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古玩网瓷器、玉器、古币、银元、字画、文玩杂项、博物馆馆藏、古董收藏、古玩收藏
引言
过年早已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一大传统节日，长期以来过年期间也形成了一些惯常性的活动，如“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1)种种，那么，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对过年又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如何过年的? 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更加看重公元纪年，对鲁迅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最明显的就是每年阳历年底鲁迅都会统计一下本年度所购买的书籍，并抄写一份详细的书单，甚至计算出平均每月的购书花费。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以政令形式推广阳历年，“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这一做法虽然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得到响应，但在一般群众中收效甚微，大家所过的“年”依然是农历年。袁世凯当政后，遂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批准以每年阴历正月初一日为“春节”，例行放假。(2)因此，北京时期鲁迅虽不重视作为传统节日的农历新年，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过年对于鲁迅的影响: 其一，过年的节日氛围无疑会影响到鲁迅，如年前结账、商店关门以及燃放爆竹等庆祝活动均会影响到鲁迅的日常生活; 其二，走亲访友及亲友学生的来访无疑加深了鲁迅对于过年作为节日的认知; 其三，过年期间连续几天的假期给了鲁迅较长时间的思考，对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均不无影响。本文将研究的范围限制在学者尚未问津(3)的北京时期( 1912 - 1926)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从每年除夕至初三“年味”最鲜明的几天的鲁迅日记入手，考察鲁迅北京时期过年期间的若干活动，如见过哪些人，买过什么书，写过什么文章，有过哪些异常举动，等等，并由此深入下去，探讨上述活动的因果渊源及其对鲁迅学术活动、思想走向与心境变迁之影响。
一
在现代人理解中，过年往往跟回家、团聚之类的庆祝活动联系在一起，但在北京的十四年间，鲁迅过年从未回过绍兴老家，这固然与当时道路的阻隔、时间的限制等现实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或许还是鲁迅对于故乡的复杂态度。早在前几年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就不止一次表达过逃离故乡的愿望，“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4)“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5)1919 年绍兴祖屋被迫卖掉之后，鲁迅对故乡更是了无牵挂: “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6)鲁迅与故乡日益紧张的关系在如下一段话中表现得更为露骨: “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 甚可悼叹! 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7)郁达夫也回忆说: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生地的绍兴，也似乎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8)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时期鲁迅最初寄住绍兴会馆，身边的同事、同门、好友、学生，越籍者不在少数，平日交往者亦以越人( 浙人) 为多，乡音缭绕似乎多少也缓解了鲁迅的思乡之情。更为吊诡的是，当鲁迅开始新文学创作之后，却以文字的形式频频返乡，从《故乡》《祝福》到《在酒楼上》《孤独者》诸篇无不如斯，进而形成了他文学作品中著名的“返乡”模式，并且其中几篇就是在过年期间写下的，如小说《故乡》《祝福》等。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鲁迅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返乡，不能不说其中隐喻着某种情感的慰藉。
鲁迅过年不回绍兴，但这并不等于说鲁迅压根儿就不过年，换言之，鲁迅虽然在主观上并不看重这个传统节日，但翻阅其北京时期的日记，他也有过一些通常意义上关于“过年”的记载，也参加过一些常人过年期间经常举行的活动，如亲朋间的聚会饮酒。1912 年除夕“季巿招饮，有蒸鹜，火腿”(9);1916 年正月初三“晚饮酒”; 1919 年除夕“夜添菜饮酒”。走亲访友也是常人过年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鲁迅概莫能外，1914 年除夕“午后至新帘子胡同访小舅父，坐约半时出”。1915 年春节“午前往章师寓，君默、中季、逷先、幼舆、季巿、彝初皆至，夜归”。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氏一度囚禁于北京龙泉寺，后转至钱粮胡同，太炎两度以绝食相抗，虽经学者考证“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10)，但鲁迅曾多次前往探望，在这个春节，鲁迅等入室弟子结伴前去拜年，意味可谓深长矣。本年初四下午，鲁迅还“同陈师曾往访俞师，未遇”。俞师乃俞明震也，系鲁迅就读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时的总办，本年俞明震赴京任平政院肃政史之职，鲁迅先后曾几次拜访。(11)过年期间，鲁迅与许寿裳、许铭伯兄弟的往还记载更多( 许铭伯乃许寿裳长兄，曾与许寿裳、鲁迅同寓绍兴会馆) ，在1913 年至1926 年春节期间有记录的53 天里(12)，提及许寿裳10 次、许铭伯6次，如1915 年初二“下午往季巿寓还旧借书三册”; 1916 年初二“午后季巿来”; 初三“午后访季巿不值，见铭伯先生，谈良久归”;1916 年除夕“上午伍仲文、许季巿各致食品”; 1917 年除夕“许铭伯先生送肴二器”，初二“下午往铭伯先生寓谈”; 1918 年除夕“晚铭伯先生送肴二器，角黍、年糕二事至”;1920 年初一“午后铭伯先生及诗荃来”; 1926年初二“下午季巿来，还以泉百”等。
除了走亲访友、聚会饮酒之外，鲁迅日记中还有过祭祖的记录，1919 年除夕“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这个年之所以过得如此隆重，是因为1919 年年底，鲁迅专程回绍兴老家，把母亲及周建人一家，全都接到了北京，三兄弟和母亲分别多年后，重新相聚在一起，过一次较为正式的农历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鲁迅过年期间也有在家睡大觉的记录，如1914 年春节“卧至午后乃起”; 还有生病的，1918 年除夕“背部痛，涂碘酒”; 1919 年春节“夜服规那丸三粒”; 更有因燃放爆竹而睡不着觉的，如1922 年除夕“夜爆竹大作，失眠。”上述所有这些举动都是常人过年期间的惯常性活动，之所以不厌其烦罗列出来，只是想表明即便是在过年这种鲁迅不太认同的传统习俗方面，他也有常人的一面。但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更关心的是鲁迅在过年方面异于常人的地方，透过鲁迅过年期间的某些独特表现，考察这些行为与其学术、思想、心境之间的关联，洞悉彼时鲁迅的内心世界，进而探讨这些变化在其创作中的表现。
