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试论镶嵌铜牌饰的起源和传布 ——从日照两城镇遗址的新发现说起

一、起源问题

随着可比资料的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看铜牌饰的起源问题可能比较复杂，这种集铸造和镶嵌于一身的器物为此前所未见，开我国历史上很有特色的“金镶玉”传统之先河，应是当时制作工艺最为复杂的青铜器种类之一，充分反映了它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代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此类牌饰的起源就不应笼统言之，而应至少区分出铸造工艺、镶嵌工艺、纹饰寓意等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来分别追溯其来源，陈国梁新近的研究就是从这一思路进行的，反映了研究不断深入的趋势。笔者认为，此类牌饰的铸造工艺应来自西北地区（详见下节），而镶嵌工艺、形象寓意等关键文化因素则应源自东方地区的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以下从日照两城镇遗址的一次新发现展开讨论。

2000年，山东大学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日照两城镇遗址一座墓（M33）中发掘出土了1件镶嵌绿松石器，并将其套箱运回山东大学博物馆。2004年的发掘简报对此墓做了简要介绍，近年出版的发掘报告全面发表了此墓资料，发掘者科杰夫博士等随后对这件镶嵌绿松石器做了专门研究（4）。此墓面积4平米余，墓主为成年男性，一棺一椁，随葬陶器近30件，应属于龙山文化中期墓，是该遗址历年发掘的最大一座龙山文化墓葬（图一）。镶嵌绿松石器（编号M33:38）位于墓主左手腕之上，由210多片绿松石片组成，集中分布范围长约24、宽约4—5厘米，少量石片散布稍远，可能是埋藏过程中移位所致（图二）。石片个体都较小，多在1厘米左右，少数大者1.7、小者0.2—0.5厘米，厚度0.1厘米左右。石片经切割及打磨较好较规整，形状各有不同，规则或不规则四边形为多，还有六边形、五边形、三角形、扇形等，另有至少1件圆形小片，少量石片还有穿孔或半穿孔（图三，1）。另在绿松石片分布范围的内侧有一堆浅黄色小石子和一段兽骨，石子（编号M33:39）约有35颗，呈圆球状集中分布，分布直径约2.8厘米，石子个体较小，一般直径只有0.4—0.5厘米；兽骨（编号M33: 40）已严重腐朽，仅剩下黄褐色长条形朽痕（图二）。

图一 两城镇M33及镶嵌绿松石器、石子、兽骨（手腕处方框内）和部分随葬陶器

图二 两城镇M33镶嵌绿松石器及石子、兽骨的出土场景

（上为北；下图中1—5序号为科杰夫提取和分析的绿松石片，见图三之1）

图三 两城镇M33、西朱封M202、二里头03ⅢM3出土的绿松石嵌片标本

（1.两城镇M33 2、4.西朱封M202 3.二里头03ⅢM3）

根据发掘报告的描述，这件器物的绿松石片之下没有发现明显的有机质类遗存。但仔细观察实物不难发现，绿松石片集中分布范围的整体轮廓呈现较为明显的弯弧状，石片的排列也相对比较规整，这意味着很可能是要表现某种图案或形象。我们推测，要使这个形象保持完整和持久不变形，应需要将这些石片镶嵌在某种较硬的承托物上。科杰夫通过室内对实物的检查发现，至少3件石片之下有黑色外皮，并据此推测石片应经过了“一些表面处理或胶粘的处理”。所以我们认为，这些绿松石片应是使用某种粘合剂镶嵌在木板之类承托物上的，亦即这些石片应是用于镶嵌的嵌片，只不过粘合剂和承托物因年久多已腐朽无存。这些嵌片中约有5件带穿孔或半穿孔（其中4件科杰夫已做了提取和分析，见图三，1），数量很少，推测应是穿孔坠饰残破后的再利用。这些嵌片之间的间隙较大，显得比较松散，推测可能是埋藏过程中粘合剂失去效力和棺内填土挤压导致了嵌片松动和移位，小型动物或微生物的活动很可能也是重要原因。

这件镶嵌绿松石器呈现出一定的形状，很可能是要表现某种图案或形象。科杰夫也这样认为，他把这件器物和内侧的那堆小石子联系起来考虑，并结合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的鹰或鸟形玉器的有关发现，认为表现的是鸟形象，小石子代表鸟或鸡摄入的用于辅助消化的“胃石”或“砂囊石”（图四，上）（5）。笔者认为还有进一步分析的余地。从绿松石嵌片集中分布的范围和形状看，其一端明显较大，其中还可见1件圆形小嵌片，另一端则较小，并有向内弯曲的趋势，整体显露出一个扭动身躯的动物形象，较大的一端应代表头部，那件圆形小嵌片很可能是眼睛，较小的一端代表尾部（图四，下）。值得注意的是，早年在临朐西朱封遗址一座龙山文化大墓M202中曾出土了1件精美玉簪，近年对这件玉簪已有专门介绍（6）。其簪头以浅浮雕技法雕出3个神面形象，其中上部2个连为螺旋形的卷身，面部类似人面，但长身卷曲又非人类所有，显然要表现的是一个卷身神灵形象（图五）。这座大墓同属龙山文化中期，玉簪雕刻的卷身神灵形象与两城镇M33这件镶嵌绿松石器表现的形象和寓意具有可比性，其间的相通之处不可忽视，很可能是龙身（或蛇身）的神灵形象（7）。

