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岛慎一：名品的流转
鲜于枢名作《御史箴卷》卷首被锋利的刀切断过。第一行“延年，盖父”四字，自右向左横断，“盖父”二字仅存一点文字的痕迹。据其右侧空白处跋文记载：民国三四年乙酉秋。溥仪为俄人俘去。于是伪宫散出古物千余件，此卷其一也。乱兵争夺。裂损数行。而伯几大字。传世仅有此卷。仍当以天球河图祝之也。已酉春。爰翁。由此跋文可知造成这件作品损毁惨重的原因。“爰翁”是画家张大千，也是艾略特所藏《御史箴卷》的原收藏者。“俄人”指俄罗斯人，“伯几”是鲜于枢的号。据张大千所言，《御史箴卷》是溥仪带出宫的内府藏品。民国三十四年（1945），伪满洲国解体，宫内陷入混乱，此卷在乱兵抢夺过程中被撕毁，流入民间人士张大千之手，后又流至美国，为艾略特收藏。《御史箴卷》流转经历可谓颠沛流离，布满岁月的痕迹。除鲜于枢的作品外，还有许多书画作品也或多或少经历了这样的流转和递藏。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流向海外的中国书画名品几乎都流至日本被收藏。二战后这些书法名品大部分流向了美国。[宋]黄庭坚 草书李白忆旧游诗卷（局部）
37cm×392.5cm 纸本
1104年 日本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藏
日本藏主要作品包括黄庭坚《王史二氏墓志铭稿卷》《李白忆旧游诗卷》、米芾《草书四帖》《虹县诗卷》等。这些作品于大正时期以后传入日本。通过欣赏大量中国书法名迹，日本关于中国书法的鉴赏、研究及创作都得到很大提高。如今我们对中国书法怀有的亲近感，也应归功于这些名家真迹的到来。1860年，英法联军进军北京，咸丰帝逃亡热河避难，北京被英法联军管治。失去清政府管治的圆明园成为英法联军抢掠的对象，并被一把大火烧毁。圆明园为康熙时期建造的离宫，乾隆时期又增设长春园和绮春园，史称“圆明三园”，气派荣华。圆明园于1860年10月6日被英法联军占领、抢夺，同年10月18、19日两天被大火烧毁。这期间，大量财宝外流。据传，流向民间的书法作品就包括王羲之《行穰帖》和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卷》。《黄州寒食诗卷》卷首上下两端有烧焦的痕迹，可见它是于圆明园大火中抢救而来。[宋]苏轼 行书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34.5cm×199.5cm 纸本元丰五年（1082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台湾篆刻家王壮为在《书法丛谈》中说到，《行穰帖》同钟繇《荐季直表》墨迹本一样，是从圆明园流散出来的文物。王壮为是张大千的好友，可推测，张大千在日本便利堂制作《行穰帖》珂罗版复制品时，可能曾赠予王壮为一本，他因此知晓《行穰帖》的存在。也有可能是从张大千处听闻而来，抑或是从其他中国人那里听说的。钟繇《荐季直表》墨迹本在20世纪80年代曾作为附录在《书法》杂志的《壮陶阁书画录》中刊载。[东晋]王羲之 行穰帖（摹本）
24.4cm×8.9cm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程演生在《圆明园考》中，引用了英法联军从军记的相关内容，详细记述了抢掠过程。据郇和（Robert Swinhoe)《1860年北支那战役报告》记载，英军将抢掠的财宝进行集中拍卖，并将拍卖利润瓜分殆尽。一卷古书画一元，古瓷器一元至两元，抑或拍卖至数十元，最终共获利三万二千两白银。其间也有许多中国人参与拍卖。因此，可推测《行穰帖》和《黄州寒食诗卷》是通过这种途径流落于民间的。《黄州寒食诗卷》于1922年被日本菊池惺堂收藏。1923年，关东大地震期间受到菊池的拼死保护而幸免于难。战后其又被台湾王世杰购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24年，内藤湖南曾在此作的题跋中对其从圆明园流散的经过作过考证。此外，王世杰也在跋文中记述了入手此作时的喜悦之情，并介绍了此卷一路虽历经火烧圆明园、关东大地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后幸得留存的艰辛历程。