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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国志》的书名不成问题
众所周知，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是由《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构成的纪传体史书。《魏书》《蜀书》《吴书》又称《魏志》《蜀志》《吴志》。《三国志》的写作过程怎样？其分部究竟应该是称“志”还是称“书”，“志”与“书”的关系究系如何？为什么会有“志”“书”的分歧？在《三国志》书名相关问题上，这些问题都颇值得探讨。至于《三国志》的总名，则因为史传、目录与版本文献有相当确凿的记叙、著录与展现，就算再喜欢“翻案”，也很难找到翻案空间。
1、唐宋前文献的“三国志”记载
在今存所有历史文献中，陈寿元康七年（297）病卒后，时作梁州大中正尚书郎的范頵所上《请采录陈寿三国志表》（篇名用严可均《全晋文》），是最早也最权威的文献。其表文曰：
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封禅事，夫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A1）
该表载录于房玄龄《晋书》中，《史略》《册府元龟》《通志》均为辑录。
陈寿身后20年许，即东晋太兴初年（318），王隐撰《晋书》。王隐《晋书》今佚，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宋祝穆《事文类聚》均钞录其事，其中《北堂书钞》语曰：“陈寿卒，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泓遣吏责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A2）
陈寿身后50年许，即东晋永和十年（354），常璩作《华阳国志》成。这是与《越绝书》齐名的享有盛誉的古代方志，其《西州后贤志》之《陈寿传》曰：“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A3)
陈寿身后约130年，裴松之奉宋文帝旨为陈志作注，元嘉六年（429）成，献书及《上三国志注表》，其表文有“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等语(A4)。
陈寿身后190年许，即齐永明六年（488），沈约作《宋书》成。其“裴松之传”曰：“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 (A5)《南史》《太平御览》《通志》略同。下图为宋本《宋书》截图：
陈寿身后220年许，即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萧子显修《齐书》成。其卷三十三《王僧虔传》曰：“……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 (A6)《南史》《册府元龟》略同。
梁元帝萧绎（508-555）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书虫，每到一地，都要收罗钞录图书，其《金楼子聚书篇》对此作了详细记录。从中可知，“为东州时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 (A7.1)，“在荆州时……又使孔昂写得《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等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 (A7.2)从中不仅可以知道当时陈志是以《三国志》为名，而且可知其声名与影响已经与《史记》《汉书》《后汉书》相埒，“前四史”的规模已现，而唐代以之为举业科目也不为无因。
陈寿身后250年许，北齐天保五年（554）魏收完成《魏书》，其《毛修之传》记崔浩与毛修之言曰：“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卷四十三。A8.1）《北史》《史略》《册府元龟》《通志》略同。这番对话发生在毛修之归北魏，迁特进、抚军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位之后，约在延和元年（432）前后。同书《梁祚传》又有北地泥阳人梁祚（402-488）“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的记载(A8.2)。《北史》《通志》《玉海》略同。
隋唐之间陆德明作《经典释文》，该书“毛诗”之下有释文曰：“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题亦然。”（A9）
陈寿身后340年许，即唐贞观十年（636），令狐德棻《周书》完成，其卷四十九《异域传》叙高丽所见图书曰：“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A10）《北史》《皇朝事实类苑》《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玉海》略同。
又十年，即唐贞观二十年（646），房玄龄等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递修《晋书》成。其中陈寿本传曰：
“……司空张华爱其才，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A11）
上述记载，在《史略》《太平御览》《记纂渊海》《职官分纪》《册府元龟》《通志》《古今事文类聚》各有辑录，均作“《三国志》”。下图为宋本《晋书》：
前述陆德明《经典释文》对“毛诗”的释义及经典版本的诠释，也见于孔颖达《毛诗注疏》卷一“毛诗”的传注部分，该书正式颁布于永徽四年（653），字句完全相同（A12）。
成书于唐中宗四年（710）的《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为著名的理论名著，与齐梁间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齐名。其论及陈志时，有时称“国志”，有时称“三国志”。如《题目》第十一曰：“必如收意，使其撰《两汉书》《三国志》，题诸盗贼传，亦当云……”（A13.1）；《补注》第十七曰：“乃掇众史之异词，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A13.2）；《自叙》第三十六曰：“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革，历数相承……”（A13.3） 外篇《古今正史》第二曰：“陳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右说《三国志》。”（A13.4）
完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的《通典》，其《州郡》篇卷一百八十三《州郡》曰：“按《三国志》云：‘刘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所以备录《国志》以为证据耳。”（A14）
唐代中期，文学史上出现了著名的古文运动，与韩愈同时略少的李翱（772-841）也是参与者之一。其《答皇甫湜书》曰：“足下读范晔《汉书》、陈寿《三国志》、王隐《晋书》生熟何如？”（《李文公集》卷六，四部丛刊景明成化本。A15）书信中所问之事，可与前述唐人举业科目相互照应。
由上梳理可知，自陈寿离世至其身后五百年间，至少有15种（重复者不计）史著文篇有相关记叙述，三种陈寿本传的叙述也都作《三国志》。
2、宋元前版本的“三国志”题名
要考察陈志的“本名”，最直观的方法自然莫过于看到陈寿当初的稿本，当然，这几乎是永远不可以实现的奢望。
不但如此，就是唐前各种稿钞本也都湮灭在时间的风雨之中（为方便计，本文在称“版本”时有时也包括稿钞本在内，取version之意），一去不复返。即使偶有发现，比如1909年发现的《三国志·韦曜华覈传》、1924年发现的《吴书·虞翻传》等残卷剩页，也真假难定，且面目模糊，难寻书名。好在在浩渺如海的文献中，还是可以偶尔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其中直接透露或蕴含了书名的信息。
现在可见的有关陈志版钞的最早信息，是东晋元康七年（297）陈寿去世后，范頵的《请采录陈寿三国志表》(A1)，以及朝廷得表后诏河南尹、洛阳令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A2），这是陈志得入内府，并传后世的肇始。
南朝宋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裴注《三国志》（A3）后，成为后世《三国志》的通行本，《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所著录均为这个版本。而王僧虔（A6）、梁元帝萧绎(A7)、毛修之（A8.1）、梁祚（A8.2）阅读与钞录的陈志，就是这个版本吧。不过，到此为止，还只是知道陈志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书名叫《三国志》，还看不清当时的版本面貌。
现在可见当时版本面貌的记录是隋唐间（618前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该书“毛诗”之下有释义曰：
《诗》是此书之名。“毛”者，传《诗》人姓，既有齐、鲁、韩三家，故题姓以别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诗”二字，又云河间献王所加，故大题在下。案：马融、卢植、郑玄注三《礼》，并大题在下，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题亦然。(A9)
如前所述，这则对“毛诗”的释义及经典版本的讲解此后也见于孔颖达《毛诗注疏》之传注部分（A12）。这种情况的出现，要么是《毛诗注疏》吸纳了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成果，要么是《经典释文》与《毛诗注疏》同时吸纳了南北朝隋朝人的成果。当然，不管怎样，这种重出总体上还是增加了它的可信性。这则释文一方面可见南北朝以来“小题在上，大题在小”既是毛亨、毛苌、马融、卢植、郑玄经典笺注著作的版式，也是《汉书》与《三国志》的版式，另一方面也可知南北朝以来陈志的大题/书名就是《三国志》。
不仅如此，由于《经典释文》与《毛诗注疏》这类经典的解说与制度性传播，这种原本只是作为惯例的版式布局与书名，也很容易被强化成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知识与规范，从而对唐宋间书籍的钞刻产生影响。如果什么时候出土一部唐钞陈志原本，其书签上很可能是用汉晋唐代漂亮字体题写的“三国志”吧？
北宋是版刻的成熟时期，也是史籍校勘出版的辉煌时期。太宗尚文史，淳化五年即诏崇文院等馆阁开始校勘《史记》《汉书》《后汉书》“前三史”；真宗咸平初年（1000年前后）复校《史记》，又诏选官校勘刻印《三国志》《晋书》与《唐书》。关于这次史书校印，曾在北宋崇文院任著郎与南宋秘书省任秘书少监的程俱的《麟台故事》卷二曰：
咸平三年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以光禄少卿直秘阁黄夷简、太仆少卿直秘阁钱惟演、都官郎中直史馆刘蒙叟、驾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直秘阁杜镐、太常丞直集贤院宋皋、著作佐郎秘阁校理戚纶校《三国志》。又命镐、纶与虞部员外郎史馆检讨董元亨、秘书丞直史馆刘锴详校。……五年校毕，送国子监镂版，校勘官賜銀帛有差，锴特賜緋魚袋。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毕士安传》也曰：
咸平初，辞府职，拜礼部侍郎，复为翰林学士，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唐书》。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语宰相。士安曰：“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真宗然之，遂以刊刻。
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五《咸平赐三国志》则曰：
五年，四月乙亥，直秘阁黄夷简等上新印《三国志》……分赐亲王辅臣。
程俱《麟台故事》《宋史》与《玉海》三则文字分别记载了陈志的初次校刊情况，包括起因、时间、责任部门、校勘者、具体分工以及出版者，以及校刊的启动、校勘、镂版、过程中的阻力，以及印成之后的分发赐亲王辅臣之事，构成了一个完整自足的闭环。前述史料后来也被编入《宋会要辑稿》与《续资治通鉴》。《麟台故事》所记录的校勘者，与今传咸平六年为底本的《吴志》、宋绍熙本所附牒文列示的校勘者与职衔等信息也大致吻合。可知这些记载准确可靠，其书名为《三国志》也无疑义。
北宋咸平监本《三国志》原本早即不见，已无实物印证前述文献叙述之名，但是，现存几种较为完整的宋元版本，如衢州刻元明递修本、建阳刻本，虽未见原函套及题名书签，但各本书前的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以及上中下目录端题名均作“三国志”。由此可知，陈志宋本的书名应是《三国志》。他日如果有带封套及题名书签的宋本发现（宋本尚未见有题名内封面者），其上应可见“三国志”吧。以下为《三国志宋本荟萃》所收衢州宋元明递修本目录。建阳本与此大致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虽无缘得见宋元版本函套书签，但元至治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的内封面/书名页，明万历吴氏西爽堂刻本、明崇祯陈仁锡评阅本的卷端题名均作《三国志》，明崇祯汲古阁本卷端题名也为《三国志》。如果这些版本的内封面及其卷端题名渊源有自，而非凭空虚构的话，那么，即便不能逆推宋元版本陈志封套书签与题名也应是“三国志”，也可以说明清版刻者接受了宋元版本中的裴松之上表与目录端的题名作为书名。
下图从右到左分别是元至治新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内封面，明万历吴氏西爽堂本《三国志》的卷端题名，与明崇祯汲古阁本《三国志》的目录与卷端面，可供参考。
3、宋元前史志与目录的“三国志”著录
陈寿元康七年（297）离世之后到唐朝之间的300年时间里，中国历史经历了南北朝至宋、齐、梁、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及隋共十个朝代，其间既有南北之间的对峙，又有南北各自的更替。平均每个朝代也就五、六十年光景，一朝立足未稳，一朝又在战火与纷争中兴起。图书庋藏与史志目录之学虽然并未完全中断，却难毕其功；即有书成，最后也未能逃脱战火、动乱与时间的颠簸，少能传世。盛世修典，盛世修史，初唐之后，经史图籍的修撰事业这才得到蓬勃发展。
在此之外，《隋志》还著录有该书的评论三种，徐众《三国志评》三卷，东晋元帝时期（317~322）著作郎王涛《三国志序评》三卷，以及东晋简文帝时（372）曾被征散骑常侍不就的何琦《论三国志》九卷。其中，《三国志评》在《新唐书艺文志》、高似孙《史略》、王钦若《册府元龟》、郑樵《通志》等中亦有著录；《三国志序评》在《新唐书·艺文志》、高似孙《史略》等中也有著录；《论三国志》在高似孙《史略》等中也有著录。其生平与写作时间，也与陈志抄入府内正相衔接，可证其书及书名不谬。
先后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的《旧唐书》《新唐书》，其《经籍志》与《艺文志》或因正统观念未对魏吴蜀三书丛编及总名记录，而是将魏蜀吴三志分别著录。其中，《旧唐书·经籍志》中，《魏国志》三十卷，入正史类，《蜀国志》十五卷、《吴国志》二十一卷（应该包括《叙录》一卷）入编年及杂伪国史类。《新唐书·艺文志》中，《魏国志》三十卷，《蜀国志》十五卷，《吴国志》二十一卷（应该包括《叙录》一卷），皆在正史类著录。
