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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上海博物馆举办了“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艺术珍宝展”，多经协商请来了诸多日本重要文化财（约等于我国的文保单位、珍贵文物）。与令人印象深刻的五大明王像相比，另一件文物——宋版《大藏经》就显得不那么耀眼，在展柜里静待有缘人识见。
当我在介绍词中发现了“福州东禅等觉院刊刻”时，顿时来了兴趣，原来自己的家乡也输出过这么有分量的文物。要探清这卷经书的历史，自然要先回溯一座已经消失的名刹——福州东禅寺的历史。
图1 醍醐寺宋版《大藏经》（《一切经》），图片来源：《日本京都千年醍醐寺有哪些宝？》（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13347）
在2200多年的城建史中，福州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城乡格局，其中值得称道的是历史上曾经并存的东、西、南、北四座禅寺，她们为来往信众立起了一个信仰坐标。四座禅寺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当数东禅寺了。
史书上关于东禅寺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南梁大同五年（539）。大浪淘沙，如今人们提到这个朝代，大多都只记得她的“四百八十寺”了。毫无疑问，梁武帝前半生是史上难得的明君，《南史》评价“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武帝信佛后，不顾九五之尊，身体力行地行佛事，研佛学，对他本人来说，确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为。但社会名流效仿皇帝崇佛，纷纷舍宅为寺，以为风尚，佛寺所属日渐臃肿，社会的繁荣慢慢变成一种表象，只等侯景南渡点着动荡的引信了。武帝固然因为晚年佞佛，葬送了自己在前半生草创的一个朝代与它的太平盛世，但千年后的我们看这段历史，更容易滤去这一层家国兴亡的悲喜，剩下一丝朦胧中的浪漫。
东禅寺便脱胎于这狂潮之中，只知道起初被唤作净土院，捐宅人的名字是郑昭勇。沧海一粟，三百年过去，净土院无甚变故。直到唐末会昌法难，全闽仅福州开元寺一所寺庙得以维持，余皆毁废，净土寺也不能幸免，废为白马庙。三十年后，日后被僖宗封为辩才大师的僧人惠筏被乡人迎于庙中传法，有天夜里禅定后看见有异服者向他行礼告辞，乘白马而去。观察使李景温听说这件事后，又将白马庙恢复为寺，称为东禅净土。到王审知迎来禅宗各法师时，东禅寺想必在福州也已小有名气。之后直到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赐号“东禅等觉”，东禅寺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这个寺名，却因数十年后一件个人发愿的善举而记入史册。
这件善举，便是《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与印刷。
赖永海主编十五卷本《中国佛教通史》中为这部《崇宁藏》的历史意义做了说明：“《崇宁藏》，又名《东禅寺大藏经》、《崇宁万寿大藏》、《崇宁万寿藏》、《东禅寺本》，是由民间自发组织刻印的佛教藏经，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私刻藏经。”在此之前，历史上只有宋《开宝藏》与辽《契丹藏》两版官刻大藏经经板，由此可见，东禅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画下了多么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如此，在东禅寺本完成的同一年，城内的开元寺也开始另一版私刻大藏经——《毗卢藏》的雕造。福州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第一、二部私刻大藏经的诞生地，这么重要的地位现在又不知有多少人知道。
