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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2022）
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内涵。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共产党人所讲的历史虚无主义，专指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历史思潮，它通过贬损共产党的卓越领袖、革命先烈、英雄模范，通过歪曲丑化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辉煌历史，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达到演变社会主义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这一思潮最先泛滥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是苏联。我国学术界长期关注苏联解体原因教训的整体性研究，集中于分析苏共和苏联在思想、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问题。从历史虚无主义的视角，探讨苏共和苏联在思想政治外交等领域的蜕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实质及其危害，对于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具有重大意义。
一、无限制的“公开性”打开了虚无苏联历史浪潮的闸门
“公开性”一词是列宁最先使用的。列宁倡导“公开性”的本意，是通过党内事务、国家事务的适当公开，通过实事求是报道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途径，帮助民众及时了解党和国家发展状况，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发挥群众和媒体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拓宽党联系群众的渠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变成毫无限制地揭露所谓苏联历史的阴暗面和苏联社会的消极现象，填补所谓“历史空白点”，“以确保人们充分了解自己的历史”。苏联的意识形态闸门就此被打开，国家和社会从此在风雨中飘摇，人民群众开始走向灾难的深渊。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倡导“公开性”，把它作为促进社会“民主化”的重要途径有其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到了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其指向和内涵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此次会议号召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要求“苏联社会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戈尔巴乔夫在会议闭幕词中提出要“让人民知道一切”。一个月后，他在会见舆论和宣传界领导人时，声称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同年7月，他又强调“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出版物”。1987年11月，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让公开性大放光明”，认为舆论工具“是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和群众性的论坛”，“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纸分析的对象”，“让那些主张党、国家和经济机关及社会团体的活动要具有公开性质的人放手去干”。
1988年1月8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舆论工具、意识形态机关和创作协会的领导人时，公然声称“民主化和公开性不仅仅是改革的手段，这也是实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在同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他又提出“要校正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共产党人视为准则的我们实际行动的主航道”，对70年来苏联走过的道路“作出客观的和恰当的评论”。在同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报告中，他再次强调“改革把公开性提到了生活的首位”，“没有公开性就没有革新”。会议还通过雅科夫列夫主持起草的《关于公开性》决议，指出进一步发展“公开性”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此后，诋毁苏共和苏联历史的狂潮便一浪高过一浪。
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趁机利用“公开性”，推动新闻自由、媒体独立和私人办报合法化。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名义批准了苏联人代会通过的《新闻出版法》，决定从当年8月1日起正式生效。该法第一条明确宣布“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公民有“以任何形式”包括“通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意见和见解，寻找、选择、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强调任何政党或组织“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又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苏联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对其进行垄断。
在《新闻出版法》颁布4个月后，苏联境内有700家报刊(包括13家政党报刊)进行了登记。反对派报刊和各种“非正式”出版物获得合法身份，而隶属苏共的报刊纷纷脱离原创办机构而独立。《论据与事实》周刊与创办者——全苏知识协会脱钩，《莫斯科新闻》也宣布同苏联新闻社脱离关系，《劳动报》《文学报》等报纸则删去报头上的“机关报”字样。到苏联解体前，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刊中，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苏共彻底失去舆论阵地和话语权。
