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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心坡位于今缅北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与恩梅开江之间，民国时期为中缅北段未定界争议区，英文文献称之为“三角地”（TheTriangle）。江心坡在1929年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中缅界务问题的首次“轰腾”于世，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南京政府的基本立场，教育部通令全国更正中国地图就是典型表现。
舆论风潮源于1929年云南腾冲的滇缅界务研究会的进京请愿活动[1],江心坡因此才为国人所熟悉，1934年《东方杂志》一篇文章写道“是时国人始知有江心坡一地”[2]。舆论风潮也刺激了民国时期中缅界务研究，尤其以舆论重要参与者尹明德[3]为代表。尹明德作为政府派往江心坡的调查专员，自1929年末带队从南京出发，辗转一年多的时间，完成《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及善后意见并表图附》《云南北界勘查记》《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史》《天南片羽》等著作。[4]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中国近代边界史》《中缅边界问题研究》[5]都有对江心坡问题论述的欠缺以及对舆论影响的关注。本文使用数据分析方法较为直接且完整地呈现舆论的面相、过程、发酵的重要节点，以及主要参与者。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分析的重点是时间与能动者（人物、机构、事件）的脉络，通过提取“可归类的文字信息”，以时间节点与能动者节点构建的关系矩阵。时间以新闻登载日期为准，是可以直接获取的数据，能动者则需要对每篇新闻进行标签化处理，即构建一个关键词表。基于新闻内容的关键词表是数据处理的核心工作。研究的预期目标是，不同时期哪些人物或机构参与到这一舆论网络当中，并在哪一时间节点推动事件的发酵？基于此，关键词的内容设计为每篇报道中出现的人物、机构、事件。如1929年4月21日《申报》的一篇报道：
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以英兵侵占江心坡。特电国府行政院等，请严重交涉在案。兹悉该会昨接内政部代电云。全国商会联合会鉴：真代电悉，英兵侵入江心坡事件，事关国家领土，自当力争，本部现已咨商外交部核办，希查照。内政部巧印。[11]
该条新闻的标签为“江心坡问题”“全国商联”“行政院”“内政部”“外交部”，表示这几个机构、部门作为共现的能动者。标签关键词全部来自新闻内容本身，为控制词表的内涵与容量，构建通配词合并同义词，如“全国商联”就还包含“全国商联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
数据来源为5个学界常用的期刊数据库[12]，这些数据库产品之间多有重复，且并非都支持全文检索，有些只能通过新闻标题进行检索，通过全文检索获得的数据主要有《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晚清民国报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结果86条，晚清民国大报库检索结果55条，大公报数据库检索结果有73条，中国近代报刊数据库检索结果88条，大成故纸堆检索结果33条。将结果中的期刊全部过滤，得报纸9种，再清洗重复内容，分别得到《大公报》54条、《申报》44条、《新闻报》17条、《中央日报》15条、《民国日报》10条、《京报》7条、《时报》6条、《顺天时报》5条、《益世报》3条，其中条数为个位数的都是新闻标题的检索结果。统计数据库,“江心坡”自1927年4月见诸报端，到1948年11月，分布在54个月、108天，在1929年4月和5月达到舆论的高峰后迅速归于平淡，这两个月分别有44条与27条，其他月份均未上10条。
词表最终形成142个关键词，其中频次2以上的有64个，频次10以上的有15个（见表1）。
二舆论风暴与推动者
江心坡问题进入民国大报的报道约在1927年4月，经历1929年4月与5月的风暴后陷于沉寂。我们将数据以1929年5月31日为断，分为两部分。为细致观察舆论形成的脉络，首先按日构建5月31日以前的关键词矩阵，通过Gephi的YifanHu布局得到图1。