日本佛教学者小川贯弌所著的文章《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详细介绍了这部民间首刻大藏经经板的来龙去脉。雕造活动始于元丰三年（1080），由东禅等觉院住持冲真发起，新建印经藏院，请主则是一年前因故被贬的前参政知事元绛。
撇下雕造之事不谈，二十年前的嘉祐年间，元绛曾任福州郡守，在任上多有作为，重建旧威武军门——全民第一楼，“更辟双门，建楼十楹，置滴漏、鼓角，又为楼以翼之”；在地图上看到了温泉坊这一地名，亲往察看，并“浚其源，砻石为井，揭宇环之，疏浊流于垣外”（皆出于《闽都记》）；此外，他还修葺整理了诸多郊外名胜。在游览今天湖前附近的卧龙山时，他即兴诗作一篇，或能反映出他的爱民之心：
“朱幡何事独来频，不为溪山只为民。最爱年年禾稻熟，时丰定有壤歌人。”
这样看来，想必他很受百姓的爱戴。甚至在他调职离开福州之后，因他经常出北门登凤池山游览，父老还提议为纪念他将北门改名遗爱门。此后，遗爱门的名称便一直沿用到清末，作为郡守元绛在福州政绩的注脚。
回到二十年后，此时开封印经院因王安石新法被废已久，民间想要印经又不能自刻印版，只能上书请求朝廷颁赐，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一方面，元绛在元丰元年受命担任编纂《传法院新编法宝录》的参定（定稿）之职，对民间一直求经不得的情况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在本该告老还乡之时，自己却因儿子涉及贿案而被牵连贬职，元绛之所以选择自掏腰包支持第一部私刻大藏经也不难理解了。这样做，既可以借着自己的声望为雕造工作担下舆论质疑，也为自己安享晚年、不再出变故的祈愿，确确实实地做了一件功德。
然而，元绛还是无可奈何地在开刻经板的同一年逝去了。一个人走向了历史的终点，但他为这段关于经书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虽然原来的请主元绛突然去世，使得大藏经雕印陷入停顿，但毕竟如上文所述，民间对刷印藏经需求日盛，通过东禅院住持冲真法师的努力，及慧荣、冲真、智华、了元、智贤、契璋、普明等诸师协助在民间募化，徽宗崇宁二年（1103）冬大藏经雕造终于得以完成。以出身福州的奉议郎礼部员外郎充讲义同参详官陈旸为劝首，上奏朝廷请求得到正式承认。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徽宗下达了“敕宜赐崇宁万寿大藏为名”的敕牒。下附敕文全文，刊于《崇宁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之首：
“旸窃见朝廷近降指挥，天宁节天下州军各许建寺，以‘崇宁’为额，仍候了日赐经一藏，有以见圣朝绍隆佛乘，祝延睿算，实宗庙无疆之福。然旸契勘大藏经，唯都下有板，尝患遐方圣教，鲜得流通。于是亲为都大劝首（领头人），于福州东禅院劝请僧慧荣、冲真、智华、智贤、普明等募众缘，雕造大藏经板及建立藏院一所，至崇宁二年冬，方始成就。旸欲乞敕赐东禅经藏‘崇宁万寿大藏’为名，祝延圣寿，取钧旨。十一月日奉议郎守尚书礼部员外郎充讲议司参详官陈旸札子，十一月二十日进呈，三省同奉圣旨，依所乞已降敕命，讫二十二日午时付礼部施行，仍关合属去处。
敕奉：敕宜赐崇宁万寿大藏为名。牒至准敕故牒。崇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牒。”
自此，这座福州东郊白马山上的禅寺，终于从“东禅等觉院”变成了“崇宁万寿寺”。此外，她的社会地位也一跃而上，成为皇帝生日圣节在福州的专用道场；出版的大藏经也从民间私刻，变成与北方开封显胜寺圣寿禅院的敕版大藏经相对应的，南方的准敕版大藏经；此藏以《崇宁万寿大藏》为正式名称，通行于设在天下各军州圣节道场的各所崇宁寺。