但是，《旧唐书·东夷传》载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617-642年在位）时期事曰：“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卷一百九十九上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前此的《周書》、《通志》亦有相近记载。《新唐书·选举志》记载有当时的经史考试时也曰：“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卷四十四志第三十四）杜佑《通典》叙唐代举业生徒应修史书也说：“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幷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卷十七《选举》五“举人条例”）由此可知，新旧《唐书》的经籍与艺文虽然从正统的角度将三国之志分别著录，但《三国志》的总名仍然存在，并且已经成为弘文、崇文二馆的考试科目，且已流播海外。
元末至正五年（1345年）修成的《宋书》，其《艺文志》亦著录曰：“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裴松之注。”此外，还著录有师古《三国志质疑》十四卷，洪迈《三国志精语》六卷，李杞《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未署作者《三国志文类》六十卷。
《宋志》对此书的著录上承《隋志》，中连《崇文总目》、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尤袤（1127-1193）《遂初堂书目》、陈振孙（1179-1261）《直斋书录解题》，下接《四库全书总目》，外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这些重要官私史志与书目，一律作《三国志》，与唐前史传叙述相互吻合，均无异名。另外，胡三省（1230-1302）注《资治通鉴》，马端临（1254-1340）《文献通考·经籍考》，其中记陈志也作《三国志》。这强有力地说明了隋唐与两宋时期目录学者所见与所认定的陈志书名就是《三国志》。其中，《隋志》所著录的几种东晋时期《三国志》评论著作，新旧《唐书》所载流播高句丽，成为举子业，《宋志》所著录的几种《三国志》评论著作，更是从不同角度说明无论是在东晋时期，还是唐宋时期，《三国志》的书名都是《三国志》。
下图从右到左分别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与《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三国志》，可以参阅。其中《郡斋读书志》中有“今细观之，实高简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载夏侯惇及渊于诸曹传中……”等语，从中可以知道，著录者并非闭着眼睛抄旧史前书，而是自己细读而得的读书笔记。尤袤《遂初堂书目》在“正史类”所列书目“川本三国志”“旧杭本三国志”不仅列出书名，而且直叙其版本，同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直斋书录解题》摘要基本源于《晋书》等，又可见其对前代文献的梳理采录。他们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说明了所著《三国志》既是自己细读的，也是宋时通行的，以及与历史记载相连贯的版本，他们的著录是实在的，可靠的。
以上三节分别从文献记载、版本题名以及目录著录三个不同维度梳理了唐宋以前陈志书名实际状况，整个记录涉及从写书——献书——传钞——版刻——目录著录整个过程，贯穿东晋到宋元整个历史。史传文篇、版本与目录相互印证，海内海外交相说明，脉络清晰，跨越千年，横贯万里。当这些异时异地作者与著述众口一辞将陈志叙述与著录为《三国志》时，《三国志》书名、本名按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二、《三国志》也被称为《国志》
如果读者诸君只是读了第一节，大概率不会对《三国志》产生任何疑问吧？
然而，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就像汇纳百川泥沙并包的大海一般，积聚的史料十分丰富、复杂与多元，很少完全一致、没有杂音的史料。只有夏虫才会说这个世界绝对没有冰雪，只有井蛙才会说这就是全部的天空与云彩。
即如有关陈志书名的历史文献，前面所展示的只是诸多史料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尚知诚实是学者与普通人基本要求的作者，我不得不坦白，就自己所翻检的文献而言，还有不少作者在不同书著不同场合中将陈志称为或署为《国志》，而不是《三国志》。这既是《三国志的本名》出台的文献原因，也是本文不得不直面的事实。
1、唐宋前文献的“国志”记录
在所有历史文献中，常璩的《华阳国志》是用“国志”一词较多者。如《公孙述刘二牧志》篇曰：“公孙述、刘牧、二主之废兴存亡，汉书《国志》固以详矣”（B1.1）。《李志》篇曰：“孙仲谋割有江东，伯符兆基，子止侯爵，《国志》耻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为知人。吾将弥缝《国志》之耻，以继宣公之美。”（B1.2）《梓潼士女志》之“譔曰”：“但依汉书《国志》，陈君所载.”（B1.3）从上下文看，这几处“国志”多半是指陈志。
袁宏（约328～约376）的《三国名臣颂》也是较早称《国志》者之一。该文《晋书》卷九二《文苑传·袁宏》载录，梁萧统《文选》卷四十七编入，文字略同。其文曰：“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虽道谢先代，亦异世时也。”（B2）该文的对象是“三国名臣”，这里的《国志》当指陈志。
裴松之元嘉六年（429）为陈志作注毕，作《上三国志注表》，其表文曰：“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B3）其称名与标题有所区别。此表《宋书》裴松之本传未载录；据刘知幾《史通》，裴子野《宋略》有载，今未见；唐许嵩作于肃宗时（756）之后的《建康实录》摘录未全。该文因冠于宋本及诸本《三国志》卷首而传世。其注文也有少数场合用“国志”复指，如《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有“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等语，对此裴松之有注曰：“案《魏武纪》，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乃策未死之前，久与袁绍交兵，则《国志》所云不为谬也。”（B3.2）
沈约《宋书》裴松之本传中将其所注之书称为《三国志》。但在卷二十三中也有两处使用了“国志”之名。其一曰：“赤乌十三年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太元二年，权薨，是其应也。故《国志》书于吴而不书于魏”（B4.1）；其二曰：“吴王孙亮五凤元年，斗牛吴越分案，占有兵丧，除旧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孙綝盛兵围宫，废亮为会稽王，是其应也，故《国志》又书于吴” （B4.2）。这两处记载在《晋书》卷十三《天文》中略同。查陈志，《吴书·孙权传》、《吴书·嫔妃传》确有相关记载，可知《宋书》与《晋书》所叙《国志》是指陈志。
北魏天保五年（554），魏收奉诏撰《魏书》成，其卷六十七《崔光传》曰：“诚知敏谢允南，才非承祚，然国志史考之美，窃亦辄所庶几。”（B5）《北史》卷四十四略同。此处虽然偏于泛指，但与陈寿相连，亦录于此。
公元六世纪末（580），隋文帝灭陈之后，先后历经梁、北齐、北周的颜之推也随着历史的车轮进入隋朝，不久完成著名的《颜氏家训》，其《书证》篇曰：“《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刀为劭。”（B6）
唐贞观十年（636），李百药修《北齐书》成。其《宋显传》也有“绘依准裴松之注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的记载(B7)。
贞观二十年 （646）闰二月，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修晋书诏》，现收于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政事》，其中有言：“蕞尔当涂，陈寿核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B8）从句意看，句中的“国志”应指当涂（魏国）之志，但因为与陈寿相连，也不能完全排除指向陈志之意，暂录于此，以作参考。
前面说到孔颖达《毛诗注疏》中“毛诗”的传注与陆德明《经典释文》都有“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题亦然”句，不过，孔颖达对这句话的疏解却是：“班固之作《汉书》，陈寿之撰国志，亦大名在下，盖取法於经典也。”（B9）用了“国志”一词。
此外，李延寿的《北史序传》篇末“臣延寿言”也有言曰：“自斯以后，皆所取则。虽左史笔削，无乏于时，微婉所传，唯称班范，次有陈寿国志，亦曰名家，并已见重前修，无俟扬榷。”（B10）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作成的《史通》中用“国志”处最多(B11)，至少有八篇十处。其中包括《列传》第六曰：“陈寿国志载刘孙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传”（B11.1），《断限》第十二曰：“陈寿国志，引居传首” (B11.2)， 《称谓》第十四曰：“故陈寿国志，独呼武曰祖；至于《文明》，独称帝而已” (B11.3)， “故国志所录，无异匹夫” (B11.4)， 《补注》第十七曰：“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B11.5)， 《曲笔》第二十五曰：“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B11.6)， 《探赜》第二十七曰：“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 (B11.7)， 《人物》第三十曰：“陈寿国志、王隠《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斯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B11.8)，外篇《古今正史》第二曰：“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及寿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国志》明乎得失，辞多劝诫，有益风化，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就家写其书。” (B11.9) ， 外篇《杂说中》第八曰：“裴几原删略《宋史》，定为二十篇，芟繁撮要，实有其力。而其所录文章，颇伤芜秽，如文帝《除徐傅官诏》、颜延年《元后哀册文》、颜峻《讨二凶檄》、孝武《拟李夫人赋》、裴松之《上注国志表》……凡此诸文，是尤不宜载者。”(B11.10) 同一部书中反复用这一特名，颇具意味，值得品咂。虽说《史通》并非最早用“国志”一名者，但是，由于《史通》为古代史学理论高峰之作，如此频繁地使用该名，势必对后世陈志的称名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唐前共有十一种文献在指称陈志时使用了“国志”一名，确实值得注意。
2、宋元前版本的“国志”题名
由第一节可见宋元前版本多有“三国志”题名，不过，这同样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全面审察现存陈志版本，尤其是宋元前版本，同样可以发现这些版本题有“国志”之名。
在雕版之前，所有记录下来的钞录版本题名都是“三国志”，但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孔颖达的《毛诗注疏》（B9），用“国志”来复指传注案语中的“三国志”。
今存较为完整的两种宋代版本，即衢州宋元明递修本与建阳刻本，“国志”题名地位更为突出，其正文卷端的大题均作《国志》，与目录卷端题名形成对比。前示《三国志宋本荟萃》所收衢州本卷端题名如下图：
两宋之后，元代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学刻本，明代万历间祭酒冯梦祯校刊的南监本，其卷端题名都作《国志》。
或许，这两则材料正是一级论文《三国志的本名》产生的直接动因。辛德勇先生在文中也坦承：“陈寿此书本名《国志》，其最为有力的证据，乃是今传宋元刊本大题俱镌作‘国志’而非‘三国志’。”（《文史》2013年第3期第14页。以下只标页码。）又说孔疏中“陈寿之撰国志，亦大名在下”之句，“显然是在讲唐代初年所见陈寿之书写本题署的名称，亦为宋元刊本题名因承所自。”（第24页）既然唐初写本的名称为“国志”，宋元刊本的题名又为“国志”，那么，陈志的本名是《国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陈志的本名果真是《国志》么？
三、《三国志》本名《三国志》论说
有关陈志书名的两边史料大致如上所述。其基本情况是：无论唐前文献的记录，抑或是宋元前版本的题名，大致是兼有两名。
那么，陈志的书名到底是《三国志》还是《国志》呢？或者按辛德勇先生的说法，陈志的“本名”到底是《三国志》呢还是《国志》？哪种说法才更接近历史本相呢？换一个角度说，怎样理解才能弥合第一节与第二节书名记载的矛盾呢？
1、陈志书名问题的真与假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指出：如果“陈志的本名”指的是作者陈寿稿本定名的话，那么，这可能是一个真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这里至少有三种可能。
其一，陈寿当初已经完稿并为魏蜀吴三书确定总名，因为后来某个采录、著录、传钞、版刻或叙述的差错或未必算差错的原因造成了《三国志》与《国志》两个题名。比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汉书·杨恽传》说：“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汉书·艺文志》则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东汉魏晋以后渐次衍变为《史记》，到《隋志》中才定型为《史记》。在这种情形下，这是一个真问题。
其二，陈寿当初在为已经完稿的魏蜀吴三书给定总名的过程中，在《三国志》与《国志》两者之间犹豫不决，取舍未定，在正文、目录或《叙录》中留下了这种犹豫的痕迹，却并未最终定题。早期采录、著录、传钞、版刻或叙述者按照自己的理解从中选择了其中一个书名，于是有了后代《三国志》与《国志》两名之分。这种情形下，要将“三国志的本名”锁定为某一个书名，则是一个无法定论的假问题。
陈志之后，学者仍想为这段历史作史者可以说代不乏人，其中元代郝经就是一位。郝经用他的亲身经历形象地演示了一个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写作事实：“撰史容易定名难”。在全书书成之时，他先是沿用旧名“三国志”，并在序中写道：“十三年冬十月，书成……共九十卷，别为一百三十卷，仍故名曰《三国志》。”在此原文及原注之后，宜家堂丛书本有案语曰：
谨按，《陵川集》载此序云“号曰《续后汉书》”，与此不同。观此序则知作序本名《三国志》，后乃改名《续后汉书》，苟宗道所为行状有云：“仍自以为曰《续后汉》者是也。其后延祐间有中书省咨文仍称《三国志》，至江西行省开刊，始定称《续后汉书》，冯良佐序所云“今所定称者”是也。
读了这则元人新著三国时代的史著“《三国志》——《续后汉书》——《三国志》——《续后汉书》”几度反复的历程，就可以知道，为图书定名看起来是两三字的问题，其实却有颇多思虑。过程中出现摇摆与反复，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特别是想要为这段无名或多名的历史定名，确有其困难。这段历史应该定名为“魏”“蜀”“汉”“后汉”“三国”还是其他？不同命名将产生不同的意蕴，确实颇值思量。在这种情况下，在未界定“本名”是头脑中第一次出现的书名，还是笔下第一个书名，或是笔下最终的那个书名的前提下，奢谈《三国志》的本名，同样没法着笔。
其三，陈寿当初只是按照时代惯例、既定史料条件与自己的理解以分国纪传的形式记载了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间的历史，没有或者并不需要为其给出确定的书名。早期采录、著录者按照自己对这个时代与图书性质的理解，来著录与称述此书，这便成了它的书名。不同接受者理解不同，记录的书名不同，于是有了《三国志》、《国志》与其他称名。