由于“公开性”鼓励人们揭露历史“空白点”，勾起了一些民族的历史旧怨与遗留问题，引发了苏联民族分离主义的浪潮。1939年以来，人们一般认为波罗的海三国是自愿加入苏联的，而在极端民族势力和西方国家的挑唆下，这一历史事实变成三国是“被迫加入苏联的”，这成为分裂势力谋求国家独立的借口。此后，波罗的海三国民族分裂活动此起彼伏，直至完全脱离苏联独立。在“公开性”、极端民族思潮的煽动下，各民族彼此敬重、相互信任、团结互助的精神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相互猜忌、歧视，民族纠纷和冲突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在全苏1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的示威、游行、骚乱和冲突事件达2600多次，参加人数达1600多万，其中60%的骚乱与民族问题有关。
如果说苏联过去在公开性方面做得不好，存在一些不够公开的弊病，损害了苏联人民的利益，那么为克服这些弊病，提出扩大公开性的任务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国家搞过“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任何一个政党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公开程度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民众的意愿。列宁虽然倡导过“公开性”，但他从来不主张公开一切，搞毫无例外、毫无保留的“公开性”。相反，列宁始终强调坚持党和国家事务管理的纪律性、保密性原则，主张根据实际情况该保密的必须保密，不宜公开的暂不公开。对于当时仍处于资本主义包围、时刻面临西方威胁的苏联来说，搞毫无保留、没有限度的“公开性”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极度危险的。
从事实来看，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从来都是“单行道”，只允许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思想、舆论公开鸣放，而不许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原则的人进行反驳和抵制。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苏共党员尼娜·安德烈耶娃的长篇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批评了当时改革的许多做法和错误思潮，如“利用公开性散布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等，引发了人们对改革与历史等问题的大讨论。戈尔巴乔夫如临大敌，回国后接连两天召集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形成的会议记录长达75页。戈尔巴乔夫明确把文章定性为“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还扬言揪出“幕后黑手”。同年4月5日，《真理报》以编辑部名义用整版篇幅发表由雅科夫列夫执笔并经戈尔巴乔夫修改的长文，严厉批判安德烈耶娃的观点。各种报刊随后表态支持《真理报》的文章。《苏维埃俄罗斯报》后来被迫公开承认错误。
安德烈耶娃事件是对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奉行“双重标准”的绝妙讽刺，也标志着苏联主要报刊立场开始倒向戈尔巴乔夫一边。俄罗斯学者利西奇金和谢列平就此事件深刻分析道：“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尼娜·安德烈耶娃。她不过是戈尔巴乔夫集团为实现意识形态叛乱而选中的一个借口而已。此后，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敌人’，都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例如，当叶·库·利加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有时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异议时，各种流言蜚语、含沙射影的暗示以及报刊上的马路消息便纷纷落到他头上了。这一来谁都清楚，只要他敢于反对戈尔巴乔夫路线，便将遭到来自上面(苏共中央)和下面(大众传媒)的双重打击。
尼娜·安德烈耶娃（1938－2020），原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化学教师。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因1988年3月13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我不能放弃原则》而出名。1991年11月8日起，一直担任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总书记。
二、历史虚无主义逆流充斥苏联文学界、舆论界与史学界
“公开性”推行后不久，苏联境内便掀起一股虚无历史的潮流，起初表现为文艺作品，随后蔓延至舆论界、史学界，到1987年初出现所谓“重评历史”运动，1988年达到高潮。否定历史的人，接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论调，从批判斯大林的“罪行”和“斯大林主义”入手，进而引申开去，否定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军队和苏联英雄。
“公开性”首先意味着解禁过去的文艺作品。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有关苏联历史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文艺作品陆续得到出版或公映。1986年底，亚历山大·贝克反映斯大林时期高级工业管理人员官运的小说《新的使命》解禁出版。由钦吉兹·阿布拉泽导演的格鲁吉亚影片《忏悔》经戈尔巴乔夫同意后获准公开放映。影片是在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庇护下拍摄的，以寓言的方式影射斯大林时期的“专制制度”，1987年初在莫斯科公映引起轰动。此后，那些被出版检查部门打入冷宫的文艺作品，纷纷解禁出笼。雅科夫列夫曾称《忏悔》的公映是苏联“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不仅长期被束之高阁的禁播影片获准公开放映，报刊也可以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甚至可以再版“持不同政见者”和旅外作者的作品。《各民族友谊》杂志从1987年第4期，连续刊载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影射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小说出版后引起极大轰动，西方称其为“莫斯科的一颗文学炸弹”，戈尔巴乔夫则肯定其“围绕雷巴科夫这部小说所发生的事件，有助于消除对揭露极权主义后果的种种顾虑”。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当时影响较大的还有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于1969年的长诗《回忆的权利》，该诗描写作者父亲1931年作为富农被流放的遭遇，在《新世界》和《旗帜》两大主要文学刊物发表后引起轰动，印数达68万份。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为纪念1937年被捕的儿子而创作的《安魂曲》，也在1987年解禁出版。此外，莫扎耶夫、杜金采夫、格拉宁等过去遭禁的小说也在1987年初问世。这些作品以突破历史“禁区”为目的，以影射或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问题为主调，成为“公开性”解禁文学作品的“问路石”。
