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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往返于中印之间的传统马帮所行之商道多穿越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和昆仑山脉的交汇之地。这些商贸路线在促进中印物质和文化交流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从印度列城翻越喀喇昆仑山或绕行班公湖向北，经桑珠往东西方向分别到和阗、叶尔羌与喀什噶尔的“喀喇昆仑通道”一度在保障中亚、中国新疆与印度的信息、人员与贸易往来方面扮演了关键作用。进入19世纪，随着英属印度向喀喇昆仑地区扩张的加剧，巩固印度西北边疆的安全，了解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状况，开拓南亚同新疆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并与俄国争霸，就提上了英国政治家、学者、商人和军人们的议事日程。自19世纪初至80年代，英国人利用三角测量法和绘图术等现代地理科学技术对喀喇昆仑通道及其以北的新疆南部地区进行了多次私人性质或政府资助的规模不一的探索和测绘，并很快将成果公之于世。同时，欧洲的地理学家们也利用调查资料从学理角度判断三大山脉的走向及其关系，以建立对亚洲内陆地区的现代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理论解释。这些考察测绘和理论建构在学理性、精确性和系统性方面均有鲜明特点，是推动晚清时期英国侵略中国西北地区的动因之一。不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英属印度人士[2]搜集的有关新疆、西藏和中亚的人文地理数据、资料及其方法论可与我国清代边疆舆地学以及《西域图志》和《新疆图志》等相关著作互为参照和补充，是为我国学者研究晚清西北边疆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国学界对本论题的研究不多。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的“新疆”地图中，虽画出《西域图志》所载城镇的大致方位，却并未标注从喀喇昆仑山口到叶尔羌与和阗的清代道路，相关地名亦不甚详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的许建英教授从新疆政治史的角度对罗伯特·肖（Robert shaw）和福赛斯（T.D.Forsyth）等英商和官员经喀喇昆仑通道赴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与阿古柏会晤缔约的政治动机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没有对其团队的探查和测绘工作的开展及意义进行深入解析。陆水林的《新疆经喀喇昆仑山口至列城道初探》虽运用中文资料和英文译本对山口南北地名进行研究，但未能参考足够的西文资料以对欧人运用现代方法测绘通道的动因和过程进行深入阐释；文章亦未深入研究英国相关地理知识的演进过程。[3]
相对而言，西方学界对本论题的研究非常系统。19世纪中后期，载有喀喇昆仑通道和测绘者新发现的文章很快发表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及其《论文集》上。突出贡献者还能获得地理学会的奖牌。著名学者斯文·赫定在其1922年出版的著作《南部西藏》(Southern Tibet)第７卷《喀喇昆仑山脉探索史》(History of Exploration in the Kara-Korum Mountains)一书中,利用《会刊》和相关著作资料对西方和伊斯兰探索者有关喀喇昆仑地区山脉、河流、地形和通道的知识演进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梳理。不过，赫定的关注点是对山脉河流等位置及其走向的自然地理考证，而非从历史地理角度讨论探查测绘的动机及其影响。此外，英国学者阿尔德（G.J.Alder）的《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5—1895：帝国政策研究（British India’s Northern Frontier,1865—95:A Study in Imperial Policy）》(1963)、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的《大博弈：高原亚洲的秘密活动(The Great Game:On Secret Service in High Asia)》(1990)和美国学者德里克·沃勒的《庞迪特：英国对西藏和中亚的探索（The Pundits:British Exploration of Tibet & Central Asia）》（1990）分别从政治情报和运用三角测量法的“印度测绘项目（印度大三角的测绘，Great Trigonametrical Survey）”的角度对英国在喀喇昆仑地区的调查活动进行了研讨。然而，囿于欧洲东方学的偏见及其所使用的英文资料的局限，上述学者主要侧重从欧美殖民史角度出发对英俄争夺中亚霸权进行研究，而无视中国与中亚本土社会的传统关系及其利益。因此，他们对近代欧人探查喀喇昆仑通道影响和意义的阐释并不充分。
