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即位迷案再思考——与孙家洲先生商榷
秦朝二世而亡，这是大家都清楚的。胡亥即位，是因为和赵高、李斯勾结，采取了矫诏的方式，杀死了合法继承人扶苏。这些情况，是司马迁告诉我们的，我们一直深信不疑。最近十几年，由于汉简《赵正书》和湖南益阳兔子山秦简《秦二世元年诏书》出土，又掀起了讨论的小热潮。一部分学者赞同司马迁的叙述，认为胡亥的确得位不正；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叙述不可靠，二世得位，是名正言顺的。前天看到孙家洲先生的论文《秦二世继位“迷案”新考》（原载《史学集刊》2022年第1期），他持的观点是前者，也就是司马迁的记载是对的。但我拜读之后，感觉孙先生的观点未免过于绝对。下面就来谈谈我的疑问。前几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胡亥得位正否的问题。我说：“最大的疑问是，如果秦始皇选定扶苏为接班人，为何要将其赶去守边？要知道，中国古代皇帝要废黜接班人，无一不是将其赶出中央的。看看春秋时晋献公太子申生，因为骊姬的谗言，立刻被赶到曲沃，说是让他领兵拓边。申生当即就预感到自己会被废黜，因为按照古制，太子要奉事宗庙，朝夕照料国君。一般要跟随国君在一起，如果国君亲自出征，才留在京城监国。大臣里克其实也知道这点，但还是假装劝慰，后来申生果然被废，自杀身亡。楚平王因为抢夺了自己太子建的未婚新娘，加上奸臣费无极的挑唆，把太子建赶出京城，让他居住在城父县。但不久太子建就被诬陷谋反，只好逃奔宋国，最后死于非命。汉景帝太子刘荣，也因为失宠，立刻废黜，外放到江陵为临江王，最后又被诬告，征还长安，死于狱中。汉武帝把讨厌的儿子都安排到燕、吴边远之地。这些，都是去中心化的举措，其实就是一种贬黜放逐。虽未明确定罪，已经隐含了论罪的倾向。不要说太子，古代很多宠臣最怕的也是被外放，哪怕是做一方诸侯，也知道大势已去。因为一离开皇帝，各种谣诼就会防不胜防。汉元帝的大臣京房，一度受到元帝信任，但遭到权臣石显谗毁，被赶出长安，以八百石的秩级任魏郡太守。他知道自己完蛋了，一路上不断给元帝写信，希望元帝能收回成命，但元帝没有给他机会。仅仅一个多月后，京房就被诬告下狱，命归黄泉。从这些古代王朝的行事惯例来看，很难想象被秦始皇逐出京城的扶苏，还会有重新获得宠幸，立为太子的可能。前天朋友告诉我，吕思勉在《秦汉史》中也提到这个观点，我去查了一下，果然意见暗合。
或许有人会说，也许秦始皇临终一刻突然悔悟，觉得扶苏好呢？
这点也没有逻辑支持。秦始皇在巡游途中，并没有遇到什么大事，让他幡然醒悟，从而决定改弦易辙。史书上记载隋文帝杨坚临终悔悟，想召回废太子杨勇，是因为看到杨广现出了丑恶原形。秦始皇看到了什么？如果看到了，司马迁不应该不记。其实从《史记》的很多故事来看，司马迁的记载都是很不严谨的，大概是当初有很多不同的原始材料，他选择了最离奇也最解气的一种。很多学者都指出，司马迁的写作很不严谨，比如《晋世家》里《文侯之命》，出自《尚书》，汉代儒生一般认为是周平王赐给晋文侯的记录，因为晋文侯当年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司马迁却把它当成是周襄王赐给晋文公的，两个时间段相差有一百三十多年。写到周公辅佐成王的历史时，时间线也很混乱。据战国楚简《金縢》，周公去东边平叛，三年后给成王写了一首《鸱鸮》，表白自己的忠心，但成王对之依旧不信任，也不派人去迎接；后来天象示警，成王看到以前周公祈祷自己代替武王去死的文件，才恍然大悟，立刻去郊外迎接周公。这些都是周公去世前发生的事，但在《史记》里，却发生在周公去世之后，那所谓的成王郊迎，就显得莫名其妙了。另外，《史记》记载周公为成王祭祷的故事，也形同周公为武王祭祷故事的翻版，可知司马迁的叙述尽量追求戏剧化，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写到赵氏孤儿的故事时，更多传奇色彩。