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虎 吴东铭：历书作为媒介物与“睹历思明”——当尊周思明的朝鲜人面对历书
摘要：朝鲜被清朝征服后，仍长期以明朝为正统，形成了强烈的尊周思明文化心态。文章讨论了有清一代朝鲜君臣对于不同历书的复杂情感，以及特定处理方式：明朝先前所颁之《大统历》历书，勾起了朝鲜君臣关于明朝以及皇帝恩情的历史记忆，他们将旧历书视为故国遗物，对其倍加珍视与尊崇；由于朝鲜通行的历书——清朝所颁《时宪历》以及观象监所制之历——刊载有清朝年号，士大夫们对其相当厌憎，甚至对其加以改造。朝鲜人的“睹历思明”现象，有助于今人反思古代东亚世界中，历书作为媒介物在不同情境下的性质变化。
东亚“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1]的一个具体表征，是宗藩之间的颁历关系。[0]自明永乐年间起，朝鲜王朝每年冬天都要派人进京领取来年新历[3]，此外，该国的天文机构——观象监（原名书云观），也在自制历书颁发民间[4]。明崇祯九年（1636，丙子岁），皇太极称帝，建元崇德，国号大清，次年即征服朝鲜，史称“丁丑下城”，朝鲜王朝从此奉清正朔。清入关后，对朝鲜的颁历进一步制度化[5]，领历使者又称“皇历赍咨官”。[1]朝鲜表面上臣服清朝，国内却长期奉明朝为正统，又自诩“小中华”，视清朝为夷狄，形成了强烈的“尊周思明”文化心态。孙卫国就此问题进行了详尽地考察，他专门讨论了清代朝鲜人对于正朔的态度：朝鲜官方奉清正朔，但在私人文书中常用崇祯、永历年号。[12-13]正朔又载于历书，孙卫国举出一个朝鲜人将历书上的清朝年号改为永历的例子，作为该国在正朔方面尊周思明的佐证。笔者的前期研究，也提到过朝鲜君主以历书追思明朝的情况。[3]上述工作，仅涉及到个别案例，本文则主要关注一类现象——历书这种“物”（物品），会被人们如何对待或处理。历书是古人根据官方历法推步闰朔、节气的终极产品，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来，它又是一种媒介物，是时间信息的物质载体。当时间信息被具体地呈现，才能为人们的视觉所感知。人们通过历书，实现了信息从信源到信宿的传递。正朔象征皇朝正统，官颁历书让正朔真正实现了可视、可传递、可触碰功能，给读者留下了直接的印象与体悟。有清一代，朝鲜人面对的历书主要有两类：旧历、新历。旧历即留存下来的明朝所颁《大统历》，以及朝鲜王朝先前所制历书；新历是每年持续颁来的清朝《时宪历》，以及观象监新制历书。本文尝试讨论在尊周思明文化心态之下，朝鲜人（上至朝鲜君主，下至士大夫）对于不同类型历书的复杂情感，以及对它们的特定处理方式。基于此，又可以进一步分析历书作为媒介物所蕴含的若干特殊性质。1 朝鲜君主与明朝旧历——以奎章阁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为中心
1.1 奎章阁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概况
韩国奎章阁藏有《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1637）一册，编号：奎中5567，长宽规格31.4×18.4cm，为木刻版本。明朝官方颁行之大统历日有两种：民历与王历，每年供给朝鲜民历百本、王历一本。根据内容可以确定，《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是明代普通官民所用的民历。[2]《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与普通民历封面不同，如图1：封面页与封底一样，并非普通民历的黄纸封面，而是黄绫装裱，封面题“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历书采用白棉纸，印刷极为精美。该页给出这一年的月份大小、朔日干支、节气时刻、总天数，还盖有大方形“钦天监历日印”朱印。该页版框之内，右侧第一行为历日全称“大明崇祯十年岁次丁丑大统历”。“大统”的“大”字旁，题写有较小的“甲申”二字。通常认为，这是仁祖国王李倧（1595—1649）所题写（见奎章阁网站），当是甲申事变后以此追思明朝。该历正月是大月，应有三十天，此页被裁剪去头三日与后九日，只剩下初四日—二十一日，共18天内容。朴权寿（）认为，这可能是仁祖在回想自己受屈辱的丁丑年（1637）正月而有意为之（见奎章阁网站原文资料检索页面）。[3]该衬页左下部分，是英祖国王李昑（1694—1776）的题字：是年即仁庙十五年也。单历张第一行傍有甲申二字，正月张无半片，此必是有圣意为之者，决非自下攸书者。而今何敢臆料？只以记事，以垂千亿使一隅青丘，大明犹明焉！岁皇朝崇祯纪元后三丙子端月望日，饮涕自写于历末。噫！臣年六十有三，幸得是历，自写于卷末，何异于拜龙驭乎哉！[4]仁祖十五年，即崇祯十年（1637），这是指历书的年份。落款“崇祯纪元后三丙子”，即英祖三十二年（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岁，1756），他时年六十三。英祖在两周甲子之后面对此历，回顾丙子—丁丑之际的国难以及仁祖国王的处境，考虑到朝鲜作为明朝的“继承者”，他饱含热泪题字，追思起崇祯帝的浩荡皇恩。朴权寿参考《承政院日记》的相关记录，对此进行了初步讨论（见奎章阁网站原文资料检索页面）。查《承政院日记》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事，该日辰时，英祖在大报坛“就皇历末张，上亲写以记”。[5]1.2 朝鲜英祖对《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的处理
其实，奎章阁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有着特殊的由来和复杂的遭际，整个事件可以说非常有戏剧性。这本历书的发现，缘自英祖的继母——大王大妃金氏（1687—1757），她是肃宗李焞（1661—1720）的第三任正宫王妃，后人据谥号称仁元王后。乾隆二十一年初，在仁元王后的主持下，朝鲜王室整顿集祥殿，从中获取了大量珍贵物品，包括明朝御赐衣冠、皇帝御笔帖、御画，还有先代君主遗物——三朝遗衣，即仁祖国王李倧、孝宗国王李淏（1619—1659）和显宗国王李棩（1641—1674）所服之衣物。[6]朝鲜王朝《列圣御制》收录英祖《奉览崇祯皇帝恩赐皇历兴慨以记》，交待了这件历书的更多信息，该文撰于五月初一日，他自述说：近日慈圣连示予集祥殿旧藏御笔帖而整顿，昨又示予余帖，其中一匣涂以彩缎，匣中有一卷即皇历也，而书以《崇祯十年岁次丁丑大统历》。[7]四月三十日，仁元王后向英祖提供了《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它在集祥殿被发现，最初装于外涂彩缎的匣中，当是先朝君主所藏之物。此时，该历就没有常见的《大统历》民历封面，书以“崇祯十年岁次丁丑大统历”这一名称，缺了“大明”两字。历书每年更新，与年份直接对应。这件《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实于前一年即丙子年印造，为明朝最后一次对朝鲜所颁发的历书，当是经过仁祖之手。英祖获历后，首先关心它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到朝鲜。在那个时代，朝鲜每年有专门的“皇历赍咨官”赴北京请历。英祖当即命臣属查询《通文馆志》，获知“皇历赍咨官”制度创制于顺治年间，他随即认定，这件历书必是由朝鲜王朝最后一位出使明朝的使臣——金堉（1580—1658），于丁丑年自北京赍回。[8]早在乾隆十四年（1749）三月初一日，应教黄景源（1709—1787）据《明史·朝鲜传》向英祖汇报：崇祯帝在丁丑年正月命总兵陈洪范（？—1646）调遣各镇水军援救朝鲜，出师后获山东巡抚颜继祖（？—1639）奏报该国已降清，并建议转守皮岛，皇帝以颜继祖“不能协图匡救，切责之”[15]。在英祖看来，崇祯帝命将东援的行为，与神宗在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期间发兵相救的义举同样重要，但皇帝不责朝鲜反责明将，“而其所以悯仁属国者，未有如毅宗之深也”[9]。