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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五一五事件”发生后，以军部为首的右翼势力主导了政局。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日本在国联审议中日冲突期间，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备承认伪满洲国。中国一方面委派驻日公使蒋作宾与日本高层交涉，另一方面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英国从外交渠道尽力劝阻日本，美国则受制于国内孤立主义势力，担心美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不愿在“不承认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国联在收到调查团报告书之前，无法审议中日冲突。其派往远东的代表机关国联调查团则欲图通过访问日本阻止其承认伪满。日本奉行“焦土外交”策略，以寸步不让的姿态，排除一切承认伪满的阻碍。以此为开端，日本不可避免地走上退出国联、自绝于国际社会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制止日本侵略。为查明中日冲突的实情，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赴远东开展实地调查。1932年2月底，调查团到达远东，日本忌惮国际舆论，放缓了侵略中国的步伐。5月，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刺杀，以军部为首的右翼势力主导了政局。日本政府准备打破平静，在国联对中日冲突作出最终裁决之前，承认伪满洲国（以下简称“伪满”）。此举意味着日本政府正式否认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不仅与国联出台的各项决议相违背，还违反了以尊重中国领土与行政权完整为前提的《九国公约》。如此公然蔑视国联与国际法的行为，日本将采取何种手段将其付诸实施？中国作为受害国是如何应对的？国联及以英法为首的列强又将采取何种对策？
目前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外交策略以及各国对伪满的政策问题，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有关日本承认伪满背后的外交活动及各方因应对策，尚未有充分的研究。本文以日本外务省档案、台北“国史馆”档案及英美外交档案为基础，考察日本承认伪满前夕采取的外交策略，以及与中国、国联、英国、美国的外交互动过程。以期深化对日本侵华策略与步骤的理解，揭示日本退出国联、走向国际孤立的必然性。
一、日本承认伪满洲国的步骤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被海军青年将校枪杀，“满洲问题”是该事件的主要诱因之一。伪满成立后，军部煽动民意，要求政府早日承认。然而犬养毅不准备承认伪满，而是试图先引导其成为一个健全的“国家”。日本舆论批评政府“徘徊不前，实在是遗憾之至”。又有传言称，犬养毅对承认伪满采取消极态度，是因为私受张学良贿赂。最终导致“五一五事件”的发生。凶手在事后散发《告日本国民檄》，写道：“‘满洲新国家’应该作为日本的生命线进行发展……必须迅速完成‘满洲国’的建设！”可见，是否承认伪满已经是足以影响日本政局的重大问题。
5月25日，海军大将斋藤实就任首相。斋藤内阁的上台，本身就是军人干预政治的产物。军部趁机排斥政党政治，要求阁员抛弃政党身份组成“举国一致”内阁。陆军省军务局满蒙班长铃木贞一声称：“如果政党内阁延续的话，就会发生接二连三的类似事件（指‘五一五事件’——引者注）。”同时，军部坚决贯彻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排斥文治政府的干预。5月18日，军部发表新内阁的成立条件，要求继任政府不得干预军部的“满洲政策”。此背景下上台的斋藤政府，在承认伪满问题上不得不按照军部的意志行动。
此时，在以军部为代表的右翼势力煽动下，要求立即承认伪满已成为日本舆论的主流。关东军于5月21日制定《第四次对“满蒙”方案》，要求“尽早承认‘满洲国’”，承认时间是7月上旬。军部借助国防教育普及的名义，发动在乡军人会等团体，派遣军官四处发表演讲，并利用媒体造成声势。6月3日召开的众议院会议上，议员松冈洋右发表演说，希望政府“再前进半步，直接承认‘满洲国’”，并表示“对承认的延迟感到非常遗憾与愤慨”！台下随即叫好声一片，各议员纷纷高呼拥护承认伪满的口号，会议一度陷入混乱。６月14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一致通过“政府应迅速承认‘满洲国’”决议案。为迎合军部的对外政策，外务省推举原任满铁总裁的内田康哉担任新外相。内田在任内配合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曾对外宣称：“早已没有‘满洲问题’了，有的只是承认‘满洲国’问题。”在赴东京接受任命的途中，他表示：“我国必须从速承认‘满洲国’……我进京后会劝告政府立即承认。”
内田于7月6日就任之前，外相由斋藤本人暂代。斋藤对立即承认伪满持慎重态度。外务次官有田八郎向外界透露：“日本政府不一定像世间想象的那样会迅速承认‘满洲国’，目前并未考虑立即承认。” 6月3日，斋藤在日本众议院演讲：“我认为应该尽快承认‘满洲国’，但这并非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必须要从根本上、从大局上，考虑到政治的、实际的各种关系进行决定的问题。万不能留下遗憾。”此处斋藤所说的“各种关系”具体为何？18日，外务省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形成《解决“满洲问题”的根本方针》，提出三项影响承认时机的因素：第一，“日‘满’关系的完善”。应提前确定日本在伪满的各项权益，以免伪满获得承认后不受日本控制。第二，“‘满洲国’的充实程度”。应将伪满建设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国”。第三，“过早承认产生的国际影响”。承认伪满可能违反《九国公约》，导致国联与美国的干预。此后，日本承认伪满的筹备工作分两头进行，一方面解决伪满内部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调整外交政策，设法排除国际社会的干预。
