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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学者颠覆了武松在中国传统中的英雄形象，重点揭示了《金瓶梅》中武松的负面特质。通过对美国华裔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形成武松负面特质所涉及的三个重要原因，分别是“英雄主义”的消解、“因果报应”观念的失落、“反讽”技巧的广泛运用。美国华裔学者对于武松英雄形象的批判，有助于重新反思《金瓶梅》这本奇书的内涵，同时对于国内金学界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武松作为具有侠义色彩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关于“武松打虎”与“武松杀嫂”的故事也在民间流传甚广，并被后世不断改编成戏曲、评书、快板、影视剧等诸多艺术样式。[1]而关于《水浒传》中武松的种种“缺陷”，也有不少学者撰文论及。如张桐林指出，武松虽然是英雄的化身，但同时也兼具“不分善恶、盲目砍杀”等不可忽视的缺憾。[1]121范丽敏则认为，武松身上表现出酗酒使性、虚荣自大、老练油滑等“痞性”。[2]66不过，《水浒传》中的武松尽管有“残忍好杀”等缺憾，但就其整体艺术形象来看，武松以“除暴安良”为目的的“法外暴力”仍具有相当的正义性，因而他依然成为“快意恩仇”的侠义人物流传后世。因此，种种缺陷不仅没有弱化武松的英雄形象，反而使其性格更为丰满而逼真，获得更为持久的艺术魅力。
然而，需要分辨的是，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武松形象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内学界对此也有所关注，如朱成器认为，相比《水浒传》，《金瓶梅》中的武松更富有“现实主义”色彩，其故事更“贴近生活”。[3]54魏文哲则指出，《水浒传》中的武松“有勇有谋、光明正大”，而《金瓶梅》中的武松则显得“粗鲁莽撞，薄情寡义”。[4]92但为何武松英雄形象会发生这种颠覆性的变化呢？关于武松形象的转变，美国华裔学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特别值得国内学界的关注。
美国《金瓶梅》研究中关于武松形象的集中阐述，主要见于廖朝阳、田晓菲、丁乃菲等几位华裔学者的著述之中，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华裔学者的观点一致之处在于着重揭示了《金瓶梅》中武松身上的负面特质，这种负面特质将武松从近乎半神的英雄拉回到有缺陷的普通人，这有助于使现代读者能够更深刻而客观的审视武松这一复杂形象，而不只是刻板地将其视为一张“高大全”版的英雄脸谱。
1984年，廖朝阳（Chaoyang Liao）发表《解读〈金瓶梅词话〉的三个章节》（Three Readings in the Jinpinmei cihua），在文中，论者以《金瓶梅词话》第一章作为主要材料，着重分析了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中武松形象的演变。1987年，他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叙述中的象征主义：对〈五卷书〉，〈妙法莲华经〉及〈金瓶梅〉的阐释》（Figuralism in Chinese Narrative：Readings in the Pancatantra, the Lotus Sutra, and the Jingpingmei），论文进一步总结了前述的观点，并对“武松打虎”这一片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廖朝阳认为，由于多重的叙述视角与更富于变化的叙述结构，《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情节虽然内容相同，但前者的意蕴远不同于后者。在“武松打虎”这一故事中，《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更为鲜活、饱满，因而显得更为谨慎而理性，而在打虎的细节描写中，《金瓶梅词话》中的武松显得更为鲁莽和武断，甚至表现出一种“匹夫之勇”。[5]87但这绝不意味着词话本中的武松形象更为简单，也可能是叙述者有意为之，甚至是对传统意义中武松正面形象的偏离，因而更具有阐释张力。论者注意到，在词话本中，武松的身份出现了从“自然性”到“社会性”的转换，他说：“具有戏剧性的启示在于，两头危险的野兽（老虎和武松——引者注）被人类所‘驯服’，这表明其从自然到文化，从梦幻到现实，从纯粹的自我到复杂的社群的转变。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武松正式成为官僚统治的成员。而他则忘记了这趟行程原来的目的（寻找哥哥——引者注），直到在街角碰巧遇到。”[5]88
