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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重要战役的军事学术上的研究，开始于该战役结束之后不久；1949年以后，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学界，继续进行了一些研究。[1]但仔细检视中国学界的这些有限的研究成果，笔者同样可以指出它们在军事学术上的缺陷是：缺乏对于最为重要的战役战术以及部队的编制、装备、训练等方面的探讨。
本文将根据目前所见的主要档案文献和部分个人回忆资料，对于滇西缅北会战中的中国远征军及其战术，进行一些“军事史”的初步而粗浅的研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区根据与英国的协定，组建了“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于1942年2月初，自云南进入缅甸，协同盟军的对日作战。但此次作战，中国远征军遭到惨败，由入缅时的10万人，只剩4万余人，余部分别退入印度东北部和云南省西部。是为中国远征军的第一次缅甸战役。
1942年春，缅甸失陷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阶段。美国陆军部在这时制订了一项名为《使中国继续作战》的计划，实际上也意味着得收复缅甸。[2]同时，史迪威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将）也建议进行反攻缅甸的战役，并要求中国再次予以配合。6月间，他在重庆多次会见蒋介石（中国战区总司令，上将），汇报了他的上述计划，得到了蒋的同意。[3]7月18H,史迪威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反攻缅甸计划》，要求中国方面以20个师，自滇西进攻缅北的腊戍（Lashio）。中国参谋本部对此进行了核议，23日，何应钦（参谋总长，上将）总长向蒋介石报告：“反攻缅甸在政略及战略上均极为有利”，“反攻缅甸之建议出于史蒂威尔，我国自应表示赞成。”[4]8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函告史迪威，同意实施此项计划。
这期间，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居里来到重庆。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提议：中国应向英、美要求向缅甸进攻，打通中印交通，并由军委会草拟具体方案，由总裁向居里提出。军令部奉命进行了研究后，于9月30日拟订了方案，提出：“反攻缅甸就政略与战略上言，于盟国均属有利”；中国军队“似仅能担任助攻，主力方面仍须动员美、英之陆海空军”；“中国陆军准备以十至十五个师，主力自滇西，一部由滇南攻击敌人”。[5]
史迪威的建议虽得到了中国的响应，但与英国方面的协商却遇到了挫折。他在10月间与韦维尔（英国驻印军司令，元帅）达成的协议，完全改变了中国军队的作战目标和进攻路线，使收复缅甸的目标变为只收复缅北。[6]11月3日，史迪威在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在印度商谈的结果。蒋介石再次重申了英国参战的必要性，并以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的教训，指出：“惟此次不反攻则已，一旦反攻，非胜不可，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挫折。”[7]根据蒋介石的指示，10日，军令部与史迪威举行谈话，研究了缅甸战役的具体问题，双方关于战略问题大体达成一致。[8]
在与史迪威协商期间，军令部还拟订了《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提出的作战准备是：“中国陆军以十五至二十个精锐师准备，以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攻击敌人”。据此，军令部又于11月28日拟订了中国军队的《收复缅甸作战计划》，其方针是：“国军以联合英、美反攻缅甸、恢复中印交通之目的，应于英、美由印发动攻势同时，先行攻略腾冲、龙陵，整备态势，尔后向密支那、八莫、景东之线进击，保持主力于滇缅公路方面，与印度盟军协力歼灭缅北之敌，会师曼德勒”，并要求在1943年2月以前完成作战准备。[9]
不久，英国又一次变卦。12月7日，韦维尔通知史迪威“取消缅北作战”。蒋介石乃于28日电告罗斯福总统：由于英国违诺，反攻缅甸计划将无形取消。罗斯福于1943年1月2日回复蒋介石，请他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前，勿作最后决定。[10]