图四 两城镇M33镶嵌绿松石器及石子的两种形象寓意解释

（上为科杰夫勾勒及其对比玉器标本，下为笔者勾勒）

图五 西朱封M202出土的浅浮雕玉簪

两城镇这件镶嵌绿松石器是一次重要发现，目前在史前考古遗存中尚无同类器发现，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二里头遗址2002ⅤM3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其局部的嵌片有些位移，尤其面部形象有所不清，李存信和笔者曾做过仿制或复原（图六，3、4）（8）。这件龙形器长近0.7米，镶嵌了2000余片绿松石片，石片的加工工艺和形状都与两城镇这件相似，唯尺寸两城镇的稍大，可能工艺还比较原始（图三，3），并且也有大脸、卷尾和扭动身躯，应为龙（蛇）类神灵形象，与两城镇这件比较近似。不仅如此，与这件龙形器同出有铜铃和玉铃舌，组成一套可以演奏的响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照东海峪遗址曾出土了1件黑陶蚌形响器，内有7个小泥丸，摇动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9）。这都启发我们，两城镇M33与这件绿松石器同出的那堆小石子和条形骨器的用途，很可能也是某种响器，譬如可以用布袋盛装小石子，通过与条形骨器的撞击发出声响，如此也能组成一套可以演奏的响器。由此可以合理推测，两城镇M33和二里头龙形器一样，都应是祭祀仪式上的通神法器，属于广义的礼器范畴（10）。此外，这两座墓的墓主都是随葬品丰富的男性，应该都是主持祭祀仪式的高级贵族。

由此可以推断，无论镶嵌工艺和形象寓意，两城镇这件绿松石器都应是二里头02ⅤM3龙形器的直接源头。而二里头这件龙形器又与镶嵌铜牌饰具有相通性，如保罗·辛格收藏的第2件镶嵌铜牌饰约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此类牌饰之一（图六，1），其镶嵌工艺和形象寓意就与二里头02ⅤM3龙形器非常近似，是龙形器的进一步抽象和浓缩（11）。而且二里头还有四五件无铜托的镶嵌绿松石牌饰没有发表，其镶嵌工艺和形象寓意与已发表的镶嵌铜牌饰基本相同（12）。由此可知，两城镇M33这件绿松石器也应是镶嵌铜牌饰的来源，其发展脉络可以这样勾勒：两城镇M33无铜托镶嵌绿松石器→二里头M3无铜托镶嵌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无铜托镶嵌牌饰→二里头镶嵌铜牌饰。

图六 两城镇M33镶嵌绿松石器与有关器物比较

（1.保罗辛格藏镶嵌铜牌饰 2.两城镇M33镶嵌绿松石器 3、4.二里头03ⅢM3镶嵌绿松石龙形器及其复原）

检核考古资料不难发现，山东地区史前时期比较流行绿松石镶嵌工艺，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泰安大汶口、邹城野店等遗址都曾发现过镶嵌绿松石圆饼的骨质或象牙雕筒（13），尤其是在莒县陵阳河遗址曾出土过7件小玉片，是早年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墓中采集而来，实际数量当不知此数（14）。年代稍早或同时的良渚文化墓葬中这种小玉片出土更多，如上海福泉山、浙江遂昌好川等地的大墓中都有出土（15），良渚古城的反山、瑶山大墓中还出过大量用于镶嵌的小玉粒（16），可见良渚文化的镶嵌技术更早更发达。地处苏北的新沂花厅遗址的一座大墓中也出土了这种小玉片（17），与上述三地的小玉片很相似（图七）。从好川小玉片的出土场景看，应是镶嵌在某种圆形漆器上，有学者已做了复原（图八）（18）。鉴于花厅遗址还发现了良渚人北上征服当地大汶口人的考古证据（19），可以认为，应是良渚文化的小玉片镶嵌工艺传入了陵阳河所在的鲁东南一带。

到龙山时期，这种小玉片镶嵌工艺又进一步发展出了加工更小更薄的镶嵌绿松石工艺。对此除了前述两城镇M33的镶嵌绿松石器，还有两例也能说明这一点。一是1936年两城镇遗址的发掘曾在一座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中发现有“绿松石凑成的东西”，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头部的装饰品（20）；二是1989年发掘的临朐西朱封M202大墓在玉冠饰和玉簪附近出土了近千件绿松石小片（图三，2、4），M203大墓也出土了近百片（21），有学者认为是镶在头冠或头巾上的（22），但笔者认为M202的近千件绿松石小片很可能是镶嵌在玉冠饰上，构成某种神灵形象（23）。两城镇M33镶嵌绿松石器的发现从侧面支持了这一判断。这三例证明，龙山时期山东地区的镶嵌绿松石工艺是同时期最发达的，这应该是进一步传入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必要的工艺基础。