图1中节点代表时间与能动者，节点的大小代表该节点出现的频度，节点的边（两个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节点的共现关系，连线的粗细代表共现频度，节点在图中的位置关系显示它们在关系网络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节点之间的距离显示它们之间的亲疏度（两个节点之间有越多的第三方节点的连线关系，说明节点之间亲密度越高）。[13]可以看到图1左下角子图[14]构成的1927年舆论时间节点与能动者的关系图，影响很大的《申报》和《大公报》都报道了英人进兵江心坡的资讯，处于结构洞[15]位置的节点是驻军滇西的滇军团长俞沛英，经云南新闻同人传递到两大报，不过没有引起更多的舆论参与。1927年的报道并未引起舆论的骚动，部分原因也许在于报道没有明确强调江心坡为中国属地，4月9日《申报》报道只是担心国防安全，俞沛英也只是模糊地说“毗近我国疆界”：“据密探回报称，英政府顷由瓦城发兵三千有余，以二千开驻新街，以一千余添驻江心坡，查江心坡一处，毗近我国疆界。”[16]4月10日《大公报》的报道也为“江心坡毗邻我国疆界”[17]。俞沛英的驻军堪称极边，又有所谓密探，两报的消息所反映的对江心坡的认知具有代表性。4月14日《大公报》登载了云南省务委员会命令俞沛英确査的电报。6月16日《大公报》又报道了新的信息，来自永昌属泸水土司段承僚，指明江心坡为中缅未定界地区。[18]这时的报道呈现出对江心坡归属认知的模糊或矛盾。新闻报道如子图所示，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些报纸也并未在1928年重新跟进或报道。
1929年的子图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网，核心的能动者是滇缅界务研究会,在该年的第一条报道便已出现，1月5日《大公报》报道：“腾越各界已组织滇缅界务研究会，前日发出快邮代电向中央呈请，并唤起全国之注意，兹录原电如下……”[19]可能是这次报道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效果，据2月19日《申报》登载海军总司令部的总理纪念周的活动纪要，写到活动中报告了“中英交涉江心坡驻兵情形”[20]。数据库中4月以前的新闻仅此两条，滇缅界务研究会及其发布的告书仍未引起太多的舆论关注。
引起“轰传”的报道来自4月9日和4月10日。9日《中央日报》发布《英兵侵略云南江心坡特推代表来京请愿从速抗议严厉制止》，文章先是描述了英国进兵江心坡的情形，滇缅界务研究会的代表谢焜、周从康、刘绍和3日来京请愿，7日与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会面，得到积极的回复，后附上告同胞书。10日《申报》的报道更加精简，内容如出一辙。[21]在2月的新闻中，滇缅界务研究会与告同胞书就都已经出现了，4月只是多了边疆代表入京请愿与外交部的回应，可见边疆代表入京请愿与外交部的回应才是引发舆论风潮的关键。
为了便于观察，我们重新生成了各人物、机构、事件首次见诸报端的关系图（见图2）,观察不同对象进入舆论的时间脉络。4月11日的报道中并未有新的节点，4月12日则是新节点出现最多的一天，“更正地图”就是其中之一，新闻见刊有一定的延迟性，如前9日的新闻是报道7日的事情。12日的《民国日报》报道的是11日全国商联致中央党部等电文：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内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工商部钧鉴。四月十日沪报载英兵侵入江心坡，该地代表晋京请愿交涉，划清中缅界限一案。……到本国各种地图，于恩梅开江之西，遂开江之东，北自西康省察阳县交界，南至滇缅铁路，均误画为缅甸地界，实属重大错误。应请内政部通令全国书店，迅速改正，并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学校，凡遇教授地理时慎重注意，党国幸甚。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冯少山、常务委员苏民生、张械泉、卢广续、陈日平、李奎安、彭礎立等真印。[22]
全国商联电文称是对10日新闻报道的回应，可见反应非常快，诸多会员的联名应该是经历了内部广泛的沟通，可以推想舆论的反响。25日，教育部正式响应，通告全国修正地图。26日，《中央日报》登载了详细的内容：
惟我国一般专攻地理学者，每多足不出户之士，对于边地之历史又多不能多肆搜求，以与地理相互考证，而我国文献，对于耳目所不及之处，亦常略而不言。……查现行各种地图，均系抄自外人所作。以外人作中国地图，当然将江心坡不画归中国。如中国人作地图，于此处不加更正，则江心坡数千方里之地，不待英人之进兵，而被我国一般地理学家，已无形默认而拱手送致外人矣。教育部有鉴于此，昨根据全国商联会来讯，即通令各学校、各书坊从速更正。[23]
