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凤林：东亚历史视域下的日本天皇制

在日本政治制度史上，天皇制作为重要的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延续至今，且已成为日本的象征之一。皇权制度确立后，不仅对古代日本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对日本近代政治及国际关系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天皇制是古代日本王权及国家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其形成与古代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国内政治发展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历史上推进天皇制形成的动力，还存在外部因素，譬如7世纪以前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展开的东亚国际环境。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促成了日本这一独特的政治制度。

截至目前，着眼于日本国内因素研究天皇制形成过程的成果较多，本文将日本早期王权形成、发展并演化为天皇制的历史过程置于古代日本所处的东亚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以图全面展示天皇制形成的过程及其推动力。这一研究课题对于全面深入了解日本政治制度发展史、中日关系史以及东亚区域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权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国家权力产生和存在的一种普遍形式，皇权则是以皇帝为核心形成的国家政权存在形式，是王权高度集中、扩大的产物。日本天皇制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由王权向皇权发展的过程。

（一）日本国家雏形及统一王权的形成

作为由各种典章制度和组织机构支撑的政治实体，国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古代成熟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基于一套复杂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界一直热衷于探讨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动力。其主要观点包括：“国家起源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化，人口增长压力，社会竞争和战争，大规模水利和灌溉系统的兴修与管理，贸易竞争与垄断，宗教礼仪的作用等不同学说。”中国的国家雏形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化、发展的成果。而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即绳文时代（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延续至公元前400年），主要生产形态属于狩猎、渔猎和采集业，虽然有定居村落出现，但社会依然处于没有阶级分化的原始公社制阶段。日本的国家雏形“邑落国家”应该是在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的时期由朝鲜半岛移居至日本列岛的稻作民族创建，这也是日本王权雏形形成的特点之一。

在日本的早期国家阶段，倭国（7世纪末改称“日本”）统治者倭王（7世纪末改称“天皇”）积极遣使，通交中国汉魏王朝，加入中国的朝贡体系。总结起来，其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得到中国的先进器物（包括政治信物、宗教器具和日常用品等），并分配给组成倭国统治集团的豪族（包括中央豪族和地方豪族），以先进物质的提供来结成倭王和各大豪族长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或以中国皇帝的赐物为“威信财”（即象征政治权威的信物），强化倭王在倭国内部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威信，巩固王权。二是力图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使自身的王位得到承认或被授予中国的官爵，以此作为政治权威，确保自己在日本列岛“百余国”林立的政治军事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其本质亦为王权的巩固和扩大。日本王权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与古代日本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积极依恃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密切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早在汉魏王朝时期倭人就“以岁时来献见”于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统治机构乐浪郡，或数次克服千难万阻来到中国首都洛阳通聘中国的原因了。日本统一王权在形成、巩固过程中得到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有力支持，印证了历史上中华文明对周边民族或国家的形成发挥巨大作用的事实。

二战结束前，历史上“任那日本府”曾统治朝鲜半岛南部之说成为日本社会的通说。二战结束后，石母田正继承这一观点，于1962年提出任那是倭国的“直辖地”甚至是“殖民地”。该观点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开始遭到朝鲜和韩国学者的批判，目前“任那日本府论”完全被学界否定。但是，自古以来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任那加罗地区（今韩国洛东江中下游地区）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是事实。近年学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尤其是在乐浪四郡设立后，形成了一条自今日日本九州地区经由任那加罗地区至乐浪郡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日本书纪》记述朝鲜半岛是“财宝国”或“金银之国”等，这集中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朝鲜观”。“对于古代日本人而言，朝鲜半岛不仅是财富和资源之地，还是文明、信息、人才乃至政治权威的来源。朝鲜半岛犹如一条从东亚大陆架往日本列岛的文化管道，从中国向日本列岛输送了大量的文明乳汁，哺育了日本文化。”

中国的西汉时期，日本列岛“百余国”林立的政治局面向列岛统一王权迈进，这大致发生在3世纪初。日本统一王权的雏形邪马台国联合体形成的重要动力是日本列岛各部族希望获得朝鲜半岛的铁资源或经由朝鲜半岛得到中国的先进物质。

古代日本为了确保来自朝鲜半岛的利益，自4世纪后半叶开始参与东亚国际政治军事事宜。现藏于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的七支刀（因刀身两侧向刀尖方向各有三个分叉，故称“七支刀”）铭文是表现4世纪日本与东亚国际社会间政治关系的珍贵文献。通过该铭文，不仅能够了解到4世纪后半叶日本列岛已形成统一王权，而且可知日本首次与百济建立政治军事联盟，并两次出兵参加了369年和371年在朝鲜半岛的雉壤和平壤展开的抗击高句丽的战役。

高句丽《好大王碑》（亦称《广开土王碑》）是展现4世纪末至5世纪初东亚国际政治军事局势的珍贵文献。据此碑记载，391年（辛卯年），倭国军队渡海援助被高句丽占领的百济。此后，400年、404年、407年，高句丽在新罗王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及带方等地，与倭国、百济展开了数次激烈交战。在这场持久战中，倭国成为高句丽的主要敌人。关于《好大王碑》中出现的“倭寇”二字，有研究者认为他们是来自今日本九州北部地区的海盗集团，但是根据当时倭国和百济、任那加罗地区结盟，共同侵略新罗并引发高句丽长期大规模出兵征讨这一情况，可以认为《好大王碑》中出现的“倭寇”是倭国统一王权从以大和（今奈良县）、河内（今大阪府东部地区）为中心的日本列岛各地统一动员、组织、派遣的国家军队。