清朝藏品著录文献《石渠宝笈续编》收录了《行穰帖》与《黄州寒食诗卷》，当时咸丰帝应该在圆明园御览过。义和团的兴起加速了清朝的衰落。1900年，慈禧太后率亲信仆臣等政权核心仓皇逃往西安，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其间，光绪帝的妃子珍妃投井自尽。这场动乱中又有许多珍宝名品流散。据内藤湖南的跋文记载，广岛的安达万于战乱中收购了王羲之《游目帖》。据传，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元代画家倪瓒的经典作品《虞山林壑图轴》，便是这期间于恭王府散佚的。《游目帖》为咸丰同治年间皇帝赏赐给恭亲王的，可确定此作由恭王府散佚。恭亲王是道光帝的第六个孩子，曾负责圆明园之变的调停。然而，许多珍贵文物自恭王府流散，可谓相当讽刺。动乱之中，日本人也不得不固守在大使馆，其中就包括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服部宇之吉。他还将这段经历编写成《北京笼城日记》，并公开发行。随后，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直喜也参与其中。据《北京笼城日记》记载，英国大使馆旁就是翰林院，曾有人于那里放火。灭火时发现收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并被抢救出来幸免于难。大火扑灭后，为表纪念带回其中三册。动乱平息后，遵循应返还相关物品的指示，将其归还。明治三十五年，服部氏再访北京，在翰林院检查《永乐大典》时，发现其归还的三册已经丢失。自此，《永乐大典》散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十二代皇帝约三百年的统治落下帷幕。当时正值日本大正元年。清王朝第十二代皇帝宣统帝溥仪在民国成立后，依据与民国政府签订的协议依然享有优待条件。民国政府保留了紫禁城北半部分的小宫廷供溥仪继续生活。智永《真草千字文》被收藏于京都的小川家。罗振玉亡命京都期间曾为此作题跋。其中，有“作于宣统壬戌三月”的记载。但宣统皇帝仅在位三年，并不包括壬戌年，只有庚戌年，因此，日本人认为“壬戌”是罗振玉的笔误。1989年，启功访日曾过眼此作，他看到跋文时曾说：“这里应该是壬戌。”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此前，紫禁城的小宫廷一直还是沿用宣统年号，公文也以宣统年号发布。作为清朝遗臣，罗振玉自然也尊崇宣统年号纪年。因此，他认为1922年是宣统壬戌年。启功的说法也证实了溥仪居住的小宫廷的存在。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流放至京外。清室善后委员会迅速成立，对紫禁城的财宝进行调查。在城内发现了溥仪赏赐给溥杰的书画目录《赏溥杰单》，查明共赠予溥杰书画一千二百余件、宋元版本书画二百余件，皆被带至京外，引发轰动。根据目录记载，赏赐时间为1921年7月13日至12月12日，长达半年。据溥仪回忆，溥杰每天都用包袱包着书画带至京外。这些书画多以卷、册、帖为主。这些书画作品后随溥仪一同流至天津，又因伪满洲国的成立被运至新京，即今长春，后散佚。1926年，故宫博物院曾公开发行了《故宫已佚书画目录》。1950年12月，在《文物参考资料》第十二期以《溥仪赏溥杰书画目》之名刊发特集。1991年，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杨仁恺《国宝沉浮录》出版，书中介绍了由溥仪带出的书画作品的流转历程。他认为，以溥仪所带出的书画为核心，从紫禁城流散出的书画总量达1331件，其中有125件流失海外，并有二三百件流向不明。书中还附有详细目录。自1995年起，随着中国国内拍卖市场的逐渐兴起，经常有书画名品出现，很难确定流出的书画的具体数量，但流失文物九成都流向了美国。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展出的宋高宗《真草养生论》于2000年11月也在拍卖市场出现过。博文堂的珂罗版册页，在古书市场有很高价值。它主要是将书法名帖印刷成精致的珂罗版，然后用绸缎制作封面，出版成较厚的帖册。上野本《唐拓十七帖》和大西本《澄清堂帖》、宋拓《甲秀堂帖》、罗振玉旧藏《集字圣教序》及其他很多帖册都出版了珂罗版。