至此形成了修正地图的事件脉络。26日与27日也正是新闻数据最多的两天。
吊诡的是，正如教育部所批评：地理学者多足不出户之士，文献又略而不言。此时诸多报道既在强调地界，又普遍在制造错误，如同与26号刊载教育部专电的《申报》，写道：“查坊间各种地理教授书，多以英文高山起沿恩梅开江作为中缅未定界，殊属错误。”[24]此文将尖高山写作“英文高山”，这一时期新闻中类似错误频现。教育部批评的现象并不因之而解决，前文所述俞沛英与段承镣之间的认知差异也依然存在，如外交部云南特别交涉员张维翰与云南旅京同乡会之间的分歧。4月22日《大公报》载张维翰的《滇缅界务意见书》，提议：“第一步宜就英人自动请勘之际，从速照商英使，两边派员切实会勘，确定疆界，以解纠纷；第二步宜即日实行殖边，以杜窥伺。”[25]张维翰作为与英交涉云南界务的外交官员，对于事件应是熟稔且有一套基本的立场，6月4日《申报》披露了他向政府陈述的划界意见，江心坡不在其主张之内，“主张以五色线界中之蓝色线（即第三线）为界，此即北平旧外部之主张”[26]。张维翰的提议[27]曾遭到云南旅京同乡会猛烈批判[28]，5月9日《新闻报》和《申报》都刊登了同乡会的五条意见，其中：之二声明张交涉员所呈意见书错误四点；之三请向英交涉推翻五色线图，另订国界；之四速派调査员往滇边，史地査勘边界清晰。[29]此时舆论才触及了江心坡归属问题的核心一“五色线”，推翻五色线图的意见才是争取江心坡归属的基础。
五色线是晚清与北洋政府时期与英国谈判滇缅北段边界的未结之果，形成五条不同颜色的划界方案，江心坡位于全部五种画法以西暨英国主张的缅甸境内。此，舆论少见对于五色线的交代，在论证归属时，以历史上中国的设治与影响以及土人的认同为主要内容。当然，这有可能是舆论的动员策略，但也可能更多的是对五色线抑或说中英交涉情形的陌生。在舆论的脉络中，江心坡属于中国这一观念，由教育部修正地图的命令而成为定论。
三更正地图事件及其后续
这30个节点可以分为5类，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全国商联：冯少山、陈日平、苏民生、彭礎立、张械泉、卢广续、李奎安）、边疆请愿代表（谢焜、周从康、刘绍和）、在京云南同乡（周波、周汉章、尹明德）、报社。边疆请愿代表与在京云南同乡会联动紧密。同乡会应该是请愿团在京活动的依靠，帮助联系政府机关及联络新闻界，也许他们才是舆论背后最积极的活动者。从新闻披露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中央日报》4月14日报道：“旅京云南学会，及滇缅界务研究会，为英兵侵入滇属江心坡事，于昨日招待新闻界于鸡鸣寺，由周汉章报告英兵侵入江心坡经过情形。”[31]又如其他报道：“现云南旅京同乡会已特组一滇缅界务外交后援会，催促政府，进行此事，并拟将以前滇缅界务交涉经过详细情形，编印为小册，以广为宣传，尚望新闻界力加援助云。”[32]
请愿代表与云南同乡会的诉求主要是请政府向英严重抗议、重新划界、殖边保疆、激发国人关注等。至于更正地图，如前文提到最初是由全国商联呼吁，并经教育部定案，进而广泛传播。这一差别，也在关系图上反映出来，在图中聚类#1主要是更正地图事件相关的能动者的网络，边疆请愿代表与旅京同乡会分布在其两侧，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更正地图事件的主导力量。聚类#4为沈君蕴与宝石场的节点，体现的是江心坡更往西的区域也进入舆论要求领土范围中。1929年4月28日、29日，《中央日报》与《申报》分别报道了参加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云南代表沈君蕴的访谈，他说：“但闻连日京沪各报所载内容，尤未尽实。殊不知江心坡以西，尚有宝石场，亦属我国之版图，其面积不亚于江心坡，论实藏更为丰富。”[33]所谓宝石场即今缅甸北部与印度东北阿萨姆邦邻近的胡康河谷地区（在中文文献中亦常称之为户拱），云南旅京同乡会与尹明德的意见书也提出此要求。胡康河谷在“二战”后期因驻印中国远征军入缅反攻，歼灭据缅日军的关键[34]战役——“胡康河谷战役”[35]，铭于战史，为一般国人所知道。1947年缅甸独立之际，《地图周刊》再次呼吁争取宝石场的主权。[36]战后，英国方面对于中国远征军收复的缅北地区潜在的领土要求，较之1929年更为重视与紧张。而南京国民政府忙于国内局势，并未对缅北收复地带做战略经营，甚至对一度“民族自决”要求回归中国的猛卯三角地也继续承认由英国租占。[37]宝石场的诉求同样也得到内政部、教育部的回应，但此一时还未如江心坡一样被审定：“江心坡以西其余野人山之地，据图籍所载，应亦属之中国，拟由内政部电请云南省政府査勘该地绘图，咨部转送外交部审核后，再为通行更正图集，闻已照此意会复行政院秘书转陈核示矣。”[38]