图七 有关史前遗址出土的小玉片比较

（1.福泉山出土 2.好川出土 3.陵阳河出土 4.花厅出土）

图八 好川M60（左）、M62（右）小玉片出土场景及其镶嵌复原图

（M60包括棒状物的镶嵌复原）

形象寓意方面也可如是观。学术界早已认识到，商周饕餮纹的源头可追溯至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二里头镶嵌铜牌饰的纹饰形象则是其中间环节（24）。现在，出土资料进一步增多，使得其中的中间环节看得更加明显。目前所知，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应是当时崇拜的最高神灵形象，以反山M12“琮王”所饰最为形象逼真，为一个头戴高羽冠的大兽面形象（图九，1）（25），其简化的形式如余杭瑶山大M12出土者，上层仍可见倒梯形神人面（图九，2）（26）。有学者注意到这种简化形式，认为与陵阳河等地大汶口晚期大墓出土的一种陶文属于同类（27），这种陶文也可见两层倒梯形，外有两对羽毛（图九，3），只不过陶文过于简化抽象，倒梯形里的兽面已省略，但与良渚神人兽面纹反映的信息是相通的。

到龙山时期，这种神灵形象进一步发展，线条更加抽象流畅，也更加遒劲有力，如日照尧王城遗址出土陶器盖、两城镇遗址出土玉圭上，都装饰有这种头戴高羽冠的兽面形象，都是东夷人鸟崇拜的反映（图九，4—6）（28）。这种形象传入中原后，在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残器盖上仍可见到类似者（图九，7）（29），二里头镶嵌龙形器的面部形象也是这种兽面（图九，8），只不过兽面以上已换成了地域传统的蛇形身躯，反映了夏人的龙崇拜。镶嵌铜牌饰（如赛克勒藏品（30））、商代饕餮纹（如郑州小双桥出土者（31））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线条高度抽象概括并渐趋繁缛（图九，9、10）。如此，从良渚神人兽面纹到商代饕餮纹的演化链条，尽管还有某些缺环和有待明晰之处，但兽面作为基本的构图要素并无本质变化，只不过兽面由倒梯形逐渐演变成了扇形或正梯形。由此可知，镶嵌铜牌饰的形象寓意也应是从东方沿海地区的良渚、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继承发展而来的，表现的应是以兽面为母题的神灵形象。

图九 镶嵌铜牌饰之形象寓意起源有关资料比较图

1.反山M12琮王饰纹 2.瑶山M12玉琮饰纹 3.陵阳河陶文 4.尧王城器盖及其饰纹 5、6.两城镇玉圭饰纹 7.新砦器盖饰纹（经笔者复原） 8.二里头镶嵌龙形器面部饰纹（经笔者复原） 9.赛克勒藏镶嵌铜牌饰 10.郑州小双桥铜构件饰纹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中原地区的冶铜技术很可能源自西北地区。年代上限超过距今4000年、相当于龙山晚期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分布于西北地区的河湟谷地至河西走廊一带，历年出土的早期冶铜遗存较多，铜器已达数百件，主要包括四羊首权杖头、空首斧、人面匕首、镜、环首刀、矛、镞、凿、刀、锥、耳环、指环、手镯、扣饰等（图十，4—6）（32）。此外，在河西走廊以西的新疆哈密天山北路等地曾出土大批早期铜器，近年来陆续有所披露，主要有圆形牌饰、方形镂孔牌饰、剑、斧、刀、镞、铃、臂钏、耳环、珠、管等（图十，1—3）（33）。以上铜器种类以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为主，还有铜镜和权杖头等，铜镜和各种牌饰为合范铸造，其余多为锻打而成。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多、工艺之进步，为中原和山东地区所不能比，所以近年有学者主张冶铜技术可能在龙山时期即已传入中原地区（34）。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铜器的装饰纹样多是写实的自然物，如太阳、兽皮、林木或角星纹、叶脉纹等各种几何形，缺乏抽象纹样，应属于欧亚草原史前至青铜时代的文化传统，与上述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悠久的兽面神灵崇拜传统迥异。至于羊首权杖头，据研究也是中亚或西亚文化传统，与中原以斧钺为权杖的文化传统迥异（35）。总之，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包括镶嵌铜牌饰的铸造技术应是在西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镶嵌铜牌饰的形象寓意则与西北地区无关。

图十 新疆及西北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举例

1、3.哈密天山北路出土牌饰 2.哈密腐殖酸厂出土牌饰 4、5.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国博藏传出甘肃临夏铜镜 6.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四羊首权杖头

另外，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还发现了绿松石镶嵌作品，绿松石片或嵌于骨筒上成为腕饰，或嵌于陶器上作为独特醒目的饰品，如青海同德宗日、宁夏固原店河等遗址所见（图十一，4、5）（36）。在中原靠近西北地区的晋南一带也发现了绿松石镶嵌作品，绿松石片或嵌于骨器上成为腕饰或手镯，或嵌于骨笄或玉笄上作为头饰，如襄汾陶寺、临汾下靳等遗址所见（图十一，1—3）（37）。从镶嵌方式看不难发现，绿松石片加工不规整，嵌得也非常不规整，只是在外轮廓的范围内填充和堆砌，加工及镶嵌工艺显得比较原始和粗犷，远不如上述山东龙山文化的镶嵌作品，反倒与大汶口晚期的镶嵌风格有些近似。再加上这些作品的年代多在距今4300—4000年间，所以有研究认为，应是龙山时期从山东地区传入的镶嵌工艺（38）。从晋南的芮城清凉寺及陶寺、下靳等地大墓表现出的厚葬、棺椁及随葬品玉钺、背壶等浓厚的大汶口文化色彩看（39），很可能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镶嵌绿松石工艺已经从山东传入了晋南地区，西北地区的镶嵌绿松石工艺则可能是从晋南传入的。再加上无论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或更早的马家窑文化，西北地区迄今并未发现类似两城镇那样的镶嵌绿松石器，所以可以排除二里头铜牌饰的镶嵌工艺源自西北地区的可能性。