鲁迅曾对朋友说过: “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13)荆有鳞也从旁印证了这一说法:呵，我想起来了，鲁迅先生前天说，他是不过新年的，到他家里去玩玩。……到鲁迅先生家里，他家果然不过年，不特没有预备敬神放炮的等等麻烦事，他还是悠然自得的在那里看诗集……(14)
长期以来，鲁迅并不怎么看重春节这个所谓的传统节日，他曾经这样分析过国人之所以庆贺这个节日的原因:“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 乘机捣乱’，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15)对于春节乃至传统阴历的这种心态，应该说跟鲁迅当时的总体心态是一致的，即一方面响应民国政府的号召，不过旧历年，另一方面故意以革新的姿态与看重这些传统仪式的封建遗老们作对。某种意义上，过年与否、新旧历之别，在鲁迅的思想中已经成为新思想与传统文化，政治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守旧之间的分水岭和识别器。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鲁迅所说的“不过旧历年”的深刻意义所在。(16)但纵观在北京的十四年，如何过年对鲁迅来说也不是所谓一句“不过”就能了事的，不仅因为鲁迅过年期间也会有较为频繁的人际交往，这种交往活动某种意义上已经暗示给了鲁迅过年的形式、内容甚至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北京期间的不同时段、不同背景、不同心境下，鲁迅过年的方式也会随之发生些许变化。在我看来，北京时期鲁迅过年的方式起码经历了如下四个不同阶段，进言之也可说是四种不同心境，即1912-1917年为第一阶段;1918-1923年为第二阶段;1924年为一特殊阶段;1925-1926年为第四阶段。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依据如下几点:1.独自过年与否;2.过年期间主要交往人群及其变化;3.过年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其走向;4.由上述几点汇集而成的过年期间鲁迅的心境。
二
1912 - 1917 年间，鲁迅独自一人寄住在绍兴会馆，过年期间最常见的活动就是或独自一人或与二三好友、同事一起“往小市”“游厂甸”“赴留黎厂”，如1912 年除夕“午后同齐寿山往小市，因风无一地摊，遂归”。齐寿山系鲁迅教育部同事，早年留学德国，二人关系颇为密切，有学者考证，“鲁迅在北京的14 年，光是向齐君借钱就有近30 次之多”，齐氏还曾先后多次陪同鲁迅外出看房，1925年鲁迅被章士钊非法免职时，他与许寿裳共同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此后二人又合作翻译《小约翰》，所以鲁迅称他为“我的老同事”(17)。1913 年春节“午后即散部往琉璃厂，诸店悉闭，仅有玩具摊不少，买数事而归”; 初三“午后赴留黎厂买得朱长文《墨池编》一部六册，附朱象贤《印典》二册，十元。又《陶庵梦忆》一部四册，一元”; 1914年初二“午后赴部……即往游留黎厂……入官书局买得《徐孝穆集笺注》一部三本”;1915 年初二“午后往厂甸……在摊上买《说文系统第一图》拓本，泉二百; 宋、元泉四枚，泉四百五十”; 1915 年除夕“午后往小市”;1916 年初三“午后晴，游厂甸”。由此可见，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里，鲁迅几乎每年过年期间都会“往小市”“游厂甸”“赴留黎厂”，名之为游，其实也是在为学术研究收集资料，同时也是摆脱现实政治盯梢的一个办法。据周作人回忆，袁世凯称帝前后，“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者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妓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鲁迅“抄碑的目的本来也是避人注意，叫袁世凯的狗腿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 不会顾问政治的，那就好了。”(18)近年更有学人指出，北京时期鲁迅对于古籍、碑拓等资料的持续关注，其实也是他在教育部工作职责的一部分。(19)但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客居异乡的文人而言，心境无疑是寂寞的，寂寞可以说是1912至1917 年间鲁迅心境的一种总体色调。但鲁迅自有其摆脱寂寞的方法，早在绍兴府中学堂时，鲁迅就采取“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20)的办法来排谴寂寞。此时，他更是常常一个人沉浸在辑佚古书、抄录古碑的工作中，以至于1916 年除夕之夜发出这样的感慨: “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有人将这话看作是鲁迅对于民国初年政治失望的一种表现(21)，但我以为，这更是这一时期鲁迅真实心境的一种袒露，甚至并非一种常人以为的寂寥之感。所谓“独”乃鲁迅之为鲁迅的一种几近常态的生活方式，他曾说过“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22)，而“殊无换岁之感”的另一层意思则是主体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未尝思虑时间的流逝甚至老之将至的到来。再说，逛小市、游厂甸、赴琉璃厂等一系列活动对鲁迅而言，也并非没有收获，毋宁说，这几年鲁迅在学术方面收获颇丰，不仅搜集了大量古籍、碑拓、造像及小说史方面的一手资料，开阔了学术视野，更为他日后开展专题学术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尽管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S会馆时期的鲁迅”似乎只给我们留下了“晦暗的影子”(23)，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却越来越为研究界所重视，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就很重视这个时间段，称之为鲁迅思想的“原点”: “我想象，鲁迅是否在这沉思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24)竹内好将S会馆时期称为鲁迅思想的“原点”，虽然招致诸多非议，但这一时期对于鲁迅思想、鲁迅文学最终生成的重要性目前已基本得到学界肯认。