那么，这部宋版《大藏经》又是如何到达远在东洋的醍醐寺呢？在澎湃新闻对醍醐寺艺术珍宝展中方策展代表师若予先生的专访《醍醐寺和中国有怎样的渊源？来华重量级文物正在揭秘》中，他说到：
“这部《一切经》能够到达日本，动用了当时来往于中国宋朝和日本之间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出身醍醐寺的高僧俊乘坊重源，追随空海的足迹，先后三次入宋，历经艰辛，最终求回《一切经》。”
图2 重源上人坐像，图片来源：《運慶|新美術情報2017》（http://kousin242.sakura.ne.jp/wordpress016/%E7%BE%8E%E8%A1%93/%E7%BE%8E%E8%A1%93%E5%8F%B2/%E6%97%A5%E6%9C%AC%E7%BE%8E%E8%A1%93/%E4%B8%AD%E4%B8%96/%E9%81%8B%E6%85%B6/）
然而，醍醐寺高僧重源有一个更为世人所知的身份——治承五年由日本实际最高统治者后白河天皇任命的“东大寺大劝进”。从此时起，他的余生都与这座大寺紧密相连。而他和他从宁波请来的匠师陈和卿，也以重建的东大寺大佛殿与南大门为典型，开创了日本古代佛教建筑中的一种独特风格——大佛样。在近数十年中日诸多学者前辈的论证下，如傅熹年在《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中所说，达成了“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的初步共识。
图3 东大寺南大门梁架仰视图，可见六重顺栿串及外侧插栱间的叠斗。
图片来源：《Rio's Photo Album"千景万色"：東大寺#1南大門》（https://blog.goo.ne.jp/barca102030/e/4cf7ae6127c7e45d16159b4e032bb96e）
在此文中，傅熹年提到了东大寺南大门，与大佛殿日后又一次毁于兵燹不同，南大门仍是重源于正治元年（1199）完成的第二代建筑，至今已有八百余年历史。她的结构虽然近似于抬梁式中的厅堂型梁架，但内部的六重顺栿串，明显受到穿斗式梁架的影响。而当时刚被发现、旋即又遭焚毁的南宋木构泰宁甘露庵，则以其鲜明的穿斗式梁架，彻底指明了大佛样在中国同时期的直接来源，解决了建筑史上的一大悬案。傅先生在此文中，还分别从斗、栱、昂嘴、梁、蜀柱、椽的具体做法出发，将福建诸宋构与日本大佛样建筑进行比对，确认除了个别日本传统做法，大佛样风格总体与南宋福建民间建筑相同。两者风格如此相似，重源若不是在福建聘请本地工匠，几乎说不过去。
凑巧的是，重源主持的另一座建筑——醍醐寺经藏，竣工于建久六年（1195）(烧毁于1939年)，与他将从中国求取的《崇宁万寿大藏》施入醍醐寺恰是同一年。那么，是否可以假设重源在被任命为“东大寺大劝进”前，来到福州东禅寺求取《崇宁万寿大藏》的同时，与本地工匠结下友谊，并在日后邀请他们赴日建造第二代东大寺。虽然这只是一个有点不着边际的猜想，但东禅寺若能与这件事结缘，也算是奖励给业余爱好者的一个大彩蛋了。
既然，大佛样只是浙闽一隅的民间风格，这种风格在重源于建永元年（1206）圆寂、陈和卿出家隐去不知下落之后，必然会在短时间内，让位于政治中心所在的江南流行的另一种风格——禅宗样。反过来说，大佛样也打上了与高僧俊乘坊重源休戚与共的深深烙印。
那么东禅寺呢？自刊印《崇宁大藏》、成为圣节道场之后，史书中似乎就没了她的消息，直到明代《闽都记》中记载，明成化三年（1467）重建并改名东禅宝峰禅寺，并在嘉靖年间被中允陈节之“废为墓”。中允，供职于服务东宫的詹事府，官阶正六品，不大不小，已能予夺一座寺庙的未来，从侧面也能看出，此时东禅寺名声已大不如前，逐渐沦为福州东郊一座小庙。明代以后，东禅寺由盛转衰，不复当年“第一僧居兰若处”的风采。万历二十七年（1599），福州文坛领袖曹学佺、徐（火勃）、谢肇淛等人追慕前贤雅事，齐赴东郊踏青。曹学佺在诗中记录当时“行行东郊，深无人烟”，与北宋时期的喧闹场景形成鲜明对比。徐更有一诗《经东禅废寺》，描绘了东禅寺衰败后的荒凉景象：
“春草离离覆古阡，残僧犹解说东禅。满山松柏摧薪尽，孙子何人守墓田。”