新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大量涌现，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促使人们包括年轻人去关注苏联过去的历史。一些作家、文艺评论家、政论家利用这类作品的问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斯大林的“极权统治”，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军事封建式的独裁制度”。
各种报刊纷纷登载揭露过去问题的作品，发行量几十倍、成百倍地增加。《各民族友谊》杂志因刊登《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发行量从1987年12月的15万份，增至1988年1月的80万份。非文学类刊物也热衷登载反映历史问题的作品或从事政治活动。《科学与生活》主要刊发科技类的文章，但从1986年开始，以大量篇幅刊登反斯大林的畅销小说。被誉为公开性“喉舌”的《星火》周刊，1988年11月在莫斯科搞所谓“良心周”活动，通过举办各类讲座、放映歪曲历史禁片、集资建造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纪念碑等活动，吸引群众，扰乱民心。
史学界也不甘落后。1987年3月，在历史学家、院长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持下，苏联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学院开设了“人类的社会纪念”主题讲座，第一讲的题目是《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历史被遗忘的篇章和名字》，主讲人瓦西里·波里卡契尔波夫博士提出了许多所谓鲜为人知的“空白点”，引起苏联史学界的震动。随后几年，苏联历史中不论哪个阶段几乎都出现大量“空白点”。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苏联历史的“空白点”约有150处，其中斯大林时期最多。而“大清洗”又是斯大林时期的中心话题和焦点问题。1988年，E.A．马雷舍娃统计了苏联32种报纸和97种杂志，发现1986—1988年共收集与斯大林有关的作品721篇，其中与苏联“大清洗”有关的407篇，直接相关的289篇。
在一些学者那里，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成几何级数递增，从几百万增加到上千万、几千万。直到1998年，俄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认为，1937—1950年在苏联集中营死亡的人数有1200万，加上被枪毙的富农，因集体化被镇压、被饿死的人数，总计达2000万。这在当时是较保守的观点。有人甚至认为，仅在20世纪30年代因镇压而亡的人数就达1600万—2000万。至于这些人为什么要把致死人数随意扩大，1988年9月16日《真理报》刊发苏联学者达尼洛夫的文章，或许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这些作者尽可能把数字拔高，根本不顾是否可靠和合乎逻辑，是因为“他们希望用1300万或1500万的死亡人数来给读者以震惊。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人数‘只有’400万或500万，那对我们彻底谴责斯大林对农民的迫害是不够的”。
不仅“大清洗”的后果、苏联历史上的问题被任意扩大，而且问题的根源也被无限升级：从斯大林的“专断”“独裁”等个人问题，上升到苏共的“专制统治”、苏联的“极权主义”制度。虚无苏联历史的人认为，“大清洗”的错误，包括苏联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不民主，是共产党“垄断”权力造成的。1989年，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发表长文《斯大林主义的起源》，认为十月革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强行中断了俄国社会正常历史进程，1917年到1988年“激进主义”思想和社会实践是现今社会的主要障碍。1990年3月12日，已成为“民主联盟”主要成员的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全苏人民代表大会上公然指责列宁说，“我们的整个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
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的原则。”阿法纳西耶夫还说，“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异说及其具体事件是可疑的。需要的不是修理，而是重新打基础。应当抛弃所有革命主义的理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在“非列宁化”思潮蛊惑下，反苏反共势力在公开场合焚烧“专制国家象征”的列宁像，要求将列宁的遗体从墓中迁出，所谓的理由是在苏联人的意识中“彻底清除个人崇拜的传统”。
1991年4月，《文学报》第4期刊登最高苏维埃成员布尔拉茨基和总统委员会成员、经济学家沙塔林院士的谈话。布尔拉茨基声称：“全世界都变了，已经不存在马克思在19世纪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新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都是危险的空想”;“马克思是可怕的，他提出了用暴力改造社会的概念，这种概念发展成了专政的思想，这变成了党的专政，也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其他所有人的专政，结果变成了领袖的专制”，对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说，像美国那样实行两党制是最理想的。例如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沙塔林则扬言：“我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民主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党将是一个非建设性的政党，它没有前途”;“在苏联从来没有建立过社会主义”。
否定历史的矛头还指向苏联军队和苏联英雄。反苏反共报刊和极端势力专门揭露和抨击苏军的所谓问题，把因戈尔巴乔夫错误改革造成的后果嫁祸给军队，于是，苏军成了苏联同其他国家关系紧张的“罪人”，经济衰退是苏军这只“怪兽”吸干了国家血汗的结果，诋毁苏联军人、否定苏军历史成为时髦。卓雅、马特洛索夫、克洛奇科夫、青年近卫军等苏联国家英雄遭到污蔑，苏军成了“法西斯政权”的帮凶，卫国战争胜利不过是苏联这个“大法西斯”打败了德国这个“小法西斯”。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舆论盛行，苏共逐渐失去对军队的领导权，成为不堪一击的“泥足巨人”。1990年11月14日，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文章指出，整个反军活动从今年年中起就已不再是局部问题了。分离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把败坏军队名誉的方针同排挤共产党的做法结合起来，并搞起要求政府辞职的大规模运动。
