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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西帕米尔的巴达克山等政权率先归附为藩属。与此同时，爱乌罕杜兰尼王朝在阿富汗崛起，并于乾隆三十三年入侵巴达克山，巴达克山遂请援于清朝。本文考述巴达克山请援始末，分析清廷的判断机制及因应之策，检视清朝在平定回疆后中亚外交政策的变化及“不干涉”治边思路的形成。政策内转背后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西帕米尔的关注，清廷仍通过遣使、行文等方式调解西帕米尔诸部族的争端，并在长时间内维持其在藩属中的威势地位。
清朝渐次平定准部与回疆时，爱乌罕杜兰尼王朝亦在帕米尔以西兴起，对其东北方向的巴达克山觊觎已久。清朝剿平大小和卓后，巴达克山归附清朝，成为清朝的藩属国，被清高宗誉为“第一西方足嘉国”[1]。但其却因此与杜兰尼王朝交恶，其伯克苏勒坦沙屡次试图“借清自重”以与杜兰尼王朝争衡，周边部落依违其间，西帕米尔内各政治力量相互交错，“各有利心”[2]。乾隆三十三年（1768），苏勒坦沙以杜兰尼王朝入侵为由向清朝请兵，高宗君臣经过仔细研判，最终决定不出兵干涉，而是通过行文、遣使甚至更隐微的政策倾斜化解争端。汉文、波斯文史籍于此事始末皆语焉不详，惟可考见于满文档案中。治清与中亚关系史的学者，论述重点多在哈萨克、浩罕诸国，对于西帕米尔的巴达克山、爱乌罕则鲜有涉及。本文以此为例讨论乾隆中叶清朝针对边外纠纷的因应之道及其政策根源，藉以检视清朝藩属政策在西帕米尔地区的运作实态，亦不失为观察清代大一统政治体制在边疆展开的一个侧面。
叶尔羌方面最早于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接获爱乌罕入侵巴达克山的消息。是日，巴达克山使者霍吉克兰（满文Hojikelan）抵达叶尔羌，叶尔羌办事大臣旌额理、额敏和卓随即传见使团，询问情由。霍吉克兰声称艾哈迈德沙赫即将入侵巴达克山、扶助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子萨木萨克复杀父之仇，请求清朝出兵援助。[3]
在讨论旌额理等人的应对之道前，必须明确的是，在处理此一纠纷时，平定回疆以来与边外诸部交往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叶尔羌方面对边疆情势的评估与判断。对于杜兰尼王朝在中亚的扩张及其与巴达克山的交恶，清朝自平定回疆时即有所听闻。乾隆二十四年九月，苏勒坦沙即向清朝使者呈述“我邻部爱乌罕、达尔瓦斯皆系有仇之国，不容我等”[4]。二十六年十二月，苏勒坦沙又遣使至叶尔羌，云艾哈迈德沙赫正驻兵喀布尔，恐其修旧怨来犯；瓦罕方面则呈称爱乌罕已与巴达克山交战。[5]翌年十一月，叶尔羌方面又由归降回人处听闻布拉尼敦旧部曾向艾哈迈德沙赫寻求庇护，后者亦承诺召集散居巴达克山的和卓旧部。[6]此外，对于杜兰尼王朝在呼罗珊和印度的扩张，清朝亦有隐约听闻。[7]
乾隆二十八年，艾哈迈德沙赫遣使清朝，使团沿途举止骄横，高宗颇为不满，入京后又有礼仪之争，高宗怒言“艾哈迈德沙赫并非安分守己之辈”[8]。高宗虽因此对爱乌罕及艾哈迈德沙赫心存不满，甚至随后亦认识到爱乌罕与浩罕暗中通使抗清，[9]但这给清朝留下的印象不过是爱乌罕为西帕米尔外最为强大之国，如满文档案中形容爱乌罕为“一大部落”[10]，民间传闻亦谓其国“人七万余户”“国无贫人”[11]，尚不足以构成边患。
