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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世纪，伴随着明政权与北部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战与和的演变以及在明代政治、经济、史学思想、社会思潮的不断影响下，以明人著述为中心的明代北部边疆史籍编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脉络。概括来说，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洪武到宣德时期的萌芽阶段；正统到天顺时期的初兴阶段；成化到正德时期的发展阶段；嘉靖时期的鼎盛阶段；隆庆、万历以后的总结阶段。14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中叶的明代北部边疆史籍记述内容更加详备，体裁体例日益丰富，经世目的和史家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烈。以明人著述为考察重点的北部边疆史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明朝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
14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中叶，中国北部、东北部存在很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实际上，经过洪武、永乐年间明廷的经略和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年间的收缩、调整，到天顺年间，明朝疆域基本稳定下来。在天顺年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里，赤斤蒙古卫、哈密卫、撒马尔罕等地区，以及女真、鞑靼、兀良哈等，与日本、朝鲜、琉球、安南、占城等东亚、东南亚诸国并列为“外夷”，附带加以介绍。
明朝作为这一时期统治中原的王朝，不可避免地要同与之并存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发生关系。“土木之变”以后，明朝更是长时间地受到诸如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边防危机的深化引发明朝各界的关注，由此也诞生了一批以北部边疆为记述对象的专题性著述，这些著述内容丰富，不仅记述双方的和战交往，还涉及明朝北部边疆地区的山川物产、历史沿革、各民族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著述篇幅不等，大部分以史籍的形式流传下来，构成了14～17世纪中国北部边疆史籍的重要内容。这里需加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专记14～17世纪北部边疆相关内容的史籍，对于这一时期的地方志、边镇志等书，由于其记述的内容有的与边疆史事并不相关，且时间也不仅限于明代，故暂不纳入本文考察范围。
14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中叶，中国北部边疆史籍的发展贯穿了明政权治乱兴衰的全部历程，同时也深受明代时局和明代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北部边疆史籍的兴盛背景、记述内容、流传状况等有一定的关注，在明人的蒙元史编纂研究中，对北部边疆史籍的相关内容也有涉及，但尚未对这一时期北部边疆史籍的发展脉络做系统性梳理，也未对其发展特征做进一步总结。因此，本文尝试以明代纪年为时间线索，对14～17世纪中国北部边疆史籍的发展脉络进行考察梳理，总结其发展特征，以期获得对这一时期中国北部边疆史籍的编纂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洪武到宣德时期，明朝统治已经确立，时局稳定，在对北方少数民族战和交往中往往具有主动权，尤其是洪武、永乐年间对蒙古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暂时解除了蒙古对明廷的威胁。明太祖、成祖两代帝王对外的强硬手段也应用于对内部的管理，尤其注意对意识形态统治的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高压政策之下，私人修史的史学意识十分淡漠。顾炎武所谓的“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史学因以废失”很好地概括了明初私人著史的萎靡之状。“国初人朴厚”只不过是顾炎武的托词，明初极度专制的思想文化钳制才是出现这一状况的根源。