伪满内部方面，首先，日本加紧发展各项事业“充实”伪满，将重点放在对金融、经济的统制上。6月11日，伪满颁布了《货币法》《“满洲中央银行”法》《“满洲中央银行”组织办法》等。6月27日，又颁布《旧货币整理办法》，规定两年内用伪满新货币取代旧货币。7月1日起，伪满中央银行及各地支行开业，开始发行伪币。不仅资金依附于日本资本，其经营方针及主要日籍职员的任命，均由日本大藏省决定，日本借此牢牢把控伪满的金融事业。同时，日本还在掠夺东三省关税，强占海关。6月18日，伪满声明“关税自主权独立”。至6月底，东三省各地海关税款完全被日本控制，海关职员亦以日本人充任。其次，为便于控制伪满，日本着手统一驻伪满的行政机构。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谷正之提出临时特命全权大使计划，建议在伪满任命一个集军事、政治、外交权力于一身的全权大使。7月26日，内阁会议正式决定，设立“驻满洲国临时特命全权大使”，同时兼任关东州长官与关东军司令官。8月8日，任命武藤信义担任该职。
对外关系方面，为应对国际社会的干预，日本外务省要求法律顾问立作太郎与斋藤良卫论证承认伪满的可行性。立作是东京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法学家，写成《承认“满洲国”与〈九国公约〉及国际法规的关系》，其观点是：《九国公约》所规定的尊重中国主权独立，领土与行政权完整，强调的是不可“故意”侵害中国主权。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出于“自卫”，而伪满是“自发成立”的。《九国公约》并不限制签约国行使自卫权，亦不禁止一地人民自发成立“新国家”。日本承认伪满“不过是对‘满洲国’成立事实的确认”，并不违反国际法。立作还列举了美国承认古巴、巴拿马从西班牙独立作为佐证。斋藤是东京大学法学博士，他撰写了《“满洲国”承认问题》一文，认为承认伪满在经济上可以有效利用中国东北的各类物资；在国防上可以遏制苏联在东亚的扩张，“是关乎我国生存的重大问题”。同时，立作认为列强不会因此与日本决裂，只要日本政府采取寸步不让的强硬姿态，列强终将妥协：
我国在“满”诸多权益，通过缔结新条约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加以确定，各国将不得不逐渐承认该既成事实。虽然各国并未公开表示承认，但我方只要采取决不退让的态度，无论各国接受与否，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我方立场变为确定的事实亦并非难事。……如果现在我国从“满蒙”退出，我国的生存将危如累卵，就算靠着我国民坚强的决心和不拔的觉悟可以克服，不难想象危机将逐年加重。
一方面，日本政府必须遵从军部的意志承认伪满；另一方面，日本判定承认伪满不违反国际法，西方列强亦不会采取过激对策。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不再奉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协调外交”，而是实行不顾国际舆论，坚决贯彻自身侵华政策的“自主外交”。8月25日，内田在众议院演讲称：“我国民对此问题（指侵略中国东北的政策——引者注）举国一致，为贯彻此主张，必须抱定就算国家变为焦土，也寸步不让的决心！”日本采取的这种强硬外交政策因此被冠以“焦土外交”之名。8月27日，日本内阁通过《依国际关系而定的时局处理方案》，其中提到：“万一国联及各方在实际层面对帝国进行压迫，我方将凭借实力相抗衡。政府为应对这种情况，应该尽早充实军备，充分考虑如何开展非常时期的经济动员以及国家总动员。”
日“满”关系方面，8月20日，“全权大使”武藤信义赴任，与伪满就日“满”关系展开谈判。双方达成一份《日“满”议定书》，规定伪满保障日本一切条约权益，日军永久驻扎伪满境内。9月11日，日本枢密院在天皇面前批准了该文件。15日，日本正式和伪满签订《日“满”议定书》，同时发布一份声明，宣布：“日本政府对‘满洲国’表示正式的承认。”
二、中国阻止日本承认伪满洲国的外交努力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采取依赖国联的方针，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恢复主权，此时国府仍以外交作为主武器。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通过承认伪满决议案，将该问题公开化。中国政府知悉此事后，一边发表通电、发送照会表达抗议；一边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寄希望于列强出面干预。
6月15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政府发送抗议照会，表示决不承认傀儡组织，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日本负全责。同时，外交部致函各国驻华使领馆，要求“各国理应有严重表示，能警告日本政府勿贸然承认最好”。1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宣言，声明日本承认伪满违反《九国公约》，蔑视国联权威，呼吁《九国公约》签约国与国联会员国采取行动。为更进一步引起列强的注意，23日，中国外交部又致专函于《九国公约》签约国，希望签约七国“立即采取有效步骤，使日本政府对于以军事行动所产生之非法组织，不予承认”。同日，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致函国联大会主席伊曼斯（Paul Hymans），声请国联采取措施阻止日本政府承认伪满。
7月26日，日本内阁决定设置“特命全权大使”。为混淆视听，日本通报国联称：该大使只是“派往监督日本领事者”。中国外长罗文干发表声明，戳穿日本的真实意图：“此项举动，显然为正式承认之初步，借以达其最后吞并之目的”，并再次呼吁各国“不可默然视之”。驻日公使蒋作宾则于28日访问日本外相内田，内田谎称此项任命“不含承认之意，此系一种临时官制”。国府并未轻信内田的说辞，于30日向日本政府发出抗议照会：“中国政府始终认东省伪组织系在日本军队非法占领之下所造成，现在日本政府竟向中国领土内伪组织之区域派遣全权大使，行使职务，不独迹近承认行为，且为国际公约所绝对不许。”内田8月3日复函，继续以伪满是“当地民众自发产生”诡辩，称派驻“全权大使”不违反国际法。8月25日，内田发表“焦土外交”演说，明言：“承认‘满洲国’是维持东亚和平的唯一方法。” 28日，罗文干为驳斥内田，在外交部总理纪念周演讲，痛批日本蔑视国际法，侵略中国，制造并承认傀儡组织。声明解决中日冲突应遵循以下四项原则：1.中国人民绝无排外思想，中日关系能否改善取决于日本的态度；2.中国不会因日方武力压迫而放弃领土主权，将积极抵抗侵略；3.中国绝不同意任何以维持伪满为前提的解决办法；4.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必须遵守《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并以尊重中国主权，维持远东永久和平为必要条件。