本论文将利用中西文资料对与近代中国和南亚关系史密切相关的喀喇昆仑通道的探查测绘史进行研究，讨论19世纪欧人探索该通道的动机、方法和知识演进过程，尤其是以摩尔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海沃德（George Hayward）、罗伯特·肖（沙敖）、“印度测绘项目”和福赛斯使团成员为代表的英属印度军、政、商界人士以现代方法探查测绘该通道及其北部地区的发展过程，以及探查测绘对英俄两国地理学家、军人和政要建立中亚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意义，从而为中国学界从历史地理角度评估中巴经济走廊和克什米尔问题提供参考。
一欧人探查喀喇昆仑通道的动机和方法
近代欧人探查喀喇昆仑通道的动机可概括为开辟贸易、知识建构和地缘政治经营三大类型。长期以来，虽然偶有基督教传教士经过喀喇昆仑地区，但因当地崇山峻岭、人迹罕至，且山地居民多信仰伊斯兰教和其他本土宗教，语言和民族构成又颇为复杂，并非理想的传教地区。来此探险和旅行的传教士们遂以地理人文观察记载为工作要旨，事后在其报告和旅行记中向欧洲大众介绍此尚不为西人所知之地（terra incognita）自然地理和风土人情。而具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并在探查测绘方面能够付诸行动并产生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者，则以英属印度负责北疆事务的少数官员、学者、商人和欧洲的地理学家为主。他们的探索文章经《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学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和法国巴黎《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等学术刊物发表后，往往能获得西欧政界和学界的关注。有重大发现者会受邀成为地理学会会员，在地理学会会议上发表演说。其著作和主张遂得以经书籍和报纸等大众媒体的传播影响舆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有重大潜在利益的观点持有者亦能被请入议院，向议员们阐述其对中亚的政治、商业和军事主张。若有资深议员发起动议，则可通过议会影响国家决策，推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4]
19世纪前期是英属印度探索喀喇昆仑通道的开创期和方法形成期。在此之前，曾经过帕米尔的古代旅行家马可·波罗、鄂本笃（Benedict Gos）和克什米尔统治者米尔扎·海答尔(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 Beg)等人的著作是欧洲人了解喀喇昆仑及其以北地区的重要参考资料。但这些记述太过笼统模糊，地名也难以确定。法国汉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和杜哈德等东方学家遂搜集整理相关西文著作及其能找到的中文资料，尝试确定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和伊犁等其所谓“高地亚洲(Haute Asie)”和“小布哈拉（Petit Boukhara）”地区丰都大邑的地理位置。然而，彼时学界受托勒密地理学影响过深，他们尚将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和昆仑山脉混为一体，统称为分割“斯基泰(Scythia)”之“Imaüs”。德金对比中文资料，认为该山脉乃横亘于喀什噶尔与印度之间的大“雪山（Sioue-chan）”，即突厥语之“慕士塔格（Mus-tag）”，亦为汉文史料中之“葱岭（Tξung-ling）。大雪山以北沙漠周边地区的喀什噶尔、和阗和叶尔羌诸城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是为“大鞑靼（Grande Tartarie）”地区的枢纽。德金还特意根据《汉书》《后汉书》和《文献通考》等资料计算了这些城市之间及其与西安府的距离。[5]
对于英属印度来说，喀喇昆仑通道是联络印度与中亚和“中国鞑靼地区(Chinese Tartary)”的交通要道。19世纪20年代，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张到拉达克之前，皇家亚洲学会会员、印度学家威尔逊整理摩尔克罗夫特档案后，就表达了探索中亚地区的迫切需要。他说：
我们有关印度和中国内地(China)之间以及印度和俄国之间地区的知识一片空白，这些知识里只有一小部分是当代欧洲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部分或者不真实，或者已经过时。中国舆地学者的记述，或者从波斯史家和传记作品里搜集的细节只能作为准确知识的替代品，聊胜于无。柏朗嘉宾、拉布鲁克、马可·波罗和耶稣会传教士的游记尽管比前者更为全面可信，其旅行发生的环境和今天的亚洲比起来，差异一点不比古代和现代欧洲的变化小。因此，以上权威作品就当前的需求来说完全不够用。除了他们众多旅行路线里几条没有发生变化的重要地标外，就像过去那样，对很多东方最有趣的地区没有任何描述。[6]
