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今古本《竹书纪年》皆有“尧元年丙子”语，因朱右曾疑“丙子”二字为荀勗﹑和峤等所增，故后之学者对两书中的干支纪年多不采信。然干支纪年法由来已久，盖自黄帝六十甲子成即流用至今。哲研习先秦古史久矣，间断偶得，发现文武周王、帝辛、武庚等人逝年天干莫不与日名相关，遂提日名死年天干假说，用之以考商末代五王继位年、去世年、在位年数等，莫不得心应手，结论皆接近史实，并能修订断代工程之错误年表。故信此论得立，将大有裨益于古史研究。
在殷周历史研究中，日名制问题无法回避，亦为历代学者重视。唯歧说纷呈，至今无法定论。所谓日名制，乃指上古贵族以日干纪名之俗，始见于夏，盛行于商。周初姬姓贵族式用渐微，然殷人继用如常。至少到西周中晚期，殷遗民依然保留此习俗。
据《夏本纪》载，夏帝王有名太康、仲康、少康者，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以为即大庚、中庚、少庚，系日名无疑。夏史中帝王以十干为名的还有孔甲、风甲、履癸。履癸即夏桀。商代先公自上甲微以下，皆以十干纪日符为名号。卜辞所见王室先妣及王室其他成员也类之。商王全系日名，从大乙(汤)到帝辛(纣)31王均以十干称名。![]()
人皆有名，名乃人之符号。凡物之形立，名随之生。人有名，犹物有标志，取以便称谓尔。日名制起源甚早，流行亦久，但至迟到两汉之际，学者已不知其来由。东汉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主生日说。其姓名篇提出：“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又说殷时“于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三国谯周则以为“死称庙主”（见《史记·殷本纪》索隐），也就是说日名是庙号，死后才定的。
民国初年，王国维依据卜辞资料，糅合《白虎通》与谯周之说，认为商王固有生名，谓“商人甲乙之号，盖专为祭而设。”庙号是根据各种情况确定的“祭名”，提出了死称或庙号缘自生日之新说，亦即祭名说（学界通常简称为“庙号生日说”）。
王氏谓日名乃死称之说，实为不刊之论。然其论日名来由，仍固守汉儒“以生日名子”旧说，不过是将日名换以祭名而论。董作宾据以进一步修正为“死日说”，认为“成汤以来以日干为名，当是死日非生日。”不过他亦承认“从残缺的贞卜文字里，找出某人的生日，以证明神主甲乙命名的来源，是绝不可能之事。找死日也同样不可能。”其说很难自证，故后世信从者也不多。
陈梦家承袭清人吴荣光“殷人日名犹如后世称排行”观点，提出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次序说。然李学勤反对陈梦家的次序说。1957年，李学勤援引卜辞为据，提出“庙号卜选说”，以为商王庙号是死后通过占卜选定的。
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主庙主分类说。大意商王庙号系统可分为两组，谓商王室由政治势力最大的两大亲群轮流执政。据此提出，商王室实行内婚范畴的父方交表婚制，王位由舅传甥，而不是由父传子，因此祖孙同名而父子不同名。张光直将庙号问题引申到商王室继统法、王室亲属制度、婚姻制度、殷礼新旧二派问题的实质、昭穆制度的由来等等，遂触发了研究中国古史的中外学者之兴致，从而使得庙号问题得以广泛关注。张富祥《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提出内婚制，认为王的日名和母亲日名有关，与张光直观点有点类似。另外朱凤瀚提出过嫡庶说，日本学者井上聪有葬日阴阳说。![]()