正如商传先生所言：“明初文禁甚严，诸臣只言片纸即可获杀身之罪，所谓文字之祸，避之不及，私家著述，寥然可寻。”尽管如此，在洪武、永乐年间依然出现了一些有关北部边疆的专题著述，主要有：洪武年间佚名的《北平录》，永乐时期金幼孜所著的《北征录》《北征后录》，杨荣的《北征记》以及陈诚、李暹的《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佚名的《北平录》记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北征蒙古之事。金幼孜的《北征录》《北征后录》及杨荣的《北征记》皆记朱棣北征蒙古之事，金幼孜二书分别记永乐八年（1410）亲征蒙古本雅失里汗和永乐十二年（1414）亲征蒙古瓦剌马哈木两事。杨荣的《北征记》则记述明成祖第五次亲征蒙古阿鲁台部始末。这些史籍以明初洪武、永乐两位皇帝北征蒙古为记述内容，主要目的在于弘扬武功、宣誓正统。如金幼孜的《北征录》中一篇序文写道：“我朝太祖高皇帝圣神文武，净扫弥天之虏，谓之涤世之师。太宗文皇帝仁勇奋发，迅摘孽芽，永清沙漠，谓之继武之师。涤世之师功贯百王，继武之师泽流后裔。”体现出这类史籍所宣扬的明朝得天之道的优越感和正统地位。洪武、永乐时期，关于北部边疆相关史籍中还出现了《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两部。这两部书的出现实质上与洪武、永乐年间明廷对西北的经略密不可分。明朝立国初年，朱元璋除对关陇、甘肃、宁夏用兵外，对别失八里、哈密等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也积极致力于招抚活动。《明史》记载：“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朱棣即位后延续了洪武年间明廷经略西北的政策，如赤斤、沙洲等羁縻卫所的设立，可为佐证。经过两代帝王的努力，出现了“西域之使岁岁不绝”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由中官李达、典书记陈诚、李暹等率领使团出使西域，之后使团分兵两路，陈诚、李暹一路最远到达哈烈（今阿富汗境内的赫拉特）。陈诚、李暹回国后，记其旅途经历，成《西域行程记》一卷；记其山川、风俗、物产，成《西域番国志》一卷。二书在流传过程中合为一书，名为《使西域记》。与该书成书背景类似，这一时期明廷派郑和远赴西洋，并由此诞生了诸如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西洋行纪。这些出使活动均以“宣布纶音往夷域”为主要目的，而包括《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在内的这些行纪之书，也无疑带有宣扬国威的政治使命。综合来看，洪武到宣德时期，受明初严酷的政治文化环境影响，北部边疆史籍产生的数量不多，大多为纪行类著述，一事一书，短小简要，以宣扬国威为主要目的。正统十四年发生的“土木之变”是明朝在北部边疆经略中的重大挫折，明英宗亲率的明军精锐在“土木之变”中全军覆没，英宗也沦为俘虏，从此，明朝对蒙古由积极进取转变为被动防守。从广义上来说，“土木之变”前后明蒙内部的状况、明蒙双方的交涉活动及明英宗“北狩”生活情况等，均为“土木之变”的重要内容，其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力，使“土木之变”成为景泰、天顺年间主要著述对象，李实的《北使录》、刘定之的《否泰录》以及散佚的杨善的《奉使录》都是有关“土木之变”相关情况的专题著述。李实的《北使录》是现存关于记述“土木之变”史籍中成书最早的一部。李实曾使蒙古与也先交涉，回京后著成此书。书中以日记事，涉及旅途见闻、探视英宗、与也先交涉和英宗抵京的安排等。继《北使录》之后，又有杨善的《奉使录》、钱溥的《袁彬传》，杨善、袁彬均为“土木之变”的亲历者，杨善原本扈从英宗北征，“土木之变”后侥幸逃回明廷，继李实之后，再次使蒙古，赴蒙古草原与也先交涉，并成功迎回英宗。袁彬则于英宗“北狩”期间一直侍从英宗皇帝起居。但遗憾的是，二书均散佚。后有刘定之参考李实的《北使录》、杨善的《奉使录》、钱溥的《袁彬传》以及自己的见闻，撰成《否泰录》一书。该书以时间为线索，一日一书，对“土木之变”的经过、于谦辅佐景泰帝守御北京、明蒙交涉和议及英宗回京等事均有记载。尽管所记部分内容并非其亲历，属于间接记述、总结，但他在成化年间朝廷修《明英宗实录》时任副总裁，身为史官，具有较高的史学素养，因此，对李实、杨善、钱溥之书能“约其杂芜，著为此书”，史料价值很高。再论《北使录》《否泰录》二书的著述目的。李实的《北使录》及其相关传记中并未提及其著述目的，但结合李实的使者身份来看，《北使录》的成书当与陈诚、李暹的《西域行程记》的成书相类似，一方面是缘于明代士人继承了前辈的著述传统；另一方面则归因于李实出使归来有可能需要向朝廷提交相关的汇报材料，这也无疑是《北使录》成书的重要动因。而相较之下，刘定之编撰的《否泰录》目的十分明确。