上述可见，在1942年下半年间，中国军事当局对于盟国的缅甸战役计划，尽管是有条件的赞成，但对于中国军队配合在滇西缅北的反攻作战，态度是积极的，准备也不遗余力。
1943年1月14-23B,美英两国的首脑及军事首脑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会议将缅甸作战列为对日作战的主题之一，并达成了收复全缅的“安纳吉姆”（Anakim）计划，预定在11月15日左右发动反攻。为了落实该计划，2月9日，中、英、美三国的军事首领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举行会议，军政部长何应钦（上将）说明中国主力军队10个师，将由滇西向密支那（Mivkyina）、八莫（Bhamo）方面进击；同时中国驻印军则由户供谷地向密支那攻击；如若成功，华军将全部向曼德勒（Mandalay）前进。[11]但不久由于英国的反对，“安纳吉姆”计划被搁置。
5月，美、英首脑及军事将领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三叉戟”的会议。中国在首次由外长宋子文代表参加的盟国会议上，坚决要求实施“安纳吉姆”计划。但由于英国的反对，该计划的作战目标和范围被缩小，称为“茶碟”计划，反攻缅甸的任务主要由中国军队承担，作战目标也主要在缅北地区。8月，美、英首脑又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会议，讨论了缅甸战役计划，决定反攻日期为1944年2月，以夺取缅北为目标；并成立以蒙巴顿为统帅的东南亚战区。[12]
10月2日，蒙巴顿元帅来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会议决议。19日，蒋介石、何应钦等与蒙巴顿、史迪威等人在黄山开会，讨论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在此次会议上，中美英三国对于反攻缅甸均持积极态度，有具体准备，且愿意密切合作。[13]10月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与盟军联合参谋部协商，决定：先以中国驻印军主力，于12月中旬向缅北进攻。[14]由于中国驻印军一部（孙立人师）已在此时展开了攻势，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乃报告蒋介石，要求滇境的中国远征军尽快参战。[15]
在缅北战役已经打响的情况下，11月23～27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议定了蒙巴顿提出的缅北作战计划。盟国关于反攻缅甸的计划，至此终于定夺下来。但不久，由于美、英首脑在德黑兰会议后又取消了开罗会议的有关决定和英军在南缅实施水陆反攻的保证，使得既定的盟军反攻缅甸作战的重担，基本上落在了中国军队的肩上。
中国军事当局在1942年下半年及1943年间对于盟军缅甸战役计划的积极配合，为中国远征军准备即将开始的反攻作战，在战略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 中国远征军的编制、装备与训练
（一）中国远征军的编制
1.远征军第二次编成
1943年初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加尔各答会议之后，2月，蒋介石任命陈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上将）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负责整训部队、筹划反攻。陈诚一再推辞后，乃于3月12日自重庆赴昆明。他在出发远征时，拟订了“不耻过、不敷衍、不贪小便宜”的三不主义。[16]4月，陈诚在云南楚雄设立了“司令长官部”。10月，因陈诚患病，由卫立煌（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上将）接任司令长官。
中国军事当局一年之后重新在云南成立远征军，并开始向滇西集中部队。按照史迪威此前提出且经蒋介石同意的在云南训练中国军队30个师的计划，3月23日蒋介石核定了军政部提出的云南练兵计划，命令各有关部队向云南集中。当时计划调集11个军31个师，每个师10300人，总兵力412600人。但后来陆续调至云南的部队为12个军，计为第2军、第5军、第6军、第8军、第13军、第18军、第53军、第54军、第71军、第73军、第74军、第94军。[17]
中国当局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刻，将如此多的军队调往云南，乃是为了以美国的军援装备之。按照史迪威以前提出的“中国军队改造计划”，他打算将中国的军队缩编为100余个师，除了被称为“X部队”的在印度训练的10万人（后来改称“中国驻印军”）之外，作为中国军队核心力量的第一批30个师，在滇西进行训练，称之为“Y部队”；他还准备在桂林训练第二批30个师，称为“Z部队”。[18]这个得到美国同意、批准的计划，是与反攻缅甸分不开的，毋宁说，这就是中国军队参战的条件。而蒋介石之所以积极调集大军，看重的却是以美援装备他的军队。
