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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7 世纪中欧交往的一个特点是两种文化之间展开了一场书籍的巡回传播: 欧洲的书籍流通到中国，中国的书籍也回流到欧洲，并被收藏于各大图书馆。其中特殊的一点是，大量书籍被翻译、刊行成汉语或欧洲语言。这是一场怎样的巡回传播? 脱胎于这场互动的文化间的书籍有哪些特征? 通过这场书籍的巡回，两种文化 “之间” 塑造了一个怎样的社群? 在这些 “之间” 的社群形成身份意识的过程中，书籍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通过调查这批书籍的生产制作、分布流通和阅读消费群体，我们的目标是探究 17 ～ 18 世纪中国的 “之间” 社群是怎样通过书籍形成身份意识的。这项研究将为我们理解文化间书籍世界的诞生提供见解。
历史研究可视为关于 “他者” 的艺术，因为历史学家所调查的是生活在另一个时间、空间的人。在文化交流史研究上，“他者” 更是占据了中心位置，因为历史学家试图去理解通过与他文化的相遇所发生的事情。比如徐光启和利玛窦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人们之间的任何相遇都可引发出一则故事，这个故事可能通过文本、图像、艺术品、建筑、社群、礼仪来表达。这些都 是历史学家可以采用的资源。因此，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试着去捕捉这些人 之间最初的相遇，即他们的 “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也是一门寻求“之间” 的艺术。
本演讲将介绍我目前的研究项目: 它的关注点是书籍的文化间巡回传播以及这些书籍如何在 17 世纪的中国建立一个 “之间” 的文本社群。我希望这些想法和研究问题能够促进本次研讨会的研究。
一、研究背景
中国印刷文化这一独特背景促成了欧洲宗教和科学知识的传播。我们需要一部文化间的书籍史，这一需求激发我们探索一批独特的书籍。
(一) 背景: 中国印刷文化促成了欧洲宗教和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当第一批欧洲传教士———如利玛窦 (1552—1610)———于 16 世纪末抵达中国之时，他们惊叹眼前所见的传播广泛、高效且经济的印刷文化。“印刷坊这么多”，他们当中有人写到，“任何一个城市都好像是安特卫普”。特别是自 16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确经历了书籍数目和种类的显著增长。( 缪咏禾， 2000; 大木康， 2004; Brokaw， 2005 和 2015; McDermott， 2006; Schofer， 2016) 传教士们相信，说服力，而不是武力能够使中国人向基督宗教福音和欧洲科学敞开心扉。于是，他们与中国学者一道撰写、翻译和刊印书籍。
这一过程得益于中国印刷的一些具体特征。简单说，不像欧式活字印刷 机需要复杂、昂贵的机械装置，中国通常偏好使用更简单、更便宜的雕版印刷技术，由此出现了非商业的家刻、寺观刻。( 张献忠，2015; McDermott ＆ Burke，2015a) 所以，欧洲人不用引进印刷机，也无须依赖商业印刷坊来刊行他们的著作。而且，当时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机构组织进行系统的出版审查，也没有教会监管出版物当中的异端思想。于是，传教士和中国 基督徒们可以刊行他们的思想， 不会遭遇什么阻碍。( 周启荣， 2004; Brokaw，2005)
最终，欧洲宗教和科学知识通过汉语文本所进行的传播成为 17～18 世纪中欧文化相遇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点可以由当时产出的文本数量得到确认: 总计约 1050 种文本 ( 印本和手稿) 。然而，逆向的流动也存在: 汉语印刷资料的大量存在，使得传教士可以向欧洲汇报中国的情况，甚至在欧洲建立第 一批收藏汉语书籍的图书馆。
(二) 需要一个关于书籍世界的文化间的研究