9月15日，日本不顾中国的反对，悍然承认伪满。中国于16日向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17日向日本外务省发送抗议书，谴责日本“悍然施行其暴力的、残杀的、征服的政策”，要求日本政府为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所有侵略罪行负全责。16日，中国致电《九国公约》签约国，声明日本已经违反《国联盟约》《九国公约》，要求签约国“采取最有效之方法，以对付目前之局面”。17日，颜惠庆致函国联大会，请国联采取措施。
在争取国际社会援助的同时，中国亦积极开展对日外交。1932年初，国府考虑与日本绝交，将驻日公使蒋作宾召回。5月19日，蒋介石、汪精卫又要求蒋作宾回日本赴任，借“五一五事件”日本政局动荡之机从中斡旋，以期转圜。蒋介石将主要精力放在“安内”上，希望先稳住日本，展缓其侵略步伐，决定此次对日交涉“总取携手主义”，以“不失主权，收复失地”为根本方针。
7月11日。蒋作宾到达东京，遍访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陆相荒木贞夫、外务省亚洲局长谷正之、政友会总裁铃木贞一、驻华公使有吉明、贵族院副议长近卫文麿等日本高层，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劝说：“一、使其空气缓和，不再向热河进攻；二、晓以利害，促其觉悟改变态度；三、以私人资格交换意见，渐趋解决之途径。”然而，蒋作宾手中并无阻止日本继续侵略的有力筹码。其立论唯有两点：其一，侵略中国东北对日本有害，“无异自杀且危及东亚”。日本若不取消伪国，不仅中国不会甘休，还会导致西方列强的制裁，引发“世界大战”。其二，中日两国应捐弃前嫌，“迅速恢复常态实行亲善”对日本更加有利。经过游说，蒋作宾感觉日本政界“空气颇为一变”，日本对是否承认伪满“其意亦似尚有顾虑”。实际上，日本仍按部就班推进承认伪满的各项步骤，蒋作宾无法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
8月25日内田演说后，日本即将承认伪满事甚明了。据蒋作宾观察：“日陆军法西斯派盘踞中枢，强硬对华。政府言行、报纸论调皆被挟持。”日本举国陷入法西斯主义的狂热之中，交涉工作极为艰难。蒋作宾又往访内田、荒木、近卫等人，“百计阻止日本正式承认”，皆不为所动。内田答称：“此乃既定方针，不能改变，纵因此引起纠纷，亦不负责。”蒋作宾知无能为力，感叹：“警告日本各节，日本均悍然不顾，已无公理可言。” 9月11日致电中央表示交涉失败：“日人已决心承认伪国，势难挽回，惟望中央积极筹备，以应付今后万难之局面。”他深受打击，离开东京不再视事。
此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可从两方面理解。首先，日本坚持既定侵华政策，无视中国的反应。伪满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从中国人的“国民性”出发阐释：“中国人是极其歇斯底里及情绪化的民族，一时的公愤随着事态的变化，瞬间就会忘却。……我推测，中国方面的亢奋会在一两年后冷却下来。”荒木贞夫则对外宣称：“相信中国会忘记‘满洲’和上海事件，‘满洲’和上海最终会迎来微风拂面的和平。”日本法西斯分子不相信中国有与之抗衡的实力与决心，认为只要日本独行其“是”，中国最终会无可奈何地接受。因此，其侵华政策不会因中国的外交努力而改变。
其次，日本对华软硬兼施，希望尽量减小侵华阻力，让中国停止反抗。所谓“软”者，即迎合蒋介石以“安内”为先务，对日本采取“携手主义”的政策，表示“极愿援助中国统一，援助中国饷械剿灭‘匪共’”。荒木贞夫以“中日亲善”为诱饵，劝说中国放弃亲英美政策，转而亲日：“纵令彼等（指西方列强——引者注）全力压迫，（日本）亦不惜与之一战。倘中国仍利用欧美以窘日本，殊非中国之福，且恐惹起不幸之事。甚愿中国不问辽事，专心内政，力图建设，诚意与日本亲善，日本愿以诚意提携，使我公（指蒋介石——引者注）从事统一。”政友会高层床次竹二郎亦劝蒋作宾：“此时欲使日本放弃‘满洲’，事实上恐难办到。不如搁下‘满洲’，另议援助中国内部统一之事较为得策。”内田康哉、近卫文麿、元老西园寺公望等人皆表露出以援助中国统一换取中国放弃东北之意。所谓“硬”者，日本高层在与蒋作宾交涉期间，屡出强硬恫吓之语。荒木放言：“承认伪国为既定方针，万难更动，纵令惹起世界战争，日本变成焦土，亦所不惜。”日本国策研究俱乐部领袖安达谦藏亦称：“若中国欲恢复去年九一八以前之状态，恐属徒劳，请不必再作此种打算。纵令因此惹起世界战争，日本国民战至最后一人，亦必与之周旋。”更重要的是，日军于7月中旬屯兵热河北境，轰炸朝阳寺，试图以一场更大的侵略行动转移中国对承认伪满问题的注意。
蒋介石一语道破日本的策略：“一面以承认伪满为胁制，一面以统一问题送秋波。”他认为日本此举为使中国抛弃欧美与国联，与之直接交涉；进而压迫中国放弃抵制日货，解散东北义勇军，不啻“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在日本筹备承认伪满期间，蒋介石判断：首先，日本会在军部的主导下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应提前有所准备，决定“对日外交不能放弃东三省为标准”。其次，日本在法西斯道路上必然失败，与日本的斗争应从长计议，当下“惟有忍耐将事，以求自强也”。前者确定了对日外交的底线，即不放弃东三省主权。后者将抗击日寇置于次要位置，当下首要任务是“自强”，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则要“忍耐”。日本在热河的军事行动的确转移了中国的注意，蒋介石认为日本占据东三省与扶植伪国事实已成，“倭寇承认伪满，于事实无关系，区区名义之争，暂置之亦未始不可”，而“热河问题，则为焦点。故处理热河乃须慎重也”。
在蒋看来，“安内”优先于抗日，而抵抗侵略时，热河问题又优先于日本承认伪满问题。因此，中国仅采取抗议与劝告手段，寄希望于列强出面干涉。日本承认伪满前夕，驻南京武官须贺彦次郎嘲讽中国的反应称：“总之按照惯例，依旧只不过是表示强硬而已。”中国对此事之无力可见一斑。
三、英美两国采取的对策