这些集中于云南的、被美军称为“Y部队”的十几个军30余师，正式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的大致有6个军17个师。[19]中国远征军约占当时在云南整训的中国军队（Y部队）的一半。
2. 补充兵员
中国远征军编成后，其兵员数额，按照刘凤翰先生的严格统计，共计189000人，其中西渡怒江参战的部队人数为165000人。[18]但这只是个理论上的统计数字，实际上，远征军的兵员缺编仍然是一大问题。
史迪威认为：当时滇西30个师所在的11个军，即“Y部队”，都不满员，总共缺185000人；而中国远征军投入战斗时，“其人员低于编制定额115000人”。[20]这个数字，在卫立煌致蒋介石的一份电报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他说：“滇西反攻伊始，所属各师缺额约十万有奇。……现各序列部队共缺十二万余。”[21]
在史迪威的催促之下，中国军事当局努力为远征军补充兵员，但收效不大。1943年，中国的新兵因死亡或开小差造成的减员达40%；何应钦也预计有1/3的补充兵员在路上死亡或逃跑。[22]为了补充兵员，中国当局在1943～1944年发起了动员知识青年从军的运动。在中国军队准备再次远征印缅的同时，1943年11月开始，从四川发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大中学生从军运动。军政部于12月19日颁布了《学生志愿服役办法》，称“近来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正风起云涌”，故拟定了该办法。[23]国民政府兵役署还在适当地点成立了7个教导团、3个教导营，对从军学生进行初步的军训；共计报名51042人，入营19689人，其中的部分人员拨给了驻印军和远征军。[24]
在此基础上，1944年11月间，中国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青年团又组织发起了“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成立了以军令部次长罗卓英为首的编练总监部，将从军的知识青年编为9个师，称为“青年远征军”。他们有的在歌词中表示要“打通滇缅尽使命……协同盟军歼倭寇，缅甸光复有光荣”。[25]知识青年报名应征者为12万人，实际入营者为8.6万人。[26]
动员包括大中学生在内的知识青年从军，有利于改善国民党军队的文化素质。而这对于缺少兵员的远征军来说，又是十分需要的。
3. 整顿编制
中国远征军在改编的过程中，按照军事当局的编制计划进行。其间，史迪威曾经要求每个军编为两个师，陈诚坚持认为现行的“三三制”比较符合作战要求，但也折中吸取了美方的建议。1943年8月8日，陈诚就统一远征军编制事，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关于各军、师的编制决定如下：“一、各军三个师，一律按照卅二年远征军编制改编，限八月底以前改编完竣。二、各军按编制仅先补充装备两个师（即二军为九师、七六师，六军为九三师、预二师,八军为荣一师、一〇三师，五三军为一一六师、一三。师，七一军为八七师、八八师及卅六师），其余一个师候令补充。”[27]
远征军的1943年编制，与1942年加强军的编制，有所不同。它在军内炮兵营与师内步兵团上，釆用了美方的建议，即：军炮兵营为野山炮12门；师步兵团辖步兵一、二、三营，高（平）射轻机枪两连，迫炮一连，驮马运输一连，通信、特务、防毒各一排,卫生队一队；每步兵营辖步兵三连，机枪一连，战防枪、通信、补给各一班；每步兵连辖一、二、三排，指挥、迫炮各一班；每排辖三班，每班有掷弹筒一，手提枪一，轻机枪一，手枪一，步枪八。[28]
中国远征军拟制的编制整补办法，大致是：各军均以尽先充实其第一线之两师为主，各军、师直属部队均照三十一年加强编制，整编军属山炮营；第一线两师之各步兵团，亦按照新编制改编，其团内步兵火器，充实较多；军（师）战力、输力，亦均加强。[29]
4. 统一指挥权
中国远征军成立后，对于其内外指挥关系，进行了适当的统一。1943年6月14日，蒋介石发布训令，要求军事委员会各部会及所属机关派驻云南、桂林的机构，进行归并、统一，以利军令、政令通行；其中规定：上述各单位，凡在各集团军作战或防守地区内，“统由各总司令负责统一指挥，严行整饬，俾政令与事权皆归于统一。”[30]
为解决远征军长官部与昆明行营在部队指挥上的矛盾，1943年8月120,陈诚上报参谋本部、军令部，提出：为反攻指挥便利，希望滇西、滇南部队统一在一个战斗序列之下，要求指挥统一、步调齐一，并提出他可以归龙云指挥。蒋介石14日批示同意。[31]8月160,蒋介石乃致电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拟修改以前的作战计划，并颁发《昆明行营作战计划大纲》，要求行营以防守滇南、支援远征军作战为目的。[32]10月19日，蒋介石在与蒙巴顿、史迪威召开的黄山会议上，再次保证：作战开始之时，昆明行营统率的防守军队将归陈诚统一指挥。[33]据此，中国军事当局初步解决了内部的作战统一指挥问题。
