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开宝藏》在蜀中雕造的文化因缘

汉传佛教史上第一部大型丛书《开宝藏》，是影响后世佛学典籍传播和流通的重要母本。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令内侍官高品张从信前往成都主持刻经大业，历时12年，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刻成13万张板片，全藏收书1076部（一说1085部），共5048卷，分装480帙。如此浩大的规模，无疑是佛教传入汉地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文献结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开宝藏》刊刻于成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因缘。除了自东汉以来成都佛教素来鼎盛之外，成都以及蜀地富庶的物质基础、浓厚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印刷事业和悠久的藏书传统，也是促成这一壮举的重要因素。

雕刻如此庞大的《大藏经》，必然要有技术保障，诸如精良的雕刻技术和熟练的雕刻工匠自不能少，这一点在当时的成都是得天独厚的。在图书出版方面，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在中晚唐时期成都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并且培养了一批成熟的雕刻工匠，为图书文献的传播和流通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 宋《国史艺文志》也说：“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 “墨板”即为雕刻木版付墨刷印的书籍。以上二则都明确说，雕版印书“唐以前无之”，唐代后期才出现于成都（“唐末益州始有”）。

“唐末”具体是什么年代呢？北宋史学类书《册府元龟》卷一六○已记载：“（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太和是唐文宗年号，九年为公元835年。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僧人宗睿从中国带去了“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西川”即成都，说明当时已将雕版印刷作品称为“西川印子”了，还引起了外国留学生的兴趣。这种雕印的文字又复西传，后来间有保存于世者。1900年在敦煌石室就发现“一卷木版雕刻印刷《金刚经》”，卷尾署刊刻时间和刻印目的：“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九年为公元868年。

唐禧宗入蜀，随驾的柳玼在《家训序》中也说：“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今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所藏雕版印本“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明确题名“西川成都府”，也许就是柳氏所说“雕板印纸”的“阴阳杂说”之一，或许就是前引东川节度使冯宿奏请禁断的“版印历日”之物证。及至20世纪40年代（1944），还在四川大学校区的一座唐墓中“发掘出一张印本《陀罗尼经咒》，上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的题记”。这是目前在国内现存的最早且有明确作坊的雕版印刷品，“龙池坊”也许是现在有名可考的最早“出版社”。

说明从文宗（827—839），经武宗（841—846）、宣宗（847—859）、懿宗（860—873），直到僖宗（874—888）时期，在蜀中都广泛地活跃着雕版印书的经营。

不过，1966年10月13日，在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了装在舍利盒内的古代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有的学者考证，“经卷是公元704年到751年之间的雕版印刷之作”，就此向世界宣称发现了“印刷术新的起源”。后经印刷史研究专家潘吉星仔细研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副本，发现这幅经卷之中使用了四个武则天创造的制字——证、授、地、初，一共出现了九次，因此证明这幅经卷是中国所造。恰恰史书也记载，就是在咸通九年（868），新罗人崔致远进入大唐东都洛阳国子监学习，那时他年方14岁；874年，崔致远参加唐朝科举考试，登进士第，在唐朝为官，专掌书记；十年以后（884），崔致远回新罗，把大唐文化传播到韩国，被誉为“东国文学之父”“新罗文化的圣人”“韩国儒学第一圣人”。诸如《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样的唐刻经卷，就有可能是崔致远这样的留学唐朝的学人或僧人带回去的。

需要交待的是，在稍前唐穆宗长庆四年（824）12月，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收到元稹一封书信，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所谓“作书”，即手书朱本以供雕勒；“模勒”，勒乃“勒名燕然”之勒，即勒刻于石以供拓印，这已距离雕制木质印版来印书的技术不远了。

其次，1983年美国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中国书画目录》第363号《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描绘了南无最胜佛和两名侍从。采用雕版木刻线条，之后又用画笔添加彩色的做法，叫木刻加彩佛像。此幅佛像底部有八行汉字：“大业三年四月，大庄严寺沙门智果，敬为敦煌守御令孤押衙，敬画二百佛，普劝众生供养受持。”隋炀帝大业三年是607年，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这幅画片有填墨的痕迹，可能是由于当时雕版印刷质量不好造成的，但也只是单幅，还未装订成册。

经学人考证，目前已经发现并存世的唐代蜀中刻印文献有：中和二年（82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乾符四年（877）印本历书、天祐四年（907）“西川过家真印本”《金刚经》残页、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陀罗尼经咒》等。

如前所述，雕版印刷术早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已有，但是仅为单幅，还未连缀成书册。最迟到唐文宗时，蜀中人士已将雕印技术引入书本出版领域，不过“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还有佛书，而且“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玼）。说明当时的雕版印刷，内容不登大雅之堂，效果“浸染不可尽晓”。从目前发现的文献记录来看，将雕版印书引入大型文献出版的，应是在五代时期的蜀中。