在这一时期，除去“往小市”“游厂甸”“赴留黎厂”等半游艺性、半学术性的活动之外，过年期间，鲁迅也免不了要与亲友往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鲁迅往还的对象除了前文指出的亲戚、师长及许寿裳兄弟等至交外，其余大部分都是旧友、同乡及同事，如1913 年初二“寿洙邻、曾丽润、阮和孙来访”，寿洙邻乃鲁迅就读三味书屋时的老师寿镜吾之子，曾氏系寿洙邻亲戚，而阮氏乃鲁迅大姨妈之三子，皆绍兴人也; 1913 年除夕，“午前，丁葆园来”“陈东皋及别一陈姓者来”，丁氏时在北京交通部工作，陈氏曾任绍兴图书馆主任，均系鲁迅同乡; “沈后青来，未遇”，沈氏系鲁迅留学日本时的同学陈公侠之内弟; “祁栢冈来，贻食物二匣”，祁氏乃鲁迅同事。又“季自求来”。季自求乃1902年周作人在南京水师学堂就读时的同学，鲁迅孤身北上后，周作人将季自求介绍给鲁迅。1912 年9 月29 日，季自求在日记中写道:“得起孟书，云豫才处已于家书中介绍，豫才君，起孟公兄也。”鲁迅也在同日日记中记道: “季天复来，季字自求，起孟同学也。”于是，在周作人的热情介绍下，季自求和鲁迅开始了几年较为密集的交往(25)。同一天，“许季上贻粽八枚，冻肉一皿。”许季上乃鲁迅教育部同事，佛教徒，1914 年鲁迅刻印《百喻经》系由他经手。1915 年初二“夜宋紫佩来。周友芝来。”宋氏乃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后又是绍兴府中学堂的同事，1913 年到北京后，由鲁迅介绍入京师图书馆分馆工作，1926 年鲁迅南下后，北京家里的大小事务皆托宋氏代为处理，关系颇为密切，周氏亦绍兴人也; 初三“午后同黄芷涧往小市”，黄氏系鲁迅教育部同事; 1915 年除夕“伍仲文贻肴一器，馒首廿”，伍氏跟鲁迅关系更是非同一般，乃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及日本弘文学院时期的同学，该年3 月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
三
1936 年鲁迅去世后，蔡元培、周作人、赵景深、郑振铎等在回顾鲁迅一生时不约而同地肯定了鲁迅学术方面的成就，蔡元培指出: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 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 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26)
周作人则将上述鲁迅学术活动概括为“搜集辑录校勘研究”几方面，并列出九种研究成果，包括蔡元培尚未明言的《古小说钩沉》《岭表录异》( 未刊) 《汉画石刻》( 未完成)(27)。赵景深则着重谈了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在辑佚整理小说史资料及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28)。据陈平原对鲁迅学术研究的三阶段划分，鲁迅辑校古籍、搜集金石拓片主要集中在1909 年8 月归国到1920 年夏，而小说资料的辑佚整理及小说史研究主要完成于1920 年8 月至1927 年辞中山大学教职，1927 年10 月定居上海后，除校订《嵇康集》、合编《北平笺谱》外，鲁迅的主要兴趣则转移到杂文创作。(29)由此可见，鲁迅学术活动虽贯穿其半生，但大都完成于北京时期，又以1920 年为界，前半段以辑校古籍、搜集金石拓片为主，后半段鲁迅则把更多精力放在小说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上。换言之，北京时期鲁迅学术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碑石拓片的收集、故书辑佚与小说资料整理研究两方面。翻阅鲁迅日记可知，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北京时期的鲁迅从未间断，甚至南下后仍在创作之余继续关注。从赵瑛对鲁迅搜集碑石拓片的研究来看，鲁迅自1912 年北上后就开始着手收罗相关资料，最初鲁迅是从研究古代绘画、书法出发，“购买了许多历代名人书画册页与著名碑帖”“其中就包括不少石刻拓本”，1914 年因为阅读佛经注意到历代佛家石刻造像，直到1915 年“鲁迅把主要精力与财力转移到搜集各类碑帖上面。”而鲁迅搜集拓片的高潮出现在1916 年，这一年鲁迅几乎隔日就要到琉璃厂、小市等四处收集，不仅亲自购买，还常常委托亲友代为收集，“但从1917 年开始即逐年明显半数递减，到1920 年以后，几乎可谓略有顾及了。”(30)即是说，鲁迅所谓“钞古碑”的经历大部分出现在北京时期的第一阶段，即1912 - 1917 年间，这一方面固然跟当时的政治环境及鲁迅的工作职责相关，但如果联系到《呐喊·自序》中一再出现的“寂寞”而言，鲁迅对于古碑的持续兴趣似乎就能获得一种更为切己的理解，因为紧接着“寂寞”的是一种对于生命流逝的哀怨，“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31)。鲁迅一方面将生命投入到这些古代碑拓的收集整理上，已然成为其消磨自我生命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却”与“居然”的双重转折似乎又传达出鲁迅对这种生存状态的不满，某种意义上，对于碑拓的研究何尝又不是鲁迅绝望于现实之后的一种反抗绝望的表现呢? 从鲁迅日记一再出现的“夜……录碑”的记载中除了能够感受到寂寞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对于绝望的抗战，正如钱理群所指出，“在我看来，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自我的‘麻醉’正是内含着‘绝望’和‘超越’这两个侧面的”。(32)这也可以加深我们理解为什么1917年后鲁迅对于碑拓的收集在逐年减少，因为曾经的“寂寞”和“绝望”对鲁迅来说正在日渐褪去。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则从鲁迅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收集和整理在儒教长期支配的历史中流于一隅的小说、话本、传说以及散佚在类书中的片段，进行重新评价，也是一项对中国古代传统文明进行反省和发掘的工作。这也是他在东京时代维护“朴素之民”的“白心”( 纯洁之心) ，维护“古民丰富之深思”以来的另一个未曾改变的志向。(33)
无论出于怎样的初衷，鲁迅辑佚古籍的几部代表作品均出现在这个时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如《谢承后汉书》《会稽郡故书襍集》，当然还有《小说旧闻钞》等。分别出现在1915 年初二、1917 年初二两天日记中对于《会稽郡故书襍集》的记载，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这一阶段鲁迅学术研究的志趣所在:“2 月15 日午寄二弟信，又还《会稽书集》样本二叶”，《会稽书集》即《会稽郡故书襍集》校样，本月12 日，鲁迅收到周作人寄来的《会稽郡故书襍集》样本二叶，修改后于15日寄还。1917 年“1 月24 日午后王子馀来，赠以《会稽郡故书襍集》一册。”鲁迅对于《会稽郡故书襍集》的兴趣始于1897 年，1909 年归国后即着手进行辑佚整理，1912 年北上后又多方考证，1915 年6 月才正式印出，此后便成为鲁迅馈赠友人的礼物。(34)对于《会稽郡故书襍集》的兴趣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鲁迅整理古籍的一个方向，即对乡贤故书的收集整理。抵京后的第一个春节期间，鲁迅就购进《陶庵梦忆》，“又《陶庵梦忆》一部四册，一元……然疑与《越雅堂丛书》本同也。”《陶庵梦忆》作者张岱系绍兴人。据许寿裳回忆，到北京后的第一天，鲁迅就留意收集乡贤故书，“鲁迅看见先兄的书桌上，放置着《越中先贤祠目序例》多册，便索取了一册去，这是到京馆第一天的印象”(35)。即是说，鲁迅对于乡贤故书的收集整理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意识有计划的，这种做法某种意义上承继了浙东学术重视文史的优良传统。(36)如果说这一阶段鲁迅日记中出现的《陶庵梦忆》和《会稽郡故书襍集》代表着鲁迅辑佚故书的空间维度( 横坐标) 的话，那么《嵇康集》则象征着鲁迅整理故书的时间维度( 纵坐标) 。从时间跨度上来说，鲁迅对于《嵇康集》的兴趣也由此时萌生，1913 年10 月1日，鲁迅从京师图书馆借《嵇康集》一册，并开始抄录。《嵇康集》又作《嵇中散集》，此后鲁迅十多次校勘，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1931年，当然北京时期最为集中。(37)其中出现在1921 年除夕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鲁迅对该书的兴趣，“从季巿借《嵇中散集》一本，石印南星精舍本。”