另一方面，朝鲜君臣得知此事后，对本国降清之事的愧疚感不免进一步增加。乾隆二十一年又逢岁次丙子，正距崇祯丁丑一百二十年，这种巧合，令人咄咄称奇。英祖转念此历之背景，唏嘘不已，感物伤怀，自述“奉览于此，不觉涕泗之交颐”[10]。他不禁追忆起丁丑年正月那一段史事，感慨世变。五月初一日，英祖命人将这本残历装帧，还命儒臣以“洪武正韵体缮写作帖”，也就是图1所见“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九个字。该历以黄绫装裱封面之后，被藏于柜中妥善保存，英祖撰文以记。[11]英祖还多次把《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的特征（“甲申”题字、正月残页）展示给大臣，指出这是前朝君主圣意为之。五月十五日，英祖亲临崇祀明朝太祖、神宗、崇祯帝的大报坛，在历书末页题字[12]，也就是图4所见的文字。五月二十四日，英祖在大报坛展示该历后，又以黄纸裹封，亲笔题字。[13]此后数年，《承政院日记》中时有英祖提及该历，或向大臣展示该历的记录。随着朝鲜王朝对崇祯帝的追思，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这本《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又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意义的故事。该年三月十九日，适逢崇祯帝忌辰，英祖对臣僚说：昔于丙子后，圣节使待命，则毅皇谕以“尔邦力弱，其勿待命”，因使颁历，皇恩如天。今日若不吞声掩涕，非人臣也。[14]丁丑下城时，明皇帝谓我朝大臣曰：“闻汝国下城云，其势固然也”。仍颁历慰谕。予何时而忘皇朝之恩乎？[15]上述说法给人的感觉，颁历是崇祯帝特意对朝鲜进行的抚慰举措，其实不然。金堉一行于崇祯九年六月十七日出发，海陆辗转四个多月，十一月初五日才抵达北京，次年四月二十二日启程回国。金堉身为冬至、圣节、千秋正使，此行还有特殊使命——向明廷提交四个奏请事案[16]40-42，他所撰《朝京日录》记录了使团在北京的多方面活动，而未记领历之事。[16]倒是同行的书状官李晩荣（1604—1672）《朝天录》记录了崇祯十年四月初三日的事件：“礼部送官历一百件及回咨”。[17]他们在获历之外，还有礼部回复的咨文，则此次出使任务完成。由于信息不够通畅，京城获得朝鲜降清的消息时间较晚，而使团要到四月十五日才知晓，他们害怕明廷怪罪，“惊恸忧煎，倍于往日，而不得发说，吞声号泣而已。”[18]崇祯帝宽宏大量，为笼络朝鲜，于十四日下圣旨对该国表示抚慰，对使者给予赏赐，还派遣兵将护送他们回国。当英祖将《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与崇祯帝的抚慰表示建立起联系后，此次颁历之举，就从宗藩之间既有的制度安排，演变成崇祯帝“悯仁属国”的浩荡皇恩。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英祖撰《御制忆皇恩》诗，对明廷施恩朝鲜的众多举措加以追忆：如该诗所述，明朝多位皇帝对朝鲜各有恩典，而崇祯帝的事迹，被具体归纳为“丁丑下城”之际的两件事：命将东援、慰谕颁历。在英祖的苦心倡导之下，一册小小的历书又发挥出更大的效益：出台了一段令人热泪盈眶的故事，塑造了一件追忆崇祯帝恩情的载体，树立了一个尊周思明的传奇符号。2 朝鲜士大夫对《大统》旧历书的尊崇
2.1 崇祯日月：万东庙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
金堉于崇祯十年六月初一抵达汉城，次日觐见仁祖。《承政院日记》所记仁祖与金堉的谈话，也没有提到历书的事情。[20]尽管当时朝鲜已归为清朝藩属，那一年也已过去了五个月，仁祖仍将《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颁发给臣属。鉴于这些历书意义非凡，仁祖还将之颁给了一些去职的“斥和派”官员，以示安抚。后金崛起后，朝鲜士大夫对该国的外交立场分为主和派与斥和派。崇祯九年皇太极建清称帝时，斥和派占了上风，导致朝鲜与清朝关系破裂。清兵大军压境，仁祖落荒而逃，退守南汉山城后，在现实面前，他又转向于主和派。斥和派的领袖人物——礼曹判书金尚宪（1570—1652），在朝鲜君臣困守南汉山城时，仍力主坚决斗争，曾痛哭而手裂降书，还绝食自缢以示抗议。丁丑和议之后，金尚宪愤于时局，辞去官职，到安东西涧隐居。由于金尚宪的强烈反清立场声传在外，他还被清人传拘到沈阳，后被放归，隐居于杨州石室，并于顺治九年（1652）卒于此，享年八十三岁。金尚宪获赐《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之后，曾对历书进行过批注，并“十袭葆藏”。直到晩年，他才将该历书亲手付予庶孙金寿徵（1636—？），并强调说：“善守此，毋或伤污，异日必有知爱此书者，尔其与之。”[21]康熙四十三年（1704，甲申岁），明亡一周甲子之际，朝鲜大儒者权尚夏（1641—1721）继承乃师宋时烈（1607—1689）之遗志，于忠清道清州华阳洞建立万东庙，以此崇祀明神宗和崇祯帝。万东庙庙名取自宣祖国王李昖（1552—1608）的手书“万折必东”，又称皇庙，华阳洞地势独特，风景优美，还有华阳书院、焕章庵、云汉阁等系列建筑，是朝鲜王朝儒林尊周思明的象征之一。[13]147-184康熙四十四年（1705），金寿徵将珍藏的《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赠给权尚夏，使它发挥出更大的效用。据权尚夏记述：寿徵氏袖此书付之尚夏曰：“今天下陆沉，无一片干净地。而公等不忘师说，乃有此尊周盛举。吾祖所谓知爱此书者，顾不在于今日诸公耶！”尚夏谨盥手拜受，赍入洞中，与毅皇御墨同其珍奉焉。[22]权尚夏为了表示敬意，特意在洗手后，拜受该历。华阳洞作为祭祀明朝皇帝的场所，甚至连当地的一些植物也被以“大明”命名：如大明桃、大明竹、大明梅、大明稻、大明红、大明菊等，该处还摹刻有多种明朝皇帝御笔、朝鲜君主御笔，以及朝鲜士大夫尊周思明的题字等。[13]147-184但真正来自大明的文物并不多，其中最受重视的三件是《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神宗御笔、崇祯帝御笔。[23]万东庙有正寝三间，前堂五间，东西夹室各一间，这三件物品都供奉在夹室。华阳书院与万东庙二位一体，宋时烈的弟子权尚夏、郑澔（1653—1734）等，作为儒林领袖，都曾任书院山长，他们皆为《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撰写了题跋。据二人文集，权尚夏撰《崇祯大统历跋》内容有288字，郑澔撰《敬题皇明崇祯丁丑大统历后》[24]内容有494字，篇幅相当之长，他们应该在历书之尾还另行添加了不少空白页面。万东庙是朝鲜儒林的圣地，该处一年两祭，文人雅士们撰有多篇颂扬诗文，其中提及所藏《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者相当多，还有成大中（1732—1809）《华阳洞记》[25]、成海应（1760—1839）《华阳洞记》两篇[26]、金迈淳（1776—1840）《大明桃诗序》[27]、黄胤锡（1729—1791）《追次文谷焕章庵长句呈郑丈》[28]等。“尊周”的朝鲜对周朝礼制极为推崇。颁历授时传统最早可以上溯到告朔之礼，周天子常在季冬颁来岁之朔日于诸侯，诸侯受而藏之祖庙，每月朔日，则杀羊以献祭告庙，然后临朝听政。据《论语·八佾》，鲁国告朔之礼渐荒，国君不再告庙，仅杀羊应付，子贡惜其羊，而孔子爱其礼。朝鲜士大夫们将宗藩之间的颁历关系，对应到周朝与诸侯国的颁朔-告朔传统，多以“孔子惜礼”这一典故，痛惜宗主国已不再颁历，以此追悼明朝。权尚夏将宋时烈手书“大明天地、崇祯日月”八字摹刻在瞻星台石壁上。明朝已灭亡多年，朝鲜士大夫自认是大明臣民，以朝鲜江山为大明天地，若要见到真正的崇祯日月，就是《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了。万东庙所藏这件历书，也就成为朝鲜士大夫们追思故主，沿用崇祯年号的精神支柱。2.2 国恨与家仇：沈諿所藏丙子、丁丑历书及其记录