户部尚书马森万历八年（1580）卒后，便葬在旧日东禅寺的南边，到曹学佺众人至东禅寺旧址踏青时，又过了快二十年。眼见新起的大墓在气势上可能都压过田间小路对面旧寺残迹一头，游人们难免一叹惘然！
时间能慢慢侵蚀一切，对东禅寺来说，衰败已是必然。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幸而有一群带着相机这种新奇玩意儿的稀客，沿着前人的脚步，在她行将老去之时登门探访，并为她拍下了最后、或许也是唯一存世的影像。这群客人，和重源一样来自东洋。
研习汉传佛教多年，吸引常盘大定决定在昭和四年（1929）来福州的主要目标是探访在佛教研究的日常工作中早已耳熟能详的涌泉寺、雪峰寺与黄檗山万福寺（此寺唯一明代建筑遗存，常盘博士也拍照记录的法堂，于数月前拆毁。）当他在彼时已是东禅寺的上寺——西禅寺中，没有打听到任何关于东禅寺本大藏经的消息后，才打算实地来这座小寺一探究竟。常盘博士将他在福州记录的古迹的介绍一并发表在与关野贞博士合编的《支那文化史迹·卷六》中，由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于今年（2018）六月方才完成，现在暂且只能从上海图书馆和极少数高校图书馆中借阅到。现谨拙译常盘博士的解说原文，附于下文，毕竟亲历者说的话一定比他人转述更为真实：
“虽然东禅寺现状狭隘，仍然环以围墙，具备寺庙之形式（图版第六十四（2）），有天王殿、大雄殿及法堂（图版第六十五（1））。此外，天王殿左右分别是文圣殿与武圣殿。天王殿与大雄殿之间，左右两侧个有一排厢屋，每侧都分割为五间，分别为供奉地藏菩萨的伽蓝殿，供奉目连尊者的祖师堂，还有许多少见的神祇。大殿右方为留香堂，留香堂后为方丈。
图4 东禅寺全景（《支那文化史迹·图版·第六辑》图版第六十四（2））
图5 东禅寺大雄殿（《支那文化史迹·图版·第六辑》图版第六十五（1））
大殿内，以释迦佛、药师佛、弥陀佛三尊塑像为中心，前方左右安放迦叶、阿难两罗汉塑像，再前方为二天王塑像（图版第六十五（2））。左右两侧分列十八罗汉，中尊释迦佛前有一小佛，药师、弥陀两佛背后则为两尊观音。法堂内部，以观音为主尊，左右各有四尊天王。同时，东禅寺供奉的诸神包含了地方民间信仰，与一般有所不同。作者（常盘大定）特地留意与大藏经有关的资料，在寺内搜寻一番后，却只发现一块刻诗的木板。如今，这座寺庙归属西禅寺管理。虽然作者未能得到与大藏经有关的任何资料，但对寺中供奉着许多民间信仰的神祇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引人思考的是，这所东禅寺看起来并不像是宋代雕印福州本大藏经的东禅等觉院。”
图6 东禅寺法堂三尊佛（《支那文化史迹·图版·第六辑》图版第六十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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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东禅寺造像布置及各殿神祇分配示意图（《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第六五四页配图）
以下摘自《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常盘大定著，龙吟社1942年版：
“除了打听到了关于大藏经的传说，我在西禅寺未觅得其他任何资料，所以我本希望在东禅寺能有所收获，然而这里竟也没有大藏经的一点遗迹。此东禅寺非彼东禅寺，虽然今天已不能背负福州东禅寺大藏经的盛名，但那昔日伽蓝似未彻底废灭。
东禅寺附近的道路两旁散布着许多旌表牌坊，也有一些气势十分壮观的坟墓。如果继续往东门方向拍照，最后会看到泰山石敢当和一块石刻。它顶戴螭首，蔚为壮观，然而照片不够拍了，我也走得太远，就没有拍照记录。”
七百年前，那儿的人景仰佛法昌盛的中土，求得了东禅寺鼎盛时的印证并加以珍藏，以至成为今天中土都寻觅不到的孤本；七百年后，那儿的人想要探寻这印证背后的故事，又回到这里，虽然难掩失望但仍记录下东禅寺的最后一刻。可能东禅寺与东洋的缘分更多一点吧。