概言之，清朝对杜兰尼王朝的扩张并不陌生，然而其所获得的情报相当琐碎与模糊，此固因两国相隔较远、缺少直接往来，信息传递往往数易其手，而制度与知识两方面的缺陷亦需加以重视。就制度而言，清朝在西帕米尔虽然建立了信息搜集网络，然而有关爱乌罕的信息大多来自于商人、使者，而非出自有意访查，这对于清朝对西帕米尔诸部的了解影响匪浅。就知识方面而言，乾隆初年清朝官方对中亚甚为疏离，平定回疆后虽有所改变，但面对错综复杂的中亚政治结构与地理分布仍难以应对自如，这成为信息整合极大的障碍。如博洛尔使者曾呈报艾哈迈德沙赫征讨锡克人与马拉塔人（Mairata）的消息，并称“今艾哈迈德沙赫势弱，若前往布哈拉，锡克人、马拉塔人必截路阻之”[12]，如通览前后折件，清朝显然并不清楚锡克人的地理位置，更无从知晓锡克人几乎不可能对北上的行军路线造成任何直接的干扰。
另方面需要考察的是清与巴达克山此前的关系。平定回疆后，西帕米尔大小部族、政权基本皆向清朝归诚，并于叶尔羌开展贸易。巴达克山的势力在诸部中相对较强，又因曾呈献和卓尸骸，故与清朝的关系较为特殊。噶尔丹策零时期，巴达克山伯克米尔扎·那巴特（Mirdza Nabat）曾向准噶尔借兵二万，劫掠珲都斯等地。[13]苏勒坦沙在归附清朝后，循此先例向清朝提出类似的请求。清朝对于苏勒坦沙挟清自重的扩张意图相当警觉，驳回所请。[14]二十五年末，又有巴达克山所属罗善（ruan）地方头目因被达尔瓦斯劫掠，遣使叶尔羌请出兵代为伸冤，叶尔羌办事大臣仅行文调解，驳斥其发兵之请，并具奏云：
高宗旁批云“甚是”，这或可代表乾隆中叶高宗君臣对于边外纠纷的一般态度。二十七年，巴达克山与其邻部博洛尔因土地争端而兵戎相见，报至叶尔羌，清朝的解决之策仍是以遣使调解为主，并不直接出兵干涉。[16]
在平定回疆、与西帕米尔建立联系后，清朝逐渐形成了一种谨慎的治边政策。高宗并不希望因边地部族间的纠纷而牵累新疆的行政资源，这一方面要求边务大臣避免主动介入西帕米尔诸部的内部争端，另方面又需防止西帕米尔诸部族“挟清自重”，这种思路在某种程度上也形塑了其后对巴达克山的政策倾向。
旌额理、额敏和卓在接获苏勒坦沙的呈报后，最初对其真实性深表怀疑。三十二年（1767）六月，清朝分别自巴勒提使者与巴达克山商人处获知爱乌罕内讧的消息。[17]十月，来自巴达克山、克什米尔与拉达克的商人先后禀称艾哈迈德沙赫业已去世。[18]苏勒坦沙声言艾哈迈德沙赫仍然在世，使清朝方面颇感诧异。匿迹数年、久缉不获的布拉尼敦之子萨木萨克亦于此时出现，尤属费解。[19]由于对爱乌罕的扩张认识不足，以及苏勒坦沙屡次请兵之先例，旌额理很快判定此系苏勒坦沙故技重施，希图借重清朝兵威威慑邻部，遂寄信苏勒坦沙，严斥其为“悖理”[20]。
随后数月中，叶尔羌方面进行了秘密调查，来自西帕米尔的使者与商人是主要的信息来源。时博洛尔使臣恰在叶尔羌，旌额理命伯克暗中询问，又向陆续到来的巴达克山、克什米尔、拉达克商人打探，关于爱乌罕的动向以及萨木萨克的下落，言人人殊，均不得要领，旌额理遂决定在叶尔羌商人中拣选“明白可信”之人派往巴达克山，暗中探问消息。[21]七月初七日，旌额理、额敏和卓会奏，虽已基本证实爱乌罕北上的军事行动，但其目的为何、是否与萨木萨克有关，仍未得实据，旌额理等仍将之视作苏勒坦沙的“捏造欺隐”，拟照例行文饬责。[22]
七月十二日，商人阿帕克和卓（Kapek Hojo）自瓦罕带来了更为详细的消息，称巴达克山都城法扎巴德陷落，珲都斯部拥立苏勒坦沙从兄弟米尔扎·尼亚苏努拉（Mirdza Niyasunula）为新任伯克，叶尔羌方面亦首次获知艾哈迈德沙赫隐然幕后的操控。[23]翌日，巴达克山商人亦呈报了类似消息。[24]至此，叶尔羌方面已基本厘清了事件始末，一方面，所谓爱乌罕为萨木萨克复仇之说确属无据，证实了旌额理等人此前的怀疑；另方面，事态发展又远远超出叶尔羌方面的预料，爱乌罕由是引起边臣的重视。
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的主导下，叶尔羌边臣决定先行遣使与艾哈迈德沙赫交涉，如无果则发兵征剿。正使由安集延人苏勒坦和卓充任，其人于乾隆二十四年前后向阿里衮投诚，“数往巴达克山，与伊汗相识”[25]，在乾隆中叶与中亚交涉中反复出现，是清朝与中亚的重要中间人。伯克摩罗·果帕（Molo Guwepa）“略通波斯语，人亦勇健明白”，派充副使，拟于九月自叶尔羌启程。[26]叶尔羌方面在筹备遣使的同时，亦开始准备出兵。根据永贵的估计，需由伊犁、乌鲁木齐、南疆各城及布鲁特调兵共八千人。[27]此外，永贵一改此前由商人、使臣处收集情报之惯例，派出回人分别前往瓦罕、达旺地方探问消息。