他在该书末尾的自述中表露了此书的著述目的，大致有两方面：首先是强调明朝的天命和正统观，他指出，土木之变虽亘古未有，但“赖天心默佑，皇基巩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化其顺”，“用夏变夷，拨乱反正，何其神速也哉”。其次是存史之目的。刘定之自称：“自以身备史臣，于国家大务不敢不具载，以备遗忘故也。”作者存史以备遗忘之目的和史官的自觉意识跃然纸上。该书的命名亦寓有深意，刘定之巧妙地将五行思想运用在书的命名中，所谓：“盖出征之月，否卦用事之月也，回銮之年景泰纪元之年也。先之以否，继之以泰，虽则运势，关乎天数也。”宣扬明廷的天命观和正统论，与明朝初年北部边疆史籍的编撰意旨是一脉相承的。成书于景泰、天顺年间的北部边疆史籍，其记述方式与洪武、永乐年间出现的《北平录》《北征录》《北征后录》《北征记》《西域行程记》记事方式相同，以叙述事件始末为主，这是两个时期的共同点。但这一时期的史籍也呈现其自身特点。首先，宣扬君主功德的目的已有弱化的趋势，如李实的《北使录》中记其使蒙古见到英宗后当面指责英宗：“王振一宦官尔，因何宠之太过，终被倾危国家，以至今日蒙尘之祸？”并指出英宗“昔日任用非人，当引咎自责，歉避退位”。李实这些“大逆”之言虽不排除有向景泰帝示好邀宠的目的，但作为品级很低的使者，有勇气对一位曾经的九五之尊，当今的“太上皇”做出如此评价，也一定程度代表了当时明廷官员对英宗的一些负面看法。刘定之的《否泰录》书后自述亦旨在强调明朝一直以来所宣扬的“天命观”和“正统论”，这与洪武、永乐时期北部边疆史籍大肆宣扬君主功绩有显著不同。其次，私人修史意识开始萌芽。作为史官的刘定之有意识地将自己所见所闻的“土木之变”资料进行整理，“以备遗忘”，李实不论以何种目的，能有勇气将自己与英宗的对话做忠实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私人修史意识开始觉醒。成化至正德年间，明初以来私家修史萎靡不振之象有所改观。究其原因，一方面，明代君主执政能力的下降使得专制统治出现了些许弱化，尤其是在文化政策上有所放开，明代文人开始打破沉闷的社会文化局面，因而出现了弘治以来“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的景象。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明朝经历了靖难之役、“土木之变”等一系列事件，明代早期颁布的一些官修文献到这一时期已很少流传，祝允明在《野记》中对这一现象描述道：“太祖平乱，国用重典。当时政刑，具有成书，及辑古事，劝惩诸王百官，往往今人少见之。”史籍可能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也为成化至正德年间私人修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就这一时期北部边疆史籍而言，一方面由于距“土木之变”时间相隔不远，时人仍健在，或是出于自身修史自觉意识，抑或是由于官方修史的需要，有关“土木之变”的著述依然陆续成书，主要有杨铭的《正统临戎录》《正统北狩事迹》和袁彬的《北征事迹》。另一方面就明代北部边疆环境来看，由于成化到正德年间，统一蒙古的也先政权解体，达延汗还未成气候，蒙古群龙无首，明蒙纷争较少，明朝得以有精力对西北、东北进行积极经略，成书于此时的《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和《平番始末》就是反映这一时期明代对北部边疆经略的史籍。如前所述，杨铭的《正统临戎录》《正统北狩事迹》和袁彬的《北征事迹》是这一时期有关“土木之变”的专题著述。杨铭、袁彬均为英宗近侍，主要侍奉英宗在蒙地起居、缮写、翻译等事，二人著作也主要记述了英宗在蒙地的生活、明蒙的几次交涉，甚至还涉及蒙古地区的山川地理、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正统临戎录》未提及成书时间和著述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此书末专叙铭官职升迁之事，当即铭所述也。”“（此书）惟首尾俱作通俗语”，“盖铭未必知书，当时口述，令人书之于册尔”。而《正统北狩事迹》应是根据《正统临戎录》改写、润色而成。袁彬《北征事迹》的成书缘于成化年间明廷纂修《英宗实录》，当时朝臣向皇帝建议：“英宗皇帝车驾北征往还事迹，有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袁彬一向随行，必能详知”，因此便“令其开写具题”。袁彬此书主要是根据其回忆，后由史馆官员尹直“颇加损益润色而成”，并在卷末提到：“垂后以昭我英皇之神功圣德，感化丑虏，而袁锦衣之摅忠效劳，始终遭际，皆旷古未有。”英宗被俘虽让明廷蒙羞，但仍以“神功圣德，感化丑虏”称颂表彰，反映了与洪武、永乐年间一贯的为帝王歌功颂德的纂修目的和特点。马文升的《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兴复哈密记》各一卷，后人将此三卷合为《马端肃三记》，是成化到正德时期有关明廷经略北部边疆的专题史籍著述。