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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喜欢听父亲说古道今，纵谈天下。父亲本一介草民，却很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形势，典型的吃地沟油的命，操紫禁城的心。他最佩服的人是周恩来总理。那会儿经常听他说周总理如何如何了得，主要是口才了得，机智敏捷，幽默风趣，又绵里藏针，让对手敬畏。上网一搜，发现不少段子从那时一直流传至今。且说三段：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苏联。狡猾的赫鲁晓夫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攻击，因为老赫是工人大老粗出身，算苗红根正，周恩来则是资本家的后代。赫鲁晓夫挑衅说：“你说我们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什么的，批评得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恩来不慌不忙，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另一个故事是与美国人的较量。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大家都看着周恩来。总理依旧淡定自若，面带微笑说：“这并不奇怪呀。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一语双关，话里有话，但又无懈可击。
第三个故事涉及“国家机密”。据传有西方记者问周恩来：“总理先生，请问贵国总共有多少钱？”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实话实说，如何应对还真是很考验人的。而智慧过人的周总理从容不迫，给予了这样的回答：“我们新中国用的是人民币，国家的银行存款是18元8角8分。”当时，我们国家的钱面值只有1分、1角、1元、10元、2分、2角、2元、5分、5角、5元，加起来正好是18元8角8分。这可谓妙答。如此经典幽默的回答令提问者佩服有加。
虽然这些故事或许有夸张或演绎的成分，但从50年代的万隆会议，到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再到70年代中美建交，周总理一直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从容大气，风流儒雅，机智幽默，尽显大国领导人风范，则都是不争的事实。有时候面对不友好的外国政要，面对刁钻的记者提问，周恩来从来不会用“无可奉告”之类的不雅辞令粗暴“怒怼”。
80年代初上大学，中文系第一学期就开始学习古典文学。讲授先秦文学的温洪隆教授，是石声淮先生的徒弟。温老师那时候身体不怎么好，特别是腰好像有些毛病，有时便坐着给我们讲课。他一口带着浓浓江西口音的普通话，刚开始大家听得很吃力，后来慢慢适应了这种特别有趣的“地普”，倒也觉得有滋有味。
先秦文学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二，一是全文背诵《离骚》，那可是不容易的事，我们年级180人几乎个个都背会了。二是《左传》的外交辞令，感到古人讲话蛮有水平，艺术性很强。记得温老师还专门写过有关《左传》语言艺术的论文，我的同窗好友、温老师的高足阮忠兄对此也有过研究。《左传》上一些经典案例现在网上如“百度”、“知乎”也很容易搜到。
《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254年历史，其间包括了几十个大小国家之间的争战杀伐、折冲樽俎，所记载的外交辞令非常多，那些外交辞令无不温婉含蓄、彬彬有礼，同时却又能恪守立场、外柔内刚。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的《崤之战》，其外交辞令就称得上脍炙人口，耐人咀嚼。看两段吧。
一是弦高犒师。秦军准备攻打郑国，走在半路，被郑国商人弦高碰到，于是弦高装成郑国的使者，用12头牛、4张牛皮去犒劳秦军，并对秦军统帅说：“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看弦高的这番话，第一句首先挑破了秦军的企图，明白告诉他“我知道你们是要攻打郑国”，但又不直接说明，而是说“听说你们要行军经过我国”，而最后一句又讲明了，不管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只给你们准备了停留一天的物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欢迎你们”。如此一来，这次犒师也就不是犒师，明明白白是来示威了。虽是示威，但其中无一句凶悍霸道之语，整篇话语彬彬有礼，但言辞之中的强硬却不言而喻。所以秦军一听，知道对方已有准备，只好撤军走了。
二是皇武子辞客。弦高犒师的同时，派人去通知国内，郑穆公派人去看秦国驻郑国代表处，发现他们在厉兵秣马，于是就派皇武子去驱逐他们，皇武子说：“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敝邑，若何？” 这番话中，皇武子通篇都是以郑国物资缺乏为借口，说：“哎呀，你们几位驻我郑国也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郑国物资缺乏，再没有粮食可以供应诸位了。”口气也是彬彬有礼，而且言下之意是我们舍不得你走，哪怕你们自己去打猎也成。但是言语之中对秦国代表的那种厌恶、驱逐的决心，却是内含其中，不难体会到的。
在外交方面，真心的欢迎，真诚的理解，大方的支持，这样的话好表达。但面对对手甚至敌人，如何拒绝，如何批评，如何回击，甚至如何驱赶对方，那可是艺术和谋略。言在此而意在彼，含蓄蕴藉，软中带硬，骂人不吐骨头，等等，那既需要技巧、方法，更需要文化知识的修养和人生智慧的积累。中国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优良传统，值得发扬光大。
现代不同于古代，中国有别于外国。但就外交、外交辞令来说，也还是有些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人类交往、语言表达总的趋向应该是越来越礼貌，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符合人们的共识与习惯。
翻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外交”有如下解释：“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而什么是“外交辞令”呢？词典上说得简单明了：“适合于外交场合的话语。借指客气、得体而无实际内容的话。”显然，外交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外交辞令是一种不同于日常用语，也区别于国内一般场合用语的话语。