开始改变这一状况，拥有利用现代技术探索中亚的愿望并能付诸实施的，则是以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和摩尔克罗夫特为代表的少数英属印度官员。1808年，欧洲政界有关拿破仑和俄国组建联军经中亚入侵印度之说甚嚣尘上。埃尔芬斯通遂率团出访喀布尔，希望说服阿富汗埃米尔与印度结盟对抗俄国。同时，他广泛搜集了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情报。其下属马戛尔尼中尉负责对阿富汗及周边地区进行探查和地图绘制。他特别记录了从帕米尔延伸至列城北部并分隔西藏与叶尔羌的山脉。但把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混为一谈。[7]时任东印度公司孟加拉种马场主管的摩尔克罗夫特则因其职业和个性更需要了解喀喇昆仑山以北地区的状况，从而开辟印度与叶尔羌等商埠的贸易。[8]摩尔克罗夫特遂采用各种方法搜集喀喇昆仑以北和以西地区的信息，并亲自尝试翻越喀喇昆仑山北上。他虽未能赴叶尔羌，但最终成功抵达布哈拉。
摩尔克罗夫特探查喀喇昆仑通道及其北部地区的方法极具典型性，为日后英属印度对该地乃至新疆和中亚的探查测绘确定了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有几大显著特点：首先，尽管受到英属印度政府的政策限制，探查测绘的发起者仍能出于个人意愿和判断采取行动；[9]其次，所有行动精心准备，他们先在巴扎集市等场所通过对来自西藏、新疆和中亚的商人的访谈交流和商贸统计了解相关地区的地理、政治和社会经济情况，搜集调研目标及所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信息，并逐项研究甄别，以制定切实的探索方案；然后，雇佣经过训练的中亚本地人，扮作商人、佛教徒、穆斯林或其他本土宗教人士随商队或朝觐团队赴中亚各地，沿途记录里程和所见所闻；最后，亲自组队考察并绘制地图，以积累相关资料并提交英属印度政府和皇家学会。
摩尔克罗夫特对其克什米尔秘书和翻译埃塞特·尤拉（Izzet Ullah）进行了专门训练。[10]1812年，他在赴西藏玛旁雍错调查的同时，派遣埃塞特·尤拉从德里出发经克什米尔和喀喇昆仑通道对新疆和中亚进行调查。[11]埃塞特·尤拉赴列城后，扮作商人，跟随克什米尔商队翻过喀喇昆仑山。他先后经过叶尔羌、喀什噶尔、浩罕、撒马尔罕、布哈拉、巴尔赫、霍勒姆（Khulm）、巴米扬和喀布尔，最后返回印度。他在所经地区边走边记，留下一本旅行记录，回来后上报摩尔克罗夫特。[12]
埃塞特·尤拉的旅行记原文为波斯文，有大量波斯语音译地名。在“从西藏到叶尔羌”一章里，他详细描述了从列城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到叶尔羌的路线。此前，这条线路并不为欧洲人知晓。[13]不过，由于所经地名为波斯文音译，多数和后来的英文地图对不上。但他对叶尔羌河源头和阿克塔格的记载则表明，他所走的正是从列城北上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的路线。埃塞特·尤拉对叶尔羌城的状况及其政治、经济和宗教情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还测算了叶尔羌、英吉沙和喀什噶尔、浩罕、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的距离。
埃塞特·尤拉在叶尔羌通过尼亚孜和卓与清朝的驻扎大臣建立了联系。在喀什噶尔，他遇到了曾两次陪伴喀什噶尔王伊斯堪达尔（Sekander）伯克赴京朝觐的毛拉纳西尔(Nazr)。他设法抄写了纳西尔保留的赴京行程详细记录，并加上了毛拉的口述内容。该记录里有大量中国地名和各地之间的距离。威尔逊把这些地名与著名的《丹维尔地图集》（D’Anville’s Atlas）和东印度公司所藏的中国地图进行对比，认为纳西尔记录的大小地名是准确的。他把每个地名的波斯语拼音、拉丁文转写、距离和说明用《从北京到喀什噶尔的路线》一章列出，这成为当时英国学界了解从喀什到北京距离和路线的重要文献。[14]
埃塞特·尤拉为英国人打通喀喇昆仑通道后，摩尔克罗夫特在1819年亲赴列城，准备访问叶尔羌，开辟对新疆和中国内地的贸易。他再次派遣埃塞特·尤拉到叶尔羌向当地政府申请通行关文。但由于所谓俄国间谍“阿加·麦赫迪（Agha Mehdi）”和克什米尔商人的阻挠，叶尔羌大臣虽然于1821年派遣３名代表赴列城对摩尔克罗夫特的意图进行调查，但终于未准许他经喀喇昆仑通道入境，埃塞特·尤拉也被遣返。[15]摩尔克罗夫特因此失去了成为英国进入新疆第一人的机会。
在埃尔芬斯通的支持下，Ｈ·Ｈ·威尔逊在1825年将埃塞特·尤拉的报告以《喜马拉雅以北地区旅行记》为名翻译发表在《加尔各答东方季刊（The Calcutta Oriental Quarterly Magazine）》上，迅速被法国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和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等学者翻译为法文和德文在欧洲出版，引起欧洲东方学界和地理学界的重视。摩尔克罗夫特的旅行记在1841年和1842年被整理出版，其文章亦被修订发表于《皇家地理学会学刊》和《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刊》等刊物上。出身于英国著名地图绘制世家阿罗史密斯家族的地理学家约翰·阿罗史密斯（John Arrowsmith）采用了摩尔克罗夫特等人的探查资料，用以完善1844年出版的中国和亚洲地图。威尔逊明言，摩尔克罗夫特的探索之所以引起英国政界和学界的再度重视，乃因俄国外交官穆拉维约夫、梅彦多夫和季姆科夫斯基在20年代出访了希瓦、布哈拉和北京。因此，威尔逊说：
