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7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重大项目——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正式结项并取得圆满成功。该项目不仅保证了修复任务的完成，还先后完成了近十项相关科研项目，研发了所需的修复材料，如瓷青纸、粉蜡笺等，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现将相关成果予以分享。
提要：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珍藏中留有很多前人的修复遗存，形式多样，情况复杂。因现代“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等修复理念的提出，要求最大限度保留古籍中体现的各类信息。所以，如何妥善处理这类历史遗存是本修复周期工作人员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且尚缺业界公认成例可循。此次修复工作参考国图以往相关修复案例，分析利弊，权衡取舍，最终仅针对不利于古籍耐久性的历史操作痕迹进行舍弃或修整，对不影响保存质量的部分予以充分保留。宗旨即最大限度延续“天禄琳琅”珍籍存世寿命，同时留下其完整的修复历史实证。
“天禄琳琅”为清代内府善本专藏，建自乾隆九年（1744）。因以“重在鉴藏，不嫌博采”[1]为原则，故所藏古籍版本久远、纸墨精好、刻印俱佳、书品上乘，在当时就被翰林学者称为“书在佳而不多，阅半千年菁华尽备”[2]。因此，“天禄琳琅”藏书不仅是我国古代珍籍之精华，也是中华文化之瑰宝。据资料记载，自乾隆朝起，宫廷内府为更好地保护这批珍籍，曾多次大规模维护、修缮过这批珍藏。令人遗憾的是，二百余年来，因天灾人祸、政权更替、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天禄琳琅”历经磨难，前编书尽毁无几，后编书损佚大半。今所存大部分虽已再入公藏，但其大都已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损、脱线、虫蛀、鼠啮、糟朽、霉烂等病害，严重者达到一级破损。因此，作为全世界现收藏“天禄琳琅”数量最多的机构之一，中国国家图书馆依托“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于2013年启动“天禄琳琅”专项修复项目，以期更好地保存这批珍贵古籍，传承中华文明。
目前，该修复项目已顺利进行至中期。在修复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许多珍籍中留有前人的修复遗存。因现代“整旧如旧”“最少干预”修复理念的提出，要求最大限度保留古籍中体现的各类信息。因此，这些遗存应全盘保留，还是以现代理念完善乃至更换，是本修复周期修复人员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且尚缺业界公认成例可循。此综述内容将结合既有工作，列述现阶段所见修复遗存形式，浅析其取舍及原因，供业界同仁共同探讨，以期为古籍修复工作标准化提供研究案例。
“天禄琳琅”自建立起，大规模检点、维护见于档案记载的有如下几次：
签题旧未划一者，今悉更正。套签于旧藏者添识“乙未重订”，续入者则识“乾隆乙未重装”，用志裒集次第……其宋、金版及影宋抄皆以锦，元版以蓝色绨，明版以褐色绨，用示差等。[3]
为求“划一”，乾隆时期的修缮工作将宋、元、明本原有蝴蝶装、包背装，几乎全改为线装形式，统一选用绢质书衣、黄绫包角，并配以奢华贵重的函套作为装具。函套的面料、颜色则根据各书版刻时代加以区别。最为珍贵的宋、金版书及“下真迹一等”的影宋抄本配以锦面函，元版书配以蓝色绨函，距清代最近的明版书配以褐色绨函。故此，“天禄琳琅”藏书在外观上便有了比较规矩划一的风格。嘉庆初年所藏“天禄琳琅”，虽无史料记载，但学者将其特征归纳为以四部来区分，即经、史、子、集。并据此配不同颜色的丝绢书衣：经部为石青色；史部为浅蓝或米色；子部为绿色；集部为绛红色[4]。道光元年（1821），武英殿修书处奉命先后两次装修“天禄琳琅”：一次是装潢修补《六家文选》等书，“全部改做杉木板，石青杭细套，石青杭细面，包角穿线，安挂签”；一次是装潢《唐类函》等书，全部改做杉木板，其中除宋板《礼记》等六部书仍用原锦套面糊饰，其余均改用“石青杭细套、各色笺纸面页，包角穿线，安挂签”。且“所有书内虫蛀之处，视其情形轻重，详细查数补衬”[5]。两次装潢书籍总量约占天禄琳琅后编书的三分之一。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失火，殿内所藏康熙朝以来各类书籍焚毁殆尽，从此停止刻书，转以修补、装潢各殿藏书为主。修补时虫蛀之书需找补齐整，书匣有破损之处需重新收拾，重制书别子，书写挂签。朝廷为此呈报奏销的各项库府开支也达到空前规模。光绪年间，时供职南书房的陆宝忠在其自编《年谱》中留下有关记录：同治初年由内务府派员查过，所写之签不无错误，且有残缺者，皆发武英殿。此次清查，上命逐一点检换签，并缮书档，一呈览，一存库房。[6]
