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焰：透过《李训墓志》质疑所看到的什么是“学者”应有的学术斯文和学术道德

古籍
2022年10月06日12时

文者案：2019年12月25日，笔者拙论《日本国朝臣备书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新书发布，暨本馆主办的学术公告会在京举办，随后引发学界和社会的巨大反响。就此原本一个相对极其单纯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信息公布。

随着一位“某级·辛德勇教授”[1]的真伪质疑，及其话术口径的次第升级，且极尽挖苦戏谑抹黑口吻的讲座传播。并且不断偷换概念设立话术角度，形成针对本机构及本人的谣言污蔑语境，且已近乎演化成社会喧嚣话题。

3年来，原本不愿意回应这明显不是从学术质疑探讨出发的表述。但因这位辛德勇教授所涉及此话题的言论越来越变出一种离奇古怪的无底线味道。

作为当事人，正式做如下关此学术课题的学术说明，并仅涉及学术及此研究轨迹的说明，不属于商榷。

同时说明，深圳望野博物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博物馆条例》经审批正式设立的“非国有博物馆”，并于2020年12月获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博物馆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博物馆包括国有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利用或者主要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为国有博物馆；利用或者主要利用非国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为非国有博物馆。国家在博物馆的设立条件、提供社会服务、规范管理、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财税扶持政策等方面，公平对待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

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没有任何法律文件示指有什么“私立博物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6月27日修正）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之所以在行文之前，先录上面这段法条。个人以为下面所要记录表述涉及的内容，的确只有用法律概念的证据为基础出发点才能说明材料和事件轨迹的原委。同时专业学术研究也需要证据的关联而最后获得结论。笔者不愿意也不会做《让子弹飞》里面被“胡大”纠缠无奈剖腹只取出一碗而不是两碗凉粉的——昏冤六爷。

[ 1 ]经笔者反复在各公开渠道和公告信息中都无法确认辛德勇教授的级别。但“辛德勇自述”微博号里，却有其本人的“文科一级教授专栏”。故在不能具体确认的状况下，笔者只能采用“某级”，以免有误。

缘起

“李训墓志”，2013年冬由深圳望野博物馆以有偿捐赠形式征集，属于社会流散品。（具体经过见《李训墓志考》）另例如“井真成墓志”[2]“杜嗣先墓志”[3]“祢军墓志”[4]“武承嗣墓志”[5]等等大量近三十余年来出版、发表、公布、收藏的新见墓志，有许多都是流散品。

如果上推到1949年之前，几乎所有社会上出现的墓志刻石，皆为流散品。不单单墓志，目前所有各种文博机构（除特定考古专业及遗迹博物馆）内的所有类目的存世文物和历史文献材料都存在流散品收藏保存的状况。出于文物保护原则，第一、严控文物盗掘；第二、慎重保护和妥善甄别流散品，是两大最重要工作。

同时因时间、环境、人事、历史遗留等等诸多现实原因，不可能让天壤间所有的文化遗存都是明确可以知道来源和原本主人的。

[ 2 ]贾麦明：《新发现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及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2页。

[ 3 ]高明士：《“日本”国号与“天皇”制的起源以最近发现的墓志、木简为据》，《唐史论丛. 》2013年，第2期，第161、162页。

[ 4 ]王连龙：《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7期，第123页。

[ 5 ]曹建强：《唐魏王武承嗣墓志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2年，第6期，第58页。

仅仅检看辛德勇教授近些年所做研究，在核心、双核心上发表的有关“竹书《景公疟》补释陆梁地问题”[6]“秦水陆里程简册与战国以迄秦末的阳暨阳城问题”[7]“北宋刻本《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的发现及其在版刻史研究中的价值”[8]“战国竹书《越公其事》谈及春秋末期吴国的都城与《禹贡》三江问题”[9]等重大学术成果。

[ 6 ]《历史地理》，2013年，第1期，第395页。

[ 7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21-28页。

[ 8 ]《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第31-44页。

[ 9 ]《中国经学》， 2020年，第2期，第135-145页。

细看这些成果获得的基础材料都不是考古发掘品，统属于辛德勇教授自己所言的“来路不明”“来源不清”的社会流散品，有些甚至是商业竞价交易拍卖品。而在辛德勇教授论稿的研究行文中没有一处能明确找到辛教授自己清晰标注这些研究材料的绝对来源出处的信息。如果辛教授那么严谨、苛刻对待材料来源。笔者想知道，辛德勇教授自己使用这些您自己所言的“来源不清”的“流散品”材料的底气和严肃是哪里来？

辛德勇教授自己研究所用的自己所言的“来源来路不明”的文物材料，恰恰是那些有责任心，有担当，有魄力的专家学者，从各种不确定恶劣环境中抢救出来的珍宝。他们的敏感、责任、担当和专业能力，让珍贵文物甚至国宝得以保存。让中华文明的自信有了更强的注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这是最根本的上位法条。