关于中国远征军与盟军的指挥统一问题，在远征军开始作战初期，蒋介石与蒙巴顿之间还产生过一场“转移指挥权”的交涉。
东南亚战区成立后，为加强与中国战区的联络，英国派遣魏亚特作为首相的私人代表，蒙巴顿、史迪威的幕僚驻在重庆。在1943年10月19日的黄山会议上，蒋介石曾表示同意由蒙巴顿统率全部在缅作战之中国军队，史迪威副之。1944年5月，远征军开始作战行动后，蒙巴顿乃派魏亚特转告中方：根据黄山会议的记录，他拟由史迪威对于在云南之部队实施直接指挥。蒋介石先请魏亚特向蒙巴顿转达“尚希谅察”之意，后在11日批示军令部：此次我军行动“并非实行黄山会议整个之计划，故现在华军（怒江西岸）无受蒙巴顿将军指挥之必要，如我军将来进入缅境，英美盟军各能实行其黄山议决案之任务时，中国自当履行决议，华军仍可受蒙巴顿之指挥也”。接到蒋介石的答复后，蒙巴顿又于5月23日请魏亚特转呈蒋介石，建议以6月1日为期限，“将云南部队的指挥权转移给他”。在显然没有得到中方的答复之后，6月10H,蒙巴顿又请魏亚特转告蒋介石关于滇西华军入缅后的处置事项方案。[34]
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蒋介石，显然保持了对于远征军在滇西缅北作战中的独立、统一的指挥权。
（二）中国远征军更换美式装备
中国当局在云南集中30余师的大军，除了准备反攻缅甸以外，还有以美械装备部队的目的。
当时到达云南的部队，除了严重缺编之外，武器装备也十分匮乏。在史迪威当时看来：这30个师只有一半拥有通常必备的武器，这些武器中有一半因缺少重要部件而无法使用。[35]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补充武器准备尤为必要。
自1943年春季，中国当局就着力装备补充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将美援军用物资全部倾注于该方面，而兵员之补充亦以该方面为第一优先，甚至忍耐其他各战区物资供应及兵员补充之不足。”[36]蒋介石也称：中国远征军成立以来，“装备补充不遗余力”。[37]
关于当时的美国装备，是指美军基于租借法案而向中国军队供应的武器。据一位中国学者研究：它们包括半自动枪2200支，战车防御炮576门，六〇迫击炮900门，重机枪558挺，七五榴弹炮40门，火箭筒430支，各种弹药总计6900吨。但这些装备大多供应了驻印军和美军第14航空队，运到国内者不过1000余吨，其中的大部分补充了远征军。[38]
关于中国远征军各部队补充美国装备的具体情况，目前常为学者所引用的是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中将）的回忆资料，其记述如下：
每军成立一个榴弹炮营，每营配备10.5公分的榴弹炮12门；每师成立一个山炮营，每营配备7.5公分的山炮12门；每个步兵团成立一个战车防御炮连，配备战车防御炮4门；每个步兵营成立一个迫击炮排，配备“八一”迫击炮2门；每个步兵营成立一个火箭排，配备“伯楚克”式的火箭筒2具；每个步兵营的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6挺；每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9挺，“汤姆森”式手提机枪18枝，“六〇”迫击炮6门（每排2门）及火焰放射器1个。每个军部和每个师部都配备设备完善的野战医院1所。自军、师至每个营、连，都配有完整的通讯设备，包括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报话两用机等。其他还有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等等。[39]
陈诚的回忆资料也指出：按照新编制，每步兵团之主要武器为掷弹筒81具，步枪109支，手提机枪90挺，轻机枪81挺，高（平）射轻机枪9挺，战防枪9支，重机枪18挺，六公分迫炮27门，八一迫击炮6门。此项武器除原有者外，不足之数由美械补充。[40]
由远征军直辖的第八军，在1944年夏完成了美式武器装备，分别是：①装备军部一个榴炮营，配备105口径榴弹炮12门、汽车80部等。②装备荣誉第一师、一〇三师各一个山炮营，每营配备有75口径的山炮12门、汽车10余部、骡马50余匹（骡马全由印度空运到昆明）。③每个步兵团装备一个战车防御炮连，每连配备战车防御炮4门、战车防御枪两支、火箭筒2具。④每个步兵营装备一个迫击炮排，配备81口径迫击炮两门；装备一个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6挺；装备三个步兵连，配备轻机枪27挺、60口径迫击炮18门、步枪300余支、汤姆生冲锋枪60余支。⑤凡军、师、团、营各部，都配有完善的通讯器材，都设有军医院、卫生队及成套的医疗器械。同时每个步兵团的输送连、战车防御炮连、重机枪连都配备一定数量的骡马，军部配备两个汽车连，荣誉第一师、一〇三师、一六六师各配备一个汽车连，第八军各部队共拥有大小卡车、吉普车、通讯车、卫生车约300多部。[41]