被中国寄予厚望的西方列强又是如何处置此事的？英国在中国存在广泛利益，至1931年，其在华投资额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1/3。且作为国联的主导国，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Victor A. G. R. Lytton）皆是英国人。英国在国联调处中日冲突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美国虽未加入国联，但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定者与维护者，不愿看到日本在东亚的膨胀。事变发生后，美国代表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并派员加入国联调查团。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曾向中日两国政府发送照会，声明不承认任何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损害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及行政权完整，违反“门户开放”政策和《非战公约》的事实、条约或协议。国联在美国的影响下，亦于3月11日出台决议案，内载：“凡用违反《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之手段所缔造之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国联会员国均不能承认之。” 此举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成果的“不承认”立场，使伪满不可能获得国际合法地位。
法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如英美，对待中日问题采取追随英美的策略。正如颜惠庆所说：“法国不会采取与英国不同的立场……如果英国对承认伪满问题态度强硬，就算法国不跟随，也不会采取与之相反的策略。”法国驻美大使克劳德(Paul Claudel)向美国副国务卿卡斯尔（William R. Castle）表示，法国对中日冲突“无论如何都不愿带头……愿意并且打算坚定不移地跟随美国的脚步”。德国与意大利对战后利益分配不满，在国联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有限，对调处中日冲突态度消极，且同情作为侵略国的日本。德国作为“解除军备国”，希望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意大利同日本一样，有限的国土无法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也正酝酿对外扩张。苏联虽历来将中国东北视为自身势力范围，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经济基础与国防实力尚不巩固，且此时正处在“一五”计划收官时期，专注于国内建设，在远东采取收缩战略。苏联担心如果反对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会使日本“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一致抗俄……俾其他帝国主义者在华坐收渔人之利”，宁愿牺牲在中国东北的部分权益，也不想开罪于日本。且苏联并非国联会员国与《九国公约》签约国，亦非中国建交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相较其他大国较轻。苏联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不干涉政策”， “欲旁观彼所谓帝国主义国家之自相火并”。因此，西方列强阻止日本侵华的主要力量在于英国与美国。
（一）英国的对策
英国得知6月14日日本众议院决议后，外相西蒙（John Simon）致函驻日大使林德利（Francis O. Lindley）：“日本（对伪满）的承认将是最不幸的、最不得人心的麻烦，希望你查明日本政府的真正态度。” 6月23日，林德利访问有田八郎，因英国大使的官方性质，有田并未明确答复。25日，有田在请示斋藤后答称：众议院通过承认伪满决议案“只是为了满足公众支持承认（伪满）的热情”，“并不意味着会立即付诸实施。……除非十九国委员会或国联大会通过任何反对日本承认的决议……这将引爆公众舆论，日本政府可能会被迫立即承认”。可见，日本一方面安抚英国，为开展承认之前的准备工作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又以立即承认相胁迫，阻止英国领导国联出台妨碍日本承认伪满的决议案。
在了解日本政府暂时不会承认伪满的态度后，林德利于7月6日再次拜访有田，诚恳劝告日本：“无论日本官方如何辩解，日本所说‘满洲国’是独立、自发产生的观点，所有国家都认为是纯粹的骗局。我预测，如果执行承认政策，日本将发现自身处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被彻底孤立。苏联虎视眈眈，中国是公开的敌人，美国和整个国联也会与日本对抗，我认为日本将来会走向穷途末路直到妥协。”希望日本政府看在英日同盟之旧谊上，听从英国的建议。有田则以“你所述争议颇多”为由结束了会面。此后，因日本强行接收大连海关，英国感到自身在华利益受到威胁。西蒙于7月13日发送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函电给林德利，让他警告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九国公约》的所有签约国，都负有不鼓励分裂中国运动的义务，就算该运动是自发产生的，也要尽可能阻止它发展到独立的地步。”次日，林德利将西蒙的函电转交内田，要求日本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内田诡辩称伪满是自发产生的，并不违反《九国公约》，日本并无阻止其独立的义务，并反问英国为何不派兵阻止胡汉民广州政府的独立。15日，林德利又试图劝告有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允诺承认伪满，本身就是对伪满独立运动的奖励。有田仍以伪满是自发产生的陈词滥调回复，并说：“既然‘新国家’已经成立，就应该被承认，并非是对伪满独立的奖励。”
17日，内田将一份为侵略中国东北辩解的长文答复交给林德利，其中论述了中国的“不统一、无统制”的混乱状态，以及“日本对满洲的感情”。最终结论是：“日本政府确信，如果要彻底解决‘满洲问题’，除了期待‘满洲国’的健全和发达之外别无他法。……承认‘满洲国’并不违反《九国公约》，该条约并不禁止中国一地的住民自发建设独立国家。” 21日，林德利再访内田，要求日本遵守《九国公约》义务。内田仍重复之前的论点，坚称承认伪满不违反国际法。至此，林德利对阻止日本完全失望，无奈地回复英国外交部：“我为了让内田伯爵恢复理智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完全归于失败，对此深感遗憾。” 9月10日，英国获知日本将于15日承认伪满。鉴于日方一贯的强硬态度，林德利劝告英国政府不要发表抗议，“除了引起（日本民众的）愤怒，抗议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虽然英国以《九国公约》为根据谴责日本，但并未应中国要求召集签约国会议。原因在于负责调处中日冲突的机关是国联，英国不欲在国联框架之外另辟新径。知悉日本即将承认伪满后，西蒙考虑过会同《九国公约》签约国向日本提出交涉，但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Miles W. Lampson）与驻日大使林德利皆认为时机并未成熟。