赵氏孤儿的故事不见于《左传》这种更真实的原始史料，而且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很多细节也不符合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比如在当时晋国掌权的是六卿，轮流执政，赵氏是其中势力最大的，而屠岸贾闻所未闻，其地位无论如何不能跟六卿相比，他想屠灭赵氏，是不大可能的。文中“诸将”之类的称呼，也不像春秋时代所具有的特征。只能说，这个故事是司马迁采择传闻，为了增加叙事的戏剧性，硬塞进去的。写到孙叔敖故事，司马迁连他的籍贯都没记载，其他很多细节也经不起推敲。比如孙叔敖作为一个平民，怎么能突然得到楚国丞相的赏识？楚国的丞相称为令尹，传记却笼统称为楚相。楚庄王改铸大钱的事，《左传》也没有记载，而孙叔敖补救的办法，却不过是向庄王进谏，取消命令而已，稀松平常的事，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必要。大概是实在没有什么材料了，就不管不顾写了再说，好看就行。写到孙膑时，时间线也很混乱。在竹简本《孙膑兵法》中，有一篇《擒庞涓》，说庞涓率兵攻赵，孙膑率主力在桂陵伏击了魏军，杀死了庞涓。司马迁则说杀庞涓是在桂陵之战后的十三年，如果竹简本《孙膑兵法》是未加改动的原本，那么司马迁就是把一件事分成两件事了，这样叙述的好处是，可以更多表现孙膑的睿智，故事更曲折。但相隔十三年之久的两场战争，皆由孙膑和田忌主导，这种可能性在那个时代确实比较小，真实情况可能还是应该如《孙膑兵法》所言。写到商鞅事情时，前后也颇多矛盾，前面说商鞅的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老百姓非常高兴，而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又写了秦始皇微服私行，在国都附近就能碰到强盗。而且借赵良之口，提到百姓因新法残酷，恨商鞅入骨，那么所谓的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记载怎么理解？在《春申君列传》里，写楚王宠臣李园把自己已经怀孕的妹妹敬献给楚王，楚王立刻召入，封为妃嫔，到期后果然生了个男孩，立为太子，历史学家多认为可信度很低。大约战国时代，游士热爱编织故事，以达到某种目的。司马迁为了故事好看，无不欣然采用。类似问题，在《史记》中还有很多，难以一一列举。谁要是以为《史记》记载了的，就属于铁证，只能说是过分信任司马迁了。
再来分析孙家洲先生的论证。孙先生提到胡亥即位后大开杀戒，认为这是阴谋夺位导致的心虚表现。这种看法，恐怕也经不起推敲。胡亥在秦始皇的儿子中排行十八，是年龄很小的一个，即便是合法即位，但因为秦始皇暴卒，自己是在旅途中所立，知道肯定有无数人不服，一直会虎视眈眈。而且那些人必然有传播谣言，抢夺帝位的可能。这些对于胡亥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当然免不了产生恐惧和忧患感，为此大开杀戒，实在也没什么讲不通。孙家洲先生说胡亥这种做法绝无仅有，其实看南北朝历史，并不鲜见。以宋废帝刘子业为例，他十六岁即位，立刻大开杀戒，两三个月间，先后屠杀了越骑校尉戴法兴，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廷尉刘德愿、抚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东阳太守王藻，南平王刘敬猷、庐陵王刘敬先、安南侯刘敬渊。还把诸叔伯召集到京城建康，殴打凌辱，一一取绰号 ，湘东王刘彧为猪王，建安王刘休仁被称为杀王，山阳王刘休祐被称为贼王，东海王刘休秀为驴王，后来听到民间传闻诸王中将出新天子，更是惊恐，准备把诸王全部杀掉，导致大臣忍无可忍，发动政变将其推翻。那些刘姓王对刘子业的皇位本来能有什么威胁呢？唯一的威胁就是他们的血统。秦始皇的儿子就算没有抢皇位的想法，但他们的血统，却可能被有心人利用。刘子业能做的事，胡亥做了又有什么奇怪？孙家洲先生提到在骊山发现了不少秦始皇儿女们的墓葬，证明史记的记载是真实的，并引王辉先生的说法，“王辉先生在引用笔者的上揭论文的基础上，也曾援引上焦村的秦墓材料为据，论定秦二世继位缺乏合法性，出于做贼心虚的心理，才做出残忍杀害皇族及高级官员的举动。”其实只能证明胡亥杀诸公子是真实的，并不能证明胡亥得位不合法。