军事和外交是构成王权的两大要素。倭王权是奈良盆地各豪族长为了共同掌控通往朝鲜半岛这一文明通道而联合起来的产物，故在王位继承方面必然要求其继承者具有外交和军事指挥能力。而包括上述369年、371年倭国支援百济的两次战争在内，4世纪中后期至5世纪初倭国出兵抵抗高句丽南下，促进了倭王与日本列岛各豪族长之间的政治统属关系，客观上推动了日本古代统一王权的形成。

《晋书·武帝纪》记载，西晋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己卯，“倭人来献方物”。此后近150年间史籍上不见倭国和中国交往的记载，再次出现则是在5世纪初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十二月。在近一个半世纪后的5世纪初，倭国再次朝贡中国，目的是施展远交近攻和“事大主义”的外交策略，从中国获得政治支持，阻止高句丽南侵。升明二年（478）倭王武（雄略天皇）向中国南朝刘宋皇帝所呈表文则进一步表露出这种政治意图。

上已述及，在4世纪以前，由于汉魏等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以及倭国各豪族为抵御高句丽南下携手联合，倭王在日本列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统合。但是到了5世纪，不仅“倭王”的政治地位需要得到刘宋皇帝的“除正”（正式授予），甚至像倭隋这样的王族或大豪族成员在倭国国内被授予“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或“军、郡”（即将军号和郡太守号）等官爵时，亦需要得到刘宋皇帝的“除正”。倭王珍被刘宋皇帝授予的“安东将军号”和倭隋等人被“除正”的“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在序列上是接近的。据《宋书·倭国传》和《宋书·本纪》记载，5世纪时“倭五王”（赞、珍、济、兴、武）遣使朝贡刘宋王朝达十次。其间，倭王及其属下得到刘宋皇帝的叙官封爵，并利用这些官爵，对内加强倭王对倭国统治的正统性，对外维护倭国与朝鲜半岛南部的文明通道的畅通。从这个意义上讲，5世纪的倭王权是“基于他律性权威的君主权力”。

据《宋书·倭国传》记载以及《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铁刀铭》考证，5世纪时，倭王已和日本列岛各豪族长结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隶属关系，此亦成为升明二年（478）倭王武遣使向刘宋顺帝上表汇报“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的政治基础。简言之，5世纪时倭国在统一的专制王权形成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这与得到中国刘宋王朝的政治支持并采用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其根源在于朝鲜半岛动荡的局势。

（二）日本基于“血缘原理”的王位继承制的形成

天皇制的思想基础是由专制意识和皇位继承原理构成的。其中，皇位继承原理是基于“血缘原理”的王位继承制的发展形式。向王位继承制中导入“血缘原理”是中央集权制和天皇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步骤和环节。

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设定的“皇统谱”，日本人至晚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即已产生体现天皇血统和政统亘古未绝的“万世一系”政治意识。事实上，此“皇统谱”目前已被学界彻底推翻，不足为信，天皇的血统和政统均非“万世一系”。

4世纪末至5世纪初，倭国通过联合百济、抵抗高句丽的战争，强化了倭王在国内的政治统合力，这成为倭国发展成日本列岛规模的政治联合体的契机之一。5世纪之前，一方面，倭王得到倭国内部的政治承认是以其执政能力尤其是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外交、军事能力为基准的；另一方面，倭国具有浓厚的豪族联合体性质，王权由得到大多数豪族长支持的大和地区大豪族长继承。

关于5世纪“倭五王”的世系，《宋史·倭国传》记述珍为赞之弟。结合《日本书纪》对反正天皇身世的记述，可以认为珍是反正天皇。而关于珍和济之间的血统关系，《宋史·倭国传》没有明确记述，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皇统谱”也缺少严密的对应性。藤间生大认为赞—珍系和济—兴—武系属于两个不同的血缘集团。这一观点获得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按此观点推知，至5世纪，倭王权的继承尚未为单一血缘关系集团所独占。

关于5世纪倭王在王位继承制中导入血缘关系的研究，还需要关注之前在日本列岛上出现的不同王权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有“百余国”；《后汉书·东夷传》载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安帝永初元年（108）倭国王帅升等“愿请见”。《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三国时期倭女王卑弥呼向曹魏王朝遣使数次。这些日本早期王国的统治者在政治和血统上是否存在传承性，目前尚不能妄下结论。4世纪初日本列岛上开始建造形制统一的前方后圆坟，并且出现了许多超大规模的前方后圆坟，象征着王权得到了强化。但是到了4世纪末，这种大型坟墓不再建造。这可能是因为王权更迭导致国内政治陷入混乱。能够体现出倭王权内部的混乱状态得到改变的是5世纪前半叶古市古坟群中的仲津姬陵古坟及大阪府百舌鸟古坟群中的履中天皇陵的出现。有研究者提出，4世纪时畿内大型古坟首先出现在大和盆地南部，其中奈良县柳本古坟群确立了优越地位。此后，柳本古坟群的优越地位被大和盆地北部的佐纪盾列古坟群取代。5世纪，在河内、和泉（今大阪地区）的古市、百舌鸟古坟群中出现了规模最大的古坟。这一现象表明大和王权的盟主权在分别以大和盆地和大阪平原为根据地的两大势力间移动。究其原因，可能是倭国在4世纪末至5世纪初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外交行动受挫，对倭国内政产生了极大影响，导致王权更迭甚至王统变化，至少使政治基础向河内地区扩大。

“倭五王”以后，6世纪初即位的继体天皇的父系是近江（今滋贺县）豪族，母系是越前（今福井县）豪族或出自近江的息长氏。总之，继体天皇出自地方豪族。在天皇制发展史上，继体天皇的即位是重要的转折点，此时倭王血统又一次出现断层且形成了与应神天皇没有关系的新王朝。此外，继体天皇的成长环境及其成功即位与古代日本移民集团“汉氏”有密切关系，此亦令人深思。