中国远征军大致在1943年春，完成了装备美械部队。这些装备由美方直接送交各军师接收，然后由各军上报军政部备查。就其装备而言，虽然稍逊于当时的中国驻印军，但比较以前的装备和同时期的其他国军，则要完备得多，尤以火力方面更是大大加强了。[42]
（三）中国远征军的训练
在补充兵员、装备美械的同时，中国远征军还在美军的帮助下，进一步加强部队的训练，以实现人与武器的有机结合，最终提高战斗力。
陈诚受命组建远征军后，于3月中旬视察了滇西、滇南的第一线部队，“得知各部队均含有莫大之危机”，遂制定了《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训练计划》，关于部队的训练，提出：“为增进远征军各级干部之知识能力，特设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内分步、炮、工、通信、军医、兽医九科，及将校班、防空班、后勤班、泰越缅语班、军需班各部门。”[43]
按照计划，1943年4月，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在楚雄成立的同时，中国当局即在昆明设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蒋介石兼任团长，由龙云代理之，陈诚兼任副团长。该团的训练对象为远征军各部队副团长以下的营、连、排级干部。先后举办过步兵训练班、炮兵训练班、工兵训练班、通讯训练班、战术训练班。还在大理举办过一个军医训练班。训练时间除炮兵外，一般均为六个星期。训练方法依各个兵种而定，占主要地位的是步兵训练班，第一、二周为兵器训练，第三、四周为射击训练，第五、六周为战术训练。干部团的所有教官，几乎都是美国人，行政管理为中方。1943～1944年两年间，先后训练了1万余人。团长以上的军官，先到昆明该干部团报到，然后由美军飞机分批运送到印度的蓝伽训练营，接受那里的训练。[44]远征军的训练，不同于驻印军的是以训练干部为主，而且轻武器是中国造，美国人只担任教官。
在战术训练方面，干训团成立了作战人员训练班，又称参谋训练班。该班实际上是美国参谋学校(SGS)的中国分校，教育系统隶属于美军训练司令部。作战班是驻滇干训团的高级班，规定远征军美式装备各部队中校参谋及中校副团长以上、军长以下军官，全部分期调训。其训练的主要内容是美式参谋业务，训练的基本教材是美国参谋手册。按照人事、情报、作战、后勤四个内容进行参谋业务的教育；教育上贯穿了美军后勤第一的军事学说，在战术上注重攻击和追击，攻击战术上又特别重视攻坚战、森林战、河川战。[45]
截止到1943年8月5日，驻滇干部训练团已结业人数为：步兵科1184员，炮兵科199员，工兵科195员，通信科76员，电信科149员，军医科242员，兽医科175员，将校科181员，陆空54员，后勤76员；其他泰越缅语班120员，军需班141员，正在训练中。至于部队训练，则由本部巡回教育组担任，自1943年9月1日开始，至1944年2月，已陆续训练完毕。[46]
三 中国远征军的作战方针与南北（左右）两翼的协同战术
（一）远征军确定作战方针
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蒋介石在1942年4月30日评论道：“缅甸战事失败之主因，是在作战方针为人转移，不能自主……”[47]因此，与组建一支中国军队相适应的是，中国远征军必须在不久的战役中，独立制订自己的作战计划，尤其是确定作战方针。
中国远征军成立之初，蒋介石就在1943年4月5日，要求军令部长徐永昌与陈诚，研拟反攻缅甸路线之具体计划，指出“以其正面甚难进攻，似宜由南、北二面研究，预定侧攻道路与方向”。[48]
蒋介石提出的两面展开、主攻与侧攻相结合的反攻缅甸的作战方针，远征军自成立后就与军令部进行了多次研拟。期间，蒋介石又对于反攻准备多有指示。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已经定夺缅甸战役计划、而中国驻印军已经展开缅北攻势之时，军令部拟订了远征军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其方针是：“国军以恢复中印交通之目的，以远征军一部，攻略滚弄敌桥头堡，并固守车、佛现阵地，掩护左侧。以主力强行渡过怒江，重点指向龙陵，攻略腾冲、龙陵一带敌阵地，进出曼允、瞬町之线；整顿态势，再与驻印军会师八莫，攻略腊戍。”[49]这个方针，是以左侧部队为助攻，掩护右侧部队主攻滇西缅北。它可以说是中国军事当局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而确定下来的作战方针。