三、苏共领导人的支持与怂恿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主因
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泛滥，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毫无疑问，苏共严重脱离实际，丧失理想信念，思想理论僵化，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盛行，苏联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严重问题，都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温床与条件。境内外各种反苏反共势力正是利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以揭露历史的阴暗面和社会的消极现象为突破口，煽动群众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不满，制造混乱，乱中夺权。
在这一过程中，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苏共领导人带头鼓吹“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带头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支持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历史虚无主义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否定历史的浪潮中，戈尔巴乔夫可谓身先士卒。他不仅借“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等之名，将苏联历史上的问题扩大化，以偏概全，混淆是非，全面否定苏联的历史和实践，而且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阻碍苏联社会发展的根源。他声称“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怀疑的”，“斯大林所创立的社会结构的模式崩溃了”，“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苏联搞的是“扭曲的”“官僚专制的”“极权的”社会主义。因此，要彻底“告别过去”，“炸毁一切”，“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根本改造整个苏联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以服务于人为社会方向的社会主义过渡”。
戈尔巴乔夫还把批判矛头指向苏联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改革之初，他声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向列宁求教”。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党纲和党章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苏共在全部活动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但不久他就批评马克思主义有“局限性”，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的活力，批评列宁没有一个完整的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还宣称马克思、列宁创造的社会理论已经过时，需要重新解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
他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以及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等重要场合，攻击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是“精神垄断”，主张“坚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让各种思想“自由竞赛”。在苏共二十八大上，他继续强调“苏共坚决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苏共不仅要“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产”，而且要“领会其他革命和进步思想界泰斗的遗产”，这实际上是放弃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苏联解体后他更坦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于现实社会里，这是一个错误”。他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荣幸”。
戈尔巴乔夫不仅瓦解苏共的思想武装，而且打着“人道主义”“异化”等旗号，根本否定苏共的领导地位。他认为苏联的“极权社会主义”造成三大“垄断”，形成三大“异化”：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政治垄断”，形成“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权，造成“经济垄断”，形成“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妨碍了“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造成“精神垄断”，形成“人与文化的异化”。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对一切权力的“垄断”，这是产生“异化”的根源。要克服社会主义的“异化”，必须消除各个领域的“垄断”，尤其是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因此，必须取消苏共的执政地位，仿效西方国家搞多党制。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定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准备在苏联推行多党制，就是贯彻戈尔巴乔夫批判苏联“极权社会主义”邪说的实际行动。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负责人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授意下到处鼓吹“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鼓励社会揭露“过去的全部的真实的情况”，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积极为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平反”。他动摇苏共领导地位，否定苏联社会制度，主张取消马列主义指导地位。1990年《共产党人》杂志第4期刊登他的文章，公开批判“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他后来说：“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他恶毒攻击自己曾热情歌颂过的十月革命，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俄罗斯一千年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社会主义的大船从此“在血和泪的海上航行”。他还造谣说，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列宁是接受德皇威廉二世资助从内部瓦解沙皇的德国秘密代理人。