俄国从北向南发起的值得称道的挺进理应有从南向北的行动作为回应，英属印度政府虽不必为不够大度的嫉妒或不必要的焦虑所促动，但理应为传播知识和促进自身贸易和政治利益来与其强邻合作，以驱散仍笼罩在中亚地理之上的迷雾。[16]
综上所述，从19世纪前期起，获取地缘政治利益、开辟贸易和完善知识体系即成为英人探索喀喇昆仑通道以了解中亚和新疆的三大基本动机。摩尔克罗夫特等人的探索方法，则是情报搜集、雇佣当地人乔装出行和亲身考察诸种方法兼用。其探索结论“第一次把这些（地缘政治和中亚贸易等）问题呈入英国官方决策的视野，……并在日后成为政府政策”[17]。只是由于当时的政策限制、锡克王国与克什米尔商人们的干预和测绘技术的不完善，19世纪60年代以前喀喇昆仑地区的探索多为个人性质，尚未出现大规模的考察行为。其成果自然相当不准确，也不系统。
二英属印度对通道的全面探查和测绘
19世纪40年代初发生的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严重打击了英属印度向中亚扩张的信心。其后，对印度西北边境以外各政权采取经济和外交拉拢而非军事干预的“精明无为”政策占据上风。尽管184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拉合尔条约（Treaty of Lahore）》瓦解了锡克帝国，吞并旁遮普省，但随后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大起义转移了英国人的意力，从而迟缓了英人对喀喇昆仑通道的探索。然而，战败的俄国随即在中亚展开攻势以改变被动局面。中国新疆也在1864年后陷入内乱。中亚战略平衡被打破，引起部分英商、地理学者和英属印度政府官员对中亚局势的忧虑。全面掌握中亚的人文地理状况，占领中国新疆南部市场，拓展势力范围以抗衡俄国，遂成为19世纪60和70年代英属印度人士探索喀喇昆仑通道及其以北地区的核心动力。
与19世纪初的探索相比，此时英属印度对通道及其以北地区的考察更具全面性和系统性。先是由地理学会资助探险家和商人进行个人探索，后发展为包括外交、情报、军人和测绘人员在内的政府使团。这些个体和团队在旅行中制作了大量调研报告和测绘地图。部分资料很快发表在亚洲学会和地理学会会刊之上，以供西欧学界进行研究。
其中，探查喀喇昆仑通道最重要的推手是持“前进政策”的政要和“印度测绘项目”部的官员。前者担心俄国会逐步占领中亚、新疆并进攻印度，因此强调加快对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山以北“未知地域”的考察测绘；后者则意图将对印度本土的测绘扩展至喀喇昆仑、帕米尔乃至新疆地区，以便为英属印度的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活动提供必要参考。因此，开展中亚地缘政治较量和拓展贸易就成为海沃德、罗伯特·肖等私人探险家和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福赛斯、蒙哥马利（T.G.Montgomerie）和约翰逊（W.H.Johnson）等英属印度官员的共同使命。
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曾与英属印度劳伦斯总督在伦敦印度事务部共事，富有战略远见的著名东方学家、“皇家学会”成员罗林森爵士一直致力于通过演讲、论文和著作唤起英国政界对俄国有关波斯、中亚和印度意图的警戒。从19世纪50年代起，为了获得全面准确的中亚知识，罗林森在地理学会和亚洲学会里鼓励英国军人、商人和学者对中亚和西藏进行探索。
1854年，经洪堡推荐，东印度公司派遣德国人施拉津特维特三兄弟对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和昆仑山区实施地理考察。1857年5月，三兄弟之一的阿道夫·冯·施拉津特维特（Adolf von Schlagintweit）从拉达克出发，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孤身前往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不过，浩罕豢养的流亡和卓倭里汗条勒正好入侵新疆并占领喀什噶尔城。阿道夫·冯·施拉津特维特不幸被抓住砍头。[18]其仆人将消息传回印度。皇家地理学会专门开会讨论了施拉津特维特对和阗、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考察一事。[19]