文物保护任重道远。任何盗掘行为都是可耻和被唾弃的，同时那些参与、指使盗掘文物的行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处罚。但无疑也有不少遗存文物，是随工程施工、水利建设、房地产开发偶然出现，不被世人注意而流散。

世界及中国，考古学至今不过100年多一点光景，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不论过去、今天、未来，所有的历史考古研究材料都是所谓科学考古发掘的。同时墓志葬石原本就是亡人之物，历来多被偶然发现人嫌弃。后有书法爱好者介入，从书法审美的角度出发，一些精美书法或名家的刻石尤其是魏碑名刻才被有意保留。

再者有一点墓志常识的人都知道，古代墓志大小、精美程度完全是根据亡故者身份高低而制作铭刻的。一位从六品上的权葬小官，其葬地大小应不过三两平方的一个土坑，难有任何贵重之物落葬，千百年来，随时都会偶然淹没历史尘埃之中，散乱于钩铲之下。

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绵庚续不断，世代民生繁衍。因不同环境、不同状况、不同时间，流散出现在市井生民中的岁月遗存，很多原始信息已经缺失。无论之前它们有多么珍贵，一旦流散，就会身处一个风雨飘摇，无依无靠的随时被毁灭、消亡，甚至离境流失永无归途的境遇。

而这类流散品又因空间、时间叠合，再加上不同历史时期的海量伪作赝品，淹没裹挟，对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甄别难度空前巨大。很多时候人们基本把自身无能力甄别的流散品视为故器废物。

只有那些慧眼如炬的学者大行家，在废品堆里发现“珍宝”才能勾起大家的兴奋和关注。废旧物资回收站里捡出来的“在宗周”“班簋”[10]，30元人民币征集的农民刨土卖给废旧物资回收站的“宅兹中国”“何尊”[11]（图1、2），都是社会流散品，都没有辛德勇教授喜欢要求别人去证明的“来源说明”。“井真成墓志”2004年在西安这样的历史文化大省的地摊旧货市场出现，最后也是博物馆以1000元征集。

[ 10]小雪：《班簋轶事》，《首都博物馆丛刊》，1994年，第188页。

[ 11 ]杨福仁：《从何尊铭文看档案的价值》，《陕西档案》，2000年，第5期，第36页。

图1 何尊宝鸡青铜博物院收藏

图2、何尊宅兹中国拓本

国之至宝“何尊”，1965年以30元为博物馆征集，十年后的1975年才被学者确认其重要性。如果没有被保护发现并甄别，前述珍宝将化身齑粉，无存于世。由此引发的民族文化缺失，是历史无法承受之痛。

就是基于上述过往经验和教训，作为一名历史文物研究者和博物馆工作者。在获知市井流散石刻上出现“日本国朝臣备”这类信息后，遂生震惊。同时也有高度的自律及学术审慎，没有因为可能发现重大，就随意做出武断沽名钓誉的信息发布和抢发资讯。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近些年各类媒体、新闻、社会消息中也一再公布。改革开放后经济生活活跃，古玩拍卖市场发达，社会收藏热传播，导致各类赝品假货充斥弥漫国内及国外各地。其间形形色色各种品类的假古董堆积如山，石雕碑刻更是重灾区。为了不把赝品错判为珍贵文物。从2013年起，数年间，反复的史料翻检，空间考察，深入研究，仔细比对。在6年之后，完整做完全部基础研究确认后。其间在2018年春之后口头和一些学术同仁交流过此基础研究信息。至2019年，方正式按博物馆工作流程，将此极其珍贵的“李训墓志”（图3、4）申请上级主管单位鉴定机构专家共同鉴定审看，但未做定级。

图3、李训墓原石

图4、完整拓本

此后将全部数据、尺寸、重量等详尽信息，登录存入国家文物局备案文物数据库。（图5）同时于2019年12月正式完成出版研究论稿《日本国朝臣备书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并在报请属地主管单位书面同意批准下，于2019年12月25日在京举行了新书发布暨学术成果公告会。

图5、国家文物局备案文物数据库截屏局部经模糊处理

其中有一个细节，拙论《日本国朝臣备书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的前言，于2019年10月24日（霜降）写毕。后记为2019年12月6日，笔者亲自到西安参与同西安唐皇城墙含光门遗址博物馆共同策划的《雪落长安——唐代的白瓷》特展活动。当日游览了西安城墙边的“吉备真备园”，并有幸亲自立身大唐皇城“含光门”原址前。有唐时一入含光门右侧第七横街之北就是“鸿胪寺”，不远处为“鸿胪客馆”。时空交叠感慨万千，“含光门”给我巨大的历史冲击，故当夜将后记更改，发给图书美编，一再拜托，烦请其重新校对替换新后记。文尾计时，“己亥岁大雪前一日于长安含光门内（2019年12月6日）”。

