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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伊始成立的国防最高会议存在制度性缺陷，致使副主席汪精卫在法理上和实际运作中都具有和主席蒋介石近乎等同的权力。汪精卫离渝叛逃后，蒋介石立即创建国防最高委员会，并授意秘书长张群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张群为蒋介石延揽一批拥有留学背景、曾在大学任教、从政经验丰富的幕僚人员。秘书厅在战时政治运作中，肩负起协调战时党政军各机构的重任，充分响应蒋介石的制度安排与集权需求。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根据与日本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携亲信离渝叛逃，并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于22日所发表的旨在灭亡中国的《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迈出其投敌叛国的关键一步。过往研究，除聚焦于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心理外，也将汪蒋权力斗争归结为其叛逃的重要原因。这就导致蒋介石对汪精卫叛逃的一系列处置措施，更多地被当作政治清算来看待。本文试图从蒋介石在1939年初创立国防最高委员会并授意张群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以下简称“秘书厅”）为切入点，从政治制度建设的角度，观察蒋介石对离渝叛逃的紧急措置。
一、制度缺陷：汪精卫主持下的国防最高会议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8月7日夜，在南京举行的国防联席会议通过 “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应统一指挥之”的决议。8月10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何应钦等五人联名提议将“原有国防委员会及国防会议，并合而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翌日，中政会正式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以其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并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国防最高会议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主席，中政会主席汪精卫任副主席，由39名党政军要员担任委员，其中9人出任常务委员。
名义上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的国防最高会议，在实际运作中极少涉及战事。“自八月中战事发生后，中央政治委员会未尝开会”，为了使战时统帅尽量摆脱日常政务的烦扰、全身心投入到战争指挥当中，11月17日，中政会常务会议决议“中央政治委员会暂行停止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由此，国防最高会议及其常委会议承续了中政会的职权，成为全国“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
每次国防最高会议的常务会议任务都十分繁重。自1937年8月16日到1939年1月18日，国防最高会议共召开115次常会，每次常会平均要报告、讨论和处理各种案件约16.3件，这使得“大大小小的追加预算案等琐碎的例案便拥挤到国防最高会议的议程上，使其失却讨论军政大计的时间”。但是，身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的蒋介石仅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的8次全会，却从未参加过常务会议。由于《国防最高会议条例》规定“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使得蒋介石在法理上拥有超越国防最高会议的权力，从而使得他在摆脱日常政务烦扰的同时，亦不会失去对国防最高会议及其决议的掌控。至于国防最高会议琐碎的日常事务则交由副主席汪精卫承担。
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蒋介石出于构建战时顶层设计的目的，不断对党政军各机构进行改革与重组，在扩大个人权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侵蚀汪精卫的政治版图。随着国防最高会议的召开与其代行中政会的职权，身为中政会主席的汪精卫只能屈居蒋介石之下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随着国民党总裁制的确立，权力更集中于蒋介石一身之上，身为副总裁的汪精卫只落得一个虚名。1937年11月18日，陈克文谒见汪精卫，发现他“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痛苦大矣”。考虑到前一天中政会暂停行使职权，汪精卫精神痛苦之中既有对战事的悲观，又似乎难免不包含对自己政治际遇的哀叹。三天后，汪又对陈克文言到，“离京后到何处，做何事，均无从预定也。”