《西征石城记》记成化初年马文升任陕西巡抚时与项忠平定满四叛乱之事，但据该卷文末内容，《西征石城记》成书时距平满四之乱时已相隔三十六年，故此书应成于弘治年间。《抚安东夷记》记成化十四年辽东巡抚陈钺剥削官兵、杀戮三卫贡使引发边患，马文升临危受命，赴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抚三卫及辽东军民。马文升的《兴复哈密记》则在回顾哈密王国兴衰历史的基础上，着重记载其任兵部尚书时力主用兵，并派遣时任甘肃巡抚许进率明军及罕东、赤斤等卫蒙古以武力进攻吐鲁番兴复哈密王国之事，对收复哈密之后明廷对哈密王国的羁縻之举亦有涉及。马文升三记的著述，具有强烈的为后世借鉴的意图。《西征石城记》的成书缘于“项公后人论次其先烈”之举，即项忠后人希望通过曾与项忠共事的马文升了解项忠的事迹。马文升便以此为契机著此书，并表达其存史供后人镜鉴的目的：“使观者有以知兵祸起于细微，战功系于谋划，当思患于未萌，图成于先事。是亦有志建功为国者之一鉴也，岂直备史氏之略，著一时同事者之绩而已乎！”在《抚安东夷记》中，马文升用较大的篇幅回顾了成化以前尤其是洪武、永乐年间明朝对于辽东的经略，同时结合自己仕宦浮沉的经历加以记述，同样抱有“为人臣者亦可鉴”的著述愿望。《兴复哈密记》中马文升提到：“兴复久灭之番国，伏仗天子之明圣，且经略者十有余年而功始就，国任事者亦岂一人哉。”在弘扬天子武功的同时，为自己记功的意图亦十分明显。在之后提到“记兴复岁月及我朝设置之由，后人知其始末得有所考”，也有存史以供后人借鉴之意。除马文升三记之外，许进的《平番始末》亦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北部边疆史籍。该书主要记弘治七年（1494）吐鲁番攻陷哈密，将受封“忠顺王”的哈密首领陕巴掳去，明廷以许进为甘肃巡抚处理此事，许进率兵复哈密，且将陕巴救出，圆满完成了使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该书为许进于正德年间致仕后纂辑当时奏稿、书牍而成，许进还在文末谈到了其撰修此书目的：“一以示人臣报国之义，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以俾后之筹边者知其责任之重，成功之难”。简言之，即记录并展示自己的功绩，另一方面则是给后人以训诫和启迪。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明人对北部边疆史籍的纂修开始增多，虽然一事一书、以时间为线索进行撰述的行纪依然是明人所著北部边疆史籍沿用的表达方式，但是相比之前仍然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在一事一书中出现了对前事的回顾，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马文升的三记，三记中均在开头部分用相当的篇幅记载前朝的经略活动及事件，这为之后出现的以记述明廷经略和少数民族活动的长时段的北部边疆史籍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其次，明代北部边疆史籍私人修史意识进一步发展，这种私人修史意识从其撰修目的就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如《正统临戎录》的作者“（杨）铭未必知书，当时口述，令人书之于册尔”；而《西征石城记》的成书缘起于“项公后人论次其先烈”，马文升以亲身经历撰述三记，也有强烈的存史以供后人借鉴的意图。同时，为个人记录功绩也是私人修史自觉的表现。相比于天顺年间刘定之的史官身份，像杨铭这样未曾进士及第之人尚能有此意识，体现了当时私人修史的意识和自觉性相较于前代有了更大的进步。最后，这一时期北部边疆史籍虽仍有弘扬帝王武功的影子，但是对于一些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也给予相当的关注。《纪录汇编》本《马端肃三记》前有正德年间时人序文两篇，对于马文升经略北部边疆之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其“文武兼资，安攘胥得举”。袁彬《北征事迹》后所附尹直的论赞提到“袁锦衣之摅忠效劳，始终遭际”，“旷古未有也”则体现了时人对袁彬功绩的表彰。而在成书较晚的《平番始末》中，许进在文末述及撰修目的时提到的“以示人臣报国之义，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经隐约有了通过此书展示自己功绩的意识，这无疑是北部边疆史籍撰修的又一大进步。嘉靖年间，明朝呈现出内忧外患、一片衰败景象，皇帝热衷修道升仙、长年不理政事，朝中朋党相争、吏治腐败、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就北部边疆来看，蒙古达延汗、俺答汗相继兴起，尤其是嘉靖帝顽固地拒绝俺答汗的求贡要求，招致蒙古不断南侵，最终酿成了庚戌之变的恶果。辽东地区三卫摇摆不定，女真部落则逐渐强大。