在丁丑年以前，明朝曾连续多年颁赐历书给朝鲜，朝鲜观象监所制“大明大统历”也有一些被保存下来。丙子、丁丑之际任刑曹判书的沈諿（1569—1644），收藏有丙子、丁丑这两个特殊年份的历书，并流传到他的五世孙——岭南道观察使沈而天手中。这两件历书被后人称为“大统历日记”或“日录”，缘自历书呈现的时间信息有其特定格式，每一日的内容即是一竖行，每行都可以书写、记录信息。沈諿就在历书中按日期记录了若干公私事迹，其中包括“围城丧乱时事”。据李宜显（1669—1745）介绍说，沈諿还“特书其仲衮忠烈公殉节日月”[29]，这是指其兄长沈誢（1568—1637）殉节之事。沈誢时任朝鲜王朝敦宁府都正，随宗社逃到江华岛。正月二十二日，清军渡甲串津，城遂陷。沈誢不愿逃跑，撰写了遗疏给仁祖，其妻宋氏自尽，沈誢在敛尸后自缢，朝鲜王朝赐谥为“忠烈”。
值得注意的是，沈諿所记事迹，还涉及到丁丑年初的正月、二月内容。前文提到，崇祯十年六月金堉才回到汉城，则朝鲜大臣们获得明朝所颁《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的时间也较迟，那么沈諿如何能够在历书中记录丁丑年初的事迹？
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沈諿使用朝鲜观象监制丁丑年历书（也是以“大明崇祯大统历”为名），二是他在获得明朝所颁丁丑年《大统历》后补记。但无论如何，这两个年份的历书都是纪念朝鲜丙子、丁丑之际的国难的绝佳物品。沈而天将两册合装成一帖，他撰写题跋后，还邀请亲朋来观看。拜读者为表示敬意，特意“盥手敬玩”，稽首奉读，有的还受邀在历书之末继续书写。以笔者之所见，有李宜显、俞拓基（1669—1762）、南有容（1698—1773）三篇题跋，共计1300余字，可知沈而天在装订成帖时又增添了非常多的空白页。请看李宜显叙述自己面临历书时的激动心情：冠裳颠倒，陵谷迁变，中华文物，邈不可再睹。而乃于卷面蓦见大书“皇明大统历”数字，譬如瞎人摘埴，无所指索，忽有太阳余光，闪烁于瞌瞌之傍！[30]朝鲜经历了丙子、丁丑的战火，又归为清朝藩属多年，世事变迁，明朝的痕迹逐渐消逝。百余年后，士大夫们能够有机会再次见到《大统历》，斯是奇事，令人震撼而又振奋。江华岛沦陷之际，沈誢等一批忠烈之士能够“不忍以礼义之身，污蔑于凶丑之手”，慷慨赴死，历书中对他殉难日期的记录（沈諿当时在南汉山城，此事当是得知讣音后补记），“使见之者肃然起敬”[31]，更使这一物品显得弥足珍贵。沈諿的家仇，包含在朝鲜人的国恨之中。历书中最扣人心弦的，是七条关于“丙子胡乱”的记录（下划线），它们引发了南有容“七呜呼”的哀叹：呜呼呜呼一呜呼，我何呜呼国无人！纵贼入国国不知，方伯郡县首可悬。甲申王入南汉城，是日庙社江都适。呜呼呜呼再呜呼，我何呜呼国无策！国君社稷乃异处，庙堂大臣肉可食。丁酉（二十七日也）我人犒虏师，大臣亲擎虏书至。呜呼呜呼三呜呼，我何呜呼国无义！叔度痛哭亦何补，三军解体无斗志。戊戌以后援师集，部伍相望如云拥。呜呼呜呼四呜呼，我何呜呼国无勇！外内挟攻失奇策，裹粮坐甲将安用？丁丑一月日己巳（二十九日也），我执大夫投虎狼。呜呼呜呼五呜呼，我何呜呼国无良！莱尔三纲得不坠，不然社稷存亦亡。翼日庚午王出城，百官饮泣天为冥。呜呼呜呼六呜呼，我何呜呼国无灵！洪武天子太祖王，嘘唏怵惕天不听。二月戊寅（初八日也）虏锋旋，世子大君军中留。呜呼呜呼七呜呼，我何呜呼国无谋！归师一袭自一奇，既当忌器鼠敢投。自昔宵人动言天，其实成败皆人为。南有容在阅读历书过程中，将上述事件记录与具体日期一一对应，不禁热泪盈眶。丙子、丁丑之际那段朝鲜君臣不堪回首的往事，此刻又历历在目。十二月十一日，朝鲜王朝还在开科取士，十二日，清军兵锋突袭而来，朝鲜竟毫无防备，十四日，国王大臣与宗社妃嫔分别逃散。朝鲜面对强敌束手无策，君臣只得屈膝求饶。国家蒙此奇耻大辱，还要眼睁睁地看着敌军裹挟走王子们，扬长而去。对于这七条记录，南有容分别用本国无人、无策、无义、无勇、无良、无灵、无谋来评价，充分表现出对当时情形的痛心与无奈。论者对历史的追思，容易发展成为对当下的贬低。较之明《大统历》历书，清《时宪历》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革新。明《大统历》首页（单历张），印有全年各月份二十四节气时刻，清《时宪历》则将节气、太阳出入时刻按地域进行区分。《时宪历》首页（单历张）刊载“都城顺天府依新法推算节气时刻”，又在年神方位图那一页后面增加了十页左右的内容，包括“各省太阳出入昼夜时刻表”、“各省节气时刻表”。俞拓基据此论曰：又其法二十四气之进退迟速、日月出入之疾徐，区别割裂，逐省各异，视皇朝大一统之古义不翅违背已也，尤岂不大哀也哉！[33]以中国大一统皇朝统治区域之辽阔，不同区域的节气、太阳出入时刻等相差甚大，若使用的数据拘于一地，显然不够精确。《时宪历》采用西法，推算得出了各处较为精确的数值，将之授予全国，从科学上说这是个进步。从政治上说，此举也是宣誓了清廷对各属地的主权，不失为一个相当高明的手法。[17]俞拓基一味强调《大统历》优于《时宪历》，评价不免主观。2.3 其他《大统》历书
《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是明朝最后一次对朝鲜所颁之历，极具纪念意义。朝鲜王朝很多官员获赐历书之后，会在封面上题写诗文，抒发对世变的感慨，表达对明朝的追思。如司谏金坽（1577—1641）有诗云：“正朔曾颁冬至日，犹存题目旧崇祯。人间百变斯须异，历日披来感慨生”[34]；又吏曹参判赵锡馨（1598—1656）有诗云：“大明丁丑崇祯历，今日何堪拭泪看”[35]。一些强硬的斥和派人物对丁丑和议痛心疾首，对明清正朔更替的反应更为激烈。吏曹判书郑蕴（1569—1641）在获知仁祖已有计划出城投降后，曾拔佩刀自刺表示抗议。南汉山城围解之后，他称疾入德裕山南麓某山谷，盖起茅屋，耕田以自给，不复入仕。《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抵达朝鲜后，郑蕴也获赐一本。他在封面题诗曰：“崇祯年号止于斯，明岁那堪异历披。从此山人尤省事，只看花叶验时移。”[36]郑蕴表示，朝鲜要改奉清朝正朔，他隐居山间，就不用再看历书了。他宁愿根据花开、叶落等自然现象来判断时节。丙寅年（嘉庆十一年，纯祖六年，1806）春天，后人在郑蕴隐居过的某里，建起“花叶楼”，实取自该诗最后一句，以此铭其志。[37]郑蕴的好友李彦英（1568—1639），也以历书表示自己忠于明朝。他获得丁丑和议的消息后，不禁西向而痛哭，曾奉“崇祯历”一卷置诸案上曰：“推此以计可知千岁之日至，安用他历？”[38]朴庆光（官至北部参奉）保存了一本明朝所颁之《大明崇祯九年大统历》，据他的五世孙朴旨瑞（1754—1819）介绍：此吾家先不忍弃之于古纸堆中，而世世守之，藏之箧笥，使蠢鱼不敢蚀，妇孺不敢毁，而以及于今者也。[39]朴家几代人的精心珍藏，使得后人能够看到这本历书。朴庆光曾根据历书中的日期，书写了一些事件。朴旨瑞翻到十二月页面，该月十四日有“大书：虏贼入都”。当年入侵朝鲜的清人，现已为神州之主多年，朝鲜每年还不得不去朝贡，想到这里，他悲愤不已，作诗并序，附于历书之后。笔者所见，因发现《大统历》旧历书而撰写诗文者，还有数例，谨按历书年代顺序介绍：柳致明（1777—1861）在曲江人裴性涵家传《大明万历二十七年大统历》后题跋[40]；甲寅年（1734），权相一（1679—1759）发现家藏《大明万历四十二年大统历》[41]，他本人题跋之后，又有金德五（1680—1748）作诗回和[42]；乙巳年（1665），时任湖南观察使的闵维重（1630—1687）发现家藏自己所生之年的历书——《大明崇祯三年大统历》，随即致书其师宋时烈请他阅览并题字[43]，闵维重“亦添空纸五张”在历书之末[44]，宋时烈便撰写了一篇长达六百余字的跋[45]；睦景远家藏有一册《大明崇祯三年大统历》，景远作诗后，尹愭（1741—1826）也作诗回应。[46]清朝末年，朝鲜获得“独立”，成立大韩帝国，自建年号，改用阳历。李南珪（1855—1907）于丙午年（1906）获得了一本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政历》，年份相距恰三百年整，他在该历后面书写文字，仍以此纪念明朝，并感慨华夷盛衰。[47]3 朝鲜士大夫对通行新历的厌憎