因为2018年初口头对学术同行有所披露表述。此信息被敏感学者留意，在业内开始小范围传播。其中个别学者在2018年底申请到寒馆观摩原石，在敝馆明确按流程告知，不得拍照、不得录像、不得记录、不得录音、不得传播的状态下。来访学者严格遵守职业操守，亲眼观察了墓志原石。并相互口头分享了观察意见。

因“李训墓志”，涉及古代唐日关系，更关乎今天中日交流史的核心研究和学术话语权。我们对所有涉及其的方方面面都极其慎重和小心，既要保护好此珍贵文物，也要妥善分享学界和社会使用。出于严格遵守国家文物保护管理相关规定和历史责任感。从2013年“李训墓志”入馆起，我们就对其做了最严格的保护和管理。

第一、到目前为止除入馆初期，出于存档、研究目的，拓制过两套组拓本外，再未做任何第三组原石拓本。国内重要大学研究机构跟我们申请获得的也仅是宣纸高清影印件，并非原拓。

第二、特别定制高强度，防潮、防火、防冲击专用文物保管匣，专人管理。

第三、严格管理涉及有关原石、原拓的视频和高清图像使用授权许可。

第四、出于安全保护和原始状态保存，同时有利于研究者和观众参观，特别对“日本国朝臣备书”七字进行可逆的无损材料封填保护，并记录存档。以杜绝擅自拓捶，水洗；确保墓志原石保存最初状态和原始锈壳痕迹。

第五、墓志原石异地远途外借展览，严格遵循向上级主管单位申报备案审批复核工作。获得批复，且借展方有严格的临时展览安全保障方案，方提供借展。

上述管理处置，确保此文物的研究、传播、社会使用方式和宣传口径在国家文物主管单位的全域覆盖监控管理中。

新书发布暨学术公告会后媒体和社会反响

2019年12月下旬，新书印成，所有信息详列其间。

自此有关于“朝臣备书李训墓志”的发现，辨真，所有核心初始化基础研究，及首判“朝臣备”为“下道朝臣真备——吉备朝臣真备”的结论，皆由深圳望野博物馆及笔者独立完成。无借任何外力，更无日本学者参与。

12月25日上午10点，在北京举行了“《朝臣备书李训墓志考》新书发布暨学术成果公告会”，国内中古史、东亚史及相关领域专业学者。文物出版社张自成社长、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康明理事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拜根兴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王丁教授等，以及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前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会长气贺泽保规教授、日本瑞云书道会曾田成则理事长、代表大正大学佛教研究所种村隆元所长出席的大正大学牛黎涛教授等日本学者一并专程到会。

整个新书发布暨学术成果公告会，信息传递清晰、完整。（图6、7、8）

依次为图6、7、8、北京新书发布学术公告会

12月25日会议后。

中午12：31分，深圳卫视“正午30分”，透过卫星电视平台首家公开播发了“朝臣备书李训墓志”的视频新闻。（图9、10）

图9、深圳卫视《正午30分》2021年12月25日报道

图10、《深圳卫视》正午30分新闻 2019年12月25日

同日下午18：07分，日本NHK对日本全国播放了长达3分钟的“吉备真备书墓志”被发现的新闻。（图11、12、13、14）

图11、12、13、14日本NHK新闻

12月25日，《读卖新闻》晚报第4版10，第一时间发布纸媒报道。（图15）

图15、2019年12月25日《读卖新闻》夕刊

12月26日，《读卖新闻》（社会）第13版25，发表专题报道。（图16）

图16、2019年12月26日《读卖新闻》

12月26日，《朝日新闻》（社会）第14版27，发表专题报道。（图17）

图17、2019年12月26日《朝日新闻》及报眼

12月2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报道。（图18）

图18、019年12月2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12月26日，参考消息网，援引外媒做了专题报道。（图19）

图19、参考消息网

12月27日，香港商报网，发布大篇幅专题报道。（图20）

图20、2019年12月27日《香港商报》

12月27日，《日本经济新闻》，援引日本共同社消息，（社会）第12版38，发布报道。（图21）

图21、2019年12月27日《日本经济新闻》

12月27日，日本《产经新闻》，援引日本共同社消息，（社会）第13版20，发布报道。（图22）

图22、2019年12月27日日本《产经新闻》

12月27日，日本《新潟日报》发布报道。（图23）

图23、2019年12月27日日本《新潟日报》

12月30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A07版，发布专题报道。（图24）

图24、2019年12月30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2020年1月4日，日本大型漫画网站pixiv发布了以“朝臣备书李训墓志”为主元素的原创漫画，被大量转载。（图25）