由于并无助兵外藩之先例，新疆官员对永贵的提议仍持观望态度，伊犁将军伊勒图接获永贵移会后奏称：
令伊勒图踌躇的是，如开此先例，嗣后边地诸部遇有争端，皆援此为言、请求发兵，势必使新疆的边疆行政体系疲于奔命。伊勒图并非主张坐视不顾，而是更倾向于以行文或遣使等成本较低、运作较便的方式介入西帕米尔地区的争端调解，而这正是平定回疆以后历任叶尔羌办事大臣所秉持的处理原则。
高宗于八月十五日接获永贵折，即日谕示永贵，令其不得干涉，同时明言，若苏勒坦沙复位无望，叶尔羌边臣可以承认尼亚苏努拉的合法地位，以此换取其对清朝的归附与恭顺。[29]在此谕抵达新疆前，叶尔羌边臣已自行放弃了出兵的计划，西帕米尔诸部对爱乌罕的抗拒以及苏勒坦沙的复位促成了此一转变。
尼亚苏努拉篡立后，数度向散处于西帕米尔山间的什克南、瓦罕、博洛尔、奇特拉尔等大小部落施压，迫令归附，原在潜流的矛盾因此次扰动而浮现。此等部落东北与作为“外藩总会之区”[30]的色勒库尔接壤，事实上是清朝与巴达克山间的缓冲地带，其地的安靖“乃头等之要务”，且“小部落之俗，或小事夸大，或无中生有，借机挑唆劫掠，皆不可料”，叶尔羌方面对此相当警觉，永贵于七月末札行各部，戒其“不得肆意妄为、扰乱事体”[31]。至九月中，诸部并未发生叶尔羌方面所担心的骚乱，甚至就抗拒爱乌罕之事与清朝保持一致，成为清朝重要的消息来源。
苏勒坦沙轻易复位的局势逆转亦出乎清朝意料之外。七八月间，叶尔羌方面自商人、哨探处陆续接到爱乌罕兵因军粮短缺撤回、苏勒坦沙趁机复位的消息。因无实据，边臣与高宗尚在疑信之间。[32]九月初一日，色勒库尔转来瓦罕伯克呈文，云尼亚苏努拉亦逃回爱乌罕，苏勒坦沙恢复全境。永贵、旌额理的反应相当谨慎，甚至怀疑此系爱乌罕“佯为退兵”，故派出色勒库尔伯克玛塔拉木（Mataram）经瓦罕前往法扎巴德探问消息。[33]同时，额敏和卓又以所谓“父子之谊”致书苏勒坦沙，令其派人随玛塔拉木回叶尔羌面陈始末。[34]九月初，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奇木、什克南伯克、瓦罕伯克先后呈文，哨探亦返回叶尔羌，各消息源均证实了苏勒坦沙已于法扎巴德复位。[35]
爱乌罕占领法扎巴德期间，高宗已考虑以尼亚苏努拉取代苏勒坦沙。但至八月末，高宗大致判断苏勒坦沙复位殆成定局，遂开始调整政策，逐渐疏离苏勒坦沙，压缩巴达克山与清朝交涉的余地。在八月二十八日的寄信上谕中，高宗预料到苏勒坦沙复国后必故态复萌，挟清自重，故令永贵严饬“以绝其贪妄之心”[36]。九月初八日，再谕停止派遣苏勒坦和卓等出使巴达克山、爱乌罕。[37]十月二十九日，巴达克山使团至叶尔羌，向旌额理、额敏和卓呈送苏勒坦沙之文，面陈变乱始末，并再度请兵，向爱乌罕、珲都斯复仇。其呈文内云：
事实上苏勒坦沙对清朝之坐视不救甚为不满，其援引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的庇佑承诺，未尝无讥刺之意。清朝的回应甚为果决，旌额理等遵照上谕，行文严饬苏勒坦沙，并言“尔若力能敌爱乌罕，则交战抵御；若不能，我亦不管也；尔若不支逃遁，亦任尔逃去”[39]。清与巴达克山的紧张关系直至三十五年尼亚苏努拉复立之前尚未完全缓和。双方贸易一度断绝，[40]苏勒坦沙数度申辩，清朝亦置之不理。[41]