实际上，本年正月初五，日记中也有“校《嵇康集》一过”的记载，这两则日记某种意义上表现出鲁迅对于该书的持续关注。虽然从时间的先后说，鲁迅在整理古书方面对于魏晋时段的自觉要后于会稽方位的自觉，但总体来看，“鲁迅先生为自己选择了对他本身的研究来说是最佳的时间和空间，即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来辑录古籍”(38)的判断是能够成立的。但是鲁迅对碑石拓片、逸书古籍的收集整理与其文学创作的成绩呈现出反比例的整体走向，这固然与一个人的精力有关，某种意义上也展现出学者鲁迅向作家鲁迅的转变。即便是北京时期，鲁迅对拓片、古籍的收集与整理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可以从整个学术编年看出，就是从过年期间鲁迅关注的方向同样可以看出端倪。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在北京时期的第一阶段，鲁迅的人际交往相对狭窄且较为固定，以亲友、师长、同学、同事为主，直到1917 年除夕，日记中出现了“夜刘半农来”的记载，某种意义上，象征着鲁迅的北京生涯由此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在作家鲁迅出场之前，作为学者的鲁迅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碑石拓片的收集整理、故书辑佚及小说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诸方面，由此奠定了鲁迅一生的学术方向，并“为他今后的创作活动暗中做了储备”:
他实际上是抓住这段精神压抑的时间，从不断积累的文化资源中建立某种可资参考的框架，在其中寄托他生存的意义。
……为他后来支持“五四”思想上的反传统和文学创作上的语言形式上的反旧习提供了极重要的来源。(39)
但是，与学术研究的收获相对照的却是鲁迅心境方面的寂寞甚至无聊，这种心境在每年过年期间的日记中均有或明或隐的反映，实际上这也是鲁迅这一阶段的一种经常性心境，这种心境的形成除去政治环境的压抑、亲情的缺失之外，应该说跟他的“无事可做”以及由这种无事可做引发的内心的空虚和绝望是分不开的。(40)
四
1918 - 1923 年间的几个春节，应该说鲁迅过得还是相当满足的，这要从周氏兄弟之关系谈起。鲁迅与周作人，年龄仅相差四岁，生活、求学轨迹几乎相同，从南京到日本再到北京，二人几乎如影随形，加之二人兴趣乃至思想诸多相似，因此平日总能聊到一起。虽然自1909 年鲁迅归国后，兄弟二人不在一处，但书信从未间断，往还频率更是惊人，以至于有论者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他们二人仍然维持这样的通信往来频率，就只能说明周作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充当了鲁迅唯一可以倾诉精神苦闷的对象”(41)。1917 年4月1 日周作人抵京那天，二人更是“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周作人的日记记载更为明确: “至四时睡”，由此可见鲁迅、周作人兄弟感情之笃厚。(42)周作人的到来，无疑大大缓解了独自寓居北京的鲁迅内心无人能聊的寂寞，不仅亲情有了寄托，过年期间，逛小市、游厂甸等活动也因此有了伴，如1918 年春节“午后同二弟览厂甸一遍”，周作人日记记载“下午同大哥往厂甸一游。观海王村公园即归”; 初三“午后同二弟览厂甸”，周作人日记: “下午同大哥游厂甸。又至青云阁饮茶。四时返”(43); 1919 年初二“午后同二弟往大学游艺会，晚归”。周作人日记: “下午同大哥至法科大学观游艺会，五时倾出，步行至前门外乘车回。”(44)透过周氏兄弟以上几则日记，作为“大哥”的鲁迅与作为“二弟”的周作人几乎形影不离，兄弟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过年期间二人还曾共同出面招待宾客，1923 年初二“午二弟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黙、臤士饭，马幼渔、朱逷先亦至。谈至下午。”即是说，周作人的到来不仅使得鲁迅的亲情获得寄托，思想有了交流，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鲁迅的人际交往，此其一。其二，1918 年周作人自《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起发表文章，后经钱玄同的几次劝驾，鲁迅终于写出《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此后周氏兄弟便成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甚至经常能够在同一期刊物上看到二人的文章。于是，在批判传统文化、倡导个性解放的五四思想启蒙中，鲁迅与周作人又成为互相欣赏的同一营垒中并肩作战的战友，这种关系无疑会反过来进一步深化二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其三，1918 年鲁迅《狂人日记》等作品发表后，在思想文化界及青年学生中引起广泛关注，鲁迅的小说创作“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45)，为《新青年》撰稿及与《新青年》同人之间的交往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鲁迅过年期间的主要活动之一，如1917 年除夕“晚刘半农来”，这是刘半农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此后二人交往更趋频繁。1934 年8 月刘半农去世后，鲁迅还写过一篇纪念文章，称刘半农“是我的老朋友”，相对于陈独秀、胡适之而言，他“却亲近半农”“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46)。1918年除夕“夜得钱玄同信”，钱玄同在东京曾与鲁迅、周作人一起听过章太炎的课，又是最初鼓动周氏兄弟为《新青年》作文的人，因此便自然成为《新青年》同人中与鲁迅、周作人交往最密切的人，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看作周氏兄弟与《新青年》同人之间的纽带。有意思的是，此信满篇文言，且多摘句，读之不觉捧腹，实为贺年也。(47)1920 年除夕，“夜得胡适之信”，在《新青年》诸位编辑中，鲁迅虽对胡适怀有戒心，但总的来看，彼此还是互相敬重的，二人不仅在“打孔家店”、研究古典小说方面多有交流，(48)本年1 月15 日，鲁迅还就《尝试集》中诗作的去取问题致信胡适。1921 年春节“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即后来收入《呐喊》之《故乡》也。鲁迅起初虽然对《新青年》不抱什么信心，(49)但在钱玄同的劝说下，最终还是加入了这一战斗的集体，并甘愿做一名听将领的小卒，尽管对陈独秀、胡适之的诸多主张并不完全认可，但他还是感受到了同一营垒的力量，所有这些不仅接续了他日本时期未及实现的梦想，更大大充实了当下的现实生活。在过年这一特殊时段，鲁迅跟《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密集交往，至少说明了鲁迅在某些方面对这一群体的认可甚至寄予了某种期许。
总之，周作人及其后全家的到来、与《新青年》同人的并肩战斗，加之整个“五四”激昂人心的大环境，使得鲁迅似乎从“待死堂”中走了出来，并从时代氛围与青年身上看到了渺茫的希望，因此鲁迅这几年春节过得还是较为愉快的，例如同样是记载饮酒，1919年除夕日记却写道“夜添菜饮酒”。鲁迅日记中关于饮酒的记载并不鲜见，但有关“添菜”的记录却较为罕见，对于菜的关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鲁迅饮酒时的心情大致是轻松的甚至愉悦的，加之“放花爆”的节日氛围，应该说1919 年的除夕鲁迅过得相当惬意。可惜这种沉浸在家庭的温情与时代的激昂双重喜悦中的节日氛围并未持续多时。
五
