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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者案：“朝臣备书李训墓志”这个话题，2019年12月25日新闻发布后。笔者作为当事人，在看到华裔日本学者石晓军先生、王瑞来先生通过澎湃新闻发布自己的疑问意见后，很快就透过澎湃新闻做了回复。而辛德勇教授在网络上自己的“营盘·舞台·自留地”“辛德勇自述”发出的所谓质疑，我始终未做回应。
第一、“辛德勇自述”阴阳怪气的文章格调我不喜欢。
第二、其所质疑的问题，明显是根本没有相对细致参阅原始基础材料《朝臣备书李训墓志考》，且未核检史料轨迹。并在不看原石、不审原拓，仅（听）观“日本国朝臣备书”七个字就得出的判假理由，太过于武断。
第三、笔者看到辛德勇教授透过“辛德勇自述”所发布的许多和其他学界同行的质疑、争辩、纷争，明显的属于“诡辩话术”，颇有市井胡搅蛮缠之态。故本人3年来不予回复。之所以在2022年10月5日发文，就是因为辛德勇教授长时间在其诡辩话术胡搅蛮缠的基础上，预告在先，要当日更大范围的视频直播。进一步散布他HSBD的诡辩，所以笔者才发文。因为3年都未回复，故时间线长，信息自然多。辛德勇教授称这是“一篇很奇特的長文”。
下述如有让观文者不舒服之处，敬请原谅，因为这是就“辛德勇自述”文字风格的回复。不在正常语境中，请谨慎阅读。
一、墓志甄别
前揭是我在10月5日发文中写的，有关于“李训墓志”的基础鉴定，是逐一经过最前面三个环节“文物鉴定学”领域专业资质专家鉴定的。而辛德勇教授很不屑于这些“鉴定学”的专业鉴定。直接进入到辛德勇教授自己最“在行”“拿手”的第四个“历史学”环节领域来“宏论”。而笔者作为当事人，前面三个环节的鉴定，我自身已先经过反复极慎重的考研，后全程跟随了“专业资质的鉴定”流程。非常敬佩专业鉴定资质专家对原石本体观察的慎重和严谨。
建议辛德勇教授反驳时，先明确提供你认可和接受的具有合法“鉴定资质专业鉴定专家”的名单，来细致完成前三条的鉴定流程。
完成前三条的鉴定流程后，再进入另外一个研究领域，这样大家才可以对话。因为从鉴定学角度而言，如果本体是假的，根本无需再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就如“伯远帖”，拿到一份高清宣纸水印木刻本，那上面的墨迹、笔触、纹理，甚至色泽都同原作一致。而持有者自己根本看不出是印刷件。专业鉴定专家，怎么和你讨论真伪。
局部土蚀水锈坚壳
二、事件语境
笔者想指出。辛德勇教授不要总自找自话：“日本人說真的就是真的麼？”因为笔者明确告知过。
“朝臣备书李训墓志”的基础研究结论是笔者或者说中国人独立研究判定得出的，跟日本人无关。并非日本人说它是什么才是什么。
至于辛德勇教授说的“日本‘明治大學東亞古代石刻研究所所長’、我的老朋友氣賀澤保規先生”，是在笔者新书出版之后，新闻发布之际才参与此研究成果信息对日本史学界传播和公布的。
气贺泽教授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就已经完成其个人的看法。桥本荣一教授、河内春人教授，明确在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研究观点，也就完成自己的阶段性结论。
他们有义务反复回答你辛德勇教授的纠缠吗？自己下棋“无理手”还要人家手手应你；“大模样”也不过如此。
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日本媒体关注和日本学界以及社会瞩目？在10月5日我发文前，辛德勇教授是“絕不接受”日本高度关注此墓志发现和研究成果公告信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国朝臣备书”，按笔者判其为“下道朝臣真备→吉备朝臣真备”书写。
其人在日本历史甚至中国历史上都声名显赫，但又无任何可靠文物存世。
正因为“朝臣备书李训墓志“虽为仅见，但就目前所有历史信息的真实指向性非常之高。（按日本人的多疑心理和说话小心的习惯，其公开“有可能”的表述已经是高度肯定了。这状况，在日本长久生活工作学习过的人会很清楚。）故此墓志信息被日本社会高度关注。至于辛德勇教授所言，日本史学界那些专家簇拥在墓志高清拓本影件前，“在我看來，不過看看稀罕而已。”完全是你自己的臆测。
得提醒辛德勇教授一点国际学术礼仪，同时这礼仪也适用于辛德勇教授本人。境外学者特别讲究个人隐私，不单是身份、肖像、声音等，包括学术细节也都有隐私权。所以辛德勇教授要笔者把对方参加内部学术会议的录音、录像，及每个专家的正面照片、并提供他们手写指认的信息给你。敢问“你是谁啊？！”辛德勇教授不需要学术礼仪，我们还需要礼仪。笔者公开提供的照片已经筛选，在不影响和有其他关联歧义出现的才使用；有任何不妥的或影响他方隐私权的，我们都不会公布使用。
三、历史学“判别”和史料研究
许多“看客”质疑笔者回复辛德勇教授的质疑都没有正面回答所谓的“学术问题”。而就实际客观言，有多少位跟随“神“涉及此话题的意见者、评论人、网络亢奋粉，细致翻览过笔者五万余言《朝臣备书李训墓志考》的研究？笔者自知浅薄，不敢狂言所有涉及话题都精准研判。例如，笔者诚心接受其他学者批评的有关李元恭之前的家族谱系梳理不够特别全面详尽。个别墓志典故没有深究考证等缺陷误漏，日后增补研究时必做改正。