而明代边防体系却日益败坏，士兵粮饷不济且屡受将领盘剥，军队内部矛盾也十分尖锐，成为两次大同兵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嘉靖年间明代社会风气和史学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王阳明心学的引领和影响下，启蒙史学思潮、经世史学思潮、黜虚征实史学思潮成为明代三股重要的史学思潮。其中，尤以经世史学思潮、黜虚征实史学思潮为明人北部边疆史籍的编纂提供了沃土。边防的败坏、北部边疆的危机加深，促使明朝文人将更多目光投向北部边疆、长城内外广大地区，极大地推动了有关北方少数民族专题著述和边防图籍的纂修。嘉靖年间有关明代北部边疆事件中，两次大同兵变和庚戌之变对明廷震动最大。两次大同兵变分别发生于嘉靖三年（1524）和嘉靖十二年（1533），兵变事发地大同为明朝九边重镇之一，是抵御蒙古骑兵南下的最前线。明廷对两次大同兵变的平定过程都十分坎坷，亲历这一过程的明代官员留下了较为丰富的专题记事类史籍著述。如韩邦奇的《大同纪事》、苏佑的《云中事记》、孙允中的《云中纪变》、尹耕的《大同平叛志》。有关庚戌之变的记事类专题著述为王世贞所著《庚戌始末志》，此书言简意赅，始末甚详。这些史籍的著述目的，亦以存史备后人之鉴为主。如苏佑在《云中事记》文末所言：“或亦有因而固问之者，岁月年迈，亦不暇悉，因忆录之，用备遗忘，于是乎记。”[345]孙允中的《云中纪变》中的表述更为清楚：“姑记之，以备异日之定国是者取衷焉。”随着嘉靖年间北部边疆危机的深化，明廷却不能拿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正所谓：“战诎议守，守诎议贡，贡诎而复议战，竭天下之力以奉之无宁岁，备左而失右，此款则彼攻。无他，虏情失也。”因此，明人已不单单满足于一时一事的记述，而是开始注重了解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历史与现状、在北部边疆的活动情况乃至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等更为细致的内容，于是有关北方少数民族的专题著述在这一时期涌现，主要有王琼的《北虏事迹》和《西番事迹》、赵时春的《北虏纪略》、苏志皋的《译语》、王世贞的《北虏始末志》和《三卫志》、郑晓的《皇明北虏考》、田汝成的《辽纪》。这些北部边疆史籍著者或在北边任官，如王琼曾在嘉靖年间任三边总督，苏志皋曾任官于宣府；或虽未曾担任相关官职，但亦堪称通晓边事，如郑晓“尽知天下阨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皇明北虏考》本为郑晓所撰纪传体当代史《吾学编》中的一考，但因其所著内容价值很高，颇受关注，故别出单行，流传甚广。这一时期北部边疆史籍中还出现了边防图籍这一特殊的题材。明代北部边防图籍纂修的萌芽可见于明嘉靖初年，当时大学士桂萼以吏部侍郎李默所绘制的《皇明舆地图》“各为叙纪于首，条其风俗、阨塞、兵赋、藩封”，成《大明舆地指掌图》，得到嘉靖帝的肯定，“留中览观”。这样在舆图上标识阨塞、兵赋、藩封等军事信息，就成为明代北部边疆边防图籍的最初形态，而皇帝肯定是直接推动了边防图籍的纂修。不久之后的嘉靖四年（1525），郑晓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受兵部尚书委托编撰《九边图志》，此为明代首部以“九边”为名的边防图籍，但该书已佚。嘉靖十六年（1537），时任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的许论上《九边图论》一书。许论幼时随父多历边塞，后又任职于兵部职方司，遂据所收集的资料与见闻纂辑成此书。此书“据图可以略见边方之形胜，据论可以粗知边事之始终”。该书上呈嘉靖帝后，“帝喜，颁边臣议行……嗣后边事日亟，其书遂大行于世”。之后成书于嘉靖二十年（1541）的《九边考》同样是这一时期九边图籍的代表性著作。此书为魏焕供职于兵部职方司时，由于职任所系，“拣集堂稿，博采边疏，询诸边将译使，有所闻，遂书之册，积久编次成书，分类备考”。这三部通记九边的北部边防图籍，不仅在成书时间上具有连续性，而且在内容上的相互接续、补充。如嘉靖年间最晚成书的魏焕《九边考》在其凡例中有这样的表述：“经略多出自本司堂稿及桂尚书《舆图要览》、许主事《九边论》，并诸名公奏议”。这是该书和前几部图籍一脉相承的最好证明。较通记九边的边防图籍出现稍晚，专记一边的边防图籍也开始成书，现存的马汝骥的《设险守边图说》和张雨的《边政考》就是典型的例子。马汝骥的《设险守边图说》主要记载嘉靖十年（1531）王琼主持修筑陕西边墙的情况，图文结合，图中详细标识边墙沟堑的走向、险要、里至，而以文字叙述其形胜沿革，是研究明朝为备御蒙古在陕西进行边防建设的重要资料。张雨的《边政考》又名《全陕边政考》，是张雨在嘉靖二十六年任陕西巡按时，据陕西各镇呈缴的图册及相关资料纂辑而成。该书分图和志两方面，全面记述陕西边防，同时涉及边外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族活动情况。