《实宾录》卷二“东宫居士”载：“五代蜀任知玄，以太傅致仕，琴酒自娱，常驾三轮车，凡城中园林宫寺、幽景之所，日夕游览。乌巾鹤氅，逍遥旷达，自号‘东宫居士’。” 这里的“五代蜀”即王建所创前蜀（907—925）。任知玄曾经取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疏》三十卷，刻于武成二年（909）至永平三年（913）之间，共460版，版藏龙兴寺，因人所请而印刷之（此道家经典之付诸雕版者也）。是后前蜀乾德五年（923），僧人昙域又版印诗僧贯休的《禅月集》（此诗集之版刻者）。

关于儒经雕版印刷起源，宋人朱翌有“后唐（924—936）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藏经史，以镂板为正” 之说。也就是说，雕版印刷术用于儒家经典出版始于后唐，远远落后于道经、佛典的刊刻时间。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后唐刻经的事，在《册府元龟》卷六○八有载：“时宰相冯道以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 此处说，后唐宰相冯道因当时通行的“经典”文字“舛谬”较多，于是与李愚委托学官们，取唐代郑覃等人刊刻的《开成石经》，经过校勘后，“雕为印板，流布天下”，令天下“后进”蒙惠甚多。

后文又进一步申明其原委说：“先是，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汉时崇儒，有三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刊立。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勅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敏于经注长于《诗》传，孜孜刊正，援引证据，联为篇卷。先经奏定，而后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钱，及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这里明确提到是受“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的启发，但又遗憾地指出吴蜀人没有用此技术来印刷儒家“经典”。于是建议“经典校定，雕摹流行”。具体执行“考校经注”之事的人是田敏等儒官。

此事，《旧五代史》和《五代会要》也有记载，还标明了具体年月（长兴三年二月）。《旧五代史》卷四三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更清晰：“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勅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可见，冯道所奏在后唐长兴三年（932），其建议“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这批儒家经典的雕印，原来是以《开成石经》为据。此处“学官”即国子监，原来冯版即是最早的“监本”。国子监雕印“九经”，最初还有专利性质，观诸书记载都以“雕印‘九经’卖之”可知。但是推行的客观效果，也曾起到过统一文字、固定版本的作用。前引朱翌“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藏经史，以镂板为正”，即其明证。

如果说前代刊刻“石经”，其意义在于确立经典的标准版本的话；那么，现在的“雕版”印刷，则更在于将标准版本加以推广和应用。自此以后，“监本”就代表官方成为经典文献的标准版本了。

用雕板来印行儒家文献，史称“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宋志》），得书途径大大畅通，读书效率也大大提高。苏轼就曾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 “日传万纸”“多且易致”，这无疑实现了当时图书传播的“现代化”。清儒钱大昕也追述说：“唐以前图书皆出钞写，五代始有印板，至宋而公私板本流布海内。自国子监、秘阁刊校外，则有浙本、蜀本、闽本、江西本，或学官详校，或书坊私刊，士大夫往往以插架相夸。” 无疑大大推动了书籍的传播速度，也提高了图书的数量和质量。

后唐宰相为了说动明宗建立文教盛举，声称“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虽然“色类绝多”，却“终不及经典”，为他明宗留下建功立业的机会。劝明宗学习汉代刊刻“熹平石经”（一字石经）、三国魏刊刻“正始石经”（三字石经）、唐朝刊刻“开成石经”的榜样，也下诏“经典校定”，采用“雕摹流行”的方式，以便“深益于文教”。用雕板方式来校正经典、统一文字，真比此前的“石经”更简便易行得多，费力小而见效快且大。

不过，这样浅显易懂道理、方便易行的方法，竟然在雕版印刷的首发和推广之地的蜀中，真的就没有人想到吗？非也！识其理、行其事者，毋昭裔其人是也！

毋昭裔，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博学有才名，前蜀王建之时即已入蜀。后蜀孟知祥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辟昭裔掌书记。知祥称帝，擢御史中丞。后主孟昶继位，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历门下侍郎、左仆射，以太子太师致仕。《十国春秋》卷五二载：“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常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是即《蜀石经》。又说：“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是即复兴儒学教育、雕版印刷儒家经典。

关于《蜀石经》底本，史书说乃以唐《开成石经》为蓝本，但却有汉唐人注，可见是参校多本而成。据赵希弁《读书后记》及曾宏父《石刻铺记》，乃先由秘书郎张绍文写《毛诗》《仪礼》《礼记》，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写《周礼》，国子博士孙逢吉写《周易》，秘书省校书郎周德政写《尚书》，简州平泉令张德钊写《孝经》《论语》《尔雅》，“字皆精谨”。