廖朝阳在此指出了词话本中“武松打虎”所体现出的“身份”突转，并特别强调武松对于武大的忽视，这与《水浒传》中武松与武大之间的“兄弟情深”显然形成鲜明对照。不难发现，《水浒传》中的武松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浑身散发着“野性”的气质。而论者在此却质疑了这一点，认为词话本的武松逐渐失去了自然本性，丧失了他不与黑暗现实妥协、不与复杂的社会集团（尤其是官方） 发生利益关系的本质特征。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武松就已经被《水浒传》所抵制的那个堕落而腐朽的社会所“同化”了。[5]88这种“同化”使武松接受了县衙的职位，甚至与西门庆之后进入官场具有某种对照色彩，而这也削弱了武松传统的正义使者的形象：“武松接受了县衙提供的职位，这比西门庆的官场生涯来得更早。而（文本）这种双重的（口是心非的）态度、意义及道德视角即便并非是贯穿全书的主题，但还是十分重要。当然，武松与西门庆之间的这种联系并没有必要‘强加’到对文本的任何一种解读之中。但对武松的这种‘反讽’实际上削弱了他作为复仇者的正义形象。”[5]89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廖朝阳指出词话本中关于武松的“双重态度”（Duplicity）和“反讽”（Irony）特征。在论者看来，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叙述操纵策略，而这远比《水浒传》中运用统一的叙述口吻和连贯的叙述视角来描述武松打虎这一情节要复杂。因此，《金瓶梅词话》中“武松打虎”的情节显示出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叙述话语之间的“冲突”、“断裂”、“歧义”和“含混”，并最终指向多元化的文本意义，为各种不同甚至矛盾的阐发带来了可能。[5]88
因而，论者可谓一反《水浒传》中武松的正义形象，着重指出了《金瓶梅词话》中武松身上所暗含的缺陷。在他看来，被改写的武松并不是传统观念上是非分明、刚毅果敢的英雄武松，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权力意识所收编和改造，其自然本性和个人英雄气质被“弱化”，因而这一“打虎英雄”的正义性是值得质疑的。同时，廖朝阳从“武松打虎”这一情节出发，指出词话本如何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创造出一个更具张力的武松形象，并制造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反讽”效果，从而使被传统语境所“定型”的武松得以重新审视，甚至具有一定的颠覆色彩。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暴徒”和“引诱者”
关于武松，美国华裔学者田晓菲和廖朝阳一样，都持一种批判态度，重点关注其负面特质。她认为武松如同“死神使者”，“蕴涵着无穷的暴力与残忍”。[6]2尤其是在武松为了复仇杀潘金莲这一场景中，充满着性暴力的意象，如同一场血腥的“婚礼”。[6]260
显然，在田晓菲看来，武松为武大复仇残杀金莲不但不具有正义性，也违背了基本人伦和情理，是一场惨无人道的血腥“谋杀”。对于这一场景的描述，论者甚至认为武松对金莲之“恨”并非是为了完成对兄长武大的复仇，而是体现出对金莲——兄嫂身体的暴力性的剥夺和极富色情意味的占有，充满着暴力美学色彩。同时，金莲可悲之处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性爱与死亡之悖论，金莲在武松身上欲望之实现正是在武松对其肉体（欲望）之扼杀中完成的。