此时，运用三角测量法进行“印度测绘项目”的天文学助理Ｔ·Ｇ·蒙哥马利上尉已经开展对克什米尔、“小西藏（拉达克）”及周边地区的测绘。蒙哥马利于1852年10月加入英属印度测绘部门。1855年开始对克什米尔进行地形测绘和调查。[20]他极想搜集所谓慕士塔格和喀喇昆仑山以北地区的信息，遂继承了雇佣当地人进行探查的传统。在拉达克的时候，他发现克什米尔本地人能够自由来往于叶尔羌和拉达克之间。考虑到语言、安全和政治因素，他决定雇佣“聪明的，受到过一定教育且语言相通”的穆斯林书吏，携带测绘仪器赴中亚地区实施秘密测绘。1863年8月24日，他派遣一位名叫马赫穆德·哈米德（Mahomed-i-Hamed/Abdul Hamid）的印度书吏从列城出发随商队赴叶尔羌。将近一月后，马赫穆德·哈米德抵达叶尔羌城，与该城有一半克什米尔血统的阿奇木伯克尼亚孜交好。从9月底到18864年3月27日，马赫穆德·哈米德在叶尔羌周边地区进行了持续测绘和调查，通过星象观测确定了该城的方位。他的举动引起了清朝驻防大臣的警惕，准备提审他。马赫穆德·哈米德获悉后逃跑，派仆人携带仪器和物资跟随商队先走。他本人随后出发返回列城。不过，他在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的时候病死。搜集的情报辗转落入蒙哥马利的副手、“印度测绘项目”助理威廉·约翰逊之手。约翰逊遂得以与尼亚孜建立联系，并将哈米德搜集的信息与洪堡和施拉津特维特的资料进行比较，获得了叶尔羌城、额里齐（Ilchi）、喀什噶尔乃至色勒库尔的经纬度坐标，以及从喀喇昆仑山口到叶尔羌所经村庄和里程等资料。[21]
1865年7月，约翰逊在列城收到和阗反叛首领哈比布拉的邀请信，请他到和阗商谈与英国合作事宜。为了获得和阗地区的地理和政治情报，也为了找到一条能从克什米尔汗控制区外通达新疆南部的商道，约翰逊接受了邀请。他于８月中上旬抵达哈喇哈什河上游。在那里，他得知列城经喀喇昆仑山口和桑珠（Sanju）到和阗的传统商道因内乱中断，于是与前来接应的和阗人沿哈比布拉派赴英属印度使节新发现的路线翻过昆仑山。9月21日，他抵达额里齐城，在该城居留16天，对和阗地区的城镇村落、交通线路、地理位置、山川沙漠、植被动物、粮食作物、物产矿藏、贸易经济、货币税赋、人口风俗、军队数量和政治形势进行了考察。这些材料后被蒙哥马利整理研究用以更新“印度测绘项目”所掌握的有关新疆南部的地理和人文信息，并上报英属印度政府和孟加拉亚洲学会（参见图1）。[22]
蒙哥马利和约翰逊等人搜集的信息获得罗林森的高度重视。尽管约翰逊访问和阗的行动因未事先上报而被仍奉行“精明无为”政策的英属印度政府视为越权行事，其转述与哈比布拉通商合作的要求被拒绝，罗林森却把他的报告提交皇家地理学会，进行书面评论并当众称赞。他认为约翰逊的报告非常重要，给英国学界带来了和阗地区具有“科学准确性”的情报。通过对俄国地理学家维纽科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Венюков）等人在60年代初发表的有关帕米尔和博洛尔考察报告的研究，罗林森意识到：扩张中的英俄两大帝国未来极有可能在帕米尔一带接壤，划界事宜势在必行。对这些地区的地理测绘考察必须加强。英属印度必须查清从印度到叶尔羌、喀什噶尔和浩罕的通道及其周边地区的情况。[23]罗林森还认为：中国西北内乱为英属印度与新疆南部各城建立政治和商业关系提供了宝贵机会。他判断，西北回民起义将使清政府无法在印度北部边界地区维持闭关政策。从列城经喀喇昆仑通道至和阗路线的开辟也能使克什米尔土王无法垄断中亚贸易。印度与中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很快会实现。英俄两国将可同在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从而避免两大帝国对新疆施加直接侵略。罗林森的观点得到了会议主席罗德里克·默奇森爵士（Sir Roderick I.Murchison）和长期驻伊斯坦布尔的外交官斯特兰福德勋爵（Lord Strangford）等与会专家的认同。同时，默奇森爵士明确表示，地理学会将在各个方面积极鼓励欧洲人对中亚的探索。[24]
当时，罗林森的“前进政策”派观点已经获得英属印度相当一部分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菁英的支持。地理学会也意在把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和英属印度的商贸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1868年7月，罗林森应邀向英国议会就中亚问题提交动议《中亚问题备忘录》。[25]他在《备忘录》里强调：英国应当在俄国进攻中亚汗国和中国西北内乱之时主动出击，在中亚地区发展贸易，扩展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建立缓冲区、制衡俄国的攻势。[26]他还在1868年11月9日召开的地理学会会议上宣读了《突厥斯坦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路线（On Trade Routes between Turke-stan and India)》一文，提出通过加强贸易来与中亚地区建立“利益共同体”，降低战争风险，保护印度北疆安全。他援引旁遮普行政专员福赛斯的文章，认为如果从印度经羌臣摩河（又译为章成莫河，ChangChenmo）与喀喇昆仑山口到叶尔羌、和阗与喀什噶尔的商业路线得以开辟，阿萨姆的茶叶就能够直接销往新疆南部和中亚，从而取代当前从上海和广州到孟买，再到卡拉奇和旁遮普，经开伯尔山口到喀布尔、浩罕，再到喀什噶尔的长达5000英里的运输路线。