作为国防最高会议日常事务的主持人，汪精卫对于国防最高会议的工作尚能尽职。汪精卫不仅全部出席国防最高会议的8次全体会议，而且以副主席的身份主持115次常会中的107次；缺席的8次常会，有5次是在其离渝叛逃之后。每次常会结束之后，国防最高秘书处（以下简称“秘书处”）都会整理会议记录并及时交汪过目，其每次都会在会议记录扉页或尾页留下亲笔签名。可见，他对国防最高会议上讨论决议的党政军相关政策与法案，至少能悉数知情。
汪精卫也的确参与到国防最高会议的运作之中。1937年8月17日，汪从立法委员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狄膺处获悉立法院决议公布《总动员法》。由于《总动员法》属国防事宜，本应先由国防最高会议审议决定才能交国民政府公布。为此，汪精卫立即约孙科面商，方才得知立法院上下尚不知道国防最高会议已有相关规定。汪精卫由此认识到，如党政军各机关“知已有国防最高会议条例，统一组织，必无故意为此矛盾之现象”。于是，他将此情况函告蒋介石，并提出公布《国防最高会议条例》的必要性：“若仅为内部运用期间，自以不公布为宜，若为各机关待此明了战时系统，则非公布不生效力，此为战时机构，似难纯以秘密行之。”
汪精卫的建议得到蒋介石“国防最高会议与大本营条例似可公布施行”的回复。由此可见，在国防最高会议设立之初，其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都是保密的，这必然造成高层权力运作中的不协调，蒋介石对此并未做出及时回应，而汪精卫从政治运作的角度予以提醒，才促使蒋通过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的方式，厘清战时高层机构的运作关系。
8月22日，汪精卫在“总动员计划会”上遇到同来开会的财政部政务次长邹琳，当面问及邹琳为何没来参与两日前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邹琳当时并未给出回应，待他会后查阅《国防最高会议条例》，才发现财政部长确应出席。但由于时任部长孔祥熙正在欧洲访问未归，所以会议通知并未发到财政部。于是，邹琳特地在当天致函张群，询问“以后可否由弟代表列席”。很快，汪精卫就对此发出指示：“邹次长现代行部务，当然可以列席，后每会均通知。”翌日，邹琳就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出席国防最高会议第三次常务会议，蒋介石对此事并未过问。
无独有偶，汪精卫以副主席的身份批准张群提交的《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处组织规程》和《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处办事规程》，蒋介石亦未对此做出任何批示。可见，在国防最高会议的实际运作中，身为副主席的汪在事实上可以行使主席蒋介石所拥有的决策权力。
汪精卫对国防最高会议的影响，还表现在他对秘书处工作人员的任命与调配当中。任命曾仲鸣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主任秘书便是重要例证。曾仲鸣，1886年生于福建福州，17岁时赴法留并与汪精卫结识。由于汪精卫“耻于承认自己的权力欲望，致力于以一种情义和人格感召来维系部属的信赖和服从”，故其与曾仲鸣之间感情非同一般。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遭孙凤鸣枪击，身受重伤。11月6日，汪精卫在手术前，“口授启示与报告，由曾仲鸣笔录”，可见他对曾仲鸣的信任之至。
1937年2月，追随汪精卫旅欧回国的曾仲鸣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8月16日，汪精卫批准调曾仲鸣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主任秘书。主任秘书一职，并出现于之前的中政会秘书处。查相关条例，其中虽要求主任秘书须“襄理秘书长”，却规定其可“处理一切事务”；其下属的秘书、总干事及干事，须“秉承秘书长、主任秘书之命办理指定事务”；秘书处收到的电文，亦须呈秘书长或主任秘书核定。即从法理上讲，秘书处的各项工作皆是在秘书长和主任秘书共同领导下完成的。
曾仲鸣积极参与到国防最高会议的实际运作中。据笔者统计，在随汪精卫叛逃之前所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110次常会中，曾仲鸣仅缺席4次。常会历次会议记录，也大多由曾组织秘书处人员整理并亲呈汪精卫过目。由国防最高会议发出的函电指令，也多由曾仲鸣单独签字并发出。可见，曾仲鸣在国防最高会议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
究其原因，先后担任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的张群和叶楚伧，两人都有较多兼职。如张群在担任秘书长时，还兼任中政会秘书长和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又于1938年1月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实在难以全身心投入到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处的工作之中。而专职于秘书处的曾仲鸣，则更了解该会的工作流程，精力可专注于会务和秘书处事务。此外，汪精卫对跟随自己鞍前马后二十余年的老部下的信任，也是曾仲鸣积极参与国防最高会议运作的重要原因。