图十一 晋南及西北地区出土的早期绿松石镶嵌作品举例

1、3.陶寺出土腕饰和玉笄 2.下靳出土腕饰 4.火烧沟出土彩陶罐 5.宗日M322腕饰出土场景

二、传布问题

近些年来，西北地区陆续出土了几件镶嵌铜牌饰，进一步扩大了此类牌饰的分布范围，同时也促使人们关注早期中西文化交往问题以及铜牌饰的起源及传布问题。陈小三近年曾以新疆出土的早期铜器及甘肃等地出土的铜牌饰，主张此类牌饰应起源于西北地区，再辗转影响到中原地区，才出现了二里头遗址所见的此类牌饰（40）。他将新疆出土的早期铜牌饰视为此类牌饰的“原始形态”，但本文已讨论了新疆及西北的早期铜器流行写实性自然物装饰纹样，缺乏抽象的兽面神灵纹样，因此不会是二里头铜牌饰的形象寓意的源头。而他列为中间形态和成熟形态的镶嵌铜牌饰中，相互之间缺乏形制演变的明确轨迹，如将原属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二里头81ⅤM4:5铜牌饰列为成熟形态，而将原属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头87ⅥM57:4铜牌饰列为原始形态向成熟形态过渡的中间形态，再如将一般认为属于商代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牌饰列为中间形态的较早阶段，都反映出年代前后的矛盾和形制演变的矛盾（图十二）。笔者认为，这些相关的镶嵌铜牌饰都应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及其以后，因此他所谓的起源问题实际上应是传布问题。以下就从甘肃近年新公布的2件铜牌饰入手，针对有关牌饰的所在年代及传布背景展开讨论，考察此类牌饰的传布过程。

图十二 陈小三关于镶嵌铜牌饰演化的排序图（据注40图六改制）

目前所知，甘肃共出土2件镶嵌铜牌饰。其中天水秦城区早年出土的1件张天恩已做过报道，并通过与二里头84ⅥM11:7的比较，将这件牌饰断在二里头文化四期（41）。这件牌饰的绿松石嵌片大多脱落，但基本轮廓保持完整，其上半部是一个很简洁的锚形羊角纹，下半部为臣字眼的兽面，面积占到整个牌饰的一半余，在铜牌饰演化轨迹中属于较晚者（详后），与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头84ⅥM11:7确实非常近似，反映出相同的年代特征，与属于四期偏晚的伦敦1991年流散品（42）相比有所不同，年代可能略早，所以断在四期偏早较适宜（图十三，1—4）。另一件据闻是早年出自广河县齐家坪遗址，2016年10月笔者在参加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研讨会期间，对这件牌饰实物做了观察，有的论著同时披露了图片资料（43）。这件牌饰保存不佳，仅存青铜框架，绿松石嵌片已全部脱落（并予采集），不过整体轮廓尚大致可见，其下半部为圆形眼兽面，面积约占整个牌饰的一半，上半部为三排半月形鳞甲纹上下布列，整体纹饰结构与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头87ⅥM57:4很相似，唯二里头者的兽面面积不及整个牌饰的一半，半月形鳞甲纹略宽扁，年代可能略早，则齐家坪者应在四期偏晚。相比之下，与日本美秀博物馆藏的1件铜牌饰更像（44），如外轮廓都较窄长，内侧都有一周长条形环绕，半月形鳞甲纹都较为窄长，圆形眼兽面的形态也很像，且面积约占整个牌饰的一半，都是较晚的特征（图十三，5—8）。

图十三 甘肃出土的两件铜牌饰及其对比标本

1、2.天水秦城区出土牌饰及笔者线描图 3.二里头84ⅥM11:7牌饰 4.伦敦1991年流散品5、6.广河齐家坪出土牌饰（邓聪摄）及笔者复原图 7.二里头87ⅥM57:4牌饰 8.美秀博物馆藏品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共出土铜牌饰3件，其中高骈和真武各出土的1件镶嵌绿松石片，真武出土的另1件不镶绿松石（45）。这3件都有同出的其它器物，包括玉璋、玉钺（高骈）和玉石璧（真武）等（图十四）。关于这几件牌饰的年代，或通过与其它牌饰的比较断在夏商之际，或结合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和陶盉等笼统断在商代，或结合同出玉器断在商代后期至西周时期（46）。总之，这3件的年代都要晚于二里头已出土的3件铜牌饰。真武祭祀坑还同出了1件长方形薄铜片，素面不镶绿松石，外轮廓上没有对称分布的四个小系纽，背面却有一个长把手（见图十二“中间形态”上栏之左），应该与铜牌饰不属一类。近年有的研究认为这件铜片与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出土的1件铜牌饰（见图十二“原始形态”之左）相似，因而主张此类铜牌饰源自西北地区（47）。但本文通过上节的分析已将这种可能性排除。此外，现存美国赛克勒博物馆的2件镶嵌铜牌饰（48），笔者此前曾断在商代，并对比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关陶器上的饰纹（49），认为这2件可能原本出自三星堆遗址（图十四）（50）。