因此，“武松复仇”这一情节在宏大叙述风格（《水浒传》）中的“崇高”与“神圣”被彻底消解。在富有个人叙述化特色的文本（《金瓶梅》）中，“武松”这一正面形象被其不合法的杀戮行为所削弱。显然，田晓菲在此对武松所代表的男权话语暴力进行了质疑，并对金莲之惨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她并未真正涉及武松负面特质背后的“元话语”（男权中心话语）的批判，而这一点在丁乃菲对武松与金莲之关系的论述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丁乃菲在1991年完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淫秽之物：〈金瓶梅〉中的性政治》（Obscene Objects: Sexual Politics in “Jin Ping Mei"），在该论文第三章《暴力与引诱》（Violence and Seduction）中，她对武松与金莲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论者指出，杀虎成就了武松，而武松正是通过非法侵占“他者”（Other）而扩充了“自我”（Self），或者说通过牺牲他者而获得重生。[7]92通过杀虎，武松仅仅证明其身体能力，而杀金莲，则证明了其道德品质。因而杀虎与杀金莲具有类比性。[7]95另外，与田晓菲一样，丁乃菲也认为武松与金莲之间存在性爱与死亡的悖论关系。当金莲首次见到武松，就已经被其所蕴含的破坏性能量（如杀虎）所吸引。[7]97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这种性爱意象、暴力意象、死亡意象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
丁乃菲认为，无论是《水浒传》还是《金瓶梅》，从一开始就展现出“暴力与引诱”之间的内在联系。《金瓶梅》的开头是对于“武松打虎”的叙述，论者认为这一场景表现出个人与命运、人与虎、生与死之间的残酷斗争，在这场严峻的决斗中，武松拒绝了店家的警告，并挑战命运、猛虎和死亡，展现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超凡力量。[7]81更进一步来说，武松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克制欲，而店家的警告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引诱”，这种“引诱”的目的在于将武松从英雄降格到常人的位置，避免他挑战自身的命运以及外在的对立势力。然而，武松在此拒绝了“引诱”，并以暴力的方式（杀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在此实际上扮演的是“反引诱者”的角色。然而，他的这一角色却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生了逆转。第一个敢于引诱武松，使其屈从，并敢于挑战这种超凡力量之人正是潘金莲。丁乃菲指出：“她（潘金莲）对于武松的引诱其实仅仅是一种‘反引诱’，是对其权力的挑战，也是对其做出反击的一种尝试。而且她成功了，至少她最终‘迫使’他杀了她，即便是作为武大的祭品。”[7]81
这就是说，武松与金莲的关系而言就如老虎与武松，其“诱惑力”如同与生俱来的性爱本能使其不得不做出反应。她对武松的引诱的抵制就是试图翻转这种引诱关系，而她的“不安本分”不仅威胁到了武松作为英雄的权力边界，同时也是试图改变她自身命运的尝试。金莲的这种尝试尽管以悲剧性的结果收场，但她却如同一个“反反引诱者”，打破了武松超凡的“反引诱者”的偶像形象。
有关潘金莲雪日与武松饮酒这一场景，丁乃菲指出，相比于潘金莲，武松甚至是一个更为狡猾的引诱者。[7]134因为武松既然同意与金莲饮酒，实际上就默许了和她进一步的活动，于是金莲便一步步引诱武松，直到武松突然翻脸，和她决裂。如论者所说：“由于他具有无可置疑的（引诱）能力，他允许她引领这场游戏并跟从，却表现得并不在乎，直到二人到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境地——要么获得圆满（交欢），要么彻底决裂。”[7]134在酒席中，金莲作为表面上的引诱者，试图引领武松完成这场引诱游戏，这无疑触犯了武松作为“引诱者”的身份，她在僭越武松才配享有的主动权，并激怒了他。这场危险的“引诱游戏”之中存在一种“对话机制”，这种“对话”表现在叙述者不断暗示读者金莲作为引诱者的危险性，“似乎武松在这一关键而危险的关头，必须求助于读者全部的关注和认同，以免读者不知不觉中对引诱者（金莲——引者注）的态度发生转变，被她的花招和美酒所迷惑。”[7]135因此，在雪日饮酒一幕中，金莲从一开始就被预设为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女引诱者形象，延续甚至深化了《水浒传》中所表现出的浪荡本性。
而对于金莲的敬酒这一引诱行为，丁乃菲认为武松的态度十分暧昧而可疑，她指出：“武松耐人寻味的沉默、简短的回答和那一时刻的无动于衷，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他所做出的反应，无论他情愿与否，这种种反应使其在这场难以抗拒的引诱活动之中显得是个同谋者。[7]135