除曾仲鸣之外，汪精卫还以副主席之尊亲自发出命令，从各党政机关抽调多名工作人员来秘书处服务。1937年9月3日，尚未中止运作的中政会秘书处奉汪的谕令致函铁道部，要求调“铁道部顾问沈崧、专员雷遇春在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处，随从办公”。但此时雷遇春因“业经遵照本部通令规定办法，亲自填具志愿书，呈请回乡服务”，令铁道部一时难以处理。
接到铁道部回函的第二天，曾仲鸣就亲自草拟公函并指出，雷遇春“虽经填具志愿书回乡服务，而其本人现在尚未离京”，加之“于国难严重、全力抗战时期，中央工作实较地方工作为尤重为急”，因此明示铁道部“应需要起见，业有主席谕，转饬该员从权先行到会服务”。这封电文措辞严厉，字里行间中更透露出曾仲鸣对雷遇春状况了解之准确及汪精卫盼望雷遇春之急切。铁道部只好在近一个月后回函“照办”。
无独有偶，1938年7月24日，汪精卫手书便条，要求调外交部秘书陈允文在秘书处“襄办事务”。翌日，秘书处就将此事函告外交部，并很快收到外交部表示应允的复函。汪精卫离渝叛逃后，外交部致函询问陈允文是否仍在秘书处，时任秘书长叶楚伧亲自回复陈允文“业已离会日久”。
日后，陈允文历任汪伪国民党候补监察委员、“外交部”次长。除陈允文及前文所述的沈崧和雷遇春外，曾经汪精卫亲令调至秘书处工作的林汝珩、胡泽吾、曹宗荫、汪屺、陈常焘，日后都追随汪在伪政权内任职。可见，汪精卫在秘书处容纳了一批属于他自己的“亲随”，使这里成他们离渝叛逃之前最后的“庇护所”。
综上所述，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在国防最高会议的运作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汪精卫充分参与到国防最高会议的实际运作中并掌握部分决策权，并非“只是蒋介石集权的政治陪衬和摆设”。曾仲鸣主持秘书处，承上启下，是国防最高会议的枢纽。由汪精卫亲自调任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占秘书处编制人数的近一半，且积极参与机要事务。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叛逃，不但泄露国民党多年来重要决策及战时运作机制等各种机密，还会令国防最高会议的日常运作受到重大影响。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国防最高会议条例》授予其主席极大权力，但并未明文规定其副主席的权力边界，加之身为主席的蒋介石与该会实际运作相对疏离，这就给副主席汪精卫足够的活动空间。因此，由国防最高会议发出的命令，都可以由汪精卫亲信人员草拟，经汪精卫核准后，交其心腹曾仲鸣以秘书处的名义发往各党政机关施行。这一流程，在法理与实际运作上，都是可行的。这就造成国民党战时重大决策，都可以在蒋介石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酝酿形成并最终付诸实施，从而削弱蒋的个人权力。
二、另起炉灶：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的诞生
综上所述，国防最高会议决策机制上的制度缺口，更为蒋介石所忌惮。所以，蒋介石改组国防最高会议的时间节点恰与汪精卫离渝叛逃相吻合，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1939年1月1日，蒋在日记中尚能对公开发表开除汪党籍一事表示欣慰，“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翌日，蒋介石就慨叹，“对汪以后之处置”更为重要。7日，国防最高会议的改组事宜便被提上日程。1月28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决议“组设国防最高委员会”，并推举蒋为委员长。2月4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正式出炉，其中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本党总裁任之”，并未如国防最高会议一样设置副委员长（副主席）职务。自此，国防最高委员会正式承袭国防最高会议“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并开始运作。
同时，蒋介石任命张群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首任秘书长，并授权组建承上启下作用的秘书厅。2月4日，蒋介石约张群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商谈，并指示二人：“秘书厅与军委会办公厅之工作任务，切实研究分工合作之办法，并须合厅办公，不致有重复之弊。”同一天，蒋介石还将“拟定秘书厅办公厅组织大纲”列为“本星期预定工作”中的一项。
将秘书厅的筹备工作全权授予张群处理，表现出蒋介石对张群的信任。首先，“结拜兄弟”的身份使得张群一直以来备受蒋的关照；其次，作为政学系的领袖，张群能够笼络更多学界精英，为蒋介石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运作所用；最后，曾经出任中政会秘书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及重庆行营主任等一系列党政军秘书首脑的张群，对国民党高层的运作模式熟稔于心。