当内府修缮不及，还曾将宫中藏书拨交宫外书肆委托修缮。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云宝名斋“装潢最佳，穆宗重装天禄琳琅书，由内务府发该肆。书面护叶，予检得不少，饶有古香”“穆宗重装天禄琳琅，由内务府运至宝名斋承办”。肄雅堂“善装潢，与宝名同装天禄琳琅者”[7]。但同治年间，民间装潢用料、做工相比干、嘉年间已显粗劣。此次修复周期中的“天禄琳琅”珍籍主要病害情况，现所见主要有纸张糟朽、絮化、虫蛀、粘连、原装帧结构解体等等。而如今所面对的课题，除上述问题外，还需探讨如何处理前几次修复周期的遗存痕迹。因彼时持有者喜好不同，所托工匠手法各异，导致这些遗存形式多样，情况复杂。有些起到了加固古籍载体、延长修复周期的积极作用，但也不乏有些因材料、工艺不善或与存藏条件不符导致出现负面效果。
衬纸是古籍修复中的一种技术方法，主要作用是为保护书叶，延长古籍寿命。一般针对书叶过薄、纸张强度降低以及因书叶补破较多导致书面凹凸不平等情况。同时，对一些书叶过少、厚度不足的古籍，可增加其装帧美观。操作方法为在书叶（多见于筒子叶）夹层中衬入素白纸张，形式有折口衬、开口衬、半衬，全程不与书叶粘接。此次修复过程中发现多部书中加有衬纸，虽年代不同但衬纸相同。经由文献保护人员对其进行纸张纤维成分检测后发现，这批衬纸的原料成分为青檀皮与稻草。这种浆料配比出现于明代中叶之后，且纸张帘纹极其细密，每厘米达到17.5丝。据此推断其制纸工艺大概为清早、中期。结合史料记载，这批衬纸应当是在清中后期修缮时统一添加的。以这种形式修复的“天禄琳琅”，以《宋板春秋经传集解》《元板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宋板班马字类》《宋板玉篇》较有代表性。![]()
图1《宋板春秋经传集解》（卷二十三）带有虫蛀的衬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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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列书中，大部分衬纸与书叶能够顺利分离。但亦不乏有衬纸如图1-4所示：有些与书口粘连，有些与书脑粘连，且黏合剂大多较浓稠，在揭叶操作中较难将其分离。个别衬纸本身还存在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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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宋板春秋经传集解》（卷六）衬纸与原书色差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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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宋板班马字类》因连补带衬产生的黄渍
（二）连补带衬
这种修复形式本质上也属于“添加衬纸”的方式范畴，只是其针对的是纸张破损处较多（多数为虫蛀）的古籍。操作方法为将书叶背面破损处边缘涂抹糨糊，然后将备好的新纸衬于其上，让衬纸同时发挥补纸的作用。此修复方法见于《宋板班马字类》(全书)、《孟子音义》及《宋板春秋经传集解》（部分）。这种方式呈现出如下问题：首先，书叶表面呈现大量褶皱。这是因为纸张未破损处没有施浆，与已施浆并加固的破损处纸张张力不均，继而导致纸面伸缩不同。其次，书叶手感僵硬，主要原因是前人所用黏合剂较稠，导致破损处周围纸张加厚而变得僵硬，同时带有黄渍。最后，有些衬纸与原书叶因色泽不统一，导致书面效果杂乱。（图5—8）古籍修复的补破技艺，早在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就有记载：“书有毁裂，郦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疮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8]经数百年实践验证，此语已作为古籍修复行业的基本标准。