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卓彬：如果毛主席还在，会怎样解决台湾问题？
听说美国老妖婆要来，重发这篇文章送给这些帝国主义者：胜算与利益是决定因素，而机会则是重要的考量；一旦出现机会，决不会手软！而主动解决也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但是现在有许多人的心情非常急迫，他们的急迫导致了一种说法的产生——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肯定早就决定开战拿下台湾了。这种话听起来很爽，但实际上是把他老人家看低了。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与军事家的毛泽东，怎么可能是一个莽撞的人。不过这种说法带给我们一个思考：如果毛主席还在，会怎样解决台湾问题？当然，老人家已经去世多年，本文也就只能进行推测，但是推测也需要有合理依据，不然就成了胡说八道了。为此，我们需要从毛泽东做过的重大决策中理出思维脉络，找到影响其判断的主要因素，从而形成决策模型，再将这个模型应用于当前时空的台湾问题。这样才能成为合理的推测过程。要理出毛泽东的思维脉络，最直接的当然是先看他在世时是打算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台湾问题，是因为内战中战败的蒋介石集团占据台湾才出现的。作为内战遗留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当然是打过去。早在渡江战役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就电令粟裕开始研究夺取台湾的方案，并将第9兵团派驻在上海周边进行渡海整训。而美国政府判断当时的全球局势，出于对蒋介石集团的极度失望，同时希望通过示好，避免新中国全面倒向苏联，在1950年1月5日，由杜鲁门总统出面发表声明，公开表态将不再卷入中国的内战。于是当时出现了解放台湾的一个绝佳历史窗口。党中央抓紧进行攻台准备，决定拿出60~70亿斤粮食作为军费，再预算3亿美元购买武器装备。粟裕等人则提出了一个宏伟的“东西夹击，海空并举”立体化攻台作战计划：准备以2000多艘战船渡海，同时以2.5万人的跳伞部队实施敌后突击，为此在已有的150多架各种型号飞机之外，需要再从苏联采购200多架战机。攻台部队不断部署到东南沿海，至1950年6月，总数已达16个军50万人的参战部队严阵以待，只等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立即跨海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是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彻底打乱了国际局势，也打乱了中国的部署。
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基隆、高雄两港，对台湾海峡实施全面封锁。美国这一举动使我们解放台湾的战役不得不推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之后，中央立即开始重新准备解放台湾。而美国此时已彻底改变对中国统一的态度，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武装国民党军队，施压蒋介石要求其对标朝韩与两德，正式分裂中国。在当时的背景下，避免两岸分裂的优先级已高于解放台湾。毛泽东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发动了金门炮战。金门炮战最早从1954年9月3日开始，一直延续到1979年1月1日。这场历史上绝无仅有延续20多年的炮战，实际上是对全世界进行宣示：中国内战没有结束，两岸之间并非国与国的关系。就在1958年规模最大的八二三炮战期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从菲律宾、太平洋甚至地中海急调军舰支援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上兵力集结，表明了阻止中国统一的明确态度。在这样的强力介入下，以我军当时实力，完全没有能力突破，使得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成为泡影。基于这样的现实，党中央毛泽东将统一台湾的方针调整为和平谈判，实际上就是希望争取台湾的国民党高层，以图和平统一。两岸之间通过密使进行了多次接触。毛泽东也给出了和平统一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接触是1975年春节之后，蒋介石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向中共传递信息：“希望毛主席能来访问”。接到消息后，因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都已经很差了，于是准备安排邓小平作为代表前往。但是，蒋介石在当年4月5日病死，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重病中召见有关人员说了一番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吧！我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这番话是在他逝世前三个月说的。可以看出，他对未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带有深深的遗憾，不得不交给下一代。回顾毛泽东在世时试图解决台湾问题的整个过程，可以得出一个判断：他并不是一个唯武力制胜论者，武力与和平对他而言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首先，如果毛泽东崇尚武力，并非完全没有拿下台湾的可能。虽然以我军当时实力无法突破美军对台湾海峡的封锁，但是如果憋足劲发展海空军力，并且向苏联求援，经过一定时间的充分准备，当有一战的把握。金日成无视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的现实，执意发动朝鲜统一战争，就是基于这种思路。但毛泽东显然不是一个豁出去一切砸锅卖铁的赌徒，他的习惯是在重大决策之前充分进行权衡与计算。