在研究与阅读古代史，人们难免会按照当代的意识来理解历史问题。比如，现代读者总是倾向于认为写作会有一个确定的书名，否则就会像高考作文忘写题目那样被扣分。然而，这只是写作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开始，也不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确切情形。
事实上，图书的书名篇名从无名到有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古书多无大题”（余嘉锡），这几乎成了文献学界的共识，《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商君书》等书著，都是出于门弟子或者像刘歆、刘向等图书整理者之手。“《汉志》于不知作者之书，乃别为之名。”（余嘉锡）这是汉以前图书得名的重要途径。一般以为《吕览》是有题著述或曰作者自题的开始，但即使是在东汉之后至隋唐之前，书名篇名意识与状态也仍然不甚稳定。有的有书名篇名，有的无书篇名；有的作者已经为书篇命名，但图书钞录者与书目著录者也未必遵从作者之意。只要将萧统《文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文集中的篇目与史传中的载录略作对比，就可以发现当时文篇题目大致如此。书名情形与此大致相类。
单就史传一脉而言，两汉至魏晋朝北朝之间大体上也属于从无题撰述到有题撰述的过渡阶段或者有题撰述的确立阶段。作者既可以像先秦有些著述一样，只顾按照惯例、类型与文体来立言而不立题，也可以既立言又标题。在那个时代的撰述者头脑里，像“史记”“汉书”“后汉书”这样的题目，在定稿标名与被经籍志、艺文志等目录书著录之前，既是某一类型与性质著作的普通名词（不必甚至不能标书名号），又可以是专指某一部书的专有名词（应该标明书名号），具有双重性质。作者更需要选择的是：我要写某一种书，某一类书，某一代书，而非要写一部名为什么的著作。只是在书卷上标注、在经籍志、艺文志上标志与著录之后，这一种/类/书才转换为某一部具体的书，而泛指性质、种类、类型、体性、时代的普通名词才会转换为专指称这一部书的专有名词。
司马迁曾自述其作《史记》原委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也有相近叙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知司马迁撰述的目的是受前人激发，想要“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家之言究竟要不要另外取一个独特的书名，司马迁并没有那么强烈与明晰的意识。他觉得称之为“太史公书”就已经够了。一般理解，这个词乃是“太史公（职位）+ 书”的组合，主要还是表示图书性质，并没有完全蜕变为专名。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汉书·杨恽传》才会叙作“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汉书·艺文志》则将其著录为“《太史公》百三十篇”，汉魏以来学者才暗度陈仓地将《太史公书》转换为他们认为更为切当的称呼：《史记》。“史记”这个词原本也是史著的泛称，《史记》自身对此就多有叙述，如“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周本纪》），“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十二诸侯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六国年表序》），“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太史公自序》）。在进行标点与整理时，这些语句中的“史记”都以不加标点为宜。只是这个词被用来专称《太史公书》之后，“史记”这才成为司马谈、司马迁述作的专名，而其作为史书类型的本义反倒有所遮蔽。《太史公书》的命名及其“变身”为《史记》的过程，可以说是由汉至隋史著撰述命名历史的浓缩。
《汉书》的写作也与此类似。班固《汉书·叙传》“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汉书》承《史记》而起，《汉书·叙传》依傍《太史公自序》而作，而这段自叙写作缘起中的“汉书”的结构，也与《太史公自序》中的“太史公书”结构相近，是由“汉代+书”构成，只是“太史公”的职位名变化为“汉”的朝代之名，将“太史公书”的通代之书发展成了一代之书。但其这个词语所含的史书性质或类型并没有变化。
自此之后，一直到《宋史》之前，这种结构便成了正史写作与命名的基本规范或潜规则，撰述者并不需要特意为该书另取专门性区别性很强的名号。撰述者无须特别命名，而其名已成。题名与不题名，都没有大区别。撰述者、采录者与著录者都明白这点。无论撰述者还是著录者都不必担心不特意命名或按规则命名带来的重名问题。看看《隋志》所著录的“后汉书”“后汉纪”“晋书”“晋纪”，就会有非常直观的认识。
后汉书：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张莹《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范晔《后汉书》。
后汉纪：荀悦《后汉纪》、袁彦伯《后汉纪》、薛莹《后汉记》。
晋书：王隐《晋书》，虞预《晋书》，朱凤《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谢灵运《晋书》，臧荣绪《晋书》，萧子云《晋书》，郑忠《晋书》，沈约《晋书》。
晋纪：陆机《晋纪》，干宝《晋纪》，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习凿齿《晋纪》，刘谦之《晋纪》，王韶之《晋纪》，徐广《晋纪》。
知情的读者此时就会出来打一句抱不平：这并不是词语丰富还是贫乏的问题，不是他们想不想整新词与怕不怕撞衫的问题，而是当时就这一种尺寸与颜色的衣服。看到这么多高度雷同的书名，不知情的读者可能要质问一句：你们的词语就如此贫乏吗？你们就这么不怕撞衫么？你们就不能整一点别的词么？
陈志之作，时代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之后，《晋书》之前，其图书性质与命名构成了一个前后相承的系列，作者的命名意识当与其前后相一致。即陈寿有强烈的作史意识，但未必有强烈、特别而专门的命名意识。看看《隋志》著录的其他作者的同类书，如王沈撰的《魏书》、韦昭撰的《吴书》，也可体会到这点。
另外，即便陈寿已经按“朝代+书”的方式完成对三部单书的命名，也仍然存在没有最后完成对其丛编总名命名的可能。如此，则采录者、著录者、钞刻者与读者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称呼也就可以理解。而《三国志》《三国书》《三国史》等总名称呼，《魏书国志》、《三国魏志》等单部书的称呼也就成了接受者的自由，不存在本名与非本名的问题。
明白了陈志稿本是否本有定名的其一、其二、其三三种情况，就可以知道只有在其一的前提下，关于《三国志》本名的讨论才能成立，才是一个可以研究的真问题。换言之，如果要对“《三国志》本名是什么”进行讨论，就必须假定陈寿稿本已经对《魏书》《蜀书》《吴书》丛编的总名定名。
本文以下部分对于陈书本名的讨论，及对辛德勇先生《三国志的本名》的批评，都是建基于这种假定，也必须建基于这种假定。
如果连这个假设都不存在或不设定，那么，辛德勇先生就是用40000多字的篇幅论述一个完全不存在的问题，这样也未免太残忍。
当然，知道这个仁慈的假设存在的概率只有三分之一，已经非常残忍。
2、陈志书名的源与流
在假设陈寿已经定名的前提下，平心说来，《三国志》的本名问题讨论起来并不算太难。
历史著作，无论是国别体、纪传体、还是纪事本末体，说到底都是编年体，都是按照时间先后排列材料。历史研究也同样如此。一位作者是否跨入历史研究的大门，只要看看他是否按照时间先后来对材料排列分析，他的史料搜检与展示得是否全面，是否包含与合理地排除了相反材料，排列得是否有序有条理，分析是否有度有分寸，大致就八九不离十了。
尽管不是所有研究都要、都能用表格来展示，但不得不说，表格的方法确实有直观与有序的优点。本文试以第一、二节文献为准，合成《唐宋前陈志称名一览表》，再以此为基础略作分析。
本表收入唐宋前有关陈志的称名文献，由此考察其称名的源流情况。其中，两宋以后（含两宋）的版刻文献与唐宋时期的书目著录情况不归入本表。两宋版刻不归入表格有两个原因，一是两宋源于唐前，其本源在唐前已有显示；一是现存宋元版本题名都是《三国志》与《国志》两题：书前上表的篇名与目录端题名均为《三国志》，正文卷端题《国志》，难以看清先后。书目著录不入表格，则是因为所见所有重要目录书著的著录都相一致，眉目已经非常清晰。
一览表由文献序号、写作时间、刊刻时间、源文献名称、三国志称名序号、国志称名序号共七列构成。其中，写作时间列填写的是该文献的写作时间，如果其时间是一个区间或者时间点不太清晰，则选用相对较晚的时间点，比如天监年间在公元502-519之间，表中就填入519。版刻时间是指本文所用载录文献的刊刻时间，一般是该版本的最早版本；如果所用为递修本，为简便计只标注原刻时间；如果所用为现代整理本，则还原到其原版时间。文献作者为多人时，只填写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人物。
由上表可见，唐前共有20种文献曾对陈志有过论述，其中有15种文献称《三国志》，占比80%；12种文献称《国志》，占比60%；7种文献两称，占比33%。唐前史传与文篇中确曾存在《三国志》与《国志》两种称呼，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但是，即便单纯从数量上看，称《三国志》者也比称《国志》高出20%。
不仅如此，《华阳国志》陈寿传、沈约《宋书》裴松之传、房玄龄《晋书》陈寿传前后三种异时异地的本传，都是称《三国志》而非《国志》。其中《宋书》与《晋书》的版本还是宋版，其权威性无可辩驳。
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献中与陈寿时距最近的两种文献即范頵的《请采取陈寿三国志表》（A1）与王隐《晋书》中的称叙(A2)都是《三国志》，其中范頵上表与陈寿为零距离，而“国志”说最早的文献常璩《华阳国志》(B1)与袁宏《三国名臣颂》(B2)则是陈寿辞世半个世纪之后这才出来的文献。
也就是说，无论从数量看，从文献类型与质量看，还是时间先后看，“三国志”都比“国志”有更大的优势，何况这里还没有将半壁江山的史志目录学中的著录考虑进来。如果历史确实是从远向近方向发展，前者为源后者为流，前者为本后者为末，那么，陈志的本名为《三国志》，《国志》是在其面世传播半个世纪之后滋生的新名称，就是一个非常简明的事实。
3、陈志书名的名与称
明白了在陈志的称名中，《三国志》为源《国志》为流，《三国志》为本《国志》为末，看官们可能会疑窦顿生：这些文献为什么好好的《三国志》不称，却要称《国志》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艰深，相反，相当简易明白。
只要知道曹操又叫孟德，又叫曹阿瞒，又叫魏武帝；刘备又叫刘玄德，又叫卖履小儿，又叫大耳贼，又叫先主，又叫汉昭烈帝，也有人称他为英雄；诸葛亮又叫孔明，又叫卧龙先生，又叫智多星；孙权又叫孙仲谋，又叫碧眼儿，紫髯公，又叫吴王、大皇帝……一个人有名，有字，有号，有绰号，有称号，有昵称，有谐称，有尊称，有类称，有常称，有简称，有代称，有变称，有异称等等，不一而足。当代一些互联网原住民深度用户，既有大号，也有这样那样的小号，与此也相类似。
人名如此，书名同样如此，比如《尚书》又称《书》，《诗经》又叫《诗三百》《诗》，《战国策》又叫《国策》《国事》《修书》《短长书》，《史记》又叫《太史公书》《太史公》《史》《迁史》，《汉书》又叫《前汉书》《汉》《班史》，《后汉书》又称《后汉》《范史》。与此相类，陈志也有诸多称名，如：《三国志》《三国之志》《国志》《三志》《三国》《国》《志》《陈志》《寿书》《寿志》等。成书于齐和帝中兴元年（502年前后）的《文心雕龙》曰：“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又赞曰：“《吴录》《三志》，著作肇始。”（卷四《史传》）何之元（？-593）《梁典序》曰：“及陈寿所撰，名之曰《志》，总其三国，分路扬镳。”（《陈书》何之元传）成书于唐开元十六年(728)的《初学记》曰：“撰《三国》，创《十志》。”（卷十二职官部下）《史通》则有句曰：“《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晋》已降，烦碎如此。”
这种一名多称、长名短称的现象既是普通的存在，也是语言的自然。
当然，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名号中，总有一个更为正式的名号，这个正式的名号就叫“名称”，而其他名号则是“称名”。一物可以多名，多物也可以同一名。一名可以有一称，但通常的情况是一名有多称。名称是某人某物是什么名字，称名则是别人家对该人该物的称呼，因之名称更为正式、确定，带有较强的规定性，而称名则会因不同的称呼者、不同的语境而出现这样那样的变化，它更随机，更个性化。只要说话者与接受者形成了默契，其称呼几乎可以是任意的。只要接受者能懂，就是将《三国志》称为《三》也未为不可。
那么，怎么才能知道这些名号中哪个是名称或正名，哪些又是称名呢？
这个问题也不太难。不管他人怎样称呼某人，也不管自己如何自称，如果要确知这个人的名称（正名、本名），查看身份证、户口本与档案是最为可靠的方法。不管别人叫他“玄德”，“卖履小儿”、“大耳贼”，“英雄”、“先主”，还是“昭烈帝”，他的户口本与档案上姓名一栏都只写着“刘备”。这个就是正名，就是名称，而其他名号就是称名与称呼。正名当然未必就等于本名，但如果没有材料表明撰述者中途曾经改过名字，户口普查员也没有因故为他改名换姓，那么，户口本上的正名一般就会认作是本名。
由于唐前陈志的钞本俱已风化，无法看到它的实际面目，而两宋间的版本又都同时有两种题名，其上表篇名与目录端题名都是《三国志》，而卷端题名又都是《国志》。一字之差，无法定夺。也就是说，从早期图书中已经很难问/看到他的正名。这个时候就只有以当时的户口本或档案为准，也就是以历代图书普查的登记簿为准，即以历代正史中经籍志、艺文志，以及重要官私书目为准。这些史志与书目多非只有一个书名的简单信息，而是包含了作者、卷数乃至版本等多方面信息；多是撰著者在对图书进行目验、阅读甚至研究后著录而成。它们是历代古籍近距离的、实物的、详细的、学术的与可靠的著录，那些经历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作者著录的作品尤其如此。在没有确凿材料证明其有误的情况下，这是证据力最强的文献。
正如第一节第3小节中看到的，自《隋志》以来以至于《宋志》乃至于《四库全书总目》，各种重要官私书目都是著录为《三国志》，尚未见重要书目著录为《国志》，这足以证明各时代著录者看到的陈志就是《三国志》，《三国志》即是陈志的正名/名称/书名，而《国志》只是《三国志》的称名。
《华阳国志》《宋书》《晋书》《史通》几种两称的文献，其更为正式的篇目如前三者的本传与《史通》的正史叙录，也都是以《三国志》相称，《国志》只是出现在相对不重要的篇目与语境中，也可以见证这点。
其实，只要简单对陈志如“三国志” “国志”“三志”“三国”“国”“志”“陈书”“陈志”“寿书”“寿志”等称名作些分析，也不难得出何者为正名/名称/书名，何者为称名。“陈书”“陈志”“寿书”“寿志”四名由撰述者姓名的一个字+书名的一个字构成，除了从中知道其书名应该包括“志”或“书”字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但“三国志”“国志”“三志”“三国”“国”“志”六个称名自身，却简明地说明了陈志的正名/名称/书名只能是《三国志》，而不能是《国志》或《三志》或《三国》或《国》或《志》。从“三国志”可以得出“国志”“三志”“三国”“国”与“志”中的任意一个词；从“国志”“三志”“三国”“国”与“志”中任意一个词却无法确定地得出“三国志”；但从“国志”“三志”“三国”“国”“志”五个词却可以推出它们共同源自于“三国志”。这种不可逆的关系清晰地说明了“国志”“三志”“三国”“志”是由“三国志”变化而来，《三国志》是陈志的正名/名称/书名，其他三名则是陈志的变名称名，反之则不成立。
虽说正名并非就等于本名，然而，结合前一小节所论源流关系，可以知道陈志的正名《三国志》同时也是其“源”名或本名。
如果要对名与称之别、《三国志》为什么会频频被人另称为《国志》有更深入的了解，那就需要对语言、汉语、汉语写作、汉语词体语体文体的风格特性有所了解。这话说来话长，然而，就“三国志”与“国志”的名称关系这个具体问题而言，则不妨长话短说。