1923 年7 月间，鲁迅和周作人彻底闹翻了，以至于酿成鲁迅研究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一桩迷案，即所谓的兄弟失和事件。关于事情的缘起，鲁迅与周作人均讳莫如深，不置一词，旁人便只能猜测，从郁达夫、许寿裳、许广平等人的回忆看，鲁迅曾向他们作过些许说明，(50)但这些更多是事情过后理性分析的结果。我想，当时一定发生了某种突发事件，因为此前十天二人还一同逛街，“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51)鲁迅母亲也说: “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52)但在1923 年7 月14 日鲁迅的日记中却出现了“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的记载。1923 年7 月19日，周作人更是直接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明确要求鲁迅“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53)。《鲁迅日记》也有记载: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显然，当鲁迅想和周作人进一步沟通时，被弟弟拒绝了。于是几十年的“兄弟怡怡”从此走向“参商”，鲁迅甚至无法继续在八道湾住下去，遂在许羡苏的介绍下于7 月26 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8 月2 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因此，1924 年这个春节，鲁迅也就是在这个过渡房里度过的，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应该说1924 年是鲁迅在北京度过的最煎熬的一个春节。这种苦涩的心境从日记中简短的记录也可看出一二，如1923 年除夕“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1924 年初二“夜失眠，尽酒一瓶”。虽然有人说鲁迅“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54)，但是“饮酒特多”“尽酒一瓶”如此夸张的记录在日记中也很少见，并且都是一个人喝的闷酒，甚至是半夜失眠后的独饮，由此可见鲁迅当时的内心是怎样得凄苦，而这种凄苦又不同于以往，根本无人能诉，也根本说不清楚，于是只能借酒浇愁。
1924 年这个春节，鲁迅心境之所以落到如此境地，除去兄弟失和导致情感失去寄托之外，还有更为现实的一层，即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八道湾本是绍兴老家被迫卖掉后周家在北京置购的一座大宅子(55)，是兄弟三人连同母亲的共同财产，但现在却被周作人独自霸占( 周建人早已去上海) ，将近一年后鲁迅回去搬运书籍资料及生活用具也遭到周作人夫妇的谩骂甚至直接阻挠，“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56)周作人夫妇的这一举动无疑再次冲击到鲁迅尚未痊愈的伤口，而砖塔胡同也并非长久之计，于是鲁迅只能另想办法，但鲁迅一心经营八道湾，并无积蓄，为了筹措房款只能四处找人借钱，1923年9 月22 日“下午往表背胡同访齐寿山，假得泉二百”; 10 月9 日“季巿来部，假我泉四百”。1924 年1 月14 日“从齐寿山借泉二百”; 1 月19 日“下午从齐寿山借泉二百”。这动辄几百的借款，在平均月薪只有一二十元的当年可不是小数目，加之北洋政府经常发不出工资，鲁迅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为了缓解经济压力，鲁迅在1925 年甚至去中学兼课，如黎明中学、大公中学等。(57)
除去经济压力，还有一层因素也加剧了1924 年春节鲁迅的心理负荷，那就是身心疲惫诱发的疾病。自本年8 月16 日起，鲁迅日记中出现了多次外出看房的记录，其中8 月份6 次，9 月份6 次，10 月份则高达10 次之多，直到10 月30 日“买定第二十一号门牌旧屋六间”，此后又忙于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装修房屋等种种琐事。在多重压力的折磨下，鲁迅最终生了一场大病。查阅日记可知，鲁迅身体最初出现不适是在9 月24 日，“咳嗽，似中寒”，25 日“夜服药三粒取汗”，但更为严重的是从10 月1 日一直持续到11 月8 日的大病，其间仅“往三本医院诊”的记载就出现了7 次，直到11 月8 日“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在日记中，鲁迅并未言明是何种病以及严重程度，但在1935 年12 月给母亲的信中，鲁迅道出了详情。其实这一年鲁迅生的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58)所谓“被八道湾赶出”，即指1923 年兄弟失和事件。即便如此，鲁迅并未停止外出看屋，在病得最严重的10 月就出现了10次外出看屋的记载，其中一次“未果”，直到10 月底买定西三条的房子。但12 月7 日日记中又出现“晚服阿思匹林丸一粒”的记载;12 月31 日“午买阿司匹林片二合，服二片以治要胁痛”; 1924 年1 月1 日，“晚服阿思匹林片一”; 1 月5 日“夜服补泻丸二粒”; 1 月7日“夜服阿思匹林片一枚，小汗”。即是说，直到这年年底，在亲情破裂、经济压力、过度劳累、疾病折磨等多重因素的压迫下，鲁迅身心尚未痊愈，还大量饮酒，这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令人不难揣测。有人在分析这一年鲁迅的不停忙碌时说: “我觉得，在鲁迅拼命忙碌的背后，该是一颗试图极力隐藏起来的流血的心。”(59)此言可谓公允，这也是鲁迅自我疗伤的一贯态度，“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60)。该论者在考察1923 年的鲁迅时，着重指出了兄弟失和事件对于鲁迅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于鲁迅，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及精神气质，使几乎每一件事都成为其精神世界中的精神事件，兄弟失和亦应作如是观。”(61)的确，兄弟失和确实是影响1923 年鲁迅心境的一个绝大因素，并且经济压力、过度劳累及紧随其后的疾病，某种意义上均是这一“精神事件”的连锁反应，当然也包括1924 年鲁迅过年时心头笼罩的阴影。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1918 年至1924 年间，鲁迅虽然还在继续收集整理碑拓、造像、古籍等方面的研究资料，如1917 年除夕“午后往留黎厂买《曹续生铭》《马廿四娘买地券》拓本各一枚，二元，又至富晋书庄买《殷文存》一册，七元。”《殷文存》系金石文字，两卷，一册，罗振玉辑。1921 年除夕，“买《结一庐丛书》一部二十本六元，从季巿借《嵇中散集》一本，石印南星精舍本”。但无论是在碑拓搜集方面还是古籍辑佚方面，相对于1917年之前的比重已在逐年减少。(62)1920 年后，鲁迅到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因此鲁迅这一阶段的学术兴趣主要转移到小说资料的辑佚、整理与研究上，并在讲义基础上分别于1923 年12 月、1924 年6 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从而奠定了“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的学术地位。但相对于学术研究而言，1918 年后，鲁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新文学作品的创作上，过年期间亦复如是，这一方面反映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自觉，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鲁迅学术活动的一种潜在变化，而这种转变在随后的两年里愈加明显。