张群没有辜负蒋介石的信任。2月6日，张群便向蒋呈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组织规程》，在秘书厅下设置“三处两室一委员会一办公室”。
第一处下设两科，主管秘书厅内部工作。第二处下设两科，主管人事考察及党政机关工作考核，并负责指导重庆国民月会、考核“第二期抗战行政工作”及与各省政府主席驻渝代表进行联系等工作。第三处下设两科，主管本会工作安排及各方决议案的审查工作，并负责对接各专门委员会等工作。
机要室与各处平级，主管机要电文的编纂、译电及各党政军机关文书电文的承转审核等工作。参事室并不与秘书厅其他各处合署办公，其负责范围为“设计、审核、视察等事项”。设计委员会下设两室，由张群兼任主任，负责战后恢复的设计与规划稍后成立的各专门委员会总办公室，则便于就近处理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张群十分重视秘书厅各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如第二处的工作与其他党政军部门交流甚多，张群便指示第三处处长狄膺，要求其带领处内人员总结过往中政会秘书处与各党政军机关接洽的经验，向第二处同仁加以介绍。如需交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审查的决议草案，张群还要求除第三处作为专管部门需加以核定外，机要室也要过目审查。各处室处理的重要案件，在交由秘书长审批同时，张群还要求将情况通知各位参事。由此可见，虽然国防最高委员会是以承袭国防最高会议的职权与职责为基础创设的，但秘书厅在组织架构、人事组成及业务范围之上，与其前身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处的规模与职责都有较大的区别。
其一是在组织架构上的区别。首先，随着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处主任秘书曾仲鸣随汪精卫离渝，秘书厅不再设置“主任秘书”一职。其次，秘书厅采取分科设室的方式搭建组织架构。原秘书处下并未下设任何处室，现秘书厅则设置 “三处两室一委员会一办公室”，并在之下设置科与组，以区分执掌。最后，由于设置室处，秘书厅开展工作中的分工就呈现的比较清晰，可见，秘书厅的组织架构比秘书处更加复杂、更加细化。
其二是人事编制上的不同。在原秘书处的编制下，仅设秘书四至六人，另有干事及协理若干人，工作繁忙时只能借调中政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协助。而秘书厅在1940年末改组前，编制人员可达140人至167人，其实际工作人员则保持在135人左右。其中，科员就需四十至五十人，办事员则需要三十至四十人。可见，秘书厅人员大为充实，工作也更加繁琐复杂。
其三是业务范围上的变化。国防最高会议时期，秘书处主要处理电文收发、摘由、编号及拟办等机要事务，与秘书厅的机要室与第一处的工作相近。为响应蒋介石对于战时人才的调查录用工作及对中央地方党政军各机构进行考核的要求，张群在秘书厅设立第二处和第三处负责上述两项任务，张群将秘书厅的办公地点设在原重庆行营旧址之内，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一同办公。便于秘书厅与军事委员会下辖秘书机构相互配合，实现对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时国民政府顶层设计的呼应，从而达到“一切政治，当与军事结合”的目标。
三、政学互补：秘书厅的人才选拔
在张群看来，秘书厅的工作人员“每人应站在自己岗位，最大之努力工作，务求其紧张、迅速、确实，以树立楷模”。对于张群来说，在搭建好组织架构的同时，组建一支素质高、经验多、能力强且干劲足的人才队伍，是秘书厅开展工作的先行条件。
除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张群自己兼任、参事室不设主任外，秘书厅其他几个部门的首长人选，决定着各部门的工作与发展，可谓事关重大。1939年2月9日，张群将拟任命的秘书厅各室处长名单呈送蒋介石，经蒋亲笔核准后，分别任命胡家凤、吴国桢和狄膺为一至三处处长，卢铸为机要室主任。
第一处处长胡家凤生于1886年，江西南昌人。1912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学校法律本科甲班，同班同学有日后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杨永泰。胡曾从事教育行政工作，1930年任青岛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全面抗战爆发后，胡家凤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秘书长。离开山东省政府后，胡家凤被张群任命为秘书厅第一处处长。年过五旬的胡家凤具有丰富的地方政府秘书机构领导经验，对于第一处所负责的秘书厅内部工作并不会陌生。