尽管“倭五王”做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但5世纪末6世纪初朝鲜半岛局势愈加不利于倭国。475年，在抵抗高句丽的战争中，百济国王盖卤王战死，百济被迫将首都从汉山城南迁至熊津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为了复兴王权，百济进入朝鲜半岛西南的故马韩领地荣山江流域，继而东进，将势力扩及蟾津江流域，迫近任那加罗。512年任那的上哆喇、下哆喇、娑陀、牟娄四县被百济合并，513年任那的己汶、多沙两地被百济分割。527年，筑紫国豪族磐井发动叛乱，私通新罗，阻止大和朝廷出兵朝鲜半岛。538年，迫于来自高句丽的压力，百济再次向南迁都到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正式经略任那加罗。与此同时，新罗崛起，从东面威胁任那加罗，562年任那加罗完全被新罗吞并。从此，倭国丧失了朝鲜半岛南部的文明通道。

7世纪末以前，日本的内政与朝鲜半岛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外交直接影响其内政。6世纪前半叶，继体天皇以新的血统即位，王位并不稳固。6世纪中叶，倭国失去任那加罗这一文明通道，又加剧了倭王政治权威的不稳性，王权面临分裂的危机。政治上内外交困，为了稳定王权，钦明天皇（继体天皇之子，539～571年在位）一方面竭力号召“收复”任那加罗［例如，临终时给皇太子即后来的敏达天皇（572～585年在位）留下遗嘱：“朕疾甚，以后事属汝。汝须打新罗，封建任那。”］；另一方面，改变此前由王族成员依靠实力继承王位的制度，导入“大兄”制，将王权继承制引向“单一血缘原理”。尽管在近代天皇制确立以前严格意义上的父位子承的皇位继承制未能确立，但钦明朝以后王位（皇位）在钦明天皇后裔尤其是在其子敏达天皇后裔中传承，形成了以倭王为核心的特殊而神圣的血缘政治集团。7世纪后半叶，日本在“白村江战役”中惨败而陷入空前的国家危机，为了建立以倭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强化倭王血统和政统的紧迫性加剧，于是倭王开始编造王位谱系，其最后的成果便是出现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皇统谱”。

早期王权的形成不代表皇权的建立，但早期王权是皇权建立的政治基础。“皇帝”一词是由“三皇”与“五帝”这两个极尊称号结合而成的，中国的皇帝是以“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为政治基础的极端专权之产物。日本天皇制的确立亦是以律令制国家建设为政治前提的王权高度集中过程，呈现出律令制建设与天皇制建构交融并进的政治发展轨迹。因此，为阐明天皇制的确立过程，下文对日本律令制国家制度建设的过程予以分析。

（一）推古朝改革与日本王权的强化

律令制国家本质上属于摆脱基于血缘亲族关系的氏族部落制，以统一的官爵制度与法律基准规范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行为的政治实体。如果从这一视角审视、理解律令制国家的本质特征，则可以认为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始于推古朝（593～628年）。在该时期，倭国统治者制定了促进倭国大豪族官僚化的“冠位十二阶”，并颁布官员行为准则《宪法十七条》、改进礼仪服饰、撰写史书等，拉开了以中央集权制为宗旨的律令制国家建设的帷幕。推古朝的这些改革和倭国当时所处的东亚国际政治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6世纪后半叶，新罗和百济的对立日趋严重。589年隋朝统一中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相继朝贡隋朝，加入隋朝的朝贡体制。这些均对当时的倭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冲击。6世纪后期，倭国最重要的政治课题是“复兴”任那。《日本书纪》敏达天皇纪四年（575）二月乙丑条记载：“百济遣使进调，多益恒岁。天皇以新罗未建任那，诏皇子与大臣曰：‘莫懒懈于任那之事。’”敏达天皇纪十二年（583），天皇又下诏称：“属我先考天皇（钦明天皇——引者注）之世，新罗灭内官家之国（指562年新罗吞并任那加罗——引者注）。先考天皇谋复任那，不果而崩，不成其志。”因此敏达天皇临终时下遗诏，希望“不可违背考天皇敕，可勤修乎任那之政也”。

《日本书纪》记载，为了“复兴”任那，6世纪末至7世纪初（崇峻朝至推古朝），倭国采取了诸多措施。例如，崇峻天皇纪四年（590）八月庚戌朔条记载：“天皇诏群臣曰：‘朕思欲建任那，卿等如何？’群臣奏曰：‘可建任那官家，皆同陛下所诏。’”崇峻天皇纪四年十二月壬午条记载：“差纪男麻吕宿祢、巨势臣比良夫、狭臣、大伴齿连、葛城乌奈良臣为大将军。率氏氏臣、连为裨将部队，领二万余军，出居筑紫（今九州地区——引者注）。遣吉士金于新罗，遣吉士木莲子于任那，问任那事。”崇峻天皇纪五年（591）十一月丁未条记载：“遣驿使于筑紫将军所曰：‘依于内乱（指崇峻天皇被弑事件——引者注），莫怠外事。’”推古天皇纪九年（601）三月戊子条记载：“遣大伴连齿于高丽，遣坂本臣糠手于百济，以诏之曰：‘急救任那。’”推古天皇纪九年十一月甲申条记载：“议攻新罗”。推古天皇纪十年（602）二月己酉朔条记载：“来目皇子为击新罗将军，授诸神部及国造、伴造等并军众二万五千人。”601～603年征讨新罗的计划内容翔实，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应为信史，是继崇峻天皇四年十二月倭国遣二万余人部队“出居筑紫”准备征讨新罗之后的又一次针对朝鲜半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