王羲之《游目帖》和黄庭坚《王史二氏墓志铭稿卷》也是以卷轴装裱的形式出版的。31.2cm×487cm 纸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博文堂主人原田悟朗是经销清朝及周边地区流散字画的商人。鹤田武良曾在《原田悟朗氏闻书大正—昭和初期中国画藏品的成立》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他的事迹。苏东坡《李白仙诗卷》、米芾《草书四帖》及战后于日本流失的《黄州寒食诗卷》也在此书中有记载。可见，这些藏品是在原田悟朗的帮助下才得以在日本留存。原田悟朗与政治家犬养木堂和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关系密切。他曾通过犬养木堂介绍，与陈宝琛、陈宝熙、傅增湘、郭葆昌结缘，为购买书画打下基础。又在犬养木堂的介绍下，与日本仓组商会北京总负责人中根齐一同进入紫禁城，亲自观看清宫书画。据原田悟朗回忆，他通过犬养木堂与内藤湖南取得联络，推进关于中国书画收藏之事，得来的书画都经内藤湖南掌眼。《黄州寒食诗卷》和《游目帖》中都有内藤湖南的跋文，《内藤湖南全集》的《湖南文选》中收录的关于书画和碑法帖的跋文超过百篇。这些虽不都是原田的藏品，但一定都经过他之手。据《湖南文选》记载，米芾《真迹三帖》《乐兄帖》也经过原田之手。许多书画名品都经过犬养木堂、内藤湖南、博文堂原田悟朗之手流传到日本。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是一家战前就闻名的古书店。在本乡有一栋中国风的大楼，主营中国古版本书。并因它作为一家出版社，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流亡中的郭沫若的庇护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还被许多中国杂志批评报道。文求堂曾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等郭沫若代表作，文求堂与关西的博文堂性质相似。林朗庵是一位收藏家兼鉴定家。他曾在《书苑》六卷一号（1942年1月）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日本现存唐宋名家墨迹举知》的文章。文中介绍了苏东坡《李白仙诗卷》、黄庭坚《王史二氏墓志铭稿卷》《李白忆旧游诗卷》、张即之《李伯嘉墓志铭》《宋司马温公告身》都曾为林氏收藏。他还认为这些作品是文求堂的重要藏品。由此可以看出关西的博文堂与内藤湖南、关东的文求堂与林朗庵的收藏方向。此外，他还是台北大收藏家兰千山馆林伯寿氏的外戚，精于鉴赏。几乎没有人对钤有林氏收藏印的书画提出过质疑。他在文房四宝方面的知识也相当渊博，日本的印材鉴赏始于以他为核心的“观石会”。现收藏于天理图书馆的《唐贤首大师致新罗义湘法师尺牍》也曾为林氏所藏。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虽是溥仪从紫禁城带出的作品，但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记载，其在天津时就已散佚，包括这两件在内的数十件作品都在此时被转手卖出。颜真卿《自书告身帖》藏于东京都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曾在《书道》二卷二号中说到，此作于1930年7月被北京三菱从恭王府购入。中村不折直言不讳地指出，此举是为溥仪的复辟运动，即清朝复兴运动筹措资金，抵押给北京三菱的。在书画名品流散的背景中，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据中村丙午郎描述，当时的抵押价格为三万日元（《书道研究》三—三）。溥仪从紫禁城带出的书画，先被运送至天津，存放在张园。随着1934年伪满洲国的建立，又被运至长春，被保管在伪满皇宫小白楼。这些书画作品在天津时的数量，以及后来运至伪满洲国时的数量尚未有精确记载，也没有正规的保管目录。他的胞弟溥杰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精通日语。为了“日满亲善”美名，单身的溥杰被选为政治联姻的对象。