早在八十年前，陶元珍在解释《史通》将《三国志》称为《国志》时就说：“盖由行文之便，如司马迁省称‘马迁’诸葛亮省称‘葛亮’，非是书总名有异称也。”（《三国志篇目考》。《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3月）。四十年前缪钺先生也说：“所谓‘《国志》’者， 亦即《三国志》之简称也。”（缪钺《〈三国志〉的书名》，《读书》1983年第9期。）后来李纯蛟在《〈三国志〉书名称谓考》也说这是“为了简约其辞， 或便称举， 或骈偶其文而已。”（《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简明地道出了《三国志》别称《国志》的重要原因。下面不妨略加申说。
简明与节省虽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语境下的追求，却可以说是不同语言的共同追求。在书写代价高昂的年代尤其如此。缩略语就是简明与节省追求的一个突出表征。当一个名词在此前已经出现，或者虽然不出现但说话者与接受者对此已经有默契的前提下，使用省称来指陈，既节省了说话人与接受者的能量，又有变化之美，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以篇章或一部书为单位，将《三国志》省称为《国志》，所省并不算多，只是少写了一个字而已。可是，如果以这个名词为单位来考察，3个字减少了1个字，省写了三分之一的长度，这个效率则颇不算小。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复指此书时，曾称《国志》而不称《三国志》（B3），李百药《北齐书》（B7）说“李绘……依准裴松之注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也可能是受此效果的诱惑，未必表示裴松之眼里手里的陈志题名就是《国志》。沈约《宋史》松之本传“上使注陈寿《三国志》”（A5）的表述就与此不同。裴松之子裴骃曾有《史记集解》，司马贞（679－732）在集解序中索隐说：“骃，字龙驹，河东闻喜人……父松之，字世期，太中大夫，注《三国志》。”也可作为参证。
可以略加补充的是，将“三国志”省称为“国志”，不但有简明与变化之效，由于“国+志”结构，其义近于“国史”，既是“史”的类名，又有“国”的尊意，犹如时下还可以听到的“国医”、“国术”、“国花”与“国酒”等。所谓“外史掌书王言动作之事，以为国志。”李世民所说“蕞尔当涂，陈寿核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B8）中的“国志”，显然是与“帝籍”对称的类名，虽然可能指向《三国志》，但是类称美称而非专名，最能说明这点。后来重修三国史的郝经说：“陈寿之为国志时，东汉史尚无完书，乃断自献帝而下，为魏蜀吴书，总谓之《三国志》。”（郝经《续后汉书序》）也可见“国志”与“三国志”这层关系。
当然，“三国志”常常省称为“国志”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笔之分”与骈俪风尚。众所周知，东汉到初唐之间，是文笔之分与骈俪发展的鼎盛时期，以致于世有“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说法。虽然对于“文笔之分”时人本有不同理解，但大体不出“有韵曰文，无韵曰笔”的范围。这里的“韵”有狭义、有广义。狭义之韵是指诗赋的脚韵，广义的韵则是指语句篇章的韵律，比如句中之韵，节奏之韵，尤其是二二音步、四六句法以及上下句词语对偶带来的韵律感。文笔之分一方面强化了文与学、文与史之间的区别，而对文美的追求反过来又渗透到历史与经学领域。
事实上，许多今天读者眼里的大史家，比如班固、袁宏、裴松之、沈约、唐八史的不少作者，同时也是文学大家，如《汉书》作者班固就同时是大赋家。即使是文学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心雕龙》与《史通》，也是用骈文写成的，而刘知幾还在《史通》中不时对骈俪加以批评，以为“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杂说下》）六朝乃至初唐的作者，几乎到了无写作不骈俪，无骈俪不写作的程度。缺少了骈四俪六的结构，更为宽泛的二二音步，以及上下句子中相同结构的词语，写作者就失去了行文的节奏，而阅读者也不知从何断句与读起。
如《先唐陈志称表一览表》所示，先唐所有单称“国志”的几个用例中，袁宏《三国名臣颂》 (B2)、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B3）、李世民《修晋书诏》(B8)本身就是讲究骈韵的文篇，都是出现在二二音步，或四六结构，或前后相对的词语结构中，都是为了符合广义韵律或骈俪的缩称。裴松之注文（B3）、颜之推《颜氏家训》（B6）、李百药《北齐书》(B7) 虽非文篇，也可见骈韵的渗透与扩展。
以《三国名臣颂》为例，“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这种四字句式，如果“三国志”不省称为“国志”，则将失去步调一致的节奏，这是追求节奏与骈俪之美的文士不能容忍的。简省的表达通常要付出表意完整性与准确性流失的代价。若非有上下文，一般读者未必能够所见即所得地感觉到其本义，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注解帮助。吕延济在唐开元十年前后注《文选》时，就特意在“常览国志”下加注曰：“志，谓三国志也。” （《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七，四部丛刊景宋本）在这组被注与注解的关系中，“国志”近似于曲折隐晦地表达原词原义的谜面、小号或马甲，而“三国志”则是所见即所得的谜底、大号与本名。说“国志”，读者未必就懂；一说“三国志”，那些晨昏捧读它的举子士人来说一闻便知。其他各例情况大致如此。即便要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从一个角度说明这种修辞整容的风气有多少的强盛。
当然，韵律与骈俪的追求主要还是表现在文篇之中，史传中虽有渗透但还没有蔓延，在目录簿册之中则无法渗透进去。即便是篇什的写作，作者有时也会不为所动，仍旧依情按实行文，而非盲目地追求行文节奏、韵律与词藻。这也是即使是在骈俪大潮中，史传与文篇中仍然可以看到大量“三国志”这种常不合音韵骈对的表达。
4、陈志题名的正与别
明白了“三国志”是陈志的名称而“国志”则是称名后，还需对宋元刊本中的书名问题，特别是其书前的上表题名、目录端题名与正文卷端题名不一致的现象再加解释。
在现代读者眼里，书籍的书名或题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读者从书店里买到或从图书馆借到一本书，印在封面、扉页与书脊显眼位置上、一眼可见的那几个大字就是书名。
不过，这只是图书钞写刻印与装订技术发展了几千年的现代成果，是二十世纪以来石印、铅印、激光印制及与之匹配的胶装图书题名的典型样式。这种样式虽然是从唐前钞写卷轴装、宋元版刻线装图书题名样式发展过来，有其相联系与类似之处，但毕竟经过了不断升级与嬗变。
由于陈志的唐前写钞本已无可足信而完整的纸墨保留下来，卷轴装的图书题名形态略过不论。
从得到保护的图书遗产的角度来说，宋元明清时期的版刻是中国古代图书发展的黄金时段与主要形态。相对于现代胶装图书，其题名题写方式更为复杂与不稳定，但相对此前的书钞题名，规范性还是更强。版刻图书的书名一般会同时或部分同时在以下位置出现：1）封套的书签；2）内封面/或称扉页/或称题名页；3）首尾序跋表文；4）目录端；5）正文卷端；6）正文卷末；7）版心/书口；8）牌记及其他。
如果不同位置的书名完全一致，当然只要看其任意一处的题署即可。可事实恰恰是不同位置其题名往往并不一致，恰如前一小节“陈志书名的名与称”所论文字文献中有一名多称现象一样，在版刻实物中也有一名多题现象，变称与省称是古籍题名的常态。除了正名/书名之外，其他题名可称为“又题”、“别题”。比如，有一部影宋本王十朋集注杜诗，其封套书签题名为“影宋编年杜陵诗史”；内封面题名为“景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正文卷端题名为“王状元集百家注编杜陵诗史”；书根题名与封套题名同。
今知建知书堂元世祖至元甲午（1294年）新刊三国图书，内封面题名为“新全相三国志故□”，上、中两卷首题“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尾题“照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下卷首亦题“照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虞氏至治刊本（1321-1323年）的三国图书，内封面题名为“新三国志平话”，而正文卷端则题名为“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
对于这些不同题署的图书，如何认定与著录其书名就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古籍封套的书签题名虽是全书的牌匾，却又很容易脱落损毁，其重要性达不到现代图书封面的高度。现代图书封面由版刻内封面发展而来，两者地位大体相当，但是版刻线装图书的内封面又是晚起事物，现在能看到的最早内封面应是前面所说《三分事略》与《全相三国志平话》两书（按：辛德勇先生以为“须知明万历以前，雕版印刷书籍并无专门标识书名的‘内封面’”，不确），在此之前基本不必考虑这个因素。
正因为此，古籍题名著录甚至发展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其研究共识与最新成果则反映为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与出版《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古籍）》ISBD(A)，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古籍著录规则》(GB/T 3792.7-2008)，这也成了当今古籍著录的基本依据。陈志正书名的认定也可以参考此标准与规则。
明白了这些，再来看宋本陈志的两个书名，目录卷端的“三国志”与正文卷端的“国志”，哪个是“正名”，哪个是“又题”或“别题”。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古籍）》ISBD(A)第二修订版规定，“题名与责任说明项”以“题名页”作为规定信息源，而我国《古籍著录规则》（GB/T 3792.7-2008）则规定单部书以“正文首卷题名”，丛编则以“总目录题名”为规定信息源。陈志是由《魏书》《蜀书》《吴书》三部可分可合的单书合成的丛编，在缺少题名页即无法根据国际标准著录的情况下，自然应以《古籍著录规则》为准，以其总目录题名为准。据此可以认定，陈志的正书名应为《三国志》，《国志》只是《三国志》的“又题”或“别题”。
实际上，无论宋元重要书目著述，还是明清重要书目著述，乃至于今天各大图书馆与古籍书目，都是将其正名著录为“三国志”，未见到其他著录法。而这也与前两节书名“源与流”、“名与称”的结论相一致。不同方向的成果相互印证与吻合，可以确证陈志的正名或本名是《三国志》而不是《国志》。
其实，即使是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古籍）》ISBD(A)与《古籍著录规则》（GB/T 3792.7-2008）悬置，只是对衢州本、建阳本系列的题名进行原始的与实质性审视，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哪怕这两个版本系列并无内封面，读者只要见到其冠首的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以及置于魏吴蜀三书之前的总目录题名，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手里捧着的，正在翻读的图书，就是裴松之献上的《三国志》。无论上表的篇名是裴松之的自拟，还是后人或刊刻者的拟定，无论这个总目录的题名是作者的自拟，还是后人或刊刻者的拟定，都清楚地说明：在刊刻者心里，这部书的总书名就叫做：三国志。如果他们认为这部书的书名是《国志》，那就没有必要喧宾夺主地将裴表冠首，也没有必要在总目录前题名为“三国志”，相反，他们可以轻松地将两处题名中的“三”字去擦去，以保持与卷端的“国志”题名一致。
是的，《上三国志注表》正文中有“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语，确实使用了“国志”一名，然而，篇名中“三国志”与正文中的“国志”就像篇名与正文的关系一样：“三国志”为书名，“国志”则只是复指、变称与省称。联系其上句，更可知道正文中的“国志”与其上句的“三国”有互文之意，合起来即是“三国志”。该书总目录端的“三国志”与正文卷首的“国志”题名，关系与此相类。这种层级关系与书名源流先后、名称关系，以及两种《平话三国志》题名页完全吻合，可知《三国志》就是陈志的正史/本名，而《国志》则只是别题与别称。
如果还有看官对此论点还有疑虑的话，还可以再看看宋衢州本系统的明代嘉靖年间的南监本，也就是南监祭酒用宋本“手自校雠，随付剞劂”精校的陈志。其正文卷端的题名也是“国志”，然而，只要不是文盲，当他看到这部图书时，也会清楚地知道这部书的书名是“三国志”而不是“国志”。何也？
翻开这部书，人们依次看到的是祭酒冯梦祯的《叙重刻三国志》，司业黄汝良《重刻三国志小序》，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以及《三国志目录上》，目录后还有校勘者的衔名。这就相当于当看官打开这部书的时候，先有校勘者冯梦祯告诉你：我重刻的这部书叫做《三国志》；再有刊刻主持者黄汝良出来告诉你：我们重刻的这部书叫做《三国志》；接下来他们又展示裴松之的上表来证明这点；接着你又看到目录前的《三国志》题名。
哪怕冯梦祯《叙重刻三国志》的第一句话就是“南雍书库具二十一史，而国志板最为刓缺”，哪怕各各卷卷端题名仍然是“国志”，也没有谁会闭着眼睛说这部书的正名是《国志》吧？也能明白这里的“国志”只是复指篇名与书名的别名别称而已。
南监本的书名当然不能逆推宋本书名，但是，因为其承继关系如此显然，且裴表与目录题名又完全一致，说南监本的书名有助于认知宋本的书名，则并不为过吧。
论者当然可以设想宋本及其系列的“三国志”正名只是宋人在新刊时添加的俗名。然而，只要看看本文第一二两节版本题名文献，就可以知道，此名不但不是宋人的新添，它也不是唐代才出现的俗名，而是从开始钞传时就是此书名，并且一直沿用不断。在今存所有唐前文献中，涉及到陈志写钞版刻的文献共有三条：
其一、东晋惠帝元康七年（297）范頵上《请采录陈寿三国志表》曰“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A1）/“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A2)；
其二、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前，萧绎几次请人“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A7）
其三、隋唐间（618前后），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马融、卢植、郑玄注三《礼》，并大题在下。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题亦然。”(A9/A12)
这三条文献从陈寿卒年请求采录陈志到钞入朝廷，再到齐梁时的传钞，再到隋唐间所看到的版本，题名都是作《三国志》，与宋本的正名并无不同。它们构成了一条流传有序，一脉相承，文版互证的传承轨迹，充分说明陈志自最早的钞写到宋明的版刻，其正名都是《三国志》。
综上所述，从时间上看，《晋书》所载范頵《上采录三国志表》，是现存最早的有关陈志书名的文献，所用为“三国志”；从史传文献来看，现存两份陈寿本传即《华阳国志》房玄龄《晋书》中陈寿本传，与《宋书》中的裴松之本传，在郑重其事地叙述其人其文时都是使用“三国志”之名；从书目文献来看，从《隋志》以下，包括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中的正史提要在内，近乎全部重要史志书目文献都是著录为“三国志”；从名称与称名及行文修辞的角度看，将“三国志”简称为“国志”在追求简省与骈韵的汉语中是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将“国志”称为“三国志”则与通常语言习惯并不一致甚至相悖，东汉至初唐间尤其如此；宋本卷首虽然题名为“国志”，但书首的《上三国志注表》及目录题名都作“三国志”，“国志”仍然是单手难敌双拳，处于弱势定位，况唐前与明后的钞刻版本题名均作“三国志”。
由此可见，如果陈寿在东晋元康七年（297）前已经为其传世之作确定总名，其总名/正名/本名的最大可能就是《三国志》；如果陈寿原来没有为其确定总名，《三国志》也是后人为之题名中最为稳定的命名。“国志”只是“三国志”的别称与别题。这是历史文献的基本规定。在新的文献发现之前，陈志的正名/本名为《三国志》可以成为定论，没有什么怀疑空间。