对于上举诸家之说，哲在此无法一一訾议详论，怕篇幅过长。唯以为，上古贵族以日干纪名之俗并不复杂。甲金文字皆以证实，日名乃死后神主之称。粤若稽古，天干以纪年，地支以别月。干以纪日，则支以别时。黄帝以来，合为六十甲子以纪年日。干以主名，支为序数。“月、时”皆以地支序数。如“甲子”以纪年，则甲为年，子为序。“乙丑”以纪日，则乙为日，丑为序。古人生以名称，死以“甲乙”别之，盖纪其逝年天干也。此说如能成立，则殷周之际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武王克商年日、在位年数、成王继位和周公摄政年等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进而可上溯推论商代各王去世年干支，得出正确的商代年表。当然这肯定要先推翻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武王克商年日结论。夏商周断代工程花费甚糜，耗时长久，更有数百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事，然而给出的克商年日结论并不正确，西周年表更是差错甚大。自哲凭借一己之力考证得出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夏历庚寅岁十二月三十甲子日，周正辛卯年二月三十甲子日）及周成王去世在前1008年5月1日（成王三十七年周正四月乙丑日）这两个关键节点时间后，周初史实已然清晰可辨，乃至迷惑至今的武王在位年数亦唾手可得。以哲推定公元前１０５０年为武王克商年之结论为准，则商王纣庙号帝辛非常符合源自死年天干假说，此年正是辛卯年。武王甲子日克商后不久，商纣王即自焚，死于辛卯年应该没有异议。商王纣之子王子禄父曾叛周自立，周公居柬（古荥阳）平乱。今本《竹书》记：“（周公摄政）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据哲考证，是年为公元前１０４１年，农历庚子年。而王子禄父庙称武庚，这不是巧合，说明武庚日名乃是取其死年天干。接下来讨论下周武王在位年数。关于这个问题，有称在位三年的、四年的、五年的、七年的、十九年的。东汉学者郑玄与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都认为武王在位四年。最近看到李学勤先生的一篇文章中也认可了武王在位四年的说法，虽如此，但这并非是正确的结论。出土应公鼎铭文记：“珷帝日丁”。此珷字乃武王专名，应公是周武王孙子受封得国之君主。左传称“邗、晋、应、韩，武之穆也。”邗晋应韩，盖皆是唐叔虞之子。后代应公记录下了先祖武王去世年天干为丁，极具史料价值。知成王十三岁嗣位，夏六月葬武王于毕，是年在丁酉年。自武王辛卯年三月初一甲子日灭商至于丁酉前一年十二月崩镐，武王在位恰有六年。与《逸周书明堂解》称武王“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又合榫。新见Ⅱ簋（哲命名其为武庚簋）中，武庚曾在十月朔日辛卯为其父帝辛作肜季，据哲考证恰在武王五年（前1045年）周正十月初一。当时武王病重不廖，曾派出周八士助祭，此举带有镇抚的意味。可见此年武王还在位，史记称“乃岁十二月崩”，盖以夏正而言，以周正而论，则干支纪年当为丁酉。（参见毛天哲“新见Ⅱ簋铭文释读暨文王四乳生八士相关问题蠡测”一文）故可推成王继位绝非断代工程所说的前1042年，而是在前1044年。此年为丁酉年，若依商例算作武王纪年（丧年归诸前王）的话，则成王即位在公元前1043年。然周武王崩，天下未宁，成王逾年即继位，以示天下有君。故成王成君嗣位当在丁酉年。武王自辛卯年灭商后在位六年，去世或在夏正丙申岁十二月，于周正而言为丁酉，夏六月葬于毕。故其日名取当年天干为日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刊有《冉作父己觯》的拓本记录，而宝鸡戴家湾、石鼓山墓地出土冉器甚多。陕西文物考古队队长刘明科曾撰文论证，认为不排除出自宝鸡戴家湾这一带。哲亦曾作《周文王生卒年考》一文，证得文王去世在前1062年（己卯年）。对于文王嫡幼冉季（叔郑）来说，文王日名无疑是“父己”。故可推《冉作父己觯》器主为文王嫡幼子冉季（毛叔郑），其封地有在宝鸡（古陈仓）。依据殷周之际日名取自死年天干说，哲还考证得出《清华简》成王所立彔子耿（圣）并非是学者认为的商纣王之子禄父，很有可能是禄父之侄。（王）子圣觚铭文“王子圣作父丁彝”，表明彔子耿（圣）之上还有“父丁”，而武庚庙号(日名)为“庚”，则更合理的推断是彔子耿（圣）乃商纣王之孙、武庚之侄。可见，认清殷周之际日名源自逝世年天干，不但对理清周初史实有帮助，如周武王克商年、在位年数，周成王元年以及在位年数等含混不清的史实基本能清晰可辨。而且可推而上溯考证商代先公先王的在位年数，唯限于篇幅，哲取其后五王以考。