第二处处长吴国桢生于1903年，湖北建始人。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获得博士学位。1932年，吴国桢出任汉口市市长。翌年，张群出任湖北省主席，两人开始合作。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结束后，蒋介石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但遭到国民党CC系统抵制。出于安抚，杨永泰任命湖北本地人吴国桢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吴国桢出任秘书厅第二处处长时年不过36岁，但已有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与深厚的学识背景，深为张群所仰仗。
第三处处长狄膺出生于1895年，江苏太仓人。清末即追随于右任、叶楚伧等人加入南社，并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狄膺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傅斯年、顾颉刚同寝而居。五四运动后，狄膺在赴法留学期间与吴稚晖等国民党耆宿结交，回国后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虽自1930年起担任立法委员，狄膺却并未脱离中政会的日常工作。狄膺既是中政会资深秘书、熟悉最高决定机关的会议流程，又对国民政府的立法程序十分了解，符合第三处的工作要求。
机要室主任卢铸出生于1889年，江西南康人。早年曾任广州大元帅府文书等职。1933年，卢铸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主任秘书，被认为是杨在“政学系首脑中根源根深的旧部”。同年底，卢铸被张群任命为湖北省政府秘书长。此后的四年中，他先后辅佐省主席张群和杨永泰。抗战爆发后，卢铸在张群手下任重庆行营秘书长。卢铸具有丰富的秘书机构领导经验，多年来追随张群的经历，使得其成为执掌机要重责的首选。
考察秘书厅各室处长的过往经历与人际网络，可见他们具有以下共同点：其一，他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无论是留学归来的博士，还是本土培养的人才，他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其二，他们从政时间长，经验阅历丰富。他们虽年龄跨度较大，但至迟都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投身政治，皆拥有丰富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经验。其三，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秘书工作经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大多担任过秘书班子的首脑，十分熟悉秘书机构的运作模式。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大多与政学系过从甚密。秘书厅各室处长虽然从政经历各不相同，却几乎都与政学系最早的核心人物——杨永泰有过共事经历。杨永泰遇刺之后，政学系的人员也大多为张群所继承，以上各室处长也有与张群共事的经历。可见，张群在选择秘书厅各室处长时，确有缜密的思考，使其既能胜任秘书厅的工作，又能为自己所信任。
由于秘书厅编制庞大，秘书处遗留下的工作人员无法满足其人员需要。加之汪精卫离渝带走大量供职于秘书处的亲信，导致留守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不到编制数的一半。秘书厅亟需成建制地调动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填充工作岗位。首先进入张群视野的，是中政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
原来，中政会的职权虽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但蒋介石并未从此废除中政会的名义，也没有停止由秘书长叶楚伧领导的中政会秘书处工作。同时，原属于中政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并未归并于国防最高会议的领导之下，依旧与仍在运作的中政会秘书处配合开展工作。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后，既继承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政会的职能，又将各专门委员会置于秘书厅的管理之下，全面接手原中政会的职权，这就使得中政会秘书处没有存续的必要。
1939年3月8日，蒋介石致电张群，特地嘱咐其注意“所有前政治委员会秘书处一切人员、案卷、款项、器物，自应由秘书厅接收”。事实上，在这年2月，张群已经着手调动中政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据胡家凤在3月18日汇报，除两人负责中政会善后事宜外，其他在渝的原中政会秘书处人员都已调至秘书厅工作。
由于中政会秘书处在其存续的最后一年中主要负责协同各专门委员会审查并通过国民党中央全会、国民参政会等处的决议案，其职能恰好与秘书厅第三处重叠。因此，原中政会秘书人员不但大多得以留用，而且大多调往秘书厅第三处工作。
