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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人说拍卖场上可以捡漏，有人说：“去拍卖场捡漏？搞笑吧？”
实际上，世界上的事情很难一概而论。如因缘汇聚，拍卖场的确可以捡漏。我讲三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也算是留下一点中国拍卖场拍卖早期刻经的历史记录。
一、《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卷上
1999年，印象中是春天，某拍卖公司请我鉴定几件东西。其中有一件刻本卷轴装，为《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卷上。我目鉴后大为惊异，因为竟然是辽刻。辽代禁止书籍出境，现存世辽刻，比宋刻还稀珍。我初次见到的辽刻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应县木塔刻经，当时隔着展柜，未能上手。其后在河北丰润、前苏联列宁格勒上手多种辽刻，印象很深，叹为观止。特别因为考察这些辽刻时，我正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就连国图也从未收藏到一部辽刻，更加感慨。
1999年一起参加拍卖公司鉴定的还有国图李际宁。我请李际宁务必把这一消息告知国图领导，务请将该辽刻收归国图。国图其后果然派人参加竞拍，但最终被韦力先生以40万拍得，成为韦力藏书中的“名品”。
这件辽刻能被韦力收藏，自然也是一件好事。特别是韦力其后将它影印出版，更是功德无量。但我至今为国图惋惜，因为国图至今未能收藏到辽刻。故国图其后在举办有关展览时，不得不向韦力先生借展。
二、《三十三分金刚经》
2007年11月，中国书店某经理等到我家，出示刻经《金刚经》一卷。从纸张、风格看，应为晚唐。且竟然为三十三分。我谈了大致印象，他们当天携卷返回。
2008年1月，保利公司的某经理等到我家，出示刻经一卷，即为2007年11月曾看过的《三十三分金刚经》。他们把东西留下，说让我仔细考察，并希望我写一篇东西。我答应了。
这件东西在我家放了1个多月，得暇便看，从各个角度考察，确认为晚唐刻本。英国所藏“王玠本”所以著名，关键在卷尾有“咸通九年”款，且首尾完整，有精美扉画。此件首残尾全，惜无年款，但其年代，如我后来在《九種早期刻本佛經小記》中所说：
《王玠金刚经》、《李仁锐金刚经》、《三十三分金刚经》等三种《金刚经》都是晚唐所刻，要说到底哪种刻本刊刻的时代更早，我虽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毕竟都是依据这些刻本呈现的各种形态所作的逻辑分析，缺乏一言九鼎的铁证。本文将《王玠金刚经》列为第一，无非因为它首尾完整、品相最好、且有明确年款，并不表示它的刊刻年代在现有诸经中确为最早。故本文对九种早期刻经的排序只是一种行文的方便，并不完全代表笔者对它们实际刊刻年代的判定。我对上述早期刻经断代的具体思考，拟将来再撰文详细说明。
在这篇小文中，可以先讲一下我思考以后的部分结论：我认为上述三种《金刚经》中，《三十三分金刚经》刊刻年代最早。不仅如此，其文献形态为历史上从未著录过的“三十三分”，且属海内孤本，无疑当为稀世国宝。
当时，一边动手写我答应保利的《唐刻三十三分本金刚经考》，一边考虑：如此重宝，自然应由国家收藏。我给国图有关人员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最近为了收藏《永乐大典》，刚刚请过款，不便再请款，故无意参与拍卖。但如果有重量级权威人士建议，也许可以考虑。
内子开车，送我携卷子从东向西穿过北京城去找一位老先生，希望他出面说服国图。他比较谨慎，说对佛教文献接触不多，推荐我去找另一位老先生，并给那位老先生打了电话。
我与内子携卷子又来到那位老先生家。老先生打开半卷，即下了结论：“北宋的。”我楞了一下，说：“不！是晚唐的。”然后逐一叙述我的鉴定依据。
老先生听完以后，重新把卷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表态是否同意我的鉴定，只是说：“那你不能写文章。你一写文章，价格就抬上去了。”我答应不写。並请老先生建议国图收藏。老先生未置可否。