此刻始于广政初年（约938），至广政七年（944），刻成《孝经》《论语》《尔雅》；广政十四年（951），又刻成《毛诗》《礼记》《仪礼》《周易》《尚书》《周礼》及《左传》前17卷。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一引宋赵抃《成都记》径直称“刻……《左传》凡十经于石”。孟蜀时期所刻，只此十经。

后来北宋灭蜀，又补刻三经：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蜀帅田况将《左传》续刻完毕，增刻《公羊》《穀梁》二传；徽宗宣和五年（1123），蜀守席贡又补刻《孟子》。至此，儒家“十三经”便皆刻于四川成都府学，后世通称为《石室十三经》。这是儒家“十三经”的首次结集，也是儒家经典体系第一次获得“十三经”之称。“石室十三经”有经有注，规模宏大，“碑逾千数”，超过了此前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和“开成石经”，奠定了儒家“十三经”经典体系，意义重大。

如前所引《十国春秋》，除刻石经之外，此前毋昭裔还自捐家财，在成都兴起教育，刊印儒家经典和士人常用书籍。史书或说：“宰相母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镂版印‘九经’，以颁郡县，从之。”或说：“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 是中国首批雕版印刷的书籍。司马光说：“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 可见，后蜀宰相既仿汉魏唐代故事，刊刻有《蜀石经》，也运用最新技术雕刻了《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大批卷帙浩繁的古典文献。

蜀中雕刻印刷“九经”，与后唐冯道奏令版印“经典”，孰先孰后呢？《十国春秋》记在后蜀孟昶广政十五年（952）五月，如此则毋氏晚于冯氏20年矣。不过，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却说：“毋丘俭（按，当作毋昭裔，叶氏《爱日庐杂钞》所引不误）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931）也。” 据此，后唐明宗已于长兴二年（931）“命太学博士李锷（又作鹗）书‘五经’”“刊板于国子监”了。其所刊刻方法和版式，乃是受毋昭裔影响，“仿其制作”。说明毋昭裔雕印经书乃在后唐长兴二年前（明清声明“印行书籍，创见于此”，盖以雕板印刷儒经，实始于此），后唐“监中印书之始”不是始于冯道之奏印“九经”（冯系三年乃奏请），而是始于李锷之书刻“五经”。既然李锷书刻“五经”早于冯道倡议一年，则蜀刻儒经至少就应该早于后唐监本21年以上了。

毋氏以私财办学、刻书、刻石经，公诸于世，令人观习，对蜀中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宋人有言：“‘蜀学’之盈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党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 “石壁九经”即昭裔创刻的《蜀刻十三经》，可见其影响之巨。又由于《蜀石经》的书法与刊刻都出于当时名家高手，书法优美，刊刻精整，故杨慎《丹铅录》评论说：“孟蜀石刻九经，最为精确。”

《蜀石经》所用石料，系成都附近灌县等地的青石，经琢磨后双面刊刻。经石呈长方形，其厚度约为3厘米。每块经石都在其侧面刻有序列编号，各经篇目章次，一目了然。这些都为后来《开宝藏》的雕刻、编号、归类积累了经验。毋昭裔引雕版印刷术以印儒家经典、小学、类书，使这一当初只运用于术数小艺等俗文献的印刷技术，进入大雅之堂，为正经正史的推广和传播，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唐中后期在蜀中发明、经五代推广的雕版印刷术，大大促进了蜀中文献的激增和收藏。后蜀主孟昶颇重文学，曾组织编撰《蜀本草》《书林韵会》等书，是集成性质的专门学术著述。

博极群书的杨慎称赞说：“宋世书传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伪诸君，惟吴、蜀二主有文学，然李昪不过作小词、工画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经》，纂集《本草》，有功于经学矣。今之《戒石铭》，亦昶之所作。又作《书林韵会》，宋儒黄公绍《韵会举要》实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举要》为名。”

五代时期，前蜀王建永平元年（911），在成都作新宫，“集四部书，选名儒专掌其事”；其相王锴“以（王）建起自戍伍，而据全蜀，未能兴用文教，乃作《奏记》”一篇，备述伏羲“画卦”、至唐玄宗“四库”，历代君主右文崇儒、兴学聚书之事迹，劝其“兴用文教”。王锴自己也是“家藏异书数千本，多手自丹黄；又亲写释藏经若干卷。每趋朝，于白藤担子内钞书，书法绝工”。

及至后蜀宰相毋昭裔，则将这一风气推向极致，他除了发起在石本上刊刻“石室十三经”和在木本上雕印《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诸史等书籍外，还是善于藏书的名家，至“其子毋焸，藏书最富”。