在丁乃菲看来，武松对金莲的敬酒是“有意识的被动”，其实质仍然是要维护他作为男性主体的支配力。从深层次上看，他一步一步默许甚至纵容了金莲的“跨界”，其中并不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诱惑关系。因为金莲表面上的主动权从一开始就被掌控在实质上的“诱惑者”（武松）身上，金莲的引诱不过是一种幻象，是为了最终促成武松“反诱惑”的实现，从而使武松能够理直气壮地爆发出其不近女色的英雄之举，然后义正言辞，说出一番“清教徒”般的言辞。
对于金莲戏武松的这一场景，论者进一步指出，武松实际上内心十分矛盾，从道德角度来看，武松必须拒绝诱惑，但与此同时他又在诱惑金莲。[7]136丁乃菲所暗示的武松与金莲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一定程度上，金莲同样也具有双重身份——诱惑者兼被诱惑者，只不过当她面对男性主体之时，只能成为男性权力操控下的被支配之物：诱惑是被诱惑者需要诱惑，被诱惑是诱惑者为了证明自身（如不近女色）所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
以上所展示的田晓菲和丁乃菲有关武松的观点在美国华裔学界具有代表性，她们主要偏重于从女性主义视角来解构武松这一带有男权中心色彩的英雄形象。另外，还有不少美国学者也对武松形象作出了相关的论述。如美国华裔学者孙述宇在《德行：吴月娘与武松》一文中，对武松也持一种批评态度，他认为武松复仇之行为并非水浒英雄之所为，也不是道德之举。[8]701979年，维多利亚卡丝（Victoria Baldwin Cass）完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鬼门关边上的寻欢作乐：〈金瓶梅〉的象征和结构》（Celebrations at the Gate of Death: Symbol and Structure in Chin ping mei），在文中，她谈及武松与潘金莲的关系。与田晓菲的观念相似，论者认为武松和潘金莲才是最为“搭配”的一对，金莲对武松的追求最终在一场血腥的婚礼中获得完结。[9]271993年，彼得拉什顿在《〈金瓶梅〉与中国传统小说的非线性维度》一书中谈到有关武松的象征意象。与田晓菲、丁乃菲的女性主义视角相似，他也认为，在第八十七回“武松杀嫂”这一情节中，武松剥开潘金莲的衣服，用刀切开她的内脏，这隐喻的是武松以一种血腥的暴力方式对潘金莲身体（甚至灵魂）的强奸，这种不必要的残忍其实与为武大郎复仇没什么关系，而更多的是极端“厌女主义”的宣泄。[10]150
武松负面特质原因探析
总体来看，对于《金瓶梅》中的武松，美国华裔学者主要持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并普遍认为：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武松这一“偶像”形象几乎被破坏殆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结合上述华裔学者的结论，可以发现武松形象的“逆转”其实涉及《金瓶梅》这一明代奇书创作理念和文化观念的变迁和革新，以下将就三个重要方面进一步加以分析。
1. “英雄主义”的消解。在《水浒传》中，武松虽然也有“杀戮过度”等性格缺陷，但在梁山好汉中，这不是致命的弱点，也并不能否认他“惩恶扬善”的英雄特质。但在《金瓶梅》中，武松和前作判若两人，如前面几位美国学者所述，从他打虎获得封赏开始，直到他最后报仇，他的所作所为绝非英雄之举，而更像是一个“暴虎冯河”的“莽汉”。比如他在酒楼“误打”李外传这一场景，就显得有几分匪气。即便李外传向西门庆告密有错，但罪不至死，武松将其痛打一顿也可理解。但打得尽兴之时，完全不顾及对方死活，在这名可怜的同僚咽气之前，最后还要朝其“命门”踢上几脚，显然不是“误打”，而是有蓄意“杀人”的重大嫌疑，这表现出武松“凶残冷血”的一面。
因此，《金瓶梅》中的武松不再是“法外之法”的神圣执行者，而只是一个过分迷信暴力的“好斗者”。然而，经过《金瓶梅》的改写，作为“小人物”的武松尽管有不少缺陷，但也原本都属于人性的弱点，因此反而使武松这一形象更加立体真实，使作品所描摹的世态人情更为深刻而震撼。这或许反映出《金瓶梅》成书时代审美诉求的演变。“高大上”版的英雄武松或许给受众带来的是“审美疲劳”，武松作为正义的化身已经无法“安慰”在现实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民众。《金瓶梅》的“目标受众”或许不是热衷于戏曲中“除暴安良”与“邪不胜正”这类故事模式的普通观众，而是针对有着更高文学素养和审美鉴别力的特定知识群体。