图25、2020年1月4日漫画网站发布的“朝臣备”日本漫画 pixiv截屏

2020年1月12日，《读卖新闻》，古代史学者东京大名誉教授佐藤信评森公章著《阿倍仲麻吕》新书，专门讲述“日本国朝臣备书”墓志的发现和历史关联。（图26）

图26、2020年1月12日《读卖新闻》

2020年1月29日《读卖新闻》（社会）第12版17，刊发对笔者的专访。（图27）

图27、2020年1月29日《读卖新闻》

2020年2月6日，《朝日新闻》，刊发新报道。（图28）

图28、2020年2月6日《朝日新闻》

此时间段还有许多国内外的大量转载新闻报道未录。

尤其值得瞩目的是2020年1月14日，奈良大学名誉教授、大阪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日本古代史权威东野治之先生，在日本宫内厅举办的令和二年改元后的首场开讲仪式上给日本天皇夫妇讲《遣唐使に见る日本の対外交流》中提到“最近在中国出现了留学生下道真备所写的墓志，成为话题。”其它以皇嗣殿下为首的皇族列席，文部科学大臣、日本学士院会员、日本艺术院会员等陪同听讲。（图29、30、31）

图29、令和2年讲书始1月14日

图30、令和2年讲书始1月14日 NHK新闻截屏

图31、令和2年讲书始1月14日

此宫内厅皇室讲座，离北京“朝臣备书李训墓志”学术公告会发布仅仅20天。东野治之教授以其古代史、日本史研究的精纯严谨，明确讲示“下道真备”，而没有使用社会新闻广泛报道及研究论文常用的“吉备真备”。因为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世间只有“下道朝臣真备”而无“吉备朝臣真备”。

就上述十数天左右所有重量级媒体报道和社会传播，即可看出“李训墓志”研究成果在日本从皇室到市井产生的巨大震撼性社会影响。如此短时间高密度高频率报道中国国内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和发现，近十年来非常少见。

在北京12月25日“朝臣备书李训墓志”新闻发布后，笔者当夜返回深圳。12月26日下午，正在深圳参加展览开幕式的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平山廉理事长、平山东子馆长伉俪，在深圳博物馆郭学雷副馆长、日本黄山美术社陈建中社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王合善理事陪同下，第一时间专程赶赴深圳望野博物馆观看“朝臣备书李训墓志”原拓。平山东子女士明确告知是在日本NHK、《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发布后，经前日本文化厅长官、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青柳正规所长正式委托，专程到深圳望野博物馆来观看这块无比珍贵的遣唐使新史料。（图32）

图32、12月26日下午，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理事长平山廉、馆长平山东子伉俪到馆。

随后，2020年1月笔者受邀，专程携带“朝臣备书李训墓志”拓本宣纸高清影印件，赴日本东京进行学术访问。

1月22日，由王维明女士陪同到日本大正大学交流，受到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种村隆元所长、大正大学牛黎涛教授热情接待，佐佐木大树先生等陪同接待。交换就“朝臣备书李训墓志”发现，所涉及有关“吉备真备”和“鉴真大和尚”交往对日本佛教深度影响的历史问题探讨。（图33、34）

图33、大正大学新闻

图34、参访大正大学佛教研究所

1月23日，出席在东京霞关大厦举办的日本影响力最大的“瑞云书道会”大型日本书道界新春恳亲会，曾田成则理事长主持，笔者做特别致辞。同时向日本书道界展示“朝臣备书李训墓志”所呈现的“奈良时代的巅峰书写”。特别感动的是九十多岁高龄的日本东海大学校长、瑞云书道会松前达郎会长专程坐轮椅出席笔者致辞。参与活动的有百多位书道界同仁，反映强烈。（图35、36、37、38）

图35、“瑞云书道会”大型日本书道界新春恳亲会

图36、“瑞云书道会”大型日本书道界新春恳亲会

笔者致辞

图37、“瑞云书道会”新春恳亲会

东海大学校长、松前达郎会长

图38、“瑞云书道会”大型日本书道界新春恳亲会

1月24日，中午，受邀由日本国学院大学日本史专家酒寄雅志教授陪同到东京《读卖新闻》本部，接受文化部记者辻本芳孝先生专访。1月29日《读卖新闻》（社会）第12版17，以近二分之一的版面刊发此专访。（图39 专访报道见图27）

图39、东京《读卖新闻》本部，接受文化部记者辻本芳孝先生专访。

1月24日，晚，农历新年除夕夜。前日本文化厅长官、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青柳正规所长主持，黄山美术社陈建中社长召集，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理事长平山廉、馆长平山东子伉俪，东京富士美术馆五木田聪馆长，朝日新闻社文化事业部谷口俊二部长，日本专修大学土屋昌明教授、王维明女士、李焱女士等出席的于东京银座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大家共同追忆开元奈良时代唐日两国的美好交流，特别是日本从唐朝获得的文化恩惠。期待共同为中日友好交流尽力。（图40、41）