除中政会秘书处的人员外，张群还为秘书厅调来原重庆行营的工作人员。1939年1月19日，重庆行营因军事委员会移驻重庆而奉命撤销，其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去向亟待解决。1938年3月初，秘书厅第一处第二科科长秦振夫请示张群，将原重庆行营办公厅第四课30名职员的一部分调入秘书厅第一处第二科服务。其中，除少校课员陈泽民和上尉课员秦大朋被调至兵役署工作外，8人被呈请录用为秘书厅科员，8人被呈请录用为秘书厅办事员，4人被呈请录用位秘书厅录事，而剩余8人则由于编制限制无法安排工作。按秦的计划，由秘书厅续用的原重庆行营第四课职员占该课原有职员数的三分之二。
对于秦振夫的请示，张群并未照单全收，而是在秦的签呈上进行圈画：用“〇”表示认可，用“、”表示否定，还在名单上添加个别人名。最终，第一处第二科定编科员6人，其中1人为原重庆行营办公厅第五课人员，1人为张群额外亲笔添加，剩余4人为原重庆行营办公厅第四课人员；办事员仅定4人，均为原重庆行营办公厅第四课人员；而秘书厅初定的21人录事名单中，没有一人出自原重庆行营办公厅第四课。
最终，原重庆行营办公厅第四课共有工作人员30名，除2人调离、4人留秘书厅为科员、4人留秘书厅为办事员外，其他20人都将面临失业的窘境，淘汰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对此，张群也曾表示，“此次本厅所延用人员，曾经严格选拔。以前行营旧同事，被淘汰者，实属多数”。
由此可见，张群对中政会秘书处和重庆行营办公厅两单位工作人员的留用，采取截然相反态度。这里除他自己所声称的“为事择人宁缺毋滥，为向来之要旨”外，似应有更深的考量。张群深知，蒋介石忌讳自己的属下“援有私人，自成系统，造成小集团”，故多在秘书厅留用自己曾执掌的原重庆行营人员，可能会刺激到密切关注秘书厅组建工作的蒋介石的神经。大量留用中政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相对妥帖。由于张群是在1938年8月初才接替贺国光主持重庆行营，至其解散不过半载，加之武汉会战紧张、政局动荡，张群似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与重庆行营的部下、尤其是那些在之前与他并无工作交集的部下“打成一片”。此时将他们排除在秘书厅人事安排之外，既没有伤害到张群亲随的“基本盘”，又能借此向蒋表示自己在用人上大公无私、“决不徇情敷衍”的态度，可谓一举多得。
对中政会秘书处人员的“宽留”与对重庆行营办公厅人员的“严选”之后，所留人员依旧难以满足秘书厅的工作需要，这就需要张群继续为秘书厅延揽合格的工作人员。张群作为政学系事实上的领袖，在教育界有着一定的声望与人脉，他也试图延揽一批教育界人士进入秘书厅从政，借此扩大政学系本身的规模。1939年3月3日，经蒋介石批准，邓汉祥、邱椿、王化成和浦薛凤四人被任命为秘书厅参事。其中邱椿与王化成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浦薛凤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而这也是王与浦初次从政。二人欣然飞往重庆赴任，并接受原南开大学教授、政学系骨干何廉的邀请，参加家宴。同席的还有前清华大学教务长、王化成于清华时的室友、时任经济部秘书的吴景超。不久，吴景超也被任命为秘书厅参事。
在张群的设想中，秘书厅参事“一面核准有关党政事项，一面参加设计，从事各项战后复兴工作之设计，当必愈加苦思冥索，拟定具体方案，以资实施，而大有造于我国家也”，尤需审慎选材，积极邀请。在张群看来，秘书厅的参事职位并不仅仅是为其政学系所设置。为服务蒋介石的政治需要，张群也会用参事职位来拉拢各民主党派的力量，从而做好“浆糊胶水工作”。1939年7月12日，时任青年党组织部长的郑振文主动向张群呈上自己上半年游历南洋及湘鄂粤滇等省途中所发表的演讲合集《抗战十讲》，其中多有对持久抗战前途与大后方战时建设的建议。张群看后即对郑振文在青年党的工作进行考察，并在此后向蒋介石推举荐了郑振文，最终获聘为秘书厅参事。如此一来，张群不但为参事室延揽一名干将，也向青年党表达来自中央政府的“善意”。
不过，张群的盛情邀请也并非屡试不爽。3月18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委员长蒋介石的名义任命四川大学教授萧公权为秘书厅参事。虽已完成任命手续，但张群却没有要求萧公权即刻到秘书厅报道，而是通过吴国桢和蒋廷黻的人脉，希冀以诚意打动萧。在萧公权再三的婉辞之下，张群选择自己出面进行游说。他邀请萧公权来到自己的官邸，亲自设宴游说。萧公权回忆这次会面时的张群“虚怀下问，态度恳切而殷勤”。即使萧公权最终婉拒张群的邀请，但张群对他的尊重，仍令他十分钦佩感激。抗战时期，一批大学教授在报国心切与求学以致用的信念支持下，“抛弃书籍、服务公职，一时蔚为成风”，这是与张群的积极推动密不可分的。
张群自出任秘书长后，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完成秘书厅的组织架构与人事布局。秘书厅共任命参事6人，室处长4人，科长5人，秘书8人，助理秘书6人，科员33人，办事员24人，录事21人，电务员3人，其他工作人员3人，合计113人，并在此后不断选拔、补充和完善。综上所述，张群对秘书厅的筹建可谓倾注心血。
四、发纵机关：秘书厅工作概览
在蒋介石的构想中，秘书厅应该是“与军委会办公厅与铨叙厅”一起“编组成为党政军各机关之发纵总机关”。秘书厅成立伊始，就被蒋赋予领导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组织“各省政府主席驻渝代表谈话会”、调查大后方人才状况及规划战后国家重建等职责。