最近几十年间出现了许多研究都和书籍文化和阅读有关。有关近代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欧洲，不过近年来也涌现出研究中国的重要成果。( 关于欧洲和中国的文献概况， 参见 McDermott，2006; Brokaw ＆ Kornicki，2013;McDermott ＆ Burke，2015; Bussotti ＆ Drège，2015) 。更新近的研究，比如彼得伯克和周绍明的 The Book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1450－1850 (《东亚和欧洲的书籍世界，1450—1850》，2015) ，关注点在于 “联系和比较”。在编者眼里，“他们各自独立的历史和历史学交叉和联结的方式———或者反之———有望成为未来几十年国际学术研究的一个关键议题”。(McDermott ＆ Burke，2015a) 我们的项目便是迎接这个挑战，专注于书籍的 “文化间的历史” ———特别是在拥有完全不同的书写系统的文化之间。我们的研究集中在“联系” 而非 “比较” ( 韩琦 ＆ 米盖拉，2016) 。
(三) 一些独特的文化间的文本
这个项目挖掘的对象主要是一些独特的汉语文本:它们在 17 世纪中欧文化间的交往中，处于中心地位，它们也引领了一些新的文化间社群的诞生。这项研究的焦点以约 1050 种/ 部汉语基督教文献 ( 由研究小组成员搭建的数据库 CCT-database 对此有详细介绍) 为案例，研究 “文化间” 的印刷文化以及身份意识的形成。
这些文本的 “文化间” 属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作者 ( 广义作者包括合作者、译者和编者) 出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内容包括欧洲和中国的知识———它们的传播都是文化间交流的结果; 印刷品的物质层面反映出中国和欧洲两种印刷文化的特征 ( 如使用批注、插图等副文本，中欧双方的印刷文化都有这些特质) ; 有时候，一些著作中出现不同的书写文字。在一个更广的层面上说，这些作品都属于全球性的书籍在 “文化间” 巡回传播的一部分———欧洲书籍流通到中国，并被翻译为汉文或满文; 中国的书籍回流到欧洲，并被收藏于欧洲的图书馆里。
这些文本之所以独特，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对于全球层面上的 “文化间” 的历史而言，它们是独特的: 在同时代和其他地区 ( 如拉丁美洲、印度、菲律宾、日本) 的文化交流中，印刷并没有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所制书籍也并没有如此之多 ( Huonder，1923) 。
其次，对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 “文化间” 的书籍世界来说，它们也是重要且翔实的案例 ( 相较汉语伊斯兰书籍和满汉双语书籍世界而言) ( 参见Ben-Dor Benite，2005) 。
最后，虽然这些文本如此独特，但它们还未被与中国印刷文化有关的研 究所关注，因为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出现在明末清初汉语书籍的现代编 目中 (参见 《中国古籍总目》, 2009 ～ 2013) 。他们的 “文化间” 的特征会为明末清初的印刷文化添上特别的一笔 ( 以下参考有简单提到这一点: 张秀民＆ 韩琦，2006; 缪咏禾，2008; 朱赛虹，e. a. 2008) 。
图 1 “文化间” 的书籍之一例( 雕版印刷) : 《西文四书直解》，江西，1662
( 图中所示的版本是在中国刊印再带回欧洲的，现存于西西里地区中央图书馆，详见http: / / www.bibliotecacentraleregionesiciliana. it/rari_ 1007. pdf。)
二 研究目标
基于一个关于 “文化间” 书籍世界的个案研究，考虑到印刷物品与印刷的社会化过程之间的互动，我们的目标是探究身份意识的形成。
(一) “文化间” 的书籍世界
书写一部 “文化间”书籍的社会史，我们的目的是调查一个 “文化间” 的书籍世界在中国的诞生过程，或者说人群和机构的网络或系统支撑着———也有时候限制了———生产制作、分布流通和阅读消费。( McDermott ＆ Burke，2015a)通过这种方式构建起来的社群有中国基督徒社群和规模更大的、有志于欧洲科学的中国学者的社群。我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分析出版刊行如何对汉语基督 教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基础性的作用，二是调查由此构建起来的书籍世界具 备什么样的特征。这个项目以中国为案例，以这一批在 17 世纪的中国产生的“文化间”的书籍为研究核心。研究的焦点主要在于，但不囿于书籍的物质性方 面，因为这些物质元素展示了那些代表着文化间书籍世界的社群的建构。
(二) 文本塑造的身份意识