图40、东京银座举行的盛大欢迎会

图41、东京银座举行的盛大欢迎会

1月25日，午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笔者出席由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举办的“李训墓志有关研究信息交换会”。会长盐泽裕仁、漥添庆文、铃木靖民、气贺泽保规、高桥继男、石见清裕、森公章、丸山裕美子、酒寄雅志、河内春人、桥本荣一、福岛惠、速水大等数十位日本唐代史、中国史、日本史、古代史、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到会；《读卖新闻》辻本芳孝先生、《朝日新闻》塚本和人先生一并参会。会上，关东学院大学河内春人教授做《李訓墓誌と吉備真備》发言；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做《新発見〈李訓墓誌〉の紹介とその歴史的意味》发言；东京学艺大学桥本荣一教授做《中国書法史よりみた〈李訓墓誌〉の書》发言。发言后，笔者就有关“李训墓志”基础信息同与会日本史学界同仁进行交流。所有与会学者现场观摩了望野博物馆提供“朝臣备书李训墓志”拓片的高清影印本。这次信息交换会获得了日本学界和媒体的广泛重视。（图41、42、43、44、45、466）

图42、东京法政大学，日本唐代史研究会

举办的“李训墓志有关研究信息交换会”。

图43、东京法政大学，日本唐代史研究会

举办的“李训墓志有关研究信息交换会”。

图44、东京法政大学，日本唐代史研究会

举办的“李训墓志有关研究信息交换会”。

图45、东京法政大学，日本唐代史研究会

举办的“李训墓志有关研究信息交换会”。

图45、东京法政大学，日本唐代史研究会

举办的“李训墓志有关研究信息交换会”。

1月26日，下午，酒寄雅志教授，王维明女士陪同在奈良会见奈良大学、大阪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东野治之先生。进行有关于“朝臣备书李训墓志”深入交流。东野治之教授明确告知，其在宫内厅举办的令和二年改元后的首场开讲仪式上给天皇夫妇讲《遣唐使に见る日本の対外交流》中提到“下道真备”书墓志发现的信息。让后续留意宫内厅的网站公布。交流时酒寄雅志教授也从其擅长的东亚史研究领域给出很好启发。但特别遗憾2021年12月22日，日本渤海关系史、东亚史专家，酒寄雅志教授过世。他给予我日本学术交流一途的陪伴和帮助，让我深深感激。（图47、48）

图47、奈良会见东野治之教授

图48、奈良与酒寄雅志教授

2020年，世界各地基本都在新冠各色防疫状况不断的纠结之中。但关于“朝臣备书李训墓志”的学术研究和活动一刻没有停止。国内外公开正式发表数篇论文。

2020年6月18日，《踏波东来——遣唐使的回忆》（朝臣备的大唐世界）特展在松山湖望野博物馆正式开幕。“朝臣备书李训墓志”原石首次公开陈列展示。同时非常荣幸，通过主管单位批准向西北大学博物馆正式申请借到“井真成墓志”原拓，联袂展出；以扩大观众的视野。此展使专业学者、古代文化爱好者可以近距离观察原石、原拓的所有全面和局部信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细致严谨广泛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观众的兴趣。（图49）

图49、《踏波东来——遣唐使的回忆》（朝臣备的大唐世界）

特展在松山湖望野博物馆正式开幕。

2020年，田卫卫《“朝臣备”：〈李训墓志〉所见遣唐使名字的书写问题》，《文献》第3期，第138—150页。

2020年，〔日〕气贺泽保规《新発見〈李訓墓誌〉と吉備真備——〈井真成墓誌〉につづく遣唐留学生史料》，《東方》第474号，第2—8页。

2020年，李广志：《新见唐〈李训墓志〉之“日本国朝臣备”解析》，《南开日本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第77—91页。

2020年，〔日〕气贺泽保规著，兰姝、汪旭译《新发现的〈李训墓志〉与吉备真备——继〈井真正（成）墓志〉后的遣唐留学生史料》，《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20）》，科学出版社，第275—280页。

2021年疫情更重，几乎全世界封闭。而有关“朝臣备书李训墓志”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仍在进行。

2021年4月29日，日本公益财团法人角川文化振兴财团，为迎接“东京奥运圣火”长崎传递，在日本长崎县厅内特别举办了“遣唐使文化交流图片展”。经深圳望野博物馆正式授权，“李训墓志”宣纸高清影本参与展览。（图50、51）

图50、日本公益财团法人角川文化振兴财团，

在日本长崎县厅内特别举办了

“遣唐使文化交流图片展”