为了“提高吾全国国民坚强不屈之精神”，从而“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以充实抗战之国力” ，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并由蒋介石亲自于国民参政会报告并得到全体参政员的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拉开帷幕。作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常设领导机构，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附设于秘书厅之下，“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由张群担任秘书长，负责“各级精神总动员主管机关工作之指导、考核事项”。
在秘书厅的领导下，各地“国民月会”自1939年5月1日起正式启动。仅在10月份，重庆市就召开51场“国民月会”，体仁堂镇的“国民月会”更吸引2850人出席。秘书厅领导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囿于其动员机制、上下协调及各方配合等困境，难以达到蒋介石预设之目标。更无法在国民党薄弱的群众基础中动员起大后方民众。1940年4月，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业务正式移交给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承办。
在蒋介石看来，建立国民政府与各省政府的常设联络制度，是实现其控制各省主席的可行途径。1939年3月23日，蒋介石指示张群，由秘书厅集中各省在重庆人员中“凡与其省主席有密切关系者”作为“各省政府主席驻渝代表”，并在每个月召集谈话会，传达国民政府的新政策，并让“驻渝代表”汇报本省工作状况，从而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切实联系。张群与吴国桢合作制订《非常时期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与各省政府联系办法》，通令各省主席选派“驻渝代表”。两个月内，共有四川、河北、新疆等23个省派出“驻渝代表”。
张群坚持邀请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出席谈话会并就其所主管的事务，发表专题报告。6月20日，蒋介石亲临“各省政府主席驻渝代表第二次谈话会”。7月29日，张群邀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席第三次谈话会，并请他就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进行专题报告。在9月30日召开的第五次谈话会上，张群邀请到参谋总长何应钦出席并作军事报告。由此，每月一次的“驻渝代表谈话会制度”得以确立和延续。
秘书厅甫一建立，蒋介石就期望其与军委会办公厅、铨叙厅一道，承担起战时人才调查的重任，并藉此机会建立人才铨叙制度，实现对大后方人才的经常性检阅。因此，蒋要求张群与秘书厅牵头，组织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行政院教育部长陈立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等人召开“人才征集调查会议”，对财政、经济、外交等十余类专业人才进行调查和审核。与此同时，蒋介石针对抗战爆发后各界失业人员激增的社会状况，指示秘书厅对该类人员进行调查与选拔。
在此后的半年内，秘书厅共组织召开五次“人才征集调查会议”和一次“救济失业问题谈话会”，并经办203名各类人才的初步登记调查工作。由于秘书厅正处草创，负责人事工作的第二处人员紧张、工作繁多，导致其并未对失业人员进行审查、培训以及工作分配，并未解决他们的就业需求。9月，由秘书厅负责的人事调查工作转由人员编制庞大且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和工作针对性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负责。
在秘书厅成立之时，蒋介石就希望其“注重设计工作”，从而为“战后收拾之准备工作”，并要求张群在在秘书厅下专门设置部门，制订战后善后事宜的设计方案。在接到蒋介石指令的第二天，张群便呈交《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设计委员会规则》，并于5月24日召开由秘书厅骨干干部、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各部政务次长等各方面人员组成的“秘书厅设计委员会”。7月15日，在设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设计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政治、建设和善后共三大类 “建国设计题目”（见表2）