四、《国志》成为卷端别题的历程及其他
看官诸君有耐心读到这里，对“陈志的本名为《三国志》”还有什么疑虑么？
如果说看官心里此时还有什么耿耿于怀、于心不安的话，很可能还是对宋元版刻中正文卷端明晃晃的“国志”二字题名放心不下：既然陈志书名真真切切的就是“三国志”，它们的正文卷端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按书名题写，却要题上别称“国志”呢？为什么不在“国志”前添加一个“三”字，以使其与书首的《上三国志注表》及目录题名一致呢？
1、唐《毛诗注疏》与“国志”题名
要明白《三国志》宋元刻本系列题名的双轨制，即在《三国志》正名之外，另有正文卷首端的“国志”别题，需要从唐初孔颖达《毛诗注疏》卷一对“毛诗”的疏讲开始说起。
如前所述，现在能看到的较为完整的图书实物是宋刻本，唐前虽然有写钞散页存世，但已无缘看清其版本及题名面貌。现在能看到的最早有关《三国志》版本面貌描述的是《经典释文》在“毛诗”章下有关“大题小题”的案语（A9），而这段释文与案语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孔颖达《毛诗注疏》卷一“毛诗”二字下的传注案语中：
《诗》是此书之名。“毛”者，传《诗》人姓，既有齐、鲁、韩三家，故题姓以别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诗”二字，又云河间献王所加，故大题在下。案：马融、卢植、郑玄注三《礼》，并大题在下，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题亦然。(A12)
有意思的是，孔颖达对于这段传注案语的义疏却是：
……孔安国、马季长、卢植、王肃之徒，其所注者莫不尽然。然则本题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当以皆在第下，足得总摄故也。班固之作《汉书》，陈寿之撰《国志》，亦大名在下，盖取法於经典也。(B9)
孔颖达用“国志”这种省称来复指前注中的“三国志”，在义疏中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行文，否则，如果每个词都要完全重复前文，势必累赘不堪。然而，谁会想得到，孔颖达这次再正常不过的疏讲无意间竟使这段文字成为了入唐以来第一则描述《三国志》卷端样式并以“国志”题名的版式文献，并使《三国志》版本历史进入了卷端题名“国志”的新阶段。
这个卷端题名“国志”的新阶段，粗放一点说差不多跨越了从唐初到明万历间近千年时间，横贯了整个中国版刻史的主要阶段。孔颖达《毛疏》之后，未见其他有关陈志版式与题名的描述，更未见相应图书实物，直至北宋咸平间出现卷端题名为“国志”的陈志，而这种版式的陈志一直延续到明万历之后。辛德勇先生以为这段孔疏“亦为宋元刊本题名因承所自”(第24页)，这种论述与现有文献基本印合。
从时间距离来看，即便是《三国志》的北宋咸平祖本，与唐永徽四年颁布的《毛诗注疏》也相距约350年，两者之间确实有比较遥远的距离，似乎很难找到实质性关联，然而，考虑到下述历史事实后，就可以知道两者之间并非不相关的孤立事例。
首先，“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种样式，即使是在晋唐写钞卷轴时代，也并不是普遍的布局方式，而只是经注传钞的特别方式，在版刻之后更是几乎断线不继的文化遗产。在流传下来的数以千计的宋代版刻文献之中，要找到这种题名的图书并非易事。宋本《三国志》更是既保留这种版式又保留“国志”题名的唯一版本（系列）。与此相应，孔疏则是入唐以来第一则以文字记叙此样式与题名的文献——此后虽有相关记叙，也不过是对孔疏的复述复制而已。有理由相信这两者之间有其必然联系。
其次，孔颖达唐贞观时期先后任国子司业与国子监祭酒，其所主持的《毛诗正义》及《五经正义》又是唐宋以后监生、经生、举子的晨昏必读书目。如果说“《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吃猪肉”还多少有些夸张的话，那么，“五经烂，秀才半”，“五经熟，吃猪肉”则可说是实写。作为“毛诗注疏”卷一开宗明义第一则注疏，监生举子们怎会不轻易牢记在心间？北宋咸平年间，当国子监应召校勘雕刻《三国志》时，想起本监老祭酒孔颖达先生“陈寿之撰《国志》，亦大名在下，盖取法於经典也”的疏解，囫囵之间以之为式，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
遗憾的是，辛德勇先生对于宋元刊本因承的追溯只是止于孔疏，未进一步追溯孔疏中“国志”二字从何而来。按照一般理解，孔疏乃是对于之前传注的疏解，既然要引用其疏讲之语为证，哪怕是搜索所得，也要看看它所疏讲的经文与传注吧。在宋绍熙间经注疏合一的八行本与十行本出来之后，经注疏已经串连在一起。现在因有《十三经注疏》本，查看更是方便。想不到辛德勇先生居然没有查看，或者虽然查了却视而不见，或者虽看见了却有意无意要将此遮掩。
这样一来，辛德勇先生对宋本陈志书名的追溯，只能看到卷端“国志”题名是对孔疏（B9）之间的联系，却看不到此《国志》原是对传注中《三国志》的疏解、复指、变称与简称，从而看不到宋本书首上表篇名与目录前“三国志”总名与孔注中“三国志”(A11)之间的联系，在本名问题上得出错误结论，也就必然了。
如果辛德勇先生看到孔疏中的注语（A11），除了可以轻易发现孔疏“国志”是对传注及《经典释文》中的“三国志”的复指/变称/省称之外，还有可能感受到：宋本目录前的“三国志”总名与卷端“国志”题名之间的关系，正与孔注中的“三国志”与疏语中的“国志”的关系同构，亦即都是正名与称名/别名的关系；它们与前代范頵的《请采录表》（A1）及王隐《晋书》遣吏写取《三国志》（A2)，萧绎“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A7）一脉相承；宋本陈志的正名/原名/本名就是《三国志》。
陈志钞刻版本题名流变图如下：
2、明万历后诸本题名的正本清源
从前面的梳理中可见，如果不将元代出现的《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版本及其可能的《三国志》前源考虑进来的话，陈志宋元刊本题名的基本面貌就是《三国志》与《国志》双轨制，一直到万历年间的南监本都是如此。
然而，也恰在南监本梓行之时，陈志版刻及题名出现了双轨合一的倾向。
明万历吴氏西爽堂刻本。此本为宋衢州本一系，易培基先生以为此本“实际胜南北监及近刻诸本”，其《三国志补注》即以此为底本。目录仍分置于魏蜀吴三志之前，其前题名均为“三国志”不变，卷端与卷末题名“三国志第x”，下接“魏书/蜀书/吴书”。另外，其版心亦题“三国志 x志”。
明天启陈仁锡评阅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为明云林积秀堂刻本，为万历南监本系统版本。前有冯梦祯、黄汝良序。目录仍分置在魏蜀吴三志之前，其前题名均为“三国志”不变，卷端题名“三国志”。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本。该本为毛氏校刻十三经十七史之一。毛晋“随遇宋版精本考校，略无诠次。”总目录合并在三书之前，题名为《三国志》，卷端题名“魏书/蜀书/吴书x”下接“三国志 x”，具体篇目另起一行。另外，版心题名为“三国”。
清乾隆四年校刊武英殿本。该本为二十四史之一种，以明代北监本为底本。目录合置在魏蜀吴三志之前，其前题名为“三国志”不变，卷端只保留“魏/蜀/吴志卷x”，版心也题“魏/蜀/吴志”。
下图自右至左分别是：明万历西爽堂刻本、明天启陈仁锡评阅本、明崇祯毛本刻本与清武英殿本正文卷首页。
自万历吴氏西爽堂本、天启陈仁锡评阅本以来，特别是在明崇祯汲古阁本与清武英殿本之后，《三国志》版本卷首“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版式及“国志”题名便渐次退出历史舞台。上表篇目题名、目录题名与卷端题名基本统一作“三国志”。武英殿本卷首既无“国志”亦无“三国志”的“大题”，并不影响人们对其为《三国志》的认知，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陈志刊本系统中卷首题名不像一般书籍那么重要，颇为耐人寻味。此后读者，除手持国子监本的师生以及少数《三国志》研究者或好古人士偶尔以《国志》相称之外，绝大部分读者都不知有唐，无论魏晋矣。
站在现在的立场上说，改变一部史书的卷端样式与题名并非一件简易的事情。特别是考虑到自北宋咸平年（以1000年计）以来，即便是从南宋绍兴（1131起）绍熙（1190起）起算，到明代万历年间，其间也已经历五、六百年。在此期间，人们看到的《三国志》的卷端都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样式与“国志”的题名，已经形成了相当固定的认知与审美定势，在明清时期要作这样的改变，似乎是一次具有政治、学术与商业风险的大动作。有意思的是，这次陈志刊刻史上版式与题名的整体性转型结果如此顺利与成功，甚至未产生任何涟漪。这也从接受的角度反映了这次版式与题名的调整本来就非常微小，并不是什么改名换姓、伤筋动骨，或者向世俗方向的低头靠拢。既然原来也叫《三国志》，现在也叫《三国志》，那么，卷首别题略加微调自然不会造成震撼。或许，在他们看来，这种微调的实质就是拨别返正，向本名回归，此前的古典版式与“国志”别题虽然无伤大雅，但是统一无疑是更为合适的选项。
写到这里，不得不感谢辛德勇先生的大德大勇，在两种版本系列中“发现”了卷端题名的不一致，提出“国志”方是其“本名”，并将其一级教授代表作《三国志的本名》示众。如果不是有此机缘，受此触发，谁会花费这么多时间来对《三国志》卷端题名的来龙去脉梳理一过呢？谁有闲来讨论诸如名与称，文与笔及其对其史著命名与叙述的影响这种小问题呢？又如何能发现千年《三国志》版本史竟能与孔颖达《毛诗注疏》之间竟有这种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神秘关联呢？
3、《国志》是否绝不可能是本名
看官读到此处，可能还要发问：如此说来，是否可以说陈志的本名就一定是、绝对是《三国志》，就一定不是、绝对不是、永远不可能是《国志》呢？
非也。
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并不是关起门来自言自语，也不是以发现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为目标，而是在开放的平台上，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对话方式，充分利用与反映现有文献、事实、认知与思维成果，在现有条件下找到一个概率更大的结论；尽力依照事实与学理拓展现有文献、事实、认知与思维的边界与高度；同时期待这个边界与高度日后被他人进一步拓展。
任何研究都是以正反文献与事实为边界、作支撑，都是在正反文献与材料的边界之内说话，跟着材料走，不能只盯着一半材料说话，也不能说材料与事实之外的话，当新的材料出现后，要重新审视前面已经说过的话。
如果（1）有一天出土或发现了陈寿史志的稿本，其卷端大名、目录题名与书签题名确实是“国志”，而非“三国志”，那么，陈志的本名当然是《国志》。
如果（2）有一天《隋志》著录的《三国志》《叙录》一卷能够重见天日，打开一看，确有“为《国志》六十五卷”一类叙说，就像《太史公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或《汉书叙传》“……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一样，那么，即便是这种命名仍然在类名与专名之间，也仍然可以确定陈志的本名为《国志》。
如果（3）有一天突然得到孔颖达或他人的可靠文稿，白纸黑字叙及他看到了一部可靠的陈志钞本，其卷端名、目录名与书签名均题为《国志》。虽然这已是陈寿三百年之后的事，但仍然大致可以确定陈志的本名为《国志》。
如果（4）有一天北宋咸平刊本原本现身，除卷端有《国志》题名之外，其目录题名与书签题名也作《国志》，序跋中也谈及该名渊源有自。虽然这已是陈寿身后七百年之后的事，大致也还可以确定陈志的本名为《国志》。
如果（5）有一天发现本文《唐前陈志称名一览表》中所列范頵《上采录陈志表》、王隐《晋书》、常璩《华阳国志》、裴启《语林》、萧子显《齐书》、萧绎《金楼子》、陆德明《经典释文》等书中的“三国志”，其“三”字都是后世钞刻过程中的增衍，唐前并无《三国志》之称，只有《国志》之称，也可以推导陈志的本名为《国志》。
如果（6）有一天能够证明自《隋志》以至《四库全书总目》一应官私重要书目，尤其是唐宋间重要书目，其稿本、原本或善本对此书的著录都作《国志》，今本作《三国志》都是版刻过程中的错误，得出陈志本名为《国志》的结论也可以接受。
这六个“如果”全部实现，那就可以确证陈志本为《国志》；其中好歹有一个实现，那也勉强可以说其本名是《国志》；反之，这六个如果中没有任何一个实现，那《国志》说就无法成立，而只能一仍其旧地说陈志的本名是《三国志》。论述详前不赘。
一篇文章如果比较充分、正确地掌握与描述了知识共同体在文献、事实、认识、思维、伦理与审美水平与高度方面已经得到的成果，那就具备了文献综述或科普的水准；如果拓展了现有文献、事实、认知、思维、伦理与审美的边界，那么，它就可称为学术论文与科学论文；如果低于或者有意无意制造了学术混乱，造成浪费读者财产、耽误读者时间，甚至培养读者愚昧，那么，它就是伪劣或垃圾“学术论文”。
另一方面，一位正经学者应该知道：当材料还不足以呈现某种结论的时候，作者不必在材料之外空劳心力。只有民科才会热衷于在人们永远无法回去的过去、无法立即抵达的未来，以及在自己与他人认知之外的时空范围里喋喋不休，说些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话语，还为自己的言说永远无法被揭穿而暗自得意。
当然，有些“学者”之所以喜欢在这些无法抵达的地盘里喋喋不休，正是因为他们明白：那些过去了的历史永远不会再回来，永远无法对证；那些还未到来的，现在无法对证；那些遥远的文献与事实之外的不着边际的事情，谁也无法对证；那些抽象的泛指或无所指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谁也无从对证；那些自己脑海里奔腾的想象，谁也无法对证。正是认准了这点，同时认准了现在的“学术界”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读者，都不会或不能去对证，不会或不能看穿，因此他们总是在这些地盘上信马由缰，无所顾忌，自信信人。
殊不知无法证伪，无法对证，不肯对证恰恰是民科或者伪科学、伪学术的突出特征。
平心而论，这不是一个高难度的研究题目。只要掌握文史研究的一般基础知识，了解古代图书的基本面貌；知晓它们都会被史志与目录著作著录；都可能有多种版本；知道各类图书数据库的查找；名与称的区别；图书题名也有从无到有、从类到专的发展过程；大凡了解历史就是时间维度的存在，知道追源溯流，按先后次序排列的一般方法；理解历史研究就是让材料说话，让材料自己呈现，研究者尽量少插嘴，遵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在材料之外随意说话的基本原则；有一定的认知与思维能力或逻辑能力，大概就可以着手了。
一位普通的文史专业研究生，在得到一两个星期的简单指导与训练后，经过一个月的调查与研读，完成此项研究任务，得出《三国志》的本名是《三国志》的普通然而也是现在文献条件下的正确结论，应该不算夸张吧？
可是，一位在985高校任教的历史专业“一级教授”、江洋学者，硬是用一篇40000余字的长文得出“《三国志》的本名是《国志》”的“全新的看法”来。他是有什么样的神技合成这样一篇40000余字的长文来？又是如何神奇地证成在现在文献条件下根本就无法证成的“国志”本名说的呢？
在认真拜读辛先生《三国志本名》二、三遍之后，终于发现这是一篇与《制造汉武帝》如出一辙的“三不沾”airbook，遍用“十不赦”神技之后得出的颠覆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惊世骇俗、前无古人的高论。
1、真假不分一不赦
照老生常谈的学术研究规律来说，学术研究要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学术研究是从找到研究的焦点问题，确定这个问题的有无、真伪、大小与含金量开始的。
这就像采矿是从探矿开始一样。找到矿脉矿源之后，觉得这片土地下面有货之后，这才正式开挖，使劲采采采。如果地下本来就啥都没有，你就是挖了一年又一年，除了挖出一筐一筐的泥土与杂石，还会有什么收获呢？