图十四 三星堆和赛克勒铜牌饰及对比标本举例

1—3. 高骈出土铜牌饰和玉璋、玉钺 4、8.真武祭祀坑出土铜牌饰5.三星堆出土陶器饰纹 6、7.赛克勒博物馆藏铜牌饰

除了二里头遗址已出土的3件镶嵌铜牌饰，以及上述甘肃2件采集品和三星堆3件出土品之外，还有早年出土已流失海外的9件，这些牌饰的年代笔者此前多有分析（51），其中辛格第2件可能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余者多断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这样，目前已刊布的镶嵌铜牌饰共计17件（含广河新见1件），我们按照年代先后综合列为图十五。由此图可知，有两类牌饰的演化轨迹比较有规律，一类是辛格第2件藏品→赛克勒第1件藏品→二里头M11:7→辛格第1件藏品→1991年伦敦流散品，另一类是二里头M57:4→日本美秀藏品→甘肃广河采集品。这两类牌饰的下半部都是兽面，上半部的纹样则有区别，但是演化轨迹都是下半部的面积占整个牌饰的面积由小渐大，上部纹样占的面积则由大渐小，以二里头的2件出土品的年代为参照，这种演化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续到四期一直比较清晰。对照这一演化轨迹，笔者此前曾认为3件年代不好判断的牌饰，即高骈出土品、1999年伦敦流散品和檀香山美术馆藏品，现在看，高骈出土品根据同出玉器可断在商代或者更晚，伦敦和檀香山这2件的下部兽面所占面积较小，上部面积却较大，与二里头M4:5这件牌饰有相似之处，将其年代断在二里头二期或三期可能较为适宜（图十五）。

图十五 镶嵌铜牌饰分期年代简图

（辛格两件及甘肃两件为此次据照片新绘）

以上对有关铜牌饰年代的分析，为讨论此类牌饰传布的时代背景提供了必要基础。自从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发现以来，关于中原夏商王朝与西南地区相互交往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有关研究多将两地笼统视为“关系密切”，近年有学者经过细致甄别分析，认为三星堆文化中以小平底罐、鸟头柄勺、圈足盘、瓶、壶等为代表的陶器群，是源于鄂西三峡等地的文化因素，以陶盉、觚、高柄豆、鬲型器、铜牌饰等为代表则是夏文化因素，进而主张三星堆文化不是成都平原土生土长的文化，而应是夏文化与三峡地区土著文化联盟进入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原有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52）。根据考古资料，陶盉、玉璋等礼器是中原与西南交往中数量较多的，在河南洛阳矬李、登封王城岗、孟津小潘沟和偃师二里头、淅川下王岗、湖北郧县大寺、天门石家河及四川三星堆等地都有出土，年代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期，器物形制非常相似并有逐渐演化的趋势，是两地交往的典型例证（图十六）（53）。在这一背景下，有学者认为真武出土的商代两件铜牌饰“为夏末入川的夏遗民及其子孙制作的”观点（54）就比较合理了，而赛克勒博物馆所藏两件镶嵌铜牌饰也可如是观，并且是年代比真武两件还要早的牌饰，很可能是夏末入川的夏遗民在当地制作的。

图十六 中原西南交往有关的陶盉及玉璋举例（4、8.玉璋，余为陶盉）

1.登封王城岗 2.洛阳矬李 3.孟津小潘沟 4.偃师二里头 5.郧县大寺 6.淅川下王岗 7、8.广汉三星堆

另据学界研究，中原地区和北方长城地带的联系也比较频繁。目前所知，北方地区龙山晚期至二里头和早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两支，即分布于河套地带的老虎山文化，及分布在长城东段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两文化都发现了来自中原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器物。老虎山文化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出土大批玉器和发现大型城址而著称（55），其中玉器大多与中原如陶寺遗址出土的形制相似，包括钺、刀、璋、戈等礼器，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有学者研究认为，从这些玉器在当地没有发展源头推断，多数应来自山东地区（56）。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蒙古敖汉大甸子墓地（57），是目前所知出土与中原器物相似度最高的，其中尤以陶礼器鬶、爵（角）等最多最显著，在二里头遗址已多有出土（58），而且在两地之间交通要道的豫北鹤壁刘庄遗址也有发现（59）。据研究，中原与北方燕山南北的交往从龙山晚期就已开始，到二里头时期发展迅速，并很可能存在人口迁徙和移动（60）。在这一背景下就不能不注意到檀香山美术馆这件铜牌饰，有学者曾主张这件牌饰的上部纹样似鹿类动物（61），而北方地区先秦时期流行的岩画中鹿类动物是重要题材，在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范围内都有鹿类岩画发现（62），而且在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彩绘陶纹样中也有类似鹿的形象，与檀香山这件牌饰的纹饰和形象寓意有相通之处，所以不能排除檀香山这件出自北方地区（尤其大甸子）的可能性（图十七）。