即要求在补破环节的操作中，为保证修复后的美观与品质，要做到破损边缘与补纸边缘的微小衔接，而非把纸剪成方块去补书，同时，也要求所选补纸的机械强度、帘纹、色泽与原件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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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宋板春秋经传集解》（卷二十三）书叶后的方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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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禄琳琅”中现存的前人补破手法，极少有达到如上标准的补破遗存。反之，除前述“连补带衬”方式外，还有许多“方纸而补者”（图9-12）。另外，有一些补纸材料、颜色等与原件差别较大，整体效果极不和谐。糨糊是粘结修复材料的主要媒介，因此寻求最佳制糊法是古今业界不断探索的课题。据史料所载，古人用作书画装裱的黏合剂以小麦面粉为主，有“去筋”与否的南北差异。此外，前人尝试在糨糊中添加其他成分，因目的不同而方法各异。历史上关于制糊配方的记载有：唐代张彦远“入少细研薰陆香末，永去蠹而牢固”[9]；明代高濂“白面一斤，入白芨面五钱，黄蜡三钱，白云香三钱，石灰末一钱，官粉一钱，明矾二钱。用花椒一二两煎汤，去椒……又法，飞面一斤，用白芨末四两，楮树汁调，亦妙”[10]；明代周嘉胄“先以花椒熬汤……入白矾末、乳香少许”[11]；明代文震亨“以用清水蘸白芨半两、白矾三分”[12]；清代周二学“入白矾”[13]等等。上述乳香、花椒等香料类添加物主要功效是驱虫；蜡是为了使糨糊更为润滑；矾的功效主要为糨糊防腐；白芨则可增加黏度、降低成本。但以上添加成分对纸张耐久性的影响尚无准确实验依据。此次在揭原补纸的工作程序中，发现有些补纸因黏合剂失效，轻微触碰即会脱落。同时，亦有残留的古代糨糊至今仍具有很强的黏合力，有些还过量使用，在纸面形成堆积（推测应存在除面粉之外的其他添加物）致使揭叶操作较难进行。以《宋板班马字类》《孟子音义》最为典型。如前所述，这种糨糊作用于“连补带衬”书叶中时，不仅影响了纸张的平整度，还污染了原件，留下黄色渍迹。（图13）![]()
图13《宋板班马字类》破损处与补纸粘接处留下的黄色渍迹
前文已列述，清廷皇室对所藏善本有整齐划一的偏好，因此难免会责成工匠对古籍原有的装潢材料或形式进行更改。本次在拆装修复《宋板春秋经传集解》时，发现原黄色书角下还留有淡青色包角（后者通常残缺不全，图14）。推断为古时匠人在对此书进行重装时匆忙而为，同时也佐证了“天禄琳琅”曾被换装的史实。![]()
揭取《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的书签时，发现其有两层：上为米色洒金纸书签、下为棕色纸书签，均写有书名，但字体不同，书次也不同（图15）。“天禄琳琅”藏书屡见以黄绫书签书以版本及书名者，诸如“宋板班马字类”“宋板春秋经传集解”等等，宫廷特色鲜明。结合前文史料，“天禄琳琅”在编纂整理过程中，曾经“签题划一”“裒集次第”。因此，这类带有明黄题签及双重题签的书籍，见证了历史上对其进行重新题签、重排目次的过程。![]()
图15《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的两层书签
古代修缮书画或书籍，为满足收藏者追求统一、美观的要求，致使屡屡出现尺寸越修越小的情况，即在修复装帧工作中，会将原件边缘裁去一些，以达到规整划一的效果。此外，当古籍边缘出现破损时，前人还会为了节省修复时间、降低修复成本，采用对破损地方直接裁掉代替耗时耗力的补破工作，导致书册开本尺寸变小。类似情况在现阶段“天禄琳琅”修复工作中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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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修复完成的《元板通志》为例，其书脑十分狭窄。同时，书脑处不同位置留有众多书眼，远多过必要数量，显然是经过前人裁切并不断改变书眼位置所致（图16）。而在《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中，书衣为左右两边扣，上下单边，与传统扣皮、单皮的装帧形式都不相同。推断原为扣皮，此样式是前人裁切了天头、地脚后导致的（图17）。另外，还有订线压盖住内容信息的，显然也是因改变了原本尺寸后而致（图18）。![]()