六
在北京的最后两年，因介入女师大事件，加之紧随其后许广平的“闯入”，鲁迅逐渐挣脱了人生的第二次绝望，创作也走出了1923年的空白期，进入以《彷徨》和《野草》为代表的新的创作高峰。但过年对于鲁迅来说似乎依然无关紧要，只是，与往年过年期间频繁地逛小市、游厂甸及辑佚书籍、抄录古碑不同，这两年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新文学的创作、外国作品的翻译及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上。如1925 年春节作了那篇意味深长的《风筝》，又“自午至夜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初二“夜译文一篇”，初三“下午至夜译文三篇”。1925 年除夕“晚长虹及郑效洵来”;1926 年春节“上午得尚钟吾信并稿，下午长虹、效洵来”。尚钟吾即尚钺，所谓“信并稿”乃尚钺“……把一篇误解先生的文章，从一个已经付印尚未出版的杂志中抽出来，夹在上述的长信中寄去”(63)。初二“培良来。晚寄重光葵信。寄邓飞黄信。夜甄永安来。”高长虹、向培良、尚钟吾等人皆因编辑《莽原》杂志而相识，皆为狂飙社成员，他们于1924 年11 月在北京《国风日报》上出过《狂飙》周刊，后又编过《狂飙丛书》，因此而得名。翻阅鲁迅日记可知，在此前后，狂飙社成员是鲁迅家的经常造访者，而甑永安乃其时的一个文学青年。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青年的来访与来信，谈得最多的应该是文学和工作。即是说，这个春节鲁迅依然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但是与青年的交往某种意义上也缓解了鲁迅的孤寂。
其实，这也是鲁迅在北京最后几年里，人际交往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即与此前相比，这两年春节期间，与鲁迅往还的除去许寿裳等挚友外，青年的比例大大上升，一批昔日学生及文学青年逐渐走进鲁迅的生活，这些人也成为过年期间常常造访的对象。如1924年春节“李遐卿携其郎来”，李氏乃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初二“下午许钦文来”，许氏此时系北大旁听生，经孙伏园介绍认识鲁迅，是鲁迅十分欣赏的一个青年作家。(64)1924 年除夕“夜有麟来并赠瓯柑十六枚，鲫鱼二尾”，荆有麟是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因向鲁迅请教写作、翻译问题开始来往，后参加《莽原》出版工作(65)。鲁迅也似乎十分乐意跟青年交往，1925 年初二“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午前皆至”。孙伏园乃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时的学生，1921 年主编《晨报副刊》，后发起创办《语丝》周刊，与鲁迅关系十分密切。而陶氏是经许钦文介绍认识的，是鲁迅十分欣赏的美术家。鲁迅的《苦闷的象征》《坟》《彷徨》《朝花夕拾》等多部书籍的封面由其设计。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上述三人皆绍兴人，包括当天鲁迅母亲所请的女客也都是青年，皆绍兴人。(66)春节期间，宴请这群绍兴青年，固然有关怀之意，但是否也有乡音之思在其中呢? 亦未可知也。
1925、1926 两年春节期间，随着文学家鲁迅的自觉，鲁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新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的翻译上，从过年期间的日记看，仅1925 年1 月23 日( 除夕)“往留黎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八本”，( 《百家唐诗选》应作《唐百家诗选》) 其他未再出现关于碑拓、古籍方面的任何记载。不仅过年期间如此，翻阅鲁迅整理古籍年编，可知这两年鲁迅除了继续与他人讨论《中国小说史略》相关问题外，似乎已经远离了学术，这一时期鲁迅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就是1926 年6月至8 月编辑的《小说旧闻钞》，并于8 月1日作了《〈小说旧闻钞〉序言》，之后就匆匆南下了。某种意义上，《小说旧闻钞》可以看作鲁迅为自己北京时期的学术研究画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学者的鲁迅逐渐被文学家鲁迅所替代。下面这则日记同样表现出这一趋势，“1926 年2 月15 日( 初三) 上午董秋芳来，赠饼饵两合，赠以《出了象牙之塔》《雨天的书》各一册，《莽原》三期。”在日常人际交往中，鲁迅所赠之书已由此前的《会稽郡故书襍集》《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变成文学杂志及翻译作品。
七
综上所述，鲁迅在北京十四年间所度过的春节，虽也有过通常意义上与过年相关的活动，如走亲访友、聚会饮酒甚至祭祖放炮等，但并非主要活动。鲁迅的确是不怎么过年的，最接近过年的一次是在1919 年，有意思的是，居住八道湾时期，鲁迅日记中关于祭祖的记载仅有两次，另一次是1921 年除夕:“旧除夕也，晚供先像”。而周作人日记中几乎每年都有记载，如1919 年除夕“旧除夕，晚祭祖”; 1921 年除夕“晚供祖像”; 1922 年除夕“旧除夕，晚祭祖”。(67)这几年，兄弟二人同住八道湾，感情不恶，祭祖活动应该是共同进行的，至少鲁迅是知情的，但鲁迅不记，而周作人却不厌其烦一一写下，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氏兄弟对于过年乃至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其余春节期间，鲁迅要么逛小市、游厂甸，要么写文章、搞翻译，要么接待青年，其活动大都跟传统年味没有太多关系。当然，鲁迅在北京期间虽不怎么过年，但是每年过年的心境还是迥然有别的。最初寓居绍兴会馆补树书屋时，鲁迅过的是“寂寞如古寺僧人”(68)的生活，过年期间大都是在辑佚古书、抄录古碑中度过的，人际交往相对狭窄，除去许寿裳兄弟外，往来以旧交老友居多，加之背井离乡，因此感受最多的或许就是这种寂寞，直到多年后，在为《呐喊》写序时，当年的“寂寞”还在不经意间照进了这一本应亮色的文本。但在寂寞的同时，鲁迅也因“沉入于国民中”或“回到古代去”(69)而麻痹着自己、充实着自己，这一时段也成为他学术活动的重要累积期。1917 年周作人抵京，直至1923 年二人失和，中间几年因为周作人及全家的到来，加之与《新青年》同人的交往、五四的时代氛围，鲁迅终于在钱玄同的劝驾下，重新燃起了年轻时候的梦，《狂人日记》的成功似乎让他再次看到了渺茫的希望，从此，他便把更多的精力从辑佚古书、抄录古碑的工作转移到新文学创作上来，展开了深入的“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作为作家的鲁迅在这一时期奠定并逐渐成型。应该说这一时期鲁迅的心境还是相当不错的，取寂寞而代之的是亲情的温馨以及时代的激昂，所有这些使得鲁迅不仅走出了寂寞的境地，而且似乎重新照亮了他日本时期的梦想。但苦涩接踵而至，几乎成为1924 年春节乃至这一年的主色调，使得这个春节成为鲁迅北京时期最难熬的一个春节，不仅心情跌至谷底，创作毫无收获，而且大病一场，加之经济压力，春节期间鲁迅曾两次大量饮酒，其间的苦涩不难想象。但或许这就是鲁迅对于过往的一种告别，因为1924 年后鲁迅逐渐走出了人生的第二次绝望，并重新开始了创作，这年的正月初三鲁迅写完了《祝福》。在北京的最后两年里，鲁迅似乎已经挣扎着走出了这种苦涩，与文学青年的交往似乎让他再度看到希望，加之与新月派诸人的论争、文学创作的繁忙以及许广平的闯入，这些无疑都大大缓解了鲁迅曾经的苦涩，因此，虽然照样忙碌，但是心境已经恢复了常态。学术方面，鲁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新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翻译上，虽然1926 年南下后鲁迅也做过研究工作，甚至不止一次提及撰写《中国文学史》《中国字体变迁史》等学术著作的计划，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均未及面世。最后十年鲁迅贡献给现代中国的是杂文创作，随着文学家鲁迅最终生成的同时，学者鲁迅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无论是作为学者的鲁迅，还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骨干无疑生成于北京时期。