“晚清民国报刊全文数据库”收录了一些教育期刊，可观察教育部要求更正地图命令传达的情况，省别的教育杂志有湖南、湖北、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江西、广西、陕西，分别传达了教育部第五七五号训令。其中《江西省教育公报》传达的时间为1929年4月30日，《广西教育公报》传达的时间是1929年6月7日，一些地区信息延迟或许有政治方面的客观原因，不过也可认为有较长的传播时效。各省分令对象一般为公私学校、县教育局、图书馆等，在《绍兴县教育公报》与《宝山县教育月刊》上，都可以看到将教育部第五七五号训令分令各属小学，《浙江大学教育周刊》也见发布，而《苏中校刊》则登载了《中央大学》的训令。可以看到传播的脉络，由教育部到省教育厅、督学，到县教育局，再到中小学；或由教育部到大学，再到中小学。
教育部更正地图的训令虽然下达了，但并未附上或指定标准的地图。前文提到的《东方杂志》1934年的文章则谓1930年国内才有地图将江心坡划入中国版图，该文就附上了一张“江心坡略图”，作者应该对地图的情况有所考证，其说或可信之。那么，在1929年4~6月，各省教育局的训令，具体的落实存在不小的障碍，实际效果或许主要在于更正了江心坡属于中国这一观念。此后一段时期，由于与英国交涉没有结果，更正地图事件的舆论也就冷却了，不过仍是地图制作者与出版者的工作。1930年以后新闻报道中偶尔提到江心坡，境遇已不能同日而语了，颇令心系边事之士寒心，如有人写道：“民国十八年四月间，喧腾报端之西南边陲之江心坡问题，时过境迁，固已无人报道之矣。……旧事重提，希国人共同努力奋斗，幸甚。”[39]作者的心情，或许1929年1月发出告同胞书却没得到响应的滇缅界务研究会也曾体验过，才有入京请愿之后续。那么在此后，除该作者所谓“旧事重提”外，江心坡又因何种原因再次被报道与关注，参与者又是谁？我们将1929年6月以后的数据按月生成矩阵，通过Gephi软件输出图4。时间节点与能动者节点的连线，可以观察不同时段关联的人物、机构与事件。在图4的右侧区域形成了网络，多数时间节点被串联起来，使之串联的能动者节点，则表示这些人物、机构与事件在这些时间节点不同月份重复出现。[40]
可以看到一些1929年6月以前就活跃着的能动者，滇缅界务研究会、内政部、尹明德、谢焜等。更多的是一些新的能动者，较为重要的是，1934年开始的对滇缅南段未定界的交涉，1942年开始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缅甸独立，傅角今在缅甸独立后带队勘界，以及1936年与1946年的更正地图事件。
如图4所呈现，占据主要位置的子图是1929年与1930年的节点聚类，为此前事件之延续。子图的分支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聚类，及与中心聚类相连的关键能动者，即处于结构洞位置的能动者。聚类#1地图相关聚类的结构洞节点是“更正地图”，聚类#3滇缅南段未定界勘界聚类的结构洞节点是“张维翰”与“外交部”，聚类#4与傅角今勘界聚类相连的结构洞节点是“内政部”，聚类#2滇缅抗战聚类欠缺与中心聚类相连的结构洞节点。可以说从1929年6月以后，江心坡问题除了此前延续报道外，之后某一时间节点被舆论重新提起，多是由于云南重大的政治、军事与外交事件，内政部与外交部依然扮演核心能动者。就江心坡问题本身来看则主要还是地图问题，而教育部已不再是地图问题的核心能动者，教育部的角色由内政部的“水陆地图审査委员会”与“水陆地图审査条例”[41]取代。
虽然在与英交涉上没有结果，但更正地图一直是事件的后续，成为既定的观念或结果。1946年9月，《大公报》与《申报》都报道了内政部水陆地图审査委员会下令査禁世界舆地学社新出版的《世界新形势地图》，该地图“误将葱岭以西至江心坡一带之重要地区，划入他国境内”。内政部重新修订“水陆地图审査条例”，规定：“凡本国水陆地图，除由国防部、内政部编制者外，非经审査委员会认可，不得注册发行。在国外发行者，亦非经审查认可，不得在国内发行或经售。”[42]
《申报》是江心坡问题的重要舆论阵地，也是地图问题积极的推动者，甚至公开表示经审査的地图才能出版依然是消极的办法，呼吁教育部规定地理成绩不及格的学生不能升级或毕业。[43]《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推出《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44]，由丁文江、翁文浩、曾世英编纂，便将江心坡地区画入界内。[45]《申报》地图的出版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被誉为中国地图史上的“空前巨制”，并作为学校教学使用。[46]1939年的版本中还是延续了初版的画法。[47]1948年，由曾世英、方俊增订的版本，则进一步将江心坡地区以西的胡康河谷地区画入境内。[48]1942年军事委员会认定了这种画法，并制成地图转发各部。[49]这一变化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背景有关。前文提到的沈君蕴、云南旅京同乡会及尹明德都提出了此画法，此前《申报》地图并未响应。此时已经执行地图审查政策，胡康河谷被划入中国界内应该也是经过官方认定的。至此，形成了《申报》两种地图的遗产。
