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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是近年来博物馆工作中备受关注的内容。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110年来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的文保工作脉络清晰，不但设置专门机构，大量引进技术人才，还应用最新科技成果，使文保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往前追溯，梳理庞杂的史料，我们赫然发现早期的文保工作亦可圈可点。
1912年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建并直接管理的国家博物馆自此诞生，它为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掀开了新的篇章，文物保护亦成为其日常工作的应有之义。由于博物馆事业处于初期阶段，业务划分远远不及今日之细化，文物保护方面的工作，与调查、考古、保存、摹拓、展览等融为一体。本文结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档案、账册、藏品以及民国时期政令、工作报告等史料，梳理中国国家博物馆1912年至1949年间的文物保护工作。
1918年，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入午门城楼办公
文物保护理念的提出
文物保护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观念的转变而变迁。1925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总结建馆以来的工作，归纳为调查古物、考古发掘、考订、保存古物、摹拓、模造、摄影、研究、编辑、讲演十大类。其中“保存古物”“摹拓”两项，与国博现在的文保工作直接呼应。由此可见，文保工作随着国博的创建而开展，并且占有重要的地位。难能可贵的是，在“保存古物”一项中提到：
古物保存至为不易，本馆周咨博访，计策万全，缺者使完，危者使安。
先后制作匣囊，成造桌架，装潢物品，裱褙拓片，均煞费经营，俾传久远。
这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物保护的理念。“计策万全”“危者使安”，是文物保护的题中之义，而“缺者使完”，则具体到文物修复的范畴。然而光有理念还不够，为了传之久远，博物馆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包括制作匣囊、装潢物品、裱褙拓片等。
1927年10月15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规程》颁布，规定征集部掌关于历史之物品分别调查、搜集、购置、陈列、保管事项；艺术部掌关于物品之摹拓等事项。自此，文物保护工作不仅上升到制度层面，还具体到部门的分工。
理念的提出，制度的建设，为本馆文物保护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放在中国博物馆文保事业的历史长河中，或可谓业界之先声。
文物保护实践的探索
在理念的指引下，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已是当时博物馆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除了前述概括性的总结，我们还能找到许多有关文物修复的记载。特别是傅斯年在历年工作报告中常有提及。比如：
1921年，清理“清内阁档案，检获宋椠八种”，包括《论语注疏》《唐六典》《柳文集》（《柳柳州集》）等，总计十二册，加以修复。这是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因为有了之前的修复，这批宋版书拟于下一年度“选择影印，藉广流传。”由此可见，文物修复对于出版与研究的重要意义。
左为正在展出的南宋《资治通鉴纲目》，20世纪70年代修复；右为明代《广舆图》，20世纪80年代修复。
除了文物修复工作，作为博物馆初期十项重要工作中的“调查古物”与“考古发掘”，其实一直伴随着文物保护的内容。
20世纪初，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建筑之摧毁，文物之盗掘时有发生，给国家文化学术带来莫大损失。据史料记载，至迟在1918年博物馆迁址午门之后，已开始积极开展文物调查，与各地政府陈明厉害，请予保护。比如1931年秋，宛平县属三盆山十字寺文物存在中外勾结盗卖之事，为保护文物，先后致函房宛两县请加意维护，后经协商，将两方石刻移运到馆中陈列，并对外展览。同时，着手考古工作，先后发掘河北钜鹿故城（1921年）、信阳汉代墓葬（1924年）等，将散落在荒野的文物带回馆内加以保管维护。
此外，与北平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古物保管委员会等单位和学术团体开展合作，共同为古建筑的保护而奔走呼号。
民族精神基因的守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趋危急。1930年至1949年，博物馆划分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北平历史博物馆两个时期。虽然主管部门几经变更，然而博物馆保护文物的意志没有动摇，并且做出了典守国家文脉、守护民族基因的壮举。
第二三三号
收据
故宫文物南迁之时，国立历史博物馆也一起奉命南迁文物。1933年春，古物陈列所为其开具的第二二三号、第二三三号等收据，见证了这段协同南迁的历史。据国家博物馆早期馆史专家李守义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将一部分重要文物装十箱，分别编号，秘密保存于北平浙江兴业银行”“另一部分重要文物分六批南迁到上海、南京。”七七事变后，这批文物与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起经历了西迁、回迁等。1948年底至1949年初，部分原藏于历史博物馆的珍品，如接收自国子监的周代十器被运往台湾。留在大陆的文物，包括北魏元显儁墓志、十字寺元代景教石刻等，则存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为今日南京博物院的藏品。这次文保行动，是全民族抗战的生动体现，对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
同一时期，博物馆部分人员留守北平，维持日常工作。1937年底北平沦陷，经过不到两年的休整，自1939年起，“本馆酌渐恢复各项工作……先后征集物品多宗，整理钜鹿宋瓷十余品，使成完器。土俑、石刻、档案、图画、纸片之整理尤夥……”可以看出，在动荡的局势下，除了研究、展览等，馆藏文物的修复亦是日常工作之一。检阅库存，我们仍可看到当年修复的钜鹿宋瓷，如影青瓜棱式执壶、影青瓷盖碗、白釉瓷瓶等。
北宋影青瓷盖碗（钜鹿故城出土，1939年修复）
“缺者使完，危者使安”“煞费经营，俾传久远”的理念，绵延于南迁文物的滚滚车辙之下，也闪耀在钜鹿宋瓷的清远釉色之上。而这些文保实践，无一不是国博对民族精神基因的守护。
如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用体系完备的143万余件文物讲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在，用传统技艺与现代科学守护着国家各时期的代表性物证。回顾中国国家博物馆早期文物保护的峥嵘岁月，更能领会到国博的使命，从而赓续其精神，继往以开来。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文物报》2022年8月2日第4版。经作者同意，此处转载有微调。本文作者刘剑辉系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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