“天禄琳琅”藏书区别于其他内府藏书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前后护叶从上至下依次钤盖“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枚朱文大方印；首页上方正中压盖板框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其右侧天头处齐边框钤“天禄继鉴”白文小方印；末页有字的一面上方压盖板框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其左侧天头处齐边框钤“天禄琳琅”朱文小方印。此为定制。绝大多数“天禄琳琅”藏书保有完整的前后玺印，但在《明版丹渊集》《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元板通志》中，见有印章主体盖于未经修补的破损处，其中一部分却透过破损盖在了衬纸或下一页上，形成错位。（图19—21）这一方面说明了钤章者在钤盖时非常草率；另一方面也证明有些书是经前人修复后才加盖了印章，因为衬纸在钤章之时就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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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盖有乾隆三玺的护叶形制规范，但亦因装订疏忽见其有上下颠倒之情况（图22）。![]()
“天禄琳琅”藏书在历次编修过程中，多次更换过装具。除前文所述之外，《武英殿修书处档案》中也详细记载了清内府为修书制作和采购的材料，其中关于修复“天禄琳琅”函套的有：光绪元年图23函套破损处补料为紫色锦块（书签左下角），“为装潢由懋勤殿交出钦定天禄琳琅书籍并毓庆宫书籍成做杉木板套一千四百套……为预备装潢由懋勤殿交出钦定天禄琳琅各种书籍续行采买各色纺丝九十匹……”光绪二年，“为装潢昭仁殿各书……糊饰套里用各色笺纸九百八十七张，每张时价二百四十文……用雕刻嵌染各色花别子九百八十七对，每对时价一串二百文……挂签用染黄高丽纸……”[14]现已修复的《宋板春秋经传集解》一部四函，套面为四色花匣锦，却保留了石青别带（材质为平纹丝织品），推测是由原石青杭细套换装而成。此外，装潢细节较为粗糙，且前人在修复已有破损时，用其他丝织品较为随意地糊裱在破损处，因此，补料的材质、色泽与原件明显不同。在此次“天禄琳琅”修复工作中存在诸多难点，既有涉及修复技法的难关，也有涉及修复理念与原则的理论层面问题。其中，对“天禄琳琅”书中前人修复遗存的取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环节。诚然，“天禄琳琅”作为皇家藏书，其刻印俱佳，流传有序，书品精良，而且经清内府重装过的“天禄琳琅”装帧考究，带有明显的皇家特色；但是，在前编书尽毁后，后编书在重装过程中已很难再现前代风貌，加之晚清时期国势衰微、社会动荡，统治者已无暇顾及内府藏书，大量珍籍被送往民间书肆修缮，用料、做工大都比较粗劣。民国时期，亦有大量散落宫外者，经由不同藏家重新改装，原华丽的宫廷风格业已无存。这也许就是今日所见多数“天禄琳琅”书少有呈现值得称道的修复面貌。有些甚至留有“连补带衬”等不利于书籍寿命的修复遗存之原因所在。有关处理前代修复遗存，在国家图书馆以往修复工作中有一定普遍性。例如：在国家图书馆2002年开始启动修复的《永乐大典》中，有半数书册曾被前人修复，其中包括全册托裱、更换书衣、改变装帧形式等情况。制定修复方案时，对于前人改装装帧形式的书册，以未修复过的书册为样本，选择全面恢复原貌；而对托裱、更换书衣、局部修补等情况未进行二次修复。在宋刻《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的修复工作中，也同样面对其曾经明、清两次修复所留痕迹的取舍问题。前人除对此书书叶进行过划栏补字外，还将书口与衬纸粘连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连补带衬”。针对此情况，当时的解决措施为对前者维持原有修复样貌；对后者则通过干、湿揭结合的方法将衬纸与书叶分离。[15]张平、吴澍时编著的《古籍修复案例述评》一书中，关于如何对待前人改变书籍原有装帧形式的问题，归纳了业内专家的讨论结果，即认为古籍之所以出现了多种改装形式，既有前人的主观认识原因，也有客观修复技术发展过程的印记。由于这些改装书籍年代久远，其改装样式已成为文献本体信息的一部分，是研究书籍版本的重要凭证。因此，对于前人改装过的书籍装帧形式不宜轻易恢复，应给予保留。[16]综上，结合已有修复原则与工作经验，经专家讨论决定，目前针对“天禄琳琅”修复工作中前人修复遗存所采取的措施有下述几类：主要指更换书衣、包角、书签等情况。在此次修复周期中，遵照“整旧如旧”修复原则，全力保持古籍在修复前的面貌，不破坏书籍在历史上曾经修复的实物证据。除保留书衣现有样貌外，有两层包角的，需将外层包角修复完整后复原，揭下里层包角，装入专用自封袋保存并标示明确，详细记录修复档案后随书入库；有双重书签的，依旧按照顺序修复好后粘贴还原；已裁切书脑或天头地脚的，维持现状；保留前人订线痕迹，以最近一次线眼为参照，还原装订（因《宋板春秋经传集解》部分书有线眼压盖印章的情况，为保证印章的完整性，除函三保留原貌以供资料参考外，通部书采取了移动书眼、重新订线的处理办法）；最后，尽最大可能保留原线，长度不够的部分以接线方法处理。