如此一来，印度茶叶就能以很低的运费和关税售往新疆。[28]罗林森强调：英国应当主动建立与新疆南部的商业联系，以便在中亚直面俄国，与之进行商业合作与竞争。[29]地理学会对罗林森所引用的福赛斯和海沃德信件里记录的相关地理信息非常感兴趣。他们认为这些实测的地理数据证明克拉普罗特先前根据俄国资料对新疆南部和喀喇昆仑一带的绘图和记述有很大问题。
罗林森宣读论文的时候，英国探险家乔治·海沃德已经在地理学会和罗林森的鼓励与资助下动身前往新疆南部。1868年8月15日，他从旁遮普穆里（Murree）致信地理学会，说准备化装启程经克什米尔赴叶尔羌。他随信提供了一份根据某位叶尔羌商人交给旁遮普政府的从贾拉拉巴德经基德拉尔和巴达克山到新疆南部的路线草图，并自告奋勇为地理学会核实沿途地理信息并绘制地图。[30]1869年9月11日，海沃德完成旅行回到穆里，向地理学会提交了从列城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调查报告和详细地图。途中，他在叶尔羌附近的沙都拉(Shadula)遇到了随商队前来的英国茶园主罗伯特·肖。[31]罗伯特·肖此行意在趁中国内乱打开新疆市场。[32]地理学会就两人的报告开会讨论后，默奇森爵士认为此时与阿古柏政权建立联系以开展贸易是天赐良机。罗林森则认为海沃德的地图说明俄国军队难以翻越昆仑和喀喇昆仑山进入克什米尔。他指出，英属印度政府打通喀喇昆仑通道以建立与新疆关系的工作应当提上日程。梅约总督(Richard South-well Bourke，Earl of Mayo)已经指派旁遮普官员与克什米尔土王协商，对赴新疆南部的道路进行系统测绘以便建成印度通往新疆南部的规模性商道。[33]
罗林森所指的旁遮普行政专员是道格拉斯·福赛斯。他长期致力于开辟英属印度对新疆的贸易。1869年2月26日，福赛斯致信地理学会会长默奇森爵士并指出：罗伯特·肖所走的“羌臣摩—喀喇昆仑”路线使看似不可翻越的喜马拉雅山变得容易通行。他向地理学会表示，自己愿意以“拓展贸易和促进知识”为目标建立印度政府与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联络。[34]
福赛斯的想法引起了印度总督梅约的兴趣。此时，梅约与俄国有关中亚问题的协商陷入僵局，便着手尝试与入侵中国新疆的阿古柏建立关系。1870年4月26日，福赛斯与罗伯特·肖被梅约总督从贾朗达尔派往叶尔羌，以期会见阿古柏并“搜集有关东突厥斯坦贸易前景、自然、资源、历史和政治的最详细、最可靠的情报”，并“开拓和发展印度与东突厥斯坦之间的商贸”[35]。福赛斯一行对从贾朗达尔到叶尔羌的路线进行了详细测绘，所经地点如下：
Leh(雷城/列城)—Chang La(长拉山口)—Durgoh(多尔古)—Tankse(潭济)—Muglib(木格里布*)—Pangong Lake(班公湖)—Marsimik Pass(玛尔吉米克山口)—Chang-Chenmo(羌臣摩河)—Chang Leng La(羌隆山口*)—Pumsul(彭租勒)—Gogra(卓格拉)—Pang Lung(Masimik Pass，盘龙山口)—Nischu(尼束/尼斯楚)—Lok Zang(罗克宗)—Thaldat(塔勒达特)—Goolbashar(波匝仑)—Balakchi(巴拉克赤*)—Shadula/Shahidula(沙都山口)—Mazar Abu Bekr(米尔匝阿布拜克尔)—Grim Pass(几木山口)—Kichik Yilak(基奇克依拉克*)—Sanju River(桑珠河/桑株河)—Tam(塔木云噶克)—Chuchu Pass(楚楚山口*)—Mazar(玛杂尔)—Arpa-lak River(阿尔帕拉克河*)—Kizil Lun-gur(齐孜尔营地*)—Sanju(桑珠/桑株)—Koshtak(廓司达克/阔什塔格)—Boora(贝拉)—Besharik(拜什铁热克)—Karghalik(哈尔哈里克/叶城)—Tisnaf River(提孜那甫河)—Pushgam(波斯坎木/泽普)—Yangi Bazar(英吉巴扎*)—Yarkand(叶尔羌/莎车)[36]
与此同时，负责“印度测绘项目”的蒙哥马利继续推进对跨喜马拉雅路线、克什米尔、西藏、乌浒河流域、阿富汗和喀什噶尔的秘密测绘。他采用了三角测绘法等更先进的测绘技术和设备，并完善了英国利用本地人对中亚和西藏进行秘密测绘的方法。[37]蒙哥马利在1871年4月24日宣读的《米尔扎从喀布尔到喀什噶尔的探索报告（Report of‘The Mirza’s’ Exploration from Caubul to Kashgar）》一文里，描述了他从1867年开始选择本地“庞迪特”，加意培养并派他们赴中亚进行秘密测绘的方法。他说：
我通过亚洲人来执行对英属印度边界以外地区探索的任务。我一直设法获得以下几种人的服务，他们要么是探索目标地区的当地人，要么同探索地居民的宗教大致相同，要么惯于在探索地区旅行或经商。……在拟对乌浒河上游和帕米尔高原进行勘测时，我就按上述原则寻找合适的中亚本地人。在几乎能找到中亚每个部落成员的白沙瓦大巴扎里搜寻一番，向我们多个边境官员求助后，我发现找到合适的人并非易事。许多人愿意提供服务，如果他们的自述值得信赖的话，他们都很适合那些条件。但简单询问几句之后，就使符合要求之人的数量几乎减为零。许多人不会写字；一些人太老；大多数人除了买卖一无所知；几乎每个人对报酬和奖励都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也会提出特殊条件；所有人都明显没有考虑到任务涉及的风险和曝光的危险。话题一旦被提起，那些人就很难甩掉。幸运的是，直到最终决定前，本项目的洽谈不涉及任何具体个人。