因断代工程定克商年为前1046年（乙未），依据帝辛日名为逝年天干，则截然不符，故不取其说，以哲所定克商在1050年以推。今本《纪年》记帝辛“元己亥，在位五十二年”，则其去世年或在庚寅，或为辛卯，而武王庚寅始伐商，次年周正二月甲子克商，则纣王去世也当在辛卯，亦和哲之结论合榫。
今本《竹书》载：“（帝辛）三十三年，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此为文王受命始年。“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尚书武成》周武王言：“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乃史实。之后所记，皆周武王继位西伯之史事，直至（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同年）秋，周师次于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从周师伐殷。”此后即另起卷续记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灭商事。可见武王继位西伯后确实未改元。此五十二年含武王继位西伯十一年，文王受命九年，文王为周侯二十八年。今本《竹书》原注称文丁十二年文王改元，则自文王成君继位至帝辛四十一年薨，恰亦是五十二年。古本《竹书》：“（太丁）十一年陟。”以西伯发辛卯年甲子日灭商反推，则（太丁）十一年正是在公元前1114年（丁亥），正符合商王以逝年天干为日名的假说。以文丁在位十一年上推，知文丁继位在前1124年夏历丁丑。与今本《竹书》记文丁即位天干纪年合辙。上二年为乙亥年，是可推知武乙去世正在此年。次年丙子为丧期，依旧例盖归于武乙纪年。今本《竹书》记武乙元年在壬寅，依文丁元年在丁丑，上溯计算，则武乙在位恰为三十五年。武乙之上有庚丁，壬寅前溯二年则为庚子年。可推庚丁逝世在前1161年（庚子年），次年（辛丑年）为庚丁丧期，按照旧例归于上王。断代工程没给出庚丁在位年数，只给出去世年在前1148年，且写作康丁。今本《竹书》所记也甚简，唯纪“（庚丁）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八年陟”。以哲所考，今本《竹书》记载基本正确，唯说法需要修正。就是庚丁在前1167甲午年即位，前1161庚子年陟，故康丁应订正为庚丁。丧期一年，在位八年。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庚丁、武乙、文丁的庙号（日名）确实取自其逝世年的天干，符合哲提出的殷周日名取自死年天干假说。且表明丧后一年皆有归于前王的史官记事惯例。依此，则可以推断出帝乙、帝辛的即位年、去世年及在位年数。今本《竹书》记文丁在位十三年陟，古本《竹书》记文丁十一年陟。二者比较而言，古本记文丁陟年更符合日名取自逝年天干说。后一年丧期，照例归于前王，则帝乙即位盖在前1112乙丑年。依今本《竹书》参照古本，“文丁十一年陟”，同年杀周公季历，可证文王和帝乙同年丧父。依旧习皆应丧期后即位，文王和帝乙即位或在同元，或差一年。今本《竹书》帝乙元年在庚寅，原注周文王元年在文丁十二年，此二说皆有误。或可论定周文王和帝乙即位皆在前1112己丑年。依此计算所得，文王在位五十一年，恰和荀子说法合。唯帝乙在位年，说法不一。今本《纪年》称九年陟。《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帝乙在位三十七年。」而断代工程给出结论是在位二十六年。前推定文王和帝乙同元，则帝乙、帝辛合计在位年数应是六十三年。帝辛在位年至少22年以上（纣6祀文王初禴于毕+囚7年+受命7年+武王4年=24年），22祀坂方鼎是帝辛标准器。王国维说“武王继位4年后伐商，受命七年崩”，清华简《耆夜》有武王八年伐耆(qi即黎)国的记载，已证王说错误。