图十七 中原与北方地区交往有关器物举例

1.二里头陶鬶 2.刘庄陶鬶 3.大甸子陶鬶 4.檀香山铜牌饰 5.大甸子彩绘陶纹样 6、7.石峁玉戈和玉璋

西北地区在中西早期交往中占有主要地位，也是学界多年研究的热点，根据考古发现和有关研究成果，先秦时期来自西亚或中亚、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原的主要有冶铜、小麦种植、羊毛纺织、养马和造车以及冶铁等技术（63）。另外，近年的有关工作显示，可能制瓦等建筑技术也随之传入中原。在河西走廊一带，与中原发生相互交往的主要是齐家文化，相关器物主要是陶礼器盉及玉礼器刀、璧、琮、璋等，出土数量多而且遗址也多，年代相当于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如甘肃武山县、广河齐家坪等地曾出土了陶盉，与二里头文化的陶盉很相似（64）；在甘肃积石山县新庄坪等地曾出土了玉璋，在青海喇家等地则发掘出土了玉刀，形制与二里头者也很相似（65）；另外，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了铜环首刀和战斧（66），研究认为应属于北方系青铜器（67），与甘肃岷县杏林、康乐商罐地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相似（68）（图十八）。从这些考古发现看，齐家文化时期中西交往是很活跃的，并可能存在人口的迁徙，有学者因此主张，齐家文化出现大量中原器物与“舜窜三苗于三危”和“禹兴于西羌”的文献记载有关（69）。在这一背景下，甘肃出土的两件镶嵌铜牌饰来自二里头文化就是合理的推断，并且是人员之间直接交往的产物。

图十八 中原与西北地区交往有关的器物举例

1.武山县陶盉 2.齐家坪陶盉 3.二里头陶盉 4.杏林铜斧 5.二里头铜斧 6.商罐地铜环首刀7.二里头铜环首刀 8.喇家玉刀 9.二里头玉刀 10.新庄坪玉璋

以上我们着重分析了二里头遗址已出土3件牌饰之外的其它牌饰的所在年代及传布背景，可知有关牌饰出现在西北、西南及可能的北方地区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还有不少同时出现的玉礼器和陶礼器，主要包括陶盉、鬶、爵及玉璋、璧、钺、刀、戈等，它们与铜牌饰共同组成了一套来自中原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文化的礼器群。“器以载礼”，显然这套礼器代表着中原地区的礼制在向周边地区扩展影响。有学者曾根据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大批璋、戈、琮、璧、瑗、环等玉器，都与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种类基本相同，提出三星堆文明使用的应是“夏礼”，夏人应是其社会上层集团的主体（70）。我们认为有一定道理。《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可见，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它是古华夏族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所形成的重要政治发明，也是早期中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酝酿形成的独具自身特色的重要文化传统。而通过本文上节对铜牌饰起源的剖析从一个侧面可知，礼制当中以礼仪和宗教为主的精神生活领域的内容应主要来自东方沿海地区，在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大批精美陶玉礼器可以得到明确反映，也说明礼制的发展历史已经历数千年，并对中原等地影响深远。

与此相反，在龙山—二里头时期来自周边地区传入中原的基本是工艺或技术层面，目前主要见有来自西北地区的冶铜、小麦种植、羊毛纺织、养马和造车以及冶铁等技术。应该承认，这些工艺技术的传入极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对推动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早期中国的文明演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与礼制和礼器相比，这些工艺技术并非古华夏族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所产生的发明，也就不能单独构成早期中国的自身文化内涵，而是通过制作成为有形的礼器来反映早期中国在礼仪和宗教等方面的礼制和规定，才显现出这些工艺技术的存在价值。就这一角度而言，来自东方地区的礼器和礼制与来自西北地区的工艺和技术，应分别是早期中国的“体”与“用”，这可以说是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体西用”变革。这一变革进程实际上反映出一条移植与汇聚之路，这条道路应该是早期中国形成机制中一个带全局性的特征。

此外我们注意到，在西北地区有关中西方早期交往的考古发现近年不断增多的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如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最近也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址和随葬丰富玉器大墓的重大发现（71），这是山东近20年来最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再次证明了山东在史前文化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对此已有学者指出：“最近，在更广大的欧亚大陆青铜世界体系的视角下观察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日渐流行，但似乎有强调以青铜冶炼技术为标志的外来影响的作用。焦家的发现再一次提示我们，中国相互作用圈内部的互动才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础”，“必须在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一广大的背景下，东西合璧，才能理解距今5000年至4000年大汶口、良渚、龙山、陶寺和二里头诸文化的递进兴衰发展，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位置。”（72）我们认为这是十分中肯的意见，值得充分重视。