图51、日本公益财团法人角川文化振兴财团，

在日本长崎县厅内特别举办了

“遣唐使文化交流图片展”。

2021年5月31日，日本史访会发表。李広志：《新発見〈李訓墓誌〉と遣唐使》，《東洋史訪》第28号，第49—64页。

2021年7月2日，瑞云书道会主办，东京都、全日本书道联盟支持，“第55回公募·瑞云展”，在东京都美术馆开幕，并为获奖者颁发内阁总理大臣菅义伟钤署奖状。经深圳望野博物馆正式授权，“李训墓志”宣纸高清影本参与展览，公开陈列。酒寄雅志教授抱病特别撰写了有关于“朝臣备”论文，在瑞云展公布。（图52、53、54）

图52、瑞云书道会主办，

东京都、全日本书道联盟支持，

“第55回公募·瑞云展”，在东京都美术馆开幕

图53、瑞云书道会主办，

东京都、全日本书道联盟支持，

“第55回公募·瑞云展”，在东京都美术馆开幕

图54、瑞云书道会主办，

东京都、全日本书道联盟支持，

“第55回公募·瑞云展”，在东京都美术馆开幕

2021年12月1日，日本NHK正式申请，经深圳望野博物馆授权许可，《踏波东来》展览现场拍摄“朝臣备书李训墓志”原石及拓本高清图像，在NHK特别节目《历史探侦》“遣唐使”中大篇幅出现，并对日本全国播放。（图55、56、57、58、59、60）

图55、NHK特别节目《历史探侦》“遣唐使”

图56、NHK特别节目《历史探侦》“遣唐使”

图57、NHK特别节目《历史探侦》“遣唐使”

图58、NHK特别节目《历史探侦》“遣唐使”

图59、NHK特别节目《历史探侦》“遣唐使”

图60NHK特别节目《历史探侦》“遣唐使”

2022年9月24日，由清华大学与日本奈良县政府联合举办的“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特展，亮相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日本奈良县知事荒井正吾先生、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所长青柳正规先生给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览现场做了视频致辞。

展览共展出百余件中日文物，包含首次出境日本的珍贵文物，与中国珍宝共同勾勒一幅中日文明交流图景。此前，经过半年多的沟通交流，主管单位的审核报备，以及各项安全措施的反复磨合。“朝臣备书李训墓志”安全抵京，以原石、原拓的完整原始保存姿态和所有的北京观众、学者见面。

2022年9月24日，《朝日新闻》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特展做出报道。（图61）

图61、日中交流伝える約180件　

北京で「アジアをつなぐ美と精神」展：朝日新聞デジタル

日本NHK，在对日本全国播放的“日中国交正常化５０年北京で奈良県などが文化財の展示会”视频新闻中，再次大篇幅报道了“李训墓志”的信息。（图62）

图62、日中国交正常化50年

北京で奈良県などが文化財の展示会｜NHK 関西のニュース

到此，“某级·辛德勇教授”所谓的“专业质疑”，到底是学术理性的坚持，还是自我丑态的诡辩。到底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还是小我私利的算计。

高高在上的以“体制专家”VS“沉潜研究”的不屑，是保护文物？还是要击碎国宝？

相信所有观文者，都会目视。

3年来的咆哮，无底线的傲慢无理、疯狂诋毁、刻意抹黑和学术霸凌，可以停止了！（古籍公众号案：辛德勇有一徒弟名为龙游雷军，微信乌克兰国旗头像，地址写的台湾台北，繁体字，这种标识的三观就不用我多说了，除此之外我跟他一点都不熟，多年来在各种微信群对古籍公众号进行无底线造谣抹黑谩骂举报，更多恶心的事情，容我以后长文曝光，这点他们师徒俩真的是一样一样的，大家务必仔细，离这种人远点。）

题外话：关于鉴定

文物鉴定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独特专业技能。以前完全靠专业人士的个人修为、眼力、谨慎、学养、经验等等综合能力的集合。一般情况下专业人士间会有一套基础的鉴定手法和行业接受的标准，可以在相对公认的环境中直接达成共识。以墓志鉴定为例。

专业鉴定判断基本是以下四条。

第一、基础保存状况，也就是所谓自然形成的锈蚀皮壳；因墓志石一直会和土壤共处，土沁锈裹物必然伴随。

第二、字口雕刻风格和时代气息。

第三、边花图样及特殊字形的雕刻习惯。

第四、墓志行文、书写及书写人和内容记录（这部分进入历史学范畴）。

正常状态下多年熟悉墓志研究和观察的专业人士，仅通过前三项就可以判断遗存物真伪。至于第四项是用来进一步甄别深度学术价值而使用的，除非明确记录重要人物、历史时间、雕刻精美的高等级墓志外。许多时候鉴定专业的非历史学专家，反而不会特别留意一般古代普通社会人士的墓志。