图的内容包括军镇、卫所、城堡、墩台的位置、边墙的走向；志分形胜、至到、要害、部领、兵食五部分。该书丰富而全面地反映了明代陕西边防状况。九边是明代最为重要的北部边防体系，正所谓：“要害重大者，莫如九边。”九边图籍的纂修反映了明人尤其是士大夫对于明代北部边疆问题的关注。九边图籍的编撰旨在“使廊庙缙绅得斯集者，开卷披阅，而丑虏之虚实豁然与心目中”。因此，九边图籍的纂修“有关于国家御戎之猷大矣哉”。而专记一边的边防图籍也抱有同样的目的，如张雨的《边政考》中在卷首的引语中也明确说：“若乃骄夷不靖，仇我封鄙，列年系事，居方以类族，征迹以审势，存贡纳以明德章典”，“稽政绎故藏往昭来以俟筹边者”。这也更反映为后代子孙筹边而服务的目的和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年间出现的这两部专记一边的边防图籍，均记载了陕西地区边防情况，这可能与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兴起威胁陕西三边密切相关。这一阶段一些史籍中开始直接地表达自己对于边防的建议和想法。王琼《北虏事迹》一书记述杨一清任三边总制时大发丁夫九万人修花马池边墙，事毕则散归。王琼对此事评论道：“一清设险拒守为上策矣”但“不知设险而无以守之，则险亦不足恃也”。王琼认为边墙重在有人守卫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译语》作者苏志皋在对蒙古社会记述的基础上也涉及练兵、选将、除边弊、讲战术等治边思想和主张。魏焕《九边考》凡例中也强调“窃附鄙见”，即表达其个人对边防建设的观点。再如张雨在《边政考》中《河套议》一文谈到复河套前须修边的主张：“夫边不修，套不可复，破屋御寇是也”，“边既修也，则大举以决守河之势……故土复而中兴之业在焉”。这种主张在张雨书中表达得十分明显。与前面几个朝代一事一书史籍占绝大多数的状况相比，嘉靖时期围绕两次大同兵变和庚戌之变出现的一事一书之书籍虽然不少，但远不占大多数。记述少数民族状况的史籍发展起来，记述对象除北方蒙古鞑靼、瓦剌等部外，对兀良哈三卫和辽东地区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三卫志》和《辽纪》的出现就是明证，体现出了明人对辽东事务和努尔哈赤崛起的关注。涉及北方少数民族状况的史籍往往时间跨度很大，动辄一二百年，并且广泛涉猎，对少数民族地区山川风物、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记述详细，无所不包。赵时春的《北虏纪略》中甚至以附录的形式附“虏首名目”一篇，共列其所知首领四十余位，这些均体现了明代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时段交往、互动的关注，北部边疆史籍的编撰开始呈现总结的性质。值得一提的是，尹耕的《大同平叛志》将两次大同兵变纂辑在一起记述成书，也显示出总结性著作的萌芽，为隆庆、天启及以后大量总结性著作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通记九边的边防图籍和专记一边或数边的边防图籍相得益彰，也为之后两种边防图籍的纂修发展拉开了序幕。总之，嘉靖年间是14～17世纪中国北部边疆史籍发展的鼎盛时期。隆庆、万历年间及之后的明代北部边疆出现了新的形势。穆宗即位后，明朝内阁中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大力加强北部边防，任用王崇古、方逢时、谭纶、李成梁、戚继光等人镇守北边，明朝北部形势出现了好转。同时隆庆四年俺答之孙降明促成了“俺答封贡”的局面，明蒙长达二十多年的大规模战争基本宣告结束。万历皇帝即位后，张居正辅政，隆庆年间的北边政策得以延续。但好景不长，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张居正辅政期间一系列政策及用人均被推翻，此后万历皇帝消极怠政，边务废弛，再加上朝廷内部吏治腐败、党争激烈、宦官专权，局势已一发不可收拾。此时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不断崛起，统一女真各部并取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建立后金政权，成为明廷的心腹大患。万历以后历经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终未有所作为。明朝在此背景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隆庆年间的“俺答封贡”开启了明蒙关系发展的新篇章，从此，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这样的大事件成为时人著述的重要内容。方逢时的《云中处降录》、刘绍恤的《云中降虏传》、刘应箕的《款塞始末》、署名焦竑的《通贡传》、高拱的《伏戎纪事》均为记述“俺答封贡”一事的史籍。