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文：唐人如何看待借兵回纥一事？

唐得回纥之助以平安史之乱，自古被称为“借兵回纥”。一直以来，这一约定俗成的说法鲜有学者加以反思，然而只需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这一公案背后实在有着太多疑点。安史之乱长达七年多时间，其间大小上百场战役唐军死伤无算，何以回纥的区区几千骑兵毫发未损？杜诗有言，“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为何肃宗要力排众议，执意引入回纥军事力量？诸如此类，至今并未得到很好的解答。我们已经对借兵回纥的政治背景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接下来将对这一事件本身进行逐步剖析，以期对上述诸种疑问给出一个初步的回答。

首先应该明确，唐平安史而“借兵回纥”是一个随着唐朝自身政治斗争和对外关系变化而逐渐清晰起来的观念，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一决策最初被提出时，以肃宗为代表的唐廷秉持着传统的四裔观念，在道义上将之视为天子对远夷的征发。尽管白桂思(Christopher I.Beckwith)、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等学者认为“天可汗”广泛存在于中古时期的东部欧亚诸国*，但这一称号及其对应的外交地位显然在更多情况下倾向于唐朝皇帝，唐太宗将这种天下观总结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蒲立本据此认为太宗是最为接近建立“胡汉帝国”的中国帝王*，蔡涵墨(Charles Hartman)也称唐朝为“多民族帝国”(multiracial empire)*。直至8世纪中叶，“天可汗”的观念仍然深刻存在于唐朝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关系之中，因此即便是在实际政治层面，肃宗也是以“天可汗”自居，将借兵回纥视为唐朝皇帝对回纥可汗的军事求助，所谓“修好征兵”*，即修与国之旧好而征兵回纥。肃代时期的史臣将之视为回纥“请和亲，愿助国讨贼”*，是对这种心态的精准脚注。杜甫的长诗《北征》中详细记载了至德二载(757)秋朝廷最初借兵回纥时的情形，诗云：“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诗中所叙为当年闰八月至九月间的诸种见闻，杜甫当时所任之左拾遗尽管官阶不高，但能够第一时间获知朝廷各种决策消息，因而这段诗中“此辈少为贵”一句就显得尤为关键，它反映出唐廷当时对于借兵回纥的普遍期许。或以为少陵“深以借回纥兵为非计”*，这种说法似嫌粗疏。结合杜诗一贯的用典特征，这里杜甫显然是直接套用了《礼记》关于“(礼)有以少为贵者”的成典。按照《礼记·礼器》的说法，礼“以少为贵”首先体现为“天子无介，祭天特牲”。所谓“介”，其实就是两国之君相见时的翻译官。郑玄注曰：“天子无介，无客礼也。”孔颖达疏曰：“‘天子无介’者，为宾用介，而天子以天下为家，既不为宾客，故无介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尊质，故止一特也。”*显然，无论是“天子无介”所体现出的绝对主位，还是“祭天特牲”所蕴含的天神之下万国之上，在杜甫看来，“以天下为家”的唐朝天子在借兵回纥之事中，应处于绝对的中心和优越地位，而外蕃之兵只是借以平叛、重振皇纲的辅助手段，不欲其多，重在意义而非真实作用。

至于“借兵”之说，古已有之，春秋末期即有赵国“借兵于楚伐魏”*之事，隋末李渊以及刘黑闼都曾为了增强实力而选择向突厥借兵，不过直至玄宗朝为止这些都还只是一些掌故旧闻而已，谈不上有什么鲜明指向。事实上“籍兵”一词在至德二载(757)收复两京后便已出现，当时肃宗在赦文中声言：

日者逆胡猖狂，敢行称乱，朕嗣守鸿业，钦承睿图，枕戈尝胆，抚剑泣血，罔不夙夜，若涉春冰。赖天地疾威，社稷凭怒，上皇丕烈，万国永怀，因时致讨，为人请命。由是义夫奋发，回纥籍兵。邦圻关辅之士，汧陇河湟之众，沙朔羌戎之骑，微卢蛮貊之人，万里云趋，四方雾合。既张我伐，咸乃一心。*