1944年1月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下达第1776号指示，令南方军司令官为防卫缅甸，在适当时机击溃敌军防御，占据英帕尔附近印度东北部地区。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据此于1月下旬制订了“乌”号作战（英帕尔作战）的计划，交与第15集团军司令官实施。[50]3月8日，日军第15集团军发动了“乌”号作战。为此，缅甸方面军于4月29日编组了第33集团军，本多政材（中将）为司令官，下辖第18、第53、第56师团，其任务是：策应第15集团军的英帕尔作战，占有缅北广大地区、确保云南地方的已占领地区，继续切断中印联络路线。[51]
盟军在遭受日军“乌”号作战的打击下，强烈要求中国远征军策应驻印军的缅北攻势，展开滇西反攻作战。中国当局最后决定配合驻印军，开始既定的滇西缅北战役。
4月13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先以远征军一部渡江进攻,相机占领腾冲，尔后逐步投入主力。据此，远征军拟订了渡河攻击计划，于17日被核定实施。该计划确定远征军的作战方针是:①以第20集团军为攻击军，渡江攻击腾冲；该集团军以第一线兵团、第二线兵团，先后跟进攻击。②以第11集团军为防守军，担负怒江左（东）岸的防守；另以该集团军派出4个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第20集团军。[52]远征军的这份计划，与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稍后拟订的《远征军策应驻印军作战指导方案》也基本吻合。[53]这说明中国的作战方针是一致的。
在远征军准备攻击作战时，4月25日，蒋介石以四份“手令”，分别致电司令长官卫立煌、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中将）、副总司令方天（中将）、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一致强调此次渡江攻击的意义“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要求其初战必胜；并对于远征军的主攻与助攻配合、主攻部队之战术、第11集团军加强团的渡江任务等，分别有所指示。[54]
5月4日，卫立煌将远征军长官部前移至保山。5日，在保山召开第11、第20集团军总司令及各军长的作战会议，“一般情形，极为良好”。[55]
5月6日，担负“攻击军”的第20集团军制订了作战计划，其方针为“于怒江左岸之栗柴坝、双虹桥间地区集结，主力保持在左，强渡怒江，攻击当面之敌，进出固东街、江苴街之线，攻击腾冲而占领之”。[56]
5月11日，第11集团军4个加强团首先开始渡江，第20集团军之第一线兵团（第54军）随后开始渡江作战。由于各部队“事前对于渡河作战准备周到”，迅速完成任务。[57]
中国当局最初并不是投入远征军主力，而是以其一部先行渡江作战，视情况再发展作战。待渡河攻击各部队奏效后，统帅部鉴于驻印军一部已开始攻击密支那，敌军于短期内难有大部队增援滇西，遂决定乘机扩大战果，以远征军主力渡河作战，进攻腾冲、龙陵、芒市之敌而占领之。5月21日，徐永昌的上述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58]
远征军于是变更部署：以第20集团军为右集团，攻击腾冲；以第11集团军（欠预备第2师）为左集团，攻击龙陵、芒市。并限第11集团军各部于5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准备。5月22日，第11集团军制订了渡江攻击计划，其作战方针是“集团军为攻略龙陵、芒市，决以主力由惠仁桥迄七道河间地区各渡口，渡过怒江，重点置于右翼，向龙陵、芒市包围攻击”。[59]
6月1日，第11集团军发起攻击行动。中国远征军的反攻作战全面展开。
（二）远征军的两翼协同战术
中国远征军的反攻作战，共分为四期：第一期——强渡怒江、第二期——围攻据点、第三期——攻克腾龙、第四期——会师芒友。[60]其主要作战过程为第二、三、四期。
中国远征军的滇西反攻，原以配合中国驻印军的缅北反攻、打通中印公路为目的，因此其本身就形成了中国军队滇缅战役中的东、西两翼。但除了与驻印军的协同之外，中国远征军在整个反攻作战过程中，在战术上也始终注意保持自身的左（南）、右（北）两翼的协同。
中国远征军在上述第一期的渡江作战中，就是以第11集团军的防守与第20集团军的进攻，互相配合的；第11集团军并抽调精兵,组织加强团（以师长或副师长代理团长），先行渡河发动助攻，以策应第20集团军的攻击。这种进攻与防守、主攻与助攻的两面战术,达到了蒋介石“总使奇正虚实，分合进退，勿失机宜”的要求。[61]
中国远征军在渡江以后开始的全面反攻中，以右（北）集团的第20集团军，与左（南）集团的第11集团军，实施两翼协同作战。而右集团“主力保持在左”、左集团“重点置于右翼”，并分别组织的左翼军、右翼军，又使得两翼的协同作战，进一步深入且易于实施。