用这种方式修复的古籍，首先书叶破损边缘与衬纸相连，在翻阅过程中极易造成书叶撕裂，形成二次破损；其次，粘结处因糨糊过量堆积形成皱褶，书叶表面极不平整；再次，所采用的衬纸通常与原件纸张类别不同，与书叶本身物理强度有较大差别，极可能导致书叶破损位置周边与书叶脱离并断裂，造成进一步的损坏。因此，应对这类情况所用修复方案为，先将衬纸与书叶分离，在不破坏书叶纸张的前提下，尽量祛除书叶背面厚重糨糊，恢复纸面平整，再分别修补书叶与衬纸，修整压平后回归原位。但对于以同样方法修复、且未造成纸张褶皱并保存较为良好的书籍，则遵循“最少干预”原则，维持其原貌。同时，全程修复采用的制糊原料为自制、无任何添加成分、可逆性强的小麦淀粉。以“最少干预”修复原则为宗旨，对于已添加衬纸但未对书叶长久保存有负面影响的，维持原貌不予撤除；“方纸而补者”因属于过度使用补纸，会增加书叶厚度并影响书叶平整度，需将搭口进行缩减；补纸纸张类别、色泽不一致的则将其更换；补纸糨糊失效的重新加固；错位印章的残缺处不予修补，以保证印章的完整；倒装护叶调正；修复函套时，祛除前人使用不当的修补材料，更换为材质、色泽各方面更为接近的材料进行补缀。古籍修复自古有之。修复古籍的技艺也是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而前人修复遗存见证了中华古籍的装帧发展、传承轨迹，是除了书籍本体、文字内容之外另一种史料信息。将之妥善处置，协调其与延长古籍寿命之间的关系，使之最大限度延续历史，是古籍修复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当今时代的修复理念已在前人经验基础上有了长足发展。“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修复原则的提出，大大提升了古籍修复行业的科学合理性。因此，针对此次“天禄琳琅”修复周期中前人的修复遗存，始终严格遵循以上修复原则，对不影响古籍保存质量的部分予以充分保留，只对“连补带衬”、补纸选用不当等影响古籍耐久性的操作痕迹进行舍弃或修整，以期最大限度地延续“天禄琳琅”珍籍的保存寿命，同时留下其完整的历史流传实证。以上即现阶段“天禄琳琅”专藏中前人修复遗存类别及解决措施综述，还望同行及业内专家指导批评。[1]（清）于敏中、彭元瑞等撰：《天禄琳琅书目》，“凡例”，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先谦刻本，10页。[2]《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鉴藏旧版书籍联句”，3—4页。[4]刘蔷：《天禄琳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4页。[5]杨玉良：《清宫保护善本古籍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2期，84页。[6]（清）陆宝忠自订，陆宗彝编：《陆文慎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八辑卷上，25页。[7]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78页。[8]石声汉译注，石定枎、谭光万补注：《齐民要术》，中华书局，2015年，368页。[9]（唐）张彦远着，启功、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47页。[10]（明）高濂着，赵立勋等校注：《遵生八笺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587页。[11]（明）周嘉胄着，田君注释：《装潢志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52页。[12]（明）文震亨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校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176页。[13]《装潢志图说》附录《<赏延素心录>注译》，101页。[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五册），故宫出版社，2014年，613—614页。[15]朱振彬：《宋刻<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的修复问题》，《文津学志》第五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402页。[16]张平、吴澍时：《古籍修复案例述评》，国家图书馆出版本文发表于《文津学志》2017年（第十辑）第484-4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