从这一背景出发，笔者进一步认为，目前已知公布的17件镶嵌铜牌饰中，除了三星堆出土的3件和赛克勒所藏2件为夏人及其后裔在当地制作的以外，其余12件基本都应是由夏人在二里头遗址或其它都邑性遗址制作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12件中9件（即甘肃2件和流散海外7件）基本都能在二里头遗址已发表的3件上找到形制结构相似乃至基本相同者，具体可参见图十五；二是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当时只有二里头遗址具备生产这种集铸造与镶嵌于一身的高科技产品，包括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及相关生产废料等遗存都在二里头遗址有大量发现，并可以组成一条铸造和镶嵌的生产工艺链条（73），而包括西北地区和东方地区等地的其他遗址目前还缺乏这样的考古发现和证据，应该是不能生产这种高科技产品的；三是当时只有夏王朝具有将镶嵌铜牌饰向外输送和扩散的政治需求和能力，正如上文所述，与铜牌饰同时出现在西北和西南及可能的北方地区的还有玉礼器和陶礼器，这套礼器群证明夏王朝在向外大力推行“夏礼”，其原因背景应与相关区域社会实体的政治结盟有关，是夏王朝的对外扩张和政治交往的反映（74）。因此可以推测，中原以外地区的铜牌饰很可能是夏王朝按照结盟对象的文化传统和接受水平制作的，用来“贿赂”当地的社会上层人物。显然，包括铜牌饰在内的这套礼器群在当时应是最为复杂和先进的，其出现在中原以外的相关地区，应是“夏礼”被当地社会上层贵族接受和认同的反映，对当地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应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出土铜牌饰的有关遗址很可能是当时的中心聚落，值得以后进一步关注。

近年有学者通过对早期中国阶段玉石牙璋的综合考察，认为距今约4500年前后牙璋首先出现于山东地区，到距今约4000年前后牙璋由东而西从黄河下游向中游和上游扩散，到二里头时期牙璋则由西而东逆向扩散，尤其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型牙璋已成为夏王朝成熟的王室礼仪道具，折射国家政治制度的存在，夏商时期牙璋又向西南和东南大力扩散，一直到达四川盆地和环珠江口一带乃至越南红河三角洲。这一起源和传布态势展示出东亚地区到二里头时期，在政治文化上开始出现了以二里头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图十九）（75）。而通过本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做出铜牌饰的起源和传布态势图（图二十），两相比较不难发现，铜牌饰与牙璋的起源和分布态势是基本相同的，反映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应是基本相同的。亦即牙璋和铜牌饰向中原以外地区的扩散和传布，也是早期中国文化传统向外扩展并逐渐得到认同的历史进程，它们都是“早期中国”形成阶段的重要物证和标识物，同时也使得早期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底质和气质。

图十九 牙璋分布态势图（据注75文插图改绘）

图二十 镶嵌铜牌饰起源和传布态势图

三、结语

综合本文以上分析， 笔者首先注意到2000年日照两城镇遗址发掘的一座龙山文化墓葬M33，其随葬的一件绿松石镶嵌龙形器和下方包有一堆小石子的“响器”的组合，与二里头02VM3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的组合惊人地相似，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探讨龙形器和铜牌饰起源的最重要材料。本文从分析此墓入手，将镶嵌铜牌饰的起源分为铸造工艺、镶嵌工艺、纹饰寓意等三个方面，认为铜牌饰的绿松石镶嵌和纹饰寓意等关键文化因素应来源于东方沿海地区，历经良渚、大汶口、龙山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再传入中原，并由夏人借助从西北地区传入的铸铜技术，创造出镶嵌铜牌饰这种全新的礼器。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早期中国形成机制的移植与汇聚之路。

关于镶嵌铜牌饰的传布，本文通过分析甘肃和四川的有关出土品，认为年代都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及其以后，铜牌饰从中原向西北和西南等地传布的时代背景，应与夏王朝的对外扩张和政治交往密切相关，铜牌饰是“早期中国” 文化传统形成的重要物证和标识物。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中西方早期交往是以工艺技术为先导的，包括冶铜和小麦种植等工艺技术的传入，对中原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和早期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决定早期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关键文化因素应来自东方沿海地区，这也使得“早期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底质和气质。

注释：

（1）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

（2）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中国文物报》1991年10月20日；杨美莉：《中国二里头文化的嵌绿松石铜牌》，（日）《Miho Museum研究纪要》3号，2002年；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5期；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寓意诸问题再研究》，《东方考古》第9集，2012年。

（3）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3年5期；陈国梁：《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牌饰的来源》，《三代考古》（七），2017年。

（4）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1998_2001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9期；中美联合考古队栾丰实等：《两城镇——1998-2001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科杰夫等：《两城镇遗址绿松石的使用及仪式重要性研究》，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章丘卫星会议文集》，文物出版社2017年。

（5）科杰夫等：《两城镇遗址绿松石的使用及仪式重要性研究》，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章丘卫星会议文集》，文物出版社2017年。

（6）梁中合：《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玉器的发现与研究》，杜金鹏主编《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玉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

（7）目前，学术界多认为山东是盛行鸟崇拜的东夷人的主要分布地区，但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山东西南部古湖沼地带的汶上东贾柏、兖州王因、泗水尹家城等史前遗址都出土了较多的扬子鳄遗骸，再联系此古湖沼地带西侧的濮阳西水坡发现的仰韶文化以鳄鱼为原型的蚌塑龙图像，有学者认为龙崇拜在史前时期已经产生。详见高广仁：《“濮阳龙”产生的环境条件和社会背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编《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收入氏著《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最近又公布了山东临朐西朱封M203龙山大墓棺椁彩绘的清理结果，很可能也有龙的形象。详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编著《临朐西朱封》，图版三九，文物出版社2018年。这说明，史前时期的山东地区可能不仅有鸟崇拜，龙应该也是重要的崇拜神灵。