6月10日,宋希濂亲率左集团之右翼军第71军及第2军主力，迅速攻克龙陵。但不久，由于腾冲方面的日军南下增援，致使龙陵城得而复失，功败垂成。宋希濂认为其部分原因是“20集团军方面进展迟缓，未能同时进出腾冲附近，致腾敌抽出兵力二千余附大野山炮，用汽车输送南下增援”，故要求第20集团军主力应先行进出龙陵以北地区。22日，蒋介石急电卫立煌、宋希濂、霍揆彰，严厉指出：龙陵得而复失，“实有损国军荣誉”；远征军应积极进攻，排除万难，“如有作战不力，着由卫长官依法严惩”。[62]
龙陵之战，使远征军初战失利。但该战斗也凸显了远征军两翼协同的重要性。22日，卫立煌调整作战部署，令第11集团军集结主力，击溃当面敌之攻势；第20集团军主力保持于左翼，迅速南下，攻击腾冲而占领之。[63]远征军继续以两翼保持攻势。
鉴于“乌”号作战的终归失败和中国军队的滇西反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于6月下旬决定在缅北方面改取守势，而将作战重点转向滇西地区，以并以其第2师团及第49师团之一部，增援第33集团军。据此，第33集团军于7月中旬制订了以切断中印地面联络为企图的“断”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将主力集结于芒市周围，粉碎猬集在龙陵周围的敌远征军，向怒江一带前进，解开拉孟、腾越之围，救出两地守军，以完成切断中印公路任务”；并预定于9月初发起“断”作战。[64]
9月5日，日军开始作战。针对远征军的两翼进攻，也兵分两翼：左翼第一线兵团第56师团对滇缅公路以西，右翼第一线兵团第2师团对该公路以东，发起进攻。
9月7日，卫立煌密电蒋介石：根据当面敌情，判断龙、芒地区将有更大的作战日军的积极反攻；但我军经过4个月以来的攻坚作战，伤亡特大，各战斗力均已失去十分之七、八。[65]不仅如此,远征军也遇到了来自地形、气候、补给等方面的严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远征军继续保持进攻。第20集团军、第11集团军分别在左、右两翼，以龙陵、腾冲为目标，向日军展开了第三期攻势作战。
作为远征军总预备队的第8军，经过两个月的围攻，于9月7日攻克松山。第20集团军于9月14日攻克腾冲。第11集团军之第2军，在由昆明赶来的第200师及由腾冲南下的第36师的配合下，也于9月23日收复平戛。至9月底，日军在滇西高黎贡山区的四大据点，仅剩龙陵一地。在此期间，始终与敌主力之第2师团对战的第11集团军，各官兵抱定战至最后一人的决心，打破了日军对于龙陵地区的增援和攻势，使得友军对于松山、腾冲的围攻，得以顺利完成。[66]
9月27日，经卫立煌呈报、蒋介石批准，军令部决定授予指挥上述作战的远征军主官“青天白日勋章”。[67]与此同时，眼见日军守备队覆亡的第33集团军司令官本多政材，“活到现在也没有尝过如此悲痛的滋味”，含泪决心停止其第一期“断”作战。[68]
9月底，缅甸方面军根据南方军的最新命令，提出了以确保南缅为目的的作战指导纲要；10月底，方面军向各集团军发出了关于进行“伊洛瓦底会战”作战指导的秘密指示。为此，要求第33集团军在抽调出第2师团，归方面军直辖后，仍坚守缅北防线，继续进行“断”作战。[69]第33集团军遂以第56师团与第2师团交接，拟确保龙陵、芒市地区，钳制远征军主力，以利于本军对驻印军等的作战（第二期“断”作战）。
远征军在经过短暂休整后，又迅速开始了反攻。10月13日，蒋介石密电卫立煌：“希即就该战区现有兵力，迅速调整部署，积极发动攻势，以期一举克服龙、芒后，转取守势，确实掩护中印公路之修筑为要。”[70]
10月25日，远征军以左集团之71军为主力，辅以第200师、第8军荣誉第1师，以及右集团之第36师等部，统由第71军军长指挥，向龙陵发起攻击。11月3日，攻克龙陵。然后，远征军以53军由右翼进行迂回行动，第71军配合荣誉第1师在左翼进行超越追击，第6军沿滇缅路正面追击，兵分三路，于11月2。日，克复芒市，12月1日占领遮放。
攻克龙、芒之后，卫立煌拟将远征军进行整训、补充，再作进攻。但11月27日，蒋介石命令卫立煌：乘胜积极向腕町推进；12月12日、21日又令远征军限期攻占之。[71]据此，远征军迅速发起了第四期作战。
第11集团军于12月25日发布进攻腕町的第88号作战命令,决定于12月27日开始向腕町攻击，以主力保持在左翼。[72]远征军再次兵分三路，于1945年1月20日占领腕町，“所有国境内残敌扫数就歼”。[73]1月27日，远征军一部与驻印军在芒友会师。28日，中、美高级将领在腕町举行了会师典礼。
至此，中国远征军胜利完成反攻任务。按照军事当局此前的指示，远征军第11集团军迅速撤回国内，实施补训，掩护中印公路,第20集团军之第53、54军调回；缅北继续作战的任务，交由索尔登将军（中将）指挥的中国驻印军担负。[74]
在上述第二、三、四期作战过程中，远征军主要以左、右两集团的协同配合为主，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到沿滇缅路的三路作战。这种利于集中国军兵力的战术，使得兵力处于明显劣势的日军，经常顾此失彼；其连续三期进行反击的“断”作战计划也相应地不断陷于失败。