女方为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女嵯峨浩。嵯峨家是祖辈为正亲町三条家的名门望族，与皇室也有渊源，这应该是此次联姻的主要原因。后随伪满洲国的瓦解，皇室家族仓皇逃亡。其逃亡经历在浩夫人所著的《流浪的王妃》中有详细记载。同时，这也成为名品散佚的间接证据。1945年8月10日，苏联飞机发动轰炸，伴随着空袭警报的阵阵轰鸣，苏联参战。8月11日，溥杰被召唤至宫外，并被告知由于苏联参战，他要立刻离开新京。当日深夜，一行人于新京站乘坐火车专列离开。在紧急而又凄惨的逃亡过程中，溥仪带出了书画。据传，数量为一百二十件，也有四箱八十件的说法。这亦显示了溥仪对书画的热爱。溥仪后来被苏联军逮捕，关押在中国抚顺的战犯收容所时，也随身携带着乾隆帝的爱物“乾隆宸翰”三联印。由此可以推测，溥仪对乾隆帝的文墨兴趣也十分向往。火车在位于长白山脉和鸭绿江之间的山间小村落—通化县大栗子沟停了下来。火车当时想跨越国境进入朝鲜境内，但出于某些原因，朝鲜军并不准许，一行人暂且落脚于矿山一家简陋的旅馆。15日，天皇的“玉音放送”报道了日本战败的情况，17日天皇宣布退位，伪满洲国解体。溥仪逃亡只准备了可供九人乘坐的小型飞机，只有溥仪、溥杰及其身边亲信搭乘，溥仪的夫人万荣、浩夫人等被留在大栗子沟。溥仪一行人前往奉天，即沈阳，在那里准备等待前往日本的通知，但被攻进奉天的苏联军逮捕。关于此事，张大千在鲜于枢《御史箴卷》的识语中也进行了记述。此时，他们也携带了部分从小白楼带出的字画。存放在木箱中的字画和宝石一起被苏联军没收（《美的足迹》）。滞留在大栗子沟的一行人，后来被卷入国共内战。在此情况下，不肯承认战败的日军可谓境地十分悲惨。为了换取生活物资，大量书画作品在混乱中散佚。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图》被丢弃在大栗子沟的路边，后被解放军收藏（《美的足迹》）。1960年，北京琉璃厂的宝石斋从大栗子沟的农民手中以八千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幅画卷，经鉴定为赵孟頫的名作《水村图卷》（《国宝沉浮录》）。据杨仁恺调查，被运至沈阳的书画名品中，包括《清明上河图》《孝女曹娥碑》、欧阳询《仲尼梦奠帖》、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论书帖》、欧阳修《诗文手稿》、徽宗《草书千文》等。被藏于小白楼宫殿的书画未受到任何保护，肆意散佚，也因此上演了诸多悲剧。笔者将根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的相关记载，介绍其中几个事例。伪满洲国的士兵很快就意识到了书画名品的存在，并将其作为抢掠的对象。他们将抢掠的重心主要放在绘画上。士兵大多目不识丁，只识得绘画。展开卷轴，若为书法作品则立刻撕毁并丢弃在地上肆意践踏。若是绘画作品则只保留画面本身，将前后的引首和题跋丢弃。有时也会直接抢掠一整卷绘画。鲜于枢《御史箴言》的惨状便是这场悲剧的一个典型实例。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苏东坡《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首第一行亦被撕毁，其中李东阳的引首也被丢弃，此卷于1982年12月被吉林省博物馆回收。1963年8月，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迎来了一位卖一包碎纸的青年客人。当时接待这一业务的田宣生认出其中的清内府御玺印。恰逢那天杨仁恺拜访荣宝斋，二人通过仔细研究，发现有书画三十七件，其中包括米芾的《苕溪诗卷》。他们通过对比战前的照片试图复原，最终发现少了十个字，而且李东阳的篆书引首也不见了。那位青年是哈尔滨人，第二年又带了一些碎纸片过来，从中又发现二十件书画作品。此外，在1999年出版的《国宝沉浮录（增订本）》中，杨仁恺转载了《羊城晚报》的相关报道，披露了这些碎纸片的相关情况。碎纸片的保管者是一个叫作丁征龙的人，此人和张学良有渊源，后丁氏因保护这些碎纸片而亡命。李公麟的代表作《三马图》则一分为三，残缺不全。其画和苏东坡跋文的前半部分在香港，跋文的后半部分发现于荣宝斋收购的碎纸片中，现存于故宫博物院，卷末宋人与董其昌所题的跋文则去向不明。