发生于万历年间的萨尔浒之战则是明廷对辽东经略中的重大失败，傅国的《辽广实录》是记载此次战争始末的专题史籍著述。这一时期对北方少数民族状况的记述更加详细、完备，尤其对蒙古和辽东记载颇详。萧大亨的《北虏风俗》又称《夷俗记》，全书共两卷，对蒙古族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记载完备。该书自序称：“筹边之余，得虏情颇悉，爰取系俗记之”。可见该书主要根据萧大亨在北边任职时所收集的有关蒙古材料分类编成。该书卷末所附《北虏世系》，记蒙古达延汗及后裔子孙延续、各部兴衰存殁、驻牧地等，史料价值极高。与苏志皋的《译语》、赵时春的《北虏纪略》相比，萧大亨的《北虏风俗》更系统、深入，也更具有总结性。这一时期涉及蒙古的还有冯时可的《俺答前志》《俺答后志》，二书以时间为线索分别介绍从嘉靖初到隆庆元年和从隆庆元年到万历六年两个时间段内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活动情况，体现出明人对于蒙古的撰述已经深入单个的人物中。张鼐的《辽夷略》和茅瑞征的《东夷考略》则分别以辽东少数民族状况为主要记述内容。张鼐的《辽夷略》最初作于其万历四十八年（1620）奉使辽东返回京师途中，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攻陷辽沈，明廷震动，张鼐有感于时事之艰，于是将《辽夷略》刊刻。茅瑞征的《东夷考略》共四篇，首篇记女真发展历史，之后分别记海西、建州各部女真的兴衰发展，后附《东事答问》一篇，对辽东局势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书前还载有辽东全图、开原铁岭图等，是明代辽东及女真兴衰的重要史料。边防图籍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现存霍冀、孙应元的《九边图说》和申用懋的《九边图说》两种，皆为通记九边的边防图籍。霍冀、孙应元的《九边图说》是这一时期成书较早的通记九边的边防图籍，成书于隆庆三年（1569），根据该书卷首的《兵部奏疏》来看，其纂修背景缘于隆庆帝即位之初品评天下州县，以各州县繁简冲僻难易划为三等，兵部也根据边腹冲缓划分等级，量才授任。于是各镇督抚军门将所管地方开具冲缓，仍画图贴说上报兵部。兵部职方司“稽之网牒，参诸堂稿”，修成此书。该书详载隆庆初年各边镇地利险夷、兵马多寡、攻守要冲等情况。该书由时任兵部尚书霍冀主持编纂，职方司郎中孙应元主要负责具体事宜，二人联名将此书进呈。与上文所述许论的《九边图论》、魏焕的《九边考》一样，该书亦属官撰，因而在编撰意旨、内容以及时间上均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书中记载：“先任本部尚书许论先为礼部主事时，曾奏上《九边图考》（即《九边图论》——引者注），嗣后本司主事魏焕亦曾续之，迄今近三十年。边堡之更置，将领之添设，兵马之加增，夷情之变易，时易势殊”，故有必要在前人基础上重新修撰一部通记九边的边防图籍，“恭上御前以备检阅”，“一开卷而圣心自洞析矣”，同时也能使“筹边之士不必身履其地自可得闻其详，而他日经略疆圉咸有所凭籍矣”。其经世的目的和愿望可以说十分明显。申用懋的《九边图说》已散佚，但孙靖国的《申用懋与〈九边图〉》一文中对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幅申用懋所绘的《九边图》残卷有过一定介绍，这无疑与申用懋此书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极有可能是申用懋的《九边图说》残卷。该图成于万历三十年（1602），申用懋时任兵部尚书，应为兵部官方纂修。《申用懋与〈九边图〉》一文根据图中的文字信息，提到申用懋是基于原有地图的破损及不堪实用，于是订正了旧图的讹误，参照新的形势绘制出新图。体现了申用懋对原有边防图籍的继承和与时俱进的更新发展，同样具有联系性、总结性的特点和明显的经世致用之目的。这时期还有一些仅记一边或数边的边防图籍，现存有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王士琦的《三云筹俎考》、康丕扬的《三关图说》、冯瑗的《开原图说》、郭造卿的《卢龙塞略》等。这些边防图籍均选取部分区域作为记述对象，所记内容与通记九边的边防图籍内容类似，主要是地理形胜、边关城堡分布、军马布防，兼叙行政沿革、战和交往及边外附近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分布、首领信息等内容，图文结合，类目清晰，内容翔实。这些边防图籍亦为官方组织编撰，如杨时宁时任宣大山西总督、王士琦时任大同巡抚、冯瑗时任开原参政等。编纂目的也与通计九边的边防图籍类似，“指形胜而悉要害之处，核兵粮而知虚实之分，审利便而达战守之机”。这一时期，明朝士人在北部边疆史籍中对明朝失败的揭露相当深刻，对自己观点的表达也愈发大胆。茅瑞征的《东夷考略》中将明廷所面临的“辽日告急，加兵兑皇皇，奴侵噬在漏刻”的危机局面深刻揭露出来。