四 一点检讨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面对一支现代化的侵华日军，中国军队在不断地对抗和失败的过程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实现本身的现代化，但收效并不大。在人的方面，除了军官的素质以外，士兵的素质低下和兵员的补充不足，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武器装备方面，数量不足和质量低劣，又是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对于中国军队的状况比较了解、且负有“帮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之使命的史迪威，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不久，即于1942年5月26日准备了要向蒋介石提出的备忘录，在揭露中国军队现状的同时，拟具了他的改造计划。[75]
从“军史”的角度而言和两年后的实践来看，与驻印军一样，中国远征军确是一支被美国改造过的全新的国军：作为“Y部队”的主体，中国远征军在装备、军事训练上完全出自美军；在编制上也部分釆纳了美军的要求；再加上随军的美国军事顾问，陈纳德的美国空军援助等等，这是抗战时期任何一支中国部队都不可企及的。日军战史也认为：由于史迪威中将的努力，以往的中国军队得到了再训练和优良装备，其实力日趋提高。[76]与中国远征军对峙的日军第33军司令官也承认：与我军相比，中国军在兵员充实和武器配备上优良；有优势的美军飞机配合地面战斗；拥有的美式山炮精度优良。[77]
正因为如此，中国军事当局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对于远征军的装备补充“不遗余力”；在面临日军“一号作战”的困境中，毅然发起滇西缅北的反攻。
应该说，盟军的缅甸战役，为中国军队加速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契机；而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能够抓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个战略机遇，推进国军的现代化，从而重塑了属于他的嫡系部队的“王牌军”。由中国远征军等构成的这支特殊部队，战后也就成为国民党首先在东北与中共对决的先锋和主力。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始终处于应对日军进攻的防御作战，而且留下的基本上是战败的记录。滇西缅北战役，是中国军队对于日军最早开始的反攻作战，而且大获全胜。这不但与此前第一次缅甸战役的惨败、也与国军同时在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其中原因，在“战史”方面，应当归功于中国军队包括作战方针在内的战役战术之正确。
在作战指导方针上，远征军先以第20集团军主攻腾冲以北,造成日军判断错误，认为中方的目的在于与驻印军会师，遂以主力支援腾北地区，从而吸引了敌军兵力。然后抓住敌军短期内难以增援的战机，以第11集团军渡河攻击，扩大战果，并乘虚直捣龙陵。中国官兵克服困难、奋勇作战，使腾冲、龙陵相继克复，奠定了战役胜利的全局。
与以往中国军队的抗战一样，此次反攻作战，中国远征军仍然保持了兵力上对于日军的绝对优势地位。[78]但与以往因消极防守战术而造成失败不同的是，中国远征军此次釆取了积极进攻的战术：不断保持了猛烈反攻的态势，并大胆包围、迂回，使得自己在不利的作战环境（地形、气候、补给）中，始终主宰着战场，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同时，在对于优势兵力的运用上，始终采取了左（南）、右（北）两翼的协同战术：远征军优势兵力的集中，不但弥补了本身的劣势，也形成了对于劣势日军的钳型攻势，使其既疲于防守，又难于以“断”作战进行反攻。因此，中国军队能够以较小的伤亡代价[79]，而取得抗战以来少有的以优势兵力的进攻胜利，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指出的是：中国远征军滇西缅北战役的胜利，仍然带有其特殊意义与偶然性；它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上，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和必然性。
按，作者臧运祜，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载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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