追思明朝的朝鲜士大夫们仍要面对现实——朝鲜是清朝藩属，还要奉清正朔。清朝取代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后，自崇德二年（1637）十月开始对朝鲜颁历。升平府院君金瑬（1571—1648），在辛巳年（1641）初撰《见清国颁历》诗，就对此情形满怀感伤：物性葵倾日，人情蚁慕膻。那闻贺正使，又入犬羊天。[48]彼时代朝鲜按例遣使去沈阳祝贺正旦，顺便领取清廷所颁《大统历》。使臣回国后，所携《大统历》就遭到鄙夷，历书封面的大清崇德年号被称为“僭伪”。金瑬因未能尽节求一死而深表惭愧，他还指斥时人见利忘义、格调低下，远不如物性之专一，对本国臣服清朝、遣使朝贡之举极度绝望。朝鲜每年仅从清朝获得新历百本，都不足以分给朝廷官员。该国每年所需历书总数以万计，绝大多数还是观象监自制。3.1 清代朝鲜观象监所制历书年号问题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前，观象监所制历书用“某年（干支）历书”之名。战争之后，朝鲜为强调奉明正朔，自制历书名称改为“大明某年（年号纪年）大统历”。[3]朝鲜归为清朝藩属之初，官方并不情愿奉清正朔。崇德二年五月，礼曹官员请示历书年号问题：“观象监历书，曾以‘大明崇祯大统历’印出矣，今更思之，似未妥当。请依‘壬辰’以前例，不书天朝年号，以某年历书印出，似当”。[49]这是礼曹不愿用崇德年号，此议获仁祖批准，则观象监所制历书当改回“某年（干支）历书”之名称。主和派大臣如左议政崔鸣吉（1586—1647）对此举颇为不安，担心会惹怒清人。他在七月二十一日谏曰：“彼若索观象监历书，则何以处之？臣则以为，以丁丑书之而不书其年号，则彼必生怒。以若干件书其年号，而送之似当。但此非诚实，殊可虑也。”[50]鸣吉之议，诚然能够顾及到两方感受，却未能获准。数日后，崔鸣吉再次进谏：“历书年号须用崇德，然后可无后弊。况既用于文书，则书于历书何妨乎？”[51]这次，他终于说服了仁祖。该年八月九日，历书的版本终于确定。《承政院日记》记录了讨论细节：金霱以备边司言启曰：历书规式改印事，已为定夺矣。臣等更为相议，东莱等官，独用前式，非但事体不妥，闾阎私印、商贾持往者，势难一一禁断，彼此异式，反致疑讶之端，此亦不可不虑。臣等之意，国用及江界、黄海道颁送之件，皆用新式。而上面仍存单历，下面去其纪年。清国万一有问，答以“纪年须尽记六十甲子，而二年三年之外，年号难便，故今姑去之”。下四道各官颁送之件，单历与纪年并去之。倭馆若或有问，答以“乱离之余，物力不逮，故私印之件，去其上下剩张，以取简省”云云，恐合权宜之道。两件新样，并为书进以禀之意，敢启。朝鲜君臣最终的应对方式，是编制两种版本的历书：有单历张式、无单历张式，按不同地域，分别颁发。有单历张式，首页单历张右侧有清朝年号，而将历尾的纪年表（该表自本年起，上溯六十年的纪年）删除，此种版本所用范围，为朝鲜朝廷，京畿道，以及靠近鸭绿江、图们江界的平安、咸镜二道，还有黄海道，因为这些地区有可能会与清人发生接触。无单历张式，无首页单历张，历尾亦无纪年表，颁于下四道，即江原、忠清、全罗、庆尚四道。这两种版本，大抵可以照顾到清人的观感，另一方面，他们还想方设法给日本人一个权宜的解释：因物力不逮，简省了上下两张。奎章阁所藏最早的朝鲜观象监制上述“有单历张式”历书，年份为康熙十二年（1673），即《大清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时宪历》，编号为：古529.3-G994g。其单历张如图5：图5 奎章阁藏朝鲜观象监制《大清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时宪历》单历张该历首页单历张右侧第一行，历日名称的年号纪年“大清康熙十二年”几个字虽然被小纸签贴住，但仍然能依稀辨识。3.2 朝鲜士大夫对通行新历的抵触情绪
朝鲜观象监印制这类带有清朝年号的历书，实属无奈。但这种历书岂能受尊周思明的士大夫们待见？很多人就不愿看它、碰它。朝鲜士大夫坚决不愿面对通行新历的情况，首先出自经历过明清鼎革的那一代人。记录下这类现象并加以称颂的文字，主要是别人为他们撰写的墓志铭、生平行状等。如处士许格（1607—1690），在丁丑和议之后，登上小白山，北望而痛哭，“因之没齿自靖”，他“常读《春秋》以寓志，不观胡清历”。[53]还有黄克孝（1600—1678）在丁丑和议之后的表现：遂挈家深隐于高山之桐溪。自是笑不启齿，坐不向北，书不用清字，目不看清历。构小亭于溪上，手种向日葵，扁曰葵向。每当立春日，登亭南望，涕泣四拜，伤时感叹，屡形于吟咏。其咏新历，则曰：“只记胸中明日月，花开木落占春秋。”[54]黄家搬迁去深山隐居，可以不用常见到的通行新历。因为他的内心仅有明朝岁月，若要判定季节，就只能如郑蕴般，以花开落叶为据。在文学题材中，避世隐居又有着不见历书的意象，此一典故出自唐代终南山太上隐者所撰《答人》诗：“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55]。闵齐渊（1632—1720）隐逸后，并不能做到对时节的无拘无碍，他还是要延续内心的明朝岁月，具体的落实方式，是“梅历”。闵齐渊自号双梅轩，此名有其特殊含义：盖当天地翻覆之时，念断世路，静居山中，植梅庭畔，仍揭堂扁而自为序，以见其不看《时宪历》之意。有曰：山中之民无历者，余也，寒尽而不知年，故植此双梅，强名之曰“梅历”，以验四时之推迁。[56]梅树枝条清瘦，花色雪白或淡红，暗香清逸幽雅，别具神韵，它是高洁与坚贞品质的象征，可被用来喻以励志，极为高士君子所欣赏。天寒地冻的数九隆冬中，梅花独自傲雪开放，又被视为百花之先，常有传春、报春的吉祥寓意。闵齐渊自述，他创制的“梅历”可以记大明崇祯月日，“讵忍对清历乎？”[57]“双梅”这一典故，为朝鲜士林所推崇备至[58]。双梅轩（又称双梅亭）也因此成为山清郡的一处名胜（后改为梅澜亭舍），与花叶楼一样，被人们所铭记。[59]另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李榘（1613—1654），据《行状》介绍他生平事迹：岁甲申，中国遂陆沉，先生益不胜“匪风下泉”之思，自后不复近清历，而私造以观节序。尝有诗曰：“山中无历日，犹记大明春”，盖纪实也。[60]尊周思明人士如李榘者，有能力推算闰朔节候，自编历书（这一工作难度不高），当然也就可以继续过自己的大明岁月。3.3 朝鲜士大夫对通行新历的改造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日常生产生活中有着查询日期、择吉等需求，历书是重要参考资料。现实的情况是，除了官颁版本之外，又没有别的历书，他们只好务实一点，想办法将就着用。郑忔（1607—1679）的处理方式，是“按节不用清历”[61]。通行历书遭到朝鲜士大夫厌憎，其直接原因是上面刊载有清朝年号，因此有些人的处理方式是去除年号。如金应祖（1587—1667），“日用文字不书北号，颁历，必截去首板而后寓目焉。”[62]还有金厚颙（1693—1756）“尤严于华夷之辨”，据说他家常种“大明禾”，以此追思明朝。他也用通行的历书，但“每得历书，必去胡清之年号”。[63]前文提到的奎章阁藏朝鲜观象监制《大清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时宪历》，单历张上的“大清康熙十二年”几个字便被贴了小纸签，这定是当时的尊周思明人士所为。朝鲜儒林在私人文书中常沿用崇祯、永历纪年，故据此改造历书年号的现象也很普遍。韩运圣（1802—1863）的诗，也提到其长子刮去历书封面的清朝年号，写上崇祯字样的情形。[64]直接用笔涂改历书年号更容易，如奎章阁藏观象监制《崇祯戊寅大统历》，编号为：想白古529.3-Si28-1638-1702（这是五册历书一起的编号）。该历封面页为黄色，左上有白纸标签书“崇祯戊寅大统历”，单历张右侧第一行历日名称为“大明崇祯纪元后岁次戊寅大统历”，如图6：图6 奎章阁藏朝鲜观象监制《崇祯戊寅大统历》单历张奎章阁采信该历封面页之信息，将其年份定为崇祯戊寅，即仁祖十六年（崇祯十一年，1638），笔者认为值得商榷。若仔细辨识单历张右侧的历日名称，可见“大统”两字是手写，下面原有印刷的“时宪”二字。