傅国的《辽广实录》言及明军萨尔浒惨败时说：“我兵之败死者、乘间以逃冒死者相半，十二万人尽矣。”这样的表达比记述“土木之变”史籍中明英宗兵败的描述要直接得多。张鼐的《辽夷略》则直指明廷应对边患上的无能：“国家才失一隅之地，动辄四顾张皇，便思缩地自固，别无他策”。不仅如此，张鼐还提出利用蒙古对抗后金的策略：“挑之使斗，亦彼各自为其私情所必至也。今日惟有此一着，可使夷动而我静，夷劳而我逸，我修备修守，而徐乘其敝，宽民力，定人心，以为恢复之计。”在《三云筹俎考》中王士琦主张开互市、修边备，加强与少数民族间往来，他在书中提到：“人皆谓贡市久则边备衰，不知边备修而后贡市久；皆谓虏情叵测，或有乘间而跳梁，不知虏惧闭关甚于争雄而对垒。”这样的认识和建议可以说是相当明智的。隆庆、万历及之后，尤其是万历中后期，明朝边疆危机全面显现，亡国之相日益显露。这一时期明代北部边疆史籍纂修进入了低潮，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总结性质的边疆史籍的出现。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北部边疆史籍的代表为成书于天启年间的王在晋撰《三朝辽事实录》。《三朝辽事实录》记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明廷与辽东后金、兀良哈三卫战和交往等事，起于万历四十六年（1616），迄于崇祯元年（1628）。王在晋在书首自序中阐述了该书不仅有存史以为后人借鉴之目的，同时还提到其以亲身经历编撰此书，“言言有据，字字匪诬”，以防“道听民间杜纂新编，久之窜入正史”，并希望此书能“俾将来援采，仰佐史宬”。由此看来，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这样的史学自觉意识无疑是十分强烈的。除《三朝辽事实录》外，这一时期有关北部边疆的著作绝大部分被汇集在总结性的著述或汇编之内，这些总结性的著述或汇编往往将不同时期、不同边疆地域相关民族、政权事件的著述纂辑为一书，虽然它们并非本文所研究的严格意义上的北部边疆史籍，但有一些篇目往往涉及当时北部边疆，故有必要对明代末期这一趋势做一定的论述。这些著作将时间与地域相结合，或叙述各事之始末，或叙述各地之沿革，各边之经略，周边各民族、政权之概况，乃至将类似奏议、史籍以一种主题汇编成书，类似汇编之书在明末十分普遍。较有代表性的是《万历三大征考》《五边典则》《殊域周咨录》《全边略记》《两朝平攘录》《四夷考》《咸宾录》《皇明象胥录》《四夷广记》《荒徼通考》《筹辽硕画》《筹边纂议》《名臣宁攘要编》等。以《五边典则》为例，是书为明人徐日久纂辑蓟辽、宣大、陕西、西南和与倭寇有关的东南沿海共“五边”的有关资料，以记述明朝边疆防御政策和明朝与周边各民族、政权政治经济往来为主要内容。该书序言中说：“若忧世之深心，惟天下之全局，辑是编为救世先资。”这恰当地概括出该书的成书愿景，体现了徐日久及以他为代表的其他著述者强烈的“经世”情怀，这也是此类著述编纂的主要目的。总之，14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中叶，在明朝与北部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战和交往中，在明代史学思想发展和社会思潮的不断影响下，北部边疆史籍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脉络。就北部边疆史籍内容而言，14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中叶的北部边疆史籍记述内容逐渐全面、细致，从明初专记一事到之后时间跨度逐渐拉长，包括北部边疆山川地理、风俗物产，少数民族首领沿袭、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明朝后期边防图籍的兴起更进一步丰富了北部边疆史籍的内容。就体裁而言，由明初成书的北部边疆史籍中单一的笔记体、编年体逐渐发展，到明朝后期，北部边疆史籍体例多样且完备。就北部边疆史籍编纂目的而言，从洪武、永乐年间弘扬武功、宣扬正统性到成化、弘治、正德年间转变为存史以供后人镜鉴，私人修史自觉意识觉醒，并逐渐增强，开始注意记述自身的功绩；嘉靖年间及其之后的北部边疆史籍均具有了强烈的“经世”目的，在史籍中提出自己对相关事件的批评和建议，希望能为明代北部边防建设献计出力。14世纪中后期到17世纪中叶，一大批明代文人致力于北部边疆史籍的编纂和著述活动，正是他们的努力，为正史、实录的编纂提供了帮助，也为后人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北部边疆恢宏的历史图景，更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张懿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学》（第十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