，就显得更贴切些。姑且不说“断代”，也容易得到从事断代研究的专家们的认可。历日的研究，自然可以促进断代研究的深入，最终达到共识，这正是我个人的愿望。
今年(1999年)二月初，在北京开会期间，从朱凤瀚先生文章中看到伯大祝追鼎历日“隹三十二年八月初吉辛巳”，有的先生列为厉王(前846年)器。我以为，非厉王器。
宣王三十三年(前795年)有八月辛巳朔(初吉)，历年当是三十三年，始合宣王。因为鼎铭尚未公布，录此备考。谁是谁非，自可验证。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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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历日研究》
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9月
张闻玉先生采用“三证合一”的论证方法，将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与实际天象三者紧密结合，整理、分析数十件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俱全的西周铜器铭文，利用十项“铜器历日研究条例”规则，以“月相定点”为核心理论，一一落实这些铜器记载的绝对纪年。针对自西汉刘歆以来及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种种结论，作者指出“二重证据法”的不足及“月相四分”的失误，在强调“月相定点”的基础上，考证出西周的王序和王年，对考古界和历史研究界的断代既有补充，也有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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