（8）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7期；李存信：《二里头龙形器的清理与仿制复原》，《中原文物》2006年4期；王青：《浅议二里头镶嵌龙形器的面部纹饰复原》，《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9）日照市图书馆等：《山东日照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6年8期。图像参见日照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日照文物古迹》“东海峪遗址”条，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另外，青岛胶南遗址也出土了龙山文化黑陶蚌形响器，现藏胶南博物馆。

（10）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牌饰的初步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科出版社2014年。

（11）王青：《记保罗辛格医生所藏第二件镶嵌铜牌饰》，《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

（12）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牌饰的初步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科出版社214年。

（13）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山东省博物馆等：《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14）王青等：《关于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小玉片》，《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3日第7版。

（15）黄宣佩：《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17）南京博物院编著《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18）方向明：《好川和良渚文化的漆觚、棒状物及玉锥形器》，《华夏文明》2018年3期。

（19）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6期。

（20）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

（21）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载《考古》1990年第7期；杜金鹏：《论临朐朱封龙山文化玉冠饰及相关问题》，载《考古》1994年第1期。

（22）邵望平：《海岱系古玉略说》，载《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王青：《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玉神徽饰纹的复原研究》，《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青：《朱封玉神徽纹饰的再复原》，《中国文物报》2004年1月16日。

（24）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中国文物报》1991年10月20日；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日本考古学研究者考古学研究论文集》，香港东方书店1990年。

（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

（2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27）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等：《 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年3期；杜金鹏：《论临朐朱封龙山文化玉冠饰及相关问题》，《考古》1994年1期。

（28）刘敦愿：《记两城镇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年4期；尧王城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刻纹陶器图像参见日照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日照文物古迹》“尧王城遗址”条，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

（29）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华夏考古》2000年4期；王青：《浅议新砦残器盖纹饰的复原》，《中原文物》2002年1期。

（30）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5期。

（3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3期。

（32）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年7期。

（33）参见刘彦堂：《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16年。

（34）刘彦堂：《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16年。

（35）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5年4期；钱耀鹏：《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1期。

（36）青海省文物管理处等：《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5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8期。

（37）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12期。

（38）王强：《试论史前玉石器镶嵌工艺》，《南方文物》2008年3期。

（39）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薛新明主编：《清凉寺史前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

（40）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3年5期。

（41）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1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考古中华》，科学出版社2010年。

（42）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5期。

（43）刘彦堂：《彩陶与青铜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16年。

（44）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5期。

（4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敖天照等：《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年9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等：《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46）杜金鹏：《广汉三星堆出土商代铜牌浅说》，《中国文物报》1995年4月9日；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27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起源、定名和用途》，《考古学报》2002年2期；赵殿增：《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宋镇豪、肖先进主编《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47）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3年5期；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1期。

（48）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5期。

（49）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2期。

（50）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寓意诸问题再研究》，《东方考古》第9集，2012年。

（51）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5期。

（52）向桃初：《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江汉考古》2005年1期。

（53）本文图十六中1—3、5—7陶盉分别引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文物出版社1992年；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1期；洛阳博物馆：《孟津小潘沟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4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陶器集萃》，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8玉璋分别引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54）杜金鹏：《广汉三星堆出土商代铜牌浅说》，《中国文物报》1995年4月9日。

（55）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8—1994年1期；孙周勇等：《关于石峁玉器出土背景的几个问题》，杨晶等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56）参见栾丰实：《简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文物》2010年3期。

（57）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58）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陶器集萃》，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

（59）河南省文物局编著《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60）王立新等：《夏家店下层文化渊源刍论》，《北方文物》1993年2期；杜金鹏：《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华夏考古》1995年3期。

（61）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62）田广林：《内蒙古赤峰市阴河中下游古代岩画的调查》，《考古》2004年12期。

（63）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古代文明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05年。

（64）本文图十八中甘肃武山县和广河齐家坪出土的2件陶盉图像转引自黄铭崇：《迈向重器时代——铸铜技术的输入与中国青铜技术的形成》，图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4年4期；图十八中二里头陶盉图像见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陶器集萃》，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

（65）朱乃诚：《齐家文化玉器所反映的中原与陇西两地玉文化的交流及其历史背景的初步探索》，朱乃诚等主编《2015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叶茂林等：《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玉器》，《考古》2002年12期；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4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198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

（66）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198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

（67）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

（68）甘肃岷县文化馆：《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11期。

（69）杨建芳：《“窜三苗于三危”的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1998年2期；韩建业等：《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2期。

（70）向桃初：《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江汉考古》2005年1期。

（71）山东大学考古文博系等：《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8年7期。

（72）李新伟：《在广阔背景下理解中华文明特质》，《人民日报》2018年07月11日。

（73）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74）关于早期中国阶段贵重礼器出于政治原因用于远距离交换的案例，学者已有关注和研究。如史前玉礼器制作于少数几个中心聚落，并被上层贵族控制用于远距离交换的分析，参见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4期；赵辉：《从“松泽风格”到“良渚模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又如东周时期秦国曾专门制作一种金柄铜短剑，用来贿赂戎人部落首领与之结盟的分析，参见张天恩：《再论秦式短剑》，《考古》1995年9期。

（75）邓聪等：《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山东博物馆等编《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邓聪：《牙璋与初期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盱古衡今——郑德坤教授百十诞辰纪念》，2015年。

原载于《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

来源：山大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