早在年前拜读辛先生《制造汉武帝》的时候，就曾对其研究假问题的神技感到惊奇。只要通读了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就可以知道该文并没有将《轮台诏》看作是汉武帝“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的观点”；只要略懂一点历史学，就可以知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家笔下的人物都不免有史家“制造”的成分，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晚年汉武帝也不例外。可是，《制造汉武帝》想要证成的两个核心论题竟是：“《论轮台诏》认为《轮台诏》是汉武帝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治通鉴》中的汉武帝晚年形象是司马光“制造”的。一个是子虚乌有的，一个人所共知；一个是地下没有一点矿，一个是地下虽有矿，但早就被由古至今的人挖得光光的。《制造汉武帝》硬是要在这样两块地方开采，而且还开出70000字篇幅的“矿产”来。
平心而论，相比于《制造汉武帝》，“三国志本名”这个题目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开采价值。正如本文第三节第1小节中所论，这个问题尚有三分之一成立的可能，虽然风险超过了三分之二。
当然，即便开挖也要事先对问题的真假、可能性与风险有所意识、判断与分析，这样才尽可能正确开锄。否则，还没上来就咬定此中必定有“国志”矿，一上来就是无的放矢地四处乱挖，又能指望它挖到什么呢？
从理论上说，任何学术研究都是有风险的，谁也不能保证任何一次研究都能取得丰硕成果，无论开始如何评估与判断。在挖掘了一段时间之后，没有找到宝矿应该是常事，这时候及时收手止损也就罢了。如果觉得自己既然挖了，怎么着也要写上几句诸如“此地无银三百银，后人不必再费力”的话语，以阻止后人再来此地白费气力，也未尝不可，也算对这番劳作的一个交待。
辛德勇先生的奇异之处就在于，虽然只是挖出一堆乱石，“国志”的毛也没挖到一根，他的两眼却发出异常的光亮，还一边跳着嚷着：国志找到了；宝石找到了；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而是价值一级教授的国内顶级宝石呀！你不用一级教授来交换，那就是出身歧视！
2、线路混乱二不赦
相对于《制造汉武帝》而言，《三国志的本名》这个题目多少还是有些价值，这也是罗汉再度奋笔批评的原因之一。陈志本名的存在有三分之一的可能，而在陈志的流播过程中也确实有不同的称名与题名，并非完全不可以做。即使结果没有找到陈寿择定的本名初名，也可以理清陈志题名与著录的因缘与来龙去脉。对于《三国志》研究来说，自然也有其价值。
普通的研究者应该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题目的研究大致有这样三条线路：一要考察普通历史文献是如何称呼它；二要考察史志与书目文献中是怎样著录它的；三要看历代版本文献与实物的具体题名是什么。
将此三方面材料有先后按条理略作排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陈志的本名究竟是什么，或者陈志的本名最可能是什么，大致就清楚了，无需研究者再费什么言辞。这也是本文第一节、第二节所做的。
如果这三个方面的材料按顺序排列之后，仍然没有清楚地展现答案与方向，那么，就应对其源流、类型作更细致的排列，特别是以事实与学理为依据对不同的材料进行全面与深入的分析。如此，多半可以找到答案与方向。本文第三节就是这么做的。
在论述过程中，无论如何都要对相反材料的存在作出符合事实与学理的解释，如果能对正反材料与答案作出原因等方面的解释，论述就会更全面，这就是本文第四节要做的。当然，这种对材料与现象的解释，只是辅助的部分。通达的解释会让加深人们对前面史料的理解，会更让人信服，无法解释或勉强的解释则会让人在接受前人的现象时心有不安，未尽善美，但它并不改变事实部分。
即从小标题也可以看到，有辛德勇先生的《三国志本名》的主体内容只是列举了“一、唐以前文献所见《三国志》书名”、“二、由版刻和写本的题名看《三国志》本名”的有关内容，而对于自隋志以来的史志目录著述只是一笔带过或者一笔抹杀，并未有实质性讨论。在三条线路中，缺少或抹杀其中一条，本来就是重大缺陷，何况已经单独设节的另两条线路，所看到的也是作者手持单方面材料满世界打圈圈，反复说着此是彼非这句话，根本看不到其对唐前文献及钞刻题名先来后到、来龙去脉、子丑寅卯的梳理。这样一种研究与写作，又如何能指望其找到陈志的本名呢？
在对陈志题名诸种文献版本排比梳理之后，不难发现陈志和钞刻版本题名大致经历了从南朝宋元嘉六年（429）到宋咸平年间（1000）的写钞本阶段，大约六百年时间；从宋咸平年间（1000）到明万历二十年许（1592）的古典版刻阶段，或曰卷端题名为“国志”的阶段，大约也是六百年时间；从明万历年间至今的统一题名为“三国志”的阶段。基于这个基本事实，以及孔颖达《毛诗正义》在版式记载上的特殊意义，本文在第四节第3小节中提出要论证陈志本名为“国志”，必须要让六个“如果”中至少一个变成事实，舍此几乎别无他路。
在拜读辛德勇先生“一级教授”代表作《三国志本名》之前，不免悬想，辛先生的大作将会从六种如果中找到哪个来作为突破口呢，来证实自己的说法呢？
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结果一个“如果”也没有找见。不但没有看见一个“如果”兑现，而且连一个“如果”的意识与相关讨论也没有看见；不但没有看到六个“如果”之一的有效讨论，同时也没有看到这六个如果之外的任何有效讨论。
3、选择无视三不赦
凡是有耐心从开始读起的看官，在本文第一节、第二节中特别是在《唐宋前陈志称名一览表》中应该对陈志题名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一、在唐前20种一般文献中称“三国志”者15种，称“国志”者12种；二、在唐前3种本传（两种陈寿本传一种裴松之本传）中，称《三国志》者3种（A3,A5,A11），称《国志》者0种；三、唐前钞刻版本题“三国志”者3种（A1A2,A7,A9A12），称“国志”者0种，唐宋元明钞刻版本题名则都为《三国志》《国志》双称；四、自《隋志》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史志与目录都是著录为“三国志”，著录为“国志”者0种。
而在本文第三节第3、4小节中，又可以看到《三国志》是正名与正题，《国志》只是别称与别题，且两者具有不可逆的关系。
这些统计当然并不完全，由于版本与称名所指的误差，统计也未必完全准确。然而，说这些数字是有陈志以来关于它的称名与题名的基本事实当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可否定陈志的称名历史中确实是有两者并称的情形，同样不可否定的是：“三国志”的称名与题名出现的时间更早，著录更正式。
然而，一位985高校的“一级教授”硬是在对比如此明显的情况下，公然大路朝天，只选一边，只找到、看到、拿出一边材料，而且是只找到时间更晚的那方材料。只要对《三国志本名》所举“国志”说的几个显要例子略加查核与验证，比如所举裴启《语林》、孔颖达《毛诗正义》、虞世南《北堂书钞》、杜佑《通典》对《三国志》的称述，就不难知道这点。
裴启《语林》记陈寿作史时，谓丁梁州曰：“若可觅千斛米见借，当为尊公作佳传。”这段话语既被隋朝杜公瞻摘入其《编珠》之中，也被唐欧阳询《艺文类聚》摘录。辛文只引《艺文类聚》（第7页）。其中前者是说“陈寿将为《三国志》”，而后者则作“陈寿将为《国志》”。多翻一书就知道时间在前的那本其实是称“三国志”而非“国志”。
孔颖达《毛诗注疏》在有关“小题在上”的义疏中确实有“陈寿之撰《国志》”的阐释（B9），然而，只要知道《毛诗注疏》注疏本的基本结构是前注后疏，就会知道这句义疏有相应的前注，将眼光往前挪几行，就可以发现其前注是“陈寿《三国志》题亦然”(A12)，由此就可知疏解中的《国志》是对前注《三国志》的复指与省称。然而，辛文只引后疏不引前注（第24页）。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四《艺文部》十《纸》四十六“赍纸写国志”条辑王隐《晋书》“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之语（A2），但其下条就是“布纸写起居”条，同书卷五十七《设官部》九另外还有一条名为“陈寿撰三国志”（A2），同样是对王隐《晋书》的摘录，稍加联系，就不会得出虞世南所见为《国志》的错误判断。遗憾的是，辛文只说“赍纸写国志”条。
杜佑《通典》是一则更为典型的例子。为了强化《国志》是唐前“比较通行的正规用法”，辛文特别引用了《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十三“巴陵”条，以为其中“摘引陈寿之书，依旧见有‘备录《国志》，以为证据’这样的用法。”（第14页）为了验证引文的客观性，罗汉不得不搜索《通典》，发现其原文竟是：
巴陵：汉下隽县地……《检/括地志》云：“巴邱湖中有曹由/田洲，即曹公为孙权所败烧舡处……”《三国志》云：“刘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琮降曹公……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径北归。”而《汉阳郡图经》云：“赤壁，一名乌林……在（氵义）川县西八十里……”此大误也。曹公既从江陵水军沿流已至巴丘……今据《检/括地志》为是……所以备录《国志》以为证。
只要对这段话浏览一过就可以知道，这段话是讨论“赤壁”的位置。由于《括地志》与《汉阳郡图经》两书的记载不同，《通典》以《三国志》的记载为证据来证明“《括地志》为是”，《汉阳郡图经》“大误也”。这里的《国志》也就是以省称的形式复指前引《三国志》。在搜检《通志》时，只要抬起眼皮从“国志”两字往前移几行，就可以知道这点。
由上面几个小例子，大致可以想象辛德勇先生搜检到目标后的喜悦与急切的情景，一旦发现精准捕捉的目标后，立马复制粘贴利用，指头再不肯多点一下，鼠标再不肯多翻一页，眼皮再不肯多看几行。这样精准快捷的研究又怎有机会知道前述各文献中“国志”都是“三国志”的复指与省称，“三国志”才是它的全名正名呢？
因为经常在网上溜达的缘故，不时可看到两个词语，一曰“选择性无视”，一曰“自动屏蔽”。这两个词用语不同，意思则同，都是即指某些人只能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而看不到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无论看到还是看不到，其实都是看者有意无意的选择。
如果没有特别的德行、勇气与眼力，谁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罔顾基本事实，在两边材料中只选一边，而且是选晚不选早，选偏不选正，选糊不选清，选轻不选重，由此得出以晚胜早，以偏胜正，以糊胜清，以轻胜重的结论来呢？谁有本事得出“迄至唐代前期，以《国志》来称谓陈寿所撰魏、蜀、吴三国纪传之史，仍然是比较通行的正规用法”（第14页） ，“陈志的本名是《国志》”的结论来呢？
然而，你无视了，就能改变其间早与晚、偏与正、糊与清、轻与重的关系么？你屏蔽了，这么多的“三国志”就不见了么？你掩耳了，那铃铛就不响了么？
4、加罪无辞四不赦
不过，说该文作者完全没有看到与引叙“三国志”方面的材料，那也不是事实。在二十一世纪的研究条件下，普通文史研究者都可以轻易找到的材料，一级教授反而找不到、看不到，这也太奇怪了；另一方面，无论作者如何选择性无视，总有些材料会不找自来，他就是再想不看与看不到，也不能不看与不看到；也许，有些太明显的反向材料，作者也不好意思看不到，不然，一些太明显的例子都不列举，被一二不讲武德的读者指出来，那也不太好看。
当然，对于这些异时异地异人异文不约而同地使用的大量的“三国志”题名，辛德勇先生总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都能找到不可采信为正名的理由。
对于范頵上采录表中的 “陈寿作《三国志》”（A1），辛德勇先生说那“是因应社会通行的称谓形式”，是“依从当时通行的俗称对文字有所改动”（第7页）；对于《华阳国志》中的“号《三国志》”（A3），辛德勇先生说这“很可能因其与后来已经产生变易的流行说法不符而遭改换”(第8页)；对于沈约《宋书》所说“上使注陈寿《三国志》”（A5），辛德勇先生说这“显然只能是一种非正式的俗称”（第11页），对于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篇名（A4），辛德勇先生说：“实则这一表题，应为后人拟加”；对于《史通》中所言《三国志》(A13)，辛德勇先生说这“不像是正式的书名”（第6页），那“是一种随意的表述，而不是庄重的称谓”（第6页）；对于宋元各版目录中“三国志”题名，辛德勇先生说“只能是在书籍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俗称。盖此等目录都是出自后人增补，所以才会标注世间通行的称谓”（第35页）；对于《隋志》以下簿录中的“三国志”著录，辛德勇先生说这“并不符合当日实际情况，流俗相传，不过积非成是而已。”（第5页）
以上表述措词看起来各有不同，实质则并无不同：所有“三国志”的称呼都是后人增改的俗称，不是本有的正式称名，不能视为陈志的本名。
看官猛然一听，似乎很有道理：既然是后出的、且非正式的俗称，那当然就不是其本名了。可是，再略一定神，又可发现这种说法其实包含了无法赦免的重大错误。
其一，为什么“三国志”就是随意的、不庄重的、非正式的俗称，而“国志”就是固定的、庄重的、正式的不俗之称呢？如果“三国志”这个词有知有识，看到985高校一级教授这样大方地将这些帽子加在自己头上，会有何感觉？此话是从何讲起来的呢？好端端的一个词语，怎么就让人看着随意、不庄重、非正式呢？
作为“三国志”的辩护者，魔都罗汉反复拜读一级教授论文，从字里找到字外，不时可以看到作者给“三国志”加上三俗（流俗、世俗、俗称）的罪名，却没有找到半句相关的依据。
作为一名古代小说研究者，不由想起，有关陈志的图书中确有一些听起来就比较俗的图书与名字，比如前面提到的元至治年间的《三国志平话》，又如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或曰《三国志演义》。相对于正史的雅而言，这两部书及其书名确实会给人以“不庄重的”“俗”的感觉。一者，这两部书的“平话”“演义”文体具有接近俗众、为俗众所欢迎的特性；一者，其书名本来就含有“通俗”之类字眼。在这两者之中，前者又更具决定性。如果“平话”“演义”两个看起来很“俗”的符号指向的是诘屈聱牙的实体，那么，这两个书名很可能立即就会让人感觉到“不俗”了。比如，“尚书”、“春秋”这两个词未必不通俗，但一成为《尚书》《春秋》，就没有几个人敢嚣张地说这两个书名有点俗。而在与“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这类通俗书名的对比中，更可知道其中的“三国志”本不俗，只是“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才俗。
如果这段话成立的话，那么，指向同一种文体同一部著作的两个差别不算大的名词，辛德勇先生怎么就将其中的“三国志”认定为“随意的、不庄重的、非正式的俗称”呢？依据在哪里？道理在哪里？难道就因为多了一个小“三”？
其二，为什么俗称就不可以是正式名称？
接下来再一想，“三国志”这个名词/书名是雅还是俗，是庄重还是随意，似乎没有必要多纠结，因为这纯粹是一个审美问题、感觉问题与主观问题。辛德勇先生品味比较高级或者特殊，感觉它太俗了，也完全有这个可能，作为审美主体的辛德勇先生也有这个权利。
不过，随即又想到：“三国志”是否陈志的本名，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它与审美判断并不直接冲突。比如说即使是一个阿猫阿狗这样俗的名字，也可以是某人的本名，比如说《丰乳肥臀》这样有点肉俗的名字，也可以是某部书的本名。
就算“三国志”是有点世俗流俗，怎么就可以因此否定它成为陈志本名的权利呢？辛德勇先生是不明白这两个问题分别是审美判断与事实判断，这两者并不矛盾呢？还是虽然明白却要故意混淆，以便浑水摸鱼呢？
其三，就算俗气的名称与更名之间有一定联系，更改名字的一般原则难道不是将由“俗”名改为雅名，怎么反倒要将本来很雅的“国志”改为俗气的“三国志”呢？难道自东晋以至于唐宋明清，以至于当代，这些不同时代为中国文化传香火的文学家、历史学家与目录学家的审美趣味不但如此低俗，而且低俗得如此惊人的一致？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即便是自东晋以来数以百十计的不同时地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出版家与目录学家们审美趣味竟如此一致的低俗，也通过超时空技术手段达成了一致协议，坚决要将所有“国志”雅名降格为俗名，为什么在历代官私重要目录学著述中就没有留下哪怕一条本名《国志》的著录？为什么传世的各种钞刻版本中就没有一部作品其目录题名保留“国志”本名？他们是怎么达到应改尽改、没有一条漏网之鱼的从概率论上来说简直不可能的圆满结果的呢？
换一个角度说，即使没有一条漏网之鱼，“国志”本名统统被更改成了“三国志”，由“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道理推衍，涉及面如此巨大的跨时空工程，或多或少总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库中留下有关何时改、何地改、谁人改、为何改、如何改等方面的至少是蛛丝马迹的记录吧。在电子检索如此快捷方便的今天，辛德勇先生怎么不从中捞出一条两条记录来作为证据？