此外，“大明崇祯纪元后”几个字的墨色，以及所在区域的纸色也有所差异，其实是用小纸签贴上，这里的“後”字尤其显得逼仄，当是书写空间不足所致。另外，《时宪历》是清入关后所定之名，故该历不可能是崇祯戊寅。该历年份应该是崇祯纪元后的戊寅，即崇祯戊寅的下一个戊寅（肃宗二十四年，康熙三十七年，1698），是将观象监制《大清康熙三十七年岁次戊寅时宪历》经过改造而成“大明崇祯纪元后岁次戊寅大统历”。笔者查对闰朔表，康熙三十七年闰朔与该历完全一致。用笔涂改年号，只是个人行为，朝鲜还存在应用印刷术成规模改造通行历书年号的现象。有位明朝遗民的后裔王德一（1799—1854），是凤林大君（孝宗）带回朝鲜的“九义士”之一王以文（1625—1699）的五世孙。王德一曾力主大报坛告祝用永历年号，待他入直大报坛，“别备活字于斋室，每于新历，刊去首行，改印云‘大明永历几年大统历’于卷签”[65]，这种改印的历书本来只是祭祀时用，却非常受尊周思明人士的欢迎，甚至成为社会上的流行风尚[13]240-241。王德一之子王俶说继任大报坛守直官后，承乃父之遗志，继续改印历书。王俶说曾赠给柳重教（1832—1893）五册《永历大统历》，重教一件留下自用，其余几件又转送给朋友，其中一册，寄给了任宪晦（1811—1876）[66]。据任宪晦自述，他收到的历书名为“大明永历二百二十九年大统历”[67]。
4 余论：历书作为媒介物的性质变化
朝鲜归为清朝藩属后，奉清正朔是一种官方行为，该国每年从清朝领取历书，还引进了更为精密的《时宪历》历法，使观象监所制之历与清历保持一致。当尊周思明的朝鲜君臣面对历书，又有一些有趣的现象普遍存在：明朝先前所颁之《大统历》历书，勾起了朝鲜君臣关于明朝以及明皇恩情的历史记忆，他们将旧历书视为故国遗物，对其倍加珍视与尊崇；由于朝鲜通行的历书——清朝所颁《时宪历》以及观象监所制之历——刊载有清朝年号，士大夫们对其相当厌憎，甚至对其加以改造。[68]毋庸置疑，有清一代朝鲜君臣对待历书的态度，与他们对明、清年号纪年的处理方式有着紧密关联。历书是传播年、月、日等时间信息（也就是官方正朔），以及相关附注的载体，上面就刊载有年号纪年。我们当然可以沿用孙卫国的观点，把朝鲜人的“睹历思明”现象，归因于他们对明朝的怀念，以及对清朝统治的不认同。但若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问题似乎还可以展开讨论。年号纪年，乃至正朔，都能归结为对时间规则的表述，而它们的载体——历书——本质上说是一种“物”（媒介物）。“睹历思明”现象其实有助于我们进行反思，在古代东亚世界中历书作为媒介物所具备的一些特殊性质。物的处境，体现出人类的社会关系，折射出不同立场的认知。当历书作为物，问题可以尝试从象征性、实用性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由于古代东亚世界中的颁历授时活动可以体现出君臣之间的统治-服从关系，历书首先具备皇朝统治的象征性意义，这主要在它颁发之时体现。臣民获历之后，历书就是一件供来年使用的实用物品，通常情况下，人们没有必要再对它顶礼膜拜。每逢新年，亲朋好友之间相互馈赠历书，它也是作为一种实用的礼物而存在。人们可以根据历书查询时间信息、择取良辰吉日。历书作为纸质载体，所载时间信息内容有着明显的秩序或方向，如日期信息就按着顺序从右到左竖行排列，人们可以利用这种形式来逐日记事。此种记录活动，实际上将时间轴与事件建立起了联系。对于日后的读者而言，先前添加上的若干手写文字，足可以作为标记，有效提醒那个时间以及所发生的事件非同一般的意义。历书的使用又有很强的时效性，到下一年，它就没什么用处，无怪乎社会话语中以“老黄历”来指代过时的事与物。它在废弃后，往往是作为废纸处理，或许这是历书印刷数量虽多，但流传下来很少的原因。在朝鲜人的尊周思明文化心态之下，《大统》旧历具备的象征性意义被重新激发。旧历书让朝鲜君臣与明朝正朔、崇祯日月实现了再度相遇，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特殊年份的历书，价值则愈加凸显，其中的若干国难记录，提醒了读者某些日期的具体事迹，唤起了国恨与家仇。《大统》旧历成为朝鲜人关于明朝、关于崇祯帝的重要纪念物——朝鲜君臣对它们倍加珍视，为之装帧黄纸封面，还在洗手后奉读以免污损，甚至对其加以供奉。他们进一步发挥了历书作为纸质载体的功能，在纸上题诗题字，还在历尾添加了空白页面，以便书写更多的内容。由于朝鲜官方需要奉清朝正朔，该国通行的历书刊载有清朝年号。对于尊周思明人士而言，这些历书的象征性意义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厌憎物，不愿见它、碰它。“无历之民”获取时间信息的方式回归朴素，以自然现象作为媒介——用花开叶落等来推测季节；有能力者，甚至自造私历。一些士大夫出于日常生活中对历书的需求，采用了务实的处理方式，又将厌憎物改造加工成为实用物。
参 考 文 献
[1] 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M].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 全海宗.韩中朝贡关系概观[C]∥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珊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30-163.[3] 汪小虎.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J].史学月刊，2014，（7）：55-68.[4] Park Kwon Soo. Calendar Publishing and Local Science in Chosn Korea [C]// Francesca Bray, Jongtae Lim (ed) .Science and Confucian Statecraft in East Asia. Leiden/Boston: Brill, 2019：123-144.[5]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M].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9，2015.[6] 石云里.“西法”传朝考（上）[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10（1）：30-38.[7] 石云里.“西法”传朝考（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10（2）：42-48.[8] 石云里.中朝两国历史上的天文学交往（上）[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7（1）：6-15.[9] 石云里.中朝两国历史上的天文学交往（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7（2）：108-113.[10] 林宗台.从中国学习西方天文学：朝鲜王朝后期西方天文学引入新论[J].郑术，译.科学文化评论，2011，8（1）：51-60.[11] 林宗台.17—18世纪朝鲜天文学者的北京旅行——以金尚范和许远的事例为中心[J].刘琳，译.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32（4）：446-455.[12] 孙卫国.从正朔看朝鲜王朝尊明反清的正统意识[J].（台北）汉学研究，2004，22（1）：191-218.[13]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4] 汪小虎.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J].史学月刊，2013，（2）：31-41.[15] （清）张廷玉等.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 杨小红.金堉《朝京日录》整理与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7..