由这些记载可知，虽然任那在562年被新罗吞并，但倭国统治者依旧对任那念念不忘，“复兴”任那成为倭国6世纪后期至7世纪最大的政治课题。推古朝实施的政治和文化改革与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密切相关。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国家制度和政治形象建设，实现有效的国家功能，主要是与新罗展开政治和文化竞争，使任那加罗摆脱新罗的控制。尽管推古朝改革尚未废除部民制而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律令制度，但开启了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的进程，王权得到加强。脱离倭国当时所处的东亚国际政治环境而孤立地谈论推古朝改革的动因，显然会偏离正鹄。

（二）“大化革新”与日本专制王权的形成

在日本律令制国家和专制王权建设进程中，大化元年（645）开始的大化革新是一次转折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仿效唐朝废除王室、豪族的土地私有制和部民制，土地和部民收归国有，编制户籍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孝德朝初年又改变了传统的“大臣”（オオオミ）、“大连”（オオムラジ）等官职，根据中国的官职“大臣”（ダイジン），设置“左大臣”和“右大臣”，并取范中国北朝的官制，设置祠官头，执掌王族世系、继嗣以及朝廷礼仪、婚姻、卜筮等工作。在大化革新中，还在朝廷设立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官职“国博士”，任命从唐朝留学回国的僧旻和高向玄理担任此职，作为最高政治顾问。也是在这次改革中，倭王正式使用“大化”这一公年号，“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希冀加强王权、万象更新。竹内理三将作为政治首领的“大王”和作为宗教首领的“天皇”加以区分，认为推古朝是倭王从政治首领向宗教首领过渡的时期，而将其神化则是在大化革新时期。如下文所述，日本启用“天皇”号并将天皇神化为“现御神”（“现人神”）是在天武朝。但大化革新空前地强化了倭国最高统治者大王的权力应是事实，古代日本墓制也可证明这一点。7世纪中叶，大王墓以八角坟完全取代前方后圆坟和方坟，完成了大王墓葬与其他豪族墓葬的“隔绝化”，意味着这个时期倭王在众多豪族中的政治地位进一步走向独尊。大化革新对日本专制王权的形成发挥了巨大推进作用，使古代日本进入天皇制国家形成的前夜。而此次改革亦与当时日本所处的东亚国际政治环境密不可分。

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面临的最为紧要的内政外交问题依然是任那加罗问题。642年，百济义慈王从新罗手中夺回任那加罗地区40余城，可是《日本书纪》孝德天皇纪大化元年（645）七月丙子条将此事记载为：

高丽、百济、新罗并遣使进调。百济调进使兼领任那使（进）任那调……又诏于百济使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始我远皇祖之世，以百济国为内官家，譬如三绞之纲，中间以任那国属赐百济，后遣三轮栗隈君东人，观察任那国界。是故，百济王随敕，悉示其界。而调有阙，由是却还其调，任那所出物者，天皇之所明览。夫自今以后，可具题国与所出调。汝佐平等，不易面来，早须明报，今重遣三轮君东人、马饲造（阙名）。’”又敕：“可送遣鬼部达率意斯妻子等。”

其中认为，自孝德天皇的祖先以来，百济就是日本的“内官家”（天皇直属地）。“中间以任那国属赐百济”，指继体天皇六年（512）十二月，继体天皇应百济之请，将任那地区的上哆喇、下哆喇、娑陀、牟娄四县赐予百济。但天皇还是会遣使视察任那国界；百济虽受赐任那国，但依然“悉示其界”。而且百济向日本奉调时，天皇“明览”“任那所出物”，要求其以后奉调时具报国名和调的内容，不得欠缺。从中可窥知孝德天皇对任那地区的高度重视。

皇极天皇四年（645）六月十二日（亦为“三韩进调之日”），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661～667年称制，668～671年在位）等改革派人物杀死保守派苏我本宗家主要人物苏我入鹿（史称“乙巳之变”），当时古人大兄皇子说：“韩人杀鞍作臣。”《日本书纪》对此注释：“谓因韩政被诛。”鞍作臣，即苏我入鹿，他坚持“百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与改革派通过新罗学习唐朝，从而在国家制度建设上超越新罗的外交方略相冲突。即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倭国统治者内部形成了两种外交方针的对立，这成为苏我入鹿被斩杀的主因。也就是说，朝鲜半岛问题促成了大化革新。“乙巳之变”发生后，皇极天皇让位，孝德天皇即位。孝德朝的政治是以孝德天皇为中心展开的。革新政权的首要工作是积极应对百济和高句丽的使节，《日本书纪》用很大篇幅阐述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立场，表现出对朝鲜半岛的高度重视，此亦佐证大化革新发生的动因在于朝鲜半岛问题。

（三）天智朝、天武朝改革与天皇制的确立

7世纪后半叶天智朝和天武朝的改革促成了日本律令制国家的确立，而这些改革的主要动力亦来自当时日本所处东亚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660年、668年，百济、高句丽二国相继灭亡，663年“白村江战役”爆发，这些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对此后的东亚地区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就日本而言，“白村江战役”中惨败使其自4、5世纪以来试图称霸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政治理想破灭，自此至16世纪末丰臣秀吉发动两次大规模侵朝战争，古代日本不再军事干预半岛事宜。同时，“白村江战役”的结果客观上推进了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的进程。

古代中国封建统治者基于自定的朝贡政治体制，视朝鲜半岛各国为应朝贡中国的国家，而古代日本亦以朝鲜半岛为自己不可或缺的生命线，这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成为左右古代中日关系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爆发的“白村江战役”有其历史必然性。660年百济灭亡后，包括百济国王义慈王在内的1300余名百济人被押至唐朝首都长安，659年倭王派出的遣唐使（大使坂合部石布）被唐廷扣留在长安，目睹了意味着东亚政局巨变的这一历史场面。661年他们回到日本后应对天智朝和天武朝政治产生了影响。