反过来说，如果在重要目录学著述中连一条本名《国志》的著录都找不到，在传世版本中连一部整体保留了“国志”题名原貌的作品都拿不出，历代文献中一条有关更改的记录都没有，又凭什么能说“三国志”是后世更改出来的俗名，而不是原本就有此名呢？
正如第三节第3小节、第4小节的详细讨论，单凭文史文献中有少数“国志”的称名，以及两系宋本正文卷端的“国志”题名，还远远不足以说明陈志的本名就是“国志”，因为“国志”的称名与题名只是与“三国志”的称号与题名并列与共存于文献与版本中，且其数量与地位要显著低于“三国志”。
显然，要否定“三国志”的本名权，树立“国志”的本名权，必须要对前述硬核史实作出正面的、清晰的、确凿的、硬碰硬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或者说要将本文第四节第3小节所述的六个“如果”转换为现实。不然，哪怕再给“三国志”加上这样那样的罪名，也无法改变自陈寿之后最早、最有效力的文献都是将陈志称为或著录为“三国志”的事实。
5、取舍失据五不赦
但凡略具文史常识的读者，了解上述史实后都会明白：要想推翻“三国志”的本名权，就必须推翻一千七百多年来异时异地异人异质的不同作品不约而同建立起来的立体称述与著录体系。
在爆炸性的新的史料发现之前，这不说是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的任务，也是极端困难的任务。普通学者不要说去碰这种题目，大概连想都不会去想这种题目，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普通学者一旦有所接触，就会发现其不可能而知趣地收手。
我宁愿相信，作为985高校历史学专业的“一级教授”、江洋学者、历史文献学领域里的“顶级学者”，辛德勇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个想法的难度。
然而，辛先生毕竟不是略具文史常识的读者，毕竟是不同于普通学者的大神。他还是霸王硬上弓地踏上了又一个颠倒乾坤，扭转历史，揭示千年未发之覆的历程。他偏不信邪，偏要推翻一千七百年来异时异地异人异质的不同作品的有关将陈志称呼为“三国志”的立体称述与著录体系，并且写下一篇自以为足以换取一级教授头衔的40000字长文，宣布此前“三国志”称述与著录是后来改换的俗称，“国志”才是其本名。
辛德勇先生当然并非完全空口白牙地宣布这个结果的，而是颇费了心思，用了些气力，想了些办法来试图证明这个结论。比如，对于唐前几种（则）重要历史文献，包括1）范頵的上书表（A1）；2）虞世南《北堂书钞》辑王隐《晋书》(A2)；3）常璩《华阳国志》(A3)；4）裴松之上注表(A4)；5）《史通》中的“三国志”称述(A13)；6）两宋版刻中目录题名中的“三国志”题名，7）《隋志》的题名等做了一定分析，并一一作了费力而无效的否定。
（1）范頵的《请采录陈寿三国志表》
房玄龄等《晋书》陈寿本传载录范頵《请采录陈寿三国志表》中的“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A1），是与陈寿在世时间衔接得最紧的文献。辛德勇先生要想另树新说，固然要将其否定。辛德勇先生以为，《史通》亦有对此事此文的记述，其文作：“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国志》明乎得失……”，并因此得出《晋书》中载文中的“三国志”“是因应社会通行的称谓形式”，是“依从当时通行的俗称对文字有所改动”的结论（第7页）。
即使抛开源文献范頵上采录表的写作时间不管，单考察两种载录文献的一些要素与特性，也可知道辛德勇先生的取舍有多么神奇。从时间上看，《晋书》约完成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史通》完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晋书》早出半个多世纪；从文献性质来看，《晋书》是史传对象人物的本传，而《史通》是史论，前者属笔而属史，文辞更戒修辞与变化，后者属笔而更近文，言辞更容许修辞与变化；从两者与范頵原作的关系看，前者是载录，后者是转述/摘述；从两者自身的关系看，《史通》大概率是来源于《晋书》，是对其概述，至少在现在的立场上看，这段文字尚未见比《晋书》最早记录。
另外，如果要说后代引述与辑录，在刘知幾《史通》外，高似孙《史略》、王钦若《册府元龟》、章如愚《山堂考索》、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应麟《玉海》、郝经《续后汉书》等著名史著与类书也多有引述与辑录，它们都作《三国志》而非《国志》，相互参证与支撑。相形之下，《史通》以“国志”语转述，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比较可知这是叙述与修辞上的个人偏好，作为论据未免独木难支。
在这五项比较中，《晋书》的记录都要比《史通》更为可信，然而，辛德勇先生硬是独具只眼，取后不取前，取文不取史，取转述而当不取载录，取流而不取源，取偏不取正，取独木不取森林，以“国志”为本名而以“三国志”为后名、变名与俗称。一般地球人怎么能够作出这等选择与取舍？
（2）虞世南《北堂书钞》辑王隐《晋书》
尽管王隐《晋书》（见于虞世南《北堂书钞》）（A2）载“陈寿卒，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乱遣吏责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的记载，与房玄龄《晋书》中的记载（A11）大致相同，并无多少独立价值，但王书写作时间毕竟早于房书，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或许辛德勇先生暂时没有找到否定房书的材料，因此决定向此条材料下手。其基本观点是：《北堂书钞》此条内容的条目是“赍纸写《国志》”，由此可知虞世南当时所见陈志书名是《国志》（第25页）。
《北堂书钞》是一部类书，一部分类辑录原文的图书。该书卷一百四《艺文部》十《纸》四十六“赍纸写国志”条辑有王隐《晋书》中语（A2）。只要对这种摘录性图书的性质与特点略有了解，就可以知道，其内容是王隐东晋太兴初年（318）所作《晋书》的辑录，其条目则是虞世南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的新撰；如果将其内容视为一次文献的话，那么，条目就是二次文献。条目的要求是用简短的词语准确概括与标示内容，其词语可以是原文某词的复制，也可以对原文某词的简缩与变化。将该条目与其内容对比，可以知道，“赍纸写国志”中的“国志”即原文“三国志”的复指与省称。就像该条下方/左方的“布纸写起居”条，其“起居”是对具体内容中 “起居注”的省称一样。
其实，《北堂书钞》卷五十七《设官部》九《著作佐郎》六十一之也摘录了王隐《晋书》：“陈寿字承祚，好学喜著述，除中书著作佐郎，撰《三国志》。”其条目就名为“陈寿撰《三国志》”，两相参证，可更可确定“赍纸写国志”中的“国志”是对所辑录的《三国志》的复指与省称，因其是在“纸”类中的内容，所以条目中并没突出作者与书名；与之对照，“陈寿撰《三国志》是“著作佐郎”类中的内容，所以要特别突出作者与书名。
这则赍纸写国志的材料，同样出现在苏易简《文房四谱》与祝穆《事文类聚》中，它们均作“三国志”。
当然，也要指出《北堂书钞》（隋）之后的《艺文类聚》（唐）对此也有辑录。其宋本曰：“王隐《晋书》曰：陈寿卒，诏下河南，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国志”，而其武英殿本则曰：“王隐《晋书》曰：陈寿卒，诏下河南尹华澹，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三国志。”武英殿本常为人诟病，然而单就这则文献来看，则宋本压缩的程度更高，武英殿本则更为详备，以常理揆之，武英殿的“三国志”更接近原文。
辛德勇先生在本次选择中再一次祭出取后不取前、取流不取源的神技，同时也展示了取无参证的模糊表达而舍有内外多重参证的准确表达的绝招，真让人感叹：一级教授的选择就是与众不同。
（3）常璩《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陈寿传曰：“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A3）但在其他卷次另有三处称“国志”(B1)，辛德勇先生以为，因传世《华阳国志》是南宋宁宗嘉泰年间李的校改再刻本，该版本中有几处校改错误，因而“号《三国志》”之说“很可能因其与后来已经产生变易的流行说法不符而遭改换”（第8页）。
单从数量上来看，此书称“三国志”只有1处，而称“国志”则有二三处，似乎常璩是偏向于将陈志称为“国志”而非“三国志”。不过，从场合来看，“三国志”一名是出现在陈寿本传专门介绍其著述的语境中，更为正式，而“国志”则是出现在一般篇章的叙述中，场合不如本传正式；“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这样的叙述包含了其撰述过程、结构、卷篇数目，“三国志”之前还明确以“号”字引领，更为准确严谨，而“国志”都是以单词片语且省一字的形式出现，更为快捷简省与便利。更重要的是， “汉书国志固以详矣”（B1.1）、“但依汉书国志，陈君所载”（B1.2）中的“汉书”与“国志”都比较活泛，要确定其精确所指非常困难。“汉书”可能指班固《汉书》与《东观汉记》等汉史，“国志”可能指向或包括陈志，但也不排除指常璩所在蜀国其他史志。而即使指向或包括陈志，也是以类相称。
显然，在这组材料中，辛德勇先生的选择同样是：取非正式场合的叙述而舍正式场合的叙述，取快捷便利的叙述而舍严谨准确的叙述，取类称泛称别名而舍专称正名。
清乾隆时人王谟在《华阳国志·巴志》后按语曰：“右常璩《华阳国志》十二卷。《史通》云璩为‘李势散骑常侍，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记李氏兴灭’……《蜀书》既已亡矣，《国志》亦复残缺。”可知《华阳国志》亦可简称为《国志》，这并非《三国志》一家的专利。照辛德勇先生的神奇思路，似也可以作一篇《华阳国志本名国志考》。
令人惊奇的是，辛德勇先生其实也明白《华阳国志》陈寿传中的“三国志”是“正式的书名”，区别只是他的脑回路总要比普通人多转几道弯。在他看来，《华阳国志》的校勘者李因为知道陈寿传中要用“正式的书名”，所以就将（辛认为的本名）“国志”改成（辛认为的俗名）“三国志”；而其他几处地方的叙述不是那么正式，所以，可以保留（辛所认为的本名）“国名”，这样便可以假装成“三国志”的简称而显示出不正式的效果。
其原话是：“书中其他《国志》沿袭不改，应是被其视作简称，不像这里讲述正式的书名，非予以‘改正’不可。”（第8页）
不知道手机电脑前各位看官读到此处是否毛发倒竖起来了，反正罗汉写到此处惊魂依然未定。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后主刘禅身着长袍大服参加一个外宾招待会，并发表讲话曰：“在下《三国志》中的刘禅，今日有幸与各位相会于此……”，因嫌礼服太长，一回到家就换上他老爹惯穿的布衣草鞋，还照着镜子自嘲道：“这个人不就是《国志》中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么……”。
电视机前的普通观众看了这场景都明白：长袍大服是大蜀国的正装，布衣草鞋是便装；刘禅是刘家老大的正名，阿斗是其小名；《三国志》是正名，《国志》是别名。如表：
有一位高人神人也看到这个场景，却以非凡的眼光看到了一段被时光掩盖的历史，那些正装与正名的前世今生：在大蜀国，原本布衣草鞋才是正装，长袍大服是便装，阿斗是刘家老大的正名，刘禅才是小名；后来便装穿得多了，反而变成了正装，小名叫得多了，也成了大名。连刘禅这样的大人物也不得不跟着流俗改变了。如表：
敢问天下看官，什么时候遇上过这样神奇的历史学研究者？坐在电视前一看，便可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生生看（造）出一段神奇的历史来？
辛德勇先生绝对不会这么简单与普通：因为知道陈寿传中要用“正式的书名”，所以就使用了（辛以为的）陈志的本名/正名/正式的书名“国志”，而其他场合因为不需要那么正式，就使用了（辛以为的）俗名“三国志”。
辛德勇先生更加不会这么简单与普通：因为陈寿传中要用“正式的书名”，所以传中的全称“三国志”就是正式的书名；别处不需要那么正式，所以所用的 “国志”就是正名的别称。
世界上有几位编辑、评委、读者能跟上这样高深莫测的脑回路？！这样的文章不发表，还发表什么文章？这样的文章不评一级教授，什么文章能评一级教授？
略感好奇的是，这样的大作发表后，不知道是否有读者问辛德勇先生一声：您怎么知道校改者李这么跟陈志的“本名”《国志》过不去，一定要将陈寿传中好好的“本名”“国志”修改为“俗名”“三国志”并让此“俗名”冒充“本名”呢？是校改者李通过什么特殊渠道偷偷地告知你这样一个埋藏了千年的秘密么？既然得到这样好玩的消息，何不分享出来让大家一乐？
非常好奇辛德勇先生某天看到一位面壁打坐的长者，会说他在打坐之前先转了360度呢？还是3600度？
（4）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裴注问世后，很快即成为陈志的通行本，因而其《上三国志注表》（A4）也就成了判断陈志书名的一个重要依据。辛德勇先生指出，当时上表并无题目，另外，欧阳修等所撰《唐书》宋元版本所附曾公亮进书表的标题为“进《新唐书》表”，曹魏时何晏等撰著《论语集解》，其上表陆德明理解为“此是何晏上《集解》之序”，裴松之上表之名“道理是一样的”，从而得出“这一表题，应为后人拟加”的结论（第9页），主张不要为裴书篇名中“三国志”几个字所迷惑，而应以文中所言“国志”为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正在篇名的形成过程之中，有无篇名确在两可之间，像《上三国志注表》之类上表、书信之类文体没有篇名的可能性确实更大，如果此题不是注者裴松之自拟，其中所透露的书名的有效性也确实会有所减弱，不过，这是否等于直接宣布了篇名中的书名信息是虚假与无效的呢？
正如前述，本表在《宋书》裴松之本传中并未载录，《史通》有裴子野《宋史》中收录了裴松之《上注国志表》（一作《上三国志表》）的叙述，但未见本文，许嵩《建康实录》有片断摘录，它是附于宋本之首而与《三国志》一并传世的。明白了这点，大致可以判断：如果《上三国志注表》的篇名不是裴松之自拟的，那就是宋本校刻主持者拟定的，至少是被宋本校刻主持者接受与认定的。无论是由校刻主持者拟定、接受还是认定，该题目中的书名都必然是所刊陈志的书名，因为裴松之所上之书与他们正在刊印之书就是同一部书，对所上之书的定名就是对所刻之书的命名。
由此可见，至少在宋代刊刻者，也就是陈志最早版刻者心里，该书的正名就是《三国志》无疑，这等于以此书作注者的权威口吻明确宣称本书书名。《宋书》裴松之本传“上使注陈寿《三国志》”的叙述，《晋书》陈寿撰“撰魏吴蜀《三国志》”的记载，几种宋本的目录题名，以及所有重要书目均著录为《三国志》也可应证与强化这点。上表正文中的“国志”称名在地位上无法与篇名相比；卷端的“国志”题名，则在时间上、地位上都无法与此题名相比。有这些强力证据，哪怕是按《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古籍）》与《古籍著录规则》规定将会得出的著录结果与此不一致，也应以此处为准。毕竟标准与规则只是一般的规定，而这里是本书的具体情形。
辛德勇先生既然花费了不少气力对这个篇名讨论，当然是看到了这份上书表。不过，看到此物却不看见此义，也能说是看到么？
（5）刘知幾《史通》
《史通》是用“国志”一词最多的文献，但其中也有好几处是用“三国志”它们是：“必如收意，使其撰《两汉书》《三国志》，题诸盗贼传，亦当云……”（《题目》第十一，A13.1）；“乃掇众史之异词，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补注》第十七，A13.2）；“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革，历数相承……”（《自叙》第三十六，A13.3）。另外，外篇《古今正史》第二中从三坟五典起逐部介绍这些正史，包括《尚书》《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先有详细提要，后有《右说x x 》作为标题。简直就是一份提要式书目文献，而其与《右说<史记>》《右说<汉书>》《右说<后汉书>》等并列的《右说<三国志>》标题(A13.4)，突出地体现了《史通》对陈志书名的认知。
然而，既要推翻《三国志》的名称，那就一定要给这几处称名给予解释与否定。辛德勇先生以为B13.1、B13.2的“三国志”均是与“两汉书”对称，应读为“三《国志》”与“两《汉书》”，B13.3则“不像是正式的书名”，“很像是为凑成骈偶而缀加‘三’字于《国志》之上”，“显而易见……依然是一种随意的表述，而不是庄重的称谓”（第6页），B13.4则先引浦起龙“凡此皆非原有之文”为证，再说：“斟酌上下文气，此处所说当可信从，因而并不能据以判断刘知幾称谓陈寿此书所使用的正式名称。”（第6页注9）