四结语
从江心坡问题的舆论网络看，相较于界务本身，似乎“人”的因素更加突出，“人”包括“活动的人”与“有社会资本的人”。滇缅界务研究会的请愿代表是“活动的人”，从1929年4月在南京活动，到6月北上北平，活动时间长，构成了可持续跟进的话题。借鉴“社会资本”理论[51]，“全国商联”“云南旅京同乡会”等是“有社会资本的人”，在舆论网络中对进度与走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如1929年4月26日、27日的“轰腾”与“更正地图”的行动。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1929年6月以后的舆论脉络，江心坡问题间断被提起，多与其他“事件”捆绑，或“旧事重提”，欠缺“人”的参与。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内容是确定中国的“民族”疆界，对人而言是构建“中华民族”，对空间而言是确定“中国领土”。[52]与历次边疆危机一样，江心坡问题也成为民族凝聚的动力，时人谓“江心坡之人民，其为中华民族，当无疑义”[53]。江心坡土著由“野人”到“中华民族”与我汉族同宗同源的表述，在当时比比皆是，如“故其姓氏风俗，民情信仰，均与汉人相同。由是观之：则江心坡之为我国领土，可为证明”[54]。这种关系反过来成为领土诉求的证据。江心坡事件爆发之后，对于地图问题的批判，是政府部门与社会舆论的共识，推动了地图的绘制工作以及审査制度，也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尹明德率队调査，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江心坡地图的绘制，填补了中文地图中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之间的空白，成为争夺治权的重要手段。地图与设治的关系，在英人统治下的缅甸，大致也是如此。英人在进兵江心坡之前几年便开展了调査与测绘工作，在1926-1927年的《缅甸行政报告》的地图中，江心坡地区也同样是一片空白，标注着未设治(UNADMINISTERED)[55],不过就在1926年，印度测量局编制了一幅江心坡的测绘地图。[56]至1934年英人在江心坡设置助理专员，《缅甸行政报告》乃认为实现了对江心坡的“正规统治”，这也反映在地图的标注上，此后《缅甸行政报告》的地图对江心坡区域不再标注未设治。
有研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历史的研究过多聚焦于编绘技术的演变方式，特别是图绘内容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提出将历史地图问题置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社会话语中，“反思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国族构建与学术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57]。透过江心坡的案例，还可以梳理更多的维度，学术话语或知识的生产，并不局限于学者或机构与民族主义或历史记忆的互动，通过舆论或“社会资本”的力量，下层能动者参与其中，地方性的诉求传导到国家政治与学术话语当中。在重新梳理文献或地图的记忆时，发现的不仅是知识精英或政治人物的遗产，而是与下层或“边缘”民众共同演绎的过程。所谓“地图开疆”，我们看到江心坡问题的地图遗产背后，是诸多能动性的“人”的历史活动，而非政治人物的静态标签。
按，作者姚勇为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西南边疆史。原文载于《中国边疆学》2021年第1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方便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用“[1][2][3]”等字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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