2. “因果报应”观念的失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被视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常规叙述结构。不过，试图用佛教“因果”思想来统摄《金瓶梅》显然有失偏颇。《金瓶梅》的结尾普静法师超度众生，给人一种“因果轮回”的印象。但正如美国华裔学者顾明栋所指出，作者可能只是借用某一种“思想意识”（如佛教观念）来推动故事的情节发展，来保持读者的兴趣，而并非表明文本要宣扬这种思想。[11]384在《金瓶梅》中，武松为兄复仇的情节以《水浒传》为底本，但绝不能简化为“因果报应”。首先，武松并未杀死“元凶”之一西门庆。其次，武大之死的主谋为王婆，但武松杀王婆干净利落，这与他残忍地杀死潘金莲形成鲜明对比。而按照罪行轻重来说，王婆被一刀捅死似乎还便宜了她。此外，王婆儿子王潮得以逃脱。是否暗示王婆之罪并未祸及子孙？再次，如田晓菲、丁乃菲所指出，武松杀嫂的场景被渲染得过于暴力，但为何要如此浓墨重彩呢？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金莲死亡之惨烈或许表明其罪孽之深重。但这种“罪过”绝不仅仅只是“毒杀”亲夫，而应该是她在西门庆家干的种种“罪行”不断累积的最终结果。但另一方面，武松复仇手段之残忍，也使其丧失了所谓的“正义感”和合法性。“武松杀嫂”或许只是为了延续《水浒传》中的故事，出于推动情节的需要而已。而对武松暴行的渲染则很可能表明隐含作者对其杀嫂行为的批判。因而，这场轮回般的复仇不能简化为佛教意义上的“因果报应”。
另外，如田晓菲所指出，韩道国一家如同武大一家的镜像，“勇士”武二与泼皮韩二正好相互映衬。[6]121韩道国之妻王六儿与潘金莲相对应，王六儿与韩二通奸，潘金莲喜欢小叔武二，通奸不成，但韩道国一家虽经受坎坷，但都得以善终，而武大一家却弄得家破人亡。田晓菲说：“对于作者来说，不是偷情者最后一定都要受到报应，一切都要看人的性格、行事动机与遭遇的机缘。”[6]258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金瓶梅》的作者并未局限在“惩恶扬善”的叙述框架之内，而是试图超越“因果报应”这种程式化的叙述结构。同时，这也反映出当时的受众能够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审美心态来接受作品中所构建的这种貌似“是非不明”而又极度写实的世道人情。
3. “反讽”技巧的广泛运用。汉学家浦安迪曾专门探讨过《金瓶梅》中“反讽”技巧的运用。其中有一点就是“曲笔”的反讽性运用。具体来看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叙述者通过对叙事角度的操纵使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出现似是而非的印象。另一方面，对已有的文学素材进行改造和变形，制造出一种强烈的反差感，浦安迪称其为“旧瓶装新酒”。[12]116-122这种“言此意彼”的反讽手法在武松形象的塑造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关于“打虎”这一“为民除害”的大事在《金瓶梅》（第一回）中充满着“戏谑”色彩。“打虎”一事首次出现在西门庆与几个狐朋狗友的闲聊之中。白赉光甚至半开玩笑说要结拜了去拿老虎。因此，打虎之事一开始就带有讽刺意味。之后，武松打虎的场景并未采取《水浒传》中的“直接叙述”，而是采用了更为随意的“间接叙述”——西门庆在应伯爵的“夸夸其谈”中得知武松打虎这件轰动性的新闻事件。然后，西门庆便和应伯爵怀着猎奇的心态一起去大街上看热闹。这时，感觉被围观的武松根本不是人，而是个力大无穷的“武神”。若将这一幕与后来武松因“误杀”同僚李外传受刑认罪以及见了清廉的府尹磕头喊冤，则前后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这说明，哪怕神勇如武松，在官府棍棒威吓之下，也和常人并无丝毫差别，显得软弱而无助。如此将前后情节连贯来看，不难发现其中所潜藏的反讽意味。