“李训墓志”，仅328字，35cm见方。笔者六年间通过海量阅读和史料详尽稽索，将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提取，并做了细致考究，所得研究结论，在历史时空中，高度吻合从开元五年/日本养老元年（717）下道朝臣真备抵唐，开元廿二年（734）冬，下道朝臣真备第一次回日本[李训在玄宗移驾东都间，开元廿二年六月廿日疾亡于洛阳]，再到日本天平十八年（746）下道朝臣真备获赐 “吉备朝臣”姓，后至日本天平胜宝四年（752）吉备朝臣真备以遣唐使副使身份再次登船赴唐的所有史实细节。这是整个《朝臣备书李训墓志考》研究的历史轨迹线。
关于辛德勇教授的质疑，归根结底就一条，“觀‘日本國朝臣備書’七字即可知《李訓墓誌》必假”。好像“日本国”三个字是太现代了，今天“日本国”各类护照都是这么呈现的。
故辛德勇教授认为其绝对不应该出现在唐代的墓志上。但是看日本本国的古代文献史料，以及中国古代史料文献，特别是开元名相张九龄在开元际离任前代拟给予日本国的“国书”都可以明确发现唐开元间和日本孝谦天皇间，唐中央政府是很熟悉“日本国”称谓的。同时再看看王维写给“晁衡”的送别诗，原来王维也知道好友要回“日本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元和姓纂》更清晰记录了，“朝臣姓也”，它来自“日本国”。现在看来当时唐朝人明确知道“日本国”称谓信息；而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辛德勇教授一人，不明白、不知道、不理解。
《朝臣备书李训墓志》考
四部备要《曲江集》张九龄拟 勅日本国王书
再附赠辛德勇教授一条史料的研究和理解使用。
辛德勇教授特别自豪他对关于《西山廣化寺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上出现《资治通鉴》的辨伪视角，他立判此“善无畏”材料不可靠。同时也特别提到自己对密教僧事和唐官制谙熟。如果真确实如此的话，那辛德勇教授反复指责的关于李训墓志表述的亡过于“河南圣善寺之别院”和李训妻墓志录“李公无状卒于鸿胪丞之官舍”信息高度不符的认知是有问题的。并就此理解，有理由判断辛德勇教授，实际上并不了解他所谓的对僧事和官制的熟悉，或者说可能是还没有来的及去找“网络度娘”。
李现出席善无畏葬仪。
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一月七日善无畏涅槃，鸿胪卿（实际职务为鸿胪寺丞，见《佛祖通载》卷第十三、《释门正统》护法外传等）李现出席葬仪。鸿胪寺本职主项就是管理外藩，同时也处理葬仪。无论是外来僧还是礼遇葬仪，李现都会根据职级匹配度出席活动。
但在开元二十三年十一月的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鸿胪寺丞定会出席善无畏的葬仪。那就是此时的寺庙宗教事务也在鸿胪寺管辖范围之内。《会要》和两唐书有类似载，开元二十四年（736）七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奏：“臣等商量，缘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兴教，使同客礼，割属鸿胪。自尔已久，因循积久。圣心以元元本系，移就宗正。”……至二十五年（737）七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
如果理解了这条史料。李训墓志表述的亡过于“河南圣善寺之别院”和李训妻墓志录“李公无状卒于鸿胪丞之官舍”完全原本就是同一个地点。“河南圣善寺之别院”是任职鸿胪寺丞在洛阳的办公场所，因为这里是李训职权管辖的宗教事务所在地，也是他临时从长安到洛阳公务最便捷的落脚点。李训妻墓志录“李公无状卒于鸿胪丞之官舍”，指向的也是鸿胪丞办公生活的官舍。
但如果是开元二十五年七月之后，那就很难说可以再用寺庙的别院了，因为那时已经不归“鸿胪寺”管辖了。同时李现出席善无畏葬仪的时间是开元二十三年十一月，离李训去世仅一年零五个月。那就证明李现任职在李训去世之后，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行政命令短暂的职权变动，人生存亡顺序时间更关联到十几个月的准确。这份史料轨迹构成的真实。有那么容易作伪吗？
辛德勇教授特别爱讲“我絕不相信”！没有让你相信，也没有逼你相信，你在你自己的世界是“神”，是绝对正确，但你不能代表所有和全部。
辛德勇教授：“觀‘日本國朝臣備書’七字即可知《李訓墓誌》必假”。这句话真的不要随便再乱说出口了。
四、话术诡辩
辛德勇教授说假就一定假吗？我看未必！
精于话术和诡辩者，自然擅于偷换概念。
辛德勇教授，如果愿意学术讨论，就把你的论点写成论文到你最熟悉或者你自己方便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如果你希望和有意愿，可以直接点名比如“某某商榷”，如蒙不弃，更可以直接点我。
而你目前所表现出的不断的去@各级政府机关、各地媒体大V、各种学术机构，当然更包括喜欢你、爱戴你的各类网络斗士。令我非常奇怪，这是一位享有极高“神界”声誉和各色超级头衔的“专业学者”高等级教授的行为吗？真令人疑惑。@学术机构，是完成你的指责。@其他方面，是要求非学术渠道和单位来替你这位专业历史学者进行学术仲裁吗？
学术的还是交回给学术，专业的还是交回给专业。所有的有关“李训墓志”，鉴定，讨论、研究的意见我都已经告诉你辛德勇教授了。
2022年10月13日
阎焰记文责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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