辛德勇先生对B13.1、B13.2两例的理解，从语法词法上说并无错误，但说到底这是两可之例，此处既可读成“《三国志》《两汉书》”，也可以读成“三《国志》两《汉书》”；但是如果要结合内容来推敲的话，那么“三《国志》”这种理解未免多事与勉强，既然《国志》是包括《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在内的陈志的总书名，那么，《国志》就只能有一部，而不能说有“三《国志》”。显然，这种蛇足式的理解，反不如一般理解为《三国志》《两汉书》那么简单贴切。
辛德勇先生对B13.3的理解，谈的只是自己的视觉与感觉，其方法与看相大师看人富贵，文物贩子望气定价，江湖郎中看舌下药并无区别，本来不在一个频道上，无法形成对话。然而，既然要作此批评文章，又不得不郑重讨论。《史通》各篇章本来颇为讲究音韵与对偶，若从这个角度看，此处的“又读《史》《汉》《三国志》……”，作者只消将“三国志”改作“国志”，句子就可获得二二音步及与《史》《汉》对称的效果，但作者偏是不肯有此举手之劳。这样做确实有点“随意”，但这种“随意”恰恰可见作者在求真与求美之间的取舍。从一个角度辅证了“三国志”是正名，而“国志”是行文的变化与称名。如果“国志”是其正名，作者不作任何处理就可正名与审美兼得，何必要增此一字而让正名与审美两失呢？
辛德勇先生以浦起龙认为本篇各节提要之后/左“右说x x x”一行“凡此皆非原有之文”之语为据，试图对此标目予以否定，而浦的断语本身并无依据。既无征，则不能轻信。
《史通》之所以在有些篇目与语境中以“国志”相称，只不过是对二二音步与句式的偏好而已。诸如以“马迁”称司马迁”、《春秋左氏传》简称为《左氏传》再简称为《左传》，“《隋书·经籍志》”简称为《隋志》之类，在汉语中早就是习以为常的惯例。在《史通》之中也可以说是触处可见。难道这就可以说“马迁”是子长的本名，“司马迁”则是子长的俗名？“左传”是本名，“左氏传”则是俗称？
“三国志”的省称“国志”，虽然不像“马迁”“左传”这样稳定与普遍，人人皆知，但也并非什么冷僻与让人不懂，想不到历史学一级教授在里面竟发现一片巨大的新大陆。
据说南方某985高校年青老师在读到辛德勇教授的大作之后，深受启发，也写作了一篇顶级论文，其题曰：《鸡蛋》本名为《蛋》烤论。校长见到此文，大为感佩，毫不犹豫地给予一级教授头衔，全校教授莫不感到与有荣焉。
（6）宋元刊本的目录题名
宋元陈志各版本的卷端题名确实是“国志”，这也是辛德勇先生一级大作所以撰作的重要动因与支撑，蹊跷的是，两种传世宋版陈志的目录题名都是“三国志”。
对于宋元各版目录中“三国志”题名，辛德勇先生以传世宋本《汉书》正文卷端卷末题名为“汉书”而目录多题作“前汉书”为参照，指出宋本目录题名“三国志”“只能是在书籍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俗称。盖此等目录都是出自后人增补，所以才会标注世间通行的称谓。”（第24页）
辛德勇先生为了论证目录端的“三国志”题名为后人所加，将此书目录乃至于“此等目录”都一并归于“后人增补”之列，用心良苦，但这样说话实在与自己自诩的顶级版本目录学研究者的身份不尽相符。无论《史记》还是《汉书》，作者在下笔之前都有成竹在胸，这丛竹子在作者而言或写作之时是大纲，在读者而言或曰写作完成之后便是目录。《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列“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以至于“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就是序次井然的《史记》目录。《汉书叙传》中所列“述高纪第一”，“述惠纪第二，高后纪第三”，以至于“述王莽传第六十九”，“述叙传第七十”，就是一清二楚的《汉书》目录。
据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序例》所论，备精与夺”，则《后汉书》原本有《序例》或《叙例》，可惜久已不传；据《隋书》与《旧唐书》之“经籍志”，《三国志》本有《叙录》一卷（此卷在新旧《唐书》中应在《吴书》中）。《后汉书》《三国志》承《史记》《汉》而起，其《叙例》与《叙录》当亦如《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叙传》，书名与目录俱在其中。即在《新唐书》中，也仍有《叙录》在，此时，北宋咸平本已经问世半个世纪了。照此说来，宋本目录及其书名由陈寿《叙录》而来，可谓大概率事件，“出自后人增补”的可能性反而更小。书首裴松之上表篇名中的“三国志”名亦当如此看。后世刊刻者当然也有按需更改书名与目录的可能，但是，按照学术研究无征不信，不说材料之外的话语的基本原则与底线来说，在缺乏相应史料的前提下暂时不必作这方面的讨论。
当然，辛德勇先生一定不会以为自己是在材料边界之外信口辛言，相反，他倒是会觉得自己材料与理由十分充分，因为在他看来，常璩《华阳国记》就曾被改称为《华阳国志》，刘义庆的《世说新书》宋以后也被改称为《世说新语》，最要紧的是：
比照传世宋本《汉书》目录多题作“前汉书”而正文卷端卷末的题名则无不题作“汉书”的情况，可以清楚看出，陈寿此书的正名，自应书作“国志”，而“三国志”与“前汉书”一样，只能是在书籍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俗称。（第24页）
这段话所呈现的逻辑正是古往今来赫赫有名，妇孺皆知的类比推理，或者准确地说不伦类比。其核心精神就是：和尚摸得我也摸得。其基本套路是：
大前提：
《汉书》目录题名与正文卷端题名并不一致；
《汉书》的正文卷端的题名《汉书》是本名，其目录端的题名《前汉书》是后人变动的书名。
小前提：
陈志的目录题名与正文卷端题名并不一致。
结论：
陈志的正文卷端题名《国志》是其本名，其目录端的题名《三国志》是后人改动的俗名。
对于浸淫于这种“推理”方式的读者，当然会习焉不察，久而不闻其香。但是，只要将这个“推理”方式变换一下内容，看官就会知道这种推理有多少神奇。试看：
大前提：
马云是中国人；
马云的身家是1000000000000元（多少个零请随意）
小前提：
看官您也是中国人；
结论：
看官您的身家是1000000000000元（多少个零请原样复制）。
这就是辛德勇先生的分析与推理。他从马云的身家就已经看到了您的身家，根本无需查看你的钱包与账本；他从《前汉书》的非本名就可以得到《三国志》的非本名，而不需要知道：《前汉书》之非本名，并非仅仅因为其在目录端有此题名，而是因为《汉书叙传》中已有《汉书》书名的叙述；《汉书》之前之所以加一个“前”字，乃是后来有了《后汉书》，正如新旧《唐书》题名一样，只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将彼此区别开来。有这样的分析与推理，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就是火星人也无法相提并论吧？
回过头来，如果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辛德勇先生这套熟悉而神奇的言说方法，任何略识得几个字的读者，每周生产出一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石破天惊”的一级教授论文来，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谓予不信，请看罗汉1分钟之内拿出一篇更有颠覆性的论文框架来：
大前提：
《史记》宋刊本的卷端题名为“史记”；
《史记》的本名并非“史记”。
小前提：
《汉书》宋刊本的卷端题名为“汉书”
结论：
《汉书》的本名不是“汉书”
以前看到辛德勇先生骄傲地宣称其生产速度是每年1部书还多，总是不由对其勤奋与手速感到钦佩，但在熟知了这样的生产模式后，则不由感叹：辛先生这样的写作速度也未免太慢了点吧？
（7）《隋志》的著录
《隋书·经籍志》在书目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书中将陈志著录为《三国志》六十五卷，《叙录》一卷。辛德勇先生以何晏等人所著本名《论语集解》，《隋志》则记作《集解论语》，汉魏之际的《三辅黄图》，《隋志》从俗著录为《黄图》为例，说明隋志及其以下簿录中的“三国志”著录，“并不符合当日实际情况，流俗相传，不过积非成是而已。”（第5页）
毫无疑问，史志书目确乎存在著录书名与该书本名不一致的情况。无论《汉志》还是《隋志》或者此后官私书目，都难免有此现象。其原因固然不一，然大端则在本文第三节第1小节“书名问题的真与假”中已有略述。《太史公书》被后人称为与著录为《史记》就是一个显例。
然而，是否可以由《隋志》将《太史公书》著录为《史记》，推出《隋志》将《国志》著录为《三国志》，《三国志》的本名为《国志》呢？
看到这个反问，诸位看官可能想起“和尚摸得我怎么摸不得”的套路来了吧？
确实，辛先生此例的分析套路与前面的不伦类比确实大致相同，精神也相一致。然而，如果要更细致地审视的话，这两者所在的层次又有不同。简单地说，这里是在《隋志》这同一部书中以《集解论语》为变称来证明《三国志》为变称，而前面以《前汉书》目录题名为变称来证明《三国志》的目录题名为变称，则没有显性提出其上一级的相同集合（比如它们都属于前四史，都属于二十四史）。目录题名中的论证是不伦类比，而《隋志》的著录变名的论证则是混淆了特称判断与全称判断，即将篮子中的一个烂水果当成了一篮烂水果。其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大前提：
这篮水果中有颗梨子烂了/《隋志》中的《集解论语》是变称
小前提：
这篮水果中装有苹果/《隋志》中也著录了《三国志》
结论：
这篮水果中的苹果也是烂的/ 《隋志》中的《三国志》也是变称。
将其套路一公示，就可以明白，这是一个非常神奇，也非常离奇，同时又非常常见的推理与论证，生活中这类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某学校/单位/楼栋有1位同学违规养了1只羊，结果全单位老老小小全都被抓到一个船上去宰羊，其脑回路虽然不完全一样，但精神实质却颇有相通之处。
辛德勇先生对于这种套路当然是驾轻就熟，在《制造汉武帝》中就已经屡试不爽，即在这篇一级教授论文中也不止一见。比如本小节第3例常璩《华阳国志》分析中，由传世《华阳国志》是南宋宁宗嘉泰年间李的校改再刻本，该版本中有几处校改错误这个大前提出发，推出“《三国志》”之说“很可能因其与后来已经产生变易的流行说法不符而遭改换”的结论，就是这种老操作。
以上7例可以说是《三国志的本名》一文的主要论据与论证。论材料的选择，全部是舍本逐末、颠倒源流、远真趋假、避重就轻、放大取小的干活；若论逻辑，则无非是直接宣判，倒因为果，循环论证，不伦类比与混特称为全称一类的伪逻辑。虽说这样的认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十分常见，然而能将这么多不赦之言集于一文，对几乎所有的材料的认知与阐释都颠倒本末，南辕北辙，且自视一级，不得不说，除了在辛德勇先生的其他论文中可以找到媲美者，在其他作者与论文中还真未见其匹者，一级教授果然是一级教授。
其实，不要说辛德勇先生对这7条的解释与选择没有1条合于事实与学理，就算这7个问题都解决了，也仍然没有将前述6个“如果”中的任何1 个转化为现实，它与陈志本名为“国志”之间仍然相距十万八千里。
6、想象循环六不赦
在本节开头，罗汉曾说这不是一个难度太大的题目。只要掌握文史研究的一般基础知识就可以着手，并取得相应的成果。
一位担任过重要刊物主编多年，现任985高校历史学专业二级教授，头顶江洋学者头衔，自认为该当一级教授，粉丝如云的辛德勇教授，居然会写出这样不像样的论文来。难道他连文史研究最基础的知识也没有掌握？
也许，所谓基础的知识、条件与要求只是适用于一般研究者，像辛德勇先生这样有特色的学者早已超越了这些条件的约束，又岂能用这些礼法来要求与衡量呢？礼法岂为有特色的学者所设哉？
又或者，前面所说“难度不大、要求不高”的判断，本身就是错误的。比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要有基本认识能力、逻辑能力这两点，也就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或者实事求是这点，看起来是基本的、普通的，并不苛刻的条件与要求，然而，对一些用眼神思考的望气学者，对那些我即真理与正义，想什么就是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也要是什么的学者来说，就是水火不容的离谱要求，虽然他们自己也常常将这些话挂在嘴上，写在墙上。
是的，我要说的是：《三国志的本名》一文之所以会写成这个样子并被自评为一级，原因就在于作者根本就不是按照一般常识，不是依靠摆事实讲道理的俗套来写作与评价的，而是靠眼神与自闭想象完成的。
有关陈志的称名或题名主要有两种：一是“三国志”，一是“国志”，这是本文当前史料的基本状况（暂且不说“三国志”一边的优势地位）。辛德勇先生只是简单扫了一眼，就像相术大师看相、文物大师鉴宝、国医大师审舌一样，立即得出结论：“国志”是本名，“三国志”是后出的俗名。这大概就是整个研究过程的精华微缩版。
这里不妨以《史通》《古今正史》中相关材料（A13.4）为例再加分析。
在《史通》版本中，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是一个晚近的解说本，该本并非以校勘为胜，而是以阐说与在没有史料依据的前提下单凭己意来对旧本删削改窜为特点。如前所述，《古今正史》篇是由一节一节正史书目提要构成，其中也包括陈志提要。浦起龙先是以“凡此皆非原有之文”为由，将所有左侧的“右说x x”的标目一概删除，其中“右说《三国志》”的标目自然也被删除了。陈志提要一节的最后一句“由是世之言三国之志者以裴注为本焉”也被改为“由是世之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且增加了按语曰：“第八节。述承祚《三国志》也。”
按理说，对于一位那么讲究版本之学的研究者，在一项以追本溯源为务的研究中，未必要将这种并非以保持原貌为特点的版本为引用源。这则史料一方面删除了“三国志”痕迹（对小标目的删除），一方面又增加了“三国志”痕迹（最后一句的修改），对于用来追溯陈志本名的项目来说，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左右不是，有宜有不宜，哪怕从是否支持己说这个精致与狭隘的利己主义立场出发，也并不适用。
然而，辛德勇先生毕竟是辛德勇先生，他不但使用了这则材料，而且还获得了“两全其美”的效果。其具体方法很简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他先是以“覈诸明嘉靖间陆深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刻本《史通》，此处俱书作‘言三国之《志》者’，文气自较浦起龙本为胜，此即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史部·史评类》‘史通通释’条所说浦起龙氏‘轻于改窜古书，往往失其本旨’之处”为由，批评与否定了浦起龙将明刻本的“世言三国之志者”修改为“世言《三国志》者”，从而过滤了通释本中留下的“三国志”证据；接着又以“斟酌上下文气，此处所说当可信从”为由，表扬、肯定与采信了浦起龙对“右说《三国志》”小标题的删削（第6页注9）。
这可真叫既赛出了风格，又赛出了水平；天下材料，尽为我所用，天下异料，尽被我识破；可真是学术研究中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是浦起龙的删改，一处是乱改，应无视；一处是妙改，应采信。而其否定与肯定的理由还都是文气。真是同是一张嘴，横说竖说都有理，同是一支笔，正说歪说都可以。
显然，在这段研究者与材料的对话中，是材料服从于研究者，而非研究者服从于材料。整个判断与推理的初始依据是辛德勇先生所感觉与“斟酌”到的“文气”，辛德勇先生的眼神、感觉、意念才是整个研究的原动力与根本依据。而那些被裂解的所谓材料只不过是辛德勇先生拉来凑数、转移焦点、混淆视听、装点门面、制造高深莫测效果的工具而已。整个研究过程不过是辛德勇先生在材料中多看了一眼，多斟酌了一下上下文气而已，与相术大师的看相，文物大师的望气，国医大师的审舌并无不同。
其整个推理论述过程如下：
因为：
《国志》合于辛德勇先生所斟酌到的文气，是其本名；《三国志》不合，故是晚起的俗名。
所以：
《史通通释》删除“右说《三国志》”是对的；其段末将“三国之志”改为“《三国志》”是错的；
因为：
《史通（通释）》没有“右说《三国志》”，而段末的“《三国志》”又是错的；
所以：
陈志的本名是《国志》而不是《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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