注释
1(15)鲁迅:《花边文学·过年》，《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63、463页。
2钱玄同及其家人对于阳历和阴历年的态度从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钱玄同主张过阳历新年并身体力行，1916年1月1日“至崔师处贺年”(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下同)，第282页)，但在日记中钱玄同又感叹“改历三年矣，妇雏犹懵然”(1915年1月1日，《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277页)。1915年除夕钱玄同仍不得不到“兄处祭祖”，回来后又“吃年夜饭”，因为“今年阳历正年，家人不习，未曾举行，兹故补行之。”(1915年2月13日，《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281页)。吴虞同样有此困惑，如1915年元旦，他在日记中写着“悬挂国旗，飞片拜年”，但等到除夕(2月13日)，他又“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这说明吴虞仍把农历年看作一年的结束。这种现象在当年十分普遍，北京《晨报》曾有过生动描述:“一般人民于阳历新年异常冷淡，对于阴历新年，则特别高兴。就北京一城而论，在阳历新年的时候，除各公共机关门口结几块彩牌，与停止办公几天外，社会上绝无甚么表示为新年点缀的，而在阴历新年时候，无论何界都一律休息，而群趋于行乐一途，燃放爆竹彻宵不绝，比之阳历新年实在热闹百倍。”
3谷兴云:《从广州到上海---鲁迅如何过年》，《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
4鲁迅:《100815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3页。
5鲁迅:《110307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5页。
6鲁迅:《190116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0页。
7鲁迅:《110102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1页。
8郁达夫:《回忆鲁迅》，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鲁迅回忆录·散编》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166页。
9本文所有引用鲁迅1912-1926年间日记均出自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5卷，限于篇幅，以下不再一一注释。
10参见朱正:《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版，第31-42页。
11关于鲁迅与俞明震之关系可参见王德林、裘士雄:《鲁迅接受维新思想的启蒙老师---俞明震》，《鲁迅研究资料》第18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
12鲁迅1922年日记丢失，春节期间只保存下1921年的除夕一天(1922年1月27日)，虽然马蹄疾以《周作人日记》《钱玄同日记》《胡适日记》等一手资料为参照，对鲁迅1922年的日记进行了补足与疏证，结果较为可信(详见马蹄疾:《一九二二年鲁迅日记疏证》，《鲁迅研究资料》第2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但为尊重历史原貌起见，本文仍以保存下来的鲁迅日记中的53天为统计基数。
13鲁迅:《350204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1页。
14荆有鳞:《除夕晚上的我》，载《民众文艺周刊》第7号，1925年2月3日。转引自高道一:《鲁迅与〈民众文艺周刊〉的资料剪辑》，《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
15不仅鲁迅如此，钱玄同也不重阴历、不过阴历年，“吾国自改革政体以来，既悟前此用阴历之非，改用世界从同之阳历，斯阴历便当废弃，不复省忆。”(1917年1月22日，《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304页)“我这几年以来很厌恶这个不适于实用的阴历，因此，遇到阴历的过年过节总劝婠贞不要有什么举动(其实过年过节都是极平淡不足道的事情，就是阳历年节我也没有什么举动)”(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30日，《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319-320页。)“我最厌过年，尤厌过阴历年，因阴历本比阳历野蛮。……至从阴历过年者必有许多迷信可笑之无意识之举动，大与革新社会之道相反。”(1918年2月10日，《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333页。)
16姜德明:《“我的老同事”---鲁迅与齐寿山》，陈漱渝、姜异新编:《民国那些人:鲁迅同时代人》，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90-94页。
17周遐寿:《鲁迅的故家》，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1063-1064页。
18参见陈洁:《论鲁迅抄古碑与教育部职务之关系》，《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6期。
19鲁迅:《101115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5页。
20李允经:《鲁迅怎样过年?》，《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
21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0页。
22吴晓东:《S会馆时期的鲁迅》，一土编:《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23[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5-46页。
24参见钦鸿:《季自求与鲁迅、周作人的一段交往》，《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
25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26周作人:《关于鲁迅》，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879-880页。