常盘博士离开了榕城，东禅寺默默等待着谢幕。
1952年，东禅寺因临时存放的军火发生爆炸而彻底焚毁。
爆炸后，时为东禅寺兼开元寺住持的通明法师奔波于两寺之间，希望借开元寺之力重建东禅，并得到市政府主席许亚肯定的回复，但最终未能达成此愿。
1956年，福州市政府在东禅寺废墟上建起了福州锅炉厂。常盘大定所拍摄的末代东禅寺旧址，辟为职工宿舍区——福锅小区。
1980年9月,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福州西禅寺附近发掘了明代户部尚书马森墓。
2009年，福州锅炉厂地块拆迁，并登上当年地产交易新“地王”宝座，东禅寺所有遗迹彻底消失。
东禅寺的没落乃至消失，是在情理之中的，不能强求。
如果人们早已忘了她曾经的辉煌，不如就化为一缕青烟，随风而去。
图8 拆迁前的东禅寺旧址——福锅小区，图片来源：穆睦-水西林的博客《风雨飘摇中的康山庙》（http://fzlq1971.blog.163.com/blog/static/1276825092012111192839940/）
后记：
常盘博士笔下的介绍可谓十分细致了。他在节选部分的最后一段话中提到了旌表牌坊，结合书中的东禅寺全景图，我的考据癖又一次被勾了出来。正好，手中有一张日据台湾总督府文教局学务课绘于昭和十三年（1938）六月十日的福州市街图，此时日本的侵略意图已是昭然若揭，但不得不佩服其一丝不苟的绘图精度，以至于有的街道还能与现在出版的地图重合。在这张地图上，在史书记载的东禅寺址，绘出了其他版本地图所没有的一小块宅地。
在截图中可以看到，弯曲着贯通左右的大路，左为桂香街，右为朝天桥。在桂香街尾与朝天桥相接处，路的北侧有一组由三座连续牌坊组成的牌坊群，脑海中浮现出了棠樾牌坊群的景象。能有这般高规格，或许便是上文提到的马森墓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可能它们便是常盘博士在去东禅寺路上所看到的“许多旌表牌坊”。如果常盘博士站在图中中山上红箭头起点处，沿箭头方向的视野也能确保右边确保有山坡入镜（图11）。为了再确定一下视角方位，突发奇想用谷歌地球的三维视角进行了模拟，远处的鼓山轮廓也能对得上（图12）。
在谷歌地图上截了一张最近东禅寺附近的卫星图像（图10）作结，能看到桂香街——朝天桥一线走向还没变，中山、康山还能看到一点绿色，幸好他们还在。
图9 推测的东禅寺位置（红框处）及图2拍摄视角（沿箭头方向）
图10 2018年的东禅寺附近地图（截图自谷歌地图：maps.google.cn）
图11用谷歌地球模拟的拍摄视角
按《闽都记·卷之十一·郡东闽县盛迹》之“东禅寺”条文云：“寺之南，马司徒森赠尚书祖茔。”故东禅寺旧址之南应为马氏祖茔，而非马森墓。惟马森在世时已官拜户部尚书，并非死后追赠，此处存疑，留待读者指正。
参考资料：
陈寿祺、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
王应山《闽都记》
傅熹年《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
李际林《大藏经札记两则之一：“崇宁万岁寺”、“崇宁万寿寺”辨》
刘祖陛《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经、昆卢大藏经雕印初探》
孙智源《环绕福州的四禅寺》
小川贯弌 著、林子青 译《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
王曼琳《重源入宋与日本中世的“劝进”活动》
张玉霖《古代福州与日本、朝鲜的佛教文化交流》
韦力《【书版】东禅寺等觉院：崇宁大藏，私刻首部》from微信公众号：芷蘭齋
撰文：ABC，ABC：学了四年工程后还是想学历史建筑，于是转身远渡重洋，学习可持续建筑保护。愿以后能回福州从事古建保护、为福州老建筑团队做一些微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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