墓志研究专业学者，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文化学院毛阳光教授。2022年9月26日在《光明日报》14版，发表文章《唐代墓志整理中的伪品与辨伪问题》，明确提出从其多年研究观察考古出土发掘品和社会流散品唐代墓志细节信息中获得的专业学术经验。

提示墓志甄别“先要考虑的是书法风格以及墓志风化锈蚀痕迹，然后才是对具体内容的考证”。特别指出“就如《李训墓志》，虽非考古发掘品，但无论是书法风格，还是墓志行文及内容，都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尤其是志主的家族成员信息在传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其家族成员的墓志此前也在西安、洛阳相继出土。因此，其赝品的结论并不能成立。一些学者针对墓志中出现的一些书写错误、难于理解的典故等就怀疑其真伪，也是不必要的。要道在目前的条件下，凭空制作而不是翻刻一方无懈可击的伪品唐代墓志难度极大。民间流散的大量唐代墓志虽然来源不明，但只要经过认真的辨析，并不影响其内容本身的真实性与史料价值，完全可以研究使用。”

毛阳光教授前述完全是从文物保护、研究、甄别、使用等多角度给出的专业中肯意见。鉴定墓志的真伪在专业学者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和含糊。（图63、64）

图63、至今仍完好的原始保存态

图64、毛阳光 2022年9月26《光明日报》

《唐代墓志整理中的伪品与辨伪问题》

因为近些年国家考古工作的科学性、严谨性、精细性不断提高和各地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有相当数量的经科学发掘的古代墓志可以做参考比对。

加之今天高科技检测手段的进步，除了前述的所列基础鉴定条件外，还可以引入科学技术鉴定手法。例如，微痕电子镜观察；外体表包裹物提取化学检测；同时代考古品的成分比对勘验。

这类科学检测在墓志考古发掘品中还没有完全引入，其更多可能还是对流散品具有一定意义。

目前正常状况下，如果就行业共同接受的目测观察已经可以完全达成专业共识的遗存物，很少会再过度检测，以防不必要外损。就如一个人所有肌体、智力、精神、行为都健康正常，没有任何人会认为，仅为“科学”证明其没有“病”，而必需去反复做各种核磁、切片、取样活检。

如果辛德勇教授非要以个人认知，来指认国内外专业领域的各类别行业专家有共识确认属于真品的《李训墓志》有“伪赝质疑”。

那就请辛德勇教授申请他最熟悉流程的国家课题研究基金，组织高水平研究团队，对《李训墓志》做全方位的历史学包括高级科学技术检测化验。如果基金一时不能即时申请，也建议辛德勇教授出于对“学术研究认真”和对“学术负责”的态度，自费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研究和科学技术检测。

因为深圳望野博物馆及我本人有关于《李训墓志》的研究就没有申请国家基金项目，而是完全自费完成的。在辛德勇教授及其团队申请项目基金过程中，我们会积极配合，报请上级主管单位审批复核职责范围和文物安全范围内的所有辅助工作。

如经辛德勇教授和其团队的全面研究以及科学检测的书面报告结论得出最终《李训墓志》为赝作论定后。深圳望野博物馆及笔者愿意承担辛德勇教授及其团队所有的研究及科学检测费用支出。并同时明确公开在社会媒体给辛德勇教授及其团队书面道歉。

但请辛德勇教授千万不要说无需研究和检测“觀‘日本國朝臣備書’七字即可知《李訓墓誌》必假”。因为这类随口一讲，不是科学结论；谁都可以这么讲，我们不接受。况且你的隔着屏幕一观，没有任何学术真实感支撑。如辛德勇教授及团队研究和技术检测书面报告结论不能指认《李训墓志》为赝作。那辛德勇教授有责任支付，从你自2019年12月30日起，在没有看到任何《李训墓志》原石和高清拓本状态下，并无深入研究，就随口断言此墓志为赝品。此后并不断到处散布传播伪赝论，给我们所造成的关联名誉和经济损失。另公开媒体书面道歉也是必须的。

辛德勇不是“神”。就算是“神”，也会犯错。在自己不了解的文物鉴定领域拿出一副一言九鼎，当世无二，无知而无畏的姿态，令人奇怪。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知错不改，无理纠缠，偷换概念，掩蔽丑陋。那笔者有理由深度怀疑，辛德勇“教授”的专业头衔获取的“学术真实性”。就其自身的特别自负的所谓“文物鉴定”专业能力，有责任合理全面的证明给笔者和世人一观。

题外话：对谈辛德勇

辛德勇判伪鉴定语录起源：

2019年12月30日，“當時沒在意，晚上稍一瀏覽網上公佈的情況，覺得此物出自贗造的可能性極大。”

2019年12月31日，“觀‘日本國朝臣備書’七字即可知《李訓墓志》必假。”