[17] 王元崇.清代时宪书与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2018，（5）：185-203.Almanacs as Media and Commemorating of Ming Dynasty While Seeing the Almanacs:When the Joseon People who Reserving the Zhou and Commemorating the Ming Facing Almanacs（Institute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South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ollege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350）Abstract: When Joseon was conquered by Qing, the Ming Dynasty was regarded as the orthodoxy by the Joseon people for a long time. A very strong cultural mentality of reserving the Zhou and commemorating the Ming was formed in Joseon.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Joseon people ’s complex feelings about different almanacs and the special treatments to them at time of Qing reign. The old almanacs based on Datong Calendar promulgated by Ming, reminded the Joseon king and his people of remembe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emperor's kindness. The Joseon people regarded the old almanacs as the relic of mother country, and valued and respected them even more. Because of the popular almanacs, such as the almanac based on Shixian Calendar promulgated by Qing, the almanacs made by Joseon astronomical bureau, were both published with the reign title of Qing, the Joseon literati quite hated them and even made amendment to them. The way Joseon people commemorated Ming dynasty by almanacs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 changing of almanacs as media in the different situation of premodern East Asian world.Keywords: Datong Calendar；Shixian Calendar；almanac；zhengshuo (正朔, the beginning of a year and the first day of a lunar month)；media
收稿日期：2020-05-25；修回日期：2021-01-31。作者简介：汪小虎，1980年生，安徽池州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传播；吴东铭，1991年生，辽宁东港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中朝历算交流与中韩史学比较研究。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共建项目：“朝贡体系”下的科学知识传播——以朝鲜王朝对中国天文历法的引进为中心（2019GZGJ42）；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东亚文化圈视野下的越南传统天文历法研究（21YJA770008）。[0] 韩国学者全海宗较早归纳过东亚国家之间朝贡关系的具体表征，他将藩属国的“奉正朔”之举（采用年号、历书），认定为该国在政治层面受宗主国影响的重要体现，参见文献[2]。[1] 朝鲜努力使本国所制历书时间体系与宗主国保持一致，因此，朝鲜使节们在北京多方联络，积极购买天文历法书籍，该国还专门派员前去北京学习天文历法知识，称为赴燕官，西方天文学正是在这一背下传播到朝鲜，参见文献[6-11]。[2] 关于明代王历与民历的鉴别方法，可参见文献[14]。[3] 2019年8月26日上午，笔者与“中研院”史语所祝平一研究员，在韩国首尔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化学部林宗台教授的引领下，参观了奎章阁，并查阅藏书。在翻阅《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实物后，我们也疑惑正月页面为何会被裁减掉头尾，讨论中，不禁联系到朝鲜在丁丑年正月的国难问题。林宗台教授当时利用手机查阅历史文献，提出江华岛就是在该年正月二十二日沦陷，当此消息传到南汉山城，导致仁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决定出城投降。因此，或是仁祖有意裁减掉下旬的日期，以免联想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又，以明代大统历日之惯例，正月页面的右侧往往是盖有钦天监历日印，而该页的右边部分被裁减掉，或属有意为之。[4] （朝鲜王朝）李楫，洪锡辅共编：《列圣御制》卷三六《皇历末编亲写以记》（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正祖即位年[1776]改铸甲寅字本[编号：奎1803号]，第21册，第23面）亦收录此文，内容稍有出入。今案，英祖把落款时间写成“端月望日”，容易让人以为是正月十五日，综合《承政院日记》《朝鲜王朝实录》《列圣御制》等文献，可以确定上述文字的书写日期实为五月十五日，故英祖当是指“端午月望日”。[5]（朝鲜王朝）承政院编：《承政院日记》，英祖三十二年（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笔写本（编号：奎12788），第1131册，第73a面。又，《朝鲜王朝实录》记同日事，英祖“诣皇坛，亲阅崇祯甲申所颁皇历，就末张亲写以记”（《朝鲜英祖实录》卷八七，英祖三十二年[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壬午，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朝鲜王朝实录》，第43册，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3-1958年，第623页）。今案，明朝亡于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岁）三月，而明廷颁历日期为每年十月朔日，这一年不可能颁历，故所述历书年份有误。《大明崇祯十年大统历》是明朝对朝鲜的最后一次所颁之历，或许《实录》编纂者就是为了表达此种涵义，在叙述上出了问题。