基于 16 ～ 17 世纪的汉语穆斯林文本形成了穆斯林身份认同 (Ben-Dor Benite，2005)———假设这一观点对其他社群也有效，我们的研究特别关注一种具体的、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意识得以在汉语基督教文本中创造、形塑和表 达出来的方式。中国基督徒文人身份的主要载体是学术、文本、仪式和文人 创作。这个项目就是调查书籍和文本在这些 “之间” 社群建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新的社群。他们的出现是通过文化间的相遇，他们也从两种文化传统中汲取身份意识。这种角色既有共时性又有历时性的维度，在某个时间段内制造出来的书籍如何有助于当时的群体身份的建构 (共时的) ，一个群体建立起它的身份意识时，也部分地基于一些早期书籍 ( 历时性的，比如 19 世纪的基督徒群体重新刊行 17 世纪的文本) 。这便涉及如下问题的调查: 繁荣的书籍文化的传播是否促进了一些———诸如 ( 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当中有一些对宗教或科学感兴趣的基督徒或学者官员———群体的团结或整合? ( Brokaw， 2015) 书籍文化的传播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基于文化的基督徒身份? 这些 “文化间”的印刷品，怎样在基督徒学者官员的文化中作为独特身份的标记，或者它们怎样使得基督徒社群融入更大的文化环境? (McDermott， 2015a) 中国人是如何通过书籍来辨识自己身为中国基督徒与作为跨国宗教的基督教进行互动的? (Standaert，2012; Harrison，2013; Starr，2016) 。
(三) 印刷物品和印刷的社会化过程之间的双向互动
为了探究这一身份意识，我们的调查包括印刷文化两个相互关联的元素: 印刷的物质性 ( 印刷机器生产出来的物理产品) 和印刷的社会性 (涉及印刷品的写作、编辑、出版、印行、分散和阅读人们和机构) 。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这个项目调查的也是印刷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双向互动。(Scott ＆ Clart， 2015) 传教士和平信徒积极使用中国印刷技术与实践，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被转化，由参与印刷工作而接受新的宗教或科学的思想和实践。这关系到 以下的问题:他们是否对神圣和经典文本赋予新的角色并产生新的理解? 他们是否通过共同参与印刷从而形成了新的宗教或科学方面的身份意识? 他们是否从事新的仪式性活动? (Standaert，2008)
三、研究的方法论
( 一) “文化间” 的历史
这个项目所使用的方法是我们研究组的特色之一:结合 “文化间” 的历史与文本研究的路径。“文化间” 的历史是指，与另一文化的互动是我们所研究的过程或网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要的路径是文化互动框架， 特别 关 注 “之 间” 的 空 间， 创新性的变革就发生在这个空间里。(Standaert，2003，2015) 。这个项目不采用比较的方法———两个已被预设为各自独立的世界通常被拿到一起做比较，也不是关于一方对另一方产生冲击或影响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是为了调查新的、“文化间” 的文本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文本性社群是怎样在 “之间” 的空间里通过文化互动得以形成的。于是，研究资料本身就具有 “文化间” 的属性。
我们的研究资料包括 “文化间” 的物品: 来自 “间印” ( 比如，有些文本当中整合了其他文化的书写文字)，从世界上的一种文化流转至另一种文化的书籍或完整的图书馆，或译介了一种文化的知识到另一种文化的那些著作。汉语、满语和欧洲资料都相互补充。
研究资料还集中在一些 “文化间” 的主体上 ( 人和机构) : 中间人、之间的人和之间的社群，他们通过文本建立起网络。
(二) 书籍的巡回传播
为研究互动，一些关于人、物品 (书籍) 和思想的 “传播” 或 “流通” 的概念至关重要。至此，这个项目是基于早期研究———关于书籍及其读者，特别是关于书籍巡回传播的历史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一方面，它研究那些 “文化间” 书籍的生命周期: 它们的出版、制作、流布、接受、翻译、留存。( Adams ＆ Barker，1993) ，另一方面，它关注那些制作、散播、翻译和阅读书籍的人: 一个从作者到出版人、印者、运送者、书商，再到读者的巡回传播。(Darnton，1982，2007) 从这两个模式开始，这个项目致力于研究一个独特的 “文化间” 的流通模式的特征。