前后蜀在图书事业上的善举，促进了蜀中的教育和学术事业，也为宋、元的学术繁荣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五代两蜀的四库之书，在北宋灭蜀后，与蜀宫的金银财宝、后宫佳丽，源源不断地运往开封，历时数年，对充实北宋的秘阁藏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攸《宋朝事实》说：“自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乾德元年后平诸国，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也说：“初平蜀得书一万三千卷；平江左又得二万卷。参以旧书，为八万卷。” 可见，宋平蜀之后，从蜀中所得书籍比它从后周继承下来的中央藏书还要多。进入宋代后，蜀中藏书传统不绝。熙宁中，知府吴中度重修文翁石室，建经史阁，其势崇大，栋宇雄奥，“聚书万卷，宝藏其间”。民间藏书如阆中蒲氏、眉山陈氏，俱以藏书之富，而得苏轼、范祖禹为之赋诗撰文，盛极一时。此虽后话，要亦优良传统使然。

在这众多的藏书中，肯定不乏佛家经籍。北宋徐仲谋《留题郫县西禅院古调诗》：“郫县七十寺，棋布于郊坰。景德当道衢，宝塔腾青冥。其间西禅院，地胜景物灵。何以使索然？中有‘大藏经’。自从没官来，卷帙何零丁！府民纳其直，将迁离梵庭。奇哉陈氏子，睹此而涕零。谓寺无‘九部’，何以重佛僧？如人去五脏，何以主神形？舍财百万余，赎之俾安宁。兰若皆修饰，贝叶重芳馨。籖函列金玉，堂殿挥丹青。永以镇福地，实可壮禅扄。命僧开宝藏，煌煌如日星。读诵香烟里，音响何泠泠。闻者与见者，如醉而得醒。岂不获洪福，深远于沧溟。几人富金帛，安能延百龄。唯有好善道，声誉喧雷霆。高吟二百言，长使郫民听。” 徐诗讲当时郫县有“七十寺”，其中景德寺西禅院富于藏书，由于犯事没入官家，其中所藏“大藏经”也将被抄没。有郫县士人陈氏子者，担心“大藏经”被调走后，使寺没有根魂，就像去掉五脏后人就无法生存一样，于是捐资百万，以赎买这批“宝藏”留在寺院，以供僧人讲诵。

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又记载成都城东的大慈寺之盛：“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今来守是邦，俾僧司会寺宇之数，因及绘画，乃得其详。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大慈寺不仅建筑规模宏大，而且文献丰富、艺术高妙，其建筑壁宇“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堵”。这还仅仅是绘画的统计，其他雕塑“夹纻雕塑者不与焉”。作者亲见其画，慨叹其“像位繁密，金彩华缛，何庄严显饬之如是”！这些壁画的作者（“昔之画手”），“或待诏行在，或禄仕两蜀，皆一时绝艺，格入神妙”。

此外，“其铸像以铜，刻经以石，又不可概举”，说明大慈寺中的铜铸佛像、石刻佛经，也是数不尽数的。面对如此辉煌的佛教胜境，“四方之人至于此者，徒见游手末伎，憧憧凑集，珍货奇巧，罗陈如市，只以为嬉戏炫鬻之所”，游人们只把这里当成游乐、看稀奇、凑热闹的场所。高僧大德们则利用人们的崇敬心理，趁机说法宣教——“而不知释子隶学诵持，演说化导，亦无虚日”。既要宣讲佛法，其中佛学文献收藏就在所必须了：“故以‘藏经’大部律、僧长讲之数兼列云，诸院为国长讲计七十三座，诸院‘大藏经’计一十二藏。” 大慈寺诸院常设的高级佛法讲坛“七十三座”，诸院收藏有“大藏经”多达“一十二藏”。

以上这些虽然只是吉光片羽，而且都是北宋人所记，但足以见成都佛教之盛和佛典收藏之富。成都具有如此盛大的佛教文化景象，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李之纯对此还曾经探讨过渊源，他发现其中文物文献，“有经数百年而崇奉护持无毁者，又以见蜀人敬长尊贤之心，虽久不替。噫！其可尚也哉！”作者于是感慨：“此有以见蜀人乐善向福，不吝财施者，盖自古而然，非独今日之侈。”李之纯说蜀人“乐善向福，自古而然”，洵非虚语。

总之，正是蜀中率先发明和大力推广的雕版印刷术，培养了手艺精良的雕工刻匠，才使蜀中具备承接《开宝藏》如此浩大刻书工程的技术条件。也正是在此前有五代时期蜀人系统的刊印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的实践，特别是后蜀毋昭裔在成都组织雕刻《石室十三经》和木刻“五经”印板的成功经验，才为后来张从信顺利地组织如此浩大工程积累了经验。也正是蜀中文献丰富、重视收藏，特别是成都寺院的佛典收藏，为张氏的刻藏工程提供了丰富的佛典文献保障。

正是蜀中这诸多的有利条件，促成了宋太祖在蜀中实施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并且获得成功。因此，我们说文化事业的繁荣不仅与社会安宁、物质丰富有关，而且还与科学技术、文化传统有必然的联系。

原文发表于《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