[6]《承政院日记》，英祖三十二年（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第1128册，第183a面。[7]《列圣御制·别编》卷三《奉览崇祯皇帝恩赐皇历兴慨以记》，第23册，第20a面。[8]《承政院日记》，英祖三十二年（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三十日，第1130册，第146a面。[9]《承政院日记》，英祖二十五年（乾隆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第1041册，第2b面；《朝鲜英祖实录》卷六九，英祖二十五年（乾隆十四年）三月己酉，《朝鲜王朝实录》第43册，第332页；另可参见：文献[13]，第134-135页。[10]《列圣御制·别编》卷三《奉览崇祯皇帝恩赐皇历兴慨以记》，第23册，第20a面。[11]《列圣御制·别编》卷三《奉览崇祯皇帝恩赐皇历兴慨以记》，第23册，第20b面。[12]《承政院日记》，英祖三十二年（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第1131册，第73a面。[13]《承政院日记》，英祖三十二年（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第1131册，第118a面。[14]《承政院日记》，英祖三十八年（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第1203册，第114a面。[15]《承政院日记》，英祖三十八年（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第1205册，第62a面。[16] （朝鲜王朝）金堉：《潜谷遗稿》卷十四《朝京日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86册，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262-287页。[17] （朝鲜王朝）李晩荣：《雪海遗稿》卷三《崇祯丙子朝天录（丁丑四月）》，韩国古典翻译院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30册，首尔：古典翻译院，2006年，第88页。[18] （朝鲜王朝）李晩荣：《雪海遗稿》卷三《崇祯丙子朝天录（丁丑四月）》，第90页。[19] 〔韩〕明义会编：《大明遗民史》下卷，汉城：保景文化社，第398-403页。[20]《承政院日记》，仁祖十五年（崇祯十年）六月初二日，第58册，第90a面。[21] （朝鲜王朝）权尚夏：《寒水斋集》卷二二《〈崇祯大统历〉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50册，1995年，第410页。[22] （朝鲜王朝）权尚夏：《寒水斋集》卷二二《〈崇祯大统历〉跋》，第410页。[23] （朝鲜王朝）金迈淳：《台山集》卷七《大明桃诗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94册，2002年，第404页。[24] （朝鲜王朝）郑澔：《丈岩集》卷二五《敬题皇明崇祯丁丑大统历后》，《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57册，1995年，第553页。[25] （朝鲜王朝）成大中：《青城集》卷七《记·华阳洞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2000年，第480-482页。后收入（朝鲜王朝）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外集》卷三二《尊攘类·华阳洞志》，《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76册，2001年，第511-513页。[26] （朝鲜王朝）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三一《风泉录一·华阳洞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74册，2001年，第189-194页。[27] （朝鲜王朝）金迈淳：《台山集》卷七《大明桃诗序》，第404页。[28] （朝鲜王朝）黄胤锡：《颐斋遗稿》卷二《诗·追次文谷焕章庵长句呈郑丈》，《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46册，2001年，第189-194页。[29] （朝鲜王朝）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六《〈南厓沈公大统历日记〉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81册，1996-1997年，第405页。[30] （朝鲜王朝）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六《〈南厓沈公大统历日记〉跋》，第405页。[31] （朝鲜王朝）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六《〈南厓沈公大统历日记〉跋》，第405页。李宜显在跋中还说“爰暨哲媲，偕成昴发之忠”，是指沈誢夫妇同死，节义成双，此处沿用了南宋末年忠臣赵卯发（？—1275）的典故，赵卯发为池州通判，当元兵进逼，太守逃亡，他毅然接任，计划防御，后知事不济，与妻子一起慷慨就义，自缢于“从容堂”（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五〇《赵卯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259-13260页）；又，李宜显还借用了宋时烈的说法，曰：“江都死义之臣，不忍以礼义之身，甘为犬羊之群，投身焰火，不染腥膻，以明春秋大义，可谓昭乎日月、崒乎泰山矣！”（[朝鲜王朝]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一二八《书·寄淳锡（十一）》，《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12册，1993年，第374页）[32] （朝鲜王朝）南有容：《雷渊集》卷三《诗·书崇祯大统历南厓日录后》，《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17册，1998年，第76页。[33] （朝鲜王朝）俞拓基：《知守斋集》卷十五《题判书沈公所藏崇祯大统历后》，《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13册，1998年，第580页。[34] （朝鲜王朝）金坽：《溪岩集》卷三《题崇祯历（丁丑）》，《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84册，1992年，第244页。[35] （朝鲜王朝）李宜显：《陶谷集》卷十一《赠吏曹参判赵公神道碑铭（并序）》，第51页。[36] （朝鲜王朝）郑蕴：《桐溪集》卷一《七言绝句·书崇祯十年历书》，《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5册，1991年，第150页。[37] （朝鲜王朝）李光庭：《文简公桐溪先生年谱》载《桐溪集·附录》，第431页；又见（朝鲜王朝）郑宗鲁：《立斋集》卷二九《某里花叶楼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53册，2000年，第494-495页。[38] （朝鲜王朝）金：《龟窝集》卷十《碑·浣亭李公遗墟碑铭》，《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95册，2010年，第179页；又载（朝鲜王朝）李彦英：《浣亭集》卷七《附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6册，2006年，第150页。