(三) 受启于新观点的批判性路径
这个项目受到有关书籍文化研究的启发，并从中受益。这些研究已经为欧洲印刷文化以及中国印刷文化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
例如，据悉16世纪印刷品的优势并没有终结手稿的使用，在欧洲和中国都是如此。( McDermott，2006; McKitterick，2015)很明显，我们所调查的约 1050 种 “文化间” 的汉语文本当中，也有大量手稿 ( 有些文本以手稿和印刷形式同时出现) 。因此，手稿和印刷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关注的焦点。
这个项目也考虑到批判的、方法论方面的声音，比如欧洲方案或模式 (例如巡回流通的模式) 被应用于中国情境，或传统 ( 汉文的) 目录太轻易地适用于当代的分析 ( 例如对印刷品不加区分的贴标签或分类，使用一些诸如 “官方” 或 “国家”，“商业” 相对于 “私人”，“宗教” 相对于 “科学”，等等这样的术语。) ( Heijdra，2012) 对于 “文化间” 的历史来说，关切不同类别之间的界线，质疑不同模型之间的边界，这都是常见的。( 另见 Raven， 2015) 因此，这个项目起步于既有的分类和模型，进而研究不同的文化间的类别或流通模式的特征和模糊性，这些类别和模式都涵盖了进入这些 “文化间” 书籍制作过程的各种活动和网络。
四、几个设想中的步骤
这个项目的进行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 ( 具备可操作性的研究主题) ，它们与书籍文化的 “生产制作、分布流通、阅读消费” 这三个阶段相对应。它们为研究 “之间” 社群的身份意识之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每个阶段，我们的项目都会调查印刷物品和印刷过程的社会性，调查也都是基于大约 1050 种文本的集合以及中欧原始资料 (笔记、书信、笔记本、报告……) 所呈现的“文化间” 的书籍世界。这些不仅包括分散的、对印刷的指涉，对书籍的获取，书籍价格等，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书籍目录 ( 由汉语或欧洲语言编写的、记载着刊行于中国的书籍的目录，中国私人藏书的目录，欧洲图书馆中的汉文书籍编目，被收缴的图书清单) (张先清，2007) 。我们项目的推进倚赖于在这些步骤中进行的案例研究 ［每个合作者 (包括导师、博士生、博士后研究者)以及工作坊的参与者所做的研究］，在项目的最后，我们会获得更全面的观点。
(一) 生产制作
目标是，尽一切可能地通过观察印刷品本身、寻找提示性的标记来辨识印刷品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调查诸如下列研究问题:
1. 得以出版的是什么? 书籍、宣传册、零散的单页、插画、地图、间印欧洲文字的汉文书籍、以雕版印有欧洲文字但在中国刊行的文本、间印满文 的文本……? 统计分析，并与手稿进行比较。
2. 它们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 我们可以在这些书中找到什么样的关于刻
工、印刷地点、再版、文本变化等的印迹? ( 《明代刊工姓名全录》，2014)
3. 它们在哪里出版? 基督教书籍于何处刊行? 它们与印刷中心有怎样的联系?
4. 是谁在推动这些文本的出版? 哪些机构在生产它们: 政府 ( 官刻) 、商业作坊 ( 坊刻) 、私家 ( 家刻) 、寺庙道观 (寺观刻)(McDermott，2015a) 、教会 ( 教堂刻) ? 这些机构是如何运转的? 谁在支付出版成本?
5. 这些文本付梓的目的? 为盈利? 为积攒功德? (Chia，2002; Bussotti and Drège，2015; Chia，2015)
6. 这些文本改编自欧洲文本，还是新的作品? 在多大程度上它们是具有创新性的? 欧洲的审查制度在中国的书籍生产制作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7. 与流通到中国的欧洲书籍之间是什么关系? 在中国的、收藏欧洲语言书籍的图书馆在这些书籍的生产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它们是一种展览品、样板工程，专门向中国学界展示欧洲书籍文化的吗?
(二) 分散流通
目标是辨识印刷品分散流布的实际情况:
<>1. 印刷品是如何分发的 ( 通过礼物赠送、出借和手抄) ? 通过商业出售? 宗教机构公开散发? ( McDermott，2006)
2. 它们是如何流通的? 通过一个基于考取功名的学子所建立的网络可以获取出版物吗?