表面看来，叶尔羌方面似未对苏勒坦沙历次呈请作出有效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在巴达克山内乱后彻底放弃了此一区域内原有的藩属政策。由于商路断绝，居住在边缘地带的色勒库尔人、布鲁特人以及边外的瓦罕、博洛尔、衮都等部均成为叶尔羌方面的消息来源，旌额理、额敏和卓由此大致厘清了巴达克山的世系及变乱始末。此外，巴达克山的变乱也促使清朝注意到萨木萨克的潜在威胁。回疆平定后，流散中亚的和卓子嗣并未引起高宗的重视。二十八年（1763），苏勒坦沙迫于压力，将布拉尼敦三名妻妾及幼子呈献清朝，但另有一子萨木萨克则下落不明，清廷亦未深究。[42]苏勒坦沙呈称萨木萨克欲为父复仇，虽经确证为伪，但高宗则视为隐患所在，三十三年九月起叶尔羌边臣对萨木萨克的行踪及其与爱乌罕、珲都斯的关系开始进行缜密的调查，色勒库尔商伯克玛塔拉木出使巴达克山前，旌额理即以此密嘱之，俾暗中访查；永贵离任前夕则委之于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勒鄂对。[43]
三十五年二月，巴达克山再度内乱，苏勒坦沙兵败被囚，未几身故，尼亚苏努拉即位。波斯文史料将之归咎于苏勒坦沙复位后无心政事、耽于酒色。[44]若在清与巴达克山关系的框架内考察，此次变故当与清朝放弃对苏勒坦沙的支持有相当关系。爱乌罕骤然撤军，固因军粮短绌，亦与对清朝军力的慑服有关，是时西帕米尔纷传清朝将发兵相助，沙瓦里则多方打探清朝在南疆的军事部署，心存忌惮。[45]在三十四年七月的申辩之文中，苏勒坦沙明言其所以归附清朝，“为邻部不得犯我也”，而“今竟置伊不顾，远人俱知，仇人博洛尔沙呼沙默特已附爱乌罕矣”[46]，博洛尔之事虽属诬辞，但可知清朝态度的冷淡确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苏勒坦沙自身权势的削弱。
三十五年三月，叶尔羌办事大臣期成额自瓦罕使臣处获知尼亚苏努拉复立、苏勒坦沙被俘后，即判定“此俱系伊自取而已，因果相报，谁人可咎？”[47]除札行近边各部约束其民外，并未作出任何反应。四月，尼亚苏努拉使臣迈玛特·阿必特（Maimat Abit）至叶尔羌，表示“尽我之生，亦将为主上所属，必不违诸大人之命。”[48]尼亚苏努拉虽得珲都斯之助，但清朝的态度迥异于前，仅视之为正常的伯克易位，甚至具有正义的意味，期成额折中略谓：
清朝态度的转变，或可自两方面考虑。一方面，由于苏勒坦沙屡次试图“挟清自重”，高宗在三十三年后已放弃对其支持，尼亚苏努拉适时承认清朝宗主、示以恭顺，作为回应，清朝亦承认其对苏勒坦沙的继承。另方面，期成额特向迈玛特·阿必特询问，知爱乌罕此次并未涉入尼亚苏努拉的复位，事实上拥戴最力者是苏勒坦沙生前亲信米尔扎色第克。[50]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朱批期成额此折云“办理妥当，此俱额敏和卓意见可嘉”[51]，可知在三月十六日叶尔羌方面得知苏勒坦沙被废至四月二十七日间，额敏和卓对清朝决策的走向起到了引导性作用。
乾隆三十三年（1768）发端的苏勒坦沙请兵事件，跌宕二年余，以巴达克山伯克易位告终，其中既有西帕米尔各部既有的政治纷争，更重要的是新兴的杜兰尼王朝与正值鼎盛的清朝在此相遇。清朝对于此事的判断与应对，依赖于此前在西帕米尔建立的信息收集与藩属管理机制，叶尔羌方面通过多元社会网络获取情报、评估其真伪，并最终作出决策。
就清与巴达克山关系言之，由于地理与制度的限制，双方交涉基本仅限于叶尔羌与喀什噶尔。交涉之权虽统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其下的情报收集与判断却是灵活多元的。叶尔羌方面对往返穿越帕米尔的外藩使者、商人建立了询问机制，瓦罕、什克南、博洛尔等周边部落亦向叶尔羌报告西帕米尔地区的动态，多元的信息来源使叶尔羌大臣有足够的余地甄别正误、作出有效判断。三十三年七月永贵拟用兵时，曾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安泰验看使臣、移文伊犁将军伊勒图详述始末，一方所得的情报，在边臣间有其流通与交互的渠道。