过了几天，我与国图联系。有关人员告诉我，并无任何人建议入藏此件。我担心这件国宝将会不知去向，真的急了。2007年11月，中国书店告诉我，送拍人的期望值是20万。2008年1月，保利公司告诉我，送拍人的期望值是40万。坦率说，我自己掏不出这笔钱，否则我会买下。反复考虑后，与某佛教博物馆商议，希望他们拍下此件。最终，该博物馆以110万拍得。
答应保利的文章，致歉并停写。至今依然是一个草稿，存在我的电脑中。
三、《妙法莲华经》卷二
2009年，收到保利拍卖图录，内有《妙法莲华经》卷二，标注为“日本刻经”，起拍价为4万。细审图录，感觉此件应是中国早期刻经，且与山西高平所藏《妙法莲华经》卷六应属同一部。
随即到保利考察原件，确认自己的结论无误，便按时来到拍卖现场。我曾多次观摩预展拍品，但到现场参与拍卖，仅有这一次。没想到拍卖师以低于起拍价叫价，故仅经过一轮竞拍，便以3万5千元拍下，加上佣金将近4万。此后携此卷二到高平，与卷六同台比对，两卷确属同一付版片刷印。
如我在《九种早期刻本佛经小记》所述，虽然我认为这件《妙法莲华经》卷二年代为五代辽，但由于我当时担任第二届珍贵古籍名录评选之敦煌遗书·佛教典籍组组长，故在为高平藏卷六断代时，为防止别人指责我因为自己有一件同样的刻经，便将年代往前提，故特意把该经的刊刻年代向下延到北宋，称之为“五代北宋刻本”。当然，严格说，这也是一种私心，我这样做，对这两卷刻经不公平。所以在这里说明原委。
截止2016年7月，世界已有9种11件中国早期刻经面世（不含陀罗尼、押座文、版画等），加上虽未面世、但我已知的其他几件早期刻经，我所收藏的《法华经》卷二为13纸657厘米，以现状长度计，在目前已知所有早期刻经中属第一。我以4万元得之，无疑捡了漏。后来我对保利的人说：“当初你们没有让我鉴定。否则我自然如实告知鉴定结果，那就捡不了这个漏。”需要说明：这件《法华经》卷二，首部被人截去一段。截去的这一段，又至少被剪为三截。如果能够凑齐缀接，则长度应在8米左右。但是，据我所知，另一件早期刻经，目前被截为两段。其中前半段已经面世，后半段如果也能面世，且两段能够缀接起来，则总长度应超过上述《法华经》卷二。
2014年，保利又拿来一批佛经让我鉴定。其中有三件刻经，年代分别为晚唐、五代（有天成二年款）、五代北宋。鉴定后，应邀为拍卖图录写了《九种早期刻本佛经小记》。据说当时一批买家携款虎视眈眈，最终多方经友好协商，正式决定交由国家图书馆以2000多万元定向入藏，每件平均约800万。
比照2014年国图以“优先购买权”定向入藏三件早期刻经的价格，则上述韦力先生以40万拍到辽刻《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卷上，某佛教博物馆以110万拍到稀世孤本晚唐刻《三十三分金刚经》，我以4万元拍到现面世早期刻经中最长的五代辽刻《妙法莲华经》卷二，无疑捡了漏。
上述三个漏，都是在拍卖场捡的。其原因，在于虽然早期刻经的价值非同一般，但毕竟存世量太少，至今面世的只有9种11件，加上尚未面世的几件，数量依然极其有限，所以连有关专家都难得一见，故虽偶尔面世，但容易被人忽略。就我而言，无非是考察过数万件敦煌写经，考察过从东晋到北宋初的各种纸张，又多次上手英国的咸通九年《王玠金刚经》，上手其他早期刻本，加上自己的专业是佛教文献，对佛教文献相对比较熟悉，这才能对早期刻经进行鉴定。即“我亦无他，唯手熟尔”。
本文所谓的“早期刻经”，指刻印年代的下限截止到五代（或不排除五代可能）的佛教刻经。由于早期刻经难得一见，容易被人忽略，也就有了捡漏的机会。韦力所得那件辽刻，刊刻年代已入北宋，应该说不属于早期刻经，所以也就没有计入我的《九种早期刻本佛经小记》中，但其稀珍程度与早期刻经一样，一般人，包括一些专家都往往对它感到难以把握，于是被忽略。
不过，2014年保利三件早期刻经集中面世，国图以2000多万元将它们全部囊括。这事可以视为拍卖市场上早期刻经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人们再想在拍卖场上捡早期刻经的漏就不容易了。2015年秋拍，保利推出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最终以2645万元成交，就是一个证明。
总之，我以为，如果把目光盯在老品种上，要想在拍卖场中捡漏，的确不容易。但是，如果是无人注意的新品种，则捡漏的机会就很大。当然，怎样才能发现新品种，怎样才能确定这些新品种的价值，就要依靠各人的知识储备与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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