他一生之中最冒险的动武决策——抗美援朝，最终下定决心也是因为他认定“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而以当时的条件，非要以武力拿下台湾，明显是一件损害极大的事：一是为打台湾而使劲提升武力值，肯定会拖累历尽劫难的中国的恢复进程，背上沉重的包袱；二是向苏联求援，势必对国家主权产生不利影响。毛泽东不愿意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而是选择进行和平统一的尝试。再者，是战是和，结合他在几次重大事件中做出的不同选择，可以理出清晰的脉络，并且获得一个理性的决策模型。我们对比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抗美援朝、中印战争、港澳问题做出的战或和的决策，就可以发现他在决策中考量的是三大因素：胜算、时机与利益。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提议进行国共谈判。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都知道蒋并没有和谈的诚意，但是毛泽东亲自去重庆参加谈判。要知道，谈判的目的是结束因国共对立而形成的分裂局面，谈的内容是如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大会，以组成联合政府。按照谈判最后达成的双十协定，共产党是要大幅缩编自己掌握的军队，并将解放区重新归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毛泽东本人则可能会被安排去当一个国民政府治下的省主席（有种说法是去新疆）。这样的结果实际是损害共产党的利益的，但是如果蒋介石不撕毁这个协定，而是最终被实际执行，毛泽东应该会接受。参加谈判并做好接受谈判结果的准备，就是选择以和平方式解决分裂问题。这是出于对当时共产党军力弱于国民党军的现实判断，动武并没有绝对的胜算。同时，经过长期抗战的折磨，人民普遍倾向和平建设，并不是用战争手段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合适机会。动武胜算不大，机会不对，虽然能保住利益或者获得更大利益，但是毛泽东还是选择和。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下决心派志愿军入朝前是经过了非常长时间思考的。为了避免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在美军从仁川登陆后，中国政府给出了明确的底线，就是不能过三八线。这个要求非常合理，并不是让美军完全退出朝鲜半岛。但是在美军无视警告，越过三八线后，中美之间已经是不得不战的局面。面对美军强大的装备优势，毛泽东其实非常不愿意让中国军队去冒险打一场看起来胜算很小的仗。在与彭德怀仔细筹划后，他终于得出在朝鲜北部的山区我军尚可占据一定优势的结论，由此才最终下定出兵的决心。毛泽东在使用武力时非常看重战前的实力对比，不愿意但不得不打的仗，一定要找出能够与之一战的胜算。如果朝鲜北部不是大片山区的地形，估计他也不会派志愿军入朝。而在志愿军打到三八线附近，后勤供应劣势凸显之后，他也不再让军队继续前进，为了多占土地而大量牺牲战士生命。这次决策时，有一定的胜算；面对强大的美军，苏联的支援并没有兑现承诺，机会并不是很好；但是对中国的利益极大。毛泽东选择了战。这次的决策过程对毛泽东来说是最奇怪的，他说了那句名言：“我想了十天十夜，总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思维习惯，如果他处在印度的位置，面对如此的实力悬殊，除非是疯了才会主动挑衅中国。因此，在这十天十夜里他老人家可能是想多了，一直在思考印度还能藏着什么底牌没亮出来。但是就算面对印军有十成十的胜算，真正动手时他也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当时美苏之间因为古巴导弹危机而剑拔弩张，对中印爆发的战争短时间腾不出手进行干预，而这场战争从10月20日开始发起自卫反击作战，到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撤，一共只花一个月多一点时间，避免了两军长期对垒造成的巨大消耗。这次决策，胜算很大，机会很好，利益很大，毛泽东说：扫它！台湾是因为美国的阻挠，军力差距太大而无法统一。但是这对于香港、澳门来说根本不存在。当时驻港英军大约有一万多人，而这点兵力在解放军眼中完全不算什么。虽然英国还曾威胁过如果武力收回香港，他们会使用原子弹，但在中国掌握核力量之后，这样的担心也没有必要了。主要的考虑还是利益。留着香港、澳门作为面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窗口，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重大好处。反之，则不过是多了两个普通的城市而已。这个账其实很好算。而在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率先承认新中国为合法政府，成为第一个不顾美国阻挠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英国人的账也算得很精。这次决策，胜算很大，不需要机会，利益不大损害很大，毛泽东选择不动。将以上4次决策中的相关因素进行整理，可以得出以下列表：
1. 三个因素，单独每一个都不必然导致战或和的结果，因此是三个因素相互结合决定最后的结果。3. 如果没有利益，即使其它条件都具备，选择和；即使有利益，其它条件都不具备，选择和。基于以上三个特点，再将没有出现的情况进行合理扩展，该表的完整情况应该是如下：
4. 机会虽然是一个重要考虑的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如果有利益并且有胜算时，机会不好也可以战。