《尺牍三帖》中，赵孟頫与管道昇的部分丢失，只有赵雍的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张雨《自书诗上下册》中，上册张氏自书于1985年出现，被上海博物馆收购，下册杨维桢等人的跋文于1988年出现，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被损毁但能保存下来的书画是非常幸运的。一名叫金香惠的士兵家中藏匿了七件书画。金氏原是地主阶级，他的出身在新中国，属于被打击的对象。金氏的妻子害怕和字画产生关联就趁其不在时烧毁了字画。据金氏回忆，他所藏的七件字画分别为王羲之《二谢帖》、宋高宗《赐岳飞批答》《岳飞文天祥合卷》、马和之《郑风》、陈容《六龙图》、沈周《画卷》、文徴明《画卷》。士兵王学安将掠夺来的字画埋藏在土中，挖出时四幅绢本因腐烂而全部损毁，八幅纸本勉强保存下来。据传，杜牧《张好好诗》和朱熹《城南唱和诗》的其中一面发霉了，即使修复也会使墨气受损。国兵王恩庆一人掠夺了四十四件书画，刘国贤也掠夺了三十八件书画，其中就有林甫《行书自书诗卷》。小白楼的书画都流散在市区。国共内战期间，长春成为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决战场，情况变得更加混乱。起初，流出的字画全部被装入麻袋，一麻袋字画的价格十分低廉。此事迅速传到了北京和天津的古董商耳中，专业倒卖字画的商人开始介入，价格也随即水涨船高。据说，北京大商铺玉池山房的马济川，第一次见到这些散佚的字画时说道：“好似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因为这些散佚的清宫旧藏书画是在东北发现的，古董商之间都称其为“东北货”。当时有很多古董商活跃于市，其中八家大商铺组成了一个行业工会，称为“八大公司”。它们分别为“玉池山房（马济川）、墨缘阁（马保山）、墨古斋（穆磻忱）、博闻簃（郝宝初）、文贞斋（冯湛如）、崇古斋（李倬卿）、丽生书店（魏丽生）、沈阳（刘耀西）”。收购“东北货”最多的商人当属伦池斋的靳伯声、靳蕴清兄弟二人，共二十七件。上海博物馆为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曾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其中参展的唐代孙位的人物画《高逸图》便是由伦池斋所出。此作后经上海博物馆的谢稚柳为核心的鉴定团队鉴定后，决定以三万元的价格收购。当时也被人批评收购价格过高（《博物馆与收藏家》）。伦池斋和“八大公司”几乎包揽了当时的“东北货”。中田勇次郎认为，米芾《吴江舟中诗卷》出自沈阳的一家书店，所以应该为“八大公司”中刘耀西收购。后又经香港张文奎和张大千之手，最终流至海外。艾略特所藏关于清内府藏品中，除《行穰帖》外，还有柯九思《上京宫词卷》、愈和《乐毅论》、沈粲《沈度合卷》，都是经国兵之手流出，后又经“八大公司”、上海、香港等多方流转，最终流至美国。除“八大公司”大量收购“东北货”外，还有一位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将军郑洞国，他在战乱时收购了约二十件“东北货”。据说当时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的金库受其支配，他可以随意使用黄金。其中一部分经郑洞国夫人之手被运至上海。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胜利，大部分作品上缴给了解放军，但接收这些藏品的解放军并无懂得鉴赏之人。于是，这些藏品便随收缴而来的作战地图、军用文件一起被堆在仓库里。郑洞国重返政坛后，向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直诉这些书画的下落。郑振铎因听郑洞国说其中有《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王蒙《太白山图》、胡坏《卓歇图》等顶级书画名品，非常惊讶，急忙命令长春解放时担任东北民主连军政治部主任的沈阳军区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周桓进行调查。