通过一个基于交易网络的市场，而交易是向所有能够负担得起购书款的人开 放的? 通过一个人际化的交流网络，这个网络仅限于一部分人，他们得有社交关系可以使他们有资格接受一个新刊印的书籍作为礼物? ( McDermott，2015a)
3. 印刷品的流通有多广? 地理方面 ( 在一国之内的哪些区域) 和社会方面 ( 精英，更广泛的人群; 亲属团体，宗教网络) 。关于书籍流布的地图? ( Brokaw，2015; Raven，2015)
4. 这些出版物是注定给内部团体和/ 或外部团体的吗? 如何定义这些团体? 文体告诉我们关于受众的什么信息? ( Starr，2016)
5. 这些是私下的还是可公开的文本? 对于私家非商业印刷品，不同程度的私和公又是什么?
6. 与文人文化的联系是什么? 是否存在专门化的基督教的和科学书籍的网络? 技术和工艺的作用呢? ( Schfer，2016)
7. 汉文书籍如何流传到欧洲并分散到各地? 动机是什么? 它是怎么发生的? ( Standaert，2016c)
(三) 阅读消费
目的是辨识印刷品消费在公共的和阅读实践中的实际情况。
1. 关于 “阅读的公众” ———作为作者和出版人面向的目标大众 ( 比如在序言和评注中) ，我们知道些什么? 关于 “受众” 或实际的历史中的读者呢? ( McLaren，2005)
2. 阅读消费仅限于知识阶层吗? 还是它已扩展到普通人群和相对而言未受教育的人?
3. 阅读文化是什么样的? 什么是文化间的阅读方式?
4. 除了阅读以外，还有什么不同类型的消费? 礼仪性的、表演性的、戏剧性的、实验性的消费?
5. 与其他文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 知识的扩散通过引用、传抄、翻印? 与手稿的相互依赖是什么样的?
6. 那些书籍如何在图书馆中留存下来? 曾经用过什么样的分类方式? 这样的分类如何干扰了现存的分类体系?
7. 哪些策略被用来在中国传统的分类系统中宣称一种地位 ( 例如，声明
“经” 的地位) ?
8. 关于预想中的一本书的阅读消费，书籍标题和副文本告诉我们什么?
(四) “之间” 社群身份意识的形成
这三个步骤为研究之间社群身份意识的形成奠定基础，这涉及如下问题:
1. 书籍的生产制作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基督徒的身份?
2. 谁是主要的著作者，共同创作的形式为何?
3. 作者与宗教/ 教育领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又如何与书籍联系起来? 存在一种关涉文本的师徒关系吗? ( Ben-Dor Benite，2005)
4. 社群有哪些特征: 学习的网络、教育的网络、礼仪网络? 它们是区域性的还是跨区域、代际的? 有没有一个内部核心? 自我感知是如何的?
5. 网络/ 社群怎样既通过书籍又在书籍内部得以表达?
6. 在多大程度上，这个网络包括教育网络的构成要素: 在学生－ 老师的关系中，血缘宗族和门生身份的重叠程度高; 文本逐步标准化; 参与者在一个已经成形的教育传统和系谱中有作为成员的意识?
7. 在多大程度上，印刷品和出版物在基督徒学者官员的文化中是重要的身份标记? ( McDermott，2015a; Starr，2016)
8. 在多大程度上，19 世纪基督教的身份认同建立在重版 17 世纪著作的基础上?
结语、对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这个项目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是因为在关于印刷文化的研究中，“文化 间” 的书籍世界还鲜被涉足。这些独特的 “文化间” 的书籍也还没被学者们从印刷文化的角度研究过，我们的项目会对不同的领域产生助益。
1. 由于它专注于 “文化间” 的书籍世界，它可以为广义上的印刷文化研究，特别是为中国印刷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2. 通过这些经筛选的、独特的 “文化间” 的文本材料，它可以深化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见解，比如出版刊行如何对中国人在基督教和科学方面的身份 意识及社群的发展产生基础性的作用。它也会有助于研究 “文化间” 的身份意识怎样通过书籍得以形成。
3. 由于它还有一个跨国的维度，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书籍如何能够连接不同的社群，超越文化、政治和语言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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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文化间巡回传播：在 17 世纪的中国建构一个 “之间” 的文本社群
〔比利时〕钟鸣旦 著、陈妍蓉 译
文章来源：《宗教与历史》（第十三辑），第1-15页。转自“历史人类学公众号”
作者简介：〔比利时〕钟鸣旦 ( Nicolas Standaert)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
文章转发自古籍，版权归其所有。文章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和任何投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