以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继位11年后伐商计，则帝辛在位至少33年以上。依日名死年天干说，可推帝乙去世或在前1106乙未、前1096乙巳、前1086乙卯这三年中的某年。依例丧年算前王，则对应的在位年数分别为八年、十八年、廿八年。据陈梦家考证，出土甲骨文中，帝乙、帝辛周祭卜辞，祀数最大者均为廿祀。出土商器中，和帝乙帝辛相关的《寝孳方鼎》《肆簋》皆纪年为“惟王廿祀”。依陈说，那么帝乙帝辛均应在位二十年以上，今本《纪年》以帝乙在位九年则误。唯今本《纪年》帝辛所系五十二年，哲考证后认为非帝辛纪年，乃是文王被命为周侯之纪年。今本《竹书》记：“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邘侯。”大概是《竹书》整理者不察，将其系为帝辛纪年，实误也。
今本《竹书纪年》较古本添加了很多夏商周各代列王元年的岁名干支，张培瑜先生研究后认为，所增数值主要取自《大衍历议》，盖是唐宋以降后人所为。哲考证后认为，今本《纪年》或源自一行等历算家据唐初尚存的古本《纪年》用以校验历法的底本。且“命九侯、周侯、邘侯”是在帝乙时，故可断“元年己亥”帝辛即位，盖是唐历家误添岁名所为。细检今本《纪年》，文王继位（文丁十二年，原注：周文王元年）到（帝辛）四十一年去世恰五十二年，而武王庚寅伐商上距文王受命为周侯亦恰为五十二年。武王奉文王木主伐商，自称太子发，是武王克商前未曾改元的明证。那么武王所奉正朔自然是文王纪年而非帝辛纪年。（此为哲之独家发现，海内外学子并无一言以及，严谨剽窃。）文王初继位（时称周公昌），即立志为父复仇，古本《纪年》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帝乙十祀,十五祀有过两次征伐"人方"的战争，是殷末发生的规模较大，历时较长的战争。鉴于当时的形势以及季历被无辜诛杀的内疚，帝乙对周人采取了和亲的政策并任命西伯昌为周侯。易有帝乙归妹卦，诗有大明思齐篇，皆传颂大邦有子太姒归周之事，绝无虚妄。据文王十三年生伯邑考、十五年生武王发，文王娶太姒盖在文王继位十年或十一年，而帝乙命周侯亦在帝乙十一年。诗经大明篇：“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叙说的或即指此事。这就能很好地释解了“文王受命惟中身”这个历史疑案。据哲考证，文王在位五十一年，寿七十九（虚岁八十）（见拙作《周文王生卒年考》）。西伯昌受命为周侯正是在文王四十岁时。周人讲受命，根据情形有多种不同含义。受天子命为侯，亦是其中一种。若克商后周人习讲的文武受天命代商而王，那至少在太姒作程窹之后。若周代彝器毕克鼎铭就有“受命毕公”句，总不能理解为毕公受天命吧。清华简《程寤》记载，文王妃太娰做了一个梦，商代朝廷中长满了荆棘，她的儿子发，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把松柏这些常青植物移植到商廷中，代替了荆棘，史祝解释为“周将代商之兆”，这就是著名的太姒之梦。但《程寤》首句“隹(惟)王元祀貞(正)月既生霸”后人很难理解，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文王已称王的证据。在哲看来，此篇中的王，属于史官对文王史迹的追述，发生的时代显然是在文王任周侯期间。今本《竹书纪年》载：“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哲以为，夏历正月无须冠名春字，殷历正月乃在夏历十二月，此“春正月”乃周人特称，可以表明此年文王已改历朔。“諸侯朝周”表明文王实际已然称王。故次年纣王大蒐于渭，后一年就囚禁了文王。史载“至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这是文王对先祖上帝以禴礼祭祀。可见，文王受命周侯期间，在帝乙去世后，不但颁行了周历，有了自己的纪年，也仿商王室行祭礼。正是因姬昌在毕地初禴（春祭曰禴，禴祭乃古代君王才有资格行的祭礼），僭越礼制有称王非分之心，故为纣王不容，将其拘押到羑里。为此可推而论说，太姒程窹或发生在周侯二十年之前。