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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是中央政府在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古籍保护利用”，古籍保护正迎来春天。实施古籍保护利用，版本知识尤为重要。版本目录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包括图书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以便考辨其源流。版本目录学作为我国研究读书的一项传统学问，对学术研究、整理古籍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在公共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未进入中国的若干年代，那些版本学家更像是一个个优秀的图书馆员，服务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文化人、读书人。他们和他们创造的版本目录学为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学习、工作中，我曾结识了处于暮年的古籍版本学家郭纪森、马春怀，古籍文献鉴定学家吴希贤、张宗序，还有外文版本学家种金明。而今，他们均已作古，近日翻阅他们赐予的一些资料信件和照片，仿佛就在昨日，心中顿感，老先生们：与这些老先生们交往源于我在家乡河北冀县读中学阶段喜好搜集民俗与地方名人史料，我请方志办的常来树老师引荐结识了郭纪森，并保持通信多年，郭老为我撰写了一些琉璃厂衡水籍人士的传略信息，随后陆续认识了其他几位先生。
第一次见到郭老是在他返乡省亲的女儿家，那时我也就十五六岁，他却已是耄耋高龄。魁梧的身材丝毫不见弯腰驼背的老态，只是花白寸发和脸上的皱纹彰显着经历的沧桑，浓密的长寿眉下双目炯炯传神，慈眉善目，一口冀县话透出丝丝京腔的味道，慢声细语，但浑厚响亮，说话必是以“您”开头，且身体微微前倾，一副和颜悦色的儒雅形象。
同是十五六岁的岁月，郭纪森因家境贫寒已离开了老家郭家庄的私塾，由叔父郭恒利引荐到北京隆福寺的古旧书店稽古堂当了学徒工，三年后出师做伙计。1939年，被琉璃厂书铺勤有堂聘为副经理，1943年在西琉璃厂从孟庆德手中接过开通书社，自任经理一直到解放后，主营大部头古书和考古类图书。1956年“公私合营”后并入中国书店，任琉璃厂古书店副经理。退休后在1981年10月被中国书店聘为首批业务顾问，1992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郭纪森毕生从事古旧书事业80多年，从未改过行，凭借着一身过硬的“过眼学”经手流通的古籍图书难以数计，如今全国各大图书馆和许多教授的书斋中，几乎都有他所提供的古籍图书资料。
众所周知，琉璃厂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特色街区，是明末清初因官员、京外赶考的举人在此逛书肆繁盛而起。在中国没有公共图书馆概念之前，书肆就扮演其功能。
郭纪森一生都奉献在琉璃厂这座开放的“大图书馆”上，并创造了诸多佳话，整个古旧书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他在与著名学者交往中表现出的深明大义更是传为美谈。
郭老曾亲口跟我讲过，一大批著名学者都委托他寻购过稀世版本。如，金石考古家容庚编纂《金石编》《商周彝器通考》，历史学家顾颉刚编纂《禹贡》刊，考古学家胡厚宣编《甲骨文合集》，民族史学家翁独健标点《二十四史》中的《元史》，古典文学专家顾学颉编注《白香山诗集注》，等等，都有他提供的珍贵古书资料。另外，郭纪森和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煨莲三十余年的书缘往事，令学术界和古旧书行击节。
2009年11月22日，洪煨莲先生的学生、我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侯仁之先生的女儿侯馥兴，在一篇回忆录中详实披露了这件事。
上世纪30年代，郭纪森在琉璃厂稽古堂书摊上结识了洪煨莲，知道他是研究中外历史的知名学者，时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凡是他所需求的，我都尽力去办，便取得了他的赏识和信任。”郭老说，根据洪的需求，自己为他提供了《四部丛刊》初、二、三编，《静嘉堂秘籍志》明初蜀藩刻本，万历张之象刻本《史通》等大量典籍史料。由于得到郭纪森及时专业的帮助，洪煨莲在编撰我国古籍经、史、子、集的各种“引得”才得以顺利进行，后来共出版了64种81册，至今仍为国内外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寇占领封锁，洪煨莲遭日本宪兵逮捕入狱，郭主动帮洪家整理存书并搬至城内。洪煨莲出狱后仍被日军监视居住，郭不避危险受其委托给洪的学生侯仁之捎去口信，要他宁死不替日本人做事。1945年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复校，洪煨莲回校工作，郭老又帮着从城里把书搬回燕南园洪宅。1946年，洪应聘赴哈佛大学讲学，行前托郭购买一批图书，孰料一去几十年未回国。郭保存这些图书直到中美建交后，才遵洪嘱交其亲属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