1945年，在文件堆中发现了这些名迹，并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美的足迹·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流转》）。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很难想象《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竟会被掩埋在文件堆中长达六年之久。195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名作的珂罗版精印本。中国国内也一度因这件名作的出现大受震撼。《行穰帖》和《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的出现，对战后书法界来说可谓是重大事件。从“八大公司”等收购“东北货”最多的数谭敬。谭敬（区斋）居上海，是先施百货公司的大股东，后移居香港。艾略特的藏品中赵孟頫《湖州妙严寺记》《赵氏一门合札》、康里子山《梓人传》、柯九思《上京宫词》《元明古德册》、克劳福德所藏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耶律楚材《送刘满诗》、永青文库藏黄庭坚《伏波神祠诗卷》等都曾是谭敬的旧藏。张大千在香港的秘书朱省斋是谭敬的好友，他在《省斋读画记》中记述了谭敬藏品的简略目录。据朱氏所言，谭敬的藏品以宋元时期书画为中心，共数十件。谭敬是金融界人士，虽有收藏家、鉴定家张启隆帮忙把关，收购了许多以“东北货”为主的精品，但也被杨仁恺指出，有一幅是宋元作品的临摹本，即“双胞胎”。在《伏波神祠诗》中钤有“金匮室藏”“陈氏仁涛”印的陈仁涛，曾任东北铁路局局长，他在位时收购了一些“东北货”，还有《金匮论古集》《金匮藏画》《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等著作。《伏波神祠诗卷》从陈氏之手又转至谭氏手中，后经张大千之手成为永青文库藏品。据朱省斋《芸苑谈往》记载，江藤涛熊的长安庄是他们的重要据点。他们还在巴黎、纽约、上海都设有据点。活跃于中国美术品市场的大商人卢芹斋也靠交易“东北货”谋取暴利。卢芹斋的客户中包括王季迁。他是苏州人，师从上海著名收藏家、以精通鉴赏闻名的吴湖帆。吴湖帆是吴大澂之孙，也是潘祖阴之婿。王季迁在战前曾与德国人孔达（Victoria Contag ）联合编纂了《明清画家印鉴》，成为业界权威，故宫博物院徐邦达是其同门师兄弟。解放前，王季迁经由香港移居美国，在美国也成为中国书画鉴赏界的领军人物。70年代他卖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二十五件宋元画作，其中十件是“东北货”。张大千是画家，也是在“东北货”的流转中做出最具戏剧性举动的人。他是四川人，年轻时曾在日本学习绘画。1941至1943年，居于敦煌，因擅长临摹莫高窟壁画闻名。三年间他临摹了二百七十六幅画，大部分存于四川省博物馆，其中的五十六幅由他随身携带。1956年4月，这五六十幅作品由日本朝日新闻社主办展出。1983年，张大千去世，这些作品被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抗日战争初期，他曾在颐和园的一套公寓中住过。为利用他的名声，日军方频向他施压。据张大千年谱记载，战乱结束后，他从四川来到北京定居，并想购买一套宅子。当时，他看中一前清王府，价格为五十条黄金。随后，他在“八大公司”之一的马济川那里见到了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和董源《潇湘图》，价值五十条黄金。张大千认为“房子以后还有，此图一纵即失，永不再返”，便入手了这两幅画作。这两幅作品都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作品，藏于故宫博物院。张大千积极收购以“东北货”为主的书画。王羲之《行穰帖》、黄山谷《赠张大同卷》《廉颇蔺相如传卷》《伏波神祠诗卷》、米芾《吴江舟中诗卷》、范成大《西塞渔社图卷跋》、鲜于枢《御史箴卷》等作品都曾一度经张大千之手。据朱省斋在《芸苑谈往》所言，1962年，在克劳福德出版的藏品集中，六十四件书法名画中有二十八件为张大千的旧藏。