雅科夫列夫（1923－2005），历史学家。20世纪80年代担任苏联官员，并进入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雅科夫列夫被称为“公开性”运动的奠基人。
雅科夫列夫“忠实”履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积极执行无限制的“公开性”，通过任用亲信等办法控制新闻媒体，对苏联主要报刊和新闻媒体的领导班子进行大幅度调整。《真理报》《星火》《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等苏共中央报刊主编遭到撤换。一大批不具备马列主义素养、信仰不坚定的编辑记者被起用。这些报刊很快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沦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喉舌。
俄罗斯著名作家尤里·邦达列夫痛心地指出：“在几年的时间内，他(指雅科夫列夫——引者注)为了进行破坏而选用报刊的编辑以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人员，经过周密考虑和精心安排撤换和调动他们，规定策略手段，灌输破坏各种联系的多元论思想，利用人们对公开性的热情，也讲一点真实的情况，讲完以后马上加以歪曲，在千百万人当中煽风点火，毫不顾忌地散布怀疑情绪，破坏对人民的理智，对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入侵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拥有第一流的技术装备，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数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苏共领导人的授意、支持与怂恿下，在“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等方针的鼓动下，境内外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猛烈抨击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攻击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造谣和污蔑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被说得一无是处，苏共成为“犯了罪”的组织，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带给人民的“只有灾难”，苏联的过去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利加乔夫曾这样描述：“颠覆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员、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最终指向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
全盘否定苏共与苏联历史，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列宁、斯大林)的形象，而且极大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俄罗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谢·卡拉－穆尔扎深刻地指出，“在改革的年代里(指戈尔巴乔夫时期——引者注)，有许多非常漂亮但又模糊不清的形象进入了苏联人的意识中，如民主啦、公民社会啦、法治国家啦，等等。那些发誓忠诚于这些美好的偶像的政治家们，谁也没有阐述出概念的实质。”“无数善良的苏联人落入了政治骗子的手中，千千万万的人跟着摇曳不定的幻想火光，对向他们提出的各种决定个人命运和子孙后代命运的方案，也不知是应该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国家历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上了黑，受到嘲笑，黑白被颠倒，然后又在度量、评价系统乃至构成历史画面的事件的时间顺序上制造混乱。社会形成集体记忆的能力被破坏了……无论是整体的社会还是单独的个人，都丧失了分析过去，并利用其教训来确定自己在当今冲突中立场的能力。”
苏共及其领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降。1988年6月对莫斯科人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不到1%的人高度评价斯大林在国家历史上的作用。不少苏共党员因丧失理想信念而退党。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公布最近一年间共有420万党员退党，苏共党员数量由1900万人减少到1500万人，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没有退出苏共的党员其理想信念普遍动摇，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缺乏信任，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感到迷茫。这就能够解释一个现象：当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时，苏联境内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更不用说有力的反抗了。正如俄罗斯著名批评家邦达连科指出的：为什么在1991年8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市委和区委？因为他们所有的人摇摆不定，感到失望，不再相信，都过着双重生活。
节选自《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实质及危害》，原载《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5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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