27赵景深:《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刘云峰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174页。
28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29赵瑛:《鲁迅藏校碑拓概况》，《鲁迅研究资料》第2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30(45)(69)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0、441、440页。
31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4页。
32[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33关于《会稽郡故书襍集》的成书过程及鲁迅考据之贡献，参见李亮:《鲁迅与〈会稽郡故书杂集〉》，《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期。
3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35参见孙海军、汪卫东:《从“人史”看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精神关联》，《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1期。
36鲁迅辑校《嵇康集》的详尽过程可参见叶当前:《鲁迅辑校〈嵇康集〉的整理与校勘》，《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9期。
37徐小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价值》，《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38[美]李欧梵著:《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7页。
39(41)刘克敌:《“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从日记看民国初年鲁迅的日常生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40关于周氏兄弟失和之前的感情之笃，可参见舒芜:《鲁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周作人日记》，《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198页。
42《周作人日记》，《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第211页。
43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3-75页。
44详见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44-145页。
45陈漱渝:《鲁迅与胡适:从同一战阵到不同营垒》，《文学评论》1991年第6期。
46据周作人回忆，“在与金心异谈论之前，鲁迅早知道《新青年》的了，可是并不怎么看得它起。”“总结的说一句，对于《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谈的。”(周遐寿:《鲁迅的故家》，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7页。)
47参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
48鲁迅:《日记十二》，《鲁迅全集》第15卷，第474页。
49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鲁迅回忆录·散编》上册，第313页。
50“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51沈兼士:《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编》(上册)，第99页。
52周家购买八道湾住宅的不足款项多由鲁迅补足，为此鲁迅甚至还借了高利贷，详见《鲁迅日记》1920年2月9日、2月16日、2月17日相关记载。
53鲁迅:《日记十三》，《鲁迅全集》第15卷，第516页。
54陈漱渝:《鲁迅在北京的教学活动》，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资料汇编》(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
55鲁迅:《360903致母亲》，《鲁迅全集》第14卷，第140页。
56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57鲁迅:《350423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3卷，第445页。
58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59以每年春节期间的四天为统计基准并由此分析鲁迅学术研究方面的整体走向，似乎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鲁迅对于碑帖、造像、古籍等资料的收集从未中断，同时对于上述资料的占有具有一定的或然性，但根据孙瑛、赵英等人对鲁迅收集整理碑拓与古籍的编年统计，这种逐年减少的趋势是可以成立的。具体可参见孙瑛:《鲁迅蒐辑碑拓辑述(1912-1915)》，《鲁迅研究资料》第19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赵英:《鲁迅整理古籍年编》(北京时期上、下)，《鲁迅研究资料》第22、23辑，后收入《籍海探珍---鲁迅整理祖国文化遗产撷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60尚钺:《怀念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编》上册，第145页。
61张炳隅:《鲁迅与乡土文学家许钦文》，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
62，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3马蹄疾:《鲁迅和荆有鳞》，陈漱渝、姜异新编:《民国那些人---鲁迅同时代人》，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
64“母亲邀余小姐姊妹三人及许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皆至也。”(鲁迅:《日记十四》，《鲁迅全集》第15卷，第549页。)
65周作人以上日记分别见《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第207页;《鲁迅研究资料》第18辑，第86页;《鲁迅研究资料》第19辑，第45页。其中1920年除夕周作人因病未作日记，但兄弟失和后的1923年除夕，周作人日记中再次出现同样记载:“旧除夕，晚祭祖”，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9辑，第81页。
66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页。
文章转发自古籍，版权归其所有。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和任何投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