他是顶级画家，也是一位顶级收藏家和书画商人。此外，张大千作伪水平也是一流，尤其擅长临摹明末清初的优秀画家石涛以及八大山人的画作。杨仁恺曾讲述过北京画家陈半丁受骗的故事。陈半丁精于鉴赏，看百幅作品无一走眼。战后，他很快入手了石涛的画作，并举办宴会，邀请各方人士前来观摩。然而，众人一片赞叹声中，唯独张大千沉默不语。有人便疑惑地询问，大千得意地说道：“这是我的作品。”众人哑然。张大千将自己收藏的书画作品集命名为《大风堂名迹》，并在日本出版。1955年，经便利堂出版发行了第一部和第二部。1956年，又经便利堂出版发行了第四部。第二部是八大山人的作品，第三部是石涛的作品，第一、四部是顾闳中、董源等名家作品。但其只收录了画作，没有书法作品。也许是为弥补这种缺憾，《行穰帖》《伏波神祠诗》《赠张大同卷》分别由便利堂出版了精致的珂罗版复制品。据朱省斋《芸苑谈往》记载，50年代，张大千将《韩熙载夜宴图》带至日本，想让便利堂制作珂罗版复制品。据《西川宁著作集第一卷·新发行穰帖》记载，张大千将其收藏的几件书画作品带至日本。王羲之《行穰帖》曾于其家中保管约半年时间。黄庭坚《赠张大同卷》、赵孟頫《湖州妙严寺记》也都经西川宁之手。范成大《西塞渔社图卷跋》也曾一度被带至日本。遗憾的是，除《伏波神祠诗卷》外，其他作品都没能留在日本。文雅堂江田勇二认为，张大千的藏品从谭敬处购得的数量较多，并且它们在日本都有被询价的经历。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卷》、米芾《吴江舟中诗卷》《西寒渔社图卷》、耶律楚材《送刘满诗卷》都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克劳福德的藏品。克劳福德的收藏不仅有书法作品，还包括许宋元画作，在美国可谓首屈一指。克劳福德藏品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时任美术馆采购委员会议长的道格拉斯·狄龙在展览清单的序言中说到，张大千虽将许多名人的伪作卖给美国收藏家，但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让世人皆知，他作伪的作品与自己的中国书画藏品完全不同。他将书画名品带至美国以前，先在日本进行复制出版，即《大风堂名迹》。日本学者对张大千带至日本的作品进行批评时说到，因被其是书画作伪名家所迷惑，即使是对其所藏来源正当的真品也会持否定态度。狄龙认为也正因如此，才使克劳福德的藏品更加丰富。原田悟朗、田中庆太郎两人活跃的环境，对战后的日本来说是无法奢望的存在。战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关心与向往也骤减，与战前无法相提并论。因此，一般认为，战后市场上出现的中国书画几乎都流向了美国也并无道理。当时，美国指责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封锁政策。1951年12月17日，美国禁止接收一切从中国带出的书画作品。张大千屡次将中国古书画带至日本，也许是出于此因，为艾略特收藏提供指导的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方闻认为，他先暂时将书画安置在日本，然后出版，并在日本书画商中寻找买家。通过这个时间和过程的消化，来掩盖其传入日本的事实。方闻旅居香港期间，由于尼克松访华，美国放宽了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制裁。为不错失良机，他同艾略特一起，于日本和中国的香港、台湾的古董市场收购了二百余件书画作品（《「エンボディド イメージ」》序言）。他们还建立了除亚洲以外最大的、品质最高的收藏机构。张大千将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黄庭坚《赠张大同卷》视若生命。因《赠张大同卷》是写给与自己同姓“张”的人，所以他尤为珍视，但这三件作品最终都流向他处。《赠张大同卷》最初转让给了艾略特。1984年，艾略特出版其收藏的中国书画展览图录的序言说道：“1967年，我委托方闻看是否有机会接触到好的中国书法。他想试探我究竟有多大兴趣，便先向我介绍了黄庭坚《赠张大同书卷》和鲜于枢《行书御史箴卷》。并说那只是向我介绍中国书画的开始。”