……
最后，决定测试一下“印度测绘项目”过去的雇员，人称“米尔扎（the Mirza）的符合相关要求之人。他受到过部分英式教育，他父亲是经商的麦什德（Meshed）突厥人，母亲是波斯人。米尔扎生在波斯，通波斯语和突厥语。他父亲曾到赫拉特经商，因此与防守该城的埃尔德雷德·璞鼎查少校（Major Pottinger）有一定联系。后来，米尔扎来到印度，在一些英国军官的帮助下接受了部分教育。因此，他还曾被雇佣从事白沙瓦附近的测绘工作，在许多方面适合承担测绘任务。[38]
选中米尔扎后，蒙哥马利把他送到“印度测绘项目”总部进行特训。1867年底，米尔扎赴白沙瓦，开始对新疆南部地区进行秘密测绘。关于他的测绘方法，蒙哥马利叙述道：
经过一番艰难跋涉，米尔扎在1869年２月３日抵达喀什噶尔。过去两天开始降雪，地上积雪甚厚。
从喀布尔到巴达克山，再到喀什噶尔，米尔扎一直进行道路测量。他用一枚精工棱镜指南针确定方位，用步数测量距离，由米尔扎和他的两三个助手轮流进行。他们手上拿着一串念珠，每100步向下拨（dropping）一颗。每10次向下拨一颗较大的念珠，代表1000步。[39]
通过在不同的重要地点观测太阳和星星以确定纬度，如喀布尔、霍勒姆（Khulm）、法扎巴德（Faizabad）、色勒库尔和喀什噶尔等地。……经度则由米尔扎步数计算的精确度决定。这是由于路线为从西向东，难以用纬度变化来核准。
……
值得注意的是，米尔扎把测绘推进到喀什噶尔老城。他曾三次访问该城，因此能够对那个古老城市进行一些描述。由于阿古柏的怀疑，海沃德和肖没有机会参观老城。米尔扎则通过贿赂门卫得以进入。毫无疑问，他如此行事要比欧洲人容易得多，风险也小得多。因此，米尔扎确定的喀什老城位置是印度这边唯一通过实地访问获得的数据。[40]依此方法，蒙哥马利向福赛斯1870年赴中国新疆南部的使团提供了测绘设备和地图，他还特意安排心腹“庞迪特”在班公湖加入队伍，想借此机会对新疆南部进行全面测绘。不过，该人因政府雇员身份暴露而遭到队伍中阿古柏使节的怀疑，未能成行。福赛斯只能让罗伯特·肖、随队本土书吏菲兹·巴克什（Faiz Buksh）警员易卜拉欣·汗（Ibrahim Khan）人随时搜集情报并进行测绘。[41]因阿古柏率军攻打吐鲁番，福赛斯此行未能见到他，只在叶尔羌停留13日便奉命返回列城。
事后，蒙哥马利1870年使团部分成员只能对喀喇昆仑通道沿线地区进行测绘并不满意。1873年，英属印度总督诺斯布鲁克勋爵（Lord Northbrook）决定派福赛斯正式访问阿古柏并签署通商条约。他便积极部署对喀喇昆仑以北新疆南部的全面测绘，对象包括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帕米尔和瓦罕等地区。1873年福赛斯使团成员构成的军事和情报色彩更浓。蒙哥马利原计划跟团，但他因病休假。“印度测绘项目”总管沃尔克上校遂派测绘项目部官员亨利·特洛特上尉（Henry Trotter）负责随团“印度测绘项目”成员的测绘事宜。使团副团长戈登中校（Ｔ.E.Gordan）和查普曼上尉(R.A.Chapman）、毕杜福上尉（John Biddulph）、贝柳军医（Henry Walter Bellew）和斯托里茨卡博士（Feedinand Stolicaka）在测绘工作方面均协助特洛特，各有分工。特洛特和戈登负责恰克马克、天山山脉、阿克苏、色勒库尔、帕米尔、瓦罕和乌浒河道等地的测绘调查，毕杜福负责对兴都库什山口和玛喇尓巴什地区的测绘调查。除了前述菲兹·巴克什和易卜拉欣·汗两位南亚本土人士外，特洛特还带了三个精通测绘的“庞迪特”下属：奈恩·辛格（Ｎain Singh），吉森·辛格（Kishen Singh）和卡廉·辛格（Kalian Singh），以及阿卜都·萨伯汗（Abudul Subhan）。[42]在新疆南部期间，这些“庞迪特”被他派去进行了大量秘密测绘工作，有重大发现。刚刚出版了马可·波罗研究专著的地理学会著名英国东方学家亨利·玉儿（Henry Yule）是福赛斯使团重要学术顾问。
由于阿古柏给英国使团以充分自由，他们得以在1873年9月至1874年6月底期间对列城以北和天山以南的部分地区进行详细考察，甚至准备启程赴罗布泊并穿越西藏，因故作罢。使团与地理学会保持通信，随时将考察和测绘报告提交印度和伦敦，刊发于《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和《论文集》。地理学会的专家因此能够及时对这些文件提供的最新地理和人文信息进行研判。[43]
1878年，特洛特作为“印度测绘项目”副总管在皇家地理学会会议上宣读了第二次福赛斯使团地理调查的总结报告。福赛斯与会。特洛特详细介绍了三条从列城抵达新疆南部的通道：第一、到叶尔羌的喀喇昆仑山口道路网；第二、经羌臣摩河谷、岭子塘（阿克塞钦）、哈喇哈什河与沙都山口通往叶尔羌与和阗的羌臣摩道路网；第三、经班公湖、羌塘地区，沿克里雅河到和阗的羌塘道路网。前两条通道要翻越喀喇昆仑山，后一条则经班公湖向东北绕行西藏羌塘地区。[44]这些通道的运输成本都非常高昂，不利于运送重武器和进行印度与新疆南部之间的大规模商贸运输。进一步，他在罗伯特·肖、海沃德和约翰逊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填补空白，把他们绘制的新疆南部地图系统化，制成更为完善和准确的《中亚地图》。当时俄国人虽然已占领中亚大部，却还没有开始在新疆南部进行现代测绘。约翰逊、蒙哥马利、海沃德和福赛斯使团成员对喀喇昆仑地区和新疆南部的地理测绘使欧洲地理学家们掌握了相关地理信息，建立了对中亚地区更为准确和全面的知识体系，并把注意力转移至帕米尔和西藏地区。[45]