清朝的对策与决断亦值得考究。在新疆军府体制的框架下，皇帝与中枢决策层的信息完全得之于边臣。苏勒坦沙请兵之初，高宗虽时时关注，但最初的调查、判断以及行文交涉皆由边臣完成，惟事后奏闻而已。但边臣并未拥有较大的自由度，而是遵循清朝处理边外纠纷的既定轨迹。小沼孝博讨论清与哈萨克关系时认为1770年代前后，清朝对哈萨克确立了“不干涉”的原则，马世嘉则认为乾隆三十三年拒绝苏勒坦沙亦是同一政策的展现。[52]
事实上，平定回疆之初，清朝便与西帕米尔诸部建立宗藩关系，并承诺“别部之人若侵汝，汝示之以敕书，战事必止；若不止，则差人向叶尔羌诸大人禀明情由”[53]，苏勒坦沙反复向清朝请兵，即缘于此。但朝廷很快放弃了这一策略，而转向相对较为内向与保守的思路。仅就清与西帕米尔地区的关系而言，不干涉政策在平定回疆后即已产生。“不干涉”与其形容为政策，毋宁说是一种在朝廷中具有相当认可度的边疆治理思路。“不干涉”并不代表边疆行政体系的停滞与封闭、对潜在的边患放任自流，其具体意涵或可自两方面申说。其一，所谓“不干涉”是指不出兵以武力直接干涉，行文调解等方式则不在此列，西帕米尔诸部族常常产生疆土纠纷，叶尔羌方面最为普遍的回应举措即是由叶尔羌办事大臣与额敏和卓分别行文调解，情况复杂者，亦会派出使者查访。其二，所谓“不干涉”的前提是清朝的中亚秩序并未受到挑战与动摇，永贵、伊勒图与高宗就是否出兵的分歧并非来自政策上的歧异，而是源于对爱乌罕威胁性的不同评估。
造成“不干涉”政策形成的主要因素是清朝在回疆有限的行政与军事资源。即以驻兵而言，合阿克苏、乌什、和阗、库车、喀喇沙尔五城而计之，驻兵凡4014人（不计屯田兵）。[54]此等规模犹是“乌什事变”后所增加，永贵预期征讨巴达克山需八千人，不仅往返周折、靡费甚多，且将致回疆防守空虚，伊勒图的谨慎亦在情理之中。事实上，乾隆二十七年（1762）苏勒坦沙因领土争端围攻博洛尔城、反复搪塞清朝的调解时，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即有出兵之议，高宗虽承认理宜发兵，但终因顾虑调兵之事繁冗，终仍遣使调和，“姑示羁縻，藉以集我兵力”[55]。由于行政与军事资源的有限，对于边外的潜在威胁，清朝难以完全防患于未然。另方面，高宗亦希望通过“不干涉”政策实现某种“以夷制夷”之效，从而坐收渔利。乾隆四十年（1775），哈萨克阿布赉汗与阿布勒比斯有隙，各请清朝遣使，高宗特谕伊犁将军伊勒图不必干预，“伊等彼此不睦，不过伊等内部互相抢杀而已，不敢来侵我界，此事于我有益，毫无妨碍。”[56]
此外，“不干涉”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亦受到中原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三十三年八月上谕内有云“伊等惟图侥幸，劫掠他人，以求其利，失地后又来求于我，我等岂有为伊等办理之理？”[57]在中原士人的观念世界中，承平之世理想的天下秩序应是“天子守在四夷”[58]或贾谊所谓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59]。此一表述如何解释，后人多有歧义。但举其要者而言，即是君主之德化泽及四裔，如丘濬云：
此非经生空谈义理之虚言，其在政治运作中亦时有体现，明中叶以降，士人之议时政者便多以“守在四夷”为言。[61]入清后，此观念仍然被士人所沿用。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本人对于“守在四夷”的态度曾有两次微妙的转变，其最初对此颇为服膺，乾隆八年（1743）夏间曾赋诗云“守在四夷吾夙志，干戈绝域息战攻”[62]，次年又云“闻鸡起舞壮士心，守在四夷王者道”[63]。但至二十年收复伊犁、初平准部后，高宗转而对守在四夷颇不以为然，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云：