国联调查团的工作仍未完成，“在国联调查团提交报告书之前，很难预先判断各种问题”。待到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后，将其中的观点作为证据，“团结全世界的舆论”才更可能迫使日本退让。日本正式承认伪满后，英国远东司司长奥德（C. W. Orde）向英国政府建议：“在收到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之前，我们应避免明确表态。……至于《九国公约》签约国会议，无论在国联审议之前还是之后，该会议都很难产生有益效果。签约国中除美国外，各国正以国联会员国的身份处理此事，不可能再采取另一种程序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尚未收到一份重要文件的情况下。” 因而，除驻日大使的劝告外，英国未再采取行动，而是等待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
（二）美国的对策
美国因经济危机受创颇深，又同时被军缩、战债问题困扰，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庞大。其战略重心不在远东地区，不想与日本展开全面对抗。史汀生发出“不承认照会”后，日本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为避免进一步刺激日本，美国不愿在“不承认”的基础上继续前进。5月4日，副国务卿卡斯尔发表演讲，强调“不承认”的主要意义在于“使美国远离纠纷”。不仅批评《国联盟约》中各国组成联军制止侵略的方法不可行，还声明美国不会对破坏《非战公约》的侵略国进行经济制裁。
日本众议院通过承认伪满决议后，史汀生要求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查明实情。这时的美日关系非常紧张，格鲁观察到日本右翼势力已经在舆论中占据了主流，报刊充斥着反美论调。为避免刺激日本民众，格鲁并未像英国大使一样正式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质询，而是于6月15日派遣使馆职员内维尔（Edwin L. Neville）以闲谈名义前去打探。有田回复：“承认‘满洲国’问题目前还未到考虑时机……内田外相虽然赞成立即承认，但也认为有必要与国联调查团商讨一番。”日本亦担心美国因此作出过激反应，外务省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的根本方针》中提到：鉴于美国奉行“不承认主义”，“我方承认‘满洲国’与美国的政策相抵触……会极大刺激作为《九国公约》签约国与维护者的美国”。内田要求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劝导史汀生，并探寻美国的态度。23日，出渊与史汀生会面，声明日本不会立即承认伪满，言辞极为谦逊，甚至说：“帝国政府会考虑美国方面的建议。”史汀生则反复劝告日本不要改变东三省现状：“‘满洲国’如同初生之婴儿，暂时搁置方为良策。日本国民希望它发育，想要承认它自不待言，美国也不是要残忍地杀害它。而是不希望改变它现在的状态。”
日本的温和态度给了美国不插手此事的借口。6月17日，中国驻美使馆代办严鹤龄往访卡斯尔，呼吁《九国公约》签约国共同采取行动，并希望美国能充当领袖带头谴责日本。卡斯尔反应冷淡，答称：美国“目前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唯一能承诺的是“我们已经得知此事，并会一直关注局势的发展”。远东事务司副司长汉密尔顿（Hamilton）则对严鹤龄直言：“我认为日本众议院通过的这项决议，不会对日本政府的行动产生任何实际影响……问题没有前几天显得那么严重。” 7月17日，史汀生向中国表达了美国对承认伪满问题的官方态度：“美国政府已经就某些问题表达了意见，并将产生重大影响（指‘不承认主义’——引者注）。……但在此时此刻，对于该问题美国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使局面得到改善。”意指“不承认”已是美国能做到的极限，无法采取进一步措施阻止日本承认伪满。
随着日本逐步推进承认伪满的步骤，史汀生认为应该对日本予以警告。他于8月8日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以《非战公约》的形成为线索，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展历程。史汀生指出，“舆论制裁”是比经济与武力制裁更强大的力量，他号召世界人民团结一致，不承认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后果：“美国政府否认由侵略所造成之结果，在侵略者看来无足轻重，但如果全世界均拥护美国之主张，其重大意义将展现出来。”日本获知此事后，担心美国插手承认伪满问题。8月10日，出渊应外务省的要求向史汀生提出抗议，史汀生解释道，演说并非针对日本，而是为阐述《非战公约》的重要性：“我国和我国人民认为该公约对于美国和文明世界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要从破坏该公约和激怒日本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激怒日本也将毫不犹豫地维护该公约。”同时为安抚日本，他又表示美国支持并无意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更不会插手中国东北事务与日本相抗衡。
在美国政府“远离纠纷”政策的主导下，美国驻日使馆没有为阻止日本承认伪满发挥作用。与英国大使在外务省的频繁奔走不同，格鲁在东京的活动非常谨慎。他判断：“任何传闻，只要是意味着美国大使正企图阻止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就会使舆论大哗，这又反倒会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其初衷而提早承认。”因此，格鲁从未就此事向外务省提出交涉。日本则抓住美国避免麻烦的心态，在国内煽动反美舆论，使美国不敢插手该问题。如日本媒体就内维尔赴外务省打探消息一事，大肆宣传英美两国共同干预日本承认伪满。8月8日史汀生的演说，亦成为日本媒体攻击美国的有力把柄。外务省情报部长白鸟敏夫煽动称：史汀生的演讲“显然是在描述日军控制下‘满洲’的情况”，“污蔑日本是侵略者”。日本舆论批评其为“恶意宣传、极其不当、言辞不慎、卑鄙挑衅等”。格鲁指出：“越来越强烈的反美宣传，旨在提前煽动公众对美国的仇恨情绪，反对美国采取任何措施干涉军部想象中的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他建议美国政府继续保持“温和态度”，“对日本的严厉批评或在这个时刻的强制建议，只会加强狂热沙文主义者的影响”。