1980年3月29日，洪先生又托侯仁之的夫人张玮瑛从美国带来委托书，把洪在北京琉璃厂的一处房产赠送给郭老。但他坚持把房子上交国家。郭老说自己只是个卖书的，房子非本分所得，情意领了就是了。
退休后，郭纪森经常深入民间挖掘收购古籍图书，收集到元刻本《静修先生集》、明兰格抄本《册府元龟》《四库珍本》等善本古籍图书数百种，并找到了《敬录堂丛书》《晨风阁丛书》《纪元通考》等多种古籍图书的版片，由中国书店重新印刷发行，使我国珍贵的古籍能够流传后世。
谈及古书流通的秘诀，郭纪森说收购是至关重要的起点。他认为，收购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很好地保护和发挥古书的价值，而收购的关键就是要了解书，能够掌握一定的版本知识，能大体判断用途大小，比较熟悉各种古旧书刊的出版情况，包括前后版次，流传多少，以及丛书本、单刻本、原刻本、翻刻本的差别等等。
“抢救中，哪部古书最让您震撼？”郭老回忆说是清雍正年间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大书算是我国类书之冠，十分珍贵，印刷仅65部，全书10040卷，5020册，现在很少能见到。”1948年，天津国民党官员仓皇逃窜时准备把这书当作“还魂纸”送往造纸厂，郭纪森得知消息后三下天津全部买下，使其免遭厄运。
大学者们向郭老求书，而我作为文史小爱好者向他也有一“求”，那就是求证为啥说是“河北人发祥北京琉璃厂”？
1999年夏，尚在读中学的我借暑假去北京省亲时到位于南新华街与骡马市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的中国书店收购科拜访了郭老。谈话中先生无意的一句，让我兴奋不已。
“小刘也是咱衡水地！都是老乡。”郭纪森把我介绍给办公室里的老先生们后，他继续说着。“是咱们河北人奠定了北京琉璃厂的基础，或说是河北人打造了北京的琉璃厂，并延续了琉璃厂文化，河北人当中以咱衡水人为主，衡水人中以咱冀县人为多。”我瞪大眼睛，竟不怎么礼貌地说：“什么？河北人打造了琉璃厂？您再说一遍！”老先生一愣，以为说错了什么话，我忙解释，“这么爆的料儿，您老继续讲讲。”这么一说，逗得郭老和老先生们呵呵直乐，我就像小孩听“古儿”一样那么陶醉，拖着腮帮子，边听边记。
“由于河北靠近北京，来往比较便利，明万历年间就有衡水人在琉璃厂经营的古玩字画和古书店铺，到了清朝科举废除后取代了江西帮而享盛名，亲戚带亲戚、同乡带同乡，我就是这么到的北京，先到隆福寺，后到琉璃厂。”郭老说，这种传承关系，使得不少河北人密集来京以买卖书为生。
郭老看我听得入迷，又翻箱倒柜找来一本1962年出版的孙殿起（冀县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14岁进琉璃厂）著《琉璃厂小志》(著有《贩书偶记》《丛书目录拾遗》《清代禁书知见录》《记厂肆坊刊书籍》等）送我。《琉璃厂小志》是一部研究琉璃厂史志及古籍版本和古籍市场的重要文献。
《琉璃厂小志》第三章“书肆变迁记”中称：上溯道光咸丰年间，下至民国三十五年这一时期在琉璃厂开设书业店铺的共三○五处，而由冀县、衡水、深县、枣强、阜城、景县等衡水籍人士开办的共一百六十四处；第四章“贩书传薪记”中又称：当时琉璃厂以经营古玩字画为主的店铺共一百四十六处，衡水籍开设的有六十处，以书画装裱业为主的店铺共十九处，衡水籍开设的有十一处……除了《琉璃厂小志》外，明万历年间李诚诰的《海甸行》与清乾隆年间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也均有“衡水人在琉璃厂”的活动记录。
解放后，因城市暂时困难有些人被遣返回乡务农。“公私合营”后，又有不少人员返京重操旧业，继续壮大琉璃厂的衡水队伍。百余年来，琉璃厂从业人员中衡水籍人士仍占相当大的比例，郭老还给我引荐了古籍版本学家张宗序（深县人，16岁进入琉璃厂）、马春怀（冀县人，16岁进入琉璃厂），古籍文献鉴定学家吴希贤（冀县人，16岁进入琉璃厂），外文版本学家种金明（冀县人，15岁进入琉璃厂）等先生，当时他们在中国书店及北京市文物局从事古籍版本的鉴定工作，也都干到生命的最后。期间，我又结识了另外一些成名成家于琉璃厂的衡水籍人士，如碑帖文物鉴定学家马宝山（衡水人，16岁进入琉璃厂）、装裱艺术大家刘金涛（枣强人，12岁进入琉璃厂）、一得阁老厂长第二代传人张英勤（深县人，14岁进入琉璃厂）等。拜访中，我也一一恳求老先生们对郭纪森首提“河北人发祥北京琉璃厂”一说的意见，纷纷表示赞成，因为他们都是琉璃厂的活资料库。