秘书厅不但负责聘用各题目的设计专家、管理设计所需经费、把控各个题目的设计进度、协调各设计单位之间关系，还担负起 “中央政制之总调整”问题的具体设计研究工作。但是，由于各题目略显空洞，加之国民政府各部门之间业务上的不协调，造成“建国设计题目”的研究工作进展缓慢。蒋介石也发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由此提出“行政三联制”的概念。为此，他要求张群在设计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央设计局”，负责 “计划-执行-考核”中最为重要的环节——“计划”工作。9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56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央设计局组织大纲》，规定中央设计局直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并推举蒋介石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兼任中央设计局局长。
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工作，更需要秘书厅上下协调一致。秘书厅内部会报制度就成为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推进的基石。内部会报于每周一上午“总理纪念周”仪式前举行。出席会报的人员由秘书长张群、四位室处长、参事及其他骨干人员。每次会报持续约一个小时，共分为三部分：“报告部分”，以近来军事外交状况为主，由张群亲自报告；“答复部分”，由各室处长根据本部门工作，向张群当场汇报或请示，张群会当场指明具体办法；“指示部分”，由张群向下属提出指示，有时张群也会指示部分对秘书厅同仁进行勉励和关怀。
在张群看来，秘书厅的会报具有四项意义，即“一、本机关全盘布局事项之提出报告；二、本机关重要事项之提出讨论；三、时局重要问题报告；四、本机关各部分人员精神上之职分”。通过密集的会报，张群紧密掌握着各室处的工作动态，并进一步指示各部门落实蒋的要求、开拓新的工作，具有较为积极的意义。
可见，秘书厅几乎完全是以响应蒋介石的要求为开展工作的原则，扮演着战时协调党政军各机关工作的中枢角色，从而使之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以外，蒋介石可以仰仗的又一个秘书机关。
结论
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曾敏锐地发现，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成立，使得“原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问题与原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问题均可不讨论”。国防最高会议成立，本意就在加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力。但由于法理的疏漏，导致该会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恰恰存在削弱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可能，并在实际运作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为此，蒋在汪精卫离渝叛逃后，果断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张群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在组织架构上，张群将秘书厅打造为专业化、集约化的中枢机关，以求达到“将来一切进行事宜，均应由秘书厅规划处理”的成效。在职员选拔上，张群任用一批知识水平高、从政时间长、秘书经历丰富的干部，同时还为蒋介石延揽一批专业化、经验丰富的参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在满足秘书厅战时高密度、高强度、专业化的工作要求的同时，也为政学系注入新鲜血液。
秘书厅不同于之前的秘书机构，不止日常的收发服务工作，而是实现蒋介石抗战建国目标的执行部门。秘书厅的规模与编制远大于中政会秘书处和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处，保证其能承担战时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内部畅通的会报制度，使得秘书厅在普遍贪腐、无能和低效的国民党党政机关之中，保持相对较高的工作效率，进而保障由秘书厅负责的多项工作得以并行开展。在张群的领导下，“承上启下”的秘书厅，在实际运作中代表国防最高委员会，肩负起协调战时党政军各机构的重任，充分响应蒋介石的制度安排与集权需求。
无论是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各省主席驻渝代表制度、战时人事调查还是建国设计问题的研究，无一例外都经历 “蒋介石思考并下达手令——秘书长及其手下细化完善——秘书厅协调各党政军机关共同执行”的过程。通过秘书厅的权力传导，蒋介石将《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所赋予的“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的“紧急处分权”用到极致，进一步巩固其战时的独裁权力。
文章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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