与英国相同，美国亦不愿抛弃国联单独行事。史汀生认为美国“正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维护国际法权威，制止侵略是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中日冲突本应由国联处理，如果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将极大削弱国联权威。日本承认伪满前夕，美国国务院于9月8日发表对外声明：“美国在国联调查团向国联提出报告书之前，不愿意插手该问题。日本正与‘满洲国’签订条约，如果美国对此表示不承认，会让国联对远东问题失去威信。……美国对日本的行动发表抗议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日本正式承认伪满之前，中国再次要求美国发起《九国公约》会议，远东事务司司长霍恩贝克（Hornbeck）回复：“采取这一行动不太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只会让目前的复杂局势更加复杂化。”
综上，最有可能阻止日本承认伪满的英美两国皆未采取强硬手段。英美等西方列强调解中日冲突的原因，首先是为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在国际联盟框架内采取行动，消弭战争。然而，国际法体系构筑的集体安全机制，常常被批评为“纯理论的”。列强更看重的是自身在远东的经济贸易与政治影响力，不会为制止日本侵略牺牲自身利益。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直言：“只要我们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我们在远东的利益就不会受损。”因而，英美两国能做的只有劝诫与警告，而不会采取诸如经济制裁与武力干预等有力举措。
四、国联对日本的绥靖与国联调查团访日
（一）国联的对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声请国联制止侵略。为查明中日冲突的真实情况，国联决定由英、美、法、意、德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奔赴远东开展实地调查。随着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国联将注意力集中于上海，中止了对东北问题的审议，静待调查团报告书的发表。
《国联盟约》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国联处置争端的时限为“应自受理争议之日起六个月内”。中日冲突起初由国联行政院受理，后应中国的要求于1932年2月19日转交国联大会，国联大会必须于8月19日之前对冲突作出处置。6月6日，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通知国联大会主席伊曼斯：调查团报告书短期内无法拟就，大会应将议程延期。18日，颜惠庆对德拉蒙德表示：日本正在筹备承认伪满，国联议程的延期将更加纵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德拉蒙德答称：议程延期无法改变，因为“在收到调查团报告书之前，国联大会无法审议此事”。针对日本的动向，德拉蒙德答应由伊曼斯发表声明，要求日本不得进一步扩大事态。为商讨延期事宜，专为处理中日冲突的十九国委员会决定于24日集会。23日，颜惠庆致函伊曼斯，正式声请国联采取措施阻止日本承认伪满。德拉蒙德认为，中国明知国联在收到报告书之前不会有所行动，“此时又提出这种要求甚是无趣”，竟要求颜惠庆将函电撤回。颜惠庆则坚持将其提交次日召开的十九国委员会。
日本驻法大使兼国联代表长冈春一在获知中国请求国联援助后，于6月23日夜间紧急由巴黎奔赴日内瓦，赶在６月24日十九国委员会开会前面见德拉蒙德与伊曼斯。长冈一方面安抚二人，说明承认伪满决议“只不过是表示一种希望，政府目前不会承认‘满洲国’”；另一方面，又以“立即承认”相威吓，阻止国联出台对日本不利的决议：“如果此时十九国委员会应中国一方的要求，对日本政府采取任何措施的话，会对日本舆论产生不必要的刺激，加深日本与国联之间的隔阂，反而会迫使日本立即承认，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德拉蒙德承诺“不会（对日本）采取措施”。在当日的十九国委员会上，伊曼斯宣读了颜惠庆的函电。一些国家的代表要求对日本承认伪满进行警告与谴责，但被德拉蒙德阻止。他指出：“如此行事是危险的，会激怒日本。因为这干涉了日本的外交政策，可能会促使日本采取计划之外更激进的行动。”会后，伊曼斯向中日两国发送函电通知议程延期，并要求两国严格遵守国联通过的各项决议，信守不使局势恶化的承诺。
7月1日，国联大会召开，批准延长中日冲突审议期限。为避免刺激日本，会议刻意回避了承认伪满问题，只是由伊曼斯在会议最后发表声明，隐晦提及对伪满的“不承认”：
各方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阻碍调查团的工作，以及使国联为解决冲突的尝试归于失败的行动。请大家注意国联大会曾于3月11日宣布：“凡用违反《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之手段所缔造之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国联会员国均不能承认之。”
9月15日，日本承认伪满，颜惠庆于９月17日要求国联加快议程，采取措施处置日本。９月24日，国联行政院开会，主席凡勒拉（Eamon de Valera）对日本表示谴责：“在国联讨论调查团的报告书之前，甚至在该报告还未发表之前，日本不仅承认‘满洲国’，还与其签署了一项条约，行政院成员不得不认为这是有意妨碍争端解决的行为。”９月26日的十九国委员会上，伊曼斯也表示“对此事我与凡勒拉先生一样感到遗憾”。但除表示遗憾外，国联别无其他举措。
（二）国联调查团访日与日本的应对
国联调查团是国联在远东的代表机关，其撰写的报告书也将成为国联与各国调处中日冲突的凭据。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工作，调查团认清了日本作为侵略者的本质以及伪政权的傀儡性质。团长李顿在自中国东北寄出的家信中写道：“日本一直在抱怨中国内政的混乱，但这种情况恰恰是它自身造成的。它从没想过要帮助中国，相反，它一次次干预中国内政，以防止任何政治势力做大。”美国代表麦考易（Frank R. McCoy）则认为，伪满洲国的日本顾问为应付调查团“导演了一出精彩的大戏”，“其精妙之处在于，传达给我们的印象与他们想表达的完全相反”。6月5日，调查团结束了在中国东北的调查回到北平。