麟德元年（664）五月，唐朝熊津都督府（百济灭亡后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置的统治机构）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上柱国郭务悰率领百数十人前往日本。日本筑紫大夫以刘仁愿等人为非唐帝敕使为由，拒绝向日本朝廷转呈其函件。麟德二年（665），唐廷遣朝散大夫、上柱国刘德高与郭务悰等254人出使日本。乾封二年（667），刘仁愿再遣熊山县令、上柱国司马法聪出使日本。咸亨二年（671），郭务悰和送使沙宅孙登等人率领47艘船、2000人前往日本。“白村江战役”后，唐使如此频繁而大规模地出使日本，使当时的日本统治者颇为忧虑，担心唐朝与新罗联军进攻日本。于是，日本在对马岛、壹岐岛、筑紫以及濑户内海沿岸地区部署“防人”，修筑烽火台、水城、山城等防备设施，加强防务。

参加“白村江战役”的倭国军队在编制上是以地方豪族召集的部队为主力，实际上当时中央豪族亦拥有各自的军队。由于当时中央集权制国家尚未建成，中央豪族之间的关系近乎平等，缺少统一的指挥系统。“白村江战役”惨败使倭国痛感中央集权制国家建设的紧迫性，这成为天智朝、天武朝推进律令制国家建设的主要动力。

664年（甲子年），中大兄皇子令其弟大海人皇子（后来的天武天皇）颁布被称为“甲子宣”的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施行二十六阶冠位制度，重新规定大氏、小氏、伴造的“氏上”（氏长），规定氏上的“民部”（隶属民）和“家部”（相当于封户）。新制定的冠位制基本继承了大化五年（649）制定的十九阶冠位制，只是增加了中位、下位的冠位数，目的是通过细化爵位制掌握中、小豪族。这一制度后又被天武天皇十四年（685）正月制定的四十八阶冠位制继承。该制度规定“氏上”以畿内豪族为对象，目的是实现中央豪族的官僚化；规定氏上的“民部”和“家部”，则是为了使朝廷能够直接掌握豪族的隶属民。“甲子宣”在继承孝德朝以来的国家体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大王权对中、小豪族和中央豪族的渗透力度。对“氏上”的认定，在天武朝、持统朝时期以至《大宝律令》施行前开展过数次，其基点均在“甲子宣”。

《日本书纪》天智九年（庚午年，670）二月条记载：“造户籍，断盗贼与浮浪。”这就是著名的“庚午年籍”，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覆盖全国人口的户籍，其无疑受到了中国户籍制度的影响。编制“庚午年籍”的主要目的是限制豪族的权力、掌握全国民众，以便统一征募军队或统一调动全国军力，应对朝鲜半岛危局。同时，便于在全国范围内征调修筑防御工事所需劳动力。“庚午年籍”成为编制《大宝律令·户籍令》的基础。

天智天皇十年（671）正月五日，倭国改革官僚体制，以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苏我臣赤兄为左大臣、中臣连金为右大臣，以苏我臣果安、巨势臣人、纪臣大人等人为御史大夫，并仿效唐朝设置了相当于《大宝律令》中六省（式部省、治部省、大藏省、兵部省、刑部省、民部省）的法官、理官、大藏、兵政官、刑官、民官等内政机构。这种官僚体制的形成以及以后不断强化的军事体制，均以“白村江战役”惨败后高涨的国家意识为背景。

“白村江战役”后，日本和新罗恢复友好关系，原因是战后不久新罗即与唐朝对立，试图把唐朝势力排挤出朝鲜半岛。天武八年（679）前，日本和新罗的关系平稳。据《日本书纪》记载，天武二年（673）至天武六年（677），新罗不断派遣贺腾极使（祝贺天皇登基的使节）、进调（朝贡）使、请政使（汇报国政）等赴日修好。天武四年（675）和天武五年（676），日本亦向新罗至少遣使两次。为了获得日本的支持，将唐朝势力排挤出朝鲜半岛，新罗频繁遣使日本，迎合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宗主国意识。天武八年（679）以后，虽然新罗对日本的态度如故，日本对新罗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不再允许新罗使节进入京城，原因是676年唐朝将统治朝鲜半岛的机构安东都护府移至辽东地区，新罗在大同江以南地区建立统一王朝，这对日本构成了威胁。事实上，早在“白村江战役”刚结束时，日本就对依靠唐朝消灭百济的新罗持有戒备心，只是由于新罗当时出于对抗唐朝的需要向日本称臣，日本才同意与新罗恢复通聘关系。而在新罗将强大唐朝统治机构排挤出朝鲜半岛后，日本统治者对之心生狐疑、感到恐惧，于是开始加强对新罗的防范，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加强律令制国家建设，在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方面与新罗展开竞争。

古代日本人关于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意识，使日本社会避免了改朝换代带来的动荡，但围绕皇权争夺发生的社会动乱依然不在少数。672年，由于大海人皇子和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争夺皇位，爆发了“壬申之乱”。“白村江战役”后，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制建设的目的，天智天皇试图将王位继承制改为父子继承制，希望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大友皇子，这引起天智天皇之弟大海人皇子的不满，引发了“壬申之乱”。但无论是天智天皇抑或“壬申之乱”后成为天武天皇的大海人皇子，迫于日本当时所处的东亚国际局势，都致力于加强以律令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建设。