这时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单明白的决策模型了，只有两个决定因素：胜算与利益。选择战的判断方式就是：同时有胜算并且有利益。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再优先找合适的时机动手。通过前面的推理，我们得出了毛泽东的决策模型。再运用这个模型来推测已发生的历史问题决策，就可验证其可靠性。用它来推测毛泽东在世时的台湾问题决策，进行可靠性验证。胜算肯定是没有。利益上虽然有国家统一的好处，但是必将因此不断承受西方的武力袭击与严厉封锁，进入长期消耗局面，损害远大于利益，因此是无。这竟然是匹配最后表格中的第一种情况，必然是和。与毛泽东的实际决策相符。初步验证模型可靠后，再将它用于当前时空下几个问题的推测。首先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港澳问题肯定是属于选择和的，而且最终用一国两制以和平手段解决了统一问题，这当然是与毛泽东的想法一致，很好地完成了毛泽东交待的任务。虽然毛泽东本人对港澳问题没有明确的发声记录，但是周恩来有过相关讲话，可以看成是对他的态度的传递。周恩来在1956年底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但是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他强调：“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由此可以看出，在港澳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是与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一脉相承，虽然不是毛泽东提出，但显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有很多人对香港在实施一国两制后出现的问题很不爽，试图否定这个政策。他们其实是不明白做出政策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我们同样需要从胜算与利益这两个决定因素来看待一国两制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胜算有吗？当然有。但是利益呢？原来承诺50年不变，现在突然要变，有多少支持中央的力量会改变想法，生生制造出更多的敌人。这当然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毛泽东“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教导。不同于他在世时的情况，现在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胜算方面肯定是很大的，那么就要取决于利益了。有哪些利益呢？第一种利益是台湾问题拖下去，是在消耗我国的外交资源。在上篇文章中已经讨论过，因为台湾伪政府配合美国的政策，这部分的账我们是亏的，我们还要亏多久，还要亏多大。只有拿下台湾，才能让这种亏空停止。第二种利益是我国形象的提升。中国的体量已经不允许我们躲在后面继续假装人畜无害的小白兔，我们也已经提出了要促进世界发展的各种方案。要让小兄弟们听我们的，认可中国的能力，起码自家的烂账先得清一清才行。第三种利益则是台湾的地理位置。台湾拿下来，作为最东面的第一道防线与预警基地，从此以后我们是海阔天空，而那些试图封锁我们的人则是寝食难安。再考虑损害。美国与西方应该不再有胆在我军拿下台湾后进行武装袭扰，更可能是与对待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一样，联合起来搞制裁，试图将中国排挤出世界经济政治主流圈子。如果以上三种利益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对比与美国和西方再扳一次手腕带来的损害，一旦利益与损害之比越过平衡点，根据决策模型判断，转变为表中第4种情况，就可以做出战的选择。从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得出，胜算与利益是决定因素，而机会则是重要的考量。但是不同于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现在的实力已经是国际舞台主要玩家，可以主动去创造机会。这次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有重大变化，强调“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不仅这么说了，还这么做了。公布顽固台独分子清单的第一批三名中奖人员，提出“统一后邀请支持统一的爱国人士参与台湾治理”，宣布“统一后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能用于改善民生”，这些都是在用主动作为促使岛内局势发生变化，减小实施统一行动时的阻力。而在我的理解中，即使是以吴彤的方式开始行动，也还是有可能最终以和平落幕。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宣布，只要能够和平解决，台湾依然实行一国两制！一方面，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即“一纲四目”。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四目：一、除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中正管理；二、如果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中正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四、国共双方保证不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对他这个想法的发展完善，最初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只是先在港澳实施。另一方面，对于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的人员，我党一向是宽大处理，给机会给出路，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机会。一国两制就是留给岛内支持统一力量的最好出路。只要能够实施一国两制，即使两岸战火已起，也能促进其内部统治力量的分化瓦解，迅速实现击败岛内顽固势力的目的。以上是我思考台湾问题开的一个脑洞。当然这里总结出的模型可能过于简单，还可以把更多的因素考虑进来，但是其中推理的过程是比较清楚明白的，权且作为大家探讨与批评的基础。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45年了，他在临终前三个月特意提起台湾问题，他是念念不忘的。周总理去世后，按遗嘱的要求，他的骨灰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停放了一夜。他们对台湾都留下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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