早在1932年3月，调查团就已决定在中国东北调查结束后，先访问日本，最后再编写报告书。原本是为征求日本官方对中日冲突的意见，以便在报告书中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可行方法。日本在调查团工作尚未完成之际就准备承认伪满，公开否定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是各国委员们始料未及的。这不仅会削弱报告书的价值，“让报告书中对东三省未来的建议失去效力”，还会极大增加国联解决中日冲突的难度。在此形势下，调查团将阻止日本承认伪满作为赴日的首要任务。李顿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由调查团劝告日本政府：“如果日本运用国联的和平机制解决‘满洲问题’，达成可以被国际社会接受的解决方案，它将从此获益，并得以安抚国际舆论。如果日本选择无视其他国家，的确可以暂时推行自己的政策，但不久之后就会陷入困境。”调查团希望日本回归国联主导下的集体安全体制，避免与国际社会决裂，走向孤立。
7月4日，调查团到达东京，因内田预定6日就任外相，日本政府计划调查团在日本的前几日以观光为主，到12日再正式与内田商讨有关问题。
全世界都在等待调查团的调查结果，日本对调查团此次来访极为重视。一直以来，日方通过协助调查团工作的吉田伊三郎等人探寻调查团对伪满的态度。在与调查团正式会谈之前，日本外务省推测调查团将要写在报告书中的建议：“一、恢复中国对‘满蒙’的统治权，中国则表示尊重日本的既得权益；二、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承认‘满蒙’的自治权；三、让国联承担责任，对‘满蒙’进行国际共管。”此议显然与承认伪满的政策相违背，一旦报告书发表，日本将承受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为避免上述情况发生，日本对此次调查团的来访采取如下对策：其一，让调查团深刻认识到日本必须承认伪满的立场，并将其转告国联；其二，让调查团在报告书中不写入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正如长冈春一所说：
立足实际，制定维护我国在“满洲”利益的方针，酌情将其告知调查团，由其把我方立场转达给国联方为上策。国联把调查团报告书奉为金科玉律，认为它是解决中日问题的基础。如果报告书的结论写明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且还是帝国无法接受的方案，这样对我方是有害无益的。所以，要让该报告书只是记录中国和“满洲”的事实情况，而不写明对“满洲问题”的解决方案。
为贯彻上述方针，军部继续煽动舆论造成声势，让调查团看到日本民众对承认伪满的支持。负责联络陆军省与外务省的“时局同志会”决定：“值此调查团来日本之际，采取措施造成激昂的舆论，让调查团知晓国内统一、全国一致的事实。”所谓“国内统一、全国一致”，即一致支持承认伪满。7月1日，荒木贞夫召集会议商讨策略，派遣军官前往各大城市演讲，借此“启发”舆论。陆军省专门编制了一本“用于演讲场合”的小册子《对“满蒙”问题的再认识与国民的觉悟》，要求国内舆论统一口径，与陆军保持一致：“向全世界反映国内舆论的大潮，将一部分软弱者、捣乱者的声音压倒。”调查团到达日本后，日本媒体有关承认伪满的报道连篇累牍。
在与内田正式会谈之前，调查团与日本政要的联系都是问候性质，但与荒木的谈话不同。荒木作为“皇道派”的首领，可以代表军部的态度。7月9日，调查团会见荒木。荒木再次申述了发动战争是“被迫自卫”、中国东北是日本“生命线”等理论。在被问到军部对伪满的态度时，荒木表示：“期待其与中国完全脱离，建立独立的‘国家’。为达成此目的，军部会尽全力贯彻我国民的热切期望。” 3月份调查团初次访日时，荒木曾表示“西方人不可能理解远东的形势”。然而在此次会见中，荒木为了让调查团把日方立场转告国联，劝说调查团要“充分认识”日本的远东政策，并“务必向全世界介绍”。
7月12日，内田与调查团正式讨论中日问题。调查团的观点是：其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非自卫，伪满也并非由民意自发产生。日本承认伪满的立论根基不成立；其二，伪满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连边界都不确定的地区，其建“国”没有根据；其三，日本承认伪满违反《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将被全世界孤立；其四，伪满独立并不能解决中日问题，希望保留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内田对调查团的劝告置若罔闻，强硬地表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认‘满洲国’”，“除承认之外别无其他替代方案”。参与会谈的守岛伍郎事务官事后回忆，内田对调查团的态度“冷酷且坚决”。
第一次会见不欢而散，但调查团还是决定于7月14日做最后的争取。会谈之前，李顿为缓和气氛，决定不再讨论伪满独立是否合法，而是试图向内田解释国联的集体安全机制。当日，李顿首先表示：日本若承认伪满，将会破坏和平机制，是无视国联的行为。内田则继续重复日本是“被迫自卫”的理论，坚称“日本并未无视，也并不违反国际条约”。当李顿想要继续劝说内田时，被内田粗暴地打断。内田说：“日本政府的政策已经确定，争论是没有用的。”在会谈的最后，李顿希望内田向其他阁僚转达调查团的观点，内田竟表示拒绝。
内田的无礼严重伤害了李顿的感情，他决定提前结束访日之行，尽快回北平撰写报告书。7月15日，李顿登上离开日本的邮轮，临行前“一言不发，苍白的面庞笼罩着阴影”。长途旅行加之在日本受辱使李顿病重，到青岛时，不得不被担架抬下船。8月7日，吉田询问李顿与内田会谈的感受，李顿苍白的脸立刻变得通红，愤怒地说：“我很想把这事给忘了！”此行使李顿对日本的观感彻底恶化。调查团回到北平后，酝酿起草一份临时报告提交国联，将日本即将承认伪满的政策公之于众。鉴于日本毫不退让的态度，调查团的顾问、克拉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布莱克斯利（George H. Blakeslee）建言：“临时报告提交后，将引发媒体的关注。这将促使日本采取行动，提前承认‘满洲国’。”最终调查团放弃了提交临时报告的打算，专心起草最后的报告书。
调查团离开后，日本开始考虑承认伪满的时机。虽然内田主张“立即承认”，但他也不得不顾及国际影响。内田认为：“如果我方在调查团报告书发表之前承认‘满洲国’，在国联肯定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吉田建议：“如果报告书的内容对日本不利，尽早承认方为良策；如果各委员对日本印象良好，在报告书写完以前承认，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对我方不利。”为准确把握调查团的态度，日方在调查团离去后积极打探其动向。内田令吉田“尽可能频繁地与调查委员保持接触”，随时汇报“调查团一行的动向以及撰写报告书的情况”。