商纣王“囚西伯于羑里”与“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或为同一年事。那么帝乙去世必在周侯二十一年之前。以武王克商为历点上溯，周侯二十一年实为文王在位三十一年。商纣王“囚西伯于羑里”在辛酉年（前1080），则帝乙去世年最有可能在乙卯年，帝辛元祀则在丁巳年。以此推算，则商纣王“囚西伯于羑里”是在帝辛五祀，而《唐书历志》：「至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看似文王在帝辛六年还能主持祭祀，貌似和史实不合。哲案，年祀有别。看似有差，实际契合的很。今本《纪年》：“六年，西伯初禴于畢。”商祀皆在岁终，帝乙去世在乙卯年，则帝辛元祀严格说应该是在夏历丙辰年的岁终。以周正言，商纣五祀，才是帝辛六年。因为年、祀纪年法固差一年，和哲以前考证认定周武王十二年灭商和“十三祀王在管”所记事为同一年的判断契合。从中也可以看出，前商王去世后一年，亦可称为后商王的元祀年。但若依据商初太甲元祀例，则商王去世后一年皆归诸前王。既然今古本《竹书纪年》史官纪年皆以周正，那当以周年为说才是。今本《竹书》将“西伯初禴于畢”错系到（周侯）六年是整理者未能明白此五十二年非帝辛纪年，乃文王纪年。《唐书历志》写作“至纣六祀”是据竹书原文有“六年”，误改周年为商祀，殊不知商祀、周年各有别。故可以论定帝乙去世年必在乙卯年（前1086），帝辛即位在前1084丁巳年。依据殷周日名死年天干说，结合哲所考定的武王克商年日结论，已然可轻松将商末五代王即位年、去世年、在位年数排出如下：庚丁，前1167年－前1160年，
庚子年去世，在位8年。
武乙，前1159年－前1125年，
乙亥年去世，在位35年。
文丁，前1124年－前1113年，
丁亥年去世，在位12年。
帝乙，前1112年－前1085年，
乙卯年去世，在位28年。
综而述之，哲所立论“殷周日名死年天干说”若能确立，则夏商各代先王先公去世年也可据其日名推算得出。如此入手，则夏商周断代疑案可迥然而解，三代年表可粲然而列，华夏信史可自周而复始推而向前矣。
[1]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2]班固等:《白虎通义》卷下《姓名》，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1986年，第850册，第55页.[3]王国维:《殷礼征文·殷人以日为名之所由来》，《王国维遗书》第9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4]董作宾：《论商人以十日为名》，《大陆杂志》第2卷第3期，1951年，第10页。[5]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5卷，1963年.[6]陈梦家:《商王名号考》.燕京学报,1940.[7]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卷1《商祖乙觯》．道光壬寅南海吴氏校刊本.[8]张富祥: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历史研究》，2005/02.[9]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24页。[10]刘莉/刘明科:也谈石鼓山西周M3墓主及相关问题.《宝鸡社会科学》.2017年第四期.[11]徐文靖：《竹书统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代.[12]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2005-10.声明：本文极具学术价值，由毛天哲原创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严禁抄袭或洗稿，有报刊杂志想刊登的可联系作者本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