其次，在《金瓶梅》第一回，武松杀虎之后，他虽然将县衙的封赏散与猎户，但还是忍不住“都头”这个体制内的诱惑。因为对于武松这个体制外的边缘人而言，他深知光凭一身武勇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欣然接受这一“光荣”的职位，并“跪谢”知县。这一情节显然也符合武松“小人物”的身份。可以揣摩，当时武松内心应该是志得意满的，以至于他甚至“忙”得没时间去找寻哥哥，直到一日在街上闲荡之时，偶遇武大。这时，武大还轻微的责备了武松一句，说做了都头为何不看顾他。两兄弟的这一相遇也充满着嘲讽意味。当然，光从这一情节来看，《金瓶梅》似乎只是延续甚至“抄袭”了《水浒传》的写法，但与《金瓶梅》后文的情节连贯来看，武松的形象就比《水浒传》中显得更为复杂而立体。因为《水浒传》中的武松并没有错杀人，也没有被潘金莲陷害差点送命。因此，若将《金瓶梅》中武松找武大的情节与武松杀嫂的情节联系起来，似乎给人这样一种暗示：武松与武大的感情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情深意重”。因此，武松日后残忍地杀死潘金莲并不仅仅是为兄复仇。若只是为兄复仇，他完全可以一刀解决金莲，而“开膛破肚”这样的非常手段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泄私愤”。因而，所谓正义使者化身的武松，其杀嫂的动机也就暗藏了几分反讽色彩。
再次，“武松娶嫂”的情节充满着荒谬感，这也可视为一种反讽。武松若要找潘金莲和王婆复仇，最为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单刀直入”。若要隐蔽一些，可趁着暗夜，直奔王婆老巢将两人“一锅端”即可。为何《金瓶梅》中要添加武松用迎娶潘金莲这样的计谋来复仇呢？难道是使这一复仇故事更加“戏剧化”？显然，如果太直白，复仇就不够吸引人了。但是，如果说作者要吸引“眼球”，通过加入“娶嫂”这种违背常理的情节也颇有些古怪之处。
事实上，作品中“小叔娶嫂”的风俗来源于古代少数民族中的“收继婚”，早在秦汉时期，匈奴人就已开始实行此种婚俗，而在蒙元时期，蒙古人中也存在娶庶母、叔婶、兄嫂之类的收继婚。[13]19然而，无论是《金瓶梅》成书的明代或故事所叙述的宋代，按照汉族的传统婚俗，普遍都不会接受收继婚。有学者专门探讨过《金瓶梅》中出现收继婚的诸种原因，其中有一种可能是：《金瓶梅》由于承袭了前人的素材和故事，对于蒙元时期话本中的收继婚现象没有进行时代性的处理，所以《金瓶梅》中有关收继婚的情节（如“武松娶嫂”）是集撰了蒙元时期某一部话本中的故事。[14]276
但就“武松娶嫂”而言，还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作者有意不对“收继婚”这一情节进行修正，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作者有意创作的情节。其实，如果将“武松娶嫂”与“武松杀嫂”联系起来看，就很容易解读出其中的反讽意味。武松娶金莲的理由是为了照顾武大的遗女迎儿，但杀死金莲后他却不顾侄女迎儿的死活，只顾自己逃命，前后之反差带有强烈的反讽色彩。所以“娶嫂”不大可能是表现武松的“有勇有谋”，反而是揭示出他的“虚伪”和“狡诈”。相比于武松，在娶亲一事上，王婆和潘金莲倒显得“单纯”和缺乏“心计”，二人都将武松视为实诚的汉子，但不料他心狠手辣不亚于二人合谋毒死武大。因此，武松杀嫂的场景似乎复现了武大被毒死的残忍画面，这两个场景相互映衬，也充满了讽刺意味。
结语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发现，在《金瓶梅》中，武松从“英雄”到“常人”的转变，实际上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和审美观念的剧烈变动。武松偶像形象的“坍塌”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与《金瓶梅》这部奇书本身在创作技法上的“革新”和对传统理念的质疑与超越相互契合，因而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如果说《金瓶梅》代表了中国古典长篇叙述体裁整体创作风格的革命性转型，那么，武松这一人物身份的变化，则可以被视为《金瓶梅》风格转型下的一个重要缩影。
从跨文化角度来看，美国华裔学者颠覆了武松在传统观念下的正派形象，将武松视为有缺陷的平常人，既不是要标新立异，也不是过度阐发，而是通过“文本细读”所得出的结论。尽管这种域外视野可能也存在难以避免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但从整体来说，正显示出海外汉学敢于“打破传统”的理论特色。因此，美国华裔学者对武松英雄形象的质疑和批判既有助于使我们重新反思和解读《金瓶梅》这部奇书，同时也能够给国内金学界带来不少有益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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