调查团已经知晓日本的侵略本质，访问日本亦严重伤害了李顿的对日感情，使其对日本印象良好已不可能。8月16日，吉田通报外务省，报告书预计9月中旬送交日内瓦，国联将于10月中旬审议报告书。17日，吉田又探知报告书将记录“无视‘满洲国’存在的方案”，提议中国东北自治。且李顿亲自撰写了对日本不利的概述部分。调查团在报告书中提出的解决中国东北问题的建议，必定与伪满独立相矛盾。因此，日本决定直接阻止调查团撰写建议部分。19日，内田令吉田与调查团交涉，从根本上否定调查团有提出建议的权限：“鉴于调查团的设立宗旨以及规定的任务，它的职责只是为国联审议中国问题提供事实调查报告。自行拟定并提出解决中日纷争的建议，不属于调查团的权限。”同时，日方加快承认伪满的进程，争取赶在报告书发表之前筹备完毕。20日，“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前往中国东北地区，与伪满方面就《日“满”议定书》展开谈判。24日，内田要求吉田将武藤赴任的消息告知调查团，并附送自己即将在国会发表的“焦土外交”演讲稿，希望调查团考虑日本即将承认伪满的情况，不在报告书中写入与之相违背的内容。
李顿在与内田外相会见之前就已决定：“即使日本人固执己见，报告书也必须发表。”调查团各委员中，法国代表克劳德（Henri E. Claudel）接受了日方主张，希望调查团考虑伪满独立的事实，让中国放弃东北地区的主权。意大利代表马克迪（Luigi A. Marescotti）也偏袒日本。在撰写报告书时，李顿与克劳德围绕报告书的结论与建议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辩，调查团几乎因此分裂。在李顿的坚持下，克劳德最终妥协。9月4日，调查团报告书正式完成，明确了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日本发动战争并非自卫、伪满并非由民意产生等原则性问题。在明知日本要承认伪满的情况下，仍提出了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建议：在中国的主权下实行“满洲自治”。7日，李顿由香港乘船返英，临行之际刻意对中外记者强调不承认伪满：“我等因调查工作之便，与‘满洲国’当局有所接触，并不意味着承认该政权。‘满洲国’尚未被其他国家承认，调查团亦不能承认。”
在调查团报告书发表之前，国联无法启动对中日冲突的审议。若出台决议阻止日本，又担心日本非但不会听从，反而会加快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因此，国联以缓和的方式从侧面劝告日本，无法产生实际效果。国联调查团虽能面见日本高层，亦无法说服日本转变侵略政策，反遭日本无礼对待，只得在报告书中表明立场。
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屡次出台决议，要求日军撤回满铁附属地，日本以保护侨民、维持治安为由拒绝撤军。随着军部势力的膨胀，日本右翼势力扩大对华侵略的诉求和日本政府一直以来奉行的国际协调外交的矛盾渐渐不可调和，日本无法继续在国联架构内坚持协调外交路线。日本承认伪满，意味着正式否认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违背国联的各项决议，公然挑衅国联及战后国际秩序。为达成目的，日本政府奉行“焦土外交”策略，采取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贯彻既定政策，完全无视国联与各大国的劝阻。以此为开端，日本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最终走上与世界为敌的法西斯道路。
中国作为被侵略国，并无与日本抗衡的实力。中国派遣驻日公使劝说日本高层，且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可以阻止日本。国联及西方大国对此事的处置，充分暴露了集体安全机制的弱点。《国联盟约》规定，会员国应对侵略国进行经济制裁，或组成联军讨伐。自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经济极度低迷，尚无暇自顾，遑论对日本施加制裁。正如李顿所说：“经济作战较武力作战为尤酷，因一般民众所受痛苦为最深。现在列强自国正值多故，决不愿强人民再做重大牺牲，故国际联合会（即国际联盟——引者注）只能本其公平之主张，发表宣言，引起世界舆论之注意与评论，以待将来之变化。”经济制裁既不可行，组成联军讨伐日本更属空谈。因此，国联调处中日冲突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日本是否“配合”。在日本寸步不让的姿态下，国联与各大国皆不敢采取强硬对策激怒日本，只能坐视日本一步步筹备承认伪满。正如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等人所说：列强“视日方为疯汉，手持利刃，莫敢撄其锋。视我政府为病夫，四肢麻木，爱而莫能助”。
正在远东工作的调查团，作为国联的代表机关，可以接触到日本高层。李顿寄希望于借访日劝导日本不要承认伪满。然而日本政府不仅不接受，还试图左右调查团报告书的内容。为应对调查团的到来，日本军部继续利用公众舆论制造“民意”，给调查团留下“举国一致”的印象。内田与调查团会见时，通过激烈、粗鲁的方式，表达日方承认伪满的决心。给调查团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如果调查团在报告书中写入与承认伪满相违背的建议，日本政府决不会接受，也就意味着报告书毫无价值。内田企图通过这种激进的方式压迫调查团，使其无法在报告书中否认伪满独立。虽然在李顿的坚持下，日方的策略归于失败。但也应当看到，法国代表克劳德、意大利代表马克迪都接受了日方的观点，使调查团内部产生分裂。日本对调查团的外交策略并非毫无效果。
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被蒋介石认为是“区区名义之争”的伪满洲国合法性问题，成为国联解决中日冲突的最大障碍。日本坚持要求国联不否认伪满，试图继续迫使国联作出让步。然而，日本的侵略行为已经威胁到国联存在的根基，国联无法再向日本妥协。最终，国联于1933年2月25日通过一份报告，支持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否认伪满的合法性。日本则退出国联，与国际主流社会分道扬镳。
作者简介：马海天，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张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史林》2022年第2期。
注：转自“史林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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