[39] （朝鲜王朝）朴旨瑞：《讷庵集》卷一《题崇祯丙子历后（并小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03册，2010年，第21页。[40] （朝鲜王朝）柳致明：《定斋集》卷二三《敬书皇明大统历后》，《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97册，2002年，第475页。[41] （朝鲜王朝）权相一：《清台集》卷十一《书家藏大明历帖后》，《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61册，2008年，第428页。[42] （朝鲜王朝）金德五：《痴轩集》卷一《次权持宪（相一）题家藏皇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大统历韵》，《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93册，1997年，第26页。[43] （朝鲜王朝）闵维重：《文贞公遗稿》卷十《书·上尤庵》，《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37册，1994年，第284页。[44] （朝鲜王朝）闵维重：《文贞公遗稿》卷十《书·上尤庵》，第284页。[45] （朝鲜王朝）宋志烈：《宋子大全》卷一四六《庚午大统历跋》，第147-148页。[46] （朝鲜王朝）尹愭：《无名子集》卷六《诗·睦景远家有旧藏大明崇祯三年庚午大统历景远有诗聊次之以寓感慨之意》：“我将斯历爱羊如，为是崇祯大特书。谁道麟经无地读，春王正月至今余。”（《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56册，2000年，第132页）[47] （朝鲜王朝）李南珪：《修堂遗集》册七《书万历丙午历后》，《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49册，2005年，第530-531页。[48] （朝鲜王朝）金瑬：《北渚集》卷二《五言律·见清国颁历复用前韵》，《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9册，1991年，第20页。[49]《朝鲜仁祖实录》卷三四，仁祖十五年（崇祯十年）五月壬辰，《朝鲜王朝实录》第34册，第691页。[50]《朝鲜仁祖实录》卷三五，仁祖十五年（崇祯十年）七月丁亥，《朝鲜王朝实录》第34册，第699页。[51]《朝鲜仁祖实录》卷三五，仁祖十五年（崇祯十年）七月癸巳，《朝鲜王朝实录》第34册，第699页。[52]《承政院日记》，仁祖十五年（崇祯十年）八月九日，第60册，第29a面。[53] （朝鲜王朝）洪直弼：《梅山集》卷二九《题许沧海诗集后》，《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96册，2002年，第60页；另可参见（朝鲜王朝）金钟厚：《本庵集》卷十《沧海处士许公行状》，《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37册，1999年，第555页。[54] （朝鲜王朝）李趾秀：《重山斋集》卷七《桐溪黄公（克孝）墓碣》，《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16册，2011年，第408页。[5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八四《答人》，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850页。[56] （朝鲜王朝）宋焕箕：《性潭集》卷二五《双梅轩闵公墓表》，《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45册，2000年，第7页。[57] （朝鲜王朝）闵在南：《晦亭集》卷六《跋·书双梅轩实记后》，《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26册，2011年，第545页。[58] （朝鲜王朝）任宪晦：《鼓山集》卷九《双梅轩闵公（齐渊）实纪序（甲戌）》，《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14册，2003年，第207-208页。[59] 20世纪初，独立后的朝鲜王朝又逢国难——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奇宇万（1846—1916）自述“见今异历行，余为无历之民已三年”，曾念及双梅亭，“吾闻亭之址，双梅无恙，当以时登临，借公‘梅历’，以验四时之推迁，而采西山之薇，摘东篱之菊”。（参见[朝鲜王朝]奇宇万《松沙集》卷十八《双梅亭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45册，2000年，第436页）[60] （朝鲜王朝）郑宗鲁：《立斋集》卷四三《山阳处士斋先生李公行状》，《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54册，2000年，第233页。[61] （朝鲜王朝）崔益铉：《勉庵集》卷三四《松庵郑公墓表》，《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26册，2004年，第241页。[62] （朝鲜王朝）李光庭：《讷隐集》卷十七《鹤沙金先生行状》，《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87册，1997年，第443页。[63] （朝鲜王朝）杨应秀：《白水集》卷十五《迂斋金公行状》，《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77册，2009年，第364页。[64] 韩运圣诗《长儿刮去历面伪号签付崇祯字而赋诗一绝幸其能粗解尊周之义次韵以示（己酉）》曰：“天地神人共愤羞，羊年犬月古中州。斩却青皮还太露，不如含忍讲尊周。”（[朝鲜王朝]韩运圣：《立轩集》卷二，《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24册，2011年，第436页）[65] （朝鲜王朝）柳重教：《省斋集》卷九《答王守直（甲戌十二月）》，《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23册，2004年，第207页。[66] （朝鲜王朝）柳重教：《省斋集》卷九《上任全斋（乙亥二月二十七日）》，第188-189页。[67] （朝鲜王朝）任宪晦：《鼓山集》卷九《题永历大统历书后付儿艮宰（乙亥）》，《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14册，2003年，第227页。[68]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得知士大夫们不用通行新历或改造新历的情况，常常是源自墓志铭、行状的描述，这反映出他们通过历书（正朔）来大力倡导尊周思明，给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此类行为的广泛存在，有些人不免有作秀之嫌。英祖即位之初，一度流露出对士大夫们涂改历书封面清朝年号为崇祯的不以为然，但这种态度又招致了李宜显的基于大义的劝诫，藉此可见尊周思明文化心态下朝鲜人尊明历、贬清历现象之普遍。（参见《陶谷集》卷七《疏札·拟上札（庚戌）》，第462-467页）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330-347页。
文章转发自古籍，版权归其所有。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和任何投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