孙家洲先生还提到，胡亥“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也即把秦始皇生前所用的近侍之臣全部逮捕，逐出朝堂。他认为唯一的原因是“秦二世只能将这些了解宫廷内幕的昔日近臣杀人灭口”。我认为逻辑也不严密。首先，逮捕不一定都杀害。其次，郎官是近臣，在特殊时代，谁敢用先帝留下的班子？汉代的侍中亲信大臣，往往在皇帝驾崩后，就会被赶去守陵。《汉书·金日磾传》：“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随陵为园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诏留侍成帝，为奉车水衡都尉，至卫尉。”元帝死后，他的近臣成帝都不能用，金敞获得留侍成帝的资格，还是太后专门下诏，才特殊优待。元帝和成帝是亲子关系，皇位传承也风平浪静，犹然如此，何况胡亥？汉文帝从代国到长安为帝，当晚就拜宋昌为卫将军，掌管南北两支军队；又拜张武为郎中令，巡行殿中，保护自己的安全。接着又派出官员，分部去诛杀惠帝的四个儿子：少帝、梁王、淮阳王、恒山王。只有这样，才睡得着觉。当时在未央宫中值班的最亲近的那些人，肯定都是从代国带来的。这有什么奇怪呢？孙家洲先生还引《史记·李斯列传》的《索隐》为证：“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则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书在《善文》中。”说这是一位当时辩士劝说章邯投降的书信节录，从而断言：“是以“佐证”的形式，为我们推测秦二世以诏书的形式标榜自己得位是出自其父皇遗嘱，其实不足凭信。”这其实也很牵强，什么也说明不了。就像那些赞同胡亥即位不正的学者所言，胡亥不可能承认自己矫诏篡位，辩士要劝章邯投降，自然也不会承认胡亥合法。战争中掌握舆论的重要性，是任何政治力量都很清楚的。当时各路势力要推翻秦朝，必然要先从舆论上瓦解胡亥皇位的合法性，这是很容易想到的手段。孙家洲先生说：“这段“佚文”被发掘出来，成为本文立论的佐证材料，也是笔者潜心读史、苦寻史事关联性而得到的收获“，我看证据的价值不高。倒是我们要想想，为什么到了汉代，还有人传诵《赵正书》这样明显对扶苏不利的文章。应该说，在汉代，贬低秦二世，抹杀秦二世即位的合法性属于政治正确，因为只有这样，可以更大地丑化秦王朝，丑化秦始皇、赵高、李斯、胡亥那帮人头畜鸣之辈，确立汉朝的合法性，有什么必要创作一本承认胡亥即位合法的文章呢？只能说明，这类文本并非汉代人创作的，原始文本出现很早。从文章的用字来看，带有秦国文化特色。孙家洲先生还引了辛德勇先生的一段话来作为证据：“我想，不应该再耗费心思做出其他什么别的解释，这同样只能是由于《赵正书》的撰著意图与《史记》截然不同——这一撰著意图，决定了它的叙述形式不必像《史记》那样忠于史事，忠实于原始的记载，而是特别需要对文辞做出超越史实的夸张和改变，甚至干脆径行编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来……”我认为可能正好相反，理由就是汉代人没有必要编造胡亥即位的合法性，司马迁所写，反而有可能是一个“故事”。总之，我的看法是，《史记》记载，经不起推敲的事情太多。胡亥即位到底是否合法，据目前的资料无法得出确切结论，但至少从古代王朝的行事惯例来看，被驱逐出中央的扶苏，不太有即位可能。至于胡亥诏书，当然也不能当做其得位合法的证据，毕竟谁也不会在诏书中说自己的皇位是偷来的，拜登又老又痴呆，都没有承认自己窃选。我倒是觉得，虽然目前没有什么铁证能推翻司马迁关于胡亥矫诏阴谋的记载，甚至永远也不会有什么铁证，但从逻辑上，反而更偏向于司马迁的记载是道听途说。理由就是上面我们说的，秦始皇不可能把太子放逐。其实在秦朝的政体下，对继承人的选择，根本不会有什么理性因素。李斯和赵高，也不一定需要用到矫诏爨位那些阴谋，王朝注定会选择最差的继承人。这在后世，也是屡见不鲜的。所谓扶苏冤死，不过是普通百姓对体治内建康力量的一种虚幻的痛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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