天武朝的律令制建设始于天武十年（681），该年二月，“天皇、皇后共居于大极殿，以唤亲王、诸王及诸臣，诏之曰：‘朕，今欲更定律令、改法式。’”天武十四年（685）正月，制定四十八阶冠位制，这成为持统三年（689）颁布的《飞鸟净御原令》的基础。在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的历史上，令的编纂始于天武朝，此后日本专心致志地编纂体系化的律令。

律令格式是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发轫于魏晋，完备于唐初。大宝元年（701），《大宝律令》编纂完成，标志着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的完成。“日本的律令在编目、条文等框架上是以唐的律令格式为母法的子法。”7世纪后半叶，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的唐朝永徽律令成为编纂《大宝律令》的蓝本。坂本太郎指出：“《大宝律令》是把大化革新的纲领，其后50多年实施新政的经验和中国历代编纂律令的经验、教训融汇在一起，经过仔细推敲而制定的一部完整的国家基本法典。它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律体系，兼具高度的文化性和伦理性。圣德太子的文化国家理念和大化革新的法治国家观念都凝聚于其中，是古代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的最高统一表现。而且，以此为准绳的政治方式，规定了其后持续长达400余年的古代社会的本质，其效力形式上一直持续到明治年代初期。”《大宝律令》是日本自7世纪上半叶开始学习唐朝，进行律令制国家建设的主要成果。另外，天武朝时期着手制定“八色姓”爵位制度，开始编纂《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计划建设藤原京，改革礼仪服饰，等等，这些也是配合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建设而实施的改革。

“白村江战役”后实施的天智朝、天武朝改革，使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进程出现了质的飞跃，其代表性成果是《大宝律令》。《养老仪制令》天子条规定：“天子，祭祀所称。天皇，诏书所称。皇帝，华夷所称。”《养老仪制令》与《大宝律令》内容一致。律令编纂体现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建设的精神，“天皇”号的启用应是与日本律令编纂事业同步进行的。日本律令的源头应是天武朝开始编纂的《飞鸟净御原令》（关于天智朝是否编纂过《近江令》，目前学界有争议），因此“天皇”号应启用于天武朝，就如同这一时期为配合律令制国家建设而开始使用“日本”这一新的国号一样。《飞鸟净御原令》中将倭王妻子“大后”改称“皇后”，应与“天皇”号对应使用，这也佐证了伴随律令制国家建设的步伐，日本启用了“天皇”号。

至于天武天皇使用“天皇”而未用其他专制君主称号，这应该是基于他与唐朝皇帝的对等心理而仿效唐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做法的结果。咸亨五年（674），唐高宗下诏，“皇帝称天皇”，采用了“天皇”号。日本天武朝在政治和文化建设上积极施行唐风化政策，开始实质性地学习唐朝，建设律令制国家。669年日本派遣第7批遣唐使，其后直到702年才再次派遣遣唐使，这30余年间日本和唐朝不存在官方外交关系，但和新罗关系密切，大陆文化、信息的输入依靠与新罗的通交。可以说，天武朝建设律令制国家主要是通过新罗向唐朝学习的过程。669～700年，新罗通聘日本23次，其中天武朝时期通聘12次［672年、673年、675年（两次）、676年、678年、679年、680年、681年、683年、684年、685年］；675～700年，日本向新罗遣使9次，其中天武朝时期遣使5次（675年、676年、679年、681年、684年）。唐高宗时期，唐朝和新罗的关系密切，唐朝对新罗的管控也很严格。700年日本所立的《那须国造碑》（位于今栃木县大田原市）上出现了唐睿宗李旦的年号“永昌”（689年正月至十一月使用）。由此看来，7世纪末日本经由新罗对唐朝文化的吸收很迅速，唐高宗采用“天皇”号，应为新罗所熟知。现存新罗金石文中首次出现的“天皇大帝”“高宗天皇大帝”文字见于文武王（661～681年在位）于681年或682年所立碑（目前一部分碑文藏于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因此可以推知，天武天皇应是以新罗为媒介了解到唐高宗使用“天皇”号并予以模仿，目的是与唐朝皇帝平等并凌驾于新罗之上。

另外，天武天皇以“天皇”改称古代日本最高统治者“大王”的原因，还应考虑到利用道教要素的问题。《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天皇谥号为“天渟中原瀛真人”（意为“居住在大海彼岸仙境瀛洲的真人”），天武天皇“能天文、遁甲”，675年，天武天皇“始兴占星台”，等等，这些记载说明天武天皇是身具道教色彩的统治者。当然，天武天皇重视道教，看重的是道教中与神道内容相近的要素，其政治职能远大于宗教职能，利用道教是天武天皇营建“神国”的举措之一。日本最高统治者称号由“大王”变成“天皇”，其宗教巫术性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扬。在与新罗展开激烈的政治竞争时，为了寻找自我鼓励的精神动力或强心剂，天武天皇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试图依靠宗教圣威强化天皇的政治权威，称自己为“现御神”。这种神化天皇的政治意图，也为日本统治者以道教至尊神的称号“天皇”指称之前的日本最高统治者“大王”提供了思想基础。

总之，内政和外交是交相作用、相即一体的国政内容，执政者对二者不可偏废，这对于7世纪以前的日本而言更是如此，其国内政治改革体现了日本古代历史与东亚历史的一体性。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律令制国家建设是日本在围绕朝鲜半岛问题与新罗展开激烈政治竞争的背景下，基于强烈的对等意识在向中国学习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启程并完成的。