据方闻回忆，艾略特委托他的下个周末，张大千正好到访普林斯顿，艾略特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这两幅作品。克劳福德还从张大千手中购入了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卷》和《西塞渔社图卷》。他在《收藏的回想》中说到，“1955年8月，一个炎热的午后，在纽约·麦迪逊大街的Joseph濑尾的店中，我看了几幅北宋的画作和北宋书法作品并购买”。据道格拉斯·狄龙描述，那些都曾是张大千的藏品。他为修建“八德园”筹措资金，不得已才转让。艾略特也正因知道这是张大千的藏品，才丝毫没有质疑将其入手。董源《潇湘图》和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也于1952年转手。这两幅作品为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名作，其去向成为震惊中国人的大事件，还因此产生了几则轶事。战后，张大千离开了中国大陆，辗转于阿根廷、巴西、加利福尼亚等地，最后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叫作“外双溪”的地方安家。因巴西圣保罗郊外的山水景色与家乡四川特别相像，他格外喜欢，便建造了一座大庭院，并命名为“八德园”。他作为一名技艺高超的画家，也倒卖字画。在买卖古书画时既能发挥才能，还有不错的收入，但仍不能满足其物质需要。他将两幅名作抵押给香港大新银行，借贷五万港币。最终，他想将这两幅作品卖至海外。朱省斋还对他此举表示反对。香港的徐伯郊迅速将此事报告给大陆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徐伯郊是版本学家，解放前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他是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森玉的儿子。他以银行副经理身份居于香港，为大陆成功收回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做出了贡献。在《郑振铎全集·书信篇》中，公布了郑振铎写给徐伯郊的十三篇书信（1951—1952)。内容是关于收购文物的具体指示，甚至有暂缓收购《行穣帖》的指示。在披露的书信中没有看到关于收购董源和顾闳中作品的相关指示。但是，在记述父亲徐森玉事迹的《徐森玉·中国的保护神》（《博物馆与收藏家》）中，明确记录了徐伯郊为回收两幅名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最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指示收回两幅名作，后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蒋介石听闻此事后大怒，由宋美龄夫人从中协调才平息事态。此事《张大千年谱》中有相关记载。当时收购价格为每幅一万美元，是市场价的五分之一。他在《张大千年谱》中还表示，实际上是想将这两幅名作捐赠给大陆。最终，张大千将《大风堂名迹》中收藏的名迹基本都转手了。其中有些作品流向了日本，但大部分还是为艾略特和克劳福德收藏。艾略特对中国画产生兴趣是在他十六七岁时，他在《收藏的回想》中回忆到，“大学时，听了中国美术史的讲座；四十岁时，明白了‘作为中国人的高贵艺术，诗之后当属书法’，便开始收藏中国书法作品”。他的收藏有着明确的动机而非一时兴起，同时他还对中国美术有着深深的崇拜之情。克劳福德在《收藏的回想》中记述：“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最源远流长的文明。而这文明的基础和框架，便是绘画与书法。它们构成中华文明的精髓。”这一洞见正是克劳福德研究中国书画的动机。书画的流转虽受经济实力因素影响，但基于艾略特和克劳福德的态度来看，中国书法作品漂洋过海至美国被收藏亦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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