离京前，张英勤先生还将一份签名加盖手章的《一得阁创始人、传人史记》赠与我，更为难得的是郭老给我送来他近年手写的《回忆古旧书业概况》《在旧书店学徒期间学习业务的经历》《古旧书行业兴衰变迁》《书业文昌会馆》等16页近万字的影印稿，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这些资料都弥足珍贵。郭纪森在《书业文昌会馆》中写到：“琉璃厂书业乾隆嘉庆年间以前多系江西人经营.......后以同乡关系颇有仿此行者，遂成一集团，直至清末科举废除后，此种集团始无形取消，待江西帮继起者多系河北人，彼此引荐同乡亲族子侄由乡间入城谋生，后来如河北冀县、南宫、枣强、衡水、深县、束鹿等县的人逐渐多起来。”
我发现，琉璃厂的衡水籍人士大都出生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那时衡水境内的滏阳河、滹沱河泛滥，冀县、衡水、枣强、深县等县大水成灾，不少人因饥逃荒，孩子到了十五六的年龄要么成为家里的壮劳力，要么外出谋生。在当年，找关系“走后门”去北京琉璃厂却成了一些孩子的“好”选择，其实不然，他们年龄小，文化低，从事的又是艰深难懂的古书业，其历程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没想到，这些为了糊口的泥腿子、毛孩子们很是争气，慢慢从这条街上的贩夫走卒，通过往来于各地的大小书肆，出入于巨贾名流的书斋，逐渐熟悉了书的版本、源流、内容，在搜集整理修复翻印各种古旧书籍中终成大器，成为了响当当的“师”或“家”，在中国版本事业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用句时髦话说“已成一种文化现象！”
出于新闻敏感和家乡荣誉的考虑，回到衡水后我即撰写一则新闻稿《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并征得郭纪森及上述几位老先生的同意，将老人家这条新鲜而大胆的独到见解通过当时河北发行量最大的《燕赵都市报》发往全国，尽管稿子发出后，也有不少外地学者对这其中的渊源与衍变有些微词，但的确是衡水人撑起了琉璃厂的繁华，使之薪火传承至今，符合历史事实，绝非杜撰。现在琉璃厂的槐阴山房、雅文斋、博古斋、一得阁、金涛斋等20多家老字号仍由衡水人经营着，还有不少老先生的后人依然工作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与古董行，活跃在父辈祖辈们打下的文化江山中。
“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中国文化报》《藏书报》《北京晚报》《生活早报》等都在引用郭纪森的这一学说，其观点越来越被学术界认可，诸多学者开始撰写主题文章，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衡水旧影，当年衡水人撑起琉璃厂的繁华
往小里说，这则稿子拉开了我关注文化学者的序幕，对自己今后从事新闻工作起到了一定的鼓励作用，以至于参加工作后陆续采访了包括著名文物鉴赏家史树青、漫画家方成、装裱家刘金涛、京剧表演艺术家童祥苓、茶学家张天福、收藏家马未都、红色作家万伯翱等在内的百余位文化大咖；若往大里说，从城市品牌的角度来看，这是郭纪森对区域文化及家乡的一大贡献。从此，衡水、冀州两级政府及文化部门纷纷举起“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这面文化大旗，四处吆喝，举办了“北京琉璃厂——追寻冀人的足迹”文化研讨会、“中国古旧书文化传薪者——琉璃厂之冀州人”座谈会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馆长邹爱莲曾说过：“琉璃厂是北京历史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它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早年支撑着琉璃厂的是河北人，他们为琉璃厂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功不可没。”2019年4月，衡水市政府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文华衡水”大展的官方前言中有这么一句话：“晚清以降，衡水儒商走京闯卫，促进了北京琉璃厂的文化兴盛，培育了众多行业泰斗与文化耆宿”。
琉璃厂作为具有历史底蕴的文化空间，我总觉得不能单一从地理概念上描述成是文化商品的交易场所，更多的是近现代以来诸多大文化学者与书商、书商与古董商、文人学者之间来往的故事策源地。在这条街上我穿梭过无数次，拜访了老先生及他们的后人，更能深深地感知到郭纪森的性情恬淡，他不事张扬，助人为乐，之功之德，已成典范。
今日琉璃厂