关于历史上日本何时启用“天皇”号，学界争论了较长时间，其大致情况如下所述。

明治时代以后，尽管日本的历史研究引入欧洲实证主义历史研究方法，推进了分辨史实和传说故事的研究方法，但明治时代实证研究天皇制的成果目前尚未发现，这是由于当时天皇制研究遭到持“皇国史观”学者的抵制。大正时代，1920年，津田左右吉发表《天皇考》一文，现代意义上的“天皇”号研究由此开启。在此文中，津田左右吉根据《法隆寺金堂药师像铭》（附有“丁卯年奉”的纪年，丁卯年即607年）中出现的“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字句，提出“天皇”号的使用始于推古朝，并认为“天皇”一词来自道教。津田左右吉利用金石文研究“天皇”号的研究方法，给以后对“天皇”号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影响。津田左右吉对近代天皇制中强调的“神代史”持批判态度，1940年更因批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神代卷被视为对天皇的“不敬”而受到攻击，其相关著作遭到禁压，“天皇”号研究陷入停滞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开启，“皇国史观”遭到批判，天皇制研究迎来转机。1946年肥后和男出版《天皇制的形成》一书，提出“天皇”号启用于推古朝。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关于“天皇”号的研究骤增，观点亦多样化。宫田俊彦认为“天皇”号是由“治天下”或“御宇”和“天皇”两部分组成，推古朝时期“治天下”和“天皇”这两个称号已形成，舒明、皇极天皇时期二者合用，律令制下发展成“御宇天皇”。前已述及，竹内理三认为推古朝是倭王从作为政治首领的“大王”向作为宗教首领“天皇”的过渡时期。坂本太郎采用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为基础史料的传统研究方法，重视《日本书纪》推古二十八年是岁条中出现的《天皇纪》这一书名，认为启用“天皇”号是在推古朝。另外，三品彰英根据《日本书纪》中引用的百济三书，认为“天皇”号的启用是在钦明朝。总之，关于天皇制，20世纪50年代主要研究“天皇”号何时启用的问题，并涉及“天皇”号的意义、天皇的地位等问题。关于“天皇”号的启用时间，尽管意见纷呈，但研究者均重视7世纪前半叶，这种倾向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中叶。

20世纪60年代，关于“天皇”号启用年代的研究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1967年渡边茂发表的《关于古代君主称号的二三试论》一文。该文根据唐高宗使用“天皇”号的时间，认为日本是在持统朝时期开始使用“天皇”号的。1969年东野治之提出日本“天皇”号的启用是在天武朝，持统朝得以确立。1968年下出积与提出“天皇”号的启用不是受道教的影响，而是源自天孙降临传说。1970年宫田俊彦提出，研究“天皇”号的启用时间应重视《隋书·倭国传》的记载，倾向于“推古朝说”。同年，大桥一章继承竹内理三的观点，提出推古朝时期“大王”号和“天皇”号是并用的。

1971年石母田正出版《日本的古代国家》一书，论述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及其结构，给当时学界带来了很大影响。该书虽然认可“天皇”号的启用是在推古朝，但认为其作为“制度上的统一和确立”，是在《飞鸟净御原令》颁布以后。石母田正主张，在这个时期，“天皇”号的使用在制度上由不稳定状态向确立的阶段过渡，试图调和“推古朝说”与“持统朝说”之间的对立。关于“天皇”号的启用，石母田正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应重视君主号转换时期的对外关系。基于这一思路，1976年，山尾幸久提出“天皇”号的启用是在天智朝，认为“天皇”号是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复合称号。

有关“天皇”号启用于推古朝的说法，由于作为其立论依据的《推古朝遗文》《野中寺弥勒菩萨造像记》《船首王后墓志》等史料目前均被认为属于天智朝的文献，所以此说一时间被否定。但堀敏一、大津透、吉田孝等研究者从对隋关系的视角，重新强调“天皇”号的启用是在推古朝。他们提出，为了对隋朝保持对等的国际地位，日本使用了“天皇”号。梅村乔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出发，提出日本为了恢复在朝鲜半岛的权益，出于凌驾新罗的王权理念，使用了“天皇”号。

总之，关于日本“天皇”号的启用，迄今出现了“钦明朝说”、“推古朝说”、“大化革新说”、“天智朝说”、“天武朝说”、“持统朝说”和“文武朝说”等假说。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天武朝说”成为主流，尤其是1984年森公章发表《围绕天皇号的成立》一文，梳理此前的研究史后提出“天武-持统朝说”，成为“天皇”号启用年代研究的基准。20世纪70年代以后骤增的出土文献亦佐证“天皇”号启用于天武朝。例如，1985年飞鸟京遗址出土的木简（推定该木简写于天武十年）上写有“大津皇”（此处的大津皇指天武天皇之子大津皇子）；1998年飞鸟池遗迹出土的木简上写有“天皇聚弘□寅□”和“丁丑年”（天武六年）。上已述及，天武天皇采用“天皇”号是基于他对唐朝皇帝的对等意识而欲凌驾于新罗之上的政治意图，也是围绕朝鲜半岛问题而推进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的核心产物之一。

在古代，日本积极汲取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大陆文明，对东亚大陆呈现出一以贯之的文化“开放性”（近代以后这种“开放性”转向欧美），其进步发展与中华文明（这里主要指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滋育紧密交织在一起；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日臻成熟是和吸收中华文明同步展开的，其主因在于中日文明发展层次间的巨大落差和日本社会生存、发展的需求。人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以群体形式才能生存发展；同时，人类群体的发展往往又是不同人类群体之间互动的产物。在日本政治史研究中，天皇制是核心课题之一，其形成固然与古代日本国内政治进程的需求有一定的关系，但作为古代日本国家体制的主要发展形式之一，历史上推进日本天皇制发轫并走向确立的动力还需要考虑7世纪末以前日本所处的东亚国际政治环境影响这一重要外在因素。如本文所述，直至7世纪末8世纪初天皇制确立，日本王权的建设发展始终没有超越与古代东亚社会间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而独自推进，其主要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这一摄取中华文化要素的文明通道的觊觎。简言之，朝鲜半岛问题是催生日本王权及其发展形式天皇制的主要动力之一，日本人的“大陆梦”古已有之。