（文字之所以繁体，是因为辛德勇教授喜欢繁体发表，担心转成中文简体了，辛德勇教授说不是他的话，故此。）

2020年1月9日，辛德勇:《辨伪文物,学者要有大模样》。

开篇就是“眼見也不一定為實”。

就前语判，这可能也就是辛德勇教授所谓他的史学和鉴定理论底线了；一切研究尤其实物研究，根本不用看，完全靠个人感觉和猜。某种状态下，确实眼见不一定为实。但是眼不见肯定不为实。

引用辛德勇教授尊敬的北大前辈学者胡适先生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此提示对学术研究有最切实的意义。同时还发现，每一个辛德勇教授发布涉及“李训墓志”的“热度”话题后都或多或少的加挂其图书的推销贩售信息。如果此话题能提高辛德勇教授一定的图书售卖量，“李训墓志”也算是有贡献的。

另想告知辛德勇教授，出于“专业学者”的专业，你大量引用关于“李训墓志”的由深圳望野博物馆收藏、拍摄，明确有版权的图片。在你的讲座和正式出版物中使用。难道你不知道要做版权标注出处或者致谢吗？我们没有在你那么大量的网络传播中看到一处“图片版权归深圳望野博物馆所有”的标注。仅仅在出版物内看到一处，而其他图像和大段墓志及关联文字引用，同样未见你做任何来源出处。你看一看NHK、《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每篇报道都要标“深圳望野博物馆提供”。同时你擅自使用深圳望野博物馆特别提供给获得授权方单独使用的内部高清原石授权照片，而不做任何申请、备注。

难道版权意识和学术道德在你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是不存在的吗？

2020年1月11日（周六）19:00—21:00辛德勇教授在三联书店讲座的讲稿，13日发布:《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_墓志》：“聽不到聲響的轟動效應”。發表一篇報導《中日關係史添新史料：遣唐使吉備真備真跡及其研究成果公佈》，文中講道：“此項發佈轟動了日本，日本公共廣播NHK以及各大報紙均於當日進行了大幅報導。”可我在NHK中文網頁上看到12月26日的報導，短短只有三百多字，很專業地複述說：“專家指出，該墓誌銘很可能出自吉備真備之手，他是隨日本遣唐使一道西渡大唐的一位留學生。”“平平淡淡，甚至可以說頗有幾分冷冷的，一點也看不出什麼‘轟動’的氣象。”

如果仅听辛德勇教授2020年1月11日在三联书店讲座中的种种表述。好像“朝臣备书李训墓志“的新闻消息，在社会上和日本层面就是没有人搭理的小道传播。但对应前述，从2019年12月25日，北京《朝臣备》新书发布和学术公告会后开始，到2020年1月11日晚，他讲座发布之时。国内外媒体的各类报道，到底达到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力，观者自明。辛德勇教授一歪嘴大声说“平平淡淡，幾分冷冷”。

好大的“专家”下“无理棋”啊。

2020年1月11日辛德勇教授三联书店讲座：我說“觀‘日本國朝臣備書’七字即可知《李訓墓誌》必假”，除了由“日本國”人來書寫墓誌銘文這一點完全不合乎情理，更深一層的涵義即在於此。所謂《李訓墓誌》既假，再來糾纏“朝臣備”是不是吉備真備，以及這一姓名稱謂形式是不是符合日本的實情，似乎就沒有多大必要了。

笔者经数年深入研究的新书发布仅几日而已，辛德勇教授在没有看到原石，没有细审原拓，没有细致核对全部史料的状况下，仅仅是“觀‘日本國朝臣備書’七字即可知《李訓墓誌》必假”的判断。

好大的“权威”傲慢啊。

辛德勇教授鉴假如此，鉴真也是如此。

例如其对版本鉴判“部分书影。稍一观看，即知必属北宋刻本无疑。”

这种口气，真令人熟悉。

辛德勇教授2020年1月11日三联书店讲座中显现的各类错漏百出的史料揣测质疑。不用看拙论。仅对读武英书画微信号发布的吴斌：《辛德勇对“李训墓志”的质疑与史实不符》的文章，就可知辛德勇教授臆断史料概念的大谬。辛德勇教授的质疑仅仅是他认为假的就必须是假的；谁说真的，都还是假的。无需任何实际可靠的史料证据支撑。更不用细致观察研究原石状态和整体全面综合信息的考察。我辛德勇教授说什么就是什么。证明我是对的就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证明我是错的，错的是错的，就算是对的也是错的。

好大的学术覆盖“面子”啊。

2022年10月5日

在眼观3年“专家”学术斯文、

学术道德尽丧之后

阎焰整理笔录文责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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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焰：透过《李训墓志》质疑所看到的什么是“学者”应有的学术斯文和学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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