此处“籍兵”即“借兵”。*可以看到，尽管唐廷承认了“回纥籍兵”之事，却巧妙地将其置于“万国永怀，因时致讨”的政治语境下，以唐朝自身之“义夫”对外蕃代表之“回纥”，“义夫”包括“关辅之士”与“河湟之众”，外蕃则诸如“沙朔羌戎”与“微卢蛮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为掩饰性的政治修辞，因为肃宗最初的意愿就是“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除回纥之外，“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甚至包括“云南子弟”*。然而肃、代二帝对于平叛一再强调的“万国”之力，其落脚点并不在于“万国”，而是旨在彰显唐朝对于诸蕃绝对的中心地位。杜诗中的“万国兵前草木风”，实此之谓。

随着唐后期回纥(鹘)的强盛，“借兵回纥”成为几个叛乱者的首选。前有仆固怀恩导引回纥、吐蕃掳掠中原，后有朱滔勾结回纥助朱泚反叛。尽管这种依存是双向的，回纥也会不时向唐朝请求援助，如武宗会昌年间就曾出现过“回鹘可汗、宰相相次上表，请国家借兵十万，助其收复故地”*之事，但“借兵”一词已悄然而明确地与北方蕃邦联系起来，具有了一种不甚光彩的意味，如朱滔就曾因其“借兵回纥”而被名将李抱真指斥为“反虏”*。这一指称在两宋被赋予了更为鲜明的时代意义，与和北方政权之间的贡纳关系联系起来，而富弼出使契丹时的一段对话集中体现出这种现实诉求。当时契丹国君坚持“南朝遗我之辞当曰‘献’，否则曰‘纳’”，而富弼则援引唐高祖李渊旧事，认为“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足见“借兵”在宋人看来，是典型的屈辱之称。

回纥的援兵对于安史之乱的平定，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以往也并未被严肃探讨。我们认为，借兵回纥的意义，政治性远大于军事性。唐朝历次借兵回纥，可列表如下：

表5.1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借兵回纥及和亲示意表*

据此来看，在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共四次借兵回纥，分别是至德元载(756)冬、至德二载(757)秋、乾元元年(758)秋、宝应元年(762)秋，时间集中于秋冬，杜甫所谓“高秋马肥健，挟矢向汉月”即指此。细审四次借兵，会发现前三次时间较近，且均是在和亲之后旋即得以借兵;第四次借兵则与前三次相距颇久，且无和亲之举。借兵回纥对于唐朝来说，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乾元二年(759)春的相州之溃回纥并无办法，而宝应元年(762)最终决战前，牟羽可汗更是直接否决了唐朝提出的前两种方案，避免了和燕朝地方实权派的正面接触。

在这中间，第四次借兵时的史实发覆，尤可反映出回纥汗室的战略意图，不妨稍予论及。从两任可汗对唐的态度来看，葛勒相对温和，而牟羽则颇为激进。当时药子昂向可汗依次提出三个方案，分别为“取土门路入，直取邢、洺、卫、怀”、“取怀州太行路，南据河阴之险”、“取陕州太阳津路，食太原仓粟而东”*，前两个方案均被牟羽否决，而第三个方案则得到认同。若取第一个方案，回纥需与燕政权的恒州节度使张忠志发生正面冲突;第二个方案则将直接面对薛嵩势力;唯有第三个方案最为保守，避开了燕朝主要地方实权派力量。《续日本纪》载有当年年初高丽大使王新福的建言:“李家太上皇、少帝并崩，广平王摄政，年谷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仪[义]，称圣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锋甚强，无敢当者，邓州、襄阳已属史家，李家独有苏州，朝参之路，固未易通。”而日本中央政府的反应也是“敕太宰府”，称“唐国荒乱，两家争雄，平殄未期，使命难通”*，可见回纥牟羽可汗所谓已与史朝义有约，并非诈言。

本文节选自《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王炳文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