663年，日本在“白村江战役”中惨败，退出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展开博弈的东亚国际政治舞台，672年“壬申之乱”后朝着实质性地建设律令制国家体制的目标迈进，其最高统治者“大王”成为专制君主“天皇”，这种情况延续至10世纪律令制国家衰微、藤原氏擅权。7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后半叶（969年“安和之变”后常置“摄政”“关白”）的3个世纪，尽管天皇的专制权力不断受到冲击甚至侵犯，但这个时期算是天皇最为专权的时期。这与当时日本依然在东亚国际社会上面临剧烈的政治竞争，尤其依旧将朝鲜半岛视为“藩属国”的思想意识有直接关系。国际竞争意识对确保古代天皇近300年具有一定程度的专制性政治地位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的政治形态和国家体制几经变易，然天皇制这一政治制度自确立起始终未被废止而延续至今，且成为当代日本的重要象征之一，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关于日本中世时期天皇的政治地位，黑田俊雄曾指出，天皇“虽然有尊严，但始终处于意志被抑制、约束的地位。他们只有在在位时开设院厅或成为上皇开始院政时才能得到表演自由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中世天皇要从事节会、官奏、叙位、除目这“四个大事”，尤其是“叙位、除目之事为公事中的第一大事”。在律令政治体制下，整个国家是天皇的“家产”，国家官员是天皇的“家产性官员”，必须由天皇任命，这一权力在中世得到延续。

关于中世日本的社会政治结构，黑田俊雄将其定义为“权门体制”，即由天皇家、幕府、寺社等具有门阀组织和政治威势的权门势家分掌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此论得当。在日本中世，由于每个权门的门阀机构在政治权力上存在各自的局限性，作为对权门分权统治的补充形式，颁布法令、任免官职、举行仪礼、征收赋税等国家行政工作，须通过“宣旨”（平安朝末期以后传达天皇敕命的文书）发布于全国。但当时日本政治制度是，天皇并不具有自由的任免权，诸权门相互竞争和妥协后才能决定。可以说，中世天皇在政治上丧失了律令制国家时期拥有的实际权力，在权门势家并存共立的多元政治体制中只是作为形式存在。由于权门势家联合掌握国家政权，在政治权力上各自存在局限性且相互对立，天皇在政治上拥有的正统性有机会发挥作用（这个时期天皇沦为各权门势家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权威装置，尤其是武家并不认为天皇是日本国的实际掌权者），这是权门势家各派均未废除天皇而实质性地自立为日本国王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由日本列岛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貌特征造成的古代日本文明发展进程的相对滞后以及随之而来的非理性主义或非合理主义思想泛滥，导致在古代日本“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神佛绝对掌控思想信仰和现实生活内容，一切思想文化均沦为神学的奴婢，尤其是13世纪后半叶元朝军队两次攻打日本后，“神国”意识弥漫于日本社会各个领域。作为神的象征，天皇虽然在政治上已无力可发，但是作为“现御神”的载体仍具有超越性的宗教权威，从而给中世日本的权门势力提供了以神道设教、以神力支撑政治的社会土壤；宗教的意识形态化，又为天皇制的赓续提供了有效的社会保障和精神空间。而天皇所代表的公卿贵族文化的正统性也帮助天皇树立社会权威，为天皇的存续发挥了积极作用，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统治者均景仰、重视公卿文化即可佐证此点。

社会政治制度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和语境的变化而求变求异。作为政治制度的核心，古代王权的内容和结构也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日本王权向皇权迈进是对古代东亚不同历史时期政治风云的回应过程。但是，纵观日本的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可发现其有一个内容并未发生变化，那就是“人治”，不是依靠成熟完备的典章制度和律令制度治理社会，争夺最高政治权力是古代日本统治者政治生活的常态，古代日本政治生态呈现出混乱态势，与日本传统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社会发展进程滞后，古代日本在很长时间内保留着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的社会。古代日本虽然进行过多次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未曾彻底打破以血缘关系或拟制血缘关系（实际上属于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模块化”社会结构，此亦古代日本社会在政治制度上无法彻底推行律令制和郡县制、在选用人才方面无法持久稳定地施行科举制的主要原因。在前近代，日本虽受儒学的影响（尤其是在江户时代深受朱子学的影响），但在政治伦理上并没有完全确立中国儒学所倡导的“忠君”“皇权”等思想理念。在这样的社会结构、政治思想氛围中，依靠物质和神学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维护政治上的统治。日本的古代国家，6世纪以前建立起来的豪族政权，其共同目标是获得中国的先进器物；中世日本依然坚持将以追求物质利益（主要是领地）为基础的主从关系作为支撑的国家体制。以物质利益支撑政治关系，这集中反映了古代日本人鲜受儒学义利观影响的务实、功利的民族性（国民性）和价值观。

综上所述，古代日本天皇制的形成虽然与日本国内政治进程的需求有一定关系，但本文认为，历史上推进日本天皇制形成、发展的主要动力还在于7世纪以前日本所处的东亚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即使在德川幕府绝对专权的江户时代，天皇也没有被废除，天皇制以潜在形式得以延续。总结起来，得益于以下原因：一是天皇持续拥有作为国家元首的政治正统性；二是天皇持续拥有作为“现御神”的宗教神圣性；三是天皇代表着优势文化。正因为天皇始终具有政治、宗教权威，历史上每当遇到由外患引发的国家危局或利益危机时（如元朝攻日），日本人首先想到的是天皇，建构以天皇为精神支柱或民族凝聚核心的社会机制，以纾解国难或维护自身利益。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也与天皇的上述政治和社会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