记得前些年朱镕基当总理时，每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成了人们的盛大节日。每到大会闭幕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大伙儿中午都顾不上做饭、吃饭，非得把总理答记者问看完。朱总理回答记者时的坦诚与大气、睿智和幽默常常让大家拍手叫绝。他卸任多年以后出了一套四卷本的《朱镕基讲话实录》，竟然成为了超级畅销书，那其中相当篇幅就与外交相关。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曾经让吴仪副总理（起初是担任政府部长）这位“铁娘子”一战成名。这位地道的出生湖北武汉（据说她老家在武昌司门口一带）的领导人，那是能伸能屈，刚柔并举。据曾经陪同吴仪参加中美贸易谈判的外贸部官员回忆：1991年，我们去美国和美国代表团谈判时，他们非常霸道，在谈判桌上十分尖刻。他们对吴仪部长说“我们是在跟小偷谈判”，这话对我们的民族自尊心造成了极大伤害。吴仪部长毫不客气地回敬：“我们是在跟强盗谈判！”当然那次谈判是无果而终，不欢而散。这当然是“非典型”的外交辞令。来而无往非礼也！
但吴仪也有“示弱”的时候。据《华尔街日报》2006年12月的一篇文章报道：吴仪似乎对她在人们心目中的“铁娘子”形象非常清楚，但她也是中国政界要人中颇能表现出幽默感的人。当年4月，在赴美签署采购订单（以缓和两国贸易紧张气氛）的行程中，她在华盛顿对满屋子的媒体记者自我介绍时说：主席台上男士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女士。她接着淡然地说：所以很显然，我现在处在弱势地位。有助手翻译了她的话，房间里一片沉默。忽然她用英语说：开个玩笑而已。在场记者中间忍不住爆发出一阵笑声。说到吴仪担当重任的外交活动，我们不由得还想到2003年非典时期她曾临危受命，兼任卫生部长，那份责任担当和水平能力实在让人折服。前不久，有位老先生转我一篇钟南山回忆吴仪的文章，钟院士对吴仪副总理十分敬重和佩服。转我文章的老教授，末了加一句“国难思良将”。此乃闲话而已。
新冠肺炎闹腾的非常时期，外交活动频繁，国际风云变幻，由此也引发出与外交辞令相关的问题。我看过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在美国的演讲和答西方记者问视频或录音，有礼有节，不亢不卑，感觉很有水平，不失大国外交官风度。当然面对刁钻的西方媒体记者，面对无法回答的挑衅性问题，崔大使的“太极拳”也打得炉火纯青。最近，他在回答白岩松“现在也有一些学术文章，它指向病源的发端不一定在哪，甚至会有论文说可能是在美国，但是您如何看待这种病 毒的源头说”时说：“我觉得病 毒的源头问题，还是应该让科学家来回答。其他人妄加猜测，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对于各国抗击疫 情工作也没有任何帮助，可能会制造恐慌、散布歧视，甚至传播谣言。”我觉得这是典型的“外交辞令”，同时也是一个大国外交官对敏感问题负责任的明智回答。
关于“谁谁把什么带到武汉”这类敏感话题，近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回答说：“关于病 毒源头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听取科学、专业的意见。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借此做文章，也不要借此对其他国家污名化，这不利于国际社会齐心协力抗击疫 情。”这些话显然剑指他国，但也应有别的含义，而看“辞令”本身则无可挑剔。
本来这个话题已经说完了，忽然想到“诗歌”，便画蛇添足多说几句。中国的老辈外交家除了擅长“主业”，不少人多才多艺。周总理能文能武，兼任外长许多年，大家都很熟悉了。陈毅外长诗词特别是七律写得好，连毛主席都夸奖过的。另一个将军大使黄镇，则是著名书画家。新时期以来，外交官们除了在国际舞台一展长才，也还在其他领域各呈风采，让人佩服有加。比如，曾任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的杨洁篪擅长书法（据说韩国潘基文的书法也很牛）；而前驻美大使李肇星是个高产诗人，他的旧体诗我没看过，但新诗还真像模像样，有些气象和韵致。
老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最近，新 冠 病 毒肆虐时期，好多人都在吟诗作赋，并热情高涨地在网上推送。自媒体本来就是所谓“用户创造内容”，原也不足为怪的。只是现在有些诗词，特别是有些六七十岁老同志带着那个十年的烙印的引吭高歌，大多空喊口号，观念陈腐，且毫无情韵和理趣，让人不知此年何年、仿若隔世，这种一点“诗味”也没有的分行“文牍”，读了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这样的所谓诗歌很有点让我们伟大“诗国”蒙羞，窃以为慎发为宜。
2020年3月16日
武汉封城第五十四天
范军，湖北省荆门市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传播学博士点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事业发展公司董事长等。
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会副会长，韬奋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社联委员，湖北省国际友人协会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期刊协会副会长等。
出版个人论著有《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综论》《文化软实力“力”从何来》《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苏东坡的人生哲学》等；合著有《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出版文化与出版产业专题研究》《历代笔记小品》；主编有《中外大学出版史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研究》《华中学术传播论坛》（多辑）等。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00余篇，发表散文、随笔数十篇，其中论文40多篇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研究成果获湖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论文奖等。个人获得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首届湖北出版政府（人物）奖、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等荣誉，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国家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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