1994年10月，同为古籍版本学家的雷梦水（冀县人，著有《琉璃厂书肆四记》《书林琐记》《古书经眼录》等）去世后，尚有大量遗稿未出版，郭纪森唯恐家属管理不善，便从中协调邀请中国书店出面予以出版，这其中包括珍贵的《贩书偶记再续》一书。还有，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吴希贤，曾编撰全国珍善本书籍目录1200多种，他在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工作期间，耗时十数年，从亲手整理的二百三十多万册古籍中，精心挑选出世所罕见的历代珍稀版本，将其中特点突出、有代表性的书页加以编辑而成的《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未等出版老人就在2001年11月无疾而终。郭纪森做了大量善后工作，使得其作得以在2003年8月由中国书店出版，笔者看到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丁瑜先生写于2002年9月的序言中称：“老友郭纪森先生持书稿嘱余为序，拜读之，颇受启迪，故略述葑菲之见，并志景仰。”而郭纪森终生都未出版过自己的专著，却能乐此不疲为同行甘做嫁衣，这是何等的高尚。
笔者最后一次见郭老是在2007年冬，那年我已到北京的媒体工作，之前每年都会见见面，聊聊天。这次，尽管郭老耳已失聪，但思维清晰，仍坚持用纸和笔与我交流，并把一本自己影印制作的线装《名贤集》加盖印章后赠予我，最后又拿起毛笔颤颤抖抖写下四个规规矩矩大字“崇德尊学”，这四个字一直勉励着后生，更是他一生做事的原则。在郭老家，我们谈起刚刚去世的史树青先生，老人有些惋惜。他说：“启功、张岱年、史树青都是我的至交，他们在圈子里被尊为稀有的‘朱砂’，自己只是块‘红土’。常言：‘朱砂’最为珍贵，如今‘朱砂’没了，我们这些‘红土’也倍显价值了！”
史树青是郭老介绍我认识的，后来每次与史树青先生见面，他总会说：“我们都要向郭先生学习，他的‘书皮学’‘人名学’很好，他能记住5000部书名，5000个人名，了不起。”
2007年11月7日，被郭纪森誉为“朱砂”的史树青先生在京病逝，享年86岁。笔者以小文《先生，我们会好好读书》追忆，后被收录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斗室的回忆——史树青先生纪念文集》。
2009年4月29日，“红土”也随“朱砂”而去！郭纪森先生与世长辞。郭老一生低调谦和，他的长孙郭学鹏说：“爷爷去世时快95岁了。他特别低姿态，谁也不让通知。”我知道，张宗序、马春怀、种金明等优秀的中国书店人也都已离世。
张宗序作为中国书店开店元勋之一，从事古旧书鉴定和收购工作70余年，对抢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尤其是培养版本鉴定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掌握了比较深厚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知识，有熟悉具体业务的方法和经验，成为古旧书业博览横通的专家之一，曾受中国出版协会和新华书店总店委托，与马键斋编著了近百万字的《中国古籍简介》《古籍要籍介绍》《古籍版本源流》《古籍常用工具及使用》等古籍业务教材，为全国各地的古旧书从业者及图书馆博物馆工作者、大学文献专业和图书馆专业师生传授古书版本学等，可谓“桃李满天下”。
种金明，同样是一位古籍版本学家，尤为熟悉外文旧书版本，曾收购过大批珍贵外文期刊。如，德文原版《新时代》分装三十五册的全套合订本，1883年创刊至1922年停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恩格斯曾在该刊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著，当时国内还没有一套该刊，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最后三卷(1919-1922)。中央编译局已向国外汇款订购该刊影印本，但两年多没有音信，中国书店以低价提供该套原版旧刊，解决了编译局的用书急需。他一生过手了大量的珍贵原版旧书，满足了国内一些研究单位和图书馆的需求。
术业有专攻，琉璃厂的古旧书人各有各的独门绝技。马春怀是孙殿起的再传弟子，雷梦水先生的得意门生，他除了精通版本，还擅书法，懂佛学经典，所经手的金泥书写的佛经曾被赵朴初老誉为“镇馆之宝”，周绍良先生更是称其为“几百年不世出的国宝”。
每当我走进图书馆时，脑海中总会蹦出这几位老人的名字，包括他们的形象，他们的言谈举止，还有他们的版本故事，感觉先生们的脑子里都装着一个古籍版本图书馆，对各种版本的图书如数家珍。去年我把和老先生们交往的故事一一整理，变成我笔下的黄金，融进了我的书里，由此把拙作的名字定为《文化的力量——与智者对话的思考》。
郭纪森们是时代的智者，是文化的力量，他们身上流淌出的东西更是中国图书人书卷精神的一种体现。今天，站在中国图书事业辉煌时刻，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和一名读者需要向他们致敬，也是致敬那个时代，更是希冀中国图书人身上的这股劲儿，得以永续传承。
来源：图书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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