余论：探查测绘对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
“印度测绘项目”通过第二次福赛斯使团以及《英阿商约》赋予的特权实现了对喀喇昆仑通道以北地区的详细探查测绘。相关资料发表后，不仅推动了英俄两国地理学会的竞争，更使英俄中亚博弈白热化。英俄两国的学者们开始评估中亚和新疆南部地区在两大帝国争夺亚洲霸权方面的地缘政治意义，并结合洪堡、李特尔和宇盖尔等欧洲地理学家有关中亚的自然地理理论，建立并发展了基于亚欧大陆整体视野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
1875年，俄国中亚学家捷连季耶夫（M.A.Терентьев）出版了两卷本的《俄英在中亚》。他仔细研究了英国人对喀喇昆仑通道的探索，指出俄国应当修建自里海到咸海的铁路，在阿姆河上设立汽船运输线，以便将喀什噶尔建成俄国在新疆南部的基地，用以遏制福赛斯为英属印度开辟的连接拉达克和叶尔羌的喀喇昆仑通道。他公开表示，并不相信福赛斯提出的季节性的喀喇昆仑通道难以运输重武器的说法，认为这些路线可以在俄国占领喀什噶尔后成为通向印度的大门。他下结论说，英国探索喀喇昆仑通道及其北部地区的真实目的并非开展贸易，因为这些地区相比印度、波斯、阿富汗、俾路支斯坦和克什米尔来说人口和消费力非常有限。英国人进行探查测绘的真正目的是为获得地缘政治优势以对抗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并保护印度。因此，若想避免战争，必须把阿富汗和喀什噶尔地区设为俄英之间的中立地带。俄英应当在中亚就各自的势力范围进行划界。[46]
英国中亚学家包罗杰（D.C.Boulger）在1879年针对捷连季耶夫的著作出版了两卷本的《英俄在中亚》。他综述了近年来俄国在中亚的探索和扩张，以及以蒙哥马利等人为代表的英属印度官员和本土人士对中亚的测绘成果。他认为俄国的沙文主义扩张政策在中亚是以波斯、中国和印度为目标的。为保持势力平衡和印度安全，英国无法允许俄国对波斯或者中国的侵略。他对于俄国中亚探查者的评价是：“俄国的探索只不过是进击军队的先兆；我们提到的那些俄国旅行者也只是考夫曼将军所辖军队的前哨而已。”[47]其实，这样的评价用在大英帝国身上同样合适。
自此，英俄两国各自的地理学会成员对中亚霸权争夺进行了长期研究。各种理论相应产生。在学术领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904年总结了19世纪欧洲地理学发展的动力和方向。他认为冒险、寻宝、贸易、地缘和殖民扩张、外交出访、朝圣、传教和求知等动机是促使19世纪地理学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地理学科的专业化和细化不可避免。其中，他提出，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人文地理学将成为地理学发展（Anthropogeography）”的方向之一。[48]
对于英国来说，“恐俄症（Russophobia）”促使这个海权国家的地理学界建立了具有全球视野的“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1887年1月31日，年轻的麦金德在地理学会晚会上以印度的周边地缘安全为例，阐述了基于地质学的自然地理学向基于历史和政治学的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必要性，即“按照我所概述的方法而写成的地理学著作，将能立即满足政治家和商人的实际要求、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理论要求，以及教师的知识要求。”[49]其后，随着欧洲帝国主义全球竞争的加剧，他更在海权论和陆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能出现基于陆地霸权的世界“枢纽地区（Pivot Area）”对抗基于海洋霸权的“新月形地区（Inner or Marginal Grescent,Outer or Insular Gresent）”理论。[50]其观念为今天的美国学界继承，成为当前欧美流行的地缘政治术语“心脏地带（Heartland）”、“亚洲内陆（Inner Asia）”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等词汇的滥觞。不能否认，这些概念和思想的产生与19世纪英国学界对喀喇昆仑通道及其以北地区的探索和测绘有相当关系。
按，作者恽文捷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讲师，深圳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教师，主攻经济史、国际关系史、中外交流史、中南亚区域研究和世界经济特区研究。原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32卷第4辑。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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