事实上，“守在四夷”背后尚隐含有对疆土展拓合理性的质疑。高宗已注意及此，故试图通过贬抑其说以论证平准战争的正当性，廷臣附和，至谓“自唐以后始有守在四夷之论”[65]。然而就在准部、回疆平定之后，“守在四夷”在官方语境中的意涵很快回归古典，成为“天子有道”“德及远”的象征。如李因培《平西域赋》末云：“万里开边，不折一弦，归德于天，保泰持盈，是训是行，庶绩其疑，恭己无为，守在四夷，於万年斯。”[66]蔡新应和高宗咏准噶尔旧用剑之诗云“守在四夷，巩我皇图永未央。”[67]其贺再平金川之颂文云“威定西陲，声濯四表，耆定武功，诞敷文教，守在四夷，天子有道”[68]。李氏早年起自文学侍从之臣，蔡新更为乾隆朝后期最富盛名的文臣之一，二人对于高宗御制诗文的论述应较熟悉，但其在颂圣之文中以“守在四夷”为本朝得道之表征，适足说明此时“守在四夷”的观念正逐步为高宗君臣所接受。
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班师后，终乾隆一朝，清军未曾陈兵于巴达克山。至少到嘉庆年间，清朝的统治权威在西帕米尔地区仍得以维持与延续，且朝廷对该地区的内情亦有清晰的了解，这正是得益于清朝针对此区域的藩属政策与管理机制。
就乾隆中叶的情况来看，叶尔羌边臣与额敏和卓共同主导这一藩属政策的施行，诸部族使者需分别呈文二者，二者亦需各自札行诸部。但两者的分工不尽相同。额敏和卓“在回部素有名望”[69]，又为清朝提供有关边外的知识资源，出身满洲、随时更替的叶尔羌大臣自无法与之比拟。与额敏和卓不同，军府体制下的边臣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官僚，在处理边外事务时更具话语权。二十五年（1760）四月，高宗便谕叶尔羌办事大臣海明行文诸部时“列衔于额敏和卓之前”[70]，由是成为定制。此外如拣选伯克出使巴达克山，皆由永贵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安泰决定，就现存档案来看，额敏和卓并不能主导人选的确定。这一藩属政策的施行尚需得到不同人群的配合，回疆伯克往往作为沟通清朝与西帕米尔部族的中介，接受清朝敕书、承认清朝宗主地位的边地部落以及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商人首领均成为清朝获取边外情报的主要来源。
讨论清朝藩属政策在西帕米尔的施行，必须检视的是其实效如何，其对清朝边疆行政的影响何在。概括而言，平定回部后，清朝逐步确立了所谓“不干涉”的边疆治理思路，即对边地无碍于清朝威权的内部纷争不出兵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边疆行政的闭锁与停滞，叶尔羌方面拥有灵活多元的信息收集渠道。面对西帕米尔诸部的纠纷，高宗对局势有明确的了解与评估，虽秉持“不干涉”之原则，但亦试图通过行文、政策倾斜等方式调解地方纠纷。另方面，此一体制的弊端亦不可忽视。承平无事之时，清朝的信息收集主要依靠向往来商人、逃人等定期询问，但不会派出使者进行有目的的调查，造成叶尔羌边臣及中枢决策层未形成对某一特定部族的整体理解，在处理突发边务时难以及时作出回应。但不可否认的是，清朝针对西帕米尔地区的藩属政策直到19世纪初浩罕兴起前仍然能够有效运转。清与西帕米尔诸部族实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中，对于西帕米尔山中与清朝接壤的小部族而言，向清朝政治效忠以换取贸易或耕牧之便本是其资生的常术，甚至在清朝的中亚秩序崩解之后，克什米尔西北的坎巨提仍向新疆遣使贡金、缴